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内容
闽东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问题与对策探讨
浅谈畲族对闽东的历史贡献
关于深化贫困地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探讨
在坚持中完善在完善中发展
说明：作者曾写过多篇文章，这里只收录了四篇论文。
闽东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问题与对策探讨
闽东是福建省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地区，有畲、回、壮、侗等21个少数民族，人口164987人，其中畲族人口155818人，是我国畲族最多的地区。他们分布9个县（市），120个乡镇，734个行政村，其中畲族乡7个，畲族行政村140个。少数民族经济是全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对于保证全区社会、政治的稳定，实现各民族间的平等团结繁荣，推动全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向小康目标迈进，具有深远的意义。本文旨在通过分析闽东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探讨加速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对策。
一、经济发展概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农村改革措施贯彻实行和民族政策的进一步落实，闽东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农业全面发展，1989年粮食产量4.46万吨，比1985年增长14.2％;1990年茶果种植面积167595亩，是1988年的2倍多；“七五”期间造林26万亩，人均造林1.58亩，集体经济实力有所增强；1990年村办企业201个，企业利润比1988年增长3.1倍，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大多数农户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1990年农民人均收入比1985年增长2.37倍，1985年全区少数民族有1.6万个贫困户，至1990年脱贫1.44万户，脱贫率达到90％。
但是，当我们把少数民族经济置于全区经济的大前景中考察时，就会看出它还是相当落后的，与改革开放的形势要求存在着很大差距。一是人均收入水平低。1989年省定贫困线为年纯收入300元，而1990年少数民族地区农民人均年纯收入381元，只及全区农民年纯收604元的63％。可见，少数民族农民除生活开支外，生产的积累非常有限；二是经济增长幅度较小。1990年少数民族地区农业总产值比1989年增长3.9％，而同期全区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为8.3％。少数民族经济呈现出明显的滞后趋势；三是产业结构不合理。1990年，少数民族地区村办企业就业人数仅616人，只占劳动力总数的1.08％，农业内部结构比例也不够合理。1990年少数民族地区种植业产值与林、牧、副、渔的产值5300.5万元，两者为58:42，全区的比例为44∶46，少数民族的经济还属于传统的农业型经济，效益不高，缺乏较强的自我推进能力；四是资源利用率低，闲置现象严重，少数民族地区人均占有可利用的山地面积为4.5亩，但现已开发的面积人均仅2.83亩，利用率仅53.4％，而全区平均利用率为75.8％。自然资源开发还有很大潜力，劳动力资源也十分丰富。按188个少数民族占总人口30％以上的行政村统计，现有耕地149949亩，劳动力56931人。按目前生产水平人均负耕5亩计算，只需约29900人，有26900个劳动力可以转移到粮食以外的行业。而事实是大量的劳动力集中在有限的耕地上，劳动时间未能充分利用，农业劳动力存在相当严重的隐蔽失业。
二、制约因素分析
闽东少数民族地区贫困落后，原因是多方面的，各种因素往往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封闭的不良循环。
（一）自然地理条件差
由于历史的原因，闽东少数民族大多数居于偏远的山区，自然条件恶劣。如，全区畲族人口最多的福安市，畲族人口57526人，畲族自然村721个，但64.82％的自然村都位于平均海拔5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尽管该市平原面积占全区的34.5％，达158平方公里，但畲族基本上与这些粮食高产稳产区无缘。少数民族地区复杂的地形地貌，使得每一小块土地都有自己的区域地理特点，往往限制了作物种植的广泛性，难以形成规模经营，山区耕地多为“眉毛丘”、“斗笠图”，即使投入大量的资金和劳力，也难以产生显著效益。土地利用的小规模和低效益，又抑制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村落分布离散，远离城镇，不便于农产品的输出和农用物资的输入。总之，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地理状况，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由单一经营向多种经营的过渡，导致经济效益差。
（二）商品意识淡薄
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信息闭塞，长期以来少数民族经济一直处于封闭半封闭的自然经济状态，不少地方群众视野大都局限于本乡本地和家庭的小圈子，对外部的改革和商品经济理解缓慢，存在保守的小农经济观念。一部分人在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下有过发展商品经济的冲动，但往往认为“多种经营和商品生产冒险、种田保险”，不愿或不敢发展多种经营和商品经济，致使生产方式基本上还是固守一业。他们的交换方式也还大多停留在为买而卖，出售农产品仅是为了换回不能自产的物品。许多农民仍囿于“养牛耕田，养猪过年，挑担柴火换油盐”的旧观念，认为劳动就是为了温饱；对生产和生活也未能科学地计划，有限的收入往往是吃光花光；缺乏进行生产积累的自觉性，保守思想和自给自足的观念，使得他们难以冲破自然经济的藩篱。
（三）科学文化素质低
近年来，少数民族的教育文化事业有较大发展，但从全区范围看，教学设施差、师资素质低、教学质量无保证，文盲半文盲率比较高。如，福安市畲族地区有275所中小学至今还有81所借用庙宇、仓库、民房上课；宁德市有230个畲族聚居自然村，人口2万多人，只有85个村有学校（完小仅5所），办学率仅37％，在已办学校中82％是民办小学，师资水平低。全区7个畲族乡文盲半文盲率为18.02％，高于全区平均文盲半文盲率15.53％。教育落后，群众文化素质差，直接影响了对农业生产实用技术的掌握和运用，致使他们在生产经营上只靠传统的经验积累，长期保持单一的经济结构，粗放的经营方式，搞掠夺性垦植，导致生态破坏，抑制了经济效益的进一步提高。
（四）集体经济脆弱
村级组织担负着管理协调、生产服务和经济职能，但无论是对分散经营的农户管理协调还是生产服务，都必须有物质基础。如果村级集体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这些职能就难以发挥。我区少数民族村级集体经济异常脆弱。福安市集体经济空白点的行政村有72个，其中28个是畲族村，占38.9％；宁德市有19个少数民族行政村，有16个村集体年收入在3000元以下。苍白的集体经济无力为群众提供切实有效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无力搞好一农一户办不了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在引导扶持群众发展商品经济上很难有所作为。因而缺乏应有的凝聚力，这就是少数民族经济发展迟缓的主要症结之一。
（五）基础设施落后
我区少数民族基本上都居住在偏远的山区和边界地带，地理条件差，自然环境复杂，加之资金短缺，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缓慢。现在，交通不便、信息不通、电力缺乏的现象还相当普遍，群众生产条件仍比较差。1990年，全区1789个少数民族自然村有71％没有通公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进出要靠肩挑人扛；大多数村电话不通、广播不响，信息闭塞；25％的少数民族自然村没有通电，生活资料和农副产品的加工全部要依靠人力操作。基础设施的落后状况，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发展。
三、发展对策探讨
全面估量少数民族地区现有的经济基础和潜在优势，实事求是地分析客观存在的种种制约因素。我们认为，要振兴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必须立足于壮大集体经济实力，用集体经济带动农户个体经济的发展，从而达到民族地区经济的全面繁荣。为实现这一构想，必须注重提高人口素质，采取优惠政策，使少数民族经济内具活力、外有动力。
（一）抓科技文化建设
劳动者是发展经济的主体，是起决定作用的内因。少数民族劳动者总体科技文化素质不高，阻碍了生产方式的变革，制约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因此，加速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关键是增强劳动者的素质。
1．围绕发展商品经济，实现思想观念变革。人的思想观念是在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要使少数民族从根本上转变陈旧的小农经济意识，树立商品经济观念，必须组织和引导群众发展商品生产。要充分发挥发展商品经济致富典型的的示范作用，借助事实来教育群众；要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支持群众在新的社会观念指导下从事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保证各项政策和规定的稳定性，使群众在生产实践中不断增强发展商品经济所需要的市场、竞争、效率等观念；尤其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深入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培养“四有”新型农民。
2．努力发展教育，提高科学文化水平。要把少数民族地区逐步建成文明富裕的新农村，很重要的一条是必须结合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办好基础教育，培养“新型”的少数民族劳动者。现阶段可采取以下途径加强民族地区教育：少数民族聚居的县（市）、乡设立少数民族教育专项经费，用于改善办学条件和提高教师的生活待遇；地、县（市）教育部门制定具体措施，对在少数民族地区任教的教师在民办转正、工资晋升、职称评定、评选先进、业务培训等方面给予优先照顾；因地制宜，采取切实可行的办学形式，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行政村办重点民族小学，在散居的自然村办初小或教学班，在生源不具备单独办班的村办巡回教学班，民族中学要保证少数民族生源，同时在职业中学里设少数民族班。此外，重视成人教育，少数民族成年人有许多是文盲半文盲，帮助现有劳动力掌握科学文化知识是我们面临的一项艰巨工作。要抓紧扫除文盲，并且有步骤地把成人教育的重点转移到技术教育上来。以现有乡镇文化技术学校为基地，带动少数民族村教学班（点），实行多层次、多门类办学。开展“短、平、快”的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派科技人员下基层指导生产，推广农业生产技术知识，运用学用结合的方式，使现有科技文化水平还较低的少数民族农民在生产实践中掌握发展商品经济的本领。
（二）壮大村级集体实力
提高少数民族经济的内驱力。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受生产资金缺乏和自身思想文化素质差等限制，在分户经营发展经济上普遍感到力量不足，需要集体的牵引、扶持和提供生产的各种服务；此外，在我区经济还较为落后的情况下，改善农业基础设施主要依靠基层尤其是村集体的力量。因此，只有壮大的村级集体的实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才具有强大的活力和后劲。
1．加强教育，统一思想。要运用正反两方面的事实，向群众讲明壮大集体经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讲清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关系，消除群众的思想顾虑，调动他们发展集体经济的积极性。
2．搞好规划，选准项目。要由乡牵头以村为主，制定少数民族村经济发展规划，目标、对策与措施必须具体化、可操作。在项目的选择上，要注意立足资源优势，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先上一些容易办到又能在短期内收到明显经济效益的项目，而后再发展一些中长期项目。我区少数民族山地和劳力资源丰富。发展村级经济，重点应放在开发性生产上。一是兴办集体林、茶、果场。各村要根据本地的生产条件和经济实力，分步骤、有选择地发展。新发展的要做到规划一片、开发一片、管好一片；对现有的，应通过进一步完善，加强管理，增加收入。二是兴办村级企业。资源条件好的村，可走资源——产品——市场的路子，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商品优势；自然资源缺乏而交通便捷的村可开发横向联系，走“三来一补”的路子，积极发展来料加工、装配。
3．多渠道筹集资金，多形式提供技术服务。少数民族村要兴办经济实体，遇到的难题一是资金、二是人才。资金方面：首先要发动群众投入，可采取组织群众义务投劳、以劳代资来筹措资金，或依托村经济联合社建立村合作基金，采取农民乐于接受的股份制等形式合理筹资聚财。其次要依靠国家扶持，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各级政府每年要逐步增加扶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资金，农行应从开发贷款中划出一定的数目，民委、老区办、扶贫办等单位的专项基金，要有所侧重地用于帮助少数民族村发展集体经济。人才方面：县（市）、乡有关部门和单位要为少数民族村提供多形式技术服务，对特困的村要派干部、技术人员、教员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广泛开展科技咨询活动，接受委托培养各种实用技术及管理人才，鼓励科技人员到少数民族村办厂搞技术承包或建立技术协作关系，帮助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的技术难题。
4．加强村级组织建设，形成民族村发展经济的核心力量，抓好少数民族村级组织尤其是党支部的建设，是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特别是集体经济的根本保证。要选好支书，配好班子。少数民族村的支部书记除应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文化素质和较强的组织能力外，还必须有民族政策意识。民族村的两委班子里要有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干部。少数民族居住普遍分散，为加强党员的思想作风建设，党员人数较多的村应该建立党小组。
（三）完善服务加强指导，扶持农户发展家庭经济
集体经济带动个体经济，主要体现在村集体对农户发展生产提供指导和服务上。
1．建立村级农业服务体系，帮助农户解决生产经营困难，少数民族行政村要从本地实际出发，逐步办好“一社四组”（经济联合社、经营管理组、生产资料供应组、科技服务组、农机服务组）等服务组织，并组织党、团、妇、兵、干带头发展群众性的服务组织。当前，首先要建立起村级经济联合社，并逐步完善，发挥其内联农户、外联经济技术部门和社会上各种服务组织的纽带作用，为农户提供产、供、销服务。
2．逐步改善基础设施，为发展经济奠定基础。要统一规划，每年划出一定比例的村财收入，在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分步骤地搞好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变生产条件落后的状况。为节省资金，要加强组织领导，注意发挥群众的积极性，走依靠群众力量搞建设的路子，广泛发动他们义务投工投劳。
3．组织和扶持农户搞开发，发挥潜在的资源优势，采取由村集体统一组织群众，然后再分给各家各户经营的“联办分管”办法，扶持群众开发山地、滩涂等资源。这种做法既发挥了集体的优越性，又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能产生规模效益，促进村支柱产业的形成，有条件的村可通过办农副产品加工厂来吸引闲散的劳动力，带动农户建立与村办企业相配套的小规模农副产品基地，从而增加农户经济收入。劳动力多而自然资源匮乏的村，可通过村经济联合社与劳动部门联系，有计划地开展劳务输出，组织劳动力到外地搞创收。
4．培养示范户，带动群众发展商品生产。选择有一定文化水平、经营能力较强的回乡毕业生、退伍军人、党团员等为培养对象，从资金、技术等各方面给予适当地扶持，通过他们商品生产的成功实践，对周围的群众起引导、辐射作用，达到培养一户带动一批。
四、采取倾斜政策．建立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外部激励机制
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要在较短的时期内赶上全区水平，经济政策上必须要有一定的优惠和倾斜，对于国家和省制定的少数民族乡享受贫困乡待遇等民族优惠政策，要用好、用足、用活。同时，还应该从我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制定必要的优惠措施。
为此，县（市）民委要量力而行，兴办经济实体，为扶持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开辟新的经费来源，地、县（市）财政部门对此应从贷款上予以支持；地、县（市）两级政府应拨出专项低息贷款，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建设投资大、周期较长但效益显著的项目；要根据各少数民族村的实际情况，适当减免农业税；对农户确因生产经营不善而无力偿还生产性扶持经费的，应给予减免或推迟偿还期，以避免扶持上出现“锦上添花”多于“雪中送炭”的偏向，保证少数民族特困户能得到必要的扶持；增加少数民族村年度砍伐指标，调整林业收入分成比例，以解决开发资金缺乏问题，激发群众造林积极性；增派农技人员到少数民族聚居的乡工作，并在有条件的少数民族村配备科技副村长，增加依靠科技振兴民族地区的力量；实行挂点扶持制度，分期分批地组织县（市）、乡职能部门和单位与少数民族村挂钩，定立较长期的扶持责任制，做到“扶一个，上一个”。
综上所述，我区少数民族经济基础薄弱，发展的制约因素多，但有着潜在的资源优势，只要立足实际，采取壮大集体带动个体的策略，不断强化其发展的内外动因，便可化资源优势为资源效益。这样，少数民族经济就能摆脱落后状况，加快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
浅谈畲族对闽东的历史贡献
闽东现有16万畲族人口，分别占全国、全省畲族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和二分之一。畲族人口分布全区九个县（市），是全国畲族人口最多的地区。唐朝以前，闽东就有畲族先民的行迹。据有关文献记载：唐乾符三年（876年），蓝应潮从闽侯雪峰大坪（湖）迁入古田水竹洋（今古田富达村）；唐五代时彦江公于汀州上杭迁入韩阳坂钟莆坑，距今均已1000多年。畲族大量迁入闽东是在明代，尤以明末清初为盛。畲族迁入闽东后，大部分散居荒僻山区，形成了“遍布闽东、人口散居”的分布特点。畲族先民勤劳勇敢，吃苦耐劳，朴实其外，慧智其中。本文拟追溯闽东畲族的历史发展轨迹，谈谈畲族为闽东的经济开发、革命斗争以及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等方面所作出的巨大的历史贡献。并就21世纪闽东畲族社区的发展问题，谈几点看法。
一、畲族人民开发闽东业绩卓著
闽东古为越地，是福建省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早在三国时期，境内即有“温麻船屯”之设。但境内山高岭峻，不易用兵，受战争影响小，物产丰富，这自给自足兼有山区和沿海特点的自然环境，为畲族大量迁入闽东提供了生存条件。
明万历年间，由于织机的改进和纺织技术的日趋成熟，闽浙纺织业蓬勃发展，致使纺织原材料苎麻和染料“菁”的需求量猛增，闽东气候和地理条件适合苎麻和菁的种植，一时间植麻种菁业异常发达。在万历年间至明末30多支畲族先民相继迁入闽东，他们扎寨为居，开荒拓野，以植麻种菁为主业，大量种植生产纺织所需的麻菁原材料，为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生产原料。福鼎的桐城和前岐菁寮均为畲族重要的祖居地，宁德八都点兰村更是以种菁而远近闻名，可以印证这一史实。明朝的文学家冯梦龙在崇祯十年编的《寿宁待志·风俗》记载：“苎山亦曰麻山，一年三熟，谓之‘三季’。富者买山，贫者为佣，中人则力其地，力薄则指苎称贷，熟而偿之。”不难想见，种苎成为当年很时尚的种植业。清乾隆四十六年编《宁德县志·物产》载：“居山者不事锄畚，听从菁客佃作。如西乡八都，菁客盈千”、“凡菁客佃作之山，皆深岩穷谷”、“邑以种菁为业者，大抵皆汀人也。”从而可以推定，畲族先民迁入闽东重要生存特征：山居、开荒、种植，这一生存特征具有不可忽视的进步意义。大片的穷山恶水得到合理开发利用，种植业大发展的同时，带动纺织业迅速发展，畲民家家户户以纺纱织布为副业，创造了财富，发展了经济，生活条件不断改善。畲族先民这种以开发图生存的方式，正体现了这支民族自力更生、自强不息、不畏艰难险阻，以劳动为光荣的民族特色。
畲族先民第二次大规模迁入闽东的时间是在清康熙年间。顺治十七年（1660年）九月，福建总督李率泰疏请实行海禁，下令沿海居民迁界30里，“至（顺治）十八年，督抚苏尚书、李部院疏请迁移，以绝接济之根。”迁界造成闽东沿海“荒田三千六百八十八顷七十亩九分六厘有奇”（见《福宁府志·食货志·田赋》）。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八月，清统一台湾；十月，闽浙沿海地区“招集流民，得复故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展界”。“展界”再次吸引了大批畲族先民，大批畲民迁居闽东沿海地带投入“展界”拓荒，形成畲族迁入闽东的第二次高潮。从迁界至展界，时间相隔二三十年，3000多顷田地早已树木成丛，芳草萋萋，再行开发等于重起炉灶，其艰辛程度不言而喻。畲族先民和汉族兄弟一道为垦复闽东沿海36万亩荒芜田地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奠定了闽东开发的坚实基础。
历史上畲族先民两次大规模的迁居闽东，增强了闽东生产劳动力，极大促进了闽东的山地开发和经济发展，畲族是闽东山区名副其实的忠实耕耘者和无私奉献者。由于畲族的故有素质和受生存条件的作用影响，在人口分散（1989年计宁德地区2104个畲族自然村中，人口在99人以下的1475个，占73.24％），可供耕种土地面积不足，土质贫瘠，复种指数低，粮食产量只相当于汉区一半的艰苦情况下，利用山场植树造林，种植茶、苎麻、菁、烟草、油茶，挑柴贩草；男女同耕同作，自食其力，艰苦图存，数百年相沿不变。清末，在台湾蓝靛和西洋靛的冲击下，闽东种菁业渐趋衰落，然而茶市却转盛。民国期间，闽东畲村共有茶园7000多亩，年产茶200多吨。抗日战争爆发前，每年集中到三都澳出口的畲村出产茶叶200多吨，柴片2000多吨，木炭3万多吨，茶油100多吨。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闽东畲族乡村，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奋力实施扶贫攻坚计划，大念“山海经”，实施农业综合开发。经过畲族同胞共同努力，畲族社区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民族经济快速发展。“八五”期间，畲族乡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3.9％，粮食总产年均增长14.2％，乡镇企业年均递增66.5％，乡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8.1％,1996年畲族乡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888元；同时畲族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迈出了可喜步伐；全区189个畲族村实现了全部通电，通路比重达82％，用上清洁水比重达80％,8个畲族乡已全部安装了程控电话。在实施“造福工程”中，有1903户9892人搬迁入新居。畲族人民为闽东社区的物质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畲族人民革命斗争波澜壮阔
唐朝以来，畲族人民抗暴举义事迹史不绝书。畲族先民大量迁徙闽东后，经历了和汉族相同的政治制度，由于不堪忍受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一次次组织起来，参加反抗统治阶级的武装斗争，有力推动了闽东人民革命斗争向前发展。
（一）反洋教斗争
明崇祯至光绪年间（1628—1908年），福安穆阳村发生了反洋教斗争十多起，一次次阻建教堂，将洋教士准备翻建教堂的房屋木料烧毁，穆阳一带村民搬出团练军械准备和洋教士们斗争到底。这期间康厝金斗洋、穆云一带畲民加入反洋教斗争行列，和汉族人民并肩作战，挫败洋教士在穆阳建教堂的嚣张气焰。清光绪十三年福安县二十多乡乡民组成“义军”，提出“为国复兴”的口号，反对外国传教士，畲族人民亦加入“义军”行列，参加反洋教斗争。
（二）参加革命斗争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畲族人民积极参加革命斗争。1931年，区内就建立了中共福安凤洋支部，全区有1442个畲族村（占畲村总数的71％），成为闽东特委开展革命活动和游击战争的老根据地。在1442个畲族革命老根据地村庄中，革命斗争历史较长的老区重点村有135个，占闽东老区重点村总数的20％。畲族乡村先后建立起赤卫队、造反队、游击队、义勇军、红带会、“手机”队等畲族革命武装。参加甘棠暴动、青皎暴动、赛岐暴动。在畲族乡村建立起56个中共支部，3个区、21个乡和300多个村的苏维埃政权，并在畲族村开展声势浩大的分田运动。1934年10月，国民党当局重兵进犯闽东苏区，对红军游击队驻地实行经济封锁，强迫畲族村民移民并村。但畲族群众还是千方百计地把粮食和物品带上山支持红军、游击队。1938年，叶飞、阮英平率领由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改编的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指战员1300余人，取道闽北，北上抗日。当时全区参加抗日的畲族青年就有200多人。
据不完全统计，民主革命期间，闽东畲族村被烧毁135个，烧毁房屋10500多间，被杀害的畲族党员、干部、战士、群众和受摧残而死者达5000余人，其中被评为革命烈士的510人。革命斗争，使畲族儿女经受了战争洗礼，涌现了一批享誉闽东的优秀干部，如烈士、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某团副团长的蓝阿嫩（在淮海战役中牺牲）；原省军区政委钟大湖；原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雷应清；31军后勤部副部长钟维双等。畲族人民用鲜血谱写了民族历史的光辉一页，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三、畲族文化内容丰富独具特色
（一）畲族文艺璀璨夺目
畲族民间文学，独树一帜，是畲族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部分，在全国民族文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同时，也是闽东地方文化中最有特色，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畲族是一个喜爱歌唱的民族，良辰佳节、喜庆盛会、客来客往多有歌会。在频繁的民歌盘唱中，涌现出一大批畲族歌手。积累了大量的歌本，形成族内以歌会亲会友的盘歌习俗。畲族儿童往往十二三岁就接受“歌教”，学习唱歌，民歌表现形式和歌唱形式多种多样。盘唱活动常在庭院、山野、村头、众厅和宗祠内举行，有来客对歌、拦路对歌、摆擂台对歌，做表姐、做亲家伯对歌，喜庆对歌和歌节歌会对歌等多种形式。畲族民歌内容涉及社会、民族历史、文艺、民俗各个领域，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闽东畲歌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歌手众多，歌会规模大。其假声唱法为国内外所罕见，是我国民族文化遗产的精华，是闽东地方文化的瑰宝。
此外，畲族民间故事、音乐、舞蹈、民间艺术也在闽东占有重要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极其重视畲族民间文艺的挖掘整理工作。1954年，宁德漳湾雷东村民向福安甘棠坑门里巫师学习舞步，经加工后编成《猎捕舞》。1956年，《婚礼舞》进京参加全国农村业余文艺会演，被拍成舞台纪录片，向全国发行。20世纪80年代起，闽东畲族舞蹈创作取得可喜成绩，所创作的《丰收喜》、《欢乐的鸭姑》、《晨曲》、《织裙带》《舂斋舞》、《畲山秧酒香》、《蚯蚓之歌》、《走嫁舞》、《山哈带》等舞蹈节目，先后在全国和省、地文艺演出中获奖。经文艺工作者挖掘、抢救、整理创作的畲族民间音乐舞蹈节目共有100多个。1981年，宁德地区群众艺术馆编成《闽东民歌选》一书；1986年10月《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福建卷》宁德地区工作会议召开后，整理出版了闽东畲族歌谣、故事和谚语三个分卷。畲族民间文艺极大地丰富了闽东地区文化的内容，举国瞩目。
（二）畲族医药疗效独特
闽东畲族聚居区，山高岭峻，环境恶劣。历史上畲族人民为生存繁衍在长期与疾病的斗争中，运用许多适合当时社会环境、气候地理特点和生产生活习惯的医疗方法，总结形成具有特殊传艺方式，独特疾病观、疾病命名、疾病分类、治疗方法的畲族医药学。畲族医药学专科性强，富有民族特色。畲医诊断病情以望诊和问诊为主，也重视切脉和辩症治病。擅长用“捏”、“抓”、“挑”、“刮”和针刺疗法治痧症，用草药秘方治不孕症、正骨疗伤和盛行食物疗法。新中国成立前，全区即有民间畲医150多人。常用的医药308种，主要的77种，常用药30多种，经整理筛选的畲族单验方300多则，丰富了闽东医药学的内容，为闽东畲汉人民的医疗保健作出积极的贡献。
（三）畲族体育别具风采
闽东畲族人民散居山区，一向重视练武健身。长期以来在抗暴自卫、从事生产劳动和祭祀活动中形成独具民族传统风格的拳术、棍术、打尺寸、扭扁担、舞铃刀、舞龙头、虎抓羊、猴抢蛋、打枪担等体育项目。闽东畲族拳以福安金斗洋、霞浦四斗和福鼎双华为代表，是在吸取南少林精华的基础上融会而成。具有步稳势烈，发力短猛，攻守门户严谨，进攻多用指法、掌法的特点。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挖掘整理，一些传统项目多次在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上获奖，为闽东争得荣誉。
四、面向21世纪的展望
21世纪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崭新世纪，在这新旧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古老的民族如何面对新世纪的挑战？作为畲族的一员，我感到无比振奋，因为新世纪将为闽东畲族社区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同时我也感到沉重，因为畲族人民将面临非常严峻的时代挑战，面临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课题的历史考验。纵观世界古今历史，民族特色是民族走向世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畲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和汉族一样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在新世纪洪流的激荡下，如何继承和发扬畲族民族文化传统和保存民族特点？畲族社区生存环境恶劣、经济基础薄弱、人才相应缺乏，在迈向21世纪的关头，也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相应对策。
首先，要结合学习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一切从实际出发，紧密联系闽东畲族社区的区情；坚持发展的观点，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扎扎实实地把新一轮创业推向前进。
其次，就是要在脱贫致富奔小康基础上发展现代农业。要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加快农村改革开放步伐，加快实施科教兴农战略，调整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要提倡艰苦奋斗精神，念好畲族乡村的“山海经”，以市场为导向，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切实做好山海开发两篇文章。
其三，认真贯彻国家帮助，先富带后富的精神，给畲族社区以更加优惠倾斜政策，加快畲族乡村的路、电、水、住房等基础设施建设，为畲族社区的大发展创造必要条件。注重人才开发培养，下大力气抓好教育这个基础，搞好职业教育和实用技术培训，坚持以智取胜，极大地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和民族文化素质。加强民族干部培养，要解决少数民族干部总量少，有层次的少，重要部门任职少的问题。
畲族人民曾经以不畏艰险强暴的战天斗地的气魄，悠然走过漫长的历史岁月，靠劳动者的双手创造了人类文明，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篇章。今天，畲族人民也一定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继承和弘扬民族优良传统，同心同德，不屈不挠，艰苦奋斗，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为民族的繁荣进步，人民生活富裕再创辉煌。
关于深化贫困地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探讨
贫困地区农村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循序渐进地开展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农村的社会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的原因，贫困地区农村发展仍处于滞后状态。一是商品经济还比较落后，劳动价值观念、市场观念等还未在农民头脑中稳固树立起来。植根于自然经济的传统观念和陈规陋俗，仍然是今后一个时期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障碍；二是集体经济比较脆弱，与此相应的社会主义思想和集体主义精神的巩固和发展缺乏雄厚的物质基础；三是科技文化设施落后，人口文化素质比较低，现代农业实用科学技术还不能及时转化为生产力。随着农村改革实践的深入进行，稳定和发展以家庭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健全和完善双层经营体制，依靠科技发展商品生产，壮大集体经济，已经成为农村工作的重心。为适应这个形势需要，以培养和提高人的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为根本任务的精神文明建设，在贫困地区农村则具体表现为大力培养并增强农民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和集体主义精神，提高其科技文化素质。
怎样加强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寻求最佳的途径？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常遇到这样的两难抉择：贫困地区农村经济落后，不提高社会生产力，加快经济发展，就难以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物质条件；但贫困地区农村人口素质低，不提高人的思想和文化素质，又无法为提高生产力水平，促进经济发展提供智力保障。
解决矛盾的最好办法就是在矛盾运动中把握对立的统一。人的素质归根到底是在适应和改造外部世界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培养和提高的。马克思说过，在改造世界的生产活动中，生产者不仅生产物质产品，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的发展改造着自身，造就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就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史也告诉我们，人的社会意识、思想观念和科学文化知识，无不来源于以生产劳动为基本形式的社会实践，并根据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的需要不断调整、充实和提高。因此，深化贫困地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应该牢牢把握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的内在统一关系，通过生产实践培养和增强农民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和集体主义精神，提高其农业生产的科技运用与创新水平。
一、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努力培养和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给农村带来物质文明，同时也影响着农民的思想，给农村带来社会文明。从历史角度看，贫困地区农村长期受自然经济的困扰，生产形式单一，市场发育缓慢，商品经济观念比较淡薄，自给自足的劳动意识、为买而卖的交换意识和封建迷信、愚昧消费等现象，仍然严重制约着农村精神文明的发展。如果不改变这风貌，贫困农村就不能发生根本变化。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与自然经济相对立的，社会主义商品的发展，必然带来人们义利观念、荣辱观念、消费观念等的变化，从而逐步形成与新的劳动方式相适应的新观念，如劳动价值观念、效益观念、竞争观念、市场观念等。这些新观念的树立和增强，正是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正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有如此巨大的影响作用，所以在贫困地区农村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有意识、有组织地引导农民介入农村商品生产活动，启发、培养和增强农民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并使广大农民群众在商品经济活动中逐步地认识和把握商品生产经营的规律和各种现行政策、法规，逐步形成与现代农村生产和生活要求相适应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和生活方式。使农民从传统的生产方式中走出来，成为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的生产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农民的劳动方式还是单一狭隘的，交换方式还是为买而卖时，这就很难在思想意识中确立商品、市场、价值、效益等观念。只有改变传统的农业产业结构，从单一经营向粮、林、茶、菇、牧、水等多种经营发展，向农、工、商综合经营方式发展；只有立足资源放眼市场，依靠技术，让农民的生产活动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素相结合，才能使农民逐步地把握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运行的规律，形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观念。
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增强农民的集体主义精神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贫困地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应着重于鼓励农民发扬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精神，顾全大局，诚实守信，互助友爱和扶贫济困。
道德规范不是脱离历史发展的抽象概念，而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不改变土地所有制性质的基础上，确立了农民单家独户经营的经济地位，有力激发了农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分户经营，农业生产规模较小，有的地方统分失当，集体经济实力萎缩。再加上有的农村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化，思想政治工作没有适应改变了的实际而及时跟上去，以致出现农民个人同乡村集体和国家之间的疏远，以及过分强调个人利益而忽视集体和国家利益的倾向。这些年农村出现的计划生育难、粮食合同定购难、征兵难等现象就是突出的表现。相反，凡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比较健全，集体经济实力比较强的乡村，农民对集体、国家和社会主义的义务感和责任心都比较强，干群之间、邻里之间团结、友爱、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关系都能够比较自觉、牢固地建立和发展起来，农村的各项中心任务也都完成得比较好。这两种情况表明，只有使农民群众真正参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集体经济活动的过程中，才能使他们切身体会到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感受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休戚与共的关系，领悟到集体的兴旺发达是个人发展和富裕的最可靠保障。也只有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集体经济活动中，尤其是分工协作的生产过程中，才能切实培育和增强农民群众顾全大局、诚实守信、互助互爱、扶贫济困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
壮大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培养和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面临着一个复杂而艰巨的任务：既要稳固和完善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又要纠正对这一体制的片面理解而产生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当农民认为他们的生产和生活的主要方面可以不依赖国家和集体时，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对他们来说只能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因此，在发展壮大乡村两级集体经济中，要鼓励贫困地区农民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组成生产联合体，综合开发农业资源，培养农民的群体协作意识，着力兴办以农产品为原料的乡村两级加工贸易实体，带动农民家庭经济稳步发展。坚持以乡村集体经济为依托，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社会服务体系，做好家庭经济的指导、协调和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工作，增强个人对集体的依赖性，培养农民的社会主义集体观念。
三、结合综合开发农业资源，引导农民提高科学文化素质
农业科学技术是农业生产力中极为活跃和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农村劳动方式的进步，经济效益的提高，归根结底都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应用。不仅如此，农业科学技术还会深入农村生活的各个领域，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从而对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产生巨大影响。
掌握和运用现代农业科学技术，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础。在贫困地区农业人口还有相当部分是文盲和半文盲的情况下，对农民先进行文化普及教育，再使他们掌握农业实用科技，并不是一种现实可取的办法。最现实的途径是在现有条件下，结合综合开发农业资源，在实践中逐步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科学技术与农民的结合，必须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综合开发农业资源的生产劳动，与现代农村实用科技有着密切联系。这几年，贫困地区农村兴起的茶果业、食用菌业、水产养殖业等与农业科技应用有很大的关系，茶农、果农、菇农正是在生产实践中学习和掌握农业生产技术的。在综合开发农业资源的生产劳动中，农民可以从自己的劳动成果中直观并体验农业科技的作用，从而自觉地、不断地接受现代农业科技的熏陶，不断地积累和提高科学文化素质，进而实现自己与农业科学技术的有机结合。
在现有的条件下，为了更好地实现农业科技与农民的结合，必须充分发挥科技示范乡、示范点的辐射作用，以乡村果、茶场等为试点，带动农民走科技兴农的道路。加快建立健全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开拓技术市场，鼓励和动员一批科技人员到农业生产第一线搞技术承包、技术咨询，与农民结成利益关系。大力开展科技成果巡回展览活动，努力探索农科教三结合相得益彰的路子，把农业资源综合开发与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密切结合起来。
深化贫困地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还要充分发挥政府职能部门和农村基层组织的作用。政府职能部门是农村经济活动的协调、服务部门，与农民的生产活动有密切的联系。在启发和引导农民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和提高农民的农业科技知识水平中，政府职能部门都要认真按照商品经济规律办事，尽可能减少或避免使用行政手段，不做言而无信的事；要主动为农业生产提供社会化服务，形成全社会关心农业和支持农业的大气候，使农民切实感受到社会的力量，自觉形成社会主义意识和集体主义观念。农村基层组织是农村商品经济活动和壮大集体经济的组织者，应当努力启发和引导农民树立商品经济观念，确立集体主义精神，提高农业科技知识水平。在深化贫困地区农村改革中，必须努力建立一个适应新形势要求的新的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格局，也就是以党支部为核心，村委会和村合作经济组织为依托，共青团为助手，妇女、民兵组织共同配合，在党的领导下，各方面密切协作，形成合力，做好农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用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观念和健康、进步的文化生活占领农村的意识形态阵地。
贫困地区农村有丰富的资源优势，可以为发展以开发性农业为特征的农村商品经济、集体经济提供可靠的自然基础。这几年由于着力抓农村物质文明建设和科技扶贫工作，带动和促进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许多先进经验说明，贫困地区农村有优良的革命传统，淳朴的民风，广大群众有着强烈的治穷致富之愿望，只要各级党委和政府坚持“两手抓”的战略方针，带领群众沿着切实可行的途径走下去，贫困地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就能再上一个新台阶。
在坚持中完善 在完善中发展
——纪念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暨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25周年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实现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组织形式。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标志着我国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础的政权制度全面的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后，尽管经历了曲折，但始终显示旺盛的生命力，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取得了很大成就。50年的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它在国家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实现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把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志统一起来，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有效地组织和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维护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促进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通过法定的立法权和监督权的行使，有效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保障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50年的历史启示归结到一个真理，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功效，必须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一、5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一瞬间，但对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言，却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特别是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25年以来，我市各级人大在党委的领导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人大制度和人大工作与时俱进，在坚持中前进，完善中发展，创新中提高，我市各级人大工作出现了可喜的局面。主要表现在：
（一）“三权”行使不断强化
在监督工作方面，重点开展了以执法检查为主要形式的法律监督，并从形式上、程序上的监督逐步走向实质性、全局性问题的监督，监督力度不断加强，保证了宪法、法律在我市贯彻实施。开展了以听取“一府两院”工作报告（汇报）、评议等为主的工作监督，促进“一府两院”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在决定权的行使方面，市、县两级人大常委会先后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涉及到全局性、根本性、普遍性的问题以及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依法作出决定决议，对促进各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规范人事任免工作，坚持党管干部和人大依法任免原则，不仅把好法律程序关，而且注意把好被任免对象的综合素质关，为我市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二）制度建设不断完善
经过不断地探讨、摸索，市、县两级人大常委会都制定了议事规则、人事任免、代表联系、与“一府两院”联席会议、接访人大代表、代表活动等工作制度，有效促进了地方人大工作走上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
（三）代表工作不断创新
市、县两级人大常委会把做好代表工作作为一项经常性、基础性的工作来抓，组织代表开展视察、检查、调研、评议工作，不断改进工作方式，使代表工作更富有成效。认真办理代表议案和建议、批评、意见，受理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四）依法治市进程不断推进
早在1996年7月，中共宁德地委、地区行政公署、地区人大工委就作出了《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2001年市一届人大常委会又作出了《关于依法治市的决议》，并批准了“一府两院”的实施规划和实施方案，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也相继作出了关于依法治市（县）的决议。市县两级人大常委会都作出了《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为依法治市工作开展夯实基础。
（五）自身建设不断加强
各级人大常委会机关组织机构不断健全，力量不断加强，素质不断提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大工作的影响不断深入人心，发挥的作用愈来愈大。25年以来的实践证明，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对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维护安定稳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25年的地方人大光辉历程，为我们留下了丰硕的成果和宝贵的经验。这是全市人民和历届人大代表、人大工作者共同奋斗和努力的结果。当前，我市正在深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省委七届七次全会和市委一届十次全会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加快改革发展步伐，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中心港口城市建设。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我们，必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加努力地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不断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
（一）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自觉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各级人大要牢固树立党的观念、政治观念和大局观念，坚持执政为民，依法履职，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使党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原则体现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践中，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二）必须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必须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加快推进我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作用。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与我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结合起来，从制度上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从法制上保障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牢固树立加快发展的意识，围绕坚持以人为本，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人大履行职责的各项工作中去，务求使人大工作更加贴近党委的中心工作，更加贴近发展的要求。
（三）必须牢固树立宪法观念，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要把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学习贯彻宪法结合起来，切实维护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我市的贯彻执行。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依法治市进程。不断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法律意识与法制观念，为我市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四）必须认真做好代表工作，充分发挥代表作用
各级人大常委会要认真贯彻落实地方组织法和代表法，切实保障人大代表依法履行职责。要充分尊重和维护人大代表的民主权利，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在人代会期间提出的议案和建议，提高办理质量和效率。要积极组织闭会期间的代表活动，进一步搞好代表持证视察和代表小组视察，吸收人大代表参加执法检查、评议等工作，邀请人大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要加强代表的学习和培训，不断提高代表履职的素质。要通过各种形式，让代表知情知政，为代表履行职责创造条件。人大常委会的各项工作都要自觉接受人大代表的监督，从而更好地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充分发挥代表的作用，行使好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
（五）必须密切联系广大人民群众，把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人大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要加强人大代表、常委会委员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使人大工作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代表人民的利益，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人大代表要广泛联系群众，深入调查研究，切实代表群众意愿，反映群众呼声，集中人民智慧，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真正成为人民行使当家做主权力的机关，保证人民当家做主，共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六）必须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努力提高人大工作水平
各级人大代表及其常委会组成人员要适应新形势发展变化的要求，加强学习，不断提高履职能力和水平。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体察民情。要优化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结构，包括年龄结构、知识结构、业务结构，以利于人大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切实加强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使人大代表常委会的工作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要进一步加强思想、组织和作风、制度建设，把我市地方人大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回眸往昔，岁月峥嵘；展望未来，任重道远。时代在前进，事业在发展，我们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让我们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党的十六大精神的指引下，在中共宁德市委的领导下，坚持好、完善好、发展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为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中心港口城市作出贡献。
浅谈畲族对闽东的历史贡献
关于深化贫困地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探讨
在坚持中完善在完善中发展
说明：作者曾写过多篇文章，这里只收录了四篇论文。
闽东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问题与对策探讨
闽东是福建省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地区，有畲、回、壮、侗等21个少数民族，人口164987人，其中畲族人口155818人，是我国畲族最多的地区。他们分布9个县（市），120个乡镇，734个行政村，其中畲族乡7个，畲族行政村140个。少数民族经济是全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对于保证全区社会、政治的稳定，实现各民族间的平等团结繁荣，推动全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向小康目标迈进，具有深远的意义。本文旨在通过分析闽东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探讨加速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对策。
一、经济发展概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农村改革措施贯彻实行和民族政策的进一步落实，闽东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农业全面发展，1989年粮食产量4.46万吨，比1985年增长14.2％;1990年茶果种植面积167595亩，是1988年的2倍多；“七五”期间造林26万亩，人均造林1.58亩，集体经济实力有所增强；1990年村办企业201个，企业利润比1988年增长3.1倍，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大多数农户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1990年农民人均收入比1985年增长2.37倍，1985年全区少数民族有1.6万个贫困户，至1990年脱贫1.44万户，脱贫率达到90％。
但是，当我们把少数民族经济置于全区经济的大前景中考察时，就会看出它还是相当落后的，与改革开放的形势要求存在着很大差距。一是人均收入水平低。1989年省定贫困线为年纯收入300元，而1990年少数民族地区农民人均年纯收入381元，只及全区农民年纯收604元的63％。可见，少数民族农民除生活开支外，生产的积累非常有限；二是经济增长幅度较小。1990年少数民族地区农业总产值比1989年增长3.9％，而同期全区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为8.3％。少数民族经济呈现出明显的滞后趋势；三是产业结构不合理。1990年，少数民族地区村办企业就业人数仅616人，只占劳动力总数的1.08％，农业内部结构比例也不够合理。1990年少数民族地区种植业产值与林、牧、副、渔的产值5300.5万元，两者为58:42，全区的比例为44∶46，少数民族的经济还属于传统的农业型经济，效益不高，缺乏较强的自我推进能力；四是资源利用率低，闲置现象严重，少数民族地区人均占有可利用的山地面积为4.5亩，但现已开发的面积人均仅2.83亩，利用率仅53.4％，而全区平均利用率为75.8％。自然资源开发还有很大潜力，劳动力资源也十分丰富。按188个少数民族占总人口30％以上的行政村统计，现有耕地149949亩，劳动力56931人。按目前生产水平人均负耕5亩计算，只需约29900人，有26900个劳动力可以转移到粮食以外的行业。而事实是大量的劳动力集中在有限的耕地上，劳动时间未能充分利用，农业劳动力存在相当严重的隐蔽失业。
二、制约因素分析
闽东少数民族地区贫困落后，原因是多方面的，各种因素往往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封闭的不良循环。
（一）自然地理条件差
由于历史的原因，闽东少数民族大多数居于偏远的山区，自然条件恶劣。如，全区畲族人口最多的福安市，畲族人口57526人，畲族自然村721个，但64.82％的自然村都位于平均海拔5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尽管该市平原面积占全区的34.5％，达158平方公里，但畲族基本上与这些粮食高产稳产区无缘。少数民族地区复杂的地形地貌，使得每一小块土地都有自己的区域地理特点，往往限制了作物种植的广泛性，难以形成规模经营，山区耕地多为“眉毛丘”、“斗笠图”，即使投入大量的资金和劳力，也难以产生显著效益。土地利用的小规模和低效益，又抑制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村落分布离散，远离城镇，不便于农产品的输出和农用物资的输入。总之，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地理状况，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由单一经营向多种经营的过渡，导致经济效益差。
（二）商品意识淡薄
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信息闭塞，长期以来少数民族经济一直处于封闭半封闭的自然经济状态，不少地方群众视野大都局限于本乡本地和家庭的小圈子，对外部的改革和商品经济理解缓慢，存在保守的小农经济观念。一部分人在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下有过发展商品经济的冲动，但往往认为“多种经营和商品生产冒险、种田保险”，不愿或不敢发展多种经营和商品经济，致使生产方式基本上还是固守一业。他们的交换方式也还大多停留在为买而卖，出售农产品仅是为了换回不能自产的物品。许多农民仍囿于“养牛耕田，养猪过年，挑担柴火换油盐”的旧观念，认为劳动就是为了温饱；对生产和生活也未能科学地计划，有限的收入往往是吃光花光；缺乏进行生产积累的自觉性，保守思想和自给自足的观念，使得他们难以冲破自然经济的藩篱。
（三）科学文化素质低
近年来，少数民族的教育文化事业有较大发展，但从全区范围看，教学设施差、师资素质低、教学质量无保证，文盲半文盲率比较高。如，福安市畲族地区有275所中小学至今还有81所借用庙宇、仓库、民房上课；宁德市有230个畲族聚居自然村，人口2万多人，只有85个村有学校（完小仅5所），办学率仅37％，在已办学校中82％是民办小学，师资水平低。全区7个畲族乡文盲半文盲率为18.02％，高于全区平均文盲半文盲率15.53％。教育落后，群众文化素质差，直接影响了对农业生产实用技术的掌握和运用，致使他们在生产经营上只靠传统的经验积累，长期保持单一的经济结构，粗放的经营方式，搞掠夺性垦植，导致生态破坏，抑制了经济效益的进一步提高。
（四）集体经济脆弱
村级组织担负着管理协调、生产服务和经济职能，但无论是对分散经营的农户管理协调还是生产服务，都必须有物质基础。如果村级集体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这些职能就难以发挥。我区少数民族村级集体经济异常脆弱。福安市集体经济空白点的行政村有72个，其中28个是畲族村，占38.9％；宁德市有19个少数民族行政村，有16个村集体年收入在3000元以下。苍白的集体经济无力为群众提供切实有效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无力搞好一农一户办不了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在引导扶持群众发展商品经济上很难有所作为。因而缺乏应有的凝聚力，这就是少数民族经济发展迟缓的主要症结之一。
（五）基础设施落后
我区少数民族基本上都居住在偏远的山区和边界地带，地理条件差，自然环境复杂，加之资金短缺，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缓慢。现在，交通不便、信息不通、电力缺乏的现象还相当普遍，群众生产条件仍比较差。1990年，全区1789个少数民族自然村有71％没有通公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进出要靠肩挑人扛；大多数村电话不通、广播不响，信息闭塞；25％的少数民族自然村没有通电，生活资料和农副产品的加工全部要依靠人力操作。基础设施的落后状况，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发展。
三、发展对策探讨
全面估量少数民族地区现有的经济基础和潜在优势，实事求是地分析客观存在的种种制约因素。我们认为，要振兴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必须立足于壮大集体经济实力，用集体经济带动农户个体经济的发展，从而达到民族地区经济的全面繁荣。为实现这一构想，必须注重提高人口素质，采取优惠政策，使少数民族经济内具活力、外有动力。
（一）抓科技文化建设
劳动者是发展经济的主体，是起决定作用的内因。少数民族劳动者总体科技文化素质不高，阻碍了生产方式的变革，制约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因此，加速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关键是增强劳动者的素质。
1．围绕发展商品经济，实现思想观念变革。人的思想观念是在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要使少数民族从根本上转变陈旧的小农经济意识，树立商品经济观念，必须组织和引导群众发展商品生产。要充分发挥发展商品经济致富典型的的示范作用，借助事实来教育群众；要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支持群众在新的社会观念指导下从事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保证各项政策和规定的稳定性，使群众在生产实践中不断增强发展商品经济所需要的市场、竞争、效率等观念；尤其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深入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培养“四有”新型农民。
2．努力发展教育，提高科学文化水平。要把少数民族地区逐步建成文明富裕的新农村，很重要的一条是必须结合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办好基础教育，培养“新型”的少数民族劳动者。现阶段可采取以下途径加强民族地区教育：少数民族聚居的县（市）、乡设立少数民族教育专项经费，用于改善办学条件和提高教师的生活待遇；地、县（市）教育部门制定具体措施，对在少数民族地区任教的教师在民办转正、工资晋升、职称评定、评选先进、业务培训等方面给予优先照顾；因地制宜，采取切实可行的办学形式，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行政村办重点民族小学，在散居的自然村办初小或教学班，在生源不具备单独办班的村办巡回教学班，民族中学要保证少数民族生源，同时在职业中学里设少数民族班。此外，重视成人教育，少数民族成年人有许多是文盲半文盲，帮助现有劳动力掌握科学文化知识是我们面临的一项艰巨工作。要抓紧扫除文盲，并且有步骤地把成人教育的重点转移到技术教育上来。以现有乡镇文化技术学校为基地，带动少数民族村教学班（点），实行多层次、多门类办学。开展“短、平、快”的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派科技人员下基层指导生产，推广农业生产技术知识，运用学用结合的方式，使现有科技文化水平还较低的少数民族农民在生产实践中掌握发展商品经济的本领。
（二）壮大村级集体实力
提高少数民族经济的内驱力。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受生产资金缺乏和自身思想文化素质差等限制，在分户经营发展经济上普遍感到力量不足，需要集体的牵引、扶持和提供生产的各种服务；此外，在我区经济还较为落后的情况下，改善农业基础设施主要依靠基层尤其是村集体的力量。因此，只有壮大的村级集体的实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才具有强大的活力和后劲。
1．加强教育，统一思想。要运用正反两方面的事实，向群众讲明壮大集体经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讲清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关系，消除群众的思想顾虑，调动他们发展集体经济的积极性。
2．搞好规划，选准项目。要由乡牵头以村为主，制定少数民族村经济发展规划，目标、对策与措施必须具体化、可操作。在项目的选择上，要注意立足资源优势，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先上一些容易办到又能在短期内收到明显经济效益的项目，而后再发展一些中长期项目。我区少数民族山地和劳力资源丰富。发展村级经济，重点应放在开发性生产上。一是兴办集体林、茶、果场。各村要根据本地的生产条件和经济实力，分步骤、有选择地发展。新发展的要做到规划一片、开发一片、管好一片；对现有的，应通过进一步完善，加强管理，增加收入。二是兴办村级企业。资源条件好的村，可走资源——产品——市场的路子，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商品优势；自然资源缺乏而交通便捷的村可开发横向联系，走“三来一补”的路子，积极发展来料加工、装配。
3．多渠道筹集资金，多形式提供技术服务。少数民族村要兴办经济实体，遇到的难题一是资金、二是人才。资金方面：首先要发动群众投入，可采取组织群众义务投劳、以劳代资来筹措资金，或依托村经济联合社建立村合作基金，采取农民乐于接受的股份制等形式合理筹资聚财。其次要依靠国家扶持，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各级政府每年要逐步增加扶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资金，农行应从开发贷款中划出一定的数目，民委、老区办、扶贫办等单位的专项基金，要有所侧重地用于帮助少数民族村发展集体经济。人才方面：县（市）、乡有关部门和单位要为少数民族村提供多形式技术服务，对特困的村要派干部、技术人员、教员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广泛开展科技咨询活动，接受委托培养各种实用技术及管理人才，鼓励科技人员到少数民族村办厂搞技术承包或建立技术协作关系，帮助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的技术难题。
4．加强村级组织建设，形成民族村发展经济的核心力量，抓好少数民族村级组织尤其是党支部的建设，是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特别是集体经济的根本保证。要选好支书，配好班子。少数民族村的支部书记除应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文化素质和较强的组织能力外，还必须有民族政策意识。民族村的两委班子里要有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干部。少数民族居住普遍分散，为加强党员的思想作风建设，党员人数较多的村应该建立党小组。
（三）完善服务加强指导，扶持农户发展家庭经济
集体经济带动个体经济，主要体现在村集体对农户发展生产提供指导和服务上。
1．建立村级农业服务体系，帮助农户解决生产经营困难，少数民族行政村要从本地实际出发，逐步办好“一社四组”（经济联合社、经营管理组、生产资料供应组、科技服务组、农机服务组）等服务组织，并组织党、团、妇、兵、干带头发展群众性的服务组织。当前，首先要建立起村级经济联合社，并逐步完善，发挥其内联农户、外联经济技术部门和社会上各种服务组织的纽带作用，为农户提供产、供、销服务。
2．逐步改善基础设施，为发展经济奠定基础。要统一规划，每年划出一定比例的村财收入，在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分步骤地搞好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变生产条件落后的状况。为节省资金，要加强组织领导，注意发挥群众的积极性，走依靠群众力量搞建设的路子，广泛发动他们义务投工投劳。
3．组织和扶持农户搞开发，发挥潜在的资源优势，采取由村集体统一组织群众，然后再分给各家各户经营的“联办分管”办法，扶持群众开发山地、滩涂等资源。这种做法既发挥了集体的优越性，又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能产生规模效益，促进村支柱产业的形成，有条件的村可通过办农副产品加工厂来吸引闲散的劳动力，带动农户建立与村办企业相配套的小规模农副产品基地，从而增加农户经济收入。劳动力多而自然资源匮乏的村，可通过村经济联合社与劳动部门联系，有计划地开展劳务输出，组织劳动力到外地搞创收。
4．培养示范户，带动群众发展商品生产。选择有一定文化水平、经营能力较强的回乡毕业生、退伍军人、党团员等为培养对象，从资金、技术等各方面给予适当地扶持，通过他们商品生产的成功实践，对周围的群众起引导、辐射作用，达到培养一户带动一批。
四、采取倾斜政策．建立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外部激励机制
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要在较短的时期内赶上全区水平，经济政策上必须要有一定的优惠和倾斜，对于国家和省制定的少数民族乡享受贫困乡待遇等民族优惠政策，要用好、用足、用活。同时，还应该从我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制定必要的优惠措施。
为此，县（市）民委要量力而行，兴办经济实体，为扶持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开辟新的经费来源，地、县（市）财政部门对此应从贷款上予以支持；地、县（市）两级政府应拨出专项低息贷款，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建设投资大、周期较长但效益显著的项目；要根据各少数民族村的实际情况，适当减免农业税；对农户确因生产经营不善而无力偿还生产性扶持经费的，应给予减免或推迟偿还期，以避免扶持上出现“锦上添花”多于“雪中送炭”的偏向，保证少数民族特困户能得到必要的扶持；增加少数民族村年度砍伐指标，调整林业收入分成比例，以解决开发资金缺乏问题，激发群众造林积极性；增派农技人员到少数民族聚居的乡工作，并在有条件的少数民族村配备科技副村长，增加依靠科技振兴民族地区的力量；实行挂点扶持制度，分期分批地组织县（市）、乡职能部门和单位与少数民族村挂钩，定立较长期的扶持责任制，做到“扶一个，上一个”。
综上所述，我区少数民族经济基础薄弱，发展的制约因素多，但有着潜在的资源优势，只要立足实际，采取壮大集体带动个体的策略，不断强化其发展的内外动因，便可化资源优势为资源效益。这样，少数民族经济就能摆脱落后状况，加快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
浅谈畲族对闽东的历史贡献
闽东现有16万畲族人口，分别占全国、全省畲族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和二分之一。畲族人口分布全区九个县（市），是全国畲族人口最多的地区。唐朝以前，闽东就有畲族先民的行迹。据有关文献记载：唐乾符三年（876年），蓝应潮从闽侯雪峰大坪（湖）迁入古田水竹洋（今古田富达村）；唐五代时彦江公于汀州上杭迁入韩阳坂钟莆坑，距今均已1000多年。畲族大量迁入闽东是在明代，尤以明末清初为盛。畲族迁入闽东后，大部分散居荒僻山区，形成了“遍布闽东、人口散居”的分布特点。畲族先民勤劳勇敢，吃苦耐劳，朴实其外，慧智其中。本文拟追溯闽东畲族的历史发展轨迹，谈谈畲族为闽东的经济开发、革命斗争以及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等方面所作出的巨大的历史贡献。并就21世纪闽东畲族社区的发展问题，谈几点看法。
一、畲族人民开发闽东业绩卓著
闽东古为越地，是福建省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早在三国时期，境内即有“温麻船屯”之设。但境内山高岭峻，不易用兵，受战争影响小，物产丰富，这自给自足兼有山区和沿海特点的自然环境，为畲族大量迁入闽东提供了生存条件。
明万历年间，由于织机的改进和纺织技术的日趋成熟，闽浙纺织业蓬勃发展，致使纺织原材料苎麻和染料“菁”的需求量猛增，闽东气候和地理条件适合苎麻和菁的种植，一时间植麻种菁业异常发达。在万历年间至明末30多支畲族先民相继迁入闽东，他们扎寨为居，开荒拓野，以植麻种菁为主业，大量种植生产纺织所需的麻菁原材料，为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生产原料。福鼎的桐城和前岐菁寮均为畲族重要的祖居地，宁德八都点兰村更是以种菁而远近闻名，可以印证这一史实。明朝的文学家冯梦龙在崇祯十年编的《寿宁待志·风俗》记载：“苎山亦曰麻山，一年三熟，谓之‘三季’。富者买山，贫者为佣，中人则力其地，力薄则指苎称贷，熟而偿之。”不难想见，种苎成为当年很时尚的种植业。清乾隆四十六年编《宁德县志·物产》载：“居山者不事锄畚，听从菁客佃作。如西乡八都，菁客盈千”、“凡菁客佃作之山，皆深岩穷谷”、“邑以种菁为业者，大抵皆汀人也。”从而可以推定，畲族先民迁入闽东重要生存特征：山居、开荒、种植，这一生存特征具有不可忽视的进步意义。大片的穷山恶水得到合理开发利用，种植业大发展的同时，带动纺织业迅速发展，畲民家家户户以纺纱织布为副业，创造了财富，发展了经济，生活条件不断改善。畲族先民这种以开发图生存的方式，正体现了这支民族自力更生、自强不息、不畏艰难险阻，以劳动为光荣的民族特色。
畲族先民第二次大规模迁入闽东的时间是在清康熙年间。顺治十七年（1660年）九月，福建总督李率泰疏请实行海禁，下令沿海居民迁界30里，“至（顺治）十八年，督抚苏尚书、李部院疏请迁移，以绝接济之根。”迁界造成闽东沿海“荒田三千六百八十八顷七十亩九分六厘有奇”（见《福宁府志·食货志·田赋》）。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八月，清统一台湾；十月，闽浙沿海地区“招集流民，得复故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展界”。“展界”再次吸引了大批畲族先民，大批畲民迁居闽东沿海地带投入“展界”拓荒，形成畲族迁入闽东的第二次高潮。从迁界至展界，时间相隔二三十年，3000多顷田地早已树木成丛，芳草萋萋，再行开发等于重起炉灶，其艰辛程度不言而喻。畲族先民和汉族兄弟一道为垦复闽东沿海36万亩荒芜田地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奠定了闽东开发的坚实基础。
历史上畲族先民两次大规模的迁居闽东，增强了闽东生产劳动力，极大促进了闽东的山地开发和经济发展，畲族是闽东山区名副其实的忠实耕耘者和无私奉献者。由于畲族的故有素质和受生存条件的作用影响，在人口分散（1989年计宁德地区2104个畲族自然村中，人口在99人以下的1475个，占73.24％），可供耕种土地面积不足，土质贫瘠，复种指数低，粮食产量只相当于汉区一半的艰苦情况下，利用山场植树造林，种植茶、苎麻、菁、烟草、油茶，挑柴贩草；男女同耕同作，自食其力，艰苦图存，数百年相沿不变。清末，在台湾蓝靛和西洋靛的冲击下，闽东种菁业渐趋衰落，然而茶市却转盛。民国期间，闽东畲村共有茶园7000多亩，年产茶200多吨。抗日战争爆发前，每年集中到三都澳出口的畲村出产茶叶200多吨，柴片2000多吨，木炭3万多吨，茶油100多吨。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闽东畲族乡村，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奋力实施扶贫攻坚计划，大念“山海经”，实施农业综合开发。经过畲族同胞共同努力，畲族社区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民族经济快速发展。“八五”期间，畲族乡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3.9％，粮食总产年均增长14.2％，乡镇企业年均递增66.5％，乡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8.1％,1996年畲族乡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888元；同时畲族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迈出了可喜步伐；全区189个畲族村实现了全部通电，通路比重达82％，用上清洁水比重达80％,8个畲族乡已全部安装了程控电话。在实施“造福工程”中，有1903户9892人搬迁入新居。畲族人民为闽东社区的物质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畲族人民革命斗争波澜壮阔
唐朝以来，畲族人民抗暴举义事迹史不绝书。畲族先民大量迁徙闽东后，经历了和汉族相同的政治制度，由于不堪忍受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一次次组织起来，参加反抗统治阶级的武装斗争，有力推动了闽东人民革命斗争向前发展。
（一）反洋教斗争
明崇祯至光绪年间（1628—1908年），福安穆阳村发生了反洋教斗争十多起，一次次阻建教堂，将洋教士准备翻建教堂的房屋木料烧毁，穆阳一带村民搬出团练军械准备和洋教士们斗争到底。这期间康厝金斗洋、穆云一带畲民加入反洋教斗争行列，和汉族人民并肩作战，挫败洋教士在穆阳建教堂的嚣张气焰。清光绪十三年福安县二十多乡乡民组成“义军”，提出“为国复兴”的口号，反对外国传教士，畲族人民亦加入“义军”行列，参加反洋教斗争。
（二）参加革命斗争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畲族人民积极参加革命斗争。1931年，区内就建立了中共福安凤洋支部，全区有1442个畲族村（占畲村总数的71％），成为闽东特委开展革命活动和游击战争的老根据地。在1442个畲族革命老根据地村庄中，革命斗争历史较长的老区重点村有135个，占闽东老区重点村总数的20％。畲族乡村先后建立起赤卫队、造反队、游击队、义勇军、红带会、“手机”队等畲族革命武装。参加甘棠暴动、青皎暴动、赛岐暴动。在畲族乡村建立起56个中共支部，3个区、21个乡和300多个村的苏维埃政权，并在畲族村开展声势浩大的分田运动。1934年10月，国民党当局重兵进犯闽东苏区，对红军游击队驻地实行经济封锁，强迫畲族村民移民并村。但畲族群众还是千方百计地把粮食和物品带上山支持红军、游击队。1938年，叶飞、阮英平率领由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改编的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指战员1300余人，取道闽北，北上抗日。当时全区参加抗日的畲族青年就有200多人。
据不完全统计，民主革命期间，闽东畲族村被烧毁135个，烧毁房屋10500多间，被杀害的畲族党员、干部、战士、群众和受摧残而死者达5000余人，其中被评为革命烈士的510人。革命斗争，使畲族儿女经受了战争洗礼，涌现了一批享誉闽东的优秀干部，如烈士、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某团副团长的蓝阿嫩（在淮海战役中牺牲）；原省军区政委钟大湖；原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雷应清；31军后勤部副部长钟维双等。畲族人民用鲜血谱写了民族历史的光辉一页，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三、畲族文化内容丰富独具特色
（一）畲族文艺璀璨夺目
畲族民间文学，独树一帜，是畲族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部分，在全国民族文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同时，也是闽东地方文化中最有特色，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畲族是一个喜爱歌唱的民族，良辰佳节、喜庆盛会、客来客往多有歌会。在频繁的民歌盘唱中，涌现出一大批畲族歌手。积累了大量的歌本，形成族内以歌会亲会友的盘歌习俗。畲族儿童往往十二三岁就接受“歌教”，学习唱歌，民歌表现形式和歌唱形式多种多样。盘唱活动常在庭院、山野、村头、众厅和宗祠内举行，有来客对歌、拦路对歌、摆擂台对歌，做表姐、做亲家伯对歌，喜庆对歌和歌节歌会对歌等多种形式。畲族民歌内容涉及社会、民族历史、文艺、民俗各个领域，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闽东畲歌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歌手众多，歌会规模大。其假声唱法为国内外所罕见，是我国民族文化遗产的精华，是闽东地方文化的瑰宝。
此外，畲族民间故事、音乐、舞蹈、民间艺术也在闽东占有重要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极其重视畲族民间文艺的挖掘整理工作。1954年，宁德漳湾雷东村民向福安甘棠坑门里巫师学习舞步，经加工后编成《猎捕舞》。1956年，《婚礼舞》进京参加全国农村业余文艺会演，被拍成舞台纪录片，向全国发行。20世纪80年代起，闽东畲族舞蹈创作取得可喜成绩，所创作的《丰收喜》、《欢乐的鸭姑》、《晨曲》、《织裙带》《舂斋舞》、《畲山秧酒香》、《蚯蚓之歌》、《走嫁舞》、《山哈带》等舞蹈节目，先后在全国和省、地文艺演出中获奖。经文艺工作者挖掘、抢救、整理创作的畲族民间音乐舞蹈节目共有100多个。1981年，宁德地区群众艺术馆编成《闽东民歌选》一书；1986年10月《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福建卷》宁德地区工作会议召开后，整理出版了闽东畲族歌谣、故事和谚语三个分卷。畲族民间文艺极大地丰富了闽东地区文化的内容，举国瞩目。
（二）畲族医药疗效独特
闽东畲族聚居区，山高岭峻，环境恶劣。历史上畲族人民为生存繁衍在长期与疾病的斗争中，运用许多适合当时社会环境、气候地理特点和生产生活习惯的医疗方法，总结形成具有特殊传艺方式，独特疾病观、疾病命名、疾病分类、治疗方法的畲族医药学。畲族医药学专科性强，富有民族特色。畲医诊断病情以望诊和问诊为主，也重视切脉和辩症治病。擅长用“捏”、“抓”、“挑”、“刮”和针刺疗法治痧症，用草药秘方治不孕症、正骨疗伤和盛行食物疗法。新中国成立前，全区即有民间畲医150多人。常用的医药308种，主要的77种，常用药30多种，经整理筛选的畲族单验方300多则，丰富了闽东医药学的内容，为闽东畲汉人民的医疗保健作出积极的贡献。
（三）畲族体育别具风采
闽东畲族人民散居山区，一向重视练武健身。长期以来在抗暴自卫、从事生产劳动和祭祀活动中形成独具民族传统风格的拳术、棍术、打尺寸、扭扁担、舞铃刀、舞龙头、虎抓羊、猴抢蛋、打枪担等体育项目。闽东畲族拳以福安金斗洋、霞浦四斗和福鼎双华为代表，是在吸取南少林精华的基础上融会而成。具有步稳势烈，发力短猛，攻守门户严谨，进攻多用指法、掌法的特点。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挖掘整理，一些传统项目多次在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上获奖，为闽东争得荣誉。
四、面向21世纪的展望
21世纪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崭新世纪，在这新旧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古老的民族如何面对新世纪的挑战？作为畲族的一员，我感到无比振奋，因为新世纪将为闽东畲族社区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同时我也感到沉重，因为畲族人民将面临非常严峻的时代挑战，面临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课题的历史考验。纵观世界古今历史，民族特色是民族走向世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畲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和汉族一样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在新世纪洪流的激荡下，如何继承和发扬畲族民族文化传统和保存民族特点？畲族社区生存环境恶劣、经济基础薄弱、人才相应缺乏，在迈向21世纪的关头，也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相应对策。
首先，要结合学习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一切从实际出发，紧密联系闽东畲族社区的区情；坚持发展的观点，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扎扎实实地把新一轮创业推向前进。
其次，就是要在脱贫致富奔小康基础上发展现代农业。要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加快农村改革开放步伐，加快实施科教兴农战略，调整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要提倡艰苦奋斗精神，念好畲族乡村的“山海经”，以市场为导向，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切实做好山海开发两篇文章。
其三，认真贯彻国家帮助，先富带后富的精神，给畲族社区以更加优惠倾斜政策，加快畲族乡村的路、电、水、住房等基础设施建设，为畲族社区的大发展创造必要条件。注重人才开发培养，下大力气抓好教育这个基础，搞好职业教育和实用技术培训，坚持以智取胜，极大地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和民族文化素质。加强民族干部培养，要解决少数民族干部总量少，有层次的少，重要部门任职少的问题。
畲族人民曾经以不畏艰险强暴的战天斗地的气魄，悠然走过漫长的历史岁月，靠劳动者的双手创造了人类文明，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篇章。今天，畲族人民也一定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继承和弘扬民族优良传统，同心同德，不屈不挠，艰苦奋斗，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为民族的繁荣进步，人民生活富裕再创辉煌。
关于深化贫困地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探讨
贫困地区农村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循序渐进地开展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农村的社会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的原因，贫困地区农村发展仍处于滞后状态。一是商品经济还比较落后，劳动价值观念、市场观念等还未在农民头脑中稳固树立起来。植根于自然经济的传统观念和陈规陋俗，仍然是今后一个时期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障碍；二是集体经济比较脆弱，与此相应的社会主义思想和集体主义精神的巩固和发展缺乏雄厚的物质基础；三是科技文化设施落后，人口文化素质比较低，现代农业实用科学技术还不能及时转化为生产力。随着农村改革实践的深入进行，稳定和发展以家庭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健全和完善双层经营体制，依靠科技发展商品生产，壮大集体经济，已经成为农村工作的重心。为适应这个形势需要，以培养和提高人的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为根本任务的精神文明建设，在贫困地区农村则具体表现为大力培养并增强农民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和集体主义精神，提高其科技文化素质。
怎样加强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寻求最佳的途径？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常遇到这样的两难抉择：贫困地区农村经济落后，不提高社会生产力，加快经济发展，就难以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物质条件；但贫困地区农村人口素质低，不提高人的思想和文化素质，又无法为提高生产力水平，促进经济发展提供智力保障。
解决矛盾的最好办法就是在矛盾运动中把握对立的统一。人的素质归根到底是在适应和改造外部世界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培养和提高的。马克思说过，在改造世界的生产活动中，生产者不仅生产物质产品，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的发展改造着自身，造就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就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史也告诉我们，人的社会意识、思想观念和科学文化知识，无不来源于以生产劳动为基本形式的社会实践，并根据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的需要不断调整、充实和提高。因此，深化贫困地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应该牢牢把握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的内在统一关系，通过生产实践培养和增强农民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和集体主义精神，提高其农业生产的科技运用与创新水平。
一、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努力培养和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给农村带来物质文明，同时也影响着农民的思想，给农村带来社会文明。从历史角度看，贫困地区农村长期受自然经济的困扰，生产形式单一，市场发育缓慢，商品经济观念比较淡薄，自给自足的劳动意识、为买而卖的交换意识和封建迷信、愚昧消费等现象，仍然严重制约着农村精神文明的发展。如果不改变这风貌，贫困农村就不能发生根本变化。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与自然经济相对立的，社会主义商品的发展，必然带来人们义利观念、荣辱观念、消费观念等的变化，从而逐步形成与新的劳动方式相适应的新观念，如劳动价值观念、效益观念、竞争观念、市场观念等。这些新观念的树立和增强，正是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正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有如此巨大的影响作用，所以在贫困地区农村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有意识、有组织地引导农民介入农村商品生产活动，启发、培养和增强农民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并使广大农民群众在商品经济活动中逐步地认识和把握商品生产经营的规律和各种现行政策、法规，逐步形成与现代农村生产和生活要求相适应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和生活方式。使农民从传统的生产方式中走出来，成为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的生产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农民的劳动方式还是单一狭隘的，交换方式还是为买而卖时，这就很难在思想意识中确立商品、市场、价值、效益等观念。只有改变传统的农业产业结构，从单一经营向粮、林、茶、菇、牧、水等多种经营发展，向农、工、商综合经营方式发展；只有立足资源放眼市场，依靠技术，让农民的生产活动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素相结合，才能使农民逐步地把握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运行的规律，形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观念。
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增强农民的集体主义精神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贫困地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应着重于鼓励农民发扬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精神，顾全大局，诚实守信，互助友爱和扶贫济困。
道德规范不是脱离历史发展的抽象概念，而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不改变土地所有制性质的基础上，确立了农民单家独户经营的经济地位，有力激发了农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分户经营，农业生产规模较小，有的地方统分失当，集体经济实力萎缩。再加上有的农村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化，思想政治工作没有适应改变了的实际而及时跟上去，以致出现农民个人同乡村集体和国家之间的疏远，以及过分强调个人利益而忽视集体和国家利益的倾向。这些年农村出现的计划生育难、粮食合同定购难、征兵难等现象就是突出的表现。相反，凡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比较健全，集体经济实力比较强的乡村，农民对集体、国家和社会主义的义务感和责任心都比较强，干群之间、邻里之间团结、友爱、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关系都能够比较自觉、牢固地建立和发展起来，农村的各项中心任务也都完成得比较好。这两种情况表明，只有使农民群众真正参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集体经济活动的过程中，才能使他们切身体会到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感受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休戚与共的关系，领悟到集体的兴旺发达是个人发展和富裕的最可靠保障。也只有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集体经济活动中，尤其是分工协作的生产过程中，才能切实培育和增强农民群众顾全大局、诚实守信、互助互爱、扶贫济困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
壮大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培养和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面临着一个复杂而艰巨的任务：既要稳固和完善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又要纠正对这一体制的片面理解而产生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当农民认为他们的生产和生活的主要方面可以不依赖国家和集体时，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对他们来说只能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因此，在发展壮大乡村两级集体经济中，要鼓励贫困地区农民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组成生产联合体，综合开发农业资源，培养农民的群体协作意识，着力兴办以农产品为原料的乡村两级加工贸易实体，带动农民家庭经济稳步发展。坚持以乡村集体经济为依托，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社会服务体系，做好家庭经济的指导、协调和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工作，增强个人对集体的依赖性，培养农民的社会主义集体观念。
三、结合综合开发农业资源，引导农民提高科学文化素质
农业科学技术是农业生产力中极为活跃和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农村劳动方式的进步，经济效益的提高，归根结底都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应用。不仅如此，农业科学技术还会深入农村生活的各个领域，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从而对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产生巨大影响。
掌握和运用现代农业科学技术，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础。在贫困地区农业人口还有相当部分是文盲和半文盲的情况下，对农民先进行文化普及教育，再使他们掌握农业实用科技，并不是一种现实可取的办法。最现实的途径是在现有条件下，结合综合开发农业资源，在实践中逐步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科学技术与农民的结合，必须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综合开发农业资源的生产劳动，与现代农村实用科技有着密切联系。这几年，贫困地区农村兴起的茶果业、食用菌业、水产养殖业等与农业科技应用有很大的关系，茶农、果农、菇农正是在生产实践中学习和掌握农业生产技术的。在综合开发农业资源的生产劳动中，农民可以从自己的劳动成果中直观并体验农业科技的作用，从而自觉地、不断地接受现代农业科技的熏陶，不断地积累和提高科学文化素质，进而实现自己与农业科学技术的有机结合。
在现有的条件下，为了更好地实现农业科技与农民的结合，必须充分发挥科技示范乡、示范点的辐射作用，以乡村果、茶场等为试点，带动农民走科技兴农的道路。加快建立健全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开拓技术市场，鼓励和动员一批科技人员到农业生产第一线搞技术承包、技术咨询，与农民结成利益关系。大力开展科技成果巡回展览活动，努力探索农科教三结合相得益彰的路子，把农业资源综合开发与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密切结合起来。
深化贫困地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还要充分发挥政府职能部门和农村基层组织的作用。政府职能部门是农村经济活动的协调、服务部门，与农民的生产活动有密切的联系。在启发和引导农民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和提高农民的农业科技知识水平中，政府职能部门都要认真按照商品经济规律办事，尽可能减少或避免使用行政手段，不做言而无信的事；要主动为农业生产提供社会化服务，形成全社会关心农业和支持农业的大气候，使农民切实感受到社会的力量，自觉形成社会主义意识和集体主义观念。农村基层组织是农村商品经济活动和壮大集体经济的组织者，应当努力启发和引导农民树立商品经济观念，确立集体主义精神，提高农业科技知识水平。在深化贫困地区农村改革中，必须努力建立一个适应新形势要求的新的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格局，也就是以党支部为核心，村委会和村合作经济组织为依托，共青团为助手，妇女、民兵组织共同配合，在党的领导下，各方面密切协作，形成合力，做好农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用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观念和健康、进步的文化生活占领农村的意识形态阵地。
贫困地区农村有丰富的资源优势，可以为发展以开发性农业为特征的农村商品经济、集体经济提供可靠的自然基础。这几年由于着力抓农村物质文明建设和科技扶贫工作，带动和促进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许多先进经验说明，贫困地区农村有优良的革命传统，淳朴的民风，广大群众有着强烈的治穷致富之愿望，只要各级党委和政府坚持“两手抓”的战略方针，带领群众沿着切实可行的途径走下去，贫困地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就能再上一个新台阶。
在坚持中完善 在完善中发展
——纪念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暨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25周年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实现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组织形式。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标志着我国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础的政权制度全面的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后，尽管经历了曲折，但始终显示旺盛的生命力，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取得了很大成就。50年的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它在国家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实现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把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志统一起来，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有效地组织和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维护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促进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通过法定的立法权和监督权的行使，有效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保障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50年的历史启示归结到一个真理，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功效，必须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一、5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一瞬间，但对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言，却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特别是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25年以来，我市各级人大在党委的领导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人大制度和人大工作与时俱进，在坚持中前进，完善中发展，创新中提高，我市各级人大工作出现了可喜的局面。主要表现在：
（一）“三权”行使不断强化
在监督工作方面，重点开展了以执法检查为主要形式的法律监督，并从形式上、程序上的监督逐步走向实质性、全局性问题的监督，监督力度不断加强，保证了宪法、法律在我市贯彻实施。开展了以听取“一府两院”工作报告（汇报）、评议等为主的工作监督，促进“一府两院”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在决定权的行使方面，市、县两级人大常委会先后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涉及到全局性、根本性、普遍性的问题以及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依法作出决定决议，对促进各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规范人事任免工作，坚持党管干部和人大依法任免原则，不仅把好法律程序关，而且注意把好被任免对象的综合素质关，为我市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二）制度建设不断完善
经过不断地探讨、摸索，市、县两级人大常委会都制定了议事规则、人事任免、代表联系、与“一府两院”联席会议、接访人大代表、代表活动等工作制度，有效促进了地方人大工作走上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
（三）代表工作不断创新
市、县两级人大常委会把做好代表工作作为一项经常性、基础性的工作来抓，组织代表开展视察、检查、调研、评议工作，不断改进工作方式，使代表工作更富有成效。认真办理代表议案和建议、批评、意见，受理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四）依法治市进程不断推进
早在1996年7月，中共宁德地委、地区行政公署、地区人大工委就作出了《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2001年市一届人大常委会又作出了《关于依法治市的决议》，并批准了“一府两院”的实施规划和实施方案，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也相继作出了关于依法治市（县）的决议。市县两级人大常委会都作出了《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为依法治市工作开展夯实基础。
（五）自身建设不断加强
各级人大常委会机关组织机构不断健全，力量不断加强，素质不断提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大工作的影响不断深入人心，发挥的作用愈来愈大。25年以来的实践证明，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对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维护安定稳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25年的地方人大光辉历程，为我们留下了丰硕的成果和宝贵的经验。这是全市人民和历届人大代表、人大工作者共同奋斗和努力的结果。当前，我市正在深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省委七届七次全会和市委一届十次全会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加快改革发展步伐，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中心港口城市建设。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我们，必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加努力地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不断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
（一）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自觉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各级人大要牢固树立党的观念、政治观念和大局观念，坚持执政为民，依法履职，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使党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原则体现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践中，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二）必须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必须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加快推进我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作用。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与我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结合起来，从制度上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从法制上保障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牢固树立加快发展的意识，围绕坚持以人为本，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人大履行职责的各项工作中去，务求使人大工作更加贴近党委的中心工作，更加贴近发展的要求。
（三）必须牢固树立宪法观念，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要把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学习贯彻宪法结合起来，切实维护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我市的贯彻执行。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依法治市进程。不断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法律意识与法制观念，为我市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四）必须认真做好代表工作，充分发挥代表作用
各级人大常委会要认真贯彻落实地方组织法和代表法，切实保障人大代表依法履行职责。要充分尊重和维护人大代表的民主权利，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在人代会期间提出的议案和建议，提高办理质量和效率。要积极组织闭会期间的代表活动，进一步搞好代表持证视察和代表小组视察，吸收人大代表参加执法检查、评议等工作，邀请人大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要加强代表的学习和培训，不断提高代表履职的素质。要通过各种形式，让代表知情知政，为代表履行职责创造条件。人大常委会的各项工作都要自觉接受人大代表的监督，从而更好地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充分发挥代表的作用，行使好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
（五）必须密切联系广大人民群众，把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人大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要加强人大代表、常委会委员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使人大工作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代表人民的利益，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人大代表要广泛联系群众，深入调查研究，切实代表群众意愿，反映群众呼声，集中人民智慧，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真正成为人民行使当家做主权力的机关，保证人民当家做主，共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六）必须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努力提高人大工作水平
各级人大代表及其常委会组成人员要适应新形势发展变化的要求，加强学习，不断提高履职能力和水平。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体察民情。要优化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结构，包括年龄结构、知识结构、业务结构，以利于人大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切实加强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使人大代表常委会的工作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要进一步加强思想、组织和作风、制度建设，把我市地方人大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回眸往昔，岁月峥嵘；展望未来，任重道远。时代在前进，事业在发展，我们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让我们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党的十六大精神的指引下，在中共宁德市委的领导下，坚持好、完善好、发展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为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中心港口城市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