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宁德具有相当丰富且完整的畲族文化资源，可说是“中华畲族文化基因库”。要充分发挥闽东区域文化资源优势、提升核心竞争力，离不开对这里的丰富畲族文化资源的深入挖掘、大力保护和合理利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当其遭遇工业化、现代化的巨大潮流，过去行之有效的畲族传统文化承传方式，还有一定作用，但已经越来越弱，应运而生的各种各样行政性的或市场性的或两者混合的“保护对策”，成效各有胜场，也存在种种局限。这样的一种情势，既是强力的冲击，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契机。近年来，闽东畲族文化保护、承传和建设问题日益引起各个方面的重视，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很好的成绩，各方面的情况较之过去已有很大进步。当然，以畲族文化的历史传承方式比照当今的保护办法，由丰硕成效反观基本局限，形势仍有它严峻的一面。关键是能否维持畲族文化自然承传演化的底脉。
  一 闽东具有相当丰富且完整的畲族文化资源
  闽东的畲族人口主要是明清以来自汀、潮一带规模性迁入的。畲族为该地区的经济开发作出贡献，畲族传统文化也得到较好的保存。在这个以“滨海山区格子状水系”为显著地表形态特征的闽东地区，至今保存着丰富的畲族文化资源，它们至少具有如下九大亮点。
  1．服饰
  畲族男装和汉族差异不大。女装较有特点，上衣是大襟衫，领、袖、襟都绣有花边，大衣襟胸前多有图案。女性在不同阶段发式有分别，16岁前用红绒缠辫子，盘绕头上，称“布妮头”；已婚妇女称“山哈娜头”，随地域而略有分别：霞浦为“盘龙髻”（又称“凤凰髻”），蕉城（原宁德县）北部和福安一带梳成截筒式（俗称“凤凰中”），福鼎一带梳头不掺假发，长发在脑后束成面包形，罩以黑色网纱，插上头花。
  畲族的传统首饰，女性婚礼中或去世时戴凤冠，尖顶圆口，正中上部装有银框小方镜，冠顶塔形骨架外蒙红布，各面贴缀錾有吉祥纹的银片，婚礼加戴遮面银饰，长方形银牌下垂有九串银“线须”，典雅秀丽。
  2．工艺
  主要有刺绣、织花带、竹编、剪纸等。畲族人的衣裳、蚊帐眉、被单、肚兜、鞋面、烟袋等，习惯上都有绣花。刺绣者以男性居多。图案多为动植物和几何纹，也有人物，色彩鲜艳，对比强烈。花带用各色丝线手工编织，长几米到几十米，宽一厘米至六厘米，有“七根花”至“十九根花”多种规格。竹编斗笠以霞浦崇儒乡上水村最为著名。木雕祖牌、窗棂，石雕祠庙饰件，做工都很精细。畲族银饰工艺，如凤冠、银钗、银镯、银腰带，都很精美。
  3．歌舞
  畲族人把自己的民歌称作“歌言”，以歌代言，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福安、福鼎、霞浦、蕉城等地，每年都举行“三月三”（或“二月二”）歌会，参与群众一般可达三、五千人，多的时候甚至将近万人。演唱方法分为假声、真声、真假声结合等三种，畲民崇尚假声，而以二声部盘唱的“双音”（“双条落”）最富有民族特色。以宁德为主要发生地的“畲族民歌”、以霞浦为主要发生地的“畲族小说歌”，已于2006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畲族舞蹈则以宗教祭祀舞最具特色，福安畲族巫舞《奶娘催罡（踩罡）》也在2005年列入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4．民俗
  畲族往往同姓聚居，流行祭祖做福的风气。做福多与生产相关，如二月初一（或初二）为春福，祈求春耕顺利；立夏日为夏福，庆祝麦子收成；端午前后为保苗福，祈求庄稼免遭灾害；白露日为白露福，答谢秋粮进仓；等等。其中农历正月的清醮道场是最隆重的祈求丰收的祭祀形式。做法事时，“上刀山”（刀刃向上搭梯，赤脚拾级上下），“过火海”（赤足跃入火塘），“登九重天”（叠架九张八仙桌，攀爬至顶层表演），有很强的神秘性和观赏性。婚俗中，“做表姐”“难为迎亲伯”“留花轿”“拦旗”“男拜女不拜”，都别具一格。
  5．武术
  主要分拳术和棍术两大类，前者以福安金斗洋、霞浦四斗和福鼎双华诸村为代表，后者以古田梅山、蕉城后山、金涵诸村为代表。畲族武术一般都不摆花架子，讲求实用，步稳势烈，发力短、猛、狠，攻守门户严谨，曾多次在国内、国际武术比赛中获奖。
  6．医药
  有独特的疾病观、疾病命名和疾病分类，在疗法上，擅长用捏、抓、挑、刮和针刺来治痧症，用草药正骨疗伤，盛行食物疗法。历史上使用畲药三百多种，其中常用药几十种。
  7．文物
  1958年闽东征集畲族文物250余件，其中入藏厦门大学人类学博物馆的有宗谱、男女服装等。1985年再征集400多件，入藏闽东畲族博物馆的有畲族祖图、清道旗，剧本、歌本、书刊、剧照，斗笠、纺车、线篮等日用品，围脖、肚兜、衣帽等服饰。1989年又征集革命文物77件，入藏闽东畲族革命纪念馆的有各种武器、装备和生活用具。现霞浦白露坑半月里自然村收藏畲族文物200多件。各地畲村还散存相当数量的匾额、楹联和碑刻等。
  8．建筑
  畲族传统标志性建筑主要有祖祠、寺观和规模较大的私宅。这方面霞浦县保存情况最好，半月里村三座“秀才第”占地1300平方米，雕梁画栋；半岭观音寨依山势而建，雄伟壮观；崇儒樟坑蓝氏大厝，三座连成一体，占地4.9亩，拥有九厅六天井，楼上楼下各有94个房间，是畲村罕见的群体建筑。福鼎双华、蕉城猴盾、福安坂中的民居也都很有特色。现代新建的标志性建筑则有闽东畲族革命纪念馆和中华畲族宫等。 9．村落 畲族村落大多山清水秀，田园丰美，民风淳朴，富有吸引力。近年已有蕉城亭坪、福鼎方家山、福安溪塔、霞浦半月里等多个畲村被开辟为风情民俗旅游点。实际上，闽东北还有不少传统文化特色保存得更好的畲族村落。
  这些亮点鲜明的畲族文化资源，世代相承，积淀深厚，既昭示着畲族群与众不同的传统基质，也蕴含着他们与时俱进生生不息的内在创造力，至今仍能保持较好的完整性。
  二 闽东畲族文化传承至今的若干“机制”
  明代以来的闽东北畲族文化能够相对完整的传承至今，自然要有一些内部的和外部的支撑条件，这也可以理解为若干保障性机制。
  其一，地理屏障。
  地理屏障是最基本的文化屏障，越是古代越是如此。闽东北的山川地貌，仿如福建的一个缩影。其山势，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山体西北面高陡，东南面“形如台阶层层降低”，这种结构对中原文化产生阻隔机制，对海洋却像一把“拥抱的圈椅”。二是地貌类型以中、低山地为主（63.6%），高低丘陵地次之（27.6％），不仅山地的峰崖兀立，切割强烈，地表破碎，连“起伏舒缓”的低丘陵也显得比较“破碎凌乱”，这就造成区内交通的阻滞。
  闽东北的水系不属一般的树枝状类型。在东南沿海浙、闽二省和紧邻的粤东地区，溪河多独流入海，受褶皱—断块山地构造的切割，形成格子状水系。其中浙江尚有苕溪（入太湖）、信江（入鄱阳湖）属长江水系；广东最大的河流珠江属树枝状水系，格子状水系以福建河流最为典型。宁德市境内这样的河流数量更多，“规模”更小，除古田溪可与闽江相通，这里的河流都自成格局，流域面积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就有36条，流域总面积占全区土地面积99％左右。河道纵横交错，加上山岭切割，把大地划成许多格子状的小单位，地形尤其“细碎”。
  闽东北山水的特定结合形态，发育出许多串珠状的小谷地（溪谷、山谷、盆谷），一谷一村甚至数村，地名喜欢冠上某“洋”、某“坑”、某“坪”。例如，原宁德县洋中镇北洋村所辖自然村中，就有7个村名与洋、坑、坪有关。这些“洋”“坑”“坪”都是山区丘陵间的局部平地，但它们的实际面积很小。这种山川交错，使得地表分割细碎，各个地理小单元之间可以连通，但不便捷，文化隔离机制较强，具有很高的保真功能。①
  其二，婚姻壁垒。
  婚姻圈也是很古老的很有效的文化屏障。譬如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无论是鲜卑拓跋部的大幅度汉化，还是门阀士族的自我固化，不同族外、圈外的人通婚，都是被自觉运用的最重要的一个策略工具。畲族群的古代历史，是一部迁徙史；畲族群明清以来的“大地占有”形态，是散杂居形态。处于这种历史地理形势，最容易丢掉特色，丧失自我。畲民要承传文化，加强或维护本族群的凝聚力，族内婚制是无可规避的选择。
  这方面的材料比较多见。畲民自况，如《高皇歌》中有“尔女乃大嫁我了，我女乃大主分你，”“蓝雷三姓好结亲，都是南京一路人”的吟唱①；汉人旁观，如郑祖庚《侯官县乡土志》中有畲人“结庐深山，聚族而处，有盘、雷、蓝三姓，自相配偶，不与平民通婚”的描述。②郑祖庚的《侯官县乡土志》写于清光绪年间，民国时用作乡土教材。这种弱势族群封闭式的自我保护，在闽东北一带至少延续了五六个世纪。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统计，福安市坂中畲族乡18个畲族建制村（一共20村），畲民中族内婚占94.71％，畲娶汉占2.80％，畲嫁汉占2.49％。③
  其三，文字隔离。
  畲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仅有自己的民族语言。畲家“语言侏謧”“沿蛮俗”④，“方言与汉人异”，“其语言不通”⑤，畲族传统文化的积累和承传不能像汉族一样通过文字进行，而主要是通过口头语言传播和手头技艺传播来进行。有些畲族地区虽借助汉字记录畲族语音来传承传统文化，但毕竟不占主导地位。本族的历史源流、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等精神文化主要是在家庭学歌、家族活动、习俗活动和宗教活动过程中以歌谣、故事、谚语等代代相传而实现的，“歌教”成为畲民家族传统教育的特殊手段。“歌教”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历史、宗教、礼俗、文学、农事等。
  “歌教”常要用到唱本，唱本以汉字为主，兼有别字、造字和特殊的符号。一般而言，家族中能完全依照唱本而歌者终究少数，大多数人主要靠记忆，通过口耳相传、博学强记、历经歌场，而练就盘歌的本领。此外，本民族的建筑、耕作、狩猎、染衣、制衣等传统技艺的延续，也主要是通过老一辈族人的身体力行传授给下一辈而完成的。
  绝大多数人不识汉字，对于文化交流，是很大缺点，而对于民俗文化持守则又是相对有利的。
  其四，血统自信。
  畲族都奉忠勇王、三公主为始祖，认为盘、蓝、雷、钟四姓都有血亲关系，都以广东潮州凤凰山为畲家总祠。“每祭祖，则四姓毕集”。①民族即家族的族缘观念成为民族认同的基石。他们以同姓同宗血缘序列建构“公祠—支祠—户—家庭”宗法组织；受客家文化的影响，热衷于修谱、建祠、祭祖、迎祖，设立族长、房长，订立族规、家训；将历代同姓文武官宦等附会为列祖列宗，虚构历朝皇帝的封赠；把畲家四大主姓的郡望嫁接为南阳郡（盘姓）、汝南郡（蓝姓）、冯翊郡（雷姓）、颍川郡（钟姓）。从清代到民国时期，闽东出现了一批著名的畲族修谱先生和熟悉畲民家族文化的汉族修谱先生，他们为闽东畲族谱牒的定型化发挥了重要作用。谱首《敕书》《龙首师杖志》《历朝封赠》等近乎家族教本的权威性的乡村文献，确立了代代相传的家族伦理范本。畲族家族文化系统的成型，虽然采借了汉族文化元素，但也昭显出鲜明的畲族文化特色，而且重要的是，这种文化建构，大大提高了畲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对其文化承传是很有积极作用的。
  其五，适度采借汉族文化。
  任何一种文化的延续，都不能搞“自我孤立”，都离不开与其他文化的接触、交流和学习，关键在于采借什么、如何采借。汉族文化的延续性举世艳称，它的强大的遗传基因在客家文化中有很突出的表现。与畲族类似，客家人也有漫长的迁徙历史和艰辛的“在地化”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也亟须建构辉煌历史，纯洁姓氏源流，严格族群边界，加强内部凝聚等一系列文化运作，修族谱、建宗祠尤其成为不可缺少的文化元件。南宋时期畲人在闽粤赣边界地区与客家人紧邻相处，彼此影响，学到不少东西，当他们大量移民闽东北一带，散杂居中又相对集中，创造性的发扬光大客家人的历史经验，可谓正逢其会。
  如此等等，还可以列出一些。最基本的是第一、第二两条，核心问题是如何能够在散杂居状态下、在与汉族近距离接触和相互影响中保持其自身的文化底色。
  而今时过境迁，这些过去行之有效的畲族传统文化承传方式，还有一定作用，但已经越来越弱，各种各样行政性的或市场性的或两者混合的“保护对策”遂应运而生。
  三 闽东畲族文化保护的主要工作和基本方法
  近年来，闽东畲族文化保护和建设问题日益引起各个方面的重视，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很好的成绩，在工作实绩中同时表现出其基本方法。
  1．实施畲族文化“八个一工程”
  2004年宁德市启动了抢救与发展畲族文化的近期“八个一工程”，主要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对全市畲族文化进行一次普查。深入200多个重点畲族村搜集畲族文物、文献，积累了2000多万字的文献资料，拍摄相关资料照片5万多张。
  编辑一套《畲族文化丛书》。2009年4月份《闽东畲族文化全书》（钟雷兴主编）共12册13卷正式出版发行。
  制作一套畲族文化专题光盘。现已完成总述、畲乡名胜、服饰、歌言、婚礼、祠堂、民间信仰等八个专题的制作。
  建一座文物馆。闽东畲族文物馆于2004年10月开工建设，2008年1月正式对外展出。
  开辟一条畲族风情旅游专线。决定设立中华畲族宫（亭坪畲族风情村、民俗街）、福鼎方家山畲族民俗村、福安穆阳畲族民俗古镇（红坪、溪塔、长潭畲族民俗村）、霞浦溪南白露坑半月里畲族民俗村、古田富达畲族村5个旅游点，现福鼎方家山的畲家山庄已经建成并对外开放，蕉城区金涵畲族乡上金贝村被列全省十个旅游村之一。
  命名一批畲族重点文化村。2004年确定霞浦县溪南镇白露坑村为畲族重点文化村；2006年确定福安市坂中林岭村、康厝乡凤洋村、古田县平湖镇富达村为畲族重点文化村。
  编辑一本中小学畲族文化乡土教材，2007年，由市民族中学主编的《畲族文化简说》试用读本已经编成使用。
  创作一台反映畲族风情的歌舞剧，目前《天罡赋》剧本初稿已经完成。
  2.保护与传承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
  近年来，闽东畲族民歌、畲族小说歌、“奶娘催罡（gāng）”巫舞、东畲族婚俗、畲族“三月三”节俗等一批项目先后被列入国家、福建省或宁德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就全省而言是很突出的。具体如表1一表3所示：
  3．修编、出版一批畲族史志和文史资料
  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组织修编、出版的畲族志有：
  《霞浦县畲族志》，俞郁田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福安畲族志》，蓝炯熹总纂，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福鼎畲族志》，蓝新福主编，2000年编印；
  《闽东畲族志》，蓝运全、缪品枚主编，民族出版社2000年出版；
  《宁德市（县）畲族志》，蓝纯干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
  《富达畲村志》，蓝正韶主编，2003年编印。
  这一时期编印、出版的畲族其他文史资料主要有：
  《闽东畲族革命斗争纪实》，钟大湖编写，宁德地委党史办公室1984年编印；
  《闽东畲族民间故事》《闽东畲族谚语》，肖孝正主编，宁德地区文化局1990年编印；
  《崇儒乡畲族》，陈国强、蓝孝文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出版；
  《闽东畲族歌谣集成》，肖孝正主编，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
  《猴墩茶人》，蓝炯熹著，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蕉城畲族歌言简集》，雷良裕主编，宁德市蕉城区宣传部2007年编印；
  《畲族文史资料专辑》，福安、霞浦、福鼎、宁德等市县政协先后分别编印；
  《梦里畲乡》，钟雷兴著，民族出版社2007年出版。
  《福建省宁德市民族中学志》，李健民编撰，民族出版社2008年出版。
  《闽东畲族百年实录》，宁德市政协文史委编（闽东文史资料第九辑），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2010年出版。
  与此同时，福建省民族研究所陆续出版的福建省少数民族古籍丛书·畲族卷（已出家族谱牒、契约文书、小说歌、民间故事等分卷）和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畲族卷，为学者们提供了很好的资料基础。专题研究方面也有不少成果推出。
  4．大力弘扬畲族优秀文化
  大抵同期，闽东建成了畲族革命纪念馆，畲族博物馆，中华畲族宫和闽东畲族文物馆，成立畲族歌舞团。闽东畲族革命纪念馆和闽东畲族文物馆被确定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是展示和宣传闽东畲族文化的重要载体；畲族歌舞团积极进行民族文化交流，是全国文化先进集体。
  2009年9月，中共宁德市委批准成立宁德市畲族文化研究所，成为国内首家地市一级的畲族文化研究所，进一步整合优化了宁德市畲族文化研究队伍，聘请了国内畲族研究的知名专家作为学术指导与顾问，搭建了闽东畲族文化研究的重要学术平台。
  宁德市民族中学从2005年开始，坚持开设校本课程《畲族文化简说》，对各族学生进行畲族优秀文化教育；配合课程教学建立的“畲族文化展厅”是目前最为全面、系统的畲族历史文化展示。
  每年“二月二”“三月三”“四月八”“九月九”“分龙节”等畲族传统节日，福安、霞浦、福鼎、蕉城、古田等县市区都举办大型的歌会和民俗文化活动，弘扬畲族文化。通过歌会和文化活动，还培养了一批歌手，扩大了承办村寨的知名度。
  四 当下“保护”的路径和限度
  近年来，闽东畲族文化保护和建设问题日益引起各个方面的重视，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很好的成绩，但形势依然有它严峻的一面。
  1．大倡文化“保护”的背景
  文化本自承传有绪，无须刻意“保护”。文化在其共享者生活的不同层面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倘使下一代也认同、共享上一代的文化，那么，文化就有了传续功能。虽然变动是文化的常态，没有亘古不变的文化，但常态的文化变动，是自自然然的发生和演化，发生和演化之中，自有承传的底脉在，一般不造成大规模的、急速的文化断裂。
  今日“保护”之声鹊起，乃是遭遇工业化、现代化潮流的特有景观。工业化、现代化潮流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早在鸦片战争前就已发轫。可是，势头远不像今天这么强急，良性的文化转型还时有佳例。工业化、现代化催生的全球化遍及各地，也多不如我们这么狂暴和鄙俗。在举国大忙种种粗放的现代化的“事业”竞逐巨浪之中，诸多传统文化事项的次第式微，无论畲、汉，殆不可免。我们的“保护”倡议，且不说被拒斥、被冷落，即使能够从“呼吁”到“政策”到“落实”都一路顺溜下来，也只能稍缓其势而已。文化人于此可以不甘不愿，可以心有戚戚，却不会有太多的有效办法。
  以语言一端为例。畲族至少从明清以来就成为一个散杂居的族群，现在的情势，广大畲民还必然要进一步开阔视野，促进交流，接受新式教育，融入外面的世界，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学习和运用纷至沓来的新概念、新原理、新知识，参加或听取乡里、县里的会议、报告，其优秀代表人物还会参加省里、省外直至中央的会议和各项活动，学会熟练听、说普通话甚至外语，已是十分必要。精英具有示范效应，语言需从娃娃抓起，那么，“防治”畲语整体上的萎缩，很难不面临困境。①从更大的范围说，中国社会科学院2002年度把《中国濒危语言方言调查研究》立为A类重大课题，组织许多民族语言专家，调查各地濒危语言，记录、描写、保存相关语言资料，出版研究专著、词典，建立少数民族语言音库，录制、保存濒危语言的声像资料。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工作，很可喜的成绩，但也毫无疑问，这些制作标本式的保护最终不能阻遏绝大多数濒危语种的消失。
  2．诸种保护方式的局限性
  前文所述诸种保护文化的努力，与历史上的文化承传，有一个最大的分别，即是传统文化哪怕是其优秀精华，也已从“承传”的主体变作“保护”的对象。所以，保护者虽也费心劳力，却未必能够挈其要领。
  有一种常见的保护办法，可以称为“展演式保护”。它往往与近二三十年蓬勃兴起的旅游业相结合，把文化做成“节目”献给游客。其成效也不算小，一可筹集各方资金，二可挖掘民俗资源，三可宣传地方优势，四可增进异族群对你的初步了解，等等。难以承受的代价是，民族文化往往被抽离它生命的整体环境而或多或少、或快或慢走向媚俗化、娱乐化和他者化。林锦屏以宁德八都猴盾畲族村“三月三”歌节为个案，观察其间民俗文化的功能异化现象，认为“权力与资本共同作用，将民俗文化符号商品化”，“在重新建构民俗文化符号的过程中，许多的民俗仪式恢复了，民俗物品被保护起来了，从表层上说，传统文化由此得以延续甚至彰显，但从更深的层面上看，文化符号象征意义的神圣性被旅游活动的娱乐性消解了。……有些少数民族的仪式（如祭祀）只有在特定的日子才举行的，而如今为了开发民俗旅游，变成了一种为外来游客而进行的表演，”其非同平常的神圣意义已经消失了。①
  还有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法，被命名为“生产性方式保护”，颇能兼得政府、企业和学界的认可。在原理的层面上，笔者也以为，这是一种切合手工技艺存在形态和传承特点的保护方式。而若结合实践的层面来考虑，仍觉得此中尚多不易处置的榫口。生产性保护的原则是对技艺体系和核心技艺的保护。手工生产是保持个性化、差异性的生产，不能大批量的克隆复制。宁德市霞浦县崇儒畲族乡上水村久负盛名的花斗笠，编织一顶需要270多根80厘米长的细竹篾，经过砍竹、裁竹、削篾、打顶、做坯、修边、夹料等37道工序才制成，这里曾经是畲族手工艺制作集中地之一，目前全村能完整制作花斗笠唯有80岁老人蓝兴佺，村里刚给他“配了”三个徒弟。②这样的传统技艺不像名酒、名茶一类制造业，做不到也不该做到后者那样的大机器生产规模。真要做到了，该传统技艺的真髓和魅力便丧失了。
  中国近年来的文化保护，以其时兴形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来看，虽然所指涉的保护对象主要是底层的、草根的、民间的、地域的、村野的和族群性的，但它的基本运作方式却是行政主导、自上而下层层动员、基于政治判断而展开的。结果便在“保护”的同时带来种种破坏和伤害。诚如周星所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明显地具有将民俗文化按照行政区划及其级别来区分等级的倾向。县级、省市级、国家级和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序列，原本只是为了行政管理的便利，它一旦成为体制，便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重要性和价值的等级制结构体系，这完全是非学术的，有悖于文化平等理念。过度倾斜关照某些特殊的文化项目而忽视或无视其他一般的文化，则有悖于文化生态和文化多样性原则。”③在行政主导、行政干预日益成为各项文化事业驱动总引擎的形势下，文化等级制、文化民族主义等问题，几成无解。
  目前很流行的一种保护模式是建文化生态园，这是“集萃”模式，在不少地方都出现过。宁德市民族宗教事务局也已完成《中华畲族文化生态园规划方案》，总占地350亩，总投资6.8亿元。应当承认，如前文所述，畲族的特异处在于它漫长的迁徙史和现实的散杂居形态，在这种情势之下，建个文化生态园以集中展示畲族风采，还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而且这种模式也有一些长处，主要是有规模，有影响，有经济效益。它的短处是“展演性”强而“在地性”弱，因而在文化上的“可持续”存在缺口。从根本上说，文化的产业化蕴含着一种内在的紧张，产业化运作对民族文化保真可能产生很大的破坏性。虽然文化自身是动态的、发展的，但产业的利润取向、规模经营，极容易迫使或诱使文化成长背离其固有逻辑，发生巨大扭曲。特别是在我国，严重缺失文化批判传统，例如像法国那样的以T.W．阿多诺、M．霍克海默创立的法兰克福学派及其后与时递变的相关新学派的自省、反思传统，特别容易迷失在经济扩张的凯歌声中，民族文化特色的生命力显得特别脆弱。
  文化产业“求大求快”战略和种种“恶搞”的运作过程，以及“文化企业重组并购”风潮日盛，引起一些学者的警觉。胡惠林指出：“2006年以来的全国性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规划制定，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对文化历史地理生态系统的大规模改造，是一次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原有历史地理生命系统的颠覆与再改造。在当代中国，似乎还没有哪一种产业形态有如此能量改变着中国的历史地理人文生态。”①这就需要我们在文化产业热中保持一份冷观察和冷思考。在畲族文化自我承传的整体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保护者当深存戒惧之心：保护的力度强、热度高、速度快、场面大，不等于保护的效果就好，有的时候特别是一切都作“大跃进”状的时候，各项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如果能够放慢一点脚步，是有利于文化变迁和文化延续之平衡的。
  当前的一个普遍性的误区，是用城市规划或区域规划的概念、理念来规划文化产业的发展，例如“纵、横”“园、区”“圈、带”等，其实都是城市规划或工业经济规划的空间表达，不能确切表达文化产业生命运动的内在逻辑。①这里，我们强调的是，在文化产业运作中务必高度重视文化保护问题，各个文化产业，包括本书前面提到的歌舞团、风情旅游、工艺制造等等，都要注意防止民族文化原质的流失和异化。越是大型的文化产业，保护的问题可能越严峻。
  五 加强闽东畲族文化生态保护的几个原则
  综如前述，我们也只能在已然遭遇的既定环境下加强畲族文化生态保护。工作千端万绪，无力深论，这里尝试性的约略提出几条原则。
  1．真正树立“保护为主”的理念。根据国家政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畲族节俗文化的生态保护，要把“保护、抢救”放在首位，“利用”和“发展”都是第二位的，而且是为“保护”服务的。现在的问题是，一谈保护，马上就与利用、开发搅在一起，变成“保护”搭台，“开发”唱戏，结果往往越保护，文化原质越减少、越走样。为避免误入歧途，要慎重从企业引资，要慎重与旅游开发结合。企业的天性是追逐利润追求回报，旅游开发的根本取向是迁就顾客的口味，这在经济领域本来无可厚非，若要赋予文化保护的严肃使命，便不宜草率成交。这里特别需要呼吁、敦促政府加大投入，这是其本职之所在。在资金来源有限的情况下，我们的工作或许只能“抓紧”而不“提速”。文化保护通常属于“细活”，那种大干快上、大开大合、大刀阔斧、大包大揽的风格，不一定合适。
  2．高度强调“在地”“生态”的意识。所谓在地，就是与全球化、普遍化相区别而与特定人群具体的本土知识、地方经验紧密联结；所谓原乡，是指祖先未迁移之前居住的地方；所谓原生态，一般定义为经由自然传承、未受外界冲击的原来的人文形态。三个词，意义接近，互相补充，极示强调之意。当然，变迁是文化的常数，今天已不大可能还存留纯粹的原生态文化，但相对而言，某些族群在特定环境中形成的较少受到工业、后工业文明冲击，大体未被卷入全球化浪潮的传统文化，还是颇不少见的。就闽东畲族文化的生态保护而言，笔者很赞同一位畲族朋友也是专家的看法：今天所能看到、所能讨论的畲族传统文化，只能是经过有清一代的发展而定型的畲族文化。这种文化在清中叶到民国时期尚未受到深度扰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化变迁大大加快，但它在晚清民国的风貌至今依然留有比较完整的痕迹，它的诸多元素依然紧紧植根于闽东广大畲村，“在地的”、与其存活环境浑然一体的保护还是可能的和有效的。
  3．综合运用两种保护模式。一种是建文化生态园，这是“集萃”模式，在不少地方都出现过，宁德市民宗局已完成《中华畲族文化生态园规划方案》，总占地350亩，总投资6.8亿元。这种模式的长处是，有规模，有影响，有经济效益。短处是“展演性”强而“在地性”弱，因而在文化上的“可持续”存在缺口。省政协视察团有的专家曾对此持质疑态度，但畲族的特异处在于它漫长的迁徙史和现实的散杂居形态，建个文化生态园以集中展示畲族风采，还是可行的。另一种是村落生态博物馆模式，选择条件合适的畲村，建立村落生态博物馆，对畲族文化原质及其生存延续整体环境实行深度保护。这里的“合适条件”，主要指：村中畲族人口占比大，畲族文化资源较完整，有较好的文化保护自觉性，与周边存在一定的文化隔离机制，等等。如果能把两种保护方式有机结合起来，效果自然会更好，生态园的文化展演也才后继有人。这牵涉到民宗局、文化局、建设局、民政局等多个职能部门，协调工作很重要。①
  4．畲族与汉族的文化遗产保护并行相济。长期以来，畲族就是一个散杂居民族，与汉族的关系非常密切，畲文化的不少成分来自汉文化，例如民间信仰，家族的物化形态即谱牒、宗祠等。而这些在汉族社会中，很容易以“封建迷信”遭受遏制和排斥。这种氛围很自然会影响到畲族社区。以盘瓠为轴心的民间信仰是畲族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核，而家族认同是畲族民族认同的基础。来自汉族社会的对于民间信仰和家族观念及其物化形态的遏制和排斥及其形成的社会氛围，对于畲族社会文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在民族杂散居地区进行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时，不能忽略的问题。因此，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文化遗产保护应当并行互济。即使单独讨论汉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对于何为“封建迷信”也需要慎重对待并加以准确地界定和甄别，要从整体观和大局观的角度来反思和重新认识这个问题。②

①详见林校生《闽东区域文化初识（下）》，《福建文史》2010年第4期。 ①《高皇歌》：见凌纯声《畲民图腾文化的研究》，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6本，1947年；转引自《畲族社会历史调查》附录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5—368页。 ②郑祖庚：《侯官县乡土志》，海风出版社2001年版（与朱景星《闽县乡土志》合刊），第383页。 ③转引自蓝炯熹《福安畲族志》，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④见光绪本《遂昌县志》卷11《风俗·畲民附》。 ⑤见道光本《建阳县志》卷2《舆地志·附畲民风俗》。 ①见清同治本《贵溪县志》卷1《杂类轶事》。 ①关于全国最大畲族聚居区闽东的畲语濒危情况，可以参看赵峰《闽东畲语濒危现状考察》，《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闽东畲族母语的传承与保护》，《长春工程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年第12卷第3期。 ①详见林锦屏《乡村旅游浪潮下民俗文化功能的异化》，《宁德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②关于上水村花斗笠工艺最近的报道，可读林鹏浩《畲族花斗笠：婉转于手间的农耕记忆》，载《闽东日报》2012年8月14日。 ③周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和中国民俗学：“公共民俗学”在中国的可能性与危险性》，《思想战线》2012年第6期。 ①胡惠林：《文化产业正义：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地理学问题——关于文化产业发展新战略理论思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①参见前揭胡惠林文。 ①以上三点，参见林校生《简论闽东畲族年俗文化的承传与开新》。 ②本条据宁德市民族宗教局、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从闽东白露坑看畲族文化遗产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