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一、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涵
  数字是一种计数的符号，也是一种文化的符号，同一个数字，兼有这两大符号系统，它们既有联系，又各有其意。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数是我们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在汉字中，数字的文化符号意义早于计数符号的意义，这与不少国家纯粹计数的符号不同。汉字中作为计数符号的数字最初都是假借其他的汉字（也就是作为文化符号的汉字）而来，古人在假借之时，其实已经将自己的思想和观念渗透其中了，所以数字中蕴含的深刻寓意是我们民族文化特征的展示，它可以反映我们民族深层意识下的文化心理。
  （一）数始于一
  《太平经》云：“一者，数之始也。”“一”是最小的自然数，古人认为它是万数之始，万物之源，所以很尊崇“一”。《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以道家认为“一”是宇宙的本原，为天地原始混沌之气。孔颖达在《周易正义》说：“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所以，在古代哲学中“一”又指太极，有“元”、“初”、“开始”之意。
  “一”由数之初，进而引申为序列第一，我国自魏晋以来实行九品中正制度，把官衔分为一至九品，一品为最高。科举制度中，殿试后按成绩高低分一甲至三甲，一甲为最优。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所说的“第一流”“一品锅”都是“一”作为序列第一使用的语言留存。由“第一”之意，又引申为“独一无二”，进而表达至尊与至高的意思，如“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中的“一”指的就是天子。
  “一”即可理解为最大，也可以理解为最小，顾炎武说：“一为数之本，故可以大名之，一年之称元年，长子之称元子是也。又为数之初，故可以小名之，骰子之谓一为幺是也。”①这体现了中国古代辩证的哲学思想。老子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①这里的“一”就体现了辩证对立的统一，所以“一”又可引申为“全、满、整体”之意。范仲淹《岳阳楼记》中“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杜牧《阿房宫赋》里“一肌一容，尽态极妍”中的“一”就是“全、满”的意思。而我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中的“一”指的则是整体的意思。
  （二）偶数之始
  《说文》：“二，地之数也。从耦一，会意。”古人认为一切数字都是从天地之数中衍生出来，奇数属于天数，偶数属于地数。“二”是古人阴阳思想的体现，《周易·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也指天地间的阴阳之物。天地、男女、上下、美丑都是“一分为二”的阴阳思想的具体表现。“二”表阴阳、男女，所以又与婚礼联系到了一起，《礼记》云：“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②因为“二”是偶数之始，有双的寓意，我们希望好事成双，所以在婚礼中偶数占有绝对地位，婚礼的时间、迎娶、陈设都要取双数，要贴“囍”字，取双喜临门的彩头。日常生活中我们还常会用“双”字表达赞美之意，如文武双全、才貌双全、福慧双修等，这些用法我们至今仍然沿袭。
  （三）物成于三
  “三”在我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周易》中每个卦都由三个爻组成，后人在解释《周易》时受“三”的启发，形成“三才”思想，这一思想渗透到我们古代文化的各个方面。“《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①《说文》云：“三，天地人之道也。”中国传统文化中“三”是神圣、尊贵和吉祥的象征，如“三皇”（天皇、地皇、人皇）、“三教”（儒、释、道）、“三尊”（君、父、师）、“三元”（会元、解元、状元）、“三光”（日、月、星）、“三星”（福星、禄星、寿星）、“三友”（松、竹、梅）等，古人“以三为法”的表述不胜枚举，这些用法都体现了古人对“三”的重视和崇拜。
  （四）四方和谐
  “四”是二的倍数，体现成双成对和双偶的意思，它在字形和字义上都体现出我国传统审美的均衡与和谐。《周易》云：“两仪生四象”，“四象”指的是太阳、太阴、少阳、少阴，也指四个方位，古人认为大地的格局是四边形的，“天地四方曰宇，古往今来为宙。”②“四方”显得平稳和谐，所以我们汉字外观也是“四方”的方块字，我们古代的建筑、器物、图案也崇尚方圆结合，如北京的四合院就体现一种“天圆地方”的思想。
  郭沫若先生在《卜辞通纂考释》中提出：“初民以四进位，后改为十进位。”所以，古人们常用“四”的观念来看待万事万物，在时间上，有四时或四季（春、夏、秋、冬）；空间上，有四方（东、南、西、北）、四面、四野、四海、四周；礼制上，有四维（礼、义、廉、耻）；语言上，有四声（阴、阳、上、去）；书籍有，四库（经、史、子、集）、四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文房有四艺（琴、棋、书、画）、四宝（笔、墨、纸、砚）；人的生辰，叫八字，又称四柱（年、月、日、时）；儒家的思想中有“四端”，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佛教思想中有四谛（苦谛、集谛、灭谛、道谛）、四苦（生、老、病、死）等说法，佛教还认为一切物质都是由地、水、火、风四大基本元素所生，用“四大”来概括事物，在我们日常用法中非常普遍，如四大发明、四大金刚、四大名著等，足见“四大”思想对我们文化的影响。
  汉语表达中，四字组合能言简意赅的表达出一个意思，有节奏感，而且琅琅上口，如《诗经》中就以四字句居多，训蒙的书籍像《百家姓》和《千字文》都由四字句组成，汉语中成语也以“四字格”的形式为主。在古人意识中，“四”象征着平稳、和谐与圆满，是颇为人们青睐的数字。
  （五）中正之数
  “五”在阳数中，居正中，在《周易》中“五”正好处于上卦之中，所谓“中位”，即“得中”“得正”，这也符合儒家崇尚中庸和中正的思想。《说文解字》说“五，五行也，从二，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古文字“〓”由“二乂”组成，上下两横，象征天地，“乂”则象征天地阴阳相交。我国古代思想家用“五行”这五种物质来说明世界万物的起源，《尚书·洪范》说：“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在五行哲学思想的渗透下，古人将“五”推衍到伦理道德、人体构造、天文地理等方方面面，如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方（东、西、南、北、中）、五色（青、赤、黄、白、黑）、五音（宫、商、角、徵、羽）、五谷（麦、菽、稷、麻、黍）、五脏（心、肝、脾、肺、肾）、五官（耳、目、口、鼻、身）等，形成了丰富的“五元”语汇系统。
  （六）老阴之数
  古人将数分为阴阳，一、三、五、七、九为阳，象征天；二、四、六、八、十为阴，象征地。阳数为生发、扩张的，其中九最大，为老阳；阴数是收缩、内敛的，其中六为至阴，因而“六”被称为老阴之数。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六”是个吉数，它与“禄”谐音，是福禄的象征，《左传·隐公三年》：“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所以民间有“六六大顺”的说法。其他与“六”相关的组合还有：以“六合”（上、下、东、西、南、北）来泛指天下或宇宙；以“六亲”（父、母、兄、弟、妻、子）来泛指亲属；以“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来体现古代婚姻需备的六种礼节；以“六书”（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来归纳汉字的构成和使用方式；以“六畜”（马、牛、羊、鸡、犬、猪）来合称与我们日常最为密切的家畜等等。
  （七）七日来复
  数字“七”最初是假借古“切”字的字形而来，为了区别，古“切”字才在右边加了一个刀字。七虽表数字，但其依然有“切断”的意思，在此基础上它还与某种周期和最后期限联系起来。《周易》的“复”卦云：“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彖传》说：“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复”意味着反复和周期，而“七日来复”意味着，这个天地运行的周期也是以“七”为限的。
  《周易·系辞下》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中以“七”为限，或与古代重视和崇拜北斗七星有关，七就是天数，也是天象的基数。以七为基数，结合天有“四象”，就形成了二十八星宿。二十八星宿代表了整个天体，它可分四组，每组又各有七个星宿，这是显然以“七星”为基数的划分方法。
  古人天人同构的观念认为，男子以八为生命基数，女子以七为生命基数。《黄帝内经·素问》：“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故有子。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四七筋骨坚，发长极，身体盛壮。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六七三阳脉衰于上，面皆焦。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在民间丧殡习俗中，每隔七天为一个忌日，到七七四十九天为止，称为“尽七”。
  在古代“七”与天地生命轮回相关，在汉语中，以“七”构成的词也很多，如“七窍”（口、眼、耳、鼻共七孔），“七色”（红、橙、黄、绿、青、蓝、紫），佛教有“七级浮屠”，文学史上枚乘作有《七发》，傅毅作有《七激》，张衡作有《七辩》，曹植作有《七启》，“七”俨然已经成为一种文体，其他以“七贤”“七子”来合称的也是不胜枚举。
  （八）先抑后扬
  “八”本为背离、分别之意，《说文》云：“八，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在《说文》中从“八”的许多字中，都含有该意，如“分”字，意为“别也。从八从刀，刀以分别物也。”还有“公”字，意为“平分也。从八从厶（同“私”字）。八犹背也。韩非曰：背厶为公。”所以“八”最初并不受人们喜爱，赣南的客家至今还留有“逢七不出门，逢八不回家”的说法。“八”后来受到崇拜与八卦对我国文化影响有关。“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即乾、坤、巽、兑、艮、震、离、坎，它代表了宇宙间八种基本物象，八卦互相搭配又得到六十四卦，用来象征实际生活中的自然和人事现象。汉语中“八”字组成的词语也很多，佛教有“八宝”，道教有“八仙”，文章有“八股”，方位称“八方”，生辰称“八字”，异姓结为兄弟称“八拜”等等。“八”是偶数，又与“发”字谐音，寓意兴旺发财、事业蓬勃，所以备受国人推崇，这与其问世之初的境遇有了天壤之别。
  （九）至阳之数
  “九”是最大的个位数，《黄帝内经·素问》中说：“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焉。”九又是阳数之巅，有最高和极限的意思，加之在汉语中“九”与“久”同音，所以数字“九”备受封建帝王的青睐，成为至高至尊之数。北京内城是九个城门；故宫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的高度都是九丈九尺；宫殿大、小城门上的门钉是横九排、竖九排；宫殿的台阶级数是九层或九的倍数。不仅如此，自古朝廷分定等级也习惯用九，夏朝时朝中即设九卿，《礼记》：“夏后氏官百，天子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魏晋时将官位分为“九品”，这些做法都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九”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泛指“多”，如成语“九牛一毛”“九死一生”等指得就是这个意思，清代汪中在《述学·释三九》中写道：“凡一二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以三，以见其多，三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九，以见其极多。”在我国含有“九”的词汇也很丰富，古人用“九族”泛指亲属，古行政区划为“九州”，这成为我们现在中国的代称，所以在汉文化中，“九”是最带有神圣色彩的一个数字。
  二、数在畲族文化信仰中的体现
  “数”是人类认识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除了计数的用途外，还与古人的原始思维、交感巫术等非数字的神秘文化密切相关。从《高皇歌》中我们发现，畲人对“三”和“五”尤为偏重，从表层上看，它似乎仅体现了畲民对这两个数字的青睐，从深层上看，它隐含着畲民原始意识思维下的信仰。作为与汉民族历史上关系最密切的民族之一，畲族文化中融合了不少汉民族的文化观念和意识，因此，畲族与汉族在数字文化的源头和神话传说的原型模式上，都有不少相通之处，但因为生存环境、历史境遇等原因，畲汉民族又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特征。
  （一）畲人对数字“三”和“五”的崇拜
  畲人对数字“三”和“五”的崇拜，主要体现在他们的图腾系统中。首先，作为畲人始祖的龙麒，原是高辛皇后耳朵里的一条金虫，《高皇歌》中描绘其出世前后的情形是：“正宫娘娘得一病，三年头昏耳又痛。”御医从皇后耳中“取出金虫三寸长”，然后这条长“三寸”的金虫“一日三时仰其大”，变成了一个身上“五色花斑花微微”，“像龙像豹麒麟样”的神物。龙麒是高辛皇后耳痛“三年”，以及一日“三时”变化的结果，其外形从原来的“三寸”金虫，变成了一个身上长了“五色”花斑的神物，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龙麒与数字“三”和“五”有着直接的关联。此外相关联的数字还有一些是“三”的倍数，如“六”，这也间接体现出畲人对“三”的崇拜，如龙麒“金钟变身”时，“皇后六日开来肽，龙麒钟里变成人”。
  除了龙麒这一图腾系统，畲人的另一大图腾系统———凤凰，也体现出与这两个数字之间密切的联系，凤凰是高辛帝女儿三公主的化身，所以三公主意象也归属于凤凰图腾系统。三公主称谓本身就包含了数字“三”，而凤凰则被看作是具有“仁义德顺信”的“五德”之鸟。龙麒与三公主成亲后，“五年生了三个儿”①，即长子盘自能、次子蓝光辉、三子雷巨佑，这其中也包含着数字“三”和“五”的信息。
  （二）畲汉数字崇拜的文化比较
  数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语言，在人类社会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当数作为计数工具，用来表达纯粹的数量意义时，它的意义对各个民族都是相同的，但当数受到民族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等因素影响，被赋予文化内涵时，它就成为了一种修辞手段和文化符号，能够传递出丰富的民族文化信息。我们把畲汉文化中的数字“三”和“五”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其中的异同。
  1．“三”的文化蕴含之比较
  “三”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代表了稳定、牢固、和谐之意，在古代被视为国之重器和国家权力的鼎，即采用“三足两耳”形制，三足鼎立之于人最为稳固的感觉，所以统治者将此来象征江山稳固。
  日常生活中，我们常用“三”字表示多，如清代学者汪中在《述学·释三九上》中说：“因而生人之措辞，凡一二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三，以见其多。”又如成语三思后行、三人成虎、如隔三秋、三令五申，其中的“三”就非实指，而是泛指“多”。像“品”字结构的字，如：森、淼、焱、磊等，则是用三叠字的方式表现“众多”之意。以三示多，其渊源可上溯到老子，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四十二章）“一”指的是宇宙“混沌”的存在；“混沌”中产生了“二”，也就是阴阳分离，天地形成；阴阳化生和气，故产生“三”，万物因此发生。古人之所以用“一”“二”“三”的转化，代表事物从“无”到“有”，变“多”的过程，是因为“三”中包含着天、地、人。天地人是万物之基，万物之始，《说文》云：“三，天地人之道也。”“三”是人与自然的统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这与《周易》中的“三才”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易传·系辞下》）“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易传·说卦》）天地人曰三才，“材，道也”①，这里的“才”与“材”通，所以，三才即指天道、地道、人道。《周易》中一卦由三爻组成，上爻为天位、下爻为地位、中爻为人位，也体现出“三才”的思想。三爻自下而上，又分别象征事物的生发、发展和完结的过程，体现出“物成于三”的思想。我们常说要“一分为二”，但是“分”之后最终要“合二为一”，这个“一”已经不是原来的“一”了，而是“三”，故而“三”是数的“完成”，并且是第一次圆满的“完成”。
  从外形上看，“三”又是《周易》中的乾（?）卦，代表天；两个“三”重合，变为数字“六”，形成“?”（坤）卦，代表地；“?”（乾）“?”（坤）两卦重合，变为数字“九”，代表乾坤，也就是天地万物。“九”是“三”的三倍，由“三”之意衍生出“极多”的含意，代表物之广，阳之极，是最大的阳数。“三”是数之成，“九”是数之终，是更为高级的完成，但它的根基却是“三”。
  “三”在汉语系统中不仅可以表示“多”，也表示“少”，如“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三句不离本行”中的“三”均表示少数的意思。许多场合“三”还作为一种标准或界限，比如，“三年之丧”中，“三”成为一种礼仪；“事不过三”“富不过三代”“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中，“三”是事物互变的界限。总之，人们描述事物常“以三为法”，已经成为一种观念和思想了。《史记》中有“数成于三”①的思想，这里的数又有规律、法则的意思；《汉书》中有“函三为一”②的思想，它认为“三”本身就包含在“一”的里面，“一”与“三”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王安石在《洪范传》中提出了“道成于三，变于五”③的思想，他的这一观点是老子“三生万物”思想和《周易》“五位”④思想的糅合的产物。从以上对“三”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数成于三”“道成于三”还是“函三为一”，它们这种“以三为法”“一分为三”的思想多少都受老子“三生万物”思想的影响。所以，“三”已经成为中华文化意识中一个模式化的数字，它是“道”的象征，闪耀着东方哲学的精髓和智慧，是我们全面、立体看待事物的方法。
  在《高皇歌》中畲人“三”的用法和意义与汉族传统文化基本相通，但畲人的使用中带有更加浓厚的宗教和神秘色彩。首先，《高皇歌》以盘古立三皇帝，即天皇、地皇、人皇作为开篇，这与《周易》中体现的“三才”思想相通。其次，诗歌中以“三”为内容的诗句有很多，如：“皇后耳痛三年久”“取出金虫三寸长”“一日三时仰其大”“寻了三日都唔见”“离田三丈无粮纳，离木三丈便种山。”这些诗句中的“三”介于虚实之间，显现出他们朴素的自然观念，以及叙述远古传说时朦胧的时空意识。这些诗句中的“三”，与畲人始祖的生死存在一定的关联，具有神秘化的色彩。畲族的传统节日“乌饭节”时间是每年农历的“三月三”，在畲族民众中，三月三是与春节相提并论的重大节日。此日，家家宰杀牲口，吃乌米饭，集会对歌，祭祀祖先。由此也足见“三”在畲人祖先崇拜文化中的地位。
  畲人对“三”的崇拜，还体现出与道教的渊源。《高皇歌》中描述了龙麒死后，请来了“三清师爷官”为其超度亡灵。这里的“三清”即指道教中的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道教也崇尚“三”，它将宇宙划分为上界、地界、水界三部分，将时间划分为无极界、太极界和现世界。从诗歌中龙麒去闾山学法，以及死后以道教方式去超度的描述，都可见畲人的原始崇拜与道教存在一定的渊源。
  《高皇歌》不仅在叙述内容上体现与“三”的渊源，它在叙述形式上也体现出三条①连排的复沓格式。
  古田是古田，古田人女似花千；
  罗源人子过来定，年冬领酒担猪爿。
  罗源是罗源，罗源人女似花旦；
  连江人子过来定，年冬领酒过来扮。
  连江是连江，连江人女好个相；
  古田人子过来定，年冬领酒担猪羊。
  这种叙述形式的特点是，每一条（章节）重复出现结构相同、内容近似的语句，形成一定的节奏和韵律，表达一种强烈的情绪。这种叙述格式与《诗经》中的《考槃》《还》《相鼠》《月出》等诗的格式异曲同工。
  例如：
  《考槃》：
  考槃在涧，硕人之宽。独寐寤言，永矢弗谖。
  考槃在阿，硕人之薖。独寐寤歌，永矢弗过。
  考磐在陆，硕人之轴。独寐寤宿，永矢弗告。
  《月出》：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忧受兮，劳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
  它们共同的特点都是采用四句一章的格式，用复沓的方式咏唱，在整齐中显现变化，形成抑扬有序的韵律，来表达作者复杂的情绪，《考槃》中表达的是归隐之士寄情山水的畅快之情，《月出》表达的是对心仪的女子的思念之情，《高皇歌》中则是表达的是畲人受到外族欺负，对心中乐土的向往之情。它们的不同在于《诗经》中基本以四言组成一句，而以《高皇歌》为代表的畲族民歌以七言为多。
  与三条连排不同，《高皇歌》中还有一种抒发情感的叙述形式也与“三”有关，比如他们在叙述了“受尽阜老几多气”之后，接着“三条”歌词，以“三想”的方式宣泄积郁的情感。
  一想原先高辛皇，四门挂榜招贤郎；
  无人收得番王倒，就是龙麒收番王。
  二想山哈盘蓝雷，京城唔掌出朝来；
  清闲唔管诸闲事，自种林土山无税。
  三想陷浮四姓亲，都是南京一路人；
  当初唔在京城掌，走出山头受苦辛。
  虽然这种格式的每一条歌词，在韵律上并不形成复沓的效果，但这三条歌词在语义上属于平行内容的叙述，它们组合成为一个套曲，在语势上形成一种累积，他们以这样的形式来完成一种情感的叠加。
  2．“五”的文化蕴含之比较
  《易经·系辞上传》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如果说“三”属于“形而上”之数，那么“五”就属于“形而下”之数。王安石说：“道立于两，成于三，变于五，而天地之数具。”①道发韧于“两”，即阴、阳；成于“三”，是指天、地、人；变于五，是因“五”有“变”之意，如《说文》中有云：“五，五行也，从二，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这里的“交午”即有变之含义，其中的“五行”是指水、火、金、木、土五种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所以“五”和“三”一样也可以象征万物生发的根源，无非“三”是抽象的、只可意会的“道”，“五”是具象的、可以感触的“器”，它们是古人对自然或事物不同视角，不同层次的认知和阐释罢了。
  （1）五·午·龙
  “五”古字写作“〓”，由“二”和“乂”组成，它与“三”一样与“天地”相关联，是带有神秘色彩的数字。“三”象征天、地、人，“五”上下两横，分别象征天和地，中间的“乂”意为纵横交错，象征天地阴阳相交。“午”与“五”关系密切，它们不仅音同，而且“五”的本义指的就是“纵横交错”，它可用“午”来表示。《玉篇》说：“午，交也。”①十二时辰中的午时，正是一个前后相交的时间，我们称中午或正午，这里的“中”和“正”二字，表明了这个时间只是一个“点”，它是“上午”和“下午”的分界点。同样道理，半夜又被称之为“午夜”，因为它也是一个分界点，由此可分出上半夜和下半夜。
  还有我们传统节日端午节，它原是“端五”之意，即农历五月五日，因“端”字有“初始”的意思，故“端五”就是“初五”。五月按照历法正是“午”月，五五相重，故端午节又名“重午节”或“重五节”，有些地方也叫“五月节”。在先秦时代，普遍认为五月是个毒月，五日是恶日，相传这天邪佞当道，“五毒”并出，这个思想在民间一直传了下来，如古人有蓄兰沐浴的习俗，《夏小正》中记：“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大戴礼》中记，“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江浙一带有吃“五黄”的习俗，即黄瓜、黄鳝、黄鱼、咸鸭蛋黄、雄黄酒；端午节也称“菖蒲节”，有在门上悬挂菖蒲、艾叶驱邪避毒的习俗。民间的种种求平安、禳解灾异的习俗莫不与这个毒月的说法有关。端午还有划龙舟的习俗，闻一多先生在《神话与诗》中认为，这是古代吴越地区“龙”的部落举行图腾祭祀的日子。他认为，龙舟竞渡和吃粽子都与龙有关，况且吴越百姓还有断发纹身，以避水中蛟龙之害的习俗，如应劭说：“（越人）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像龙子，故不见伤害。”①
  闻一多认为龙与“五”的关系也颇为密切，“龙与五是分不开的，因为从图腾观点说，龙的数一开始就是五，而依我们的意见，龙正是图腾社会的产物，所以我们也只能从图腾的观点来谈它，一方面龙的数既是五，所以在图腾社会的背景下‘五’便成为一个神圣的个数，而发展成为支配后来数千年文化的五行思想，一方面，作为四龙之长的中央共主是第五条龙，所以‘第五’便成为一个神圣的号数，至今还流行着的五月五的端午节，便是那观念的一个见证。”②端午节用“五彩丝系臂”的民间风俗，应当是“像龙子”的纹身习俗之遗迹。“五彩”根据五行之色，又可用来象征“五色龙”，陶弘景说：“五龙，五行之龙也。”③“五龙用五个色彩来区分，所以龙是五色的名目。由图腾崇拜演化为祖宗崇拜，于是五色龙也就是五色帝。宗教信仰到了祖宗崇拜的阶段，社会组织也由图腾变为国家，所以五帝是天神，又是人王。”④“三皇五帝”中“五帝”的一种说法就是将他们按“五色”区分，即青帝——伏羲；炎帝——神农；黄帝——轩辕；白帝————少昊；玄帝——颛顼，他们又被尊为五行之神、五精之君。畲族人也崇尚“三皇五帝”，不过《高皇歌》中所指的“五帝”与“五色帝”不同，白帝少昊不在“五帝”之列，取而代之的是帝喾高辛。
  畲族人也过端午节，与汉族人一样也有家家户户做粽子的习俗，不同之处在于汉族纪念的是爱国诗人屈原，而畲族祭拜的是祖宗或盘瓠王。畲人之所以端午节拜祖宗或盘瓠王是因为传说盘瓠为五月初五日出生，根据罗源县起步廷洋坂村保存的《忠勇王开山公据卷牒》记载：“高辛皇帝四十五年五月初五日，后宫大耳刘皇后夜梦天降娄金狗下界托生，醒后耳内疼痛，旨召名医，医出一虫，希奇美秀，以玉盘托养，以瓠叶为盖。一日长一日新，长有丈二，取名盘瓠，变成麒狗身。纹锦绣头，有二十四斑黄点。”①
  《开山公据》中记述的一些细节比《高皇歌》中更为详尽，不过它们对盘瓠（龙麒）身上斑点的记载略显不同。《开山公据》记载的是盘瓠，变成麒狗身“有二十四斑黄点”。《高皇歌》中记载的龙麒“身上花斑百廿点，五色花斑朗毫光。”首先盘瓠（龙麒）身上的斑点不管是“二十四”还是“百廿点”，它们都是“三”的倍数，显示出畲民对“三”的崇拜。其次，这里的“五”既可以是实指，也可以是虚指。实指时，“五色”即青、黄、赤、白、黑“五行之色”；虚指时，意为“纵横交错”之色，比如我们俗称的五花肉，实际上只是肥瘦间隔的“三层肉”，因借用其“交错”的古义，故称“五花肉”，其他如“五花马”“五花大绑”也都是类似的用法。其三，《高皇歌》中龙麒出生时“五色”的说法与汉人记载的近似，《后汉书》里记载，“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搜神记》中记载：“其文五色。因名盘瓠，遂畜之。”从这些细节，我们不仅可以看出《高皇歌》与《后汉书》等汉人书写的史籍存在一定联系，同时也可以看出“五”是古人描绘具有神秘色彩的事物的一种模式，如民间有“五彩祥云”之说；传说有女娲炼“五色石”以补天之说；《史记·项羽本纪》中范增谈及刘邦将对项羽构成威胁时说：“吾令人望其（刘邦）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这里所说的五采之气被认为是“天子气”，是瑞气中最难得和高贵的一种。所以《高皇歌》中将龙麒描绘成具有“五色”的瑞兽，显示了他们对带有一定神秘色彩的“五”的崇拜，并由此来表达其对祖先的敬仰。
  （2）五·中·凤
  另一个与“五”关系密切的字是“中”，其渊源可以上溯到被称之为河洛文化滥觞的“河图”与“洛书”。《易传·系辞上》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说法。河图实际是由“一”至“十”排列而成，偶数为阴，黑色，代表地数；奇数为阳，白色，代表天数，“五”和“十”构成中宫。洛书实际是九宫，即“一”至“九”排列而成，横，竖，斜三个数相加之和都是“十五”。北周甄鸾曰：“九宫者，即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①即“五”为中宫。河图、洛书形式虽不同，但本质相同，它们都表示历法和卜筮，四面八环。”方，四时八节，八卦，九宫及五位统一的体系。河图、洛书中的“五、十、十五”都体现了古人对“五”的崇拜，而“十五”作为“三”与“五”倍数，更显示了古人对这两个神秘数字的崇拜。“五”作为中宫，其他各宫围绕周围，所以“五”既是中心也是核心的象征。我们古人原始空间意识里，最初只有东、南、西、北“四方”之分，其后逐步出现了“五方”的观念，他们把“中”与“四方”并列而成为五方。在“六书”里，“中”属于指事字，甲骨文写作“中”，从字形上看，它像旗杆，上下有旌旗和飘带，旗杆在正中竖立，指内部适中的位置。
  早在20世纪40年代，胡厚宣先生就发表了《论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之起源》等论文，以甲骨文为据，考释出商自称“中商国”，因而断言，此为中国称谓的起源。庞朴先生认为：“如能把这个隐含者表达出来，把‘中’与‘东南西北’并列而为五方，那便意味着达到了自我意识。”①“中”是“吾”站立的位置，《说文》曰：“吾，我自称也。”“吾”与“五”同音，它由“五”和“口”组成，“五”代表中央，“口”代表我。组合观之，“吾”字即为“我在中央”之意。以“吾”为中心，太阳升起的地方是东，太阳落山的地方是西，人的正面称南，人的背面称北，于是形成了由东、西、南、北、中，构成的“五方”之概念。用“五方”配民族，就形成了“五方民族”的观念，《礼记·王制》：“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孔颖达疏：“五方之民者，谓中国与四夷也。”这一民族观的形成就是华夏族以本族为中心，将“四夷”作为参照，逐步形成中国式的方位观和区域观，即形成汉文化中的“天下”观。所以没有“四夷”这些所谓他者的确认，也就不会有“华夏”“中国”等相对应概念的出现。
  儒家认识到了“五”与“中”的联系，故将其抽象出“中庸”的理论，即待人接物不偏不倚，调和折中的道德标准，《尚书·大禹谟》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礼记·中庸》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允执厥中”和“执两用中”就是告诫人们不要走极端，必须避免“过”与“不及”两种倾向。朱熹说：“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①“中庸”成为儒家为人处世的最基本的法则，所谓“中道”即是君子的行事之道。《中庸》将“中”与“和”联系起来，提出了“中和”的概念，故《说文》曰：“中，和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②《中庸》里，把“中”视为天下最重要的依据，把“和”视为天下最普遍的原则。“致中和”便是把“中”与“和”都发展到极致，这样天地就可以各得其所，万物就可以各遂其生了。儒家崇尚“中”与“和”，所以儒家特别推崇作为“和美”意象的凤凰。凤凰被称为“五德之鸟”，它具有“仁、义、德、顺、信”的五彩花纹，它的五彩符合儒家“中和”的道德与审美标准。畲人将凤凰作为本族女性文化的意象，一方面或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一方面或是楚人尊凤信仰的衍化。按阴阳五行之说，凤色赤，五行属火，“凤”与“风”又相通，可理解为“风神”；“凰”即“皇”字，有至高至大之意，“凰”古音又与光相通，有研究者认为是一种与光有关的鸟，即太阳鸟。古人历来将凤和凰视为一体，将其奉为火神。《初学记·孔演图》说：“凤，火精。”①又有《鹖冠子》：“凤凰者，鹑火之禽，阳之精也。”②楚人崇凤的信仰，是其先祖崇日信仰的衍化，楚人认为自己的祖先是祝融，而祝融是传说中的火神。汉代《白虎通》说：“南方之神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③《春秋元命苞》说：“火离为凤。”④太阳的别称为“火离”，因此，祝融是火的化身，是太阳的化身，也是凤凰的化身。凤凰色赤，与楚人尚“赤”崇“日”也互为呼应，所以楚人崇拜凤凰实际就是对先祖的崇拜。畲人和楚人一样崇拜凤凰，也崇拜火，他们之间有一定文化渊源，祝融被尊为火神，他是高辛时的“火正”，即当时掌管农时、天象的重要之职，《高皇歌》中畲人的起源也是在高辛时期，可见两者文化上存在着一定的同源性。畲人崇凤，也崇火，这与畲人先民的经济生活有极大关系，因为他们早期的生产特点是“农耕”与“狩猎”，农耕主要是指“耕火田”，“畲”字本身就含有“刀耕火种”之意，可见他们与火的关系十分密切；其次，狩猎当中，火不仅可以取暖、照明、加工食物，还可以用来捕捉和驱逐野兽。火是畲人山林中生存的重要工具，他们对火的崇拜是一种自然崇拜，而凤凰作为图腾崇拜应是由此衍生而来。《高皇歌》中表现出来畲人对特定“数”的崇拜，这是其深层意识下显现出来的文化符号，数字以神话传说为载体，被逐渐神秘化，这其中蕴含着畲人的宇宙观、价值观和原始的思维模式，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畲汉民族文化的同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