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畲族的源流一直是畲族研究的重点，关于畲族的来源，各家众说纷纭，观点不一。②众多的观点中，又可以概括分为“土著说”“外来说”以及“多元说”三种。畲族的形成与发展应该是多源的，因为除了“多元说”外，“土著说”和“外来说”，都没有完全否认畲族来源的多源性③，只不过这些学说探讨多是“关于畲族的主源问题”，正如郭志超先生所说：“无论是溯源于五陵蛮，乃至东夷，还是溯源于越人，这些探讨多是关于畲族的主源问题，一般并不否认畲族的形成和发展是多源的。”④按照“多元说”观点，不论是外来的“盘瓠蛮”族群，还是闽粤土著，它们都只是形成畲族先民的一部分，这些族群与南迁汉人发生了较多的接触，互相融合后，最后在闽粤赣地区形成一个“具有稳定经济、文化特征和自我认同的新民族”，这个新民族就是畲族。①
  畲族先民的族群成分具有多源性，历史上在华南地区生活着的众多非汉族群，诸如闽、越、莫徭、盘瓠（子孙）、山都木客、僚（獠）、疍（蜑）、畲（輋）、瑶（猺）②等，均是畲族先民的可能来源。这些族群在历史上因各种原因发生了变迁，一些学者通常以民族迁徙来解释这些非汉族群在某地存在或消亡的原因。③实际上，历史上一些族群的兴衰，不仅仅是族群实体人口迁移的结果，还可能是族群文化认同转变的结果。比如，一些原本文化特征存在较大差异的族群在交往过程中产生了民族融合，互相吸收各自文化，文化特征差异逐渐消失，文化认同也逐渐趋同，如历史上的许多少数民族汉化即是此例。另外，也存在一种可能：原本具有相同文化、文化认同差别不大的族群，由于坚持了不同的文化认同，从而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族群，历史上客家与畲族的分离即是此例，关于此，笔者在后文中将再作论述。
  随着王朝势力进入边陲地区，唐宋以后的华南地区在族群格局和社会结构均发生了变化，占有政治文化优势的汉人逐渐扩大自己的族群势力范围，非汉人群的族群边界呈退缩状态，这种边界范围的变化不仅仅与非汉族群本身的兴衰有关，还与华夏人群心目中的异族概念向外漂移有关。王明珂通过研究发现，随着华夏的扩张，华夏边缘向外逐渐漂移，这种变迁过程借由两种手段：或者是华夏人群心目中的异族概念向外漂移，或者是非华夏人群假借华夏祖源记忆而成为华夏。④笔者以山都木客、蜑、盘瓠等族群为例，借以论证王氏之说。
  一、族群格局虚幻与真实：以华安仙字潭研究为中心
  1935年岭南大学黄仲琴教授发表了《汰溪古文》，开启了仙字潭石刻研究的学术领域。后世许多学者纷纷投入仙字潭石刻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成为福建古代民族考古的重要内容。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学者提出了仙字潭族属为七闽①、吴②、越③、番④、畲⑤、三苗支族后裔⑥等见解，与石刻主人发生族群关系的还有“古傣人”、夷等。由于仙字潭石刻本身对于研究华南地区族群的来源、迁徙及其文化、生活状况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加之梳理学术上与之有关的族群研究，对畲族乃至华南地区其他族群研究都有借鉴意义。因此，笔者以仙字潭石刻为研究视角，从中窥探福建乃至华南地区古代民族的若干概况。
  早在1915年夏天，黄仲琴先生就乘船沿汰溪到达仙字潭实地考察，并参考大量文献后认为：“汰溪古文形有类似蝌蚪者，与近人法国牧师费亚所述苗文有相同之处，疑即古代蓝雷民族所用，为爨字，或苗文之一种。”⑦黄仲琴推断其为蓝雷畲民论据主要为：一是《唐书·舆地志》《漳州府志》《龙溪县志》《北溪纪胜》关于龙溪、柳营江等地理位置的记载；二是陈天定《北溪纪胜》关于“古称桃源，蓝雷所居”的记载；三是《平和县志》《罗源县志》猺民众“盘蓝雷”的记载；《漳州府志》《龙溪县志》、安溪《李氏家谱》讨平“洞蛮”“峒寇”苗、雷、蓝姓的记载；四是华安当地畲族分布：“今汰溪北之高层、新圩。南之归德彭水，山僻深处，犹有蓝雷遗种，自成村落，不与外人通婚，是其余胤。在唐尚盛，至今犹存，其势力远过汉之笮都诸夷。”⑧五是汰内本地乡人陈君关于古蓝雷石石蚵山洞古剑、古书传说以及汰内乡至今尚存有苗俗的巫术。黄仲琴最后推论，族群应是蓝雷族：“蓝雷钟系，或瑶、或苗，溯源不异，名称则淆，按闽南人对于蓝雷人，名之曰：‘蓝雷仔’。‘仔’者轻之之辞，盖弱小民族之称谓也。兹用其意，名本文所述之种族，曰‘蓝雷族’，以是地无盘姓也。”⑨由此可知，黄氏研究是根据文献、传说以及实地调查，目的就是为了追寻遥远的仙字潭石刻与畲族的联系。
  黄仲琴教授是仙字潭石刻研究的开创者，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仙字潭石刻研究形成热潮，华安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先后于1984年和1988年整理出版两期《仙字潭古文字探索》①，共收录33篇相关学术论文；1990年，福建省考古博物馆学会编成《福建华安仙字潭摩崖石刻研究》②，收录29篇学术论文。在以往仙字潭石刻的研究中，各家学说观点不一，分歧较大。主要争论焦点在于：一是关于仙字潭石刻是文字或是岩画；二是关于仙字潭石刻的出现年代；三是关于仙字潭石刻的观念内涵；四是关于仙字潭石刻的民族族属问题，学术界已有学者对该研究进行综述③，兹不赘言。
  关于仙字潭的记载，最早出自唐代张读《宣室志》，宋代《太平广记》收录该书。《宣室志》的作者张读，出生于官宦世家，系《朝野佥载》作者张鷟的玄孙。本文主要写唐代泉州一山边潭中有“蛟螭”，元和年间雷震山崩，石壁现字，有人请韩愈辨识的事。④之所以将韩愈与“蛟螭”联系在一起，是因为韩愈曾贬官于潮州，关心百姓疾苦，亲自撰写《祭鳄文》⑤后，“祝之夕，暴风震电起溪中，数日水尽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无鳄鱼患。”⑥因此，最后这些“泉人无有识”的蝌蚪篆书，在韩愈的解读下，成为“上帝责蛟螭”的内容。正如前文所分析，唐代以前，华南地区在自然生态上仍处于较原始状态，在开发自然过程中，人类在征服自然界时需克服许多困难，鳄鱼应该是其中一个例子，其他的还有大象、老虎等危险动物，或者人类将这些危险的事物投射到一些想象的事物中，如山都、木客等。到了明代，何乔远的《闽书》在记载了仙字潭所处地区“石铭里”时，引述了《宣室志》后，认为由于是“漳、泉接境，县南龙溪界域不分，古来争竞不决。”因雷雨山崩而形成几个分界的大字。⑦
  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率先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①的观点，对中国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照《闽书》与《宣室志》关于“石铭里”的记载，我们也发现了文献的“层累性”。
  其体现在：由“人—鳄”这对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矛盾演化为“漳—泉”界域纷争的区域社会关系的矛盾。按文中所称其矛盾主要源于“龙溪界域不分，古来争竞不决。”根据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记载，龙溪县：“陈分晋安县置，属南安郡，后属闽州。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割属漳州。”②
  《元和郡县图志》又载漳州：
  本泉州地，垂拱二年（686年）析龙溪南界置，因漳水为名。初置于漳浦县西八十里。开元四年（716年）改移就李澳川，即今漳浦县东二百步旧城是。十二年，自州管内割属福州，二十二年又改属广州，二十八年又改属福州。乾元二年（759年）缘李澳川有瘴，遂权移州于龙溪县置，即今州理是也……管县三：龙溪，漳浦，龙岩。③
  可见，《闽书》中所称“唐开元中，漳泉二州，分疆界不均”有一定的史实基础。自然地理条件是区域边界划分的首要因素。一些河流、山川成为天然的界线，成为一些地区分界的主要依据。按仙字潭处于九龙江上游的汰溪，明代陈天定在《北溪纪胜》（上四明施郡守稿并序）中写道：
  北溪、九龙江，实郡右臂。唐镇府以前，插柳为营，渡江以后，揭鸿置塞外，设巡逻行台，渐次开辟，内犹山深林密，萑苻时警……初，玉钤将入龙潭，以山高涧窄，兵法所谓死地，先扎营于此，取道大山之巅，以瞰汰内。今山顶石磴尤存，揭鸿寨、营头亭在焉。④
  史称陈元光“平蛮开郡……屯兵于泉州之龙溪，阻江为界，插柳为营……阴遣人沿溪而北，就上流缓处结筏连渡”⑤，其势力深入到“龙潭”以后，因为“山高涧窄”，扎营设寨，“以瞰汰内”，说明汰内（汰溪）地区处于陈元光势力与其他族群势力的交界处。按上述“大山之巅”的大山指的是位于龙溪与华安交界处的揭鸿岭。《全唐诗》收有唐代慕容韦《度揭鸿岭（漳州）》一首，其文曰：“闽越曾为塞，将军旧置营。我歌空感慨，西北望神京。”①据清代冯登府《闽中金石志》此诗出于漳州石刻，该书卷五称：“（唐代无年月的碑刻）慕容韦揭鸿塞诗刻，在龙溪岭脊。”②《舆地纪胜》则称此诗为：“唐慕容韦《葵岗岭》。”③另外在龙溪县与华安间有九龙山，是一座“岭极高峻”的大山，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载漳州九龙山：
  《寰宇记》云“山下有水，名九龙水”，按《郡国志》云：“一名鬼侯山，北有金溪水，山中多山魈，一名羊化子”。④
  可见龙溪与华安间山脉绵延，是地域之间的天然屏障。在仙字潭石刻中，有一处为后人（唐以后）用真书浅刻的文字，写着“营头至九龙山南安县界”十个汉字。可见，营头到九龙山的自然地理条件成为为漳、泉分界的重要因素。
  造成“分疆界不均”，可能主要有政治区划与人文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仙字潭所在地区处于州（县）交界处；二是该地区可能存在数量不少的非汉人群即唐代以前泉漳“界域不分”是因为在龙溪地区，漳、泉政府控制能力有限，使得漳、泉政区边界飘忽不定。
  一般来讲，历史上在各政区交界地区，地方政府的管控力度较弱根据唐代江南东道地理区划（见图2-1），九龙江上游的汰溪（今华安），处于泉、漳、汀三个州的交界处的附近。
  明代陈天定的《北溪纪胜》（上四明施郡守稿并序）进一步说明了该区域的地理位置情况，其文写道：
  梁天监间，有九龙群戏于此，故邑号龙溪，里名九龙，概称北溪。为游仙乡，宋末车驾南幸，乃改潭内为二十五都，潭外为二十三四都。大抵龙潭地处十字之中，直者为江，驾舟北入，可上宁洋；放棹南下，可抵海澄。横者为陆，循西列嶂通于南靖；徂东平畴，便驰长泰此潭以外之胜概也……地属溪之二十五都，上由永安北趋浦城出仙霞，西赴邵汀出光泽，南走天兴，每军兴多由龙潭掠舟以发。然大中小滩三十六，水石高下，不时险巇。初入小滩为马歧，唐将军牧马故处也稍上为汰口滩，汰水西汇大江，以小舟入，古称桃源洞，蓝雷所居，今号汰内。计入口十余里有平畴广原处，天宝之背，逾郡龙过脉，有间道，可通永丰司……石铭里在其东，属泰治。前行数里，居溪之西者为下樟，居溪之东者为热水地，出温泉……由此入，可缘石铭里，通泉之安溪治。①
  从上可以看出，龙溪上通宁洋（漳平），下抵海澄，西列嶂通于南靖；东平畴驰长泰：再往北可通汀州、邵等地。而仙字潭所在之地“石铭里”处于漳州长泰，与泉州安溪交界，仙字潭所处的汰内盆地，三面环山，一面临江，扼安溪、龙岩交通之枢纽，有秦汉古道贯穿盆地南北，经过揭鸿岭、营头亭通往漳州（图2-2）
  黄仲琴在《汰溪古文》中以推测汰溪流域附近古代可能有族群在这里居住，该文称：“汰溪之上为石蚵山。《龙溪县志》卷二云：‘石蚵山在城北四十里，高入云表，顶有粘蚵石，相传昔时海水所浸。’《志》说可证《山海经·海内南经》‘闽在海中’之语。闻之登其巅者，至今尚蚵壳弥望，既有贝类，可供食品，古代民族聚居其旁，亦理所固有也。”②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粤东闽南地区发现了商周时期的印纹陶文化遗存，其中以1974年在广东饶平浮滨、联饶发掘一些特征鲜明陶器和石器为最典型，③此后，地方考古工作者将此时期的闽南、粤东区域划为浮滨型文化时期④，该时期被学者认为是青铜器时代闽南地方文化最繁荣的阶段。①考古学同时还证明了九龙江流域的漳州地区，包括今天的龙溪、云霄、漳浦、南靖，平和、长泰、华安等地在商周时期有人类聚落的遗迹。②1986年，王振镛等人在华安汰内一带进行考古调查，并发现了数处青铜器时代文化遗存，在仙字潭南岸的小山丘上也采集到印纹硬陶片。③可见，在春秋以前，仙字潭地区生活着一定数量的古代族群。
  唐垂拱二年（686年），朝廷在泉、潮二州之间设置漳州，这是汉人势力进入并控制漳州中心区域的一个表现。而在漳州周边一些偏远山区，仍生活着大量的非汉族群，这种现象直到南宋刘克庄时代还继续存在。一般来讲，在古代中国社会，政府通过控制区域内的人口，如将人口编入版籍，并对编户齐民征收赋税，从而实现地区的管理。而所谓的“失控”地区，常常是政府管理不到的偏远地区，这些地区或者是非汉族群，或者是“逋逃”的百姓。在唐代以前的龙溪，这里可能生活着一定数量的且政府管理不到位的非汉族群或“逋逃”百姓。随着漳州的设置以及龙溪县割属漳州，中央政府的权力由泉州至漳州，从北向南地渗透，并以漳州为据点加大周边（包括龙溪县）的控制，从而达到华夏化的过程。
  通过以上分析，从“人鳄之争”到“界域纷争”实际上反映了不同时候文献关注点不同。其中也反映了在唐代以后，随着中央政府加强对南方地区的开发，原先矛盾焦点逐渐由生态矛盾转化为社会矛盾，这种矛盾是伴随着华夏化过程发生的，是华南地区族群开始整合的表现。
  在清代道光年间，学者蔡永蒹④在《西山山杂记·仙字潭》一文中，引用了大量的文献材料，并根据自身考察见闻，对仙字潭进行详细的介绍。《西山杂记·仙字潭》一文分成三段，其文曰：
  《闽中记》述：“南安郡西南有汰溪，古畲邦之域也。溪之上有摩崖镌蝌蚪之虫痕鸟迹，象形古篆文，自晋唐以来咸不之识焉。、晋邑欧阳詹，许谡、陈蟜、王玖、藩存实、杨在虎、谢谌、曾严、罗山甫莫能知晓焉，王翊为京兆令将拓本访之韩愈，都不之知也。武陵太守吴公瑾访之道士蔡明濬，云《古丹箓释义》：‘皇使盘瓠掌闽为七族：泉郡之畲家，三山之蜑户，剑川之高山，邵武之武夷，漳岩之龙门潭，漳郡之蓝太武，汀赣之客家，此即七闽也。七闽各有各之文字也仙字潭摩崖之石刻古文，是畲家、龙门、蓝太武三种古文，称之楔字，乃如飞云浮云焉，成舞女盘旋，武士挥刀，羽毛怪状矣。’”
  《九鼎铭汉隶篆释义》云：“汰溪即古傣人之古乡，畲人有吴昱为君因争甲指之山，炎帝之世也，畲傣战争焉，傣君日超越被斩也，部众俘为馘矣，余走之滇粤。畲吴昱之世，正当炎帝之世也，洪崖先生亦此时人焉。”摩崖石刻乃商周之时畲人留伯所镌，其次露有汉文，乃汉明帝时楚王大夫少世坚摹古畲字篆刻，经畲吴昱战太君越庆功时，太母夫人称贺，太母者太姥也，摩石刻古文如舞女即蓝太武族翩翩起舞祝贺也，兽形古文龙门人之文也，余咸畲文耳”
  余慕之往阅焉，此地原属南安，唐贞元时割界于武荣州漳也，后隶于华封。汰溪清碧，湾流潺潺，松青竹翠，面幽静也。古文不剥落，见者疑之矣，然则《闽中记》迄今亦千年矣，未可为不信也。据《古丹箓释义》云：“炎帝之世，傣君超越无道，畲吴昱战越，斩越首，俘越属，傣余越走滇。龙门、蓝太姥朝贺，洪崖刻石以纪事焉，盖迄于今五千载矣，古文若九鼎铭也，世之名家难识之矣。”宋《桑莲诗集》有汰溪诗，曰：“汰溪上古在南方，仙字奇书千古昂；韩愈难明斯怪字，书风书穗不成行。”《紫云诗集》：“仙字风云变化文，畲君伐越竟超群；傣溪陈迹万年事，摩石刻崖宝不乡。”《安仁诗抄》云：“傣人古国汰溪滨，吴越春秋炎帝人；镌石古文东汉刻，千年万载记荆榛。”《仁和诗集》云：“傣越畲吴史不存，惟看石刻古文言；当年争国斯溪地，纪事闽中有七番。”《青阳诗集》云：“畲王吴昱傣王番，太姥龙门蜑户藩；武口口口口口客，汰溪其地古闽蜿。”①
  作者前两段主要引述《闽中记》《古丹箓释义》《九鼎铭汉隶篆释义》，后一段说明亲临现场查看，并引用《古丹箓释义》《桑莲诗集》《紫云诗集》《安仁诗抄》《仁和诗集》《青阳诗集》等文献，目的在于说明以下内容：其一，汰溪的古篆文内容晋唐时人都不识得，有个到京兆当长官的将拓本送到韩愈处，韩愈也不认识，这与张读《宣室志》所载内容有冲突；其二，有道士蔡明濬根据文献解读，认为仙字潭摩崖石刻是畲家、龙门、蓝太武三三种古文，又称楔字：其三，汰溪原来是“古傣人”居住的地方，后来在商周之时发生畲傣战争，傣人败逃滇粤。当时有蓝太武、龙门等部族前来祝贺，洪崖、畲人留伯刻石庆功，于是石刻上留下的是畲家、蓝太武、龙门三种古文；其四，当时福建有“七闽”，分别为：泉州的“畲家”，三山（福州）的“蜑户”，剑川（南平）的“高山”，邵武的“武夷”，漳岩（漳平龙岩一带）的“龙门潭”，漳郡（漳州）的“蓝太武”，汀赣（汀州、赣州一带）的“客家”，这七个族群（七闽）都为盘瓠所管辖。
  《西山杂记·仙字潭》对古代福建的族群格局做了介绍，但是，其中有许多与史实存在不相符的情况，笔者拟对该文所反映的一些材料和观点进行辨析。
  （一）蔡文所引的《闽中记》并非都出自于《闽中记》
  蔡文称：“《闽中记》述‘南安郡西南有汰溪，古畲邦之域也’。”其并未指出《闽中记》何人所作。实际上，在唐代以前，福建先后出现关于两部名为《闽中记》的方志，宋代梁克家的《淳熙三山志》序中记载：
  予领郡暇日，访无诸以来遗迹故俗。闻晋太康既置郡之一百一十三年，太守陶夔始有撰记，又四百五十六年至唐，郡人林谞复增为之，皆散佚无存者；独最后一百九十二年，本朝庆历三年，郡人林世程所作传于世，自言视前志颇究悉。①
  东晋太元十九年（394年），陶夔担任晋安郡守②，随后撰成的福建首部方志《闽中记》。唐大中年间（847—860年），林谞修撰了另外一部《闽中记》，《八闽通志》载其事：“林谞，闽县人。博学，善讲贯，属文尤美。初尝俯从乡举，竟养高不仕，搜寻异闻，作《闽中记》十卷。”③以上两部《闽中记》均已散佚，后世仅存的佚文，散见于《太平寰宇记》和《三山志》等文献中。
  蔡文所指的《闽中记》应为唐代林谞作《闽中记》。从南安郡设置时间年代看，可以排除东晋陶夔《闽中记》的可能性，该书比南安郡设置时间早了170余年。历史上有数个地名称为南安郡，按以上所称《闽中记》述南安郡之事，应该指的是福建境内的南安郡。宋代《舆地纪胜》记载：“南安郡，陈属闽州，在永定元年。后属丰州。光大元年（567年），陈文置南安郡……隋文平陈郡废属泉州。”①可见南安郡为南朝陈光大元年（567年）设置。其辖境相当于今晋江、九龙江、木兰溪三流域及同安等地，后于隋开皇九年（589年）废。其次，从文中记载的内容看，其提及的欧阳詹、韩愈等均属于唐代之人，因此，只能是唐代以后的文献记载唐代之事。然而，蔡永薕文中所引内容有些却非《闽中记》所载。首先，蔡文称：“《闽中记》述：南安郡西南有汰溪，古畲邦之域也。”如果按照文献以今溯古的表述方式，其潜台词似乎可以理解为：“《闽中记》述：（今）南安郡西南有汰溪，古畲邦之域也。”按此理解的话，《闽中记》或许在记载撰写时所发生的事。唐林谞作《闽中记》时，南安郡名已废止近300年。按“汰溪”位于九龙江上游，其时属龙溪县。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载龙溪县隶属州郡变化为：“陈分晋安县置，属南安郡，后属闽州。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割属漳州。”②如果是林谞《闽中记》记载“汰溪”，合理的表述方式是：“漳州西北有汰溪”，而非“南安郡西南有汰溪”。
  文中称汰溪是“古畲邦之域也”，这与史实不符。一般来讲，“畲”作为族群称谓，直到南宋后期的文献才有记载。因此，不论是东晋陶夔的《闽中记》，还是唐代林谞的《闽中记》，都不可能有此判断。
  文中称“汀赣之客家”为“七闽”其中的一族，这也与史实不符。“客家”作为族群称谓不可能出现在唐代，谢重光先生认为，“客家”族群在移民过程中，由于族群间互相隔膜和互相歧视，产生了“客家”或“客民”“客仔”的称谓，这种称谓与“畲客”“山客”有渊源关系，其最早出现的时间大约明中叶嘉靖年间。③其他学者如曾祥委④、刘镇发⑤、刘丽川⑥也对“客家”称谓出现的时间进行讨论，其观点不一，但均认为“客家”出现于明清以后。⑦另外，客家在汀赣地区形成不可能早于唐代。
  综上几点，可见蔡永薕所引的《闽中记》与事实出入较大，究其原因，第一是历史上的两部《闽中记》均已散佚，蔡永薕所引的《闽中记》可能非原著内容；蔡永薕在《西山杂记》写作过程中，除了引用古籍文献，还加入个人的想法，所谓的畲家、客家均有可能是作者根据传闻记载，当作《闽中记》内容。
  （二）蔡文所称福建族群格局和族群关系与史实有误
  首先，历史上的“七闽”并非蔡文所称的“七闽”。七闽，最早出现于《周礼·夏官·职方氏》，其文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贾公彦疏：“叔熊居濮如蛮，后子从分为七种，故谓之七闽。”一般认为，福建在春秋之时是七闽所居住的地方，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卷三十四在论述福建路各州历代地理沿革均表述为“春秋时为七闽地”。①宋祝穆《方舆胜览》引《职方氏》注“七闽”云：“闽子孙分为七种，故曰七闽”。②朱维干认为：“七闽”指的是闽越之前的今福建和粤东潮州、梅州地区（可能还包括浙南的瓯江流域）的七大土著部落。③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早已存在“七闽”的称谓，一般认为是生活在闽浙的数个部族。
  其次，蔡文中所称的“皇使盘瓠掌闽为七族”中除了畲家、客家、蜑户在唐代以后有其民族实体，其他均为传说或传闻的部族。正如前文所论，畲家、客家不可能出现在唐代文献中。而实际上，“蜑”在魏晋南北朝时主要指西南非汉人群，直到隋唐以后才慢慢指南方非汉族群。“蜑户”作为族群称谓，直到宋代才出现，关于“蜑”的考证下节进一步论述。
  再次，“武夷”“蓝太武”等古代部族是蔡永蒹根据文献材料进行整合，填充进“七闽”的概念中。“武夷”“蓝太武”都是传说中的部族。关于武夷的来源，有几种说法：一种“夷落”说，即闽地部族，宋代朱熹在《武夷图序》考证武夷君来源时说：“武夷君之名，著自汉世，祀以乾鱼，不知其何神也……颇疑前世，道阻未通、川雍未决时，夷落所居，而汉祀者即其君长。盖亦避世之土，为众所臣服，没而传以为仙也。”④朱熹怀疑，古时“道阻未通、川雍未决”时，武夷山地区为“夷落所居”，其君长就叫武夷君，武夷君可能是闽地氏族首领，死后被奉为仙；另外一种传说是彭祖居武夷山，生二子，长子名武，次子名夷，当地后裔就是武夷。
  蓝太武也是传说中的部族。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二八载：“太姥山三十六峰，在长溪县。王烈《蟠桃记》：‘尧时有老母，以蓝染为业，后得九转丹砂法，乘九色龙而仙。汉武时，名曰太姥山，凡有三十六奇。’”①
  太姥山旧属长溪县，后属于福鼎县，乾隆《福宁府志》记载福鼎山川时称：“太姥山，在八都，旧名才山，相传尧时太姥业蓝处。”并注释曰：“汉武帝命东方朔授天下名山文，改母为姥。”②按古代太和大相通，“姥”与武、母同音，所以太姥，也称太武、大武、大母等。《舆地纪胜》又载：“大武山，蔡如松《十辨》云：‘去漳州二百八十里，东临大海，有大武山……大武夫人坛，古《图经》云：‘大武夫人者，闽中未有生人时，其神始开创土宇以居人也。’又名太武山。”③
  《八闽通志》有相同记载，并称：“旧亦名大母山。”④传说中闽中还没有人类之时，大武夫人“拓土以居民”，类似某地的始祖。可见，蓝太武在福建许多地方都存在。卢美松先生据此认为，远古时期，闽东北存在着以太姥（母、武）为首领的母系氏族社会。太姥夫人的部族是闽族的先民，他们与后世的山越、畲族有渊源关系。⑤应该来讲，武夷、蓝太武是后世传说中福建古代的部族，传说的成分大于历史的真实。另外，关于“剑川之高山，漳岩之龙门潭”，其文献记载阙如。高山应该与现在所称的“高山族”没有直接关系，“高山族”的称谓是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大陆地区对台湾少数民族的称谓。1953年由国务院正式采用并公布高山族这一名称。⑥
  笔者推论蔡文中提到的高山、龙门这两个部族应该同武夷、蓝太武一样，是传说或传闻中的族群。然而，在唐代以前历代文献关于福建民族记载，基本上以“闽”“越”“蛮”等称谓，基本上是泛称，这与中原汉人对福建非汉民族的认识过程是相符合的。而蔡文中所称的“七闽”分布于福建七个州（县）中，这在古代族群认识中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直到民国时期，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还认为福建人不好了解，他说：“吾侪研究中华民族，最难解者无过福建人。其骨骼肤色似皆与诸夏有异，然与荆、吴、苗、蛮、氐、羌诸族亦都不类。”①
  笔者认为，蔡永蒹之所以将族群地域分得这么细，最大的可能是恰好汰溪处于漳泉交界，附近刚好有三个族群：泉郡之畲家、漳岩之龙门潭、漳郡之蓝太武，于是得出畲人打败傣人，龙门、蓝太武相贺，石刻上留下的是畲家、蓝太武、龙门三种古文的结论。
  陈国强先生对《西山杂记》进行解读时曾指出，尽管《西山杂志》所载之事与史实不尽相符，但是“民间口碑传说往往是真实历史的反映，可提供我们研究史实的线索。”②王明珂也指出，一定文本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情境和历史心然性。蔡永蒹《西山杂记》所载的族群情况，实际上，反映了明清以来知识分子对福建古代族群的认识，这种认识是基于一定历史的事实作为基础，即：历史上福建等地区存在着多种非汉族群，这些族群或许与畲族多多少少存在关系。
  二、“山都”“木客”族群边界的移动
  汉晋以来，文献记载闽粤赣地区还存在一些被称为“山都”“木客”的非汉族群。汀州等地被认为有“山都”“木客”存在，如《太平寰宇记》引《牛肃纪闻》云：“江东采访使奏于虔州南山洞中置汀州。州境五百里，山深，林木秀茂，以领长汀、黄连、杂罗三县，地多瘴疠，山都木客丛萃其中。”③
  乾隆《汀州府志》论汀州地理气候时，引宋代《舆地纪胜》关于山都及其种类的描述，该文称：
  郡距江、广，复岭重岗，旧传为山都所居（《舆地纪胜》云：造治初，砍大树千余，其树皆山都所居。有三种：下曰猪都，中曰人都，其高者为鸟都。即如人形而卑小，男、妇自为配偶。猪都皆身如猪；鸟都人首能言，闻其声不见其形；人都或时见形。当伐木时，有术者周元大，能禹步为厉术，以左合赤索围木而砍之。树仆，剖其中，三都皆不能化，执而煮之于镬内）。①
  关于“山都”“木客”，陈国强认为“山都”“木客”既不同于越或山越，亦与畲族有别，而属于古老的南方“尼格利陀”即“小黑人”之种；②蒋炳钊将“山都”和“木客”视为一种古老土著民族，是属于古代越族的后裔。③黄向春认为前人的重点考证“山都”“木客”是或者不是某一“民族”或其族裔，而忽略了产生“山都”“木客”的历史背景，他认为“山都”“木客”是在一种特定的社会情境和话语氛围中所书写的，是人们将某种危险意识投射于某种“异类”，是想象之后的产物。④笔者认为，黄氏的论断颇有可取之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山都”“木客”常常具有一些异于常人的神异特征，另外，解释了随着中原王朝对南方族群认识的深入后，“山都”“木客”渐次消失。根据郭志超研究，“山都”见于方志、文集的准确记载，始于西晋，频见于唐宋，依稀见于明清。记载较多是赣南、闽西，其次是粤东。⑤靳阳春进一步研究，认为“山都”“木客”在闽粤赣文献出现时间顺序与中原王朝疆域的开拓时间顺序相一致。⑥随着中央政权在闽粤赣交界地区扩展，在唐以后，闽粤赣交界处的“山都”“木客”基本就消亡了。①从“山都”“木客”的记载情况，可以认为：西晋至唐，闽粤赣地区存在汉人与“山都”“木客”的族群边界，“山都”“木客”进入主流文化圈的视野与汉人边界扩张有关，这条族群边界呈现由北往南移动的趋势。
  应该来说“山都”“木客”尽管带有神秘性，甚至有些类似于神话。在南方地区开发过程中，类似“山都”“木客”的形象在文献中仍多有出现。如《太平寰宇记》记载在尤溪幼山地区有一种类似狒狒，名为“山魅”“山魈”“山大人”的野人：
  幼山，在县西北一百二十里。乃龙峡之地。孤峰上耸三十余里，周迴二百余里。山上有松、桧、竹、柏，其中有山魅，其形似人，生毛黑色，身长丈余，逢人而笑，口上唇盖眼，下唇盖胸，人见亦怪矣。或时遗下藤制草鞋，长二尺五寸，乡人所谓山大人。又云山魈，或野人也，尔雅云：“狒狒如人，被发迅走，食人。”即此也。②
  除了官方史籍外，在民间传说中也常有类似“山都”“木客”的记载，如闽西一些族谱记载本族先人来到闽西时，曾受到一些“异物”“妖类”的困扰，光绪《上杭中都叶氏族谱·五郎公传》记载道：
  （五郎）公生于元初，由汀州府长汀县官（馆）前湖坑徙至上杭中都古坊开基，为一世。尔时，林树阴翳，人烟稀少。凡虫蛇鸟兽、异物群妖类皆杂处于此，而人之受其害者不可胜道。其间有樟树妖精最为恶毒，每年要残食数人以肥其身，邻里相以悲啼，共叹何日能除此害。③
  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叶姓族人迁徙到上杭时，此地应是比较蛮荒之地，不仅多有虫蛇鸟兽，而且“异物群妖”杂处，而樟树妖精因食人而成为祸害百姓最厉害的一种。这种类似神话的民间传说，其隐含的真实历史背景是：在华夏化进程中，外来移民在较为恶劣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中，与土著相遇并发生矛盾，这些外来的移民开始想象和建构“异类”，通过夸大文化差异的叙事方式，树立起一个“非人类”的对立面。
  三、“蜑”族群边界的移动
  “蜑”最初也称“诞”，后来还有蜒、疍、蛋等同音同义异体字。历史上专指长江流域蜑民和南方沿海地区蜑民，二者属于不同族属，没有血缘关系，“蜑”也与“蛮”合用，“蛮蜑”泛指各类非汉人族群。①作为族群名称，其最早出现于西南地区，时间不晚于汉代。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就载：“（涪陵郡）土地：山险水滩，人戆勇，多獽、蜑之民……汉时，赤甲军常取其民，蜀丞相亮亦发其劲卒三千人为连弩士。”②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蜑”用来泛指长江流域地区的非汉民族，如《隋书》说：“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疍，曰獽，曰俚，曰獠，曰狏，俱无君长，随山峒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③又称：“长沙郡又杂有夷蜒，名曰莫徭，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为名……武陵、巴陵、零陵、桂阳、澧阳、衡山、熙平皆同焉。”④
  此时，南方一些非汉民族也被泛称为“蜑（蜒）”，如韩愈记载的“贞元末……岭外十三州之地，林蛮洞蜒，守条死要，不相渔劫，税节赋时，公私有余。”⑤再如柳宗元的《岭南节度飨军堂记》记载到：“延群僚……卉裳罽衣，胡夷蜑蛮，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⑥胡、夷、蛮、蜑均是非汉民族的泛称，这里的“蜑”主要指南方地区少数民族。
  宋代许多文献开始用“蜑”来专称“水上居民”，如《后山谈丛》解释：“舟居谓之蜑人”⑦；《桂海虞衡志》则称：“蜑，海上水居蛮也。以舟楫为家，采海物为生，且生食之。”⑧《岭外代答》则称：“以舟为室，视水为陆，浮生江海者，蜑也。”⑨“蜑户”作为族群称谓，最早出现在北宋《太平寰宇记》中，其文称：“蜑户，（新会）县所管，生在江海，居于舟船，随潮往来，捕鱼为业，若居平陆，死亡即多，似江东白水郎也。”①
  根据对“蛋”的出现时间、地点，以及其所指代的族群的不同，我们认为：随着中原地区汉人势力慢慢向边陲渗透，华夏边缘也由北往南移动，汉人常常以一些旧有的族称，用以称呼一些新发现的非汉族群。这些族称通常作为蔑称，中原华夏人以正统文化自居，对边陲非汉人群贴上标签，以此作为区分华夷的族群边界。
  四、“盘瓠子孙”族群边界的移动
  盘瓠，也作槃瓠，后世的畲族族谱中也有写作“盘匏”的。盘瓠传说是南方族群重要的研究内容，一些学者认为，正是因为有着共有的盘瓠信仰，使得畲族与苗、瑶等民族可能存在某种亲缘关系。②
  盘瓠传说在广大南方地区分布，一方面是随着盘瓠蛮的南迁，盘瓠传说也由荆楚地区向西南、华南等地区传播；另一方面，华夏人群对其他非华夏人群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正如上文所述的“蛮”“蜑”也是一个不断被发现、被冠名的过程，有关“盘瓠”出现的时间与地区的开发顺序有着特定的关系。也就是说，盘瓠信仰固然与蛮族南迁有关系，也与华夏心目中“盘瓠”概念南移有关系。
  关于盘瓠传说系统论述，最早见于南朝范晔的《后汉书·南蛮传》，其资料来源主要来自于东汉应劭的《风俗通》、曹魏鱼豢（生卒年待考，三国时期曹魏国郎中）的《魏略》、晋代干宝的《晋纪》及《搜神记》等书。近代以来，一些学者对盘瓠进行考证与解读，陈登原先生是其中一位较早对盘瓠研究的学者。他在《国史旧闻》第一册中“槃瓠”条详细考证了槃瓠的渊源流变，并在结尾处论述道：“槃瓠之说，虽曰生于东汉之季，起于荆湖之区，贵州、四川、云南、福建、浙江、广东、广西亦皆有之，是其分布，已达八省之多。若依《续云南通志》所谓‘楚、粤、黔皆有之’，则是湖北亦当有此传说。然则槃瓠一事，应劭初记，范晔集成，至于近世，尚不失为南方九省之大掌故也。至于此事，自属荒昧之记。如太昊蛇形，炎帝蛇首（原注：《北堂书钞》卷一），汤之先世，出于燕卵（原注：《诗·玄鸟篇》郑氏注），可知即在汉族，固亦往往而有，存而弗论可也。”①
  在这段文字中，陈登原先生表达了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认为槃瓠之说起源于东汉的荆湖地区，至今在广大的南方地区仍流传着；二是认为槃瓠传说虽然荒诞不经，但即使是汉族，也流传着类似的、同样是异于常理的祖先传说。
  实际上，盘瓠传说出现的时间可能早于东汉时期，最早出现的地点也非荆湖地区，而可能在中国的西北地区。晋代郭璞在为《山海经》作注时，将狗封国与盘瓠联系起来，他写道：“昔盘瓠杀戎王，高辛以美女妻之，不可以训，乃浮之会稽东海中，得三百里地封之，生男为狗，女为美人，是为狗封之国也。”②郭璞在其《玄中记》中也有狗封国氏与盘瓠之说的记载，与上述内容相近③。狗封国在《山海经》中又作犬封国，《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有人曰大行伯，把戈。其东有犬封国……犬封国曰犬戎国，状如犬。有一女子，方跪进柸食。”④
  犬戎一般作为西北地区非华夏人群的称谓，而根据郭璞注释，“狗封之国”可能在“会稽东海中”，二者在方位上似乎存在矛盾。袁珂先生在《山海经校注》中作出解释称：“封、戎音近，故犬封国得称犬戎国。又‘犬封国’者，盖以犬立功受封而得国，即郭注所谓‘狗封国’也。伊尹四方令云：‘正西昆仑狗国。’淮南子墬形篇云：‘狗国在其（建木）东。’则狗国之传说实起源于西北然后始渐于东南也。”⑤
  侯绍庄支持盘瓠传说最早起源于西北戎狄的观点，并指出：在春秋以前，盘瓠与江汉地区，特别是“武陵”或“五溪”地区居民的民族成分没有关系。⑥关于海上有“狗国”的传说，在后世的一些史料中仍有记载。如《梁书》记载道：
  天监六年（507年），有晋安（晋安郡，晋武帝太康三年置，治在今福建闽侯县东北，笔者注）人渡海，为风所飘至一岛，登岸，有人居止。女则如中国，而言语不可晓；男则人身而狗头，其声如吠。①
  而到了魏晋以后，文献中的盘瓠传说出现之地主要集中在长江中游地区如晋代干宝的《搜神记》称：“盘瓠死后，自相婚配，因为夫妇……即今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卢江郡蛮是也”。②干宝在《晋纪》中又称：“吴武陵蛮叛。武陵、长沙郡夷，盘瓠之后也，杂处五服，凭土阻险，每常为猱杂鱼肉而归以祭盘瓠。”③
  郦道元《水经注》、范晔《后汉书》也均称武陵、长沙蛮夷为盘瓠之后。④盘瓠传说在汉魏以后已经从西北地区转移到长江中游的武陵、长沙等地区，说明在此之前，盘瓠之说可能经历了一个自西往东的一个变迁过程。
  盘瓠传说的转移，有三种可能：一是长江中游等地区的“蛮”族与“犬封国”“犬戎国”有族源关系，作为一种文化传统随着族群的迁徙而向外流传；二是西部地区的“犬戎国”经过文化互动，将盘瓠传说直接传给武陵地区“蛮”族⑤；三是随着华夏化进程加深，中原华夏对南方“蛮”族有更深入的接触，从而将“盘瓠之后”这种非我族类概念转移到武陵地区，即盘瓠传说与华夏族群心目中异族概念的向外移动有关。王明珂还认为：“在魏晋时，湘西一些本地豪强由中国文献记忆中认识‘盘瓠’，因此以‘有功于中国’的盘瓠子孙自居。”⑥
  汉晋以后，随着南方苗瑶语诸族华夏化进程加快①，华夏族群心目中的“盘瓠子孙”的地理人群范围往更南方扩延。南方非汉族群之所以自称是“盘瓠子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接受自身相对于汉的劣势族群地位”；另一方面“以此神圣化始祖来凝聚邻近各族群”。②唐宋以后，被称作“盘瓠子孙”的人群向南方扩延的趋势更加明显。王明珂认为，这些盘瓠子孙的在广大南方地区分布，并不是这些“蛮夷”往南迁徙，而是后来华夏开始称广西、贵州等地丘陵山地聚落人群为“猫”“猺”“獞”，并认为他们是由两湖扩散、迁移来的“盘瓠子孙”。③盘瓠种成为南方非汉族群的一种泛称，如南宋叶钱为《溪蛮丛笑》所作的序称：“五溪之蛮皆盘瓠种也……今有五：曰猫、曰猺、曰獠、曰獞、曰乞狫”。④
  而从宋代开始，猫（苗）苗人、猫、猺等族群称号，也普遍被华夏族用来称呼南方各非汉人群。⑤如南宋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称：“猺本盘瓠之后，其地山溪高深，介于巴蜀、湖广间”。⑥清初的闵叙所著的《粤述》称：“百粤诸蛮，丑类至繁，然大要不出猺、獞二种，皆盘瓠后也”。⑦清康熙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诸蛮种落不一，皆古槃瓠之种也。”⑧可见，“盘瓠”传说不仅流传地域广，而且有多元的族群视其为共祖，有着相同的或相似的祖源记忆，许多文献将百越、诸蛮统称为盘瓠之后。而实际上，并非所有的南方蛮族均是盘瓠子孙，也并非所有具有盘瓠传说的族群均是盘瓠蛮南迁的结果。或许可以认为，将南方各蛮族视为盘瓠之后，只是华夏族民族观念在“异族”中的其中一个体现而已。如魏晋以后盘瓠在武陵地区盛行，明清以后，盘瓠传说在该地区反而不流行，而转向西南或东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这也说明华夏边缘漂移的可能性。
  总之，盘瓠传说可能产生于战国以前的西北地区，汉晋以后转移到长江中游地区，唐宋明清以后广泛流传于南方各省区。关于这种变化，除了盘瓠子孙确实南迁外，汉人的认识或者南方少数民族借用盘瓠传说应该更值得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