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两村先祖是为寺院管理耕作山林田产而迁徙来的。我国古代寺院、道观多有常住田。据唐初均田令，“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⑤。唐宋是我国佛教发展的兴盛时期，福建寺院、僧人之多，全国罕见，寺田之多也是可想而知的。淳熙《三山志》载：“《旧记》谓：僧户与民参半。以今籍较之，直民田五之一。”⑥宁德县有“田，二千八百四十八顷九十一亩三步；民户，一千九百三十三顷九十二亩二角七步；寺观，九百一十五顷六十八亩一角五十六步；园地等，五千三百四十三顷七十六亩三角五十四步；民户，四千八百三十四顷四十五亩三角二十四步；寺观，四百八十九顷二十一亩三十步”①。寺田占总田数的32％，是民田的一半，可见宋时宁德佛教之鼎盛。“金鄁院……旧产钱二贯七百九十二文”，“云门院……旧产钱二百八十四文”②，看来两寺田产不少。寺院田产大多来自百姓和官僚贵族的捐献布施，“富民翁妪，倾施赀产以立院宇者无限”③；或是僧侣到远离城市的山区开荒而得，“异时截崖谷、挽藤萝，可望而不可到者，今奔蹄走毂，所至精舍”④。金鄁寺和云门寺，地处山林，可能就是聚僧开垦，自耕自食开发的。元朝统治者崇奉佛教，将大量田地赐予寺院，寺院的地产占有是空前的。明代寺院的土地虽不如元代的多，但各地大寺院也都有相当多的土地。到了景泰三年（1452年），令各处寺观田土，每所限置六十亩为业，其余都拨给农民佃种纳粮。⑤《宁德县志》载：“自唐迄元明，膏腴田尽为僧有。至嘉靖四十二年，兵食不足，取给于寺田。什六充饷四还僧。充饷者，亩征银二钱，以六分解司、四分办纳粮差。寺租之名自此始。”⑥明末“兵食不足，取给于寺田”，足见寺院地产占有规模之大。上金贝村民有一个传说，八都一个围塘就是金鄁寺建的，寺僧有到八都一带收田租；云门村民说，山上富濑村和山下下坂村的田地山林原多为寺有，“土改”后才分给附近各村。不要说远距离的，仅看今两寺之四周，其田地就极为广阔。
  唐五代福建寺院大多实行农禅并重的制度，将生活的本身看作禅悟之道，寺僧要亲自参加劳动，在劳动中悟得真谛。随着世俗封建租佃制的发展，寺院也在自己的田产上确立了自己的租佃制的生产关系，僧人在自耕有余的情况下将部分寺院地产出租给佃户，以收取地租，作为寺院收入，成为寺院经济的主要来源之一。宋代以来，寺院的上层僧人可以不劳而食，逐渐演化为寺院地主。明中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大量无地的劳动人口投靠寺院为佃户，靠耕种寺院的土地为生，成为寺院的依附人口。明代的佃户，与前代相比，法律地位有了明显上升。国家不再承认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在法律上都被当作平民看待。有了一些法律保障，佃农的生产独立性得到加强，也获得较多的人身自由。于是佃农不再像以前那样听任地主随意摆布了。因而，在明代中后期，才会不断出现像邓茂七一样的佃户起义，佃户的斗争性增强了。正是如此，寺院对佃农的管理力不从心了。有些佃农一连几年甚至数十年不缴租，有些则始终未缴；有私自拿走赀财占为己有者，甚至有反占寺院田山者。寺院不愿和他们对簿公堂，即使对簿公堂，世俗地方官府未必会对佃农施加惩罚，判决寺院胜诉。在这种情况下，寺院能做的只能是赶走坏佃农，将土地租给好人。租佃耕作寺田大都是汉族佃农。我国民族学家王虞辅对畲民作了大量调查后也称赞道：“畲民秉性，诚实、憨厚，与汉人交易，分文必偿，与人约，必实践。”“商店以其不失约，不短欠，认为好主顾；地主以其不抗租，不欠粮，引为好佃农。”“畲民勤劳、诚实、勇敢诸美德都具备，实为一般汉人所难及。”①而且社会关系没有汉族复杂，既没有宗法也没有地域的纽带联系，便于加强人身依附。所以，特招畲民来管理耕种田地。
  明末清初，畲族大迁徙的原因认为有多种，但畲族的生存土地空间过于狭小应为重要原因。但此时，广大最适于人类生产生活的地域全被汉人占据，形成人口众多的大聚居。故畲民或迁到深山野岭偏远处开荒，或租种汉族地主的田地。畲族与汉族地主有着长期的民族隔阂，多不愿耕种他们的田地，宁愿耕种寺院的田地，甚至作为依附寺院的劳动力进行劳作，取得生存发展。再说，寺院作为佛祖神灵所在，使人们在同等强度下劳作的同时，感受到某种精神上的安慰。因此，两村畲族祖先应招前往两寺管理耕作广阔的田产山林，钟可成从罗源迁入上金贝，蓝元祥从七都来到云门村。
  畲族的迁徙应该是必然的，可到底迁往何处落脚呢？迁往寺院，成为寺院依附劳动力，得到寺院的庇护，也是不错的选择。畲族的迁徙是不是大部分存在这种模式，还要进一步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