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与福建省其他族群一样，宁德畲族村民也加入了城镇化步伐。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离土又离乡”，走出了宁德，走向我国的大江南北，经商、办企业。但是大部分畲族群众还是“离土不离乡”，就近在福安、蕉城、霞浦、福鼎等宁德沿海县市城里打工，他们大多从事重体力劳动和低层次服务工作，如建筑工程泥匠木工、农贸市场经销员、家庭保姆、载客摩的司机、早市卖买的菜农，以及电机行业技术工人等等。有极少部分是食品店、花店、建筑公司、药店、宾馆的老板。仅就福安县城内就容纳了从业的畲族农民2万余人，占福安市畲族总人口的1/3。他们中有的是单身、有的是整个家庭租住在城关，每日都为生计奔波，只能算是城镇的边缘人。一般而言，他们在城里主要是维持日常的物质生活，对精神生活的追求是一种奢望。但是城市的文明与繁华毕竟是一种诱惑，特别是在畲族中青年人群中，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无法融入城里的精神消费的。同时，畲族自古是一个爱唱歌的民族，他们称歌谣为“歌言”，意为畲族歌谣就是畲族语言，唱歌与说话一样，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俗不离歌”是他们的祖训。畲族民歌覆盖了他们的生老病死，其歌唱内容关涉日常生活起居的方方面面，纯粹畲族山里人，特别是中老年人，或多或少都曾介入这个事象，又或多或少都会哼上几句。为了永远铭记的乡愁、为了排遣离乡背井的劳累、忧愁、疑惑及孤独感、困顿感、失落感、挫败感等。他们往往会在劳作之余，和在自己老家一样，三五成群聚在一起，盘歌聊歌，宣泄与表达自己的情怀。他们中的许多人非常渴望在城里有属于自己的可以随心所欲、自由发挥的空间（歌场）。
  21世纪初期，畲族山歌犹如汩汩潜流在宁德城镇涌动，成为一种新生的文化现象。福建师范大学音乐系蓝雪霏教授，是最早关注这个现象的学者之一，她在1999年第9期《人民音乐》杂志发表了《畲族音乐，一个急需扶贫的角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2006年3月和2007年10月她又带领师大民族音乐学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深入宁德，进一步专题调查宁德畲族农民工的音乐生活，并完成了《宁德畲族农民工音乐生活问题调查》。对宁德畲族群众在城里自发创办的歌场状况进行了实地调查。
  随着自发性的畲族农民工歌场的出现，宁德畲族歌言在城镇兴起的活动也逐渐开始。从20世纪50年代算起，这是第三次兴起。在20世纪50年代，民族工作的黄金时代，畲民当家做主，他们在宁德各个县城新建的民族招待所里对歌，通宵达旦。专区、县两级的畲族乡村文艺会演将畲族歌言搬上了舞台，畲族歌手晋京表演畲族歌言，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难为迎亲伯》是第一次畲族歌言振兴的标志性总结。第二次兴起是20世纪80年代，民族工作拨乱反正，迎来了第二个黄金时代。在落实民族政策的过程中，畲族歌言的传唱在畲族乡村悄然兴起，政府举办的各种与畲族文化相关的文化节庆活动，畲族乡村“农家乐”旅游的出现，畲族歌言、畲族服饰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畲族乡村现代化过程中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存活着、传承着，也直接、间接地影响了在城镇生活的畲民的精神世界。第三次兴起发轫于21世纪初，大批畲族农民工进城，“人的城镇化”使得畲族农民的生存空间发生了变化，植根于乡村的畲族歌言逐渐向城镇蔓延，畲族歌言逐渐成为了宁德城镇畲民音乐生活的组成部分。
  一 宁德自发性畲族农民工歌场
  宁德畲族传统的歌会有着相对固定的时间与地点，如福安市“二月二”坂中畲族乡后门坪歌会，“四月八”牛歇节穆云畲族乡牛池岗歌会，“六月初一”白云山歌会，“九月九”登高节松罗乡松罗山、樟家山歌会；霞浦县“五月年”崇儒畲族乡古老岩歌会，“元宵节”水门畲族乡半岭观音亭歌会，“分龙节”松城镇岔头岭歌会，“九月九”州洋乡目连寺歌会、溪南镇洪山歌会；福鼎市元宵节磻溪镇溪口后舍宫歌会，“二月二”佳阳畲族乡双华村歌会，太姥山镇西门外歌会，“四月八”“七月七”硖门畲族乡瑞云村歌会；蕉城区“三月三”八都镇猴盾歌会；寿宁县“正月十三”斜滩镇天凤岗村歌会，“七月七”武曲乡白岩山歌会；周宁县“分龙节”方广寺歌会等。①一到某个歌节，闽浙两省、宁德临近县份的畲民都会会聚盘歌。随着“城镇化”的进程，畲族乡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乡村歌会的主流群体移到了城镇，原先有着固定的时空传统歌会逐渐式微，许多歌会都只作为文化记忆，在畲族村民的心灵中。21世纪初，畲族农民工的歌场，不同于传统歌场，从畲族乡村移到了宁德城镇里的畲族农民工聚落，同样仍然具备传统歌会的某种功能，迎迓来自四面八方的同为农民工的畲族歌友。这种歌场因陋就简，具有即时性、随意性与不确定性的特征。
  （一）蕉城区蓝溪村畲族农民工歌棚
  “蓝溪村”是一个畲族农民工自发相聚形成的聚落，位于东侨曲尺塘，是宁德市蕉城区城乡结合部。1979年以来，由福安、霞浦、寿宁及蕉城区部分边远畲族村民陆陆续续到蕉城打工，并在东侨曲尺塘地段先后自行购地搭棚盖房。到了1995年，共购地面积15.07亩，简易搭建和初步成型的房子总面积为7236平方米。至2007年10月，有住户有168户，常住人口800多人，包括流动人口共计1000多人。是一个典型的畲族聚落。由于预先没有归入城市规划，这里的公共设施很差，有生活用电，没有电视接收台，电视只能看两个频道。卫生状况不好，没有村街排水系统，一旦下雨，路面几乎无法行走。一旦发洪水，更是汪洋一片。紧靠畲民工棚的，是拔地而起的一栋栋现代化新式住宅社区，二者形成强烈反差。自2000年12月以来，畲族群众曾就其建房规划、用地审批、用水用电、户口落户、子女入学、行政管理等诸多问题多次向政府各有关部门反映，引起市、区政府的重视。但由于具体操作环节未能有效协调，至今蓝溪村畲族农民工的聚落问题仍未获得妥善解决。
  蓝溪村农民工歌棚就在聚落的“街”上，由一蓝姓族人提供场地，名曰“蓝溪畲族文化活动中心”。“蓝溪村”的领头人是热心公益事业的民间青草药医生钟显玲，他是宁德八都人，55岁，父辈搬到福安市下白石镇，26年前搬到了这里，中心的一切事宜皆由他主持。中心搭建有一简易歌台，其中电视机是由宁德城关的蓝为金送的，VCD是歌手蓝成钗买的，桌椅等其他设备由钟显玲提供。
  尽管蓝溪村畲族农民工的住居条件一直没改善，但畲族歌言自2001年宁德蕉城区金涵乡第二届畲歌会举办之后，就在蓝溪村复苏。当我们问及：“既然你们说‘没有安家，何来乐业？’，那么你们为什么还要唱歌？”畲民七嘴八舌说：“我们畲族打工累了，晚上回来心里特别烦。我们离乡背井跟谁唱？跟外面的人唱？人家会说你干吗？回来哼几句心里会比较舒服！”“在外面打工说的不是我们的话，回来又没有（娱乐），肯定得唱几句，畲歌才不会断根。”
  当蓝溪村的畲族歌言唱响时，其他地方的畲歌传统尚未恢复。蓝溪人拍拍胸脯说：“要唱歌就到我们蓝溪来！”于是，四面八方的畲族人凡是来宁德蕉城的，就会找上门，男来女对，女来男对。因对歌对到半夜时有吃点心的歌俗，开始点心费由个别人支付，后来由于来的客人多了，就分到各家各户去对歌，点心亦分摊到户负责。虽然大家生活并不宽裕，但钟显玲说：大家的“意思是把祖宗的文化传下去，个人流一点汗（没关系）。畲族人就是这样，好东西都扒出来招待客人，过后自己吃咸菜”。
  现在，只要有客人来，蓝溪村就有歌声。特别是节日“三月三”“九月九”，“很挤”。过年来客太多房间装不下，歌会分成6场举行。平常，中心也把培养下一代唱畲歌作为重要工作来抓。42岁的电工蓝成辉说：“畲族文化应当要一代一代传下去，现在小孩畲话都不会讲了，再不唱（传统）就会断掉。”现在村里的孩子放学回家吃完饭做完作业就会来中心学唱歌，一批一批的培养，中心贴钱买矿泉水、糖果、笔、笔记本给孩子，现在重点培养了四男四女。35岁搞瓷砖销售的钟昌弟说：“为了传统（能保留）下去，只能这样，没办法。”在现场我们听了四个小女孩的歌唱，也看到无数双热切期盼的眼睛。
  “有歌手就不怕没歌场”，蓝溪村拥有曾经去台湾、福州、厦门、浙江景宁等地唱过畲歌的雷石凤、雷美凤、钟坛钗等著名歌手，慕名来对唱的各地族人络绎不绝。而且，现在电信方便，这些著名歌手经常会接到不认识的族人热情邀请前往对歌的电话，甚至半夜都打来，在电话里就跟你对起来。
  蓝溪村的畲族农民工同时是蕉城区中华畲族宫歌会的热心发起者。如2005年歌会是由他们发起集资了1万多元，2006年也是他们发动集资2万多元；2007年“三月三”，区民宗局给3000元，金涵乡政府给2000元，蓝溪村的人一户出100元共集资4万多元办起来。为了保障歌会的安全，钟显玲主动到派出所与公安、交警联系，寻求支持。他给有关人员发牌子、派保安。他说：“看着畲族宫冷冰冰的，就想把它做热闹来，（我们搞发动）不是想吃群众的钱，（我们）想多出100元、50元还（更）舒服。”蓝溪人对畲族传统文化的热心感动了宁德各地的畲族，他们说：“你们办，我们再没空也会来！”
  村民的愿望除了热切希望政府来解决蓝溪村的农民工聚落问题，也热切希望政府来关心农民工的唱歌问题。他们很希望有一个唱歌的地方，但靠村里的力量办不到，钟显玲说：“如果政府给8万—10万，歌场就可以盖起来。”
  （二）福安城关畲族“地下歌场”
  2004年正月，在福安县城打工的畲族人也自发集中到离城2公里的坂中畲族乡住家唱歌，后来消息传开，专程赶来坂中唱歌的人越聚越多，畲族住家终于容纳不下。歌手们找到了福安城关的公园，但公园要卖门票且禁止喧哗，经济利益和“文明”氛围的制约使得本来有权利享受公共福利提供的园林休闲的畲族歌手败兴而归。最后，歌手与福安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协调后，找到了位于民宗局宿舍的地下室，作为简易歌场。2005年8月，福安城关的畲族农民工终于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心灵栖息之地。
  福安畲族歌场位于福安市北面，与坂中畲族乡交界的富春路128号金源大酒店隔壁弄堂里的地下室，面积约300平方米。由于地面是民宗局干部宿舍，歌场地下室有多根水泥柱占据位置，顶板横梁下距地面高度为1.7米，横梁上距地面高度为2.2米，室内昏暗无光，空气不流通。地下室内设施简陋，通风就靠一台大风扇，夏天闷热腐臭可想而知；冬天一进歌场，其拥挤浑浊仍然令人汗流浃背。笔者和学生们于初春三月初一晚穿着厚重的衣服进入来了800人以上的地下歌场，就个个满头大汗。而一旦下雨，雨水就从地面上顺畅地流入地下室，洪水一来更是肆无忌惮，歌场一年都要进十几次水，水位甚至高达1.2—1.3米。洪水肆虐过后，歌手们又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清理垃圾污秽，“重建”歌场，苦不堪言。除了下雨畲民不敢来歌场，平常每晚来唱歌、听歌一般有几百人，最少每晚300—500人，而逢喜庆节日则有1000—2000人。除了福安城关的畲族农民工，他们甚至常常分别来自福鼎市、周宁县、霞浦县、宁德市蕉城区等畲族地区。地下歌场挤不下对不了歌，人群便自发延伸簇拥到地下室门口的弄堂直至大街上三五成群自发地对，对到半夜1—2点，有时到天亮。联谊中心的管理人员生怕出事，极力动员老人小孩节日期间不要进入地下歌场。
  歌场的组织机构为“畲族联谊中心”，中心的组织人员主要由有一定经济实力又热心畲族歌唱的族人构成。主任、副主任负责与市民宗局上传下达、协调处理联谊中心的各种有关事宜，管理人员负责轮流值班，每周有4人负责开门、锁门、打扫卫生、维持秩序。主要的歌手一二十人，多为电机厂工人。
  联谊中心的日常经费自筹，大宗经费由福安市民宗局解决。联谊中心的主任、副主任每人每年交300元，每个管理人员和主要歌手每人每年交120元，社会各界如地区、市县一些单位和个体老板也有部分捐款。这些经费主要用于日常水电支出和活动费用、设施如铺地、刷墙、电器修理和门口卫生间管理费等，而大宗费用如购置电风扇、电视、录音机、麦克风，包括年底亏空欠债，皆由市民宗局解决。
  每天晚上7—8点钟，畲族农民工吃完饭换上干净的衣服就到地下歌场来，有时全家都来，也会带小孩来。一个如此简陋、处处充满安全、卫生隐患的地下室，何以聚集这么多热心人，他们不去看五彩缤纷的电视、不走进五花八门的城镇夜生活，却来这儿唱畲歌、听畲歌？我们在现场做了采访，农民工的回答主要有以下几种：
  （1）“风俗就是这样的”
  “我们畲族盘古开天地就不断这个歌会。风俗就是这样的！”农民工七嘴八舌地说开了。
  “畲族的人就喜欢畲族的歌，如果没这个歌会就没地方玩。城里的娱乐就是打麻将、喝酒、进歌厅舞厅，我一吃饱饭就想来这里看看有没有对歌。”
  “我17—18岁的时候到处去唱歌，去宁德下白石，到霞浦南门、后坂去唱，那里有朋友。但18—20年没唱歌了。社会经济发展了，没再时髦唱歌，没机会唱歌。去年8月份才知道有这歌场，有空就来聊聊天。很少唱。听歌好听，有兴趣，内容很深刻。情歌、分（别）歌，说出来（即“歌言”，用唱歌来说话）；还有小说歌，听出来（明白）很有意义。我把店门一关就来听歌了。”一位41岁的白沙人、游戏机店老板说。
  36岁的副主任、工程包工头蓝荣寿说：“我15—16岁学歌，17—18岁时到处去玩去唱歌，过一个村唱一个晚上，一连唱十几个晚上，唱到白天走路走着走着就在路上睡着了，回到家死睡1—2天，声音都唱哑了，很好玩。到哪一个村有姑娘长得漂亮的，唱得好的，唱完就当面谈。我妻子就是到我村子来唱，唱到约好一起出去再唱，唱到有感觉。一直唱到二十几岁。这两三年来城关打工，晚上都到这里来玩。”
  当问及电视节目那么丰富，为何不看电视而来这里，回答是：“电视里唱的歌不一样，听不懂，口音不一样。这里能对歌，更有劲头！”有人说：“电视不好看，这里歌好听！”回答的人都是35岁以上者。
  （2）“来这儿解一个心结”
  畲民说：“最重要的是以歌为题，以歌为本，以歌认识你。”
  “有的人没有时间来，而只要一有时间我们就会来！”
  “一吃完饭就想来这里看有没有人对歌！”
  “这里能对歌。来这里主要看谁的肚子里歌更多，谁对得更好。”
  “累了，心情不好，来这里有对歌就对上几句，对完回去睡觉。”
  “来这里主要解一个心结。如果不会说畲话了，听不懂，来这里就没意义！”
  “两公婆吵架，吵翻了。别吵了，别打了，就来听歌、对歌。对好了，心情就好了。而如果没有歌场，就会去喝酒。来这里唱歌头脑会改变。”
  当我们问及倘若夫妻双方各自与人对唱情歌时，会不会伤害到夫妻之间的感情，回答说：“不会！爱怎样唱就怎样唱，不会当真的。”
  （3）“来这儿沟通信息”
  过去唱歌多为了“比肚才”，穷开心，现在对歌的功能发生了转变。畲民来这儿不仅听歌、对歌，通过歌场会友，还注意沟通、交流致富信息。比如种植业，什么季节种葡萄、种茶叶，获取生产销售资讯；比如介绍工作，电机厂老板要招收工人也来歌场，由联谊中心负责介绍；还有子女要从乡下转到城关读书没有门路，也通过歌会朋友介绍，来城关念书的日益增多。
  （4）“来这儿寻求帮助”
  畲族农民工有很多生活难题，来歌场不啻为一个寻求帮助的契机。如小孩上大学很困难，企业小老板们在歌会上了解到情况后便慷慨解囊，有捐资100元的、50元的，也有捐1000—2000的，比如在赛岐罗江办钢铁厂的钟荣善就捐了3000元给会长，另外给困难户几百元。而联谊中心的会长也捐了100元，其他成员各捐50元。
  （5）“畲族文化知道一点也是一种营养”
  来自溪潭镇蓝田村33岁的家具企业老板钟光说：“以前没钱挣没工打才会去唱歌。整天没事干，烤火，是‘文才’，但唱来唱去还是那么穷，没有用。1980年改革开放以后，17—18岁的年轻人就没学唱歌，而是出来打工。没有经济维持怎么唱歌？没有饭吃我读书怎么读得下去？现在经济发展了，很多文化却遗失了。为了拯救畲族文化，就应该唱歌。这里是临时性的（歌场），我不会唱，但这是畲族的文化，要知道一点，也是一种营养。按照自己的能力，要搞什么活动我们也会支持。”
  （6）“歌场可以宣传遵纪守法”
  40岁左右的经营床上用品生意的老板钟木石特地赶来告诉笔者：“如何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把党中央政策、八荣八耻传到畲民中，让畲民有信心，懂法守法？没来歌场唱歌，就会去赌博，搞迷信；来歌场，歌场就能带给人很多欢笑。歌场还可以宣传党的政策，民委干部经常可以到歌场进行法制、时事宣传，老百姓可以进行法律咨询；我们歌手也可以搞文化下乡，比如正月很多打工的、念书的回家，歌手就可以把歌送到乡下。”
  （三）新源村畲族农民工歌会
  新源村地属亭坪村，距宁德蕉城区3公里，是金涵乡一个移民小区，占地十余亩。1996年以来，古田、福安、霞浦、福鼎、周宁、屏南、罗源各地山区农民陆续下山来到这儿买地，至今已聚居3千多人，其中1/3是畲族。由于亭坪村只提供建房用地，移民没有土地种植，主要从事泥水、装修、电机、砖瓦、养殖等工作，生活比山区有所改观。外地许多农民闻讯都有意搬到新源，可是现在地皮价格上涨又望而却步。
  由于新源畲族分别来自不同地方，来往客人也呈现多元化特点，而这正符合畲族“远路鸟子骨会香”（即同村不对唱、同姓不对唱等关乎婚配优生科学）的歌唱需求。新源村畲汉杂居，平常畲族客人来新源对歌，主人得考虑彻夜对歌影响他人尤其是汉族休息的问题，所以若有多一点的客人，一般都会到亭坪村的畲族民间艺术活动中心唱。每年农历三月三、九月九等日子，这里宾客满棚，楼里挤不下，就三五成群唱到马路上去。
  新源虽然另辟村寨，但亭坪村委会仍然视其为己出，不仅提供歌唱场地，还热心支持其培养下一代歌手。
  新源畲民对亭坪村委会的热心支持心怀感激。来自周宁县云门村的畲歌好手、“歌先生”蓝徐全就说：“亭坪村领导对我们很好，我有多少本事都要使出来。”他为宁德畲族宫的“三月三”“九月九”歌会不遗余力，教8男8女传承《龙头舞》《铃刀舞》且传唱畲歌。
  新源移民畲汉杂居，客观上增进了民族文化的融合。畲民要讲普通话、学宁德汉族方言，畲族小孩在亭坪村或到城关更好的学校读书；当地汉人也对学畲语、唱畲歌有着浓厚的兴趣。二畲族歌言的“城镇化”
  “人的城镇化”不断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人们话语权的城镇化。畲族歌言是畲族的特殊话语，是畲族的标志性文化。畲族歌言能够在城镇落地生根，才意味着畲族“城镇化”的真正实现。这是一个畲族“城镇化”值得思考的问题。在畲族“城镇化”过程中，畲歌随着畲族农民工群体从畲族乡村带到了城镇，传统乡村歌会的主流人群发生了变化，即唱畲歌的角色发生变化，年轻的歌者少了，中年歌者带着当年的畲歌乡土气息，把乡愁留在并不是完全熟悉的城镇，其歌言活动的内容与形式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其涉及的范围更广，影响更深，也增添了新质。随之而来的是，与畲族歌言相关的联谊活动，更富有时代特色与现实内涵。
  （一）畲族企业家与畲族歌手联袂创办畲歌协会
  畲族农民工的文化自觉与歌唱热情，不仅在城镇的畲族农民工聚落产生一定的精神效应，也在畲族乡村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活跃于畲族乡村的一些闻名乡里的“歌先生”积极响应，三五成群来城里会歌。根据畲歌的发展现状，畲家人认为通过自发成立地方性畲歌协会，整合畲族乡村歌手的力量，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畲歌活动，更加有力地推动畲族歌言的向城镇发展。
  畲族企业家在这场畲歌振兴活动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他们虽然在市场经济的博弈中取得成功。但是没有忘记畲族文化的精髓，表示要在振兴城镇畲歌中贡献一分力量。2013年，福建省华南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钟荣善首先出资10万元，甘肃亿华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雷细旺出资5万元，与福安市畲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钟隐芳等人发起成立福安市畲歌协会。热爱唱歌的畲家人慷慨解囊，钟金佺、钟石慈两位会员，家庭收入并不宽裕，但却每人出资5万元，到这年9月，入会会员已达50多人，会员赞助款已达60多万元。福安畲歌协会的活动主要是挖掘、整理民间畲歌，培训畲族歌手，组织畲族歌会，委派歌手参与省内外畲歌活动等。
  霞浦县松城歌谣协会由畲族企业家、福建旺嘉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雷杨钦等人发起，他出资50万元，其他副会长各出资3万元，理事出资2万元，协会共有会员24人，集资100万元。松城歌谣协会主要是筹建“福建省畲族小说歌传承中心”与房地产开发相结合，为畲族歌言城镇化作可贵的探索与尝试。并作为福建省民族宗教厅文化精品十一个项目之一，培训年轻的畲族歌手。
  实践证明，畲族企业家在畲歌“城镇化”的活动中是大有可为的。
  （二）政府与民间互动，建设畲族歌会场所
  民间自发的畲族农民工歌场，因为存在种种不确定性而时时变动。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城镇环境治理的加强与深入，到了2010年，当年蓝雪霏们调查过的农民工歌场已经成了历史遗迹，大多不复存在。时代要求要有新的更加理想的唱畲歌的场所出现，这也是畲歌“城镇化”的必要措施。在宁德各相关部门的努力下，通过政府与民间投资，在相关城镇相继建设了富有民族特色的永久性的畲族歌场，彻底改变以畲族农民工为主体的会歌环境。
  2010年9月由宁德市民族宗教局牵头投资的，位于蕉城区金涵畲族乡的宁德市畲族民歌激情广场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建成。广场总占地2500平方米，投资近80万元，可同时容纳3000人集会。该广场除为宁德畲族群众提供会歌的公共场所外，也可用于对外展示宁德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激情广场的经营，纯粹是商业行为，节目内容与后续财力、人力的局限性，现在广场的经营已是强弩之末，风光不再。
  2013年4月，由霞浦县松城畲族歌谣协会为主集资在距离霞浦中心城区1公里处的松城镇西关村，建设宁德唯一的园林式畲族聚居小区霞浦县馨园小区“畲族风情园”。风情园由一栋畲族歌楼与两栋高层住宅组成。建筑占地面积7785.44平方米，其中歌楼632平方米，住宅2153.44平方米；建筑总面积26863.6平方米，其中畲族歌楼1179.8平方米，住宅楼25683.8平方米。福建省民族文化精品项目“福建省畲族小说歌传承中心”便设在馨园小区内。该工程虽然还没有完工，传承中心的歌台正在精装修。但是，总体发展趋势良好，通过商业运作鼎建霞浦城关畲族歌台的模式，算是比较成功的范例。
  2013年12月22日，福安人民政府市长林小楠召开市长办公会议，部署2014年民生工程项目安排工作，同意增加城区畲族歌场与文化传承中心等项目作为民生工程文化产业项目，项目初步规划用地面积10亩，总投资近1700万元。由福安市民宗局负责，以社会资金投资为主，合理安排项目资金拼盘，建设并完成主体工程。福安市政府〔2014〕195号专题会议纪要，明确在坂中森林公园东侧安排城区畲族歌场与文化传承中心项目，由福安市民宗局和坂中畲族乡配合市住建局进一步优化畲族文化中心设计方案。虽有方案，但是最终的实施还需假以时日。在以上计划没有实施之前，畲歌协会在坂中畲族乡富春溪森林公园边上租用了一块场地作为福安畲歌对唱的临时歌场。
  现阶段，畲族乡村传统的歌场的功能逐渐消失，城镇农民工歌场还属于民间自发的无序状态，真正意义的实体性歌场建筑正在建筑与酝酿之中。
  （三）收集、整理传统畲歌，创作与出版新畲歌，培训畲歌新生代
  还有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是深藏于畲族乡村的畲族歌言手抄歌本越来越少，畲歌口耳相传所赖于借助的文字媒介正面临着消失。同时，传统的畲族歌者年龄老化，年轻的歌者还人数很少，畲歌的新生代严重缺失。福安畲歌协会正从事的基础性工作是积极抢救、收集民间歌本，他们已从溪尾、坂中、甘棠等地的畲族乡村收集到畲歌本十余本。福安籍畲族老艺人蓝兴发于2006年被中国文联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称号。他费时11年编辑的《传世畲歌》于2014年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有63万字。协会订购了《传世畲歌》300册，供畲族村和相关会员传习之用。协会还开展“歌教”活动，由钟石木、兰成长、钟桂梅等“歌先生”负责传习工作，钟神涛、吴金容等一批年轻歌手已脱颖而出。
  畲族小说歌发源于宁德霞浦县溪南镇白露坑畲族村。是畲族歌手将汉人章回小说和评话唱本进行再创造，改编为适合畲族审美情趣与道德伦理的畲族歌言。清末民初是其发展的高峰期，出现了一批富有民族特色与畲族传奇故事的小说歌作品与擅长小说歌创作的“歌先生”。2006年5月20日，畲族小说歌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了发扬光大畲族小说歌，霞浦县专门成立了小说歌收集、整理小组。小组共12人，其中年龄最大的82岁，最小的47岁。小说歌国家级传人、当年畲族歌王钟学吉的子孙钟昌尧也参与其中。他们于2005年开始工作，走过霞浦40多个畲族村，还去了福安、宁德、福鼎等地相关的畲族村。第一集霞浦县畲族小说歌作为“福建省少数民族古籍丛书·畲族卷”已于2010年由海风出版社出版，全书共37万字，第二集正在整理中。
  福鼎市畲族文化促进会组织畲族歌手培训，其培训内容，包括传统原生态歌谣唱法、创作歌谣唱法、舞台仪容仪表、台风步态等。并经常组织一些小规模的集会，进行练歌活动。
  （四）传统节庆中的畲歌活动
  2000—2010年闽浙两省的“三月三”等畲族节庆活动，规模宏大，人数众多，影响深远。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的“三月三”活动成为自治县规模最大、最重要的节日。福建省轮流在各个畲族聚居地方举办的畲族“三月三”，并作为福建省少数民族文化精品工程，同样不同凡响。这些都为城镇化的畲族歌言提供了巨大的舞台。除了全省性或全区性的大型畲族节日外，许多区市、县（市、区）以及乡镇都举行了各种不同的畲族传统节日活动，这些活动的重场戏都离不开畲族歌言。在这些活动中福建、浙江、江西等省的畲族歌手同台表演，文化互动，合作交流。
  宁德福鼎市与浙南苍南县交界，近年来两地的畲歌互动是文化常态。福鼎市畲族文化促进会在近年曾组织了正月初五桐城办事处浮柳畲族村歌会，正月十五佳阳畲族乡纪念钟良弼的“弼公节”歌会，“凤凰节”桐南办事处蜊溪畲区歌会，“四月八”硖门畲族乡瑞云歌会等，都会有来自浙南的畲族歌手参加会歌。
  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福安市畲歌协会参与的畲歌传唱活动有：3月25日，组团参加福安穆云畲乡第四届桃花节暨民俗文化活动展演；3月29日，参加在康厝畲族乡金斗洋村举办的福安市第19届“三月三”畲族民俗节活动；4月2日，组团参加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成立三十周年庆典暨2014年中国畲乡“三月三”活动；5月17日，参加宁德市畲族企业与企业家协会成立活动；6月26日，赴霞浦县参加上壇分龙节畲族歌会和观音亭寨歌会；7月22日，福安白云山景区世界地质公园迎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期评估，应邀前往溪塔葡萄沟开展畲歌对唱活动；8月15日，赴古田县参加第一届“千年畲寨”富达芙蓉李丰收节活动；8月20日，参加霞浦歌谣协会新一届会员大会；8月25日，参加福安穆云畲乡第五届刺葡萄采摘节暨原生态畲歌会；9月4日，赴浙江苍南参加“中华一家亲·海峡两岸少数民族民俗风情展演暨大型畲族祭祖大典”；9月8日，重新租用临时歌场新场地开展畲歌活动等。以上的活动都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畲族歌者，“城镇化”的畲族歌言在一年时间里，办得有声有色。
  三 剖析宁德畲族农民工音乐生活
  （一）农民工畲歌热唱及传统回潮的原因
  音乐能使人快乐，音乐的需求是人正常的心理需求。过去的畲族不能没有歌唱，所谓：“歌是原底祖公礼，齐齐唱些解心开”，只是由于阶段性的政治禁锢和时间剥夺，更因为社会进化而渐趋凝固。今天，当越来越多的畲族人走出大山来到城市，尤其就近到本县市所在地宁德、福安、霞浦等城区打工，他们所面临的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更多则是由于这历史性变革给其自身带来的种种无法即刻解决的生存矛盾及精神困惑，他们急需有互相倾诉、排解、疏通的渠道，他们更需要获得宽慰、支持和鼓励，于是畲族歌场很自然就成了畲族农民工的精神家园。各地的歌唱好手闻风而来，炒热了畲族农民工歌棚；农民工好手到各地去对唱，又掀起了畲歌大唱的热潮。畲歌又被作为“齐齐唱些解心开”的族性良药，得以弥补畲族农民工急切的民生需求。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畲歌，正以崭新的面貌进入一个空前热唱的大好势头。
  农民工畲歌热唱并带动宁德畲族歌唱传统回潮，是各级党委、政府长期贯彻、实施民族政策与努力营造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氛围相关。20世纪80年代之后，各级民族工作部门举办了各种形式畲族歌会，2004年9月，由宁德市民宗局牵头制作的VCD畲歌碟片的传播，营造了传唱畲族歌言的良好氛围，也增强了畲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为畲歌的复苏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二）民族民间文化传统回归、发展的命运终归掌握在其主人手上
  当各地民族宗教事务局年年举办歌会，甚至以倒贴参会歌手一天50元的办法力图恢复畲族的歌唱活动，但总是歌会结束歌声也结束的时候；当学者在为“畲族音乐由历史驶向现代的运作中出现了脱轨，畲族传统之链发生了缺环”忧心忡忡而振臂呼吁社会关注少数民族歌唱这样“一个急需扶贫的角落！”之时，农民工自发恢复传统歌唱的实践，给政界、学界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即民族民间文化传统回归、发展的命运究竟掌握在谁手上？
  历史的经验值得记取：政治干扰可使畲族传统文化断流，政府扶持也可为畲族传统回归打造基础，但畲族传统文化的命运仍然无可抗拒地要受制于现代工业环境的影响，如何把握其运行方向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最终还应由其主人说了算。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畲族对歌唱传统还是相当固守。虽然有些地方的歌唱活动曾经随着国家政治运动对农民生活的调控而逐渐失落过，比如合作化、公社化、“文化大革命”、学大寨，畲族歌唱的时间曾为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所冲击。20世纪60年代之后，搞生产、搞建设、搞“四清”，唱畲歌被批为“复旧”，不鼓励，反而压抑。但应该说，由于现代文明尚未全面、深入波及畲族乡村，故而畲族的歌俗、婚俗、葬俗、家族文化等传统还是较大面积地保存在乡村。
  20世纪80年代，畲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吃大锅饭的经济现象一去不复返，畲族农民们可以用很短的时间把活干完，留下的空余时间就可以唱歌。倘有客人来，生产队没开会畲歌也会慢慢对起来。继1983年福鼎“二月二”歌会后，各地政府连年举办歌会给了畲族人以自信。市场经济的深入，使畲族村民意识到：“没钱挣没工打，才会去唱歌。整天没事干，烤火，虽有‘文才’，但唱来唱去还是那么穷，没有用。”于是，“17—18岁的年轻人就没再耗费巨大的精力学唱歌，而是出来打工。”青壮年相继外出谋生，村里剩下老人和小孩，民俗中的歌言盘对活动自然就因缺了演唱主角而依然唱不起来。
  现在，畲民农民工由于传统遭遇现代所导致的种种尴尬使得他们急切地需要重新找回自己的精神家园。而当崭新的艺术形式尚未出现取代古老的歌唱时，畲歌仍是畲民的情结、民族精神的代表，它成了畲族农民工精神归属的媒介。尽管现在唱歌的多是中老年人，现在农民工的歌唱也只是其把握畲歌运行方向进而找到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中的一个过程，我们也很难预计畲歌因此就会这样永远唱下去，但畲族农民工恢复歌唱传统的热情充分说明畲族传统文化的命运虽然受制于现代社会环境，但其传承与发展问题终归要由畲族人说了算。在这里，我们依然看到了艺术由于需要而产生的现代轮回。
  （三）农民工畲歌热唱体现了新时代的文化自觉
  农民工畲歌热唱的客观原因固然是由于畲族打工仔工余切实之需，而主观精神则是一个民族崛起之前必然预示的文化自觉。这种文化自觉固然与各级民族工作者长年努力工作有关，更与畲族打工仔中的有识之士善于汲取与时俱进的历史传统有关。
  畲族打工仔中的有识之士看到了农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巨大反差，他们由自身政治、经济、文化的失落感转而凝聚于对美好歌唱传统的追索。当然这种失落感乃建筑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畲族是个很容易满足的民族，今天，当畲族人的经济生活比起过去相对有些改善，且出现了自己的生意人甚至企业家之后，畲民才可能意识到“现在小孩畲话都不会讲了，再不唱（歌）就会断掉”，“很多文化却遗失了。为了拯救畲族文化，就应该唱歌”。所以他们奋力寻找唱歌的地方，尽管条件是那样地恶劣；他们出钱出力主动举办歌会，买笔记本买糖饼培养小孩唱畲歌；他们甚至等着自己的学生放假回乡，他们要把歌送到乡下，以作一统教育造成的民族文化缺失之补救。
  他们希望古老的歌也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有所改进；他们热切巴望有机会也能到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火一把，他们希望畲歌也能像其他民族的歌一样唱出去，他们也理所当然地认为文化应当双向交流，外国人也可以学唱畲歌。
  四 解决畲歌“城镇化”的现实难题
  进城的畲族农民工们对于畲歌表示了极大的热情，畲歌的“城镇化”势在必行。以上对畲族农民工歌场的调查，以及他们有着强烈的改变歌唱场地的迫切要求等，是海峡西岸和谐社会建构中需要正视的典型案例。它反映了畲民在由农村向城市转移过程中对于精神生活的正当民生需求，也暴露了有关部门对畲族文化扶贫力度不够。
  1．以人为本解决畲族农民工的唱歌场所问题。福安畲族农民工找到的地下歌场地势低下，一来大雨或洪水即被淹没；地方小，人满为患；通风设备差，空气浑浊气温无法调节。宁德蓝溪等农民工歌棚也同样存在条件恶劣的问题。平时政府发动歌唱唱不起来，现在畲族自发歌唱是挡不住、求之不得的好事，但歌场不解决却关乎人身安全隐患。福安市民宗局虽拟另建一个畲族文化活动场所，但并非能力所及。建议政府在有畲族农民工的城镇选择重点建立畲族歌场，顺应民心。城镇畲族歌场的建设迫在眉睫，已做的和想要做的畲族歌场，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以实际行动解决畲歌“城镇化”问题。
  2．支持畲族的音乐创新模式。
  畲族农民工音乐的发展趋势将呈现两种模式。一是保持古老形式，二是走向流行音乐。畲族农民工歌唱的主角主要还是集中在3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他们所唱的内容虽然可能根据自己的民工生涯触景生情即兴发挥，但他们对传统怀有深厚而抹不掉的感情，他们认为电视里的歌不好听，卡拉OK的歌也不好听，因为那表达的是另一个话语系统而非自己的心声。他们宁愿在自己丰富的歌唱遗产里沉迷，其思维模式和歌唱的形式（诸如歌俗、文学格式、音调等）遵循着古老的传统。而不谙老歌的年轻人来到歌场，怀揣着的多是一种对民族的皈依和认同。他们理解中老年人的歌唱，可是他们没有时间也没必要再去学到七天七夜或八天八夜不重复的歌。他们也希望唱自己的歌，但他们需要赶上时代潮流，要走上央视《星光大道》比拼。畲歌“出新”是个无可回避的话题，可是畲族几乎没有自己现代意义上的作曲家。政府有关部门可以更多地举办各种形式的畲歌大赛，竞选畲族歌王歌后，制作畲歌文化碟片，繁荣畲歌创作，组织专业音乐家帮助畲民打造畲族自身认同的现代版畲歌，让年轻人也能加入歌唱队伍，打造畲族文化品牌，发展畲族文化产业。
  3．让农民也享受改革开放的文化建设成果。对于“三农”问题，政府在经济发展上、教育扶持上考虑比较多，而在社区文化建设上和农民工业余文化生活上考虑较少。畲族农民、农民工都需要正常的业余文化生活，他们有权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应该拥有公共的文化设施和不同于城市的民族精神文化产品和现代农民精神文化产品，建议政府有关部门能够在畲族乡村文化建设上加大扶贫力度。总之，畲族农民工业余歌唱的正当需求若能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和落到实处的解决，将激发畲族农民工的生活热情和对政府、社会的信任度、感激度，减少和谐社会构建的不稳定因素，并在畲族社会中产生广泛、良好的影响。

①萧孝正编撰《宁德畲族歌谣集成》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44—3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