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当各地民族宗教事务局年年举办歌会，甚至以倒贴参会歌手一天50元的办法力图恢复畲族的歌唱活动，但总是歌会结束歌声也结束的时候；当学者在为“畲族音乐由历史驶向现代的运作中出现了脱轨，畲族传统之链发生了缺环”忧心忡忡而振臂呼吁社会关注少数民族歌唱这样“一个急需扶贫的角落！”之时，农民工自发恢复传统歌唱的实践，给政界、学界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即民族民间文化传统回归、发展的命运究竟掌握在谁手上？
  历史的经验值得记取：政治干扰可使畲族传统文化断流，政府扶持也可为畲族传统回归打造基础，但畲族传统文化的命运仍然无可抗拒地要受制于现代工业环境的影响，如何把握其运行方向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最终还应由其主人说了算。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畲族对歌唱传统还是相当固守。虽然有些地方的歌唱活动曾经随着国家政治运动对农民生活的调控而逐渐失落过，比如合作化、公社化、“文化大革命”、学大寨，畲族歌唱的时间曾为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所冲击。20世纪60年代之后，搞生产、搞建设、搞“四清”，唱畲歌被批为“复旧”，不鼓励，反而压抑。但应该说，由于现代文明尚未全面、深入波及畲族乡村，故而畲族的歌俗、婚俗、葬俗、家族文化等传统还是较大面积地保存在乡村。
  20世纪80年代，畲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吃大锅饭的经济现象一去不复返，畲族农民们可以用很短的时间把活干完，留下的空余时间就可以唱歌。倘有客人来，生产队没开会畲歌也会慢慢对起来。继1983年福鼎“二月二”歌会后，各地政府连年举办歌会给了畲族人以自信。市场经济的深入，使畲族村民意识到：“没钱挣没工打，才会去唱歌。整天没事干，烤火，虽有‘文才’，但唱来唱去还是那么穷，没有用。”于是，“17—18岁的年轻人就没再耗费巨大的精力学唱歌，而是出来打工。”青壮年相继外出谋生，村里剩下老人和小孩，民俗中的歌言盘对活动自然就因缺了演唱主角而依然唱不起来。
  现在，畲民农民工由于传统遭遇现代所导致的种种尴尬使得他们急切地需要重新找回自己的精神家园。而当崭新的艺术形式尚未出现取代古老的歌唱时，畲歌仍是畲民的情结、民族精神的代表，它成了畲族农民工精神归属的媒介。尽管现在唱歌的多是中老年人，现在农民工的歌唱也只是其把握畲歌运行方向进而找到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中的一个过程，我们也很难预计畲歌因此就会这样永远唱下去，但畲族农民工恢复歌唱传统的热情充分说明畲族传统文化的命运虽然受制于现代社会环境，但其传承与发展问题终归要由畲族人说了算。在这里，我们依然看到了艺术由于需要而产生的现代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