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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探讨了在华夏化进程中，特别是在华夏民族观念下，中国南方地区族群格局变化的情况，着重论述了南宋时期畲汉族群边界形成的情况。本章的主要论点有以下几点。
  （1）华夏族不断向华夏核心区以外的“蛮夷”地区扩张，越来越多的非华夏族群被卷入其中。唐代以后，表现为南方各地区的“山洞”被开发，随之而产生的后果是越来越多的华夏族被纳入帝国统治范围，成为王朝的编户齐民。而一些未被“王化”的“蛮夷”，其边界只能向更边陲的地区移动，最后形成一个个漂在华夏族群“海洋”中的非华夏族群“孤岛”。随着华夏化进程加快，国家加强对边陲地区的开发，“开山洞”的政治意义在于，国家通过奏置州县、检责户口、建立行政机构，对“山洞”蛮夷地区进行控制，其文化意义在于，越来越多的非汉族群走向华夏化，成为帝国的子民。帝国对南方非汉民族地区的经略是漫长而复杂的过程，除了政治军事运动外，更多是对该地区采取文化教化。宋代以后，南方山洞成为一个个被汉族“海洋”包围的“孤岛”，并且随着华夏化进程的加快而逐渐消失，这在客观上显示了“畲”汉边界的移动情况。
  （2）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华夏族形成“华夷之辨”的“天下观”或“异己观”，这种族群观念的心理优越性，使其具有向外扩张的驱动性。中原华夏族对周边的非华夏人群认识加深，越来越多的“他者”族群被发现，并随着华夏化进程，其族群边界发生了漂移。“华夏边缘”的漂移并非一定是华夏族人口实质性迁移，也与华夏族心目中“异族”边界的漂移有关，即一些原来存在于比较中心地区的“蛮夷”称谓，后来出现于边陲地区，有可能与华夏族的族群的认识有关。本章通过华夏族心目中“山都”“木客”“蜑”以及“盘瓠子孙”等族群边界的漂移，说明了影响族群形成的“他者性”问题，换言之，以上族群的发展与变迁，很大程度上与汉文化语境有关。在先秦之前的时代，闽粤地区的主要族群为百越，秦汉以后，来自鄂湘地区的荆蛮族群南移，东南地区的族群既多且杂，中原人常混淆不清，皆以未开化的蛮夷视之，出现了一些泛称，如蛮僚、峒僚等，实际上并非一个族群。随着族群接触的增多，对地方族群认识加深，汉人在主观上对这些蛮夷的族群分类也会更加详细。这种族群分类的细化，不仅仅是蛮夷本身自身演化分离的结果，还得从认识论的角度去分析其成因。
  （3）在华夏中心族群观念和意识下，“畲”作为族群称谓应被认为是华夏异己观下的一种文化建构。把非汉民族以一定的特征联系起来，恰好一些仍维持古老农业形态的畲田方式的非汉族群被贴上“畲”的标签。然而正如文中所称，这种标签更多的是文化的标签，一些进入国家控制之内的“畲民”“峒民”不再被视为非汉民族；而原来一些可能是汉族的，因为“逋逃”或叛乱的，则被贴上“畲”或“峒”的标签，“畲”称谓的出现标志着“畲”汉边界的形成。两宋时期，中国经济完成重心南移，随着汉族势力在福建的扩张，其与“溪洞种类”在福建广东遭遇，“畲”作为一个族群称谓的记载，也最先出现在畲汉边界的漳州、潮州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