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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叶以后，随着国家在闽粤赣地区采取了一系列基层社会管理以及秩序控制措施，地方由“乱”向“治”转变，华夏边缘进一步深入边陲，当地的族群格局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一、明中叶以后闽粤赣地区畲族的走向
  温春香认为王阳明时期的闽粤赣毗邻地区，族群界限是复杂且模糊的，“畲”的族群影响力在动乱中突显出来，而非弱化，因为谢志珊等打出的旗号使得畲民被时人所熟知，同时，“畲”与“盗”被画上等号使得官方与民间对畲民更加警惕，畲民作为一个族群的特性被反复提及，并无限放大。也就是说畲汉之间的族群边界在动乱中更为明显，并且随着动乱的影响力扩大，畲的边界有向外扩张的一个趋势。明代王阳明平乱之后，“畲民”这一概念其实是经历了一个重新界定的过程，而这个重新界定的工作主要是从各地所修撰的方志中开启，并潜隐地影响了后世对畲民的界定与认识。”①也就是说，明中叶以后，文献中出现的“畲民”与宋元时期的“畲”，在内涵上已经不能完全划上等号。随着闽粤赣地区大量新县的设立，许多畲民也化为新民，该地区的畲汉边界又大范围地移动了。
  明中叶以后，一些新县的居民编户落籍，这些居民中有一部分为畲民。如闽西大帽山一带“今新抚之民群聚于河头者二千有余。”②，安插游耕的畲民在里甲之中，是为“新民”，由此获得了官方合法的身份，成为“编户齐民”。如明代谏议何楷在《平和县志》序中描写平和设县后民风的转变情况，该文写道：
  居漳郡西南陲，在职方为新设之邑。当正德间，芦溪、箭管诸巢寇出没叵测，汀、漳实靡宁宇。时阳明王先生督抚南赣，发二省兵定平其境，请于朝，设立县治，割南靖、漳浦二里以隶之。于是乎，虎遁迹而枭革音。③
  所谓的“虎遁迹而枭革音”明为写猛禽、猛兽绝迹，实际上是指蛮荒地区被开辟，间接说明了盗寇的消弭。再如明代李诩《戒庵老人漫笔》中记载“洞蛮四种人”，称在江西除了畲民外，还有猺人、蜒人、黎人等四种人，但畲民与另外三种人有所区别：
  江西省崇义县，正德间新立民皆輋种洞蛮也……《后山丛谈》云：“二广居山谷间不隶州县，谓之猺人，舟居谓之蜒人，岛上谓之黎人。瑶音姚，蜒音延，韵书作蜑写者，音但，下注南夷海种。则蜒字宜以虫从下为正。輋种亦輋人。”《丛谈》所载三人，今称无异，盖有四等异人称矣。①
  按照以上记载，赣南地区对猺人、蜒人、黎人三类人“今称无异”，说明仍沿袭以往的称呼，而畲民则纷纷成为“新立民”。形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王阳明之力畲乱，使得该地区部分畲民成为新民，而新民的向化对畲民族群变迁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当然，在其他地方汉人心目中，以上各族群的特征差别不大，这也是为什么畲、瑶、苗等在南方地区混用的原因之一。
  王阳明对闽浙赣畲民的影响是巨大的，一些畲民甚至建祠予以纪念。如上杭县城建有“王文成公祠”，据说为庐丰蓝姓族人倡建。《闽杭庐丰蓝氏族谱》载：
  王文成公祠，为吾先哲一枝公所倡建。地即文成公祷雨故址，堂后壁嵌有祷雨碑记，故又称“时雨堂”。相传初与城人共建，后因城绅莫某曾任同知署府事归，相与同事，以公属知县班，恃齿爵兼尊，对乡人时多笑谑……莫意县治居城，县官必扬城抑乡，日者适谒县主谈及，公即谦和请教曰：“杭城原属来苏里，名曰郭坊，毕竟先有四乡而后有城乎，抑有城而后有四乡乎？”县主曰：“此必先有乡而后有城也。”公即谢谢大笑曰：“县主高见，诚大矣！拜服拜服。”莫心忿，即主分离，另建一阳明别业。②
  上杭的王文成公祠应该是在清乾隆至嘉庆年间建造。上文所提及的一枝公生活年代主要在乾隆嘉庆年间。一枝公，名蓝桂，乾隆六十年乙丑科举人，嘉庆十年乙亥科进士。《闽杭庐丰蓝氏族谱》卷末之三《选举志》称：
  （蓝）桂，字孙阶，号一枝，长岭下人。由进士历任云南太和永善、浙江长兴松阳、安徽蒙城瞿立宿松知县，自盐井提举，大理府同知，三充江南乡试同考官，县志有传。①
  王阳明作为地方治理的功臣和儒家思想的推行者，是国家权力和汉文化的代表人物。在闽西等地区，定居下来的畲民逐渐接受并主动靠拢汉文化，建造王文成公祠是闽西畲民对国家教化认同的具体体现。
  一些没有接受或不愿意接受汉文化的畲民，则面临着被迫迁徙的命运。中央政府通过军事压制、设置县治、加强教化等手段进一步加强对闽粤赣地区的控制，使“盗区”变为“治区”，一些畲民或者逃避战乱或者被军事驱赶迁徙其他地区，这对畲民迁徙起着推动的作用。乾隆《潮州府志》记载明代成化年间饶平县令杨昱曾对本县的“輋瑶”进行驱赶，其文曰：
  杨昱，字仲明，会稽人。成化间以举人擢饶平令。时新设邑治，规模未立。昱至，建城解，辟草莱，驱輋瑶，劝农桑，均赋役，兴学校，士民讴思以为有开辟功。②
  将驱赶“輋瑶”与建城、兴学等作为宦绩，说明三点：一是明中叶之前广东饶平等地的畲瑶族群数量不少；二是为了控制地方，建立新县；三是汉族势力深入，实行文化政策，建城为防敌寇，辟草莱增加农田，均赋役更多的是向非汉民族征收赋税，以显平均；兴学校汉文化推广；在这种人口与文化输入的同时，一些不接受汉文化的非汉民族，在广东一带主要为畲瑶，显然需要向外迁徙。迁徙的地方显然是在汉族势力控制较松的地方，也就是更为偏远的山区，这基本上可以看做一个南方族群社会演变的一个基本过程。另外一些畲民仍生活在闽粤赣地区，他们被编入版籍，成为纳税服役的王朝子民。畲汉族群边界在动乱中不断移动，其总的方向是华夏化运动以螺旋式上升的趋势，逐渐侵吞着非华夏人群的势力范围。
  明清以后，越来越多的畲民在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措施下渐渐成为帝国的子民，部分畲民通过获得版籍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也有一些畲民仍坚持传统，僻居在边陲地区。只不过这种山洞成为一个个汉族“海洋”包围的“孤岛”，并且随着华夏化进程的加快而逐渐消失，即使是在一些畲民聚居的“畲洞”中，这种华夏化运动也以一种无形的方式悄悄地进行着。
  虽然唐宋以来，朝廷通过开山洞加强了对南方非汉民族地区的开发，但并非所有的山洞开辟殆尽。如前文所述的宋代的象洞、明代百家畲洞等，均是山洞地区，一直到在明清时期，闽西南一些地方还保留着各种峒（洞）的称谓。明清以后，这种山洞开发仍一直进行，如明代杨昱认为使得“山峒”盗窟成为善类安置的地方，这是方法之一，更重要的方法是教化，他在《辟永定县诸险塞记》写道：
  汀郡之南县为永定县，南接壤广东之饶平、大埔，中有大洞曰苦竹山、平水澚、望天坵，各崇窅蓊翳，环亘连属数十里。邻壤顽犷或为不靖，每托为潜身灭迹之地，守土者常病焉。嘉靖戊申冬十二月，提兵都御史余姚龚公辉，尝采众议，谓非赭山兑道，莫绝本谋，列以上请，得允……夫辟数十里之山峒，足潜伐奸谋，永妥善类，谓实大实急者非耶？①
  再如明朝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诏安人沈〓作《游六峒丈量学田记》一文，该文为观察明代闽南地区畲民情况提供了一个绝佳视角，现加以详细介绍。
  该文首先介绍丈量六峒学田的原因及经过两天艰难跋涉后抵达六峒的过程：由于原本就存在争议的六峒田亩被判为学田后，又被当地许氏富豪侵占，因此，官府要求重新丈量六峒学田。进士沈铁以兴学为己任，认为“学田为养士之需，先圣精神命脉系焉”，②带领诸生一行人前往勘测，但行程却十分艰难，先是“并辔而驱”骑行，后又“假竹筏以济”溪流，夜宿农家后，再“步山巅”，最后“两人相掖方达山顶”。
  六峒所呈现出来的地理、人文特征也与南方少数民族山洞特征相似，首先是群山环抱中、有平坦土地的错落，“二都在万山中，丛谷峭岭，半插天表，至六峒则畲民所居者，峒有田数十亩。”③到达六峒后，作者介绍了六峒畲民生产、生活、装饰等族群特征以及六峒的地理边界状况：
  迤逦抵枫树岗，盖畲客境界矣……上下山谷皆畲人所种植者。良久至峒，编篱为坦，覆以菅茅，鳞次而居者，仅三四家。男子束发脑后，妇女椎髻于前，与城邑迥别……旦问土人疆界，云：“自峒口赤竹坪起，至桂子寮中，有山腰纸寮、塘岓、横石洞里、桂子寮，前后直至龙漈而止，皆六峒境内者。”其云：“六峒则山之名也。”峒凡延袤五六里，田凡若干亩，丈勘凡两日始毕事。①
  文中称当地土人说六峒乃山的名称，笔者认为六峒的得名应该不是以周边的山峰的数量来命名。就文中所提及的“赤竹坪”“山腰纸寮”“塘岓”“横石洞里”“桂子寮”“龙漈”，其名称更像某个村落的称呼，或许可以推测六峒实际上就是以上六个村落的合称，有点类似“百家畲洞”之名。作者交代了诸生丈量学田的大概情况，最后并发表六峒之行意义所在：
  （学田）原所自盖繇圣道大明，幽谷必照，即六峒虽称荒服僻区乎，而济济衿珮，联翩云集，无论沃土，颗粒得荐清庙，而馨俎豆，俾六峒畲民一旦喁喁从善，将易侏㒧而为驯雅之习，固于今卜之矣。语云：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余且为六峒山灵幸，为六峒畲民幸，不啻为胶庠士私庆耳矣。②
  作者沈铁曾任九江知府，官退之后积极倡学，《诏安县志》称其“居家倡置学田以赡儒生，创桥路以便行旅，建文昌公诸祠以兴文学，置亭观以开福田，接引承学，教诲子弟”。③所以，他在文中表示，丈量学田是学子庠生的幸事；同时也是六峒山灵的幸事，因为原为“荒服僻区”开始“颗粒得荐清庙”；更是六峒畲民的幸事，因为作者作了大大预测，畲民终会“喁喁从善”，从化外之民变为有着“驯雅之习”的良民。
  显然，作者站在汉族士大夫的立场，不仅以重教兴学为己任，更体现出“民胞物与”的国家、民族观念，当然也带有主观的大汉族思想。从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来看，沈铁当年所谓的“于今卜之”，后来可谓是“一语成谶”：诏安二都在清代以后，部分地区变成了有名的客家地区，如官陂、秀篆等，如今二都地区少有畲民聚居区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沈铁确实是有先见之明的。
  明清时期，闽粤赣地区的畲民边界逐渐缩小或偏移，这从畲民的族群意识的消长情况可以看出。明清以后的方志，如嘉靖《惠州府志》、康熙《平和县志》均提到畲民与汉人发生冲突，而且族群意识非常强，所谓“一人讼，则众人随之，一山讼则众山随之”，并以“客”“河老”互称，当然其中存在这些地方志相互抄袭的情况。①但不可否认，在一段时间内，闽粤赣地区的畲民族群意识十分强烈，到了清代以后，畲民的族群意识变得消沉，道光《平和县志》道出其中原缘由：“今则太平既久，声教四讫，和邑诸山，木拔道通，猺獞安在哉。盖传流渐远，言语相通，饮食衣服起居往来，多与人同。猺獞而化为齐民，亦相与忘其所自来矣。”②
  经过明中叶以后，国家对地方的治理之后，闽西南地区聚落人文为之改观，如平和县到清代时，“既变寇盗而为衣冠文物，久沐朱紫阳、王文成之化；士好读书，尚气节，不鹜声华，间有奔竞者，众咸訾之……国朝以来，休养教化；尚淳朴，重诗书，强悍之俗渐知礼让矣。”③到了清初之后，随着文教的施行，山区道路交通不再闭塞，族群交流语言相通，在文化特征上，饮食起居等习俗相近，以上这些使得畲民族群的特殊性逐渐消失，族群群体的认同感难以被制造出来。
  民国《龙岩县志》作者以亲身经历说明畲族人口减少、畲民文化渐渐消失的情况：
  钟姓：清末从广东梅县迁来，人数约三十人，已传三代，现住白土：蓝姓：从汝南迁来，现住平铁，其他不详；雷姓：清中从广东焦岭迁来，现住白土，已传十代，人口五十八人……查闽南各县，均有蓝、雷、钟三族之记载，本县州志有所谓畲客者，即系此种。但仅在漳平之洋邦峡，及苦竹、归德一带，本境并无此三族，余在儿童时代，蓝雷故事，尚为童话中之时行材料，今则未闻有谈及者，盖式微久矣。④
  一些原来没有完全汉化的畲民家族也在明清时期慢慢被“王化”，如永春的畲民在万历以前仍记载“无徭役”⑤，而到了清乾隆期间，方志记载其“邑有畲民……今具遵制编保甲，从力役，视平民无异”。⑥所谓的畲民“男子衣帽、发辫如乡人……虽峒瑶有亦无异于乡里中编氓也”。⑦这些都说明了随着帝国“华夏化”的推行，明清时期“畲”的边界在闽粤赣地区悄然地退缩。
  二、文化认同转变与明清时期“畲”“客”族群身份的分离
  随着客家学的兴起，由于与客家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畲族成为客家研究中重要内容之一。罗香林先生在《客家研究导论》中认为客家曾与畲族发生混化，其结果是越来越多是畲族被汉化，许多畲族的住地成为客家的聚居区①对于过去曾有的“畲客”之说，罗香林写信询问翁国樑：“到底事实上畲民是不是又称‘客家’呢？他们是汉族呢？还是猺族的别支呢？假如是猺族，何以被人称为客家？”②自罗香林先生之后，有些学者在清末以后客家运动兴起背景下，极力辨明或撇清“畲”“客”之间的关系，但随着客家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畲客的关系，因而涌现出一大批的研究成果。
  学术界一般认为，客家是南迁汉人与盘瓠蛮、百越互动的过程而形成的新的族群。在较长的历史时间中，畲汉融合，并形成密切的共生③关系，客家与畲族在历史上曾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关系。那么，是什么导致了“畲”“客”之间的分离呢？笔者认为，文化在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谢重光先生所指出的：“客家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种族的概念。”④在客家形成的过程中，除了北方汉人南迁的因素起作用外，赣闽粤边原住民的历史与文化等多种因素也在起作用，以上多种文化因子共同促使了客家文化的最终形成。那么“畲”“客”的分离同样也是因为文化的原因，也就是说，正是因为不同的文化取向导致了“畲”“客”的最终形成两个独立的族群，而历史上出现的“畲”变“客”，或者“客”变“畲”，也均是文化认同在起主要作用。
  明代以来，特别是明中叶王阳明巡抚南赣以后，随着国家加强对闽粤赣地区的管理，许多畲民完成了身份的转变。谢重光先生曾高度评价王阳明巡抚南赣对畲民汉化的推动，这种变化体现在族群格局是原为畲族住区的赣闽粤交界地区，“如今几乎清一色是客家人的住区”。①与以畲族外迁来解释此现象观点不同的是，谢先生认为更重要的因素应是畲民大部分转化为客家人了②。陈永海在《一个山区的族群标记：畲“贼”之例》一文中指出，畲民与客家人出现分化的原因主要是文化转向的不同：“有一部分畲瑶人群坚持其盘瓠信仰仍为‘畲’，另一部分人群则接受儒家的礼仪，转为客家人。”③这也再一次印证文化认同在族群边界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此时，闽粤赣的族群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正如谢重光所说：“明代以前，福建畲族、客家、福佬三大族群的分布态势是：客家处在西北部的汀江流城，福佬处在西南部的九龙江流域，两者之间的玳瑁山、博平岭东西麓是畲族的天下。”④而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急剧变迁，畲民的边界的移动产生影响，其中畲、客的分离正是社会转型时期的其中一个表现。
  明清时期，“畲”“客”经常合称均指蓝、雷等畲民，在闽西南地区，与“畲”“客”相区别的，则是福佬，如道光《平和县志》：“和邑深山穷谷中，旧有猺獞，椎髻跣足，以槃、篮、雷为姓……闽省凡深山穷谷之处每多此种，错处汀、潮接壤之间……土人称之曰“客”，彼称土人曰“河老”。⑤再如漳州南靖县南坑高港村《曾氏崇本堂世谱》中，也记载“畲”（客）与汉的区别：
  蓝、雷者，即传记所称猺人是也，乃盘瓠之后，楚粤为盛。闽中唐宋以前亦在在有之。然多在深山穷谷中，又迁徙无常，故土人称之曰“客”，而彼称土人为其“河老”，为其自河南光州来，畏之也。凡三团左右有曰“畲客营”者，有曰“客仔寮”者，有曰“番仔寮”者，皆其旧址也。①
  顺治年间，潮州地区社会动乱中有称“客贼”的，乾隆《潮州府志》记载：
  顺治元年甲申，客贼通福建，闽王老统数千人，突至揭阳县西关，知有备，遁去。三月，山贼邱文德寇兰田，蓝霖寇打石山，官兵御之。贼佯走，弃所劫之物于路，宫兵争取之。贼突出，官兵败绩。②
  参照对“客”的定义，蓝霖的姓也颇符合畲族的特征，可以断定客贼部分指的是畲民。清人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也记载道：
  徭人楚粤为盛，而闽中山溪高深之处，间有之。漳徭人与虔汀潮接壤错处，亦以槃、雷、蓝为姓……常称城邑人为河老，谓自河南迁来，畏之，繇陈元光将军始也。③
  以上说明，福佬（河老）族群作为“畲客”的他者出现。文中称畲民“常称城邑人为河老”，可见“河老”最初应该是他称的。有的学者认为，“河老”或“福佬”是因为北方汉人南迁，以操河洛话，因而被称为河洛人。④笔者认为，这种观点颇有附会的嫌疑。实际上，“老”或“佬”是在南方特定生态、文化环境下的产物，而非“洛”的变音。在南方除了“河老”，还有“斗老”“大佬”等，如傅衣凌在《福建畲姓考》列举宋元史料中关于闽、粤、浙、赣中出现的“大老”⑤，认为大老为畲徭酋长尊称，他说：“凡称大老者，均在闽赣粤诸省，适合肴族之居地，且与蜒族有关，即上引广东黎德为元时著名蜒‘贼’，其同盟军有唐大老等，亦可见两族间之联系。脱欢同漳州路高僳讨平之……盖僮僚民族好称佬，故两粤人民喜欢称人为佬，例如广东佬、广西佬、广佬、白话佬、外江佬之类。又尊称别人为大佬，自己谦称为细佬，称有钱人为财主佬，称有学问人为读书佬。这佬字即獠字的异写。”①
  陶希圣曾注意到在元代华南地区起事的徒众之中，有许多首领被称为“大老”②。“大老”的出现，是由于群众间歃血为盟的结拜，进而推举出领袖，即所谓的大哥。
  再如，嘉靖《广东通志初稿》记载当时潮州地区的佃户“率依山逞蛮，结党肆志”首领称“斗老”，当地主下乡收租时，“各佃户必告之斗老”结党抗拒佃租。③在广东方言“大”和“斗”谐音，二者或有联系。《石窟一徵》就指出在广州常称“大哥”为“大老”。④“大佬”这种称谓在今天的广东、台湾等地区仍作为常用词使用，意为群体中的首领、头目等。
  历史上，畲、客具有密切的共生关系，曹树基也指出汉畲融合形成客家民系，在其后移民过程中与土著抗争导致客家意识的出现。⑤实际上，畲民与客家的分离与华夏化的进程是相同步的。相对福建、广东而言，江西地区的畲瑶等非汉人群更早进入华夏边缘之内，显示出王朝中心向边陲扩张的一个延伸过程。正如王东指出：“就赣南的情况来看，由于其境内的民族成分比较单一，汉族自东汉以来就已成为当地的主体民族，故而，以莫徭为主体的苗瑶族先民在迁入赣南以后，很快融入到汉民族之中，从而成为政府的编户齐民”⑥。
  王天鹏根据萨林斯有关历史人类学的理论，提出用“文化界定历史”来探讨畲族与客家的形成。作者认为，客家与畲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历史的发展，二者因为分别采取了“攀附”与“逃离”截然不同的策略，所以分离成为客家和畲族两个不同的族群。具体来说，畲民族群通过《高皇歌》等载体强化逐渐“逃离”国家统治的历史记忆，并在实践中播迁到中央政府控制相对薄弱的山区，游离于编户齐民之外；而一些畲客通过“攀附”努力保持与中央王权的关系，摆脱边缘地位，而成为客家族群。⑦
  直到清代后期，“客”才开始成为客家族群的专用名词，主要因为当时社会经济的急剧变迁，促使闽西、粤东的客家人加强了这种自我意识认同的紧迫性。①这又涉及“畲”（客）与广府、潮汕人族群边界冲突的历史，在族群危机下，客家精英通过不断建构历史记忆，试图证明中原正统文化传承的合理性。
  到了民国时代，客家意识进一步觉醒，加速了“客家”与“畲民”在社会定义上的剥离。如当时发生了学者王斤役谈论《云霄厅志》重刊情况提到“客”与“河老”的关系时称：“云霄厅志修于嘉庆廿一年十一月，蠹鱼吞蚀，残肃不完，去年据以重刊，始得复与世学人相见。益‘民元废厅改县议案及呈批各件’为第二十一卷，余仍旧贯。卷三有猺獞一节，猺獞即今之客族：土人称之曰客，彼称土人曰河老。”②
  这种将“客”与猺獞相提并论的表述引起了海内外客家对王斤役不满，后《逸经》编辑部妥协，只好再次声明“客”指的是畲民，而非客家，其文称：“但细查王君原文所载，乃引用《云霄县③志》，文中所称‘客族’，乃指当地之畲民，系与土人相对之称，并非泛指其他各地之‘客家人’而言，其义至明，不容误会。”④
  从这里也反映了客家与畲的分离，除了族群本身的文化取向、文化认同不一样外，其与本族精英的努力争取族群身份也是分不开的。
  可见以上所述的“畲区”变为“客区”，确实不能单纯以人口实质性迁移来解释，而应将其视为在汉文化认同的过程中，汉族的边界逐渐扩大、华夏边缘在东南的进一步扩张的结果。借用王明珂关于“羌在汉藏之间”⑤的概念，我们似乎也可以用“客在畲汉之间”⑥来解释这个历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