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深入，广大畲村人口大量迁入城镇或社区，按“六普”数据，现闽东畲族常住人口仅154771人（其中女性73093人），比2000年的常住人口159040人还少了4269人，约占户籍人口的82.1％，低于全市常住人口比例，再加上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外出流动就业主要以男性劳动力为主，女性劳动力转移相对滞后，意味着有更多的畲族女性坚守在广大畲村，农业生产和畲村管理女性化趋势更加明显，原有的家族结构必然发生局部松动，畲族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势必发生变化。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畲族女性固有的家族地位和生活状况势必承受巨大挑战，她们原有的价值观念、文化体系、社会心理以及她们对社会地位、家庭婚姻、从事职业等方面的满意度也势必受到深刻影响，传统社会性别与权力中的自主权、决策权、支配权等方面必然地产生相应的变化。由于城乡生活环境的差异，作为生活在不同村落或城镇的畲族女性，她们的家庭生活状况也势必不尽相同。所以，从社会性别的角度，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进而分析她们如何适应城镇或畲村新环境，如何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中适应新的需求，如何让畲族女性文化与时代文化变迁进行深度互动等，都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一 主要调查点及调查内容概说
  本次调查以畲族女性为视角，重点考察在城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畲族女性的家庭、社会生活变化，从多个维度衡量在时代文化的影响下畲族女性文化的发展与重构。
  为了顺利完成本次调查，以闽东九个畲族乡为调查点，并根据各畲乡畲族总人口比例：坂中乡9380人、穆云9149人、康厝7320人，霞浦崇儒4837人、盐田6972人、水门6236人，蕉城金涵3609人，福鼎硖门1825人、佳阳7568人，将坂中乡福阳新村、穆云乡溪塔村、福鼎康山新村、霞浦半月里村、古田溪源里村、蕉城金涵小区、东侨兰亭社区作重点调查，共发放860份问卷，收回问卷842份，其中有效问卷814份（城镇264份、畲村550份），有效回收率为94.47％。调查组还加强与宁德市统计局、民侨委、政协文史委、民宗局、旅游局、建设局、教育局、文联等单位合作，与政府相关分管领导和乡镇办事人员、畲族同胞等访谈交流，并深入福安市坂中乡福阳新村、福安畲族经济开发区，福鼎市佳阳乡双华村和白琳镇康山新村，霞浦县盐田瓦窑头村、溪南镇白露坑村和半月里村，古田县大桥镇溪源里村，蕉城区金涵乡亭坪村、上金贝村和猴盾村，东侨区兰亭社区等6个县（市、区）的多个畲族村委会实地调研，调查点设置合理，涉及全市畲族人口的1/4以上。现将调查问卷过程中被调查畲族女性基本情况简要分析如下：
  本研究中的“城乡”指的是“城镇和乡村”，“城镇包括城区和镇区。城区包括：街道办事处所辖的居民委员会地域；城市公共设施、居住设施等连接到的其他居民委员会地域和村民委员会地域。镇区包括：镇所辖的居民委员会地域；常住人口在3000人以上独立的工矿区、开发区、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等特殊区域。乡村是指城镇以外的其他区域”①。
  本研究主要从城镇和乡村两个维度考察畲族女性在家庭生活相关方面的自主权、决策权、支配权等，并就每个方面设置一定的测量指标，研究城镇化背景下畲族女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学历、经济收入、城乡环境、管理能力、家庭贡献、亲属支持资源等对畲族女性家庭地位的影响。重点考察畲族女性的家庭贡献度、社会生活参与度、经济独立能力、专业训练水平、家庭角色分工等方面，以期尽可能客观地把握城镇化背景下畲族妇女的家庭与社会地位的当下变化。
  为了让调查数据更加翔实，以事实说话，本次调查采用点面结合的方式，既参照全市或各县统计数据，又精心设置几个调查点，使研究建立在真实可信的数据分析之上，并结合国内外学术界有关女性家庭和社会地位研究成果，运用社会学相关理论知识，着重探讨以下几个问题：
  1．随着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加快，畲族女性更大范围地参与社会化大生产，其经济地位的提高如何带来她们家庭和社会地位的注：以上数据源于调查问卷统计结果。
  变化。
  2．随着城镇家庭结构核心化，畲族女性家庭地位是否更多取决于夫妻权力格局，畲族女性的家族地位是否被以汉文化为主导的世俗社会局部解构。
  3．城镇或农村，畲族女性的个人资源（主要包括学历、能力和经济收入）是否与女性家庭地位成正比，即女性个人资源越丰富，女性的家庭地位是否就越高。
  二 城镇化背景下畲族女性家庭地位现状分析
  家族传统赋予了畲族女性较高的社会地位，沈作乾在《畲民调查记》中说：“（畲民）男女绝对平等，不以汉人生男则喜，生女则悲也。而犹有我汉人所梦想不到者，即女子有‘承受财产权’是也。凡女子不嫁者不必独身，凡不愿离父母者亦同，得与兄弟平分家产无子者，赘婿为嗣畲族中无与争者。”①由此可见，传统畲族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较一般汉族女性要高。然而，随着畲族女性人口的流动，现有畲族女性必然因为生活的空间环境不同，其家庭地位必然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家庭权力是家庭地位的核心，从社会性别角度审视闽东畲族女性家庭生活现状，必须通过女性在家庭权力总格局中所处的位置进行测量，分别从畲族女性在家庭事务中的自主权、决策权、支配权状况以及她们在家庭事务、生产分工中的劳动状况来衡量。研究结果表明，城乡畲族女性的家庭实权拥有比例不尽相同。在农村，妻子为畲族女性的家庭中，妻子拥有实权的比例较高，占40％左右，男女双方共同拥有实权的比例约为37％，男性拥有更多家庭实权的比例仅为15％左右，公婆或父母掌权的家庭则有8％左右；在城镇，妻子为畲族女性的家庭中男女双方共同拥有实权的比例约为47％，女性拥有更多实权的比例为23％，男子拥有更多家庭实权的比例占26％，而公婆或父母掌权的家庭只有4％。这说明，在乡村，畲族女性秉承了较多的家族传统，其家庭地位依然高于男性；在城镇，特别是城市或城郊，畲族女性容身于时代大环境，其在家庭的权力趋向于夫妻平权化，且丈夫往往拥有了更多话语权。特别是在城镇，家庭中公婆或父母参与家庭权力的分配比例大大减小了，因为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城镇核心家庭的数量大大超过主干家庭，畲族女性在家庭中受公婆或长辈的权力限制弱化，即女性作为代际成员在家庭代际权力格局中地位得到提升。同时，城镇化背景下，畲族女性积极参与社会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和外出打工，其经济地位有所提高，女性拥有了更多家庭和社会事务决策的机会，这也赋予了畲族女性地位全新的时代色彩。
  （一）畲村女性自主权现状
  女性在家庭中的自主权是指女性独立自主地实现个人目标和决定自身行为的权利。它包括女性婚姻自主、生育自主和个人发展自主权利等。具体内容包括初婚、生育时间、生育数量的自主权，以及购买个人高档商品、学习培训、创业或外出打工、参与社会和民族文化事务、资助亲人或朋友等方面的自主权。
  1．婚姻自主权
  传统上，畲族女性的婚姻自主权具有民族本色，女性拥有恋爱自由权，她们通常是在生产生活或对歌中与男方建立感情，然后经父母同意后成婚。婚礼时新郎必须三跪九叩，而新娘则只需供手轻轻作揖，这种“男拜女不拜”的婚礼传统，凸显着畲族女性的家庭地位。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大量畲族婚龄女性都是在畲族新村或城镇出生并长大的，新的成长环境使得新一代畲族女性的婚姻和生育观念发生了变化。除了自由恋爱外，亲戚、朋友、同事、婚介所的介绍甚至报纸、杂志、网络都是她们婚姻选择的途径。经调查发现：现今，畲村女性的婚姻大多数由本身决定，总体比例为82.91％，但低于城镇的90.15％，同时其婚姻决定权比例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随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有些女性由于受到自身的阅历和社会经验的限制，在婚姻上习惯于仰仗父母的决定。在城镇畲族女性受访者一致首选“在同事或朋友中”找婚恋对象，占59.09％，而这一结果远高于农村的34.72％；跨族婚姻的比重城镇高于农村（32.96∶19.27）；由父母安排初婚的女性在农村的比例则高于城镇，（17.09∶9.85）。具体见表2:
  2．生育自主权
  当前，由于畲族农村或社区封闭性减弱，再加上社会观念的整体性转变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畲族女性在家庭中的生育地位也有较大改变。从本次调查的814名相关女性来看，城镇女性关于是否生育孩子、生育时间、政策范围内生育子女数的独立自主权均小于农村女性，所占比例分别为21.59∶26.00、12.88∶20.91，两者的共同点是主要以夫妻协商为主，其中畲汉通婚的城镇家庭，由于受到汉族世俗文化的影响，希望生男孩的现象有所增多。研究还发现，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畲族女性在生育时间选择都以“顺其自然”为主，所占比例分别为50.00％和53.82％，这一点也客观上体现了畲族女性生育方面的选择依然带有较为浓厚的传统色彩。在一些受到汉族文化影响较深的地方，特别是在城镇，生男孩的观念影响着一部分畲族女性，但在农村，畲族女性的家庭地位不以生育儿子或生育儿子数量的增多而变化，所以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农村的畲族女性就生育子女数量的决定权反而大于城镇的畲族女性（36.91∶23.48）。
  3．个人发展自主权
  传统畲族社会中，女性结婚后，除了相夫教子、操持家务，还广泛参与外界活动，她们不但是农业劳动中的主力军，在编织、刺绣等方面也表现不凡。这些劳动方面的出色作为，奠定了畲族女性的社会地位，使得她们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推动畲族农耕文化发展的主力军。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畲族女性摆脱农事生产，其个人发展自主权也有所变化。根据本次调查的结果表明：畲族女性在个人发展自主方面，以自己可以独自决定为主，其比例分别为：职业或岗位选择为81.45％；创业或外出打工为72.98％；参与民众事务71.01％。从横向看，城镇女性创业或外出打工的热情更高，自主权更大；农村女性参与民众事务的自主权则高于城镇女性，所占比例分别为74.00％和64.78％。
  因此，大部分女性在家庭中享有发展自主权。同时，自主程度与个人经济收入、职业类别和所处环境相关，个人经济收入高或在事业单位从业的人员更有掌握自己未来命运的主动性，但农村女性由于环境因素影响对参与民众事务的热情较高，但经访谈了解，这种参与却又是浅层次的，效果有限的。
  具体见表4（括号内分别为城镇和农村人数或比例）：
  （二）畲族女性决策权现状
  1．城乡畲族女性家庭冲突决策方式对比分析
  在畲族传统社会中，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较高，在家庭事务决策过程中畲族女性往往更有决策权。现在的畲族农村，畲族妇女不仅要打理家庭琐事，而且也直接参与家族大小事务的商议和决定。有些家庭，女性还是一家之主，特别是主干家庭中的老年妇女，家中事务基本都是由她说了算。如家中或村里有人遇到纠纷斗殴，只要妇女出面调解，干戈往往很快得到平息。也就是说，在广大农村，畲族女性在家庭社会生活中往往起主导作用，她们对家庭事务有绝对的决策权，也能毫无约束地自由参加社会活动。随着城镇化发展，大量畲民迁离山村进入城镇或更大的聚居地，如福安市1999—2009年十年间就先后搬迁387个畲族自然村，共2647户12095名畲族人口迁入城镇或“造福工程”新村。在新的生活环境中，家庭民主化趋势得到增强，畲族女性也有更多机会参与家庭事务的决策过程。本次调查将农村和城镇家庭冲突处理方式进行比较性分析后发现：城镇家庭冲突时畲族女性的决策力与女性自身的能力关联度更大，大部分家庭冲突决策时如果双方意见不一致，往往以夫妻共同协商决定的方式解决；而在农村女性的决策力则略大于男性。研究还发现，畲族农村家庭冲突决策过程中女性所处的优势与其家族环境和农村女性好争的性格有关，而城镇家庭的女性处理冲突的决策力与其各方面的能力和受教育程度相关。具体如表5：
  2．城乡畲族女性家庭事务决策权对比分析
  国内外学者一致同意以家庭重大事务的决策权作为衡量女性家庭地位的指标，但家庭重大事务的具体内容则不尽相同。购买高档商品、买房建房、生产或经营、子女升学就业和婚姻、投资或贷款等均能较为客观地反映女性在家庭事务中的决策权。研究结果数据显示，在畲族农村，大量男性外出打工，女性在家多从事农业劳动，女性拥有了更多参与家庭事务决策的机会，这也成为畲族农村女性家庭事务决策权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城镇家庭中重大事务则以协商决定为主要决策模式，所占比例均在60％上下，而且女性决策权力大小与多种因素相关，主要原因在于大多数女性能力有限，无法驾驭瞬息万变的外部世界，往往在决策过程中趋附于男性的决定或主动出让决策权。同时，研究发现，在涉及孩子的重大事务时，完全由孩子自行决定的家庭也占很大比例，如升学就业问题孩子自行决定占14.02％和15.45％，，婚姻问题由孩子自行决定的比例则高得惊人，分别占70.07％和56.37％，这体现了当前城乡之间青年人婚姻自主意识的强化以及家庭中代际民主趋势的加强。
  （三）畲族女性支配权现状
  1．家庭财产和个人收入支配状况
  这里所说的支配权是指畲族女性在家庭生活中对财产、时间和人身权等的自主安排权利，包括对家庭财产的管理、对家庭日常支出和个人时间的分配等方面。传统的畲族家庭不以男权为中心，女性在家庭财产和个人收入的支配权基本不受限制。随着男女平等意识的增强，畲族女性在家庭中享有的权利范围也在增大。研究表明，闽东畲族农村女性不仅拥有财产继承权，还拥有更多的财产支配权，可以自己决定资助亲人或朋友等。研究结果显示，不管是农村还是城镇，大多数家庭中财产和收入支配权均以女性为主，但城镇畲族女性所占比例略高于农村。同时，研究发现，城镇的女性对个人收入的支配权比农村的高，女性在家庭经济中参与管理所占比例高于男性，其中由女性单独管理的比例为33.3％，高于农村的21.27％，但女性可以自行决定资助亲人或朋友的比例却低于农村，相差约4个百分点，这说明农村女性的家族亲和力等要高于城镇。此外，研究还发现，女性的家庭支配能力同个人经济收入相关，个人经济收入越高，支配权越大，资助能力也越大。具体数据见表7:
  2．个人闲暇时间安排情况比较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城乡畲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畲族女性从家庭内外劳动中得到更多的解脱，女性能够更大程度地实现对个人闲暇时间的自由支配，在家庭中享有较大的个人时间支配权。研究表明，畲族农村女性自由安排自己的闲暇活动多为看电视、串门聊天、打牌、参加民族活动等；城镇畲族女性自由安排自己的闲暇活动多为看电视、跳舞、逛街、朋友聚会等。同时，畲族农村女性的文化生活较为贫乏，多数农村女性在闲暇时间多选择聊天和看电视，因此，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城镇畲族女性大部分不参加或不经常参加民族活动，这对于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将带来消极影响。
  三 城镇化对畲族女性家庭地位的影响分析
  （一）性别分工与经济收入的影响
  根据“宁德市各民族分性别、行业人口”数据，在闽东城镇单位畲族男女就业比例为4808∶2738，女性人口是男性的56.95％，仅占男性的一半左右。从表8中数据看，闽东畲族女性独立承担农林牧渔业生产的比重较高，占畲族从业女性总数的62.2％，比汉族女性从事本行业比例的40.54％高出近22个百分点。除了农业生产劳动外，女性还积极加入乡镇企业、家政餐饮服务等队伍中，积极参与社会经济建设。但这些行业收入较低，不能充分彰显女性的社会地位，这与畲族农村传统女性地位高于男性的诉求相悖。而收入较高的建筑业、运输业、采矿业等则多为畲族男性把持，男女比例分别为284∶25、209∶6和36∶1。此外，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的男女比例为73∶20，专业技术人员男女比例为113∶61，女性则只在零售业、餐饮业、居民服务业等方面的比例占优势。①因此，在城镇化背景下，畲族女性虽积极参与社会生产，成为了生产的重要力量，但在经济、择业乃至社会地位上却处于劣势。因为在城镇化新经济模式下，劳动市场上的性别隔离模式使得畲族女性在经济上处于劣势；市场经济主导下，女性被进一步边缘化，有的畲族女性成为留守妇女，经济上的收入更是远远低于男性；在城市，由于企业追求的是利润，更需招聘拥有更大劳动力的男性，在这些行业畲族女性自然又进一步被排斥于从业的大门之外。
  （二）两性平等与性别文化的规约
  随着城镇化的加剧，畲族女性原先所处的相对封闭稳定的社会环境逐渐被打破，性别分工所存在的隐性不平等性也逐渐清晰起来。畲族女性们在城镇或时代文化的影响下，两性关系更趋于平权化，城镇家庭的畲族女性在处理家庭事务时更多地选择“夫妻协商”的处理模式。也就是说，畲族女性更广泛地参与社会生产，其家庭地位有所提高，女性受家庭中代际权威或长辈权威的制约弱化，外界环境也不大可能赋予畲族女性地位高于男性的优待，夫妻权力格局趋向民主化，城乡女性在家庭中都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决策权和支配权。在城镇，女性在参与家庭重大事务的决策时，决策平权化趋势增强，但受社会性别文化规范的影响，城镇畲族女性在家庭事务中独立的自主权和决策权并不比农村的畲族女性高。城镇女性除了在家庭财产和个人收入方面的支配权较高外，其余方面的主导权倾向平权化或男性一方，表现为家庭中男性掌握实权占多数，女性在家庭和社会重大事务决策中居于劣势；同时新型家庭分工模式中，女性依然承担绝大多数家务，性别文化规约下的隐性不平等性在城镇畲族女性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其中是否生育的决定权城镇女性比乡村女性低4个百分点，生育子女数决定权低了近14个百分点，独立解决家庭冲突的决策力低了8个百分点，生产或经营、买房建房、子女升学或就业、子女的婚姻的独立决策权分别约低21个、13个、16个、5个百分点。具体数据参照表3、表5、表6。这说明，城镇畲族女性在地理空间环境的影响下已局部失去了乡村畲族女性的优越环境，在她们身上浸染了更多的时代特色，传统畲族女性地位高于男性的特征在城镇女性身上可能正在逐渐消隐或解构。
  （三）教育程度和文化资本的制约
  受教育程度和文化资本直接影响女性的职业选择、家庭事务的决策能力，影响女性在各项事务互动中提供智力支持的能力，甚至直接与个人权威相联系。城镇化给予了畲族女性更多地参与社会事务的机会，但女性自身的文化资本又限定了她们的发展空间，这种矛盾在闽东城乡畲族女性身上的表现尤为突出。根据宁德市统计局数据显示，闽东畲族女性的文化水平相对不高。在67246名6岁及以上女性人口中，未上过学的有6482人，占9.64％，这一数据意味着闽东畲族女性的文盲率相当高；上过或正在上小学的有34995人，占52.4％；初中学历女性所占比例达到29.46％；高中以上学历仅占8.86％；大学本科学历占0.5％，研究生学历仅有15人，占6岁及以上女性总数的0.02％（即万分之二）。①（见表9）
  在调查的814名女性中，大部分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低于丈夫，所占比例为69.16％，仅有6.27％的女性其文化水平高于丈夫，其余24.57％的女性文化水平与其丈夫相当。可见畲族女性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在家庭中多数女性的文化水平比丈夫低，与汉族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差距更大。因此，从相对文化资本角度来看，畲族女性处于弱势地位。
  城镇化背景下，城镇的高新技术产业、信息产业逐步发展，而且这些产业已日益成为闽东社会经济的主导产业，其对就业人口的文化资本要求、技术要求越来越高，即使在乡村，农业生产对科技知识、市场信息的要求也在逐步提高，教育程度低的那部分女性逐渐在社会分工中被边缘化。再者，个体文化资本越丰富，文化资本所能够转换的智力支持越强大，为其他家庭成员提供这种支持的能力越强，享有的权利和威望也越大。基于这些方面的制约，畲族女性要想实现更大作为需付出更大的努力。
  全市畲族分性别、受教育程度的6岁及以上人口统计表四 畲族女性如何应对城镇化影响的对策建议
  研究畲族女性家庭与社会地位现状并不意味着要彰显女权主义，也不是为了主张女性在家庭地位的理想状态必须是女性和男性处于绝对的平等地位或女性地位高于男性。对“什么是真正的男女平等”这一问题，不同学者有不同解答。其实，真正的男女平等是超越性别、超越家庭与社会局限的。也就是说，研究畲族女性家庭和社会地位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了解畲族家庭中男女两性地位的实际状况，承认客观差异，找寻畲族女性如何顺应时代发展，如何在新一轮社会分工中发挥女性作为，促进畲族女性在新型环境中和谐健康地发展。为此，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城镇化背景下畲族女性劳动能手的角色转变
  在农耕文化背景下，畲族女性“勤劳动、善持家、巧手艺”，她们以劳动的主角登上畲族农耕文化时代的高地。她们不只要煮饭、担水、种菜、喂养畜禽，还要刨番薯丝、割稻、摘茶，甚至还要养蚕、织布、裁衣。即使是农闲季节或严冬雨雪天，她们也要纺纱、捻麻线、缝补衣服、赶集等。不少妇女不仅能肩挑重担翻山越岭，还能犁田、耙田、耕田、插秧，称得上劳动的“多面手”。现在，闽东畲族女性秉承传统、勤劳能干，她们已经分布到社会的各条战线上，有的从事经营工作，有的从事管理工作，有的坚守农耕阵地，继续演绎着畲族女性战天斗地的劳动史。但毕竟社会变化了，生存的空间变化了，劳动的模式也发生了迥异的变化。对此，畲族女性务必摆脱固有的对农耕文化的生命认同，敢于紧跟时代步伐，在秉承传统文化时将畲族女性的优秀品德带到各条战线上，激发畲族女性创造生活的更大能量，主动改造思想，敢于创新，不仅以农业劳作为荣，更要以奉献社会为耀，敢于承担社会责任，不以劳动贵贱论得失，在社会化的劳动中实现自己最大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
  2．城乡经济差异间畲族女性创业氛围的全面营造
  当前，畲族女性或坚守农村建设新畲村，或积极融入城镇社会开创新生活，成为闽东经济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但与男性相比，女性创业的社会氛围依然需要大力改善，一些领域或行业，仍然被视为女性的“禁区”，女性追寻“个人梦”往往要面临着社会、家庭等方面更大的压力，这也导致很多畲族女性不敢树立自己的理想信念，因此，必须切实加强舆论宣传，鼓励更多畲族女性为梦想而奋斗。如：主流媒体应该更多关注女性就业创业问题，采取各种方式广泛宣传畲族女性就业创业的先进典型，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带头作用；有关部门可以利用社会现有资源，建设一批女性就业创业园，对于在园区内就业创业的企业和女性给予资金、税费、房租、水电补贴等优抚政策，帮助她们铺设好创业之路；还可以组建女性创业联谊组织，将有创业愿望或已经创业成功的女性组织起来，建立妇女创业联谊组织，定期开展座谈、讲座、考察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提升畲族女性根据城乡环境差异就业与创业的能力，并通过改善畲族女性的从业境况，提高她们的个人经济收入，实现畲族女性个人的全面发展。
  3．文化资本劣势下畲族女性教育培训体制的建设与发展
  教育培训有利于提升畲族女性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从而让她们在城镇化进程中不致失去属于自己的社会地位。但教育程度不高、专业技术能力缺乏等问题已成为制约闽东畲族女性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全社会范围内提升畲族女性的文化教育和专业技能已成为保障城乡畲族女性地位不可忽视的问题。如：城乡各地应加快女性教育培训网络建设，整合各级各类政府培训机构，联合社会力量加强各式各类畲族女性的文化教育与技能培训，把教育和培训阵地延伸到街道、社区、农村，重点针对畲族女性开展各种类型妇女培训、企业女职工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城乡女性劳动力就业前职业技能培训、城镇失业女性再就业培训等，并通过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观念教育，提高畲族女性的家庭地位观和社会责任观。此外，还要结合畲族女性不同群体的特点和各城乡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适应市场需求和城乡不同产业发展需要的培训，特别是广大畲村女性劳动者的生产技术培训，使她们在新一轮的社会分工中充分发挥畲族女性的才干，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提升畲族女性的社会影响力。
  4．新型环境变化中畲族女性理想抱负的终极追求
  受到畲族家族文化的影响，闽东畲族女性自古以来就确立了自身在家庭中的突出地位，这是畲族女性的骄傲。如果说过去畲族女性是开发建设我国东南山区的主力军，那么现在她们依然是城乡经济发展中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今天在畲族地区，已涌现出很多女专业户、女劳模、非遗传承人、三八红旗手、人大代表等。随着畲族妇女在政治地位、文化水平上的提高，畲族女性将在发展畲族城乡经济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如今的社会结构不再单一，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各个岗位都在召唤着畲族女性积极参与，这无疑要求闽东畲族女性务必培养包容、开放的心态，务必树立更远大的理想，开阔视野，大胆超越原有农耕文化的小圈子，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施展闽东畲族女性特有的精神抱负，为闽东社会经济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而这才真正是闽东畲族女性精神的终极追求和最高境界。
  5．时代精神召唤下畲族女性文化价值的重构与振作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反复强调的中心议题之一，主要是指：“生活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们，面对剧变的社会环境，对文化的一种自我反思和自我调适”，“加强自身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在既不丧失自我又能顺应时代潮流的状态中求得自身文化的发展。”①这就要求我们需要主动培育先进的性别文化，消除传统性别文化中不利于女性发展的观念影响。先进性别文化是指有利于性别平等、和谐，共同发展的文化，以两性平等为核心，尊重两性性别差异，充分尊重男性尤其是女性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均衡两性在家庭中的责任和权利。在城镇化背景下，激发畲族女性的自我振作是提高畲族女性家庭地位和促进女性发展的根本途径。这里，畲族女性自身的民族自信心的唤起和重新定位便是先决条件，畲族女性要完成自身的时代嬗变就必须积极参与，为维护本民族传统、张扬民族个性、增强民族自信力不断激发女性性别意识和自身的文化振作，因为畲族女性是畲族制度创新、经济变迁的主体，只有主体对自身的文化观念自觉作出根本性的变革，才能清除民族深层文化结构中阻碍自身文化变迁的消极因子，从而内生出畲族女性群体的创新力量并推动自身各方面的发展，建构起属于闽东畲族新时代女性的文化大体系。
  五 结语
  通过调查分析，畲族女性在新时代的城乡新型环境中正努力发挥着自身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城镇化的发展，环境的变迁又潜在地不断影响着畲族女性的家庭作为和文化传统，畲族女性要想保障自己的家庭利益，提高个人的家庭地位，实现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就必须适应城乡环境的新变化，提升自己的文化和技能水平，参与更广泛的社会活动，大胆地投身于时代的“民族文化再生产”中去，不断开拓创新，才能肩负起时代使命，实现女性自身的价值，进而提升女性的家庭和社会地位。此外，畲族女性还须从“文化自觉”的高度对畲族女性文化进行系统梳理与深层反思，辩证地将畲族女性文化进行现代性重构，不断继承传统，超越传统，才能凸显闽东畲族女性文化精神的时代色彩，让不论是城镇还是乡村的畲族女性都得到更大的发展。

①国家统计局，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暂行规定，http：／／nhs.saic.gov.cn/wcms2/1219.htm。 ①沈作乾：《畲民调查记》，《东方杂志》第11卷第7号，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 ①马少云：《宁德市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宁德市统计局，第1641—1650页。 ①马少云：《宁德市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宁德市统计局，第621—623页。 ①王逍：《文化自觉与畲族经济转型》，《贵州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第108页。 参考文献 ［1］蓝炯熹：《畲民家族文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钟雷兴：《闽东畲族文化全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4］邱国珍：《民俗文化与女性社会地位——以畲族女性为例》，《民俗研究》2005年第2期。 ［5］费孝通：《中国城镇化道路》，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6］盛来运：《大国城镇化：新实践新探索》，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年版。 ［7］沈奕斐：《被建构的女性——当代社会性别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8］金莉：《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全球环境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9]［美国］玛丽·克劳福德：《妇女与性别：一本女性主义心理学著作》，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 ［10]［法］吉尔·里波韦兹基：《第三类女性——女性地位的不变性与可变性》，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11］北京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丛书编委会：《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重要文献汇编》，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8年版。 ［12］刘维芳：《新中国妇女地位的历史巨变》，《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5期。 ［13］王媛：《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妇女发展问题探索》，《南方论丛》2008年第9期。 ［14］王逍：《文化自觉与畲族经济转型》，《贵州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