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一）性别分工与经济收入的影响
  根据“宁德市各民族分性别、行业人口”数据，在闽东城镇单位畲族男女就业比例为4808∶2738，女性人口是男性的56.95％，仅占男性的一半左右。从表8中数据看，闽东畲族女性独立承担农林牧渔业生产的比重较高，占畲族从业女性总数的62.2％，比汉族女性从事本行业比例的40.54％高出近22个百分点。除了农业生产劳动外，女性还积极加入乡镇企业、家政餐饮服务等队伍中，积极参与社会经济建设。但这些行业收入较低，不能充分彰显女性的社会地位，这与畲族农村传统女性地位高于男性的诉求相悖。而收入较高的建筑业、运输业、采矿业等则多为畲族男性把持，男女比例分别为284∶25、209∶6和36∶1。此外，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的男女比例为73∶20，专业技术人员男女比例为113∶61，女性则只在零售业、餐饮业、居民服务业等方面的比例占优势。①因此，在城镇化背景下，畲族女性虽积极参与社会生产，成为了生产的重要力量，但在经济、择业乃至社会地位上却处于劣势。因为在城镇化新经济模式下，劳动市场上的性别隔离模式使得畲族女性在经济上处于劣势；市场经济主导下，女性被进一步边缘化，有的畲族女性成为留守妇女，经济上的收入更是远远低于男性；在城市，由于企业追求的是利润，更需招聘拥有更大劳动力的男性，在这些行业畲族女性自然又进一步被排斥于从业的大门之外。
  （二）两性平等与性别文化的规约
  随着城镇化的加剧，畲族女性原先所处的相对封闭稳定的社会环境逐渐被打破，性别分工所存在的隐性不平等性也逐渐清晰起来。畲族女性们在城镇或时代文化的影响下，两性关系更趋于平权化，城镇家庭的畲族女性在处理家庭事务时更多地选择“夫妻协商”的处理模式。也就是说，畲族女性更广泛地参与社会生产，其家庭地位有所提高，女性受家庭中代际权威或长辈权威的制约弱化，外界环境也不大可能赋予畲族女性地位高于男性的优待，夫妻权力格局趋向民主化，城乡女性在家庭中都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决策权和支配权。在城镇，女性在参与家庭重大事务的决策时，决策平权化趋势增强，但受社会性别文化规范的影响，城镇畲族女性在家庭事务中独立的自主权和决策权并不比农村的畲族女性高。城镇女性除了在家庭财产和个人收入方面的支配权较高外，其余方面的主导权倾向平权化或男性一方，表现为家庭中男性掌握实权占多数，女性在家庭和社会重大事务决策中居于劣势；同时新型家庭分工模式中，女性依然承担绝大多数家务，性别文化规约下的隐性不平等性在城镇畲族女性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其中是否生育的决定权城镇女性比乡村女性低4个百分点，生育子女数决定权低了近14个百分点，独立解决家庭冲突的决策力低了8个百分点，生产或经营、买房建房、子女升学或就业、子女的婚姻的独立决策权分别约低21个、13个、16个、5个百分点。具体数据参照表3、表5、表6。这说明，城镇畲族女性在地理空间环境的影响下已局部失去了乡村畲族女性的优越环境，在她们身上浸染了更多的时代特色，传统畲族女性地位高于男性的特征在城镇女性身上可能正在逐渐消隐或解构。
  （三）教育程度和文化资本的制约
  受教育程度和文化资本直接影响女性的职业选择、家庭事务的决策能力，影响女性在各项事务互动中提供智力支持的能力，甚至直接与个人权威相联系。城镇化给予了畲族女性更多地参与社会事务的机会，但女性自身的文化资本又限定了她们的发展空间，这种矛盾在闽东城乡畲族女性身上的表现尤为突出。根据宁德市统计局数据显示，闽东畲族女性的文化水平相对不高。在67246名6岁及以上女性人口中，未上过学的有6482人，占9.64％，这一数据意味着闽东畲族女性的文盲率相当高；上过或正在上小学的有34995人，占52.4％；初中学历女性所占比例达到29.46％；高中以上学历仅占8.86％；大学本科学历占0.5％，研究生学历仅有15人，占6岁及以上女性总数的0.02％（即万分之二）。①（见表9）
  在调查的814名女性中，大部分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低于丈夫，所占比例为69.16％，仅有6.27％的女性其文化水平高于丈夫，其余24.57％的女性文化水平与其丈夫相当。可见畲族女性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在家庭中多数女性的文化水平比丈夫低，与汉族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差距更大。因此，从相对文化资本角度来看，畲族女性处于弱势地位。
  城镇化背景下，城镇的高新技术产业、信息产业逐步发展，而且这些产业已日益成为闽东社会经济的主导产业，其对就业人口的文化资本要求、技术要求越来越高，即使在乡村，农业生产对科技知识、市场信息的要求也在逐步提高，教育程度低的那部分女性逐渐在社会分工中被边缘化。再者，个体文化资本越丰富，文化资本所能够转换的智力支持越强大，为其他家庭成员提供这种支持的能力越强，享有的权利和威望也越大。基于这些方面的制约，畲族女性要想实现更大作为需付出更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