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宁德市是位于福建省东北翼的中心城市。东临东海，与台湾隔海相望，处于长江、珠江三角洲两个发达经济区的中间地带。南接省会福州市，是福建省离长三角最近的地区。西邻南平，北连浙江温州、丽水。宁德市地处洞宫山脉南麓，鹫峰山脉东侧，东面濒临太平洋，中北和中南部横亘太姥山、天湖山两条山脉，构成沿海多山地形。区内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其间杂有山间盆地，沿海一带夹滨海堆积平原。区内海岸线漫长曲折、港湾、海岛众多，海域辽阔。其地理形势兼具明显的东南沿海与丘陵山区的两大特点。1999年11月，国务院批准撤销宁德地区，设立地级宁德市。宁德设区市下辖蕉城区、东侨区、福安市、福鼎市、古田县、霞浦县、周宁县、寿宁县、屏南县、柘荣县。其中蕉城、东侨、福安、福鼎、霞浦等5个为沿海县（市、区），古田、屏南、周宁、寿宁、柘荣等5个为山区县。域内共124个乡、镇、街道办事处，2261个村（居）委员会，土地面积1.34万平方公里。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户籍人口3393698人，常住人口2821996人。宁德域内有畲族人口154771人，占我国畲族总人口21.84％。分布全市9个县（市、区），123个乡镇及街道办事处，734个建制村。市内设1个畲族经济开发区、9个畲族乡、286个畲族（建制）村。宁德是我国畲族人口比例最高、分布最广的地域。
  宁德市通称闽东，历史上，闽东的地域范围还包括了今由福州市管辖的罗源、连江二县。畲族是我国东南沿海的一个主要的少数民族，也是闽东最主要的世居少数民族。畲族先民大量迁徙于闽东始于明代，明清两代，闽东畲民“大分散、小聚居”的聚落格局逐步形成。随着有清一代的政治、经济政策在畲区的实施，畲民的社会地位逐渐显示出来，清代各县的地方志书上均开始有了关于畲民的记载。明清时期，在闽浙赣交界地的我国畲民最主要的聚居地中，闽东畲民人口比例最大，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传统。清光绪本《福安县志》有“各都畲民村居”的详细记载，即在福安县35都中，畲民村居占30都，共215个村落。①清乾隆年间，官方绘制的《皇清职贡图》中，有两帧描绘罗源、古田两县畲民。这种用满汉两种文字描述畲民的彩色绘图是清廷首次将东南沿海的族群归入了国家档案。
  宁德市畲族主要分布在闽东北鹫峰山脉前缘、太姥山脉和交溪（长溪）、霍童溪两大流域，以及闽东北诸小河流域等地区，还有小部分畲族村落分布于沿海岛屿。宁德畲族是南中国兼具山区与沿海地域特征的少数民族。我国学者林校生对宁德畲族的地理分布有基本的认识：“福建畲族比较集中地迁居今日宁德市境内（包括临境的罗源和连江），当与闽东北滨海区域的地表形态有密切关系。闽东北的地表形态与整个福建的情况，同中有异。例如，多山，溪河多独流入海，山岭纵横河道交错的结果，是把大地分划成许多‘格子状’的小单位，‘格子’与‘格子’之间能够相互联系，但不便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整个福建大体如此，而闽东北的地形更‘细碎’些，除了古田溪与闽江可以相通，这里的河流都自成格局，长溪为福建第五大河，霍童溪为福建第七大河，全区24条较大河流的流域总面积可以占到全部土地面积的将近89％。而且陡峭的丘陵直接延伸到海中，造成全国曲折度最大的一长段海岸线。这与闽东南较多滨海小平原是很不相同的。闽东南的地理条件比较优越，人口繁衍快，人地关系更紧张，汉族势力也更大。畲族在那里更难插足，插上足的，接受汉族文化影响的速度也更快。而闽东北滨海地带亦山亦海、山在海中的特点，可以使初迁的山地畲民更快适应环境，在海滨丘陵从事传统的生产活动。”②自古以来，闽东北的地理交通是很艰难的，历史上曾有“闽道难于蜀道”之说。清初畲族学者蓝鼎元说：“自浙东海岸温州入闽，由福宁州、宁德、罗源、连江至省城，皆羊肠鸟道，盘纡陡峻，日行高岭云雾中，登天入渊，上下循环，古称蜀道无以过也。”③畲族大大小小聚落，格子状地分布在道路曲折、交通艰难的闽东山水之间，畲族村民自给自足的自洽性，使得其文化特征，既有本民族的共同性，又有所处地域的差异性，也构成了闽东畲族文化的丰富性。
  学者赵明龙对宁德畲族地理分布与经济格局的形成有比较具体的论述，他认为，宁德畲族经济文化中心的形成特点：“一是畲族经济文化中心大多分布在沿江、沿海、沿路的商道上。这些商道，古代以水路为主，现代则为公路所取代，或公路、水路并举，扬长避短，优势互补。二是畲族经济文化中心在商道上从寄生到形成，不是随意在沿江、沿海、沿路的每个地方形成，而是选择在由畲汉民众约定俗成，定期交换的商品集散地中产生，这些商品集散地通常是一个盆地或小平原，周边由众多的畲汉村庄和一定人口的生产与消费需求所支撑。三是畲族经济文化中心的形成，往往也与政治中心相辅相成。一般地说，畲族的简单商品生产培育了畲族经济中心的形成，使商品集散地成功上升为圩镇，而圩镇的形成又被历代政权选择为政治中心（县治、区乡镇治所），而政治中心的设立，使城镇既是商贸中心，又是政治文化中心，从而进一步聚集城镇人口，加快城镇化的发展。”①
  1989年，时任中共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认为：“闽东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畲族同胞有十几万，占全国畲族人口总数的40％，占全省畲族人口总数的70％。这是闽东地区的一个特殊情况，也是闽东民族工作的一个特色。我们的事业方方面面，千万不能漠视少数民族事业这一重要方面。这是一个原则，基于这个原则，我们有必要深刻地思考关于促进少数民族共同繁荣、富裕的几个问题，我们的出发点和归宿是要巩固民族大团结的基础。”②由此，我们认为，宁德是我国东南沿海的民族地区，宁德的民族工作特色就是如何把握畲族发展与民族团结问题。
  一 宁德畲族村与畲族乡
  要了解宁德市的畲族经济、社会、文化，主要依据是宁德市的畲族村与畲族乡。
  据2005年宁德市统计的234个畲族村委会中，包括福安市106个，霞浦县49个，蕉城区35个，福鼎市25个，古田县6个，柘荣县5个，寿宁县4个，周宁县3个，屏南县1个。在234个畲族村中，海拔高度在99米以下的有59个，占25.21％,100—499米的有146个，占62.39％,500—799米的有29个，占12.39％。可知，闽东畲族村主要在海拔100—499米的丘陵山地之间。
  据2013年《福建少数民族乡村社会经济统计资料》（福建省统计局、福建省民族宗教厅编），宁德市有畲族建制村238个。总户数60659户，其中少数民族31464户，占51.87％；总人口234395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137001人，占58.45％。少数民族人口中95％是畲族。
  宁德畲族乡都在沿海县（市、区）域，其中蕉城区有金涵畲族乡，福安市有坂中畲族乡、穆云畲族乡、康厝畲族乡，霞浦县有盐田畲族乡、水门畲族乡、崇儒畲族乡，福鼎市有硖门畲族乡、佳阳畲族乡等9个畲族乡。在9个畲族乡中位于城区近郊、高速公路互通口与沿海沿江水道的有金涵、坂中、盐田、硖门、佳阳等5个畲族乡，这些畲族乡在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有一定的地理优势。如金涵畲族乡，位于蕉城城区东南部，距市区中心2.3公里。在金涵乡驻地本地户籍人口仅3000人，而外地流动人口1.3万人。这里是蕉城主要的工业区，有规上企业①26家。2012年其产值29.28亿元，占蕉城区99.12亿元的29.54％,2013年产值43.21亿元，占蕉城区133.79亿元的32.30％。
  宁德9个畲族乡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中，第一产业占41.27％，第二产业占28.05％，第三产业占30.69％；福建全省18个畲族乡三次产业从业人员213731人，其中第一产业102523人，占47.97％，第二产业52479人，占25.55％，第三产业58732人，占27.48％。
  宁德9个畲族乡三次产业产值比例中，第一产业占7.22％，第二产业占86.60％，第三产业占6.65％；福建全省18个畲族乡三次产业总产值2186926万元，其中第一产业246205万元，占11.40％，第二产业1788034万元，占81.76％，第三产业149684万元，占6.84％。
  宁德畲族乡村有着丰富的山海资源，最主要的特产是茶叶与水产品。宁德9个畲族乡茶园面积占福建省18个畲族乡茶园面积95726亩的85.31％，茶叶总量6620吨的84.14％；其淡水产品量占全省18个畲族乡淡水产品8160吨的29.72％，海水产品47470吨的39.94％。
  习近平认为：“畲族地区有潜在的资源力量，但这并不等于具有现实的经济实力。要实现这种‘潜在’与‘现实’之间的转换，必须进行对自然资源的开发。资源开发，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市场需要，我们讲的资源开发，是符合社会主义商品市场需要的开发，因而是经济的综合开发，这种开发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的；不是单纯讲经济效益的，而是要达到社会、经济、生态三者的效益的协调。”①
  关于宁德畲族乡村的发展问题，习近平还有精辟论述，他说：“一般来说，由于传统的原因和客观因素的制约，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科技力量薄弱，交通运输不便，人才短缺，但自然资源十分丰富；非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科技力量雄厚，交通运输便利，人才济济，但自然资源相对匮乏。这样一种反差，决定了闽东畲族地区的发展要走一条‘双向开放’和‘双向开发’的道路。‘双向开放’即对内、对外同步开放。一方面积极参与本地区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市场竞争，加强外引内联，大力引进信息、资金、技术和人才。进行优势互补；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和交换，努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全面发展。‘双向开发’即资源和市场同时开发。一方面大力开发本地区的‘山海田’资源，开辟与之相关的加工工业和第三产业，推动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开发市场，开拓商品流通渠道，根据市场需要努力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和与之配套的加工业，为广大农村特别是畲族地区大量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大的用武之地。”①
  二 “闽东之光”的丰富性与开放性
  习近平把闽东值得引以为豪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喻为“闽东之光”，他说：“什么是闽东之光呢？我想，闽东的锦绣河山就是一种光彩。闽东的灿烂文化传统就是一种光彩。闽东人民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善良质朴的精神就是一种光彩。认识到自身的光彩，才有自信心、自尊心，才有蓬勃奋进的动力。一个地区的文化建设内容很多，有一个重要的着眼点就是要弘扬地方的传统文化。从整个国家来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民族的延续和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我们已经树立了强烈的民族自信心，无论是在民族危亡，还是在民族昌盛时期，这种自信心都是我们民族精神中最稳定的成分。正是这种自信心，使中华民族渡过了近代史上许多内忧外患的危机，使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有了令人敬佩的今天。闽东的文化建设也具有同样的意义。我们有一个明确目标：通过文化建设，弘扬民族文化传统，不仅增强我们的自信心，而且提高外界对闽东的信心。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要求——一定要把握住闽东的闪光之处：畲族文化是一个闪光点；闽东是老区，有长期的斗争历程，也是一个闪光点；闽东人民现在正在抓紧机遇，脱贫致富，这又是一个闪光点；闽东的山海交融，风景独特，这也是一个闪光点。”①习近平充满热情地概括了闽东文化的4个闪光点，其中第一个闪光点是畲族文化，其余的3个闪光点也都与畲族文化有关。可见，畲族文化在闽东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习近平说：“畲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这不仅是畲族人民自己的瑰宝，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份宝贵的财富。畲族文化为畲族的延续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一定要让畲族文化更加发扬光大。”②
  宁德畲族的地理禀赋孕育了丰富的畲族文化。在我国的畲族文化系统中，宁德所具有的畲族文化，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最丰富的。从内容上，畲族文化在物质、精神、社会等层面，在生产与生活，在日常与节日，从衣食住行到生老病死都富有地域性的民族特征。从形式上，在畲族文化基本相同特征中，又因为所处闽东的地域不同，而存在差异性。如以最体现畲族文化特征的歌谣、服饰为例，闽东畲族歌谣，就有连罗调、福安调、霞浦调、福鼎过海调等。闽东畲族女性服装、头饰又有连罗装、福安装、霞浦装、宁德装、福鼎装等。展示畲族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是宣扬“闽东之光”的重要途径。习近平说：“我建议，一是办一个畲族文化节，我们已经挖掘了不少畲族的民族文化，如新畲歌、民俗、民谚、民间音乐舞蹈、民间故事、民族工艺美术品、民族文物、民族武术等，完全有条件办一个文化节，搞一次畲族文化大检阅。”①
  畲族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具有强烈的开放性，即畲族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都会或多或少采借汉民族的文化基因。如畲族传统文化的三大构件，即“畲族宗教意识产生巫术文化，伦理规范产生家族文化，审美思维产生歌言文化。”这三大构件体现在“以汉字为载体的畲村地方性文献”之中，包括畲民巫师的科仪法书，乡村家族的文书档案，家家传唱传抄的歌言（歌谣）唱本。②畲族巫师科仪法书中有浓厚的闽浙赣交界地汉民族闾山派陈靖姑文化的巫术色彩；在畲民家族文化中，家谱世系的编订完全按照汉族的“欧苏模式”进行；在畲族小说歌所歌唱的故事蓝本中有来自汉族章回小说与民间艺人的评话，如《白蛇传》《梁祝》《奶娘传》等。畲族文化的开放性就在于大量地吸收汉族文化基因，并加以再创造，而熔铸成畲族传统文化的基本构件。畲族文化的开放性奠定了畲族文化生存的基础。
  畲族文化的开放性是有启迪意义的，即畲族经济的发展也应该具有开放性。习近平说：“畲族经济要发展，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走开放的道路，跨出自己的小天地。人类的历史就是在开放中发展的。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不能只靠本民族的力量。只有处于开放交流之中，经常与外界保持经济文化的吐纳关系，才能得到发展，这是历史的规律。要树立商品经济观念，这是开放的前提条件。畲族经济的发展，既需要外力的帮助和推动，更需要内在活力的启动：要启动内在活力就要把原始的、自然经济的封闭保守的观念，改变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思想、新观念。……虽然，闽东畲族的经济发展起步要更晚些、基础更差些、限制条件更多一些，但是只要畲族经济更开放些，畲族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发展还是大有希望的。”③
  三 宁德畲族人口的散居化与城镇化趋势
  21世纪初，宁德畲族人口变迁的重要标志是，人口的散居化与城镇化。
  闽东畲族人口的散居化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其一，“造福工程”等异地移民政策的实施，畲族聚落从自然条件恶劣的地方迁移到了自然条件相对优越，靠近集镇，适合人居住的地方。至2012年年底，宁德市少数民族“造福工程”共搬迁12505户53851人，占全市少数民族总人口198919人的27.07％，涉及93个乡镇，占全市乡镇总数的71％，涉及的296个建制村，共搬迁713个少数民族自然村。以上搬迁的少数民族村落人口中95％是畲族人口。在“造福工程”实施的过程中，许多畲族聚居的旧村落，变成了民族杂居的新村落。其二，闽东畲族人口的流动中既有大量的乡村农民三五成群地外出打工所形成的“离土又离乡”的水平流动，也有他们在乡镇兴办企业所造成乡村人口的“离土不离乡”的结构性流动。这两种人口的流动伴随畲族人口的城镇化实施而行。其三，畲族与其他民族（主要是汉族）的通婚。据《福安畲族志》记载：“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统计，坂中畲族乡18个村民委员会（缺井口、坂中）累计，1608对夫妇中，畲家族内婚1523对，占94.71％；畲娶汉45对，占2.80％；畲嫁汉40对，占2.49％。韩阳镇16个街（村）统计，715对夫妇中，畲家族内婚230对，占32.17％；畲娶汉260对，占36.36％；畲嫁汉225对，占31.47％；畲汉通婚共485对，占67.83％。综上所述，农村畲汉通婚现象并不普遍，而城镇畲汉通婚比例高于畲家族内婚35.66个百分点。”①这种畲族婚姻数据基本反映了20世纪末闽东畲族的族际通婚状况。到了2010年闽东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畲族与其他民族通婚的现象已然很普遍。据下表统计，2010年宁德市60240户畲族家庭户中，畲族与其他民族组成的混合户有24092户，占40％。而1990年福安市畲族家庭户14995户中，畲族与其他民族组成的混合户1331户，占8.88％。②以上两种时间段的统计资料，说明相差20年，畲族族际婚姻、混合家庭的变化是巨大的。闽东畲族的散居化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闽东畲族人口的城镇化主要表现为如下特点：其一，大量农村人口离开了户籍地。根据1990年“四普”资料，宁德畲族人口157313人中农业人口146113人，占畲族总人口的92.88％，非农业人口4653人，仅占畲族总人口的2.96％。①可知，在20世纪90年代，闽东畲族人口主要在农村。但是，20年后情况发生变化。据2010年“六普”统计，闽东畲族人口中，户籍人口189173，常住人口154771，即有34402人口不在户籍所在地，而在异地流动，其人数占户籍人口的18.19％。在闽东各县（市、区）畲族人口的变化都基本如此，特别山区县份的畲族，更多人离开户籍地，而前往经济发展较为活跃地区。如屏南、古田、寿宁、周宁四地畲族离开人口数，分别占户籍人口的39.02％、35.46％、35.14％、32.15％。只有宁德东侨区，户籍人口209人，而常住人口多出932人，占户籍人口的445.93％，较之其他县（市、区），东侨区基本没有农村，是闽东城镇经济相对集中、商机潜存的地区。
  其二，根据2010年“六普”资料，闽东畲族人口的城镇化率不是很高，即维持在20.20％—42.76％。而且，宁德各县市区的畲族人口的城镇化率的发展也不是很平衡。四“弱鸟先飞”与“滴水穿石”
  从宁德畲族的地理禀赋与民族特征，可以看出，闽东是我国东南沿海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较高、特色较明显的地区。因此，闽东地方的畲族工作，可以看成是我国散杂居地区的民族工作。1989年，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在闽东工作中，留下了许多关于畲族工作的宝贵经验。他曾满怀深情地说：“我和畲族是有缘分的。我曾经工作过的闽东地区是我国畲族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特点最明显的区域，工作挂点的福安市坂中乡是典型的畲族乡。在闽东，我耳闻目睹了畲族人民的艰苦奋斗和畲族地区的繁荣进步，尤其是畲族人民贯彻执行改革开放方针和党的民族政策，使畲族乡村发生令人振奋的变化。今天，我虽然离开了闽东，但时常还会回忆起畲乡的山山水水，我的心系着畲族人民。”①
  习近平在宁德工作时说：“当前，民族问题更集中地反映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建设的问题上。加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使他们赶上或接近汉族的发展水平，才能够解除事实上的不平等，使各民族得到共同的繁荣。这是社会主义时期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的主要内容，是少数民族工作的主要内容，也是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石，也是我国民族政策的核心。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消除了民族压迫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为民族平等提供了最根本的保证。但是，我们还应当认识到，实现民族间事实上的平等首先就要消除各民族在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上的差距。目前，全国扶贫工作的主战场已开始转移到少数民族地区。90年代，闽东畲族地区开始从解决温饱问题为重点的摆脱贫困时期，进入以经济开发和开放为重点的实现小康时期。这一时期，我们要巩固和发展80年代的成果，力争尽快缩小畲族地区与闽东、与全省全国先进地区的经济差距。”②当时，习近平领导了包括畲族在内的闽东各族人民，进行反贫困的攻坚战，并将工作经验编成文稿，名曰《摆脱贫困》。在书中他大力倡导“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精神，这是习近平在宁德工作实践的总结，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意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摆脱贫困》的文集中，开篇的文章说：“闽东的畲族人口占畲族总人口的40％，占全省畲族人口的70％。畲族多居住在山高偏远的地方，生活比较贫困。民族工作是我们一项带有根本性的工作，致力于各民族的平等、团结是我党民族政策的基本内容。民族工作的立足点在于发展经济，只有把经济搞上去，才有可能谈民族的真正平等。要制定一些少数民族乡村的特殊、优惠政策，给他们以更好的帮助。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整理民族文化，办好民族中学。”③1988年6月，习近平上任闽东，7月到8月就协同地区的几位领导同志，走了闽东九县，还顺带走了浙南温州、苍南、乐清。根据闽东的“老、少、边、岛、贫”的实际，他确立了“弱鸟先飞”的精神。“弱鸟先飞”有如下两层含义：一是敢于正视自身“弱”的现状，贯彻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提出“先飞”的行动要求，贯穿了对内因和外因辩证关系的深刻理解。事物的产生、发展都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内在依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贫困地区的落后既受发展基础、自然条件等客观外因的影响，也有观念举措相对保守等内在因素。因此，摆脱贫困，既要加大外力扶持力度，又要充分调动“弱鸟先飞”的主动性。而外力扶持必须通过贫困地区的主动“先飞”起作用。
  “滴水穿石”生动体现了量变质变规律。事物的发展变化都要经历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质变不是突变，是需要经过量变的长期积累。摆脱贫困不是一蹴而就的工作，习近平强调不能只热衷于做“质变”的突破工作，而要注重做“量变”的积累工作。因此，推动扶贫开发工作，必须大力弘扬“滴水穿石”精神。“要根据本地的特点大力发展生产力，开发资源和开拓市场并举，走出一条具有畲族山区特色的市场、技术、资源相结合的开发路子。”①推及言之，民族工作也要提倡“滴水穿石”的精神，即要立足实际，胸怀大志，需要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需要的是锲而不舍的韧劲。②“滴水穿石”精神与习近平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所提倡的民族工作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

①张景祁：《福安县志》卷3《疆域》。清光绪十年（1884）刊本。 ②林校生：《“滨海畲族”：中国东南族群分布格局的一大变动》，载《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7页。 ③蓝鼎元：《鹿洲初集》卷12《福建全省总图说》，载《鹿洲全集》（上），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8页。 ①赵明龙：《福安经济开发区的建设与畲族的城镇化进程》，载《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变迁》，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188页。 ②习近平：《巩固民族大团结的基础——关于促进少数民族共同繁荣富裕问题的思考（一九八九年六月）》，载《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①规上企业，即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即当年产品销售收入2000万元以上（含）的工业企业。 ①习近平：《畲族经济要更开放些》（一九八九年四月）载《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9页。 ①习近平：《巩固民族大团结的基础——关于促进少数民族共同繁荣富裕问题的思考（一九八九年六月）》，载《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1—122页。 ①习近平：《闽东之光——闽东文化建设随想（一九九〇年一月）》，载《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1—22页。 ②习近平：《巩固民族大团结的基础——关于促进少数民族共同繁荣富裕问题的思考》（一九八九年六月），载《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4—125页。 ①习近平：《闽东之光——闽东文化建设随想（一九九〇年一月）》，载《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3页。 ②参见蓝图、蓝炯熹《闽浙赣交界地：地理枢纽与畲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以历史地理为视角》，载《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第15页。 ③习近平：《畲族经济要更开放些》（一九八九年四月），载《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8页。 ①蓝炯熹：《福安畲族志》，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②同上书，第38页。 ①蓝运全、缪品枚：《闽东畲族志》，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 ①习近平：《一切为了畲族发展——＜畲族社区研究＞序言》，载《福建民族》1999年第2期，第1页。 ②习近平：《巩固民族大团结的基础——关于促进少数民族共同繁荣富裕问题的思考》（一九八九年六月），载《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8页。 ③习近平：《弱鸟如何先飞——闽东九县调查随感》（一九八八年九月），载《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9页。 ①习近平：《巩固民族大团结的基础——关于促进少数民族共同繁荣富裕问题的思考》（一九八九年六月），载《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0页。 ②参见习近平《滴水穿石的启示》（一九九〇年三月），载《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8—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