宁德市图书馆

如果说唐代闽西南地区，特别是汀州地区还处于“蛮风蜑雨”中的话，那么，从宋代以后，汉族势力逐渐在汀州扩大，不仅体现在越来越多的非汉民族通过获得版籍成为编户齐民，而且体现在汉文化在整个地区的传播与扩散，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畲民在文化认同上发生改变。
  一、闽西南地区畲民的“儒化”
  宋明时期，在地方官和文人的推动下，闽西儒学慢慢得到发展。以上杭一地为例，在宋朝淳熙年间之前，上杭文教落后，上杭县令鲍粹然上任后，开始推行儒学，乾隆《汀州府志》记载道：“鲍粹然，字淳文，龙泉人，淳熙中令上杭。邑文风固陋，聘宿儒教导之，士始知学。邑多剽韧，富豪为之窝藏，粹然穷惩之。”①
  可见，地方官在地方儒学的推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到了明朝，上杭俨然成为文物大邦，乾隆《汀州府志》引明清方志称：
  明志云：士勤学问，女守贞烈；衣冠文物，颇类大邦；礼乐诗书，实多济美。漳南志云：尚文近侈。邑志云：士则崇儒重道，民则尚义奉公。男耕女织，各安其业。婚姻丧葬，邻保相助。国朝，文物类于大邦，科名甲于诸邑，家家建追远之庙，户户置时祭之资，其渐摩于熙朝之德化者，良深也。②
  笔者查阅地方志材料，发现闽西汀州地区蓝、雷、钟三姓在科举文教上取得较大成绩，其中较著名的有宁化的雷鋐、上杭庐丰的蓝正春，当代学者一般将其认为是畲族。③按照科举类别，将乾隆《汀州府志》出现的三三姓人物制成表格，罗列并分析如下：
  第一类：宋到清乾隆时期汀州进士中，蓝、雷、钟三姓共有21位，见表4-2。
  第二类：明到清乾隆时期汀州举人中，蓝、雷、钟三姓共有27位，见表4-3。
  第三类：明到清乾隆时期汀州贡生中，蓝、雷、钟三姓共有114位，见表4-4。
  雷恂（清流人）、蓝芝室（上杭人）、钟元德（长汀人）、钟甸夏（武平人）、钟霦（武平人）、钟远鸣（长汀人）、钟益（长汀人，恩贡）、蓝实（上杭人，副榜）以上表格对宋明代以后疑似畲族的蓝、雷、钟三姓人物进行统计。这些知识分子接受汉文化，大都隐去畲民身份，在科举、儒学等方面有所作为，也是后面雷鋐、蓝鼎元等人才辈出的原因所在。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畲民科举人才的出现，与当地文教事业慢慢兴起有关系，同时也与本家族势力的发展有关。
  陈支平等在整理闽台畲族族谱时指出，在畲族研究中，应重视钟大焜等畲族士大夫“如何处理自己的畲民认同和所谓的作为强势文化的汉族认同”这一问题①。在清代畲族士大夫中，除了钟大焜以外，佼佼者当属福建的雷鋐和蓝鼎元。民国《永春县志》曾对此问题作一番论述：
  按永春旧时土族有钟雷而无盘蓝，或以迁徙之故。又钟姓闻亦有改为章者，今皆与齐民无别，足见一道同风之盛。而汉族之同化力最强，能融铸无数民族而成大国者，又不仅同洲同种已也。且天之生材，固无畛域，微论拓拨呼延中古久登仕籍，即吾闽翠庭、鹿洲，谁敢复以畲民
  ①陈支平，刘婷玉：《闽台畲族族谱搜集整理札记》，《人民论坛》，2011年第12期，第26页。
  视者夫，亦生聚而教训之以达一视同仁之准则而已矣！①
  文中所提到的“翠庭、鹿洲”分别为宁化的雷鋐和漳浦的蓝鼎元，二人均为清代知名学者。作者认为，雷鋐、蓝鼎元是经过生聚而教训后的杰出代表，不能再以“畲民”看待。依此看来，关于“畲”与“非畲”界限判断，显然与“生聚教训”程度的深浅有关。假如以上论者是以客观的角度来看待畲族士大夫阶层的文化认同，对于畲族士大夫本身，其因身份特殊，显然更加纠结与撕裂。那么，这些知识分子阶层是如何看待畲民的文化认同呢？我们且以闽西宁化雷鋐家族进行分析。
  根据宁化茜坑《冯翊郡雷氏家谱》记载，福建宁化之有雷氏始于唐代中后期，始祖为雷甫，“由进士任洪州刺史。因人诽谤，移居抚州，随迁宁化。宁之有雷姓，自公始也。”②雷甫生雷祥，雷祥生八子，开衍八房，散居周边，即后来著名的宁化雷氏八大祖。传至三十世雷鋐祖父一代，雷姓已是宁化一大姓。族谱所载“汀郡宁化之雷氏，聚而居者数千家，邑巨族无与为比。”③雷氏家族不仅人丁兴旺，而且登科第者众多，“雷为宁望族，户数千，科第衣冠林立。”④雷鋐就是在这样的巨家大族中长大的。
  《冯翊郡雷氏家谱·世系图》简要概括雷鋐生前身后事：
  三十世鋐（鸣高长子）派名上辉，乡试名铉，字贯一，改名鋐，号翠庭。清晋赠通议大夫。雍正癸卯恩科乡试中式举人，癸丑会试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改编修。历官至通政使司通政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浙江、江苏两任提督学院。嘉庆十四年奉旨崇祀乡贤祠，国史馆纂入理学名臣列传。道光二十九年奉旨纂登忠义大臣列传。复奉谕旨嵬查，子孙几人蒙各大宪申覆达部。生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初四日，卒乾隆二十五年十月廿五日。⑤
  在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姻亲黎高嵩①为雷鋐作的传记中，更详尽地记载了雷鋐生平事迹及身后影响等：
  忆自少时尝闻里中雷翠庭先生为圣朝理学名臣，心恒向慕……公年十七入泮，受业于鳌峰书院蔡文勤公门下，读其学约知造道入德之方……丙子，陈情终养，归里……待族党，由亲及疏恩谊周笃，有匮乏者量力佽之。倡修大宗祠，复建祀三带祠，置产以丰祭祀。己卯冬，丁母忧，执丧毁瘠感疾，弥留时惟诲子孙孝友读书，不及家事，寿六十四而卒，乡里绅士皆叹悼。
  所著《校士偶存》《自耻录》《经笥堂集》俱已刻行，《读书偶记》蒙恩采入《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嘉庆十三年七月，邑中绅士原任扬州府太守伊墨卿先生、孝廉方正吴清夫先生、广东候补县伊彩峰先生与张荐和孝廉等，以公之学术醇正，践履端方，化导乡人，转移风俗，朝右靡有闲言，闾左皆所矜式，应祀入乡贤祠。造具事实册结呈两学，加结牒呈邑侯通详，具督抚题礼部议奏：已故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雷鋐，系大臣从祀，应遵例专折具奏，可否准其入祀乡贤祠，恭候钦定。奉旨，雷鋐准其入祀乡贤祠，钦此。遵即制牌祀于祠中。②
  雷鋐在《清史稿》另有立传，该传对雷鋐的理学成就予以高度赞扬，认为“闽之学者，以安溪李光地、宁化雷鋐为最。”③《清儒学案》概括其学术渊源：“闽中学派，安溪、梁村皆宗朱子，翠庭亲受学于梁村，立朝建白，多持大体。督学吴越，以理学维风化，不愧醇儒。闽峤后进，多依归焉。”④《冯翊郡雷氏家谱·世系图》说得更清楚：“宋道学肇自濂溪，伊洛承之，而盛于闽。圣朝崇儒重道，安溪李文贞公、漳浦蔡文勤公得程朱薪传，漳浦门人雷谕德鋐称首。”⑤
  上文所提到的安溪李文贞公、漳浦蔡文勤公分别是理学名家李光地和蔡世远，而雷谕德鋐是漳浦蔡世远的“门人”，即雷鋐师承于蔡世远。蔡世远又跟李光地有关系，《清史稿》称：“蔡世远，字闻之，福建漳浦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大学士李光地以宋五子之书倡后进，得世远，深器之……五十年……巡抚吕犹龙延主鳌峰书院，以正学教士。”①
  雷鋐与李、蔡两位理学名家的学术渊源颇深。关于蔡世远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学者已多有研究②，此不赘述。然而，关于蔡世远与雷氏家族的密切关系，却少有人提及，我们可以从宁化雷氏族谱看出一些端倪。蔡世远曾应雷氏家族之请，为雷鋐祖父雷世守撰写《清待浩赠雷处士慎庵府君墓志铭》，其文曰：
  宁化有处士雷君慎庵，敦孝睦，重礼法，用训厥族，式榖厥子若孙也康熙丁酉岁，余主鳌峰书院，其孙鋐来就学，年少有志，尚跬步一范于礼，体察宋儒之书省克若不及。余固疑其或得于祖父渊源所渐，因询知君之为人……鋐之来学也，君以书勖之，曰：濂洛关闽正学也，有倡之者，汝其勉乎！鋐举于乡，君曰：吾故甚喜，然此未足以云也，吾闻师友之所望于若者与乃祖券矣。故鋐志道专且笃。③
  从墓志铭中也可以看出除了师承外，雷鋐家庭环境也是其理学有所成就的重要因素。关于雷鋐祖父的影响，另一则墓志铭更描述得更为详尽：
  ……公生有大志，好读书，凡天文地利（理）兵阵律数以及百家技术家言靡不究悉，然一以孔孟程朱为归。曰：学得其正，则百家皆吾用，不然非道而行小慧，只足杀吾身。当是时吴逆倡乱，五岭外多和之，其以闽叛者为精忠，布伪劄诱致群不逞。或以谋诸公，公叱曰：与犬狂噬旦夕醢耳，果有才将为国用，宁为贼用。告者急走遁。迨耿逆平，而公尊人以他事为仇所诬，公代讯，昼夜走二百里，呕血数升，庭鞠词慨理直，事大白而室则已罄悬矣。乃屈首为里塾童子师，训诸弟子，以邪正义利辨日严……今鋐力强仕受圣天子特达之知，且素学于蔡文勤，他日不负所学，其大确为者，庸非即公之有为乎！祖孙一气，翕张一机，固可以公卜之也。①
  雷鋐父亲雷鸣高也是有学识之人，后人撰写的墓志铭称：
  ……奋志读书，夙夜罔懈，年二十二补弟子员，旋食廪于庠……会蔡文勤先生主教鳌峰书院，以宋五子书倡导后进，遣谕德（雷鋐）就学，勖之曰：汝知程伯温使二子受教周茂叔故事乎？后蔡公奉旨内召，时谕德已举贤书，亦计谐赴都，蔡公留之读书邸第。先生亟寄书谕以登实行，取益友，息标榜，杜奔竟……是得程朱家法者，谕德之学其由于庭训乎！②
  文章很客观地评价雷鋐家庭环境“庭训”，对其“得程朱家法”的重要作用。
  除了雷鋐父祖的直接影响，雷氏整个宗族崇文重教、热心向学，很有关系，谨从族谱罗列几则：
  （十八世）仁寿：“少读书莲芜山馆，虽凄风苦雨，旦夕不辍，有昔人绿满窗前草不除之乐。年十六补弟子员……著有《孝友传家录》《宦游杂记》《经史撮要》诸书，今郡云嚷阁尚载公记焉。”
  （二十世）神保：“公赋诗自乐，手录马援教子书于壁，日督诸子弟以诗书。曰：‘吾家良田惟此耳！所积产甚厚，将田一顷五亩，递年会其租银责送军卫，为义子赡差。”
  （二十二世）汝霖：“刚介有气性，为文探极理奥，析缕丝发，有不欲索人解者。其时执经请业者无虚日，邑诸名俊多游其门。年六十由明经考授训导，未仕而卒。”
  （二十三世）务：“字智先，以郡明经肄业。北雍时理学名儒国子监祭酒、翰林院大学士丘琼山先生授公为第一，谓公根抵深厚，能发宋儒未发之旨，卓乎，有先正风味焉。”
  （二十四世）浩通：号明斋。年十七补邑诸生，二十汽（食）于庠，由岁贡生授永定县教谕。冬一裘，夏一葛，苜蓿一盘，悠然自乐、教生徒以经术为先，艺文为末，谓坐明堂非沿习故事已也。甫至集宋儒语录为人士劝，与诸生较艺凡明晦风雨，娓娓不倦。邑令罗君以甲科高才为公屈服，谓司铎如公，其设法科条不减湖州也。
  （二十五世）文积：字冲吾，浩通公子也。好古力学，能继父志，屡冠诸生。年五十余而列明经。是亦善绳祖武也。
  瑶：字国用，号玉泉。读书勤苦，闭户不与外事。家无檐石，口不言贫。自为诸生，至岁荐贡生，从未诣公庭。常谓松竹吾友也，生平诗赋自乐，教子义方。
  显凤：字腾吉，号泉州，邑库生。生性澹定，刻志读书。累科未第，遂隐居不出。工于诗，曾作《宁阳八景》，前志录之。
  第：字声希，号玉关，国继祖也。读书晨夕以针，计凡经史子集靡不淹贯胸中。与温泉李元仲先生为同年诸生，元仲语人曰：某吾畏友也。邑镌十六子集，公居首。赴秋闱，房荐者二。
  宣：字起潜，国生祖。读书目不加再，与兄弟动同列十六子集，邑号三彪。①
  随着雷氏宗族的强大，族人也逐渐重视鼓励本族子弟读书。如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雷鋐祖父雷世守的第三次纂修的宗谱亲自定了十二条族规。有两条对鼓励读书做了规定：
  一后学之宜励也。吾族诗礼传家，向来人文彪炳，至今不无少衰，亦父兄之教不先耳。嗣后递年春夏秋冬，每季命族中凡行文子弟作文会一次先于清明算数日抽出，赏银若千，以备酒饭，交先达者，严较其优劣。如子弟不赴会作文者，罚其父兄银三钱。
  一学田之宜设也。吾族向未立学田，一时创设势所甚难。今议从前已入泮者，不论嗣后族中凡入泮者，于族众尝银出三钱，于其本房祖尝银出一两，与之作顶带之货。至赴乡试者，亦于族众尝银出三钱，与之作卷资，于其本房祖尝银出一两，作舟资。至子姓中有叨祖灵中乡榜者，出喜银十两中甲榜者，出喜银二十两。若恩、拔、岁、副，出喜银三两。入衣冠会内，递年存积，以为置买学田之资。如不出者，祖宗共诛殛之即族中有犯从前所议规例者，其罚、银亦存此内，一以示戒。一以示劝也。①
  由此可见，随着雷氏宗族强大，其家族子弟的汉文化与周边汉族不相上下，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能略胜一筹。族人的汉文化习得水平越高，其在文化认同上将与周边汉族越来越接近。闽北光泽大禾山《石城雷氏重修族》认为本族与雷鋐有关系，该族谱录有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宁化知县潘时宜为《雷氏重修族谱》作的序，对宁化雷姓的情况做了许多溢美之词：
  予往政宁化历年八载，所治百里，经理粮赋，丁苗无有过千。雷户者且人物清雅，行止端庄，役则趋赴，赋则早输，睦乃戚，和乃里，咸率醇厚，治年久而罕丽（古通“罹”）法志。予喟然叹曰，雷籍庶而且富而益醇，诚良族也，必有所由始。因即其谱观焉，自始祖宪至七世甫，皆居显宦，自八世详迄今时廷等辈，二十余世尚承殷富，丁苗踰邑，斯知其从来也远矣。②
  潘时宜在《宁化县志》中有传，③该序中的“役则趋赴，赋则早输”说明早在明中叶以前，宁化雷姓早已成为编户齐民，是当地纳税及时、不违法令、富庶醇厚的“良族”。然而潘时宜在考察族谱的时候对雷姓的读书取士情况提出疑问，他写道：
  特惜自甫以后显宦不继，毋亦风土所阻，气数未还耶？如局风土均一，宁邑士有状元，官有朝绅，古何其盛；如以气数，脱科以来百有余岁，运之将复，非其时乎？予自下车，庠士未满四十，今则已至百矣，非将盛之机乎？天行德复无闭不开，况雷氏自甫以至时辈已二十有余世矣，其间聪明俊伟者志虽多，而入泮者寥寥无几。噫，十室必有忠信，巨族岂无贤才！肆今如廷辈十一、二生，力学游庠，彬彬凛饩，是盖气运将兴，而甫以上之踪可企矣。且英彦迭生，继志者众，他日如张公及第者有也。①
  潘时宜敏锐察觉宁化雷姓从祖上宋代雷甫当了大官以后，此后长久的时间里竟无显宦，“自甫以至时辈已二十有余世矣……而入泮者寥寥无几”，于是他提出难道是因为风土被阻或气数仍未还回？但是又一一被反驳，如果说风土被阻隔，为什么宁化自古以来，为官的不少？如果是气数，可是又面临着“脱科”的好机会。待潘时宜上任后，庠生开始增多，他因此认为雷姓的气数已至，后来因为宁化“学门”迁到鼓楼，潘时宜命术士卜算地理方向，潘以风水术士的预言，再一次说明雷姓必出人才：
  兹因迁学门鼎鼓楼，命术士以卜方向，就与语曰：“愚观宁邑祖坟，惟雷家冢多葬秀丽山龙，后世必有名世者，其灵气之逼今将盛矣。”然则风土又岂少乎？指日飞腾，连绵甲第，余于诸子有厚望焉。岁因雷生廷照、廷科等腆仪币恳求为序，遂笔之于谱云。②
  根据该序文，后世雷姓果然出了大人物，到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宁化雷鋐果然殿试二甲第九名高中进士，入翰林院，历任浙江、江苏学政，官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其道德文章备受世人推崇，成为一代理学大师。
  然而，对于该序文，在宁化雷姓族谱中未记录，却只见于光泽雷氏族谱，颇觉可疑。另外，关于雷氏族人如何看待自雷甫之后几十代无显宦的情况，笔者认为修撰族谱的人用所谓“风土”“气数”为理由，可能只是托词而已，我们应从族谱“攀附”现象去理解，即所谓的“帝王作之祖，将相为之宗”，宗族攀附一些名人，进行历史记忆建构，而此后的选择性失忆。
  不管明嘉靖年间，宁化雷廷照、廷科等请知县潘时宜作序之事实是否为真，至少可以表明，在明清之际，随着宗族的发展，宁化、光泽等地的雷姓畲民注重文教的作用，并开始对汉族著名祖先、祖坟风水传说等一系列历史记忆进行建构，目的都是为了提升本族群的地位。
  除了宁化雷氏外，上杭雷氏也是当地较有影响力的家族，该家族在明清以后出现了不少读书致仕者。如上杭雷姓七世雷东阳，据族谱记载：
  升之公，讳东阳，号考履。公生性聪颖，文笔斐然。明嘉靖间由岁贡生补授山东太安州莱芜县训导，历任二十年，造就甚众。致仕回籍训诲子侄，多有声庠序间。寿至七十八岁而卒。①
  雷东阳事迹载于民国《上杭县志》，该志卷十《选举志》载：“雷东阳，（嘉靖）十九年任莱芜县训导。”②其弟雷宾阳为明代四川重庆府合州州判，民国《上杭县志》称：“雷宾阳……合州仕宦。”③
  再如上杭雷姓八世：
  （雷鈇），肃夫公，讳铁，号畏斋。公为德夫胞弟，幼年随兄从季父读，天性聪颖，一目十行俱下。弱冠进浮，屡试优等，补增广生。明嘉隆间由附贡任湖广宝庆府经历，恭遇覃恩赠父中之官如其阶，旋署浦城县，升江西王府贰尹。回籍后乐育子弟，多有成就，季子与垣后以附贡供职殿廷，诚盛事也。④
  （雷铁的兄弟雷钺），嘉靖季年，由附贡历任典仪之职。考《明史·职官志》，典仪为部属官，秩八品，其清贵可知。⑤
  上杭雷姓九世：
  （雷与垣），枢汉公，讳与垣。公为华汉胞弟，从兄读书，力求上进。明万历间由附生奉例报捐中书，供职武英殿。⑥
  （雷甘雨），汝济，讳甘雨。明广西归顺州吏目，奉议州判宫，署奉议州知州。⑦
  上杭雷姓十世：
  （雷有复），明天启间由岁贡补授四川临水县主簿，成都府经历，均有政绩可纪。⑧
  以上所举人物如雷铁、雷钺、雷与垣、雷甘雨、雷有复在县志中皆有传。如民国《上杭县志》载雷铁，“肃夫，讳铁。明湖广宝庆府经历，署浦城县知县，升江西王府二尹。”①
  还有一些上杭雷姓畲民甚至开始学习西方的一些文化，如十四世雷泰有，“天性聪敏，精通百艺，能运巧思仿造西洋日暑及自鸣钟表”②十五世雷鸣盛，“公于乾隆癸未年考进郡庠，试辄高等，师事同邑李梦登先生，精习西洋格算并通诹吉家言，在学宫右畔开设常初堂日馆。”③这些都说明读书之风在闽西畲民家族中颇为盛行。
  闽南漳浦县蓝姓畲族，是当地望族，有功名显赫的蓝理、蓝廷珍，也有文功著称的蓝鼎元，儒家思想在该族群体现得更为明显，蓝炯熹写道：“历代军人的坚甲利兵装饰了‘新城’蓝氏家族兴盛和自豪，皇恩浩荡的政治权势已经把‘新城’主人和乡村一般的畲民家族割裂开来，使之和同代的名门望族、达官贵人平分秋色。在‘新城’主人的意识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封建王法与宗法的正统思想”。④
  二、闽西南地区畲民的“王化”
  按照帝国王朝的观念，是否被纳入国家管理体系，纳税服役，成为编户齐民，是一个地区的居民是否被“王化”的标准。笔者前文论述说明，随着“华夏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山洞”被开发，许多边陲地区的非汉民族被“华夏化”，成为帝国的子民。明代中叶以后，特别是王阳明巡抚南赣以来，在闽粤赣边区，越来越多“新民”向化，这部分“新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畲民。我们可以从一些畲族族谱来分析畲民的“王化”过程。闽西南的畲民较早进入国家管理系统，早在明代就成为编户齐民。根据《闽杭庐丰蓝氏族谱·杂录》中记载该族的田赋情况：
  族自子荣公建基庐丰后开垦莲塘，大明定鼎，遂承充胜运里二园四甲里长，后归长房袭顶……清代完粮规则，每田载税一斗即该完民米一合，而民米扣算每升则该完银三分六七厘。时分两忙，上忙于秋收后完，下忙于冬收后完。至于业权转移，则须印契割米。永清公裔米经别立户记，每岁定于元月初五日会集核册，自行推收过割，九富户粮额多冠全杭。①
  明初蓝氏族人即承充里长，明清以来缴纳粮额“多冠全杭”，族谱又记载清代族人担任里长或“多习吏事”②，上杭庐丰乡族谱录有江西梓山谱的《族约十四则》其中一条称：
  早输纳以免催科：纳税本国民义务，田赋乃国家正供，既践土而食毛，合急公而奉上。若迁延逾限难免胥吏之追乎，诖欠株连更增额外之需索。为之语曰，鸟言尚修职责，牛蹄亦知享王，曾居中土可怠玩而不早完国课乎？③
  族约中认为本族“居中土”，所以需要“完国课”，这与传统畲民文本中宣扬的“免差徭”思想截然不同，造成这种区别的是所处的历史情境不同，即是否已经编入齐民，并且形成国家认同。
  上杭钟氏《钟氏念二公派族谱卷之一乡约》要求族人“清税谷”和“戒异服”④，即要求及时完粮，不准奇装异服，这都与免差徭、衣斑斓的传统畲民族群特征相去甚远，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该地钟姓畲民的文化认同的完全转变。
  “王化”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国家认同的形成。早期畲民参与地方事务被政府征调为本地武装力量，实际是因为畲民具有善武、长于射猎的特性。招募畲客是一个普遍现象，如嘉靖《惠州府志》“猺本盘瓠种……久之稍稍听征调，长枪劲弩，时亦效功。”⑤之所以被征调，同治《景宁县志》解释最为详细，其文曰：
  国初，山寇猬起，剽掠无宁。岁时乡兵按家抽取，县尹统之汛兵防弁，统之进剿则汛兵先，而乡兵继，鸟枪技击颇有擅优。旧志，民兵斧锸而外无长物，耕耨之外无余技。景邑民居散在岩谷，尝持鸟枪以角禽兽，而戒穿窬，故俗颇谙乎此设一且搀枪示警，集而用之，亦守御之有技也。近奉私庄之禁，用者统限以尺七寸为制，不能施远。而业者鲜矣，惟善猎，畲民犹为习者。①
  清代《惠安丰山蓝氏族谱》中对本族来源进行追叙，其文写道：
  大明永乐二十二年，福建漳州府南靖县贼人朱晚反。总兵官都指挥姓赵，征之不克，乃出榜张挂四方，招募畲人精于弓弩者，相与讨诚。蓝友禄、雷三叔等，在浙江省闻知，方率子孙下闽与赵指挥助战，用计擒朱晚缚送军营。赵指挥大喜，赏蓝友禄、雷三叔白金五十两、绢帛五十匹，又令蓝友禄、雷三叔招会稽山等处子孙下闽聚居。又遇正统七年，龙岩州永福县盗起，漳州同知招募蓝氏、雷氏畲众去龙岩界。苦竹营屯驻，拨隶总兵官金大人帐下，逐日出战，搜山捉贼。每战有功，赏赐叠加，贼惧畲民神弩，不敢再动，偃旗息鼓而退，自此贼平民安。蓝、雷子孙不回浙江会稽山，而在福建省漳州府聚集安处矣。居数世子孙昌炽，星散四方，或兴化，或仙游，或南安，或永春，难以悉数。②
  上文所提及的明永乐年间南靖县朱晚起事，查现存的明清《南靖县志》，作为地方重大事件的兵灾，该事件在方志中却没有记载。可以推定此事并非历史事实，但从中却反映了明代以来，畲民因勇猛善战，被官府招募参与镇压贼寇的事实。到了明代，一些畲族仍被征用，作为地区武装力量之一，如明代张本余在成化十三年（1477年）任南靖知县时，“南靖上杭溪南寇至，乃团集民快，招募畲客，以扼险隘，贼不敢犯。招募畲客，以扼险隘”。③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倭寇进犯福安，福安知县李尚德“复令晓阳快手并民壮召畲人协战。”④如果畲民被招募还是被动参与地方事务的话，明清以后，许多闽西宗族则是主动参与镇压寇乱，显示了畲民国家认同的转变。乾隆《汀州府志》记载明代武平人钟运捷：“团练把总。时流寇犯境，运捷捐资招募义勇，偕胞弟元捷、云捷统众追击至永平寨，冲锋陷阵，兄弟血战而死。邑令义之，祀忠烈祠。时有程可正者，武平哨长，亦以永平寨阵亡，受旌。”①
  再如宁化雷姓畲民：乾隆《汀州府志》记载宁化县城池时称“明正统间，两遭沙寇，垣墉划平。正德五年，知县周楹请筑土城。九年，邑民雷文琳等，状言甓砖已久，知县何鉴以闻，得请郡丞唐淳与鉴共成之。”②
  邑民雷文琳是宁化雷氏家族成员，属于当地较有地位之人，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参与当地地方建设。可见至少在正德年间以前，宁化雷姓家族已经在宁化成为地方重要组成部分。
  雷鋐的祖父雷世守：“字卫天，宁化人。康熙甲寅，耿藩叛，招致世守。或劝其受伪职，为庇族计。”世守叱之曰：“若为贼作说客耶？！”挈家遁入山中。子鸣高，捐金购祭田，建八宗祠。相国张廷玉额以“八宗永世”。③
  再如上杭蓝氏畲民：“蓝桢，字孕和，武平诸生。顺治丙戌，粤寇犯境。桢募乡勇，守金鸡大岭隘，贼不能攻。解围后，乡民乏食，出粟以赈。子灏春，有擒林耀祖功；沐春，当耿逆平时投诚，授教谕。”④蓝灏春、蓝沐春都是当地精英，在族谱有传。
  上杭蓝姓、雷姓宗族中有一些人因为经商而积累一定资金，随着家族经济实力的增强，这些族人积极参与地方诸多事务处理。之所以有这样的行为发生，一方面是族人受到古代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现实的需要，只有更多地参与地方事务，才能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从而获得地方各方势力的认同。如在明宣德年间，上杭雷氏四世雷应生：“督同侄豫侄孙宽等独立捐收城垣，事详邑乘。”⑤正统十四年，沙尤邓茂七攻破上杭县城，上杭雷氏五世雷豫积极参与本县事务，受到朝廷的封赏，族谱载：
  时县令岑嵩从公与邑人郑仕敬、孔文昌及堂侄宽等所议，申请上奏复筑城垣。至天顺六年，县令黄希礼申详各大宪，奏告成功，奉旨谕布政司石琄临邑，后蒙奏奖，赏给以顶戴省民。又于成化三年，县令胡钺改建谯楼五间，高五丈，公创捐粟四百石，后经申详奏奖，赏给七品冠带。事均载邑乘。①
  六世雷宽：“天顺八年，独立捐修城垣。成化二年，修筑谯楼并捐粟四百石，以资赈济。”②再如，清乾嘉时期，上杭十六世雷大行经商致富后，“邑中有大兴作，公辄命子弟以兼金资助。西津创建罗星，公与邑人郭斯秀等七人独力担任，各费数百金，在城儒考两庄捐助亦及千金。经手创建大屋三间，分与三男各自居住。”③
  说明经营靛业等生意的上杭雷姓积累了大量的资金，不仅回乡本族进行建设，还积极参与当地地方事务建设。咸同间上杭叠遭匪扰，人心惶惧，十七世雷发彰“与邑绅襄办团练，屡保危城，俱详邑乘”④同治甲子年，十七世雷发谟“以全城功保升游击，封赠如例。”⑤十八世雷高飞：“中年后渐臻富有，乐行义举，咸同间粤匪扰杭，屡捐军需。”⑥还有亲自抗敌的，如十九世雷松：
  咸丰七年春，粤匪陷建、邵诸郡县。四月初七日，自宁化陷汀州，二十有二日匪抵河田，官军败绩，上杭戒严。知县程尚塙、游击彬昌与邑绅会议，团练兵少恐寡不敌众。时候补都司邱廷健率精勇数百名次峰市广福练局，众议乞援廷健，匪离县百余里日夜可至，人多畏避。公素负勇敢，佥举往峰求援，慨然就道，乘夜抵峰。于五月五日遂率勇二百名赴援，抵县东萝首岭，匪半途要击，公奋勇直前杀敌数十，至南冈力竭阵亡，闻被匪尸解七断。后兵退安乡，于初九日乘间入城，城赖以全⑦
  咸丰时期的“粤匪”指的是洪秀全等的太平军，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雷熙春在《万年公家传》中称：
  洪杨发难以来，蹂躏遍十七行省，印累累而绶若若者，弃城资敌比比皆是。其至杭也，连陷建邵诸郡县，由汀州南下，势焰正炽。①
  该文比较详细地说明雷氏家族族人为了保卫桑梓而牺牲的事例，更加证明已经融入地方社会。这与宋元时期畲民“贼”“寇”的形象简直就是天壤之别，这也再次证明畲民边界由于文化认同的转变而发生了变迁。此时的闽西畲民将本族视为国家的一部分，与原来畲民宣扬的“不税不役”超脱的心态是不同的。
  我们再来看看闽南畲族的情况。光泽积谷岭雷氏畲族与南安、建安、丰城雷姓均有联系，光泽积谷岭雷氏六世孙雷世彤记载光泽司前村《积谷岭雷氏族谱》卷首《积谷岭雷氏重修族谱新序》：“（同治壬戌元年）时予年七十有五，老且病，闻之喜，不敢辞，即将前后旧谱细心披阅，复出所得南安、建安、丰城各处世系实录校对。”②光泽司前村《积谷岭雷氏族谱》录有《泉州诗山雷氏宗谱旧序》，大抵可以了解雷氏家族的闽南的基本状况：
  若吾宗之以雷为姓，派所自出，耆旧有传。政公家于泉之西隅，生子三：长思颜，次思斌，幼思文。政公既殁，兄弟拮据维艰，乃或守或赘，各随所志。于是颜公赘于南安李氏，洪武十六年，始入南安籍。斌公仍居金权巷。，文公赘于奈坑许氏。斌子仙与迁于南之三十五都白石乡。仙与生保福，保福生德甫，德甫生元及魁。魁徙于南之城山，其乡曰“石门坑”，颇谙公务，于是族人推为户正。③
  从以上说明元末明初时期，居住在泉州雷氏家族三兄弟由于“拮据维艰”，乃“或守或赘，各随所志”。其中，次子思斌“仍居金权巷”，以后雷姓主要为二子的后代，家族开始兴旺，有被推选为“户正”者；而长子思颜入赘于南安李氏，三子思文入赘于奈坑许氏，二人因入赘改为他姓，光泽司前村《积谷岭雷氏族谱》摘录的《泉州南安雷氏族谱旧序》与上文记述基本相同，关于长子和幼子入赘的表述为：“长思颜，赘于南安李；幼思文，袭姓于奈坑许。”④二人“袭姓”的事例，再一次说明了元明以来，有许多畲民融入汉族，成为汉族的一分子。
  除了畲姓融入汉族，也有汉族融入畲族，光泽司前村《积谷岭雷氏族谱实录》载始迁祖雷若卿：“祖居泉州南安县十六都雷厝坑，后徙居邵武光泽二十四都积谷岭。当公播迁之时，正郑蛮倡乱之日，时值清明之候，兵役交征，泉之人民奔窜遑遑。公乃慨然曰：‘大丈夫何处不可为家，而必依依居此乱离之地。’乃决志达引，竟赴杭北，既离祖地，卜筑于斯。又窃念独力难以建立家室，遂招谢姓，聿来胥宇，亲亲莫逆，凡事必指引依托……生女三，长适谢廷赞，次适水竹巢戴，三适镇岭黄。”①
  文中记载雷若卿考虑到“独力难以建立家室”，于是“招谢姓，聿来胥宇，亲亲莫逆，凡事必指引依托”，招谢姓汉人入赘，且关系良好，从文后长女嫁给“谢廷赞”可以得到印证。
  关于雷姓家族在地方的作用，《泉州南安雷氏族谱旧序》记载比较详细：“洪武五年，调戌镇东卫，募人效役，合族照丁津贴。洪武十六年（1383年），任十六都八甲里正。十年，例应子孙策应军民二役至今。”②该记载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至迟在明初，泉州雷姓融入地方社会，成为当地国家秩序的维护者。
  可见，在闽西、闽南，蓝、雷、钟等姓的族人没有将自己视为畲民，其他当地百姓也没有将其视为异类。评判标准为读书取仕、宗族势力等情况如何，如雷鋐、蓝鼎元家族都是当地望族，具有聚族而居的居住特点和并拥有一定的身份地位、在与国家的关系中，闽西、闽南，蓝、雷、钟等姓的族人以“臣”的身份出现，忠心为国，表现为积极参与国家、地方事务，如抗匪御寇、修建城池，并且积极参与公益事业等。
  刘志伟认为，到明中叶，中国南方的福建、广东等地区出现了大量的士大夫家族，地方进入士大夫主导的社会秩序。③我们可以将上杭、宁化等地方社会，看成一个乡豪支配的社会，庐丰蓝姓、宁化雷姓畲民是当地较有影响力的宗族。这些乡豪通过社会公共事业与王朝国家发生联系，从而成为地方上具有正统性身份的政治势力。另一方面，明清政府也希望将这些地方乡族势力纳入帝国的权力体系中，从而加强封建王朝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