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近年来，闽东畲族文化保护和建设问题日益引起各个方面的重视，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很好的成绩，但形势依然有它严峻的一面。
  1．大倡文化“保护”的背景
  文化本自承传有绪，无须刻意“保护”。文化在其共享者生活的不同层面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倘使下一代也认同、共享上一代的文化，那么，文化就有了传续功能。虽然变动是文化的常态，没有亘古不变的文化，但常态的文化变动，是自自然然的发生和演化，发生和演化之中，自有承传的底脉在，一般不造成大规模的、急速的文化断裂。
  今日“保护”之声鹊起，乃是遭遇工业化、现代化潮流的特有景观。工业化、现代化潮流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早在鸦片战争前就已发轫。可是，势头远不像今天这么强急，良性的文化转型还时有佳例。工业化、现代化催生的全球化遍及各地，也多不如我们这么狂暴和鄙俗。在举国大忙种种粗放的现代化的“事业”竞逐巨浪之中，诸多传统文化事项的次第式微，无论畲、汉，殆不可免。我们的“保护”倡议，且不说被拒斥、被冷落，即使能够从“呼吁”到“政策”到“落实”都一路顺溜下来，也只能稍缓其势而已。文化人于此可以不甘不愿，可以心有戚戚，却不会有太多的有效办法。
  以语言一端为例。畲族至少从明清以来就成为一个散杂居的族群，现在的情势，广大畲民还必然要进一步开阔视野，促进交流，接受新式教育，融入外面的世界，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学习和运用纷至沓来的新概念、新原理、新知识，参加或听取乡里、县里的会议、报告，其优秀代表人物还会参加省里、省外直至中央的会议和各项活动，学会熟练听、说普通话甚至外语，已是十分必要。精英具有示范效应，语言需从娃娃抓起，那么，“防治”畲语整体上的萎缩，很难不面临困境。①从更大的范围说，中国社会科学院2002年度把《中国濒危语言方言调查研究》立为A类重大课题，组织许多民族语言专家，调查各地濒危语言，记录、描写、保存相关语言资料，出版研究专著、词典，建立少数民族语言音库，录制、保存濒危语言的声像资料。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工作，很可喜的成绩，但也毫无疑问，这些制作标本式的保护最终不能阻遏绝大多数濒危语种的消失。
  2．诸种保护方式的局限性
  前文所述诸种保护文化的努力，与历史上的文化承传，有一个最大的分别，即是传统文化哪怕是其优秀精华，也已从“承传”的主体变作“保护”的对象。所以，保护者虽也费心劳力，却未必能够挈其要领。
  有一种常见的保护办法，可以称为“展演式保护”。它往往与近二三十年蓬勃兴起的旅游业相结合，把文化做成“节目”献给游客。其成效也不算小，一可筹集各方资金，二可挖掘民俗资源，三可宣传地方优势，四可增进异族群对你的初步了解，等等。难以承受的代价是，民族文化往往被抽离它生命的整体环境而或多或少、或快或慢走向媚俗化、娱乐化和他者化。林锦屏以宁德八都猴盾畲族村“三月三”歌节为个案，观察其间民俗文化的功能异化现象，认为“权力与资本共同作用，将民俗文化符号商品化”，“在重新建构民俗文化符号的过程中，许多的民俗仪式恢复了，民俗物品被保护起来了，从表层上说，传统文化由此得以延续甚至彰显，但从更深的层面上看，文化符号象征意义的神圣性被旅游活动的娱乐性消解了。……有些少数民族的仪式（如祭祀）只有在特定的日子才举行的，而如今为了开发民俗旅游，变成了一种为外来游客而进行的表演，”其非同平常的神圣意义已经消失了。①
  还有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法，被命名为“生产性方式保护”，颇能兼得政府、企业和学界的认可。在原理的层面上，笔者也以为，这是一种切合手工技艺存在形态和传承特点的保护方式。而若结合实践的层面来考虑，仍觉得此中尚多不易处置的榫口。生产性保护的原则是对技艺体系和核心技艺的保护。手工生产是保持个性化、差异性的生产，不能大批量的克隆复制。宁德市霞浦县崇儒畲族乡上水村久负盛名的花斗笠，编织一顶需要270多根80厘米长的细竹篾，经过砍竹、裁竹、削篾、打顶、做坯、修边、夹料等37道工序才制成，这里曾经是畲族手工艺制作集中地之一，目前全村能完整制作花斗笠唯有80岁老人蓝兴佺，村里刚给他“配了”三个徒弟。②这样的传统技艺不像名酒、名茶一类制造业，做不到也不该做到后者那样的大机器生产规模。真要做到了，该传统技艺的真髓和魅力便丧失了。
  中国近年来的文化保护，以其时兴形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来看，虽然所指涉的保护对象主要是底层的、草根的、民间的、地域的、村野的和族群性的，但它的基本运作方式却是行政主导、自上而下层层动员、基于政治判断而展开的。结果便在“保护”的同时带来种种破坏和伤害。诚如周星所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明显地具有将民俗文化按照行政区划及其级别来区分等级的倾向。县级、省市级、国家级和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序列，原本只是为了行政管理的便利，它一旦成为体制，便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重要性和价值的等级制结构体系，这完全是非学术的，有悖于文化平等理念。过度倾斜关照某些特殊的文化项目而忽视或无视其他一般的文化，则有悖于文化生态和文化多样性原则。”③在行政主导、行政干预日益成为各项文化事业驱动总引擎的形势下，文化等级制、文化民族主义等问题，几成无解。
  目前很流行的一种保护模式是建文化生态园，这是“集萃”模式，在不少地方都出现过。宁德市民族宗教事务局也已完成《中华畲族文化生态园规划方案》，总占地350亩，总投资6.8亿元。应当承认，如前文所述，畲族的特异处在于它漫长的迁徙史和现实的散杂居形态，在这种情势之下，建个文化生态园以集中展示畲族风采，还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而且这种模式也有一些长处，主要是有规模，有影响，有经济效益。它的短处是“展演性”强而“在地性”弱，因而在文化上的“可持续”存在缺口。从根本上说，文化的产业化蕴含着一种内在的紧张，产业化运作对民族文化保真可能产生很大的破坏性。虽然文化自身是动态的、发展的，但产业的利润取向、规模经营，极容易迫使或诱使文化成长背离其固有逻辑，发生巨大扭曲。特别是在我国，严重缺失文化批判传统，例如像法国那样的以T.W．阿多诺、M．霍克海默创立的法兰克福学派及其后与时递变的相关新学派的自省、反思传统，特别容易迷失在经济扩张的凯歌声中，民族文化特色的生命力显得特别脆弱。
  文化产业“求大求快”战略和种种“恶搞”的运作过程，以及“文化企业重组并购”风潮日盛，引起一些学者的警觉。胡惠林指出：“2006年以来的全国性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规划制定，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对文化历史地理生态系统的大规模改造，是一次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原有历史地理生命系统的颠覆与再改造。在当代中国，似乎还没有哪一种产业形态有如此能量改变着中国的历史地理人文生态。”①这就需要我们在文化产业热中保持一份冷观察和冷思考。在畲族文化自我承传的整体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保护者当深存戒惧之心：保护的力度强、热度高、速度快、场面大，不等于保护的效果就好，有的时候特别是一切都作“大跃进”状的时候，各项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如果能够放慢一点脚步，是有利于文化变迁和文化延续之平衡的。
  当前的一个普遍性的误区，是用城市规划或区域规划的概念、理念来规划文化产业的发展，例如“纵、横”“园、区”“圈、带”等，其实都是城市规划或工业经济规划的空间表达，不能确切表达文化产业生命运动的内在逻辑。①这里，我们强调的是，在文化产业运作中务必高度重视文化保护问题，各个文化产业，包括本书前面提到的歌舞团、风情旅游、工艺制造等等，都要注意防止民族文化原质的流失和异化。越是大型的文化产业，保护的问题可能越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