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综如前述，我们也只能在已然遭遇的既定环境下加强畲族文化生态保护。工作千端万绪，无力深论，这里尝试性的约略提出几条原则。
  1．真正树立“保护为主”的理念。根据国家政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畲族节俗文化的生态保护，要把“保护、抢救”放在首位，“利用”和“发展”都是第二位的，而且是为“保护”服务的。现在的问题是，一谈保护，马上就与利用、开发搅在一起，变成“保护”搭台，“开发”唱戏，结果往往越保护，文化原质越减少、越走样。为避免误入歧途，要慎重从企业引资，要慎重与旅游开发结合。企业的天性是追逐利润追求回报，旅游开发的根本取向是迁就顾客的口味，这在经济领域本来无可厚非，若要赋予文化保护的严肃使命，便不宜草率成交。这里特别需要呼吁、敦促政府加大投入，这是其本职之所在。在资金来源有限的情况下，我们的工作或许只能“抓紧”而不“提速”。文化保护通常属于“细活”，那种大干快上、大开大合、大刀阔斧、大包大揽的风格，不一定合适。
  2．高度强调“在地”“生态”的意识。所谓在地，就是与全球化、普遍化相区别而与特定人群具体的本土知识、地方经验紧密联结；所谓原乡，是指祖先未迁移之前居住的地方；所谓原生态，一般定义为经由自然传承、未受外界冲击的原来的人文形态。三个词，意义接近，互相补充，极示强调之意。当然，变迁是文化的常数，今天已不大可能还存留纯粹的原生态文化，但相对而言，某些族群在特定环境中形成的较少受到工业、后工业文明冲击，大体未被卷入全球化浪潮的传统文化，还是颇不少见的。就闽东畲族文化的生态保护而言，笔者很赞同一位畲族朋友也是专家的看法：今天所能看到、所能讨论的畲族传统文化，只能是经过有清一代的发展而定型的畲族文化。这种文化在清中叶到民国时期尚未受到深度扰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化变迁大大加快，但它在晚清民国的风貌至今依然留有比较完整的痕迹，它的诸多元素依然紧紧植根于闽东广大畲村，“在地的”、与其存活环境浑然一体的保护还是可能的和有效的。
  3．综合运用两种保护模式。一种是建文化生态园，这是“集萃”模式，在不少地方都出现过，宁德市民宗局已完成《中华畲族文化生态园规划方案》，总占地350亩，总投资6.8亿元。这种模式的长处是，有规模，有影响，有经济效益。短处是“展演性”强而“在地性”弱，因而在文化上的“可持续”存在缺口。省政协视察团有的专家曾对此持质疑态度，但畲族的特异处在于它漫长的迁徙史和现实的散杂居形态，建个文化生态园以集中展示畲族风采，还是可行的。另一种是村落生态博物馆模式，选择条件合适的畲村，建立村落生态博物馆，对畲族文化原质及其生存延续整体环境实行深度保护。这里的“合适条件”，主要指：村中畲族人口占比大，畲族文化资源较完整，有较好的文化保护自觉性，与周边存在一定的文化隔离机制，等等。如果能把两种保护方式有机结合起来，效果自然会更好，生态园的文化展演也才后继有人。这牵涉到民宗局、文化局、建设局、民政局等多个职能部门，协调工作很重要。①
  4．畲族与汉族的文化遗产保护并行相济。长期以来，畲族就是一个散杂居民族，与汉族的关系非常密切，畲文化的不少成分来自汉文化，例如民间信仰，家族的物化形态即谱牒、宗祠等。而这些在汉族社会中，很容易以“封建迷信”遭受遏制和排斥。这种氛围很自然会影响到畲族社区。以盘瓠为轴心的民间信仰是畲族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核，而家族认同是畲族民族认同的基础。来自汉族社会的对于民间信仰和家族观念及其物化形态的遏制和排斥及其形成的社会氛围，对于畲族社会文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在民族杂散居地区进行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时，不能忽略的问题。因此，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文化遗产保护应当并行互济。即使单独讨论汉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对于何为“封建迷信”也需要慎重对待并加以准确地界定和甄别，要从整体观和大局观的角度来反思和重新认识这个问题。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