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内容
1
1988年5月，组织上决定让我担任宁德地区纪检委书记，不再担任地委副书记。纪检书记本来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然而这又一次在社会上掀起了议论。无数版本的猜疑、揣测铺天盖地而来。这种情形与三年前我从宁德县政府到地委上班时的情景又何其相似呀！只不过两次谈论的内容相反而已。人的一生总是在发生着与历史某一时刻极其相似的一幕。
可能有人说，你看现在的纪检部门多“牛”啊，叫到谁，谁都得战战兢兢，恭维你、捧着你还来不及呢。可那时候纪检工作的环境不如现在。
那个时期的纪检工作还处于“文化大革命”后的一个恢复期。可以想像，一个异常特殊的社会环境刚刚结束，社会经济发展相当缓慢，纪检工作在一些人眼中属于偏门，这是很正常的事。说句实在话，虽然我对那次职位调整没有作任何的思想准备，但当时的最真实想法却是，只要是党组织的安排我都服从，只要是党的工作做什么都一样。当这种想法在我的脑子里生成后，我的心情就开始变得很平静了。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放宽心让他们传去吧，我无所谓。我不仅要做我该做的事，而且要将它做好。
2
说归说，想归想，但从一种工作换至另一个工作，怎样做好新工作又成了摆在我面前的一个问题，一种考验。
我一接触纪检工作就发现，其实工作的实质与政法工作是一样的：那就是严格遵守党纪党规，对党员干部的违纪行为进行查处和预防工作。纪检工作不仅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一个处理人的工作，特别是那种人情案，说白了就是要得罪人了。如果放在现在，纪检工作可能要好做得多，因为，党的领导干部如果出现问题，你犯了哪条“戒律”，制度中写得清清楚楚。但是，同样的工作甚至更简单的工作放在当时可要难得多。原因只有一个：规章制度不健全。制度不完善，那是更容易“得罪人”的。松还是紧？有时无据可依，如何准确地把握这个度，这对个人与党都是至关重要的。在当时，关于规范领导干部的行为的法规还只有一个：党章。当然，另外少数一些规定也是零零散散的，真正的条例没有。无章可循，得罪人愈厉害。因此，只有建章立制才是做好工作的基础。
虽然一定的历史原因造成了纪检工作条件的滞后，环境很差，但是，既然组织上将我安在了这个“守门神”的位子上，那我就应该按照党的纪律依法办事，坚持原则，反腐倡廉。
正在我一边学习一边摸索着怎样加强完善纪检工作时，省委提出了“逐步推开，扎实进行，注重实效，不搞形式主义”的指导方针，着眼于“人、财、物、法”单位的试点工作，从由内到外，由点到面，由上层到下层，由单位到行业系列化逐步推开，并从党政机关逐步向乡镇村街和企事业单位延伸。
从1988年的下半年起，闽东全区开始了以抓“两公开一监督”为主要内容的廉政制度建设。各级党政机关在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工作后，全区廉政制度建设已基本形成了“打基础，立制度，建网络，见成效”并已积累下一些经验的势头。
据当时的统计数字表明，全区地县两级试点单位已扩大到778个，其中党政机关234个、企事业单位244个、乡镇60个、村街183个。
从当时的检查情况看，这些试点单位搞得好和比较好的占73％，一般的占20％，差的占7％。
通过面上的推广、点上的深化，廉政制度建设的内容也不断充实、完善、提高、深化，经过反复落实、科学统计，全区制定有领导自律、管人、管物、管财、管事等5大类146项的规范制度。
3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不断地摸索，不断地努力，制定出台的廉政制度，在各级党政机关工作运行中，所产生的效果和作用也逐步显现出来。
我认为当时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有以下几点可以提一提：
党政机关办事制度规范了，党务、政务的透明度也增强了。各地都把容易产生权钱交易的“人、财、物、法”管理权和一些经济性的重大决策，从制度上加以规范，实行办事程序和办事结果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过去群众意见较大的政务项目，有农转非、招工招干、人事调动、民师转正与教师进城、子女升学与参军、劳动就业、工程承包、农资分配、房地审批、生育准生证、个体工商的发照、收税和摊位安排等11项工作。通过实行“两公开一监督”制度后，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比如工商系统重点对“案件、执照、摊证、收费”4种容易产生权钱交易的要害项目，从上到下，制定一套规范化、服务化的“人员须知”、“工作条例”、“办事程序”等制度，推行公开监督，增强了透明度，有效抑制了弊端，提高了服务质量。
从制度实施后各地检查情况表明，试点和正在推行的单位，不仅规范了单位办事的制度，而且制约人的行为方面建立一套规章制度。
比如，当时霞浦县税务系统做到不办人情案，不收人情税。福安市制定了有效控制个人滥批“人、财、物”的规定等。根据当时的统计表明，一年中，全区工商、税务系统拒贿723人次，拒贿金额24.6万元，为国家补回税款32万多元。
阶段性的成果还表现在群众民主监督意识得到增强，推动了大、要案的查处。
各地在实施廉政制度的同时，还配套建立了从党政监督、舆论监督到群众监督多种形式的监督机制，发挥了“人大”、“政协”、离退休干部的监督作用，基本形成了发动群众监督的社会气候。这也促进了机关的勤政，密切了党群、政群、干群的关系。地委提出“四下基层”，通过廉政制度建设，地、县、乡三级党政机关和部门单位领导坚持“自律”办事，做到了现场办公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下基层。当时的“四下基层”，已是蔚然成风，使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
当时，全区上下组织近万人分别深入基层，进行“百户工业”、“双百户私营企业”、“百户农村经济”、“50户企业民主制度建设试点”、“40家基层执法服务单位廉政制度建设”以及地委十大重大课题调查，组织服务农村春耕工作等党务、政务活动。
这“四下基层”的活动，为指导党的建设，廉政制度深化，推动机关勤政，服务经济建设，为群众排忧解难，办好实事，减少矛盾的积累，都起到重要作用。仅从群众来信来访情况来看，全区群众信访比上一年足足减少19％，重复上访减少了53％，越级上访减少42％。
与此同时，各地还结合岗位责任制、学雷锋、学焦裕禄、增强公仆意识、提高办事效率，做到廉政为民、勤政服务。古田县建立干部“工作日志”；屏南县建立干部考勤“三本簿”；福安市提出廉政“三坚持”、勤政“四在前”，建立干部下基层的登记卡。这些都有效地促进了机关作风的转变，密切了与群众的联系。
在纪检工作中，有一件事在当时反响比较大。
20世纪80年代初期，宁德地区一些县市悄然刮起一股地方领导干部占地建房风。一些领导干部全然不顾自己的身份，靠着自己手中的职权或关系，滥占地建房，多占多建。这种不良之风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社会影响极其不好，群众举报也越来越多。
当时，省委、省纪委曾经部署在全省内开展清理领导干部占地建房及多占住房工作。时任地委书记习近平，经常教育当领导干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要廉政为民。地委及时地确定以此作为抓廉政、惩腐败、促制度建设的突破口，做出冻结土地并开始着手清房工作。
在这一要求下，全区范围内有组织、有步骤地全面展开了清理和查处党政领导干部违反规定建私房和有私房又占住公房的问题。为了达到效果，有关部门运用“停”、“清”、“理”的做法。
在两年的查处中，我们对自1982年以来占地建私房的干部逐一登记，并将个人建房的占地面积、审批手续、地皮付款情况、房屋结构和造价、“三材”及资金来源、建房者家庭经济状况以及有私房又占公房情况进行认真清查。
4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纪检工作面对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
为了适应反腐倡廉的新形势看着抓纪检工作，把关口前，探索在教育和制度建设上下功夫，并取得成效。替党把好这道防腐门，自着手抓纪检工作两年来，在廉政制度建设中，我经过探索，并归纳各地成功的做法，纪检工作呈现出了一个新的局面。主要集中在建章立制、配套推进、形成网络、“廉勤”统一和干部带头上。
这几个方面的工作，现在看来，还是有效的。由于廉政工作，反腐败是关系到长治久安的长远任务，因此，我将这几个工作的内容，作一个较为详细地介绍。
从建章立制来看，当时主要是从热点问题入手，逐步形成大的廉政气候。
当时，在开展廉政制度建设的初期，根据群众反映强烈的干部违纪违法占地建私房和插手承包工程的“热点”问题，以此为“开刀”，并得到了群众的支持，收到很好的效果。进而由清房制度建设扩展到“人、财、物、工程”的领域，着力点放在行政部门和执法单位上。这样，就推动了廉政制度建设气候的形成。
搞廉政制度建设的目的，是使干部能够按章办事，廉洁奉公，勤政为民。
因此，有章有制，就能增强了干部保持廉洁的自觉性。
当时，各县、市和有关部门针对以各种罚没款、税费征收采购“一员到场、各款统揽”容易产生漏洞的问题，都建立了“多人到场，管、收、罚分离”的管理制度，对外方便手续，对内实行分权，既分清责任，又互为约束，抑制弊病，堵住了遗漏。现在看来，这些制度与措施都是最基本不过的要求，但是在当时，这些单位主动地限制自己的权力，完善模糊的环节，却也颇有点敢为人先的味道呢。
廉政工作也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事情，因此，一开始，这个工作就注意“配套”三个工作同步进行。
廉政制度建立起来了，还要广为教育，让更多的人知道利害关系，因此在思想教育方面，把法纪教育、形势教育、正反典型教育、针对性教育都摆上日程，让这些教育去提高人的觉悟和廉政意识，为廉政制度建设和惩治腐败打下了思想基础。当然，最好的教育莫过于以案例来警示多数人。当年，全区各地普遍实行边建立制度、边查处案件的做法，既清除一些腐败分子，又充实完善了制度。
记得当年古田县林业系统以制度促进查处，以查处完善制度，仅两个月时间就查出林业大案14件，惩处违法犯罪人员45人。霞浦、福鼎两县也通过“建、查”结合，查处的各类违法违纪案件都在百件以上，并完善了制度三四十项。可以说，制度、教育与办案，它们本身就是不可分开的，但如果主动地去将其结合在一起，会起到成效倍增的结果。
达到以廉政目标的最好的方法就是采用“阳光”政策，任何腐败的现象，都经受不住人民的监督和批评。因此，建立一个齐抓共管的监督网络，就能使廉政制度落到实处。两字。当时的提法是“三位一体”。就是“制度建设”、“思想教育”、“查处案件”当时，为了多方位、多渠道、多层次地建立了一套“多节”连环的监督网络，使“两公开一监督”制度落实，纪检部门的同志，真是花了不少的心血。
一段时间后，在闽东形成了这样一种监督的框架：
形成了人大、政协、群团为主的民主监督，纪委、监察、审计为主的纪律监督，信访部门和监督员为主的群众监督，以新闻文化部门为主的社会舆论监督等多方位的监督。
形成了地、县、乡、村四级党委、政府的层层监督，还有从上到下的行业化监督以及从领导到干部的相互监督等。在纵向上起到层层把关、互为联系的多层次监督。
在拓宽监督渠道方面，各地既有以党员干部“自律”、交心通气会、民主生活会等通畅的党内监督渠道，又有以政治协商为主、民主人士参政议政通畅的党外监督渠道等。
当然，这些监督的渠道是建立起来了，但是如何监督到位，是不是讲了真话，能不能讲真话，信息是否得到关注，这又是人们要继续关注的一些问题了。
1988年5月，组织上决定让我担任宁德地区纪检委书记，不再担任地委副书记。纪检书记本来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然而这又一次在社会上掀起了议论。无数版本的猜疑、揣测铺天盖地而来。这种情形与三年前我从宁德县政府到地委上班时的情景又何其相似呀！只不过两次谈论的内容相反而已。人的一生总是在发生着与历史某一时刻极其相似的一幕。
可能有人说，你看现在的纪检部门多“牛”啊，叫到谁，谁都得战战兢兢，恭维你、捧着你还来不及呢。可那时候纪检工作的环境不如现在。
那个时期的纪检工作还处于“文化大革命”后的一个恢复期。可以想像，一个异常特殊的社会环境刚刚结束，社会经济发展相当缓慢，纪检工作在一些人眼中属于偏门，这是很正常的事。说句实在话，虽然我对那次职位调整没有作任何的思想准备，但当时的最真实想法却是，只要是党组织的安排我都服从，只要是党的工作做什么都一样。当这种想法在我的脑子里生成后，我的心情就开始变得很平静了。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放宽心让他们传去吧，我无所谓。我不仅要做我该做的事，而且要将它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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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归说，想归想，但从一种工作换至另一个工作，怎样做好新工作又成了摆在我面前的一个问题，一种考验。
我一接触纪检工作就发现，其实工作的实质与政法工作是一样的：那就是严格遵守党纪党规，对党员干部的违纪行为进行查处和预防工作。纪检工作不仅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一个处理人的工作，特别是那种人情案，说白了就是要得罪人了。如果放在现在，纪检工作可能要好做得多，因为，党的领导干部如果出现问题，你犯了哪条“戒律”，制度中写得清清楚楚。但是，同样的工作甚至更简单的工作放在当时可要难得多。原因只有一个：规章制度不健全。制度不完善，那是更容易“得罪人”的。松还是紧？有时无据可依，如何准确地把握这个度，这对个人与党都是至关重要的。在当时，关于规范领导干部的行为的法规还只有一个：党章。当然，另外少数一些规定也是零零散散的，真正的条例没有。无章可循，得罪人愈厉害。因此，只有建章立制才是做好工作的基础。
虽然一定的历史原因造成了纪检工作条件的滞后，环境很差，但是，既然组织上将我安在了这个“守门神”的位子上，那我就应该按照党的纪律依法办事，坚持原则，反腐倡廉。
正在我一边学习一边摸索着怎样加强完善纪检工作时，省委提出了“逐步推开，扎实进行，注重实效，不搞形式主义”的指导方针，着眼于“人、财、物、法”单位的试点工作，从由内到外，由点到面，由上层到下层，由单位到行业系列化逐步推开，并从党政机关逐步向乡镇村街和企事业单位延伸。
从1988年的下半年起，闽东全区开始了以抓“两公开一监督”为主要内容的廉政制度建设。各级党政机关在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工作后，全区廉政制度建设已基本形成了“打基础，立制度，建网络，见成效”并已积累下一些经验的势头。
据当时的统计数字表明，全区地县两级试点单位已扩大到778个，其中党政机关234个、企事业单位244个、乡镇60个、村街183个。
从当时的检查情况看，这些试点单位搞得好和比较好的占73％，一般的占20％，差的占7％。
通过面上的推广、点上的深化，廉政制度建设的内容也不断充实、完善、提高、深化，经过反复落实、科学统计，全区制定有领导自律、管人、管物、管财、管事等5大类146项的规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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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不断地摸索，不断地努力，制定出台的廉政制度，在各级党政机关工作运行中，所产生的效果和作用也逐步显现出来。
我认为当时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有以下几点可以提一提：
党政机关办事制度规范了，党务、政务的透明度也增强了。各地都把容易产生权钱交易的“人、财、物、法”管理权和一些经济性的重大决策，从制度上加以规范，实行办事程序和办事结果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过去群众意见较大的政务项目，有农转非、招工招干、人事调动、民师转正与教师进城、子女升学与参军、劳动就业、工程承包、农资分配、房地审批、生育准生证、个体工商的发照、收税和摊位安排等11项工作。通过实行“两公开一监督”制度后，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比如工商系统重点对“案件、执照、摊证、收费”4种容易产生权钱交易的要害项目，从上到下，制定一套规范化、服务化的“人员须知”、“工作条例”、“办事程序”等制度，推行公开监督，增强了透明度，有效抑制了弊端，提高了服务质量。
从制度实施后各地检查情况表明，试点和正在推行的单位，不仅规范了单位办事的制度，而且制约人的行为方面建立一套规章制度。
比如，当时霞浦县税务系统做到不办人情案，不收人情税。福安市制定了有效控制个人滥批“人、财、物”的规定等。根据当时的统计表明，一年中，全区工商、税务系统拒贿723人次，拒贿金额24.6万元，为国家补回税款32万多元。
阶段性的成果还表现在群众民主监督意识得到增强，推动了大、要案的查处。
各地在实施廉政制度的同时，还配套建立了从党政监督、舆论监督到群众监督多种形式的监督机制，发挥了“人大”、“政协”、离退休干部的监督作用，基本形成了发动群众监督的社会气候。这也促进了机关的勤政，密切了党群、政群、干群的关系。地委提出“四下基层”，通过廉政制度建设，地、县、乡三级党政机关和部门单位领导坚持“自律”办事，做到了现场办公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下基层。当时的“四下基层”，已是蔚然成风，使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
当时，全区上下组织近万人分别深入基层，进行“百户工业”、“双百户私营企业”、“百户农村经济”、“50户企业民主制度建设试点”、“40家基层执法服务单位廉政制度建设”以及地委十大重大课题调查，组织服务农村春耕工作等党务、政务活动。
这“四下基层”的活动，为指导党的建设，廉政制度深化，推动机关勤政，服务经济建设，为群众排忧解难，办好实事，减少矛盾的积累，都起到重要作用。仅从群众来信来访情况来看，全区群众信访比上一年足足减少19％，重复上访减少了53％，越级上访减少42％。
与此同时，各地还结合岗位责任制、学雷锋、学焦裕禄、增强公仆意识、提高办事效率，做到廉政为民、勤政服务。古田县建立干部“工作日志”；屏南县建立干部考勤“三本簿”；福安市提出廉政“三坚持”、勤政“四在前”，建立干部下基层的登记卡。这些都有效地促进了机关作风的转变，密切了与群众的联系。
在纪检工作中，有一件事在当时反响比较大。
20世纪80年代初期，宁德地区一些县市悄然刮起一股地方领导干部占地建房风。一些领导干部全然不顾自己的身份，靠着自己手中的职权或关系，滥占地建房，多占多建。这种不良之风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社会影响极其不好，群众举报也越来越多。
当时，省委、省纪委曾经部署在全省内开展清理领导干部占地建房及多占住房工作。时任地委书记习近平，经常教育当领导干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要廉政为民。地委及时地确定以此作为抓廉政、惩腐败、促制度建设的突破口，做出冻结土地并开始着手清房工作。
在这一要求下，全区范围内有组织、有步骤地全面展开了清理和查处党政领导干部违反规定建私房和有私房又占住公房的问题。为了达到效果，有关部门运用“停”、“清”、“理”的做法。
在两年的查处中，我们对自1982年以来占地建私房的干部逐一登记，并将个人建房的占地面积、审批手续、地皮付款情况、房屋结构和造价、“三材”及资金来源、建房者家庭经济状况以及有私房又占公房情况进行认真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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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纪检工作面对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
为了适应反腐倡廉的新形势看着抓纪检工作，把关口前，探索在教育和制度建设上下功夫，并取得成效。替党把好这道防腐门，自着手抓纪检工作两年来，在廉政制度建设中，我经过探索，并归纳各地成功的做法，纪检工作呈现出了一个新的局面。主要集中在建章立制、配套推进、形成网络、“廉勤”统一和干部带头上。
这几个方面的工作，现在看来，还是有效的。由于廉政工作，反腐败是关系到长治久安的长远任务，因此，我将这几个工作的内容，作一个较为详细地介绍。
从建章立制来看，当时主要是从热点问题入手，逐步形成大的廉政气候。
当时，在开展廉政制度建设的初期，根据群众反映强烈的干部违纪违法占地建私房和插手承包工程的“热点”问题，以此为“开刀”，并得到了群众的支持，收到很好的效果。进而由清房制度建设扩展到“人、财、物、工程”的领域，着力点放在行政部门和执法单位上。这样，就推动了廉政制度建设气候的形成。
搞廉政制度建设的目的，是使干部能够按章办事，廉洁奉公，勤政为民。
因此，有章有制，就能增强了干部保持廉洁的自觉性。
当时，各县、市和有关部门针对以各种罚没款、税费征收采购“一员到场、各款统揽”容易产生漏洞的问题，都建立了“多人到场，管、收、罚分离”的管理制度，对外方便手续，对内实行分权，既分清责任，又互为约束，抑制弊病，堵住了遗漏。现在看来，这些制度与措施都是最基本不过的要求，但是在当时，这些单位主动地限制自己的权力，完善模糊的环节，却也颇有点敢为人先的味道呢。
廉政工作也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事情，因此，一开始，这个工作就注意“配套”三个工作同步进行。
廉政制度建立起来了，还要广为教育，让更多的人知道利害关系，因此在思想教育方面，把法纪教育、形势教育、正反典型教育、针对性教育都摆上日程，让这些教育去提高人的觉悟和廉政意识，为廉政制度建设和惩治腐败打下了思想基础。当然，最好的教育莫过于以案例来警示多数人。当年，全区各地普遍实行边建立制度、边查处案件的做法，既清除一些腐败分子，又充实完善了制度。
记得当年古田县林业系统以制度促进查处，以查处完善制度，仅两个月时间就查出林业大案14件，惩处违法犯罪人员45人。霞浦、福鼎两县也通过“建、查”结合，查处的各类违法违纪案件都在百件以上，并完善了制度三四十项。可以说，制度、教育与办案，它们本身就是不可分开的，但如果主动地去将其结合在一起，会起到成效倍增的结果。
达到以廉政目标的最好的方法就是采用“阳光”政策，任何腐败的现象，都经受不住人民的监督和批评。因此，建立一个齐抓共管的监督网络，就能使廉政制度落到实处。两字。当时的提法是“三位一体”。就是“制度建设”、“思想教育”、“查处案件”当时，为了多方位、多渠道、多层次地建立了一套“多节”连环的监督网络，使“两公开一监督”制度落实，纪检部门的同志，真是花了不少的心血。
一段时间后，在闽东形成了这样一种监督的框架：
形成了人大、政协、群团为主的民主监督，纪委、监察、审计为主的纪律监督，信访部门和监督员为主的群众监督，以新闻文化部门为主的社会舆论监督等多方位的监督。
形成了地、县、乡、村四级党委、政府的层层监督，还有从上到下的行业化监督以及从领导到干部的相互监督等。在纵向上起到层层把关、互为联系的多层次监督。
在拓宽监督渠道方面，各地既有以党员干部“自律”、交心通气会、民主生活会等通畅的党内监督渠道，又有以政治协商为主、民主人士参政议政通畅的党外监督渠道等。
当然，这些监督的渠道是建立起来了，但是如何监督到位，是不是讲了真话，能不能讲真话，信息是否得到关注，这又是人们要继续关注的一些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