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文化变迁动因的生物因素说认为：包括文化在内的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其变迁、进化是一个生物有机过程[14]。其中的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文化变迁理论将文化进化或变迁归结为生态环境中群落基因库的变异和基因为群的分布[14]。
  闽、粤、赣边地历史上存在着重叠的三个基因群，最早为土著百越族群，然后为源于五溪地区的畲瑶族群，最后为来自中原代表汉族文化的客家族群。这三种族群文化相交，必然产生互动互融关系。随着畲族逐渐迁出与世隔绝的祖居地，他们与古越蛮族、以客家人为代表的汉族的交流日益深广，关系日益紧密。其中一部分通过通婚、集结起义等方式实现了身份的迭合与转化，在不断的种族融合进程中，畲族服饰文化也相应地产生了涵化。唐宋时，畲族妇女流行“椎髻卉服”，即头饰是高髻，衣服着花边[2]。显示出畲瑶先民盘瓠蛮的典型服饰风貌。元代，畲族起义军又号“头陀军”，“头陀”即“断发文身”，是百越民族的典服饰特色[15]。这说明宋元时期畲族起义军在与闽越土著的交流合作中，吸收了其服饰元素；或部分闽越土著直接汇入畲族，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并随之引入了相应的服饰元素。
  清代《皇清职贡图》载：福建畲民“其习俗诚朴，与土著无异”，表明当时畲汉关系密切、表征趋同。据清道光《建阳县志》载，一部分畲民主动与汉人通婚，模仿汉族服饰文化习俗：“嘉乐一带畲民，半染华风，欲与汉人为婚，则先为其幼女缠足，稍长，令学针黹坐闺中，不与习农事，奁资亦略如华人。居室仍在僻地，然规模亦稍轩敞矣。妻或无子亦娶妾，亦购华人田产，亦时作雀角争，亦读书识字，习举子业”，畲汉界限十分模糊。时至今日，福建客家和畲民仍同梳高发髻，戴凉笠，着右衽花边衣，尚青、蓝色[16]。
  事实上，很多学者认为畲族本来就是多族源民族共同体，族源“包括五溪地区迁移至此的武陵蛮、长沙蛮后裔、当地土生土长的百越种族和山都、木客等原始居民，也包括自中原、江淮迁来的汉族移民即客家先民和福佬先民”[3]。族源多元性这一文化变迁的生物因素正是畲族服饰文化变迁的初始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