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央、省委出台各项扶贫政策。闽东大地，人们在奋力摆脱贫困。到1988年年底，全区脱贫率已达87.3％。然而，对‘山高坡陡石头多，居住分散村庄多，基础薄弱灾害多’的闽东地区，处在恶劣环境中的一部分人脱贫则难上加难。”①“20世纪90年代初，闽东10户以下的畲族自然村有357个，2570户，11500人。聚落分散，直接导致了扶贫成本的增加，基础设施发展滞后。据统计资料显示，1989年，全区已通公路的畲族村405个，仅占畲村总数的1/5，已通电的畲族村971个，占畲村总数的1/2，已用上自来水的畲族村262个，占畲村总数的1/7。同时，教育、卫生、文化、科技等公共服务难以覆盖和延伸到少数民族山区群众，村民普遍存在行路难、看病难、上学难等基本生存问题。由于闽东畲族村民生活必需品的获取结构和数量、公共交通、饮用清洁水、卫生环境、受教育程度、医疗保健以及必要的文化设施等等与我省发达地区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使得闽东畲族乡村的生产力水平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接受新事物、感受外界变化的能力弱于发达地区，并最终导致获取收入的能力差距。据统计数据显示，1993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210.5元，全省少数民族农民人均纯收入为880元，而闽东畲族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仅为700元。②另有一批畲族村落处于地质灾害频发的地带，这里缺乏最基本的生命和财产的保障。对村民的生产和生活危害较大的地质灾害主要有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就20世纪80年代，闽东畲族山区山体滑坡危及村庄民居的现象多次发生，如1987年9月11日，宁德蕉城区九都镇九仙畲族村遭遇了百年罕见的泥石流灾害。一夜之间，小畲村被乱石、碎瓦覆盖，有31人遇难。”③
  综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行为，贫困现象往往是在一定的政策干预下得到缓解和消除。政府始终是农村反贫困资金最主要的提供者及大规模扶贫的最有力的推动者。取决于反贫困的运行机制、总体规划以及项目的选择、操作、执行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反贫困的效率。早在闽东工作时期，习近平就开始探索畲民下山、连家船民上岸的移民搬迁工程。在考虑到救济式扶贫救济不治本、就地开发综合成本太高之后，闽东党委、政府意识到以人口迁移来帮助这部分贫困人口从恶劣的生态环境中脱离出来，有效解决这一矛盾。
  “当时，闽东几任领导，一任接一任地探索脱贫致富的路子。‘搬迁’成为一个很好的出路。早在1985年扶贫工作刚起步时，闽东就开始对一些偏远地方的受灾户实施‘救灾搬迁’工程，迁出的群众较快地脱了贫。”“闽东最早尝试实施‘造福工程’的是地质灾害频发的民族村，如福安市康厝畲族乡东山畲族村，1987年该村有96户、370人，其中畲族79户、310人。当年，该村后门山出现裂缝，有滑坡险情，政府有关部门十分重视。随即，省民政厅拨款5万元，地区民委拨款1万元资助村民搬迁。至1992年止，共搬迁90户380人至石碑洋村。新的村落仍称‘东山村’。搬迁前的1988年，东山畲族村人均收入270元，比全市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475元低205元。搬迁后的1993年，全村总收入达40.3万元，人均1060元，比1988年增长790元，比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980元高8.16％。”①
  尽管宁德畲族村搬迁的初始酝酿阶段大多是为了避免自然灾害，而不是以解决贫困问题为出发点，但客观上搬迁畲村却取得了脱贫致富的良好效果，从而为贫困山区畲族村的脱贫摸索出一条可行之路。“1987年人均收入才130元、人均口粮不足200公斤的福安市溪潭乡马山畲族村，搬入公路边的新村后，1992年全村种植生姜100多亩，加工出口新加坡，大部分村民仅生姜一项年收入就达6000多元，很快脱了贫，告别了年年领救济款的日子。”②“宁德市三都澳半山畲族村原地处海岛的大山之中，仅有12户56人，全是畲族。村中水、电、路等基础设施缺乏，教育落后，生活艰辛。村里妇女远嫁，男人独身，人口呈下降趋势。1993年5月，政府补助9.9万元，帮助他们迁往海边，并完善基础设施。搬迁户除了种田外，还养殖海带、紫菜等，人均年收入从搬迁前的340元增加至千元以上。”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