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引言
  自20世纪50年代世界现代化研究广泛兴起以来，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多种不同的现代化理论体系，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流派和学说。其中广为流传的理论观点之一，是将现代化进程划分为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第一次现代化又称经典现代化，用来表指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其主要特征包括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理性化等因素内容。第二次现代化指从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转变的过程，主要包括知识化、信息化、全球化、个性化、多样化、生态化等新现代化特征。据有关部门调查统计，当今世界上已有24个国家进入了第二次现代化，约100多个国家正处于第一次现代化阶段，有10个左右国家仍处于农业社会，此外还有数百个少数民族群体依然生活在原始社会。①通观今日之世界，人们不难发现在工业文明的滥觞之地欧洲，在商贸经济异常发达的北美以及个别亚洲地区，不少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转变的第二次现代化进程，而在第三世界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目前仍有许多国家还在经历着漫长的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第一次现代化过程。
  全球各国各地区之间现代化进程步调不一，现代化水平和程度千差万别，这与世界各地、各国在人类文明进程的不同步调不无关联。事实上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内部，由于受不同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和不同人文历史因素等条件的制约和影响，不同地区的现代化发展也会呈现出不同的水平和态势。在我国，现代化研究专家们根据长江流域的自然地理区划“上游—中游下游入海口”，提出了用以探讨文明进程和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长江模型，分别对应于社会发展的不同形态，即“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知识社会曙光”，以及与之相应的不同文明形态“原始文化—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知识文明”。①熟悉我国地理位置和社会发展状况的人都十分清楚，长江模型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内涵不容置疑。长江模型反映出一国之内不同地理位置和人文生态环境对文明进程与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影响。但对于那些地理环境相同的小型社会群体中出现的不同文明形态共存的现象，或说对于同一小型社区内部出现两种现代化特征共存的现象，长江模型与第一次现代化、第二次现代化理论模式一样，难以提供充分有力的诠释说明。
  本文拟通过粤东凤凰山区畲族村庄现今的发展状态说明，第一次现代化的工业化、城市化、流动化、理性化等特征，以及第二次现代化的知识化、信息化、全球化、多样化、生态化等特征，彼此各有部分同时呈现于当地目前迅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由此我们可得出结论证实说明，经典现代化与新现代化的阶段划分在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现状中，并不是彼此割裂或截然断开的。因此对类似畲族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研究，需融会贯通并综合运用国内外现有的经典现代化、新现代化、综合现代化等理论。
  一、畲族的“刀耕火种”源头
  散居在当今中国东南地区的畲族，历史上是一个典型的山地游耕民族。畲族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从刀耕火种到洗脚上田的乡村都市化过程。众所周知，畲族是我国56个民族中唯一一个以古代生产方式即“刀耕火种”的游耕方式命名的民族。据有关学者考证，畲族族称中的“畲”字，早在春秋战国时就已出现。《诗经·周颂·臣工》中有“新畲”一词；《周易·无妄》里有“不耕获，不菑畲”之句。两处的“畲”字均指新开垦的田地。但在古代文献中，“畲”字却有两种读音，一读yú（音同“余”），一读she（音同“奢”）。读音yú（余）来自《说文》释《周易》：“不菑畲，从田余声（以诸切）”；读音she（奢）来自《集韵》：“畲，火种也，诗车切”。晋代陶渊明诗句“茅茨已就治，新畴复应畲”中，“畲”字即读作yú（余）。①
  除读音不同之外，“畲”字在我国古代文书中的意义也略有差别。《尔雅·释地》注解“田三岁曰畲”；《说文解字》注释：“畲，三岁田也”；郑玄注《礼记·坊记》认为“田二岁曰畲”；《诗诂》亦认同“田二岁为畲”。②尽管垦种时间存在二、三年之争，但古人认为“畲”字表示“新垦种的熟田”这一观点基本一致。“畲”者，“火烧田”也，表达这一概念的文献实例在唐宋以后十分常见。唐代刘禹锡《竹枝词》言：“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李商隐《赠田叟》曰：“烧畲晓映远山色，伐树瞑传深谷声。”宋代范大成《劳畲耕》亦记载：“畲田，峡中刀耕火种之地也。”③“畲”字除了作名词指表“火烧田”、“火耕田”外，还可用作动词表示“火耕”之意，即表示在山地上刀耕火耘。晋陶渊明诗句“茅茨已就治，新畴复应畲”中的“畲”字，即指“火耕”。北宋陈彭年等重修的《广韵·九麻》，也为我们提供了“畲”字表示“火耕”意义的又一实例：“畲，烧榛种田也。”④
  “畲”字用作当今畲族的族称，最早出现在南宋末年。南宋著名文学家刘克庄（1187—1269年）在其《后村先生大全集·漳州谕畲》中记载：“凡溪洞种类不一：曰蛮、曰徭、曰黎、曰蜑，在漳者曰畲。西畲隶龙溪，犹是龙溪人也。南畲隶漳浦，其地西通潮、梅，北通汀、赣……二畲皆刀耕火耘，崖栖谷汲……畲民不悦（役），畲田不税，其来久矣。”①南宋以后，“畲民”之称普遍见于汉族的史书记载，与“畲民”同时出现且指称同一群体的族称还有“民”。史书记载的“民”，大都居住在当今广东、江西两省境内。例如，南宋文天祥（1236—1283年）在《文山先生全集》卷11《知潮州寺丞东岩先生洪公行状》中记载：“潮与漳、汀接壤，盐寇、民，群聚剽劫……”②《广东通志》释：“畬与同。”胡曦在《兴宁图志考》亦曰：“，本粤中俗字，或又书作畲字土音并读斜。”③粤语“”意指“在山间搭棚居住”。明朝王阳明在《王文成公全书》中称赣南反叛畲民为“寇”、“贼”。清代李调元记：“音斜，近山之地曰。”檀萃《说蛮》记载：“，巢居也。”可见从南宋开始，汉族文人史家用来称呼畲族先民的“畲民”与“民”同义，前者强调生产方式，后者侧重居住模式。
  南宋以后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畲民”、“民”的族称频见于各种汉书文献。例如，《元经大典序录》和《元史纪事本末》皆有关于“畲”的记载，明清时期许多地方志书还专门列有“畲民篇”。④较详细的记载可见于明朝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粤人以山林中结竹木障覆居息为，故称瑶所止曰”，以及“潮州府畲徭，民有山……我朝设土官以治之，衔曰‘官’。所领又有‘’。‘’当作畲，实录谓之畲蛮。”⑤顾炎武认为广东“民”就是《明实录》中所称“畲蛮”。清初屈大均著《广东新语》卷7《人语》“人”条也持同样观点：“澄海山中有户……其人耕无犁锄，率以刀治土，种五谷，曰刀耕；燔林木，使灰入土，土暖而蛇虫死，以为肥，曰火耨。是为畲蛮之类。”⑥“”字作为广东俗字在汉语史书中虽不如“畲”字常见，但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山区，尤其是在粤东地区畲族先民曾经生活居住过的地方，以“”字构成的地名和族群名称却十分常见。例如，成书于嘉定、嘉宝年间（1208—1227年）的《舆地纪胜》记载，粤东梅州有“山客”等百处以上带“”字的地名。此外，《大埔县志》亦载有包括里、黄、下坪、余水、下、彭公、山客、桃子、曾子、李湖、留壶、新村、五家、吴家、将军、澄大、厦、上坪、严背、王家等几十处以“”命名的地名。①尽管粤东地区这些以字命名的大多数地方目前已无畲族成员居住，但它们与畲族先民的生活历史无疑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史料对“畲民”或“民”刀耕火种生活的详细情况记载不多，但从汉文文献对畲族先民的复杂多样的他称中，足以管窥依赖烧山种地为生的畲族先民在生产生活和社会地位方面的原始低下。如上所述，“畲民”作为畲族先民的族称，是通过汉文史书记载一代代传下来的。宋、元、明、清都把“畲”看作一种族群，这些朝代的正史和地方志上都有“畲兵”、“畲军”、“畲人”、“畲民”、“畲客”、“畲蛮”、“畲寇”、“畲贼”、“畲洞”等名称的记载。从南宋末年到中华民国时期，“畲民”称呼整整延续了700多年。在此期间，“畲民”曾经出现过“畲人”、“民”、“畲客”、“客”等同义代称，出现过“黎畲”、“瑶人”、“瑶僮”、“苗夷”、“苗人”、“佘民”等误称，甚至还有“畲蛮”、“畲贼”、“徭”“蛇客”、“熰（读音oǔ，表腐烂之意）畲客”、“畲崽仔”、“畲婆”等侮辱性称呼。众多贬损性族群他称的形成，固然是畲族先民在历史上遭受统治阶级和优势族群歧视、压迫的结果与表现，但同时也反映和折射出新中国成立前畲民群体社会资源的匮乏和生产方式的落后。
  畲民的他称反映了历史上畲族先民的原始生活方式，其中一些歧视性、污辱性称呼反映了以刀耕火种为生的畲族先民生活的原始艰辛与地位低下。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各项民族平等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政府很快颁布了《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1951年），从此旧社会用在畲族先民身上的种种侮辱性称呼和其他旧称、误称迅速消失。1953年，为贯彻落实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以及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首次派出调查组到福建、浙江等地开展民族识别工作，1955年又派出调查组到广东畲民居住地区开展民族识别调查。根据两次调查汇报的结果，国务院于1956年12月正式批准确定“畲族”为我国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畲族”也从此成为畲民子孙后代正式的他称和自称。畲族社会也从此迅速融入中华民族农业现代化和乡村都市化进程。
  二、粤东畲族的现代化进程与特征
  本文探讨的粤东畲族现代化过程与特征，主要集中在当今畲族村民的生计模式、居住环境、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变迁上。粤东凤凰山区聚族而居的畲族村庄目前共有8个，分别坐落在广东东部梅州市和潮州市下辖的三县一区五个镇境内。虽然地处偏远山区，粤东畲民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跟随潮汕地区稻作农业的发展，从古代历史上刀耕火种的游耕生活进入了定耕农业社会。新中国成立后直至20世纪80年代，凤凰山畲族村民一直以种植水稻、番薯等农作物和砍柴烧炭为生。新中国成立前，由于水稻只有单季稻种植，加上土地贫瘠、农技知识匮乏、病虫害无法控制等原因，畲民种植生产的水稻产量极低，亩产常不足一百公斤。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汉族农业生产技术知识的改进提高和普及推广，外加畲族村民当家作主后生产积极性普遍提高，畲族山村的粮食产量有了大幅度增长。据潮州市委统战部1987年编纂的《畲族志》一书统计，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凤凰山畲村的年均粮食产量和人均每月口粮消费数量增长了1.5倍左右，人年均经济收入则增长了近10倍：①
  表中数字显示，新中国成立后农耕技术的改进和畲民生产热情的提高，使畲族山村的粮食产量和消费数量有了成倍提高，但却未使凤凰山畲民过上衣食无忧的富裕生活。20世纪70年代后畲民经济收入数字上的大幅度增长，除去货币因购买力缩水而导致的面值增大，以及农作物产量提高而获得的实际价值增长外，显然还包含其他渠道来源的经济创收。
  以潮州市潮安县文祠镇李工坑畲族村为例，该村畲民从水稻、果蔬等农作物的种植生产，到进城务工、经商的生计模式的转变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普遍代表了当地畲族乃至汉族社会的现代化转变和前进历程。李工坑畲村地处粤东凤凰山脉南麓，村中多丛林峻岭，平均海拔约400米，全村总面积4.6平方公里，共有耕地面积501亩，山地面积7075亩。尽管山地面积占村总面积的90％以上，但1980年以前在国家“以粮为纲”方针政策的指导下，李工坑畲村一直以种植水稻、番薯等粮食作物为主。然而即使是在年均亩产稻谷（双季稻）上千斤的20世纪80年代，李工坑畲民通过种植水稻获得的经济收入仍然十分有限。究其原因，乃在于稻谷的产出与投入相抵后，经济价值极其微薄。据村民介绍，一亩稻田一年投资的成本包括种籽、化肥、农药等至少需要五六十元，若以亩产稻谷一千斤计算，一亩稻田全年的毛收入也就是四五百元。一千斤谷子的市场价值约五百元左右，扣除五六十元的现金成本，以及稻谷从播种、收割到销售期间付出的几十个劳动日的劳力成本，一亩稻谷的全年纯收入最多不过一二百元，远远比不上畲民后来种植果蔬类经济农作物的收入，更比不上再后来潮州市畲族村20世纪50—畲民外出务工挣到的钱多。
  李工坑畲村的生计模式转变事实上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粮为纲”的稻作农业生产模式从解放初开始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第二阶段始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后。80年代初期，李工坑与凤凰山区的其他畲族和汉族村庄一样，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号召下开始放弃水稻等传统粮食作物的种植生产，转而改种因地制宜且经济收益较高的山地经济作物如水果、蔬菜、茶叶等。水稻、番薯等粮食作物的种植生产从此开始退出李工坑畲族村民的生产生活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农村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以及市场供大于求导致的果蔬市价的不断下降，李工坑畲民种植经济类农作物的积极性也开始下降。到了90年代，李工坑畲民中不少人开始放弃田地经营和农业生产，逐步走上外出寻求新的生活出路。9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全国各地农村人口进城打工、做买卖潮流的兴起，大部分李工坑畲民也紧跟形势走上了洗脚上田、进城务工、就地或外出做买卖等现代化谋生道路。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村中主要劳动力常年外流，村里的耕地、山地开始出现大面积抛荒；村里一半以上的山地退耕还林，仅剩下二百多亩耕地还种着茶叶、杂果和蔬菜类作物，其收成仅占全村畲民总收入的20％左右。
  如上所述，20世纪90年代以后进城务工或经营小本买卖已然成为李工坑畲民首选的谋生手段。伴随着生计模式的转变，畲族村民在居住环境、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方面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显示出我国社会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同时并进的一些典型因素特征。据有关部门调查报道，2005年我国港、澳、台地区已完成第一次现代化，京、津、沪等7个地区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超过90％，广东、福建等14个地区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达到80％至89％。①换言之，2005年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或接近实现第一次现代化，并开始进入第二次现代化发展的初期阶段。而在靠近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粤东畲族内部，2005年左右却同时呈现出两种现代化因素并存的特征。一方面，畲民洗脚上田、进城务工的过程体现出第一次现代化阶段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流动化、理性化等特征，另一方面畲民群体在整个非农业化过程中同时也体现了第二次现代化阶段的非工业化、个性化、分散化、多元化、知识化、信息化、生态化等特点。
  两次现代化因素同时并存的现象突出体现在畲族村民居住环境、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上。在改善居住环境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上，李工坑畲民选择了保留村中村容村貌原生态环境和到城镇购房居住生活的单向流动性外向型乡村都市化道路。出于申办畲族民俗文化村的需要，李工坑畲族村干部群众深知不宜在村中修建新式房屋，或改变村容村貌中的传统特色。因此洗脚上田后的李工坑畲民，便把自己未来的发展规划和眼光投向城镇。村中绝大部分劳动力长年在外务工谋生，不论是外出谋生还是留守村中的人，只要一有经济条件，就在村寨附近几公里外的文祠集镇或10多公里外的潮州市区购买商品房居住生活。据村干部统计，李工坑畲族自然村共有60多户人家，2005年已有10多户在文祠镇或潮州市区购买了商品房居住。另据李工坑畲族民俗村筹建工作组调查统计，到2002年为止，在李工坑畲族自然村和黄竹洋畲族自然村户籍所载的122户522人中，举家外迁居住生活的已有12户29人。在村里的户籍登记人口中，16—30岁有161人，其中外出务工的92人，占57％；31—45岁有90人，其中有2/3的人不定期外出务工；在46—60岁的93人中，也有一部分长期或不定期地外出务工。①由此可见，村里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镇，并在城镇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的形势已是无可争辩的社会事实。
  生计模式和居住环境的改变，导致了李工坑畲民在思想意识和生活习惯上的巨大变化。2005年春节期间我们在李工坑畲村挨家挨户抄录门上所贴春联时，曾见到这样的对联：“出外求财财到手，居家创业业兴隆，横批：吉星高照”；“四面贵人相照应，八方财宝进门庭。横批：出入平安”。②可见拓展生活空间、出外谋求发展、发达的思想观念在李工坑畲村已深入人心。畲民思想观念的现代化，还表现在换工这一礼尚往来的传统观念习俗的消失更新上。据畲民报道人讲，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粤东凤凰山村民不论是畲族还是汉族，因农忙或家里有事请人帮工，比如即使请本村邻居帮忙摘茶，收割蔬菜、水果，或充当办酒席时的临时帮厨等，再也不像过去那样采取“今日你帮我、改日我帮你”的换工形式，而是直接使用现金支付工钱。最开始时一天支付工钱15元，后来增加到一天20元、25元不等，到2005年已上涨到每天30元左右。因此留守村中的李工坑畲民，如果帮人做上一个月即30天的活，即可挣到600至900元人民币的现金收入。村民说外出打工挣到的钱可能比这多些，因此年轻人如果滞留村中不敢或不愿外出闯荡发展，会被看成是一种没有出息的表现。
  20世纪90年代以后畲族中青年大批外出打工谋生，这其实并不只是李工坑畲村独有的社会现象。自80年代末期以来，凤凰山其他畲族村的中青年人基本上都走上了外出打工、经商谋生的道路，村中通常只剩下老人和孩子。2004年春节我们访问山犁畲族村时，几个外出打工回家过节的年轻女子告诉我们，她们在潮州市三环电器公司做电器，而且已经在那里工作三四年了，村里另外有些人还更早一些。他们在那里工作每月工资八九百元，加上奖金一个月能领一千多元；厂里还给他们买了社会保险，他们肯定不会再回到山村种田生活。事实上即使对于留守村中的少部分中老年畲民，他们的生活已基本达到了第一次现代化水平，而且还具有不少第二次现代化发展阶段的特色。用畲民自己的话来说，如今畲村的生活方式已与外村汉族或城镇居民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了：“出山不用走路（开摩托车），买肉不用出村（每天清晨有固定的肉、菜小贩开着摩托车定时到村里叫卖），穿衣不用缝制，照明不用油灯，煮饭不用烧柴（大多数人家用煤气即罐装天然气做燃料），喝水不用肩挑，传话不用呐喊（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手机或固定电话）。”这就是当今畲族村民对自己现代化生活的概括总结和形象写照。李工坑畲村干部和留守群众一致认为，进城谋生固然不错，但把村子建设好同样也很重要；把村里建设好，就是要为那些去城里打工呆不下去的人，和在城里呆腻了的人保留一个温暖的家和一个吸引人的去处。在这样的心态中，个性化、生态化、多元化等第二次现代化因素特征显而易见。
  三、结语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粤东凤凰山畲族村庄同全国其他地区农村一样，迅速步入史无前例的现代化或乡村都市化进程。在此进程中，畲族村民同粤东潮汕平原乃至全国各族各地的大多数农民一样，完成了从洗脚上田到外出务工经商或就地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的生计模式变迁过程，实现了从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第一产业人口到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城镇流动人口的转变过程。在大批畲族中青年步入城镇谋生的同时，留守村中的畲民在居住环境、生活习惯、思想观念上也迅速向现代化进程中的个性化、流动化、理性化、知识化、信息化、生态化等城市生活品质靠拢。现代化改变了畲族村民祖祖辈辈靠山吃山的传统生产和生活习俗，也改变了他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使畲族社会文化更加密切地融入了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大潮之中，成为佐证我国现代化研究专家们倡导实施多元现代化或综合现代化理论的众多社会实例之一。

①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概要·前言》（2001—200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①《中国现代化报告概要·前言》，第4页。 ①雷弯山：《畲族风情》，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②蒋炳钊：《畲族史稿》，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③蒋炳钊：《畲族史稿》，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 ④徐规：《畲族的名称、来源和迁徙》，载施联朱编《畲族研究论文集》，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 ①《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3《漳州谕畲》。见黄淑娉《重访山犁畲村再谈民族认同》，《广东民族研究论丛》（第8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②徐规：《畲族的名称、来源和迁徙》，第20页。 ③朱红、姜永兴：《广东畲族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④雷弯山：《畲族风情》，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⑤朱红、姜永兴：《广东畲族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⑥屈大均：《广东新语》卷7《人语》，见蒋炳钊《畲族史稿》，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①民国《大埔县志》卷2《地理志·乡村上下》、卷4《地理志·山川》。见黄淑娉《重访山犁畲村再谈民族认同》，载《广东民族研究论丛》（第8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①潮州市委统战部编：《畲族志》（1987未刊稿），第20—21页。 80年代粮食产量与经济收入一览表注：表中数据来自潮州市委统战部1987年编《畲族志》第20—21页。 ①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概要》（2001—200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页。 ①谌华玉：《粤东畲族春联及其源流的人类学解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11期，第16页。 ②李工坑畲族民俗村筹建工作组：《调研工作资料汇编》（2003未刊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