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内容
关于畲民的名称
在福建省和浙江省的偏僻山区里，除了本地的居民以外，还生活着一个大家不熟悉的民族。虽然从表面上看，这个民族有其共同的祖先，但它却处于分散状态。各个分支之间极少或者根本没有任何联系。这在这个民族的名称上也有所表现。在欧洲的文献里多半用不能说明问题的使用误解的“土人”这个词来称呼它。在汉人那里，对这个民族的叫法也因地而异。在浙江，官方把这些土人叫做畲民。这些人把自己称做客家人，即外来人的意思。浙江汉人的通俗说法是把这些土人叫做畲客。土人自己则认为这是骂人的话。
关于这个少数民族的名称，就其住在福建境内的来说，我们应当感谢凯洛克和江鼎伊的一份详细的报告。汉人怎样称这些浙江土人呢？我们在浮云（云和县魏兰先生的笔名）写的《畲客风俗》一书中找到了详尽的讨论。
此外，浮云还引证了屠本仁与吴楚椿关于对土人的叫法的一些说明。
按照浮云的说法，“畲”字应写作裔，其解释如下：字读音同"蛇”，由“入”和“番”两部分组成，不知道这个字是在什么时候，由谁首先使用的。然而在处州府，这是人所共知的。尽管在汉语字典中没有这个字。有人主张，这个字该写成“畲”字（耕种了三年的田），该念成“余”或“奢”的音，而不可读如蛇，这个“畲”字和“畲”字根本没有关系。人们怎么能用它作为论据呢？即有这个“畲”字，一定有其原因来源，不能因为字典上没有这个字，就说是捏造。所以我使用“畲”字。
浙江丽水县督学屠本仁有不同的看法。从他发表的意见中可以看出（我们只引证其中文原文），他认为“番”字是“畲”字的误字。“畲”字的意思是“烧丛林来耕田”。这个见解比上面引用的浮云的见解有更大的可能性。这个“畲”字关系到中国南部广泛使用的耕作方法，即以草木灰作肥料和以烧毁植物的办法来垦荒地。
县官吴楚椿说：根据中文字典，“畲”字可解释为“新田”。他认为当地的汉旗居民不愿意给那些土人一个体面的名称。所以从“畲”字中的一部分（畲）造成了一个“番”字，从而使整个“番”字取得了“自番而入”的涵义。
浮云继续对土人的名称发表了如下的意见：畲客谒见一位官员时自称为畲民。汉族居民则把他们叫作畲客、客家人、畲客人或畲家人。和这些土人直接交往时则避免用“畲”或“客”这种字眼，而说“你边人”、“我边人”。汉人把土人妇女叫做“畲客婆”，当面则称为“阿嫂”。
在土人的一本家谱中（这家谱将在后文中评述），有一处地方把土人叫做瑶。这个名称虽然他们自己已经不熟悉了，但它却给人以重要暗示：这个民族与中国南方的瑶族是近亲，或者说，是他们的一部分。无论如何，一切都表明（从面前的这个报告中也可以看出），这些所谓“土人”不是指什么土著的居民，而是指一种在相当晚的时候才从南方迁来的民族。他们在福建的分布由于凯洛克公布的福建省建设厅的一张地图而更为人所共知。根据这张地图，这些土人主要生活在福建的北部和东部的许多县里。此外，他们还分布在与福建邻近的浙江各县：青田、处州（即丽水）、缙云、宣平、遂昌、松阳、龙泉、云和、景宁、泰顺和平阳。在别处就见不到象这些地方较为集中且彼此有联系的聚居地了，则表现为与汉人的杂居，并且大多数又避人不易进入的、土地贫瘠的，车船到不了的高山深谷。
汉人同化外来民族的能力是人所共知的。这些土人也接受了大部分汉人的文明与文化。比如，一个没有成见的外国人，如果来到处州一个土人的居住地，他们基本上看不出这地方和汉人的居住地有何区别，如果他没有注意到妇女（假如能见到的话），穿的老式剪裁的衣服都有很宽的镶边，赤着脚或者穿着草鞋，而汉族农民当然是穿布鞋的。只有一件事会马上使他惊奇不已：这个居住地的住户在外人面前特别胆怯。他一走近，妇女和孩子们便突然消失了，只是偶然会见到一个好奇而胆怯的男人站在角落里或走道旁，假装在干什么活，以此作为一种借口，以便能在一旁不受阻挡地观察这位罕见的客人。这和欧洲的旅行家所早已熟悉的中国人的好奇心正好相反。可是，这种情况的发生不是在一个特别偏僻的土人居住地，而是在距离大城市处州府仅仅一小时行程的一个小村子里，况且我们还是由几位和这些土人很熟的汉人陪同前往的。畲民不仅对于欧州人如此胆怯，对于当地的汉人，也是几乎同样的胆怯，这是一种可靠的标志，说明被汉族文化同化的过程在这儿还远远没有结束。
研究这个特殊的民族有多方面的重要性。以前，关于福建和浙江土人的情况，还是比较不为人所熟悉的。而这少量的材料，又是散见于简短的、往往难以弄到的报告中。这种土人居住地多半还根本没有被从事民族学研究的旅行家访问过。再则这些当初从南方迁来的居民的遗族，在文化史的意义上毫无疑问是值得注意的，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伟大的比较统一的华南民族是由许多不同的民族混合而形成的。这一个同化过程如今还在进行。旧的风俗和服装，原始的性格特征和原始的宗教，这是一个方面；汉人的农业经济和土著居民的农业经济，几乎没有区别，这是另一方面。这里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一个机会来抓住华南原始居民终于形成中华民族一部分的一个发展阶段。这一发展是干百年来在好多地方发生的。而关于这种发展，从悠久的中国历史文献的经典著作中，给了我们令人信服的证明。
当时的中央政府是以值得称赞的方式来照顾这些土人的。它至少开了一个头，减轻了这个民族所受到的汉族地主的奴役和无以复加的沉重压迫。这样一来，被同化过程的速度也加快了。因此，就到了挽救尚可挽救的有关民族学的资料的时候了。土人们由于南京政府和奉旨行事的浙江省政府第一次答应改善他们深受压迫的社会地位，从而对政府满怀热情，那是可以理解的。可惜的是急于求成的官员们在“改革"的努力中，也把眼光盯在土人特殊服装上，在废止这种服装以及某些独特的风俗习惯方面，取得了比在社会改革上更为明显的成果。而后一种企图，无疑会受到有势力的地主的反抗。所以至今为止，由于进行这些“改革"，已丢失了不少东西，而这些东西正是民族学家所兴趣的。它们不一定是伴随着社会状况的改善而来的。
在我们穿越浙江和福建的旅行中，我们在好些地方遇到了土人，最早是在浙江的丽水县（处州府）和云和县，然后在景宁县。当前这份材料就是在那里收集到的。最后是在福建延平府（见附录2）。
浙江畲民的人数和分布
关于居住在浙江和福建的畲民人数，我们知道的还不够准确。我们从上海出版的《时报》中摘录了浙江省政府编的关于畲民的分布与人数的统计数字：
县名人数
景宁17，400宣平4，905
龙泉3，000
遂昌6，085
松阳1，136
青田3，000
处州6，000
平阳2，600
44，126
在这个统计中没有列入缙云、云和与泰顺三个县，而据我们所知，那里肯定有畲民。在云和县，我们在旅行中到处见到他们。在庆元县似乎也有畲民在那里生活。
根据上表，定居在景宁县的畲民为数最多。而根据景宁县县长的报告，该县有居民十万多，其中有一万多是畲民。他们多半住在景宁城的周围，分布于大、小村落或单家独住。两个最重要的居住地是在敕木山的东山坡。这山是该县最高的山，海拔约两千公尺，位于景宁城南，俯瞰着广大的地区。在东边的山脚下是暮坪湖村，这之所以称为"湖”者，是因为据说这里以前曾有过一些池塘。几年以前，村里发生过一次山崩，掩埋了好些房屋，使一些人丧失生命。这个村现有三十户人家，至多可能有150个居民。他们属于蓝姓雷姓氏族。人们从暮烽湖出发，登上敕木山的斜坡，在一条陡峭的山径上走一小时，才能到达那个较大的敕木山村。此村有六十户人家（据村长说，有居民270—280人），他们都属于蓝姓氏族。简朴的农舍，在陡峭的悬崖旁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在山坡一处突出的岩石台地上，是蓝村长的房子。我们在他家里作为宾客住了六天之久。下面我们要向读者提供的关于畲民的材料，其中一大部分就是在这里收集到的。
居住地与住处
居住地的形式和浙江南部毫无区别。（图3）村内道路和联接各居住地的通道，其类型也和一般常见的相同。道路是陡峭的，几乎像阶梯那样上升，偶而形成盘旋的山路。路面规则地铺着大块光滑鹅卵石，专供徒步者往来之用。
在一些房屋附近的一个陡坡上，有块极小的场地，它很可能曾作便于灌溉之用，但现在被用来作菜园了。而那些房屋的四周则长着成丛的美观的棕桐树。
敕木山村的房屋也和邻近的汉族农民的房屋没有区别。在低矮的、用碎石砌成的基墙上筑起没有窗户的泥墙，它支撑着盖上黑瓦的屋顶，内墙由薄木板构成。天井周围是些黑暗的狭小居室，天井的四周有个盖有屋顶的走道，这屋顶由木桩子支撑着。由于大多数房屋是靠着陡峭的悬崖的，房间的分布很不规则。作为一所盖得特别规则的住宅，算是蓝村长家的房屋了，这是村中最宽敞最阔气的。现在我把它描述一下吧：
建筑物的南墙是一堵高墙，大门在墙的中间。人们一进去就看到一个院子，四面围着盖有屋顶的走道。院子的左右两边是狭长的房间。左边那个已作为一些从外地来村干活的泥瓦匠的住所了。右边那个装满了废旧物品。紧贴着院的是一个正方形的有屋顶的大厅。它面向院子，有一板壁把它和后面隔开，靠壁放着一个常见的长栋桌。大厅的两边是用板壁隔开的住房，一边是村长家的住房，另一边是他哥哥家和他大侄子的住房。从这个大厅通过长栋桌两旁的两扇门出去，就来到板壁后面另一个有屋顶的厅堂，厅堂的后壁就是山坡。这个厅堂的左右两边都有一个长长的炉灶，每个炉灶都有一个小小的灶神柜。一条小溪在悬崖和厅堂之间沿着厅堂的后边流过，提供家庭用水。有两架狭而陡的木楼梯从后厅往上通到只有两米来高的上层。这里用板壁隔成一排单个的房间，它们主要是用来装谷物和贮藏农具的。其中有一间已收拾好，给我们当客房用。房里面用木板和稻草布置了简陋的床铺。这栋正房的两旁还盖了低矮的外屋，那就是牛栏和猪圈。
村长的房屋并不缺少建筑上的装饰：大厅两旁的住房都有格子窗子，但照例糊上了桑皮纸，而支持院子四周走道屋顶的那些木柱子，都完全按照汉人的方式，雕有花纹装饰。
家具也和汉人家里用的一样：几张四方形的木制桌子（其中最大的那个八仙桌是放在大厅的后半部），几只狭长的板凳，几把竹靠椅（那是靠着边墙放的），一些小板凳，简陋的床架和箱子。两个狭长的炉灶，在浅而圆的大铁锅下，有几个炉膛。那炉灶也是按照汉人的形式砌成的。大厅的墙上挂着几付对联。
有一盏早已不再起作用的煤油挂灯，那是可以反映西方文明已深入到中国最内部的角落里的极少数事物中的一种。此外，人们还保持着使用老式火蔑的习惯，他们利用约一米长、两三厘米宽的竹片来做竹灯。其方法是把这些竹片先在水里泡一段时问，竹灯是用一根铁制的，从天花板挂下来的钳子卡住，夜间出门时可以拿在手里当火把用。
服装
畲族男人的衣服同周围的汉族农民完全一样，包括普通的短上衣和裤子，此外还常穿草鞋。遮阳挡雨的帽子，是用竹蔑编的斗笠，那是从汉人那里买的，所以形式和浙江南部常见的相同，多半用一串彩色玻璃珠把它系在后脑勺上。此外，下雨时还要穿上蓑衣。长衫只有富裕的男人在过节时才穿。这种衣服也不是由畲族妇女自己做的，有钱的人请汉族裁缝到家里来做，有如德国南方人说的“请师傅到家来干活”。
衣料主要是麻丝。是在家里纺、织并用靛蓝染色的。很少见到棉布。若要，也得向汉族商人购买。麻织品往往不经染色，也不加漂白，就拿来做衣服，像我们在中国城市里偶而见到的办丧事人家用的那种白布一样，颜色不亮。
做衣服以及纺（不用纺车）、织和染色，都只在冬季进行，因为那时没有农活可干。因此，很遗憾，上述工作过程我们一点也未能见到，然而，勤劳的妇女，在没有别的活可干的时候，特别是那些年已老迈，不能再干农活的奶奶们，都整年忙着捻麻丝，家家户户都可以见到有个装麻丝线的篮子挂在那里。
到处都一样，这里的妇女是保守的，她们至今还保持一些最初的服装形式。这和汉族妇女就不一样了。妇女们相当地穿着老式剪裁的卜衣，没有领子，领圈和袖口上镶着阔边，像在浙江南部的偏僻地方和福建的许多地区常见的那样，在福建延平府（即南平县），我们在畲族妇女那里，见到的这些滚边非常绚丽多彩。可是，尽管这样，许多妇女不穿裤子，只穿一条朴素的裙子，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一条宽大的下垂过膝的裙子，像在欧洲，比如说罗马尼亚，农妇至今还常穿的那样。在这条裙上面，还围着一条蓝色的麻布小围裙。这条围裙的带子是经过艺术加工的。这是用丝线和棉纱线织的，仅三厘米宽，有蓝、绿、自三色图案花纹。我们在景宁弄到这样一根围裙带子，其图案是由于传统的风格的花样组成的，多半是从简单的汉字变化而来，例如“中”、“门”等。带子的另一种花样，据那位卖带子给我们的老妇人说，是一只合于传统风格的鸟。他们带的斗笠和穿的蓑衣，男女不分，妇女通常赤脚走路，敕木山村长的太太也不例外。妇女裹脚的习惯从来没有传入畲民中间。妇女只有在节日才穿上鞋子，这种鞋不是他们自己做的，而是汉人为她们特制的。这种鞋子的式样和汉人穿的相同。是用蓝布做的，并用粗糙的土布做衬里，配上厚厚的布底，结实耐穿：不同的是鞋臼和后跟接缝处都加上了红布镶边，鞋头前面饰有用红线做的流苏，鞋面绣着合于传统风俗的红花。
男人的发型如今逐渐现代化了。老人还梳着辫子。村长和他哥哥以及一些在外地工作过的青年，都把头发剪短了。大多数男人把脑袋前半部剃光，而把后脑勺的头发往后梳。
头饰
畲民和住在附近的汉人最明显的不同之处是妇女的引人注目头笄（ji）=直到几年前止，这种头饰还是很普遍的。如今你在路上偶而也会碰到一群戴着这种头饰的畲族妇女，这时你对这个特殊民族的原始装饰艺术定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可惜的是国民党政府禁止这种头饰。在欧洲国家里，人们正全力以赴地保持旧服装旧风俗，以便保持并加强与乡土的联系和民族感情，而中国在这方面却被一种令人疑虑的极端主义所支配。许多事物被毁坏了，没有从中得到一点点好处，其结果只会子孙后代抱怨，民族特点受到了无可挽回的损失。在景宁县，警察甚至把进城的畲族妇女的头饰扯下来，丢在地上，把它踩碎。
只有已婚的妇女才带头饰，姑娘的头发是两边分头路，中间编成一条辫子，从后面向前盘在头上，这种发型使人想起福建崇安县汉族的妇女。头饰按氏族而有所不同，蓝姓氏族（亦即敕木山村的居民）的头饰是由黑布连同银制品和玻璃珠的盛饰构成的。与此相反，在云和县Wenchi（文溪）以西的河思若村一我们从景宁去龙泉途中经过此地，居民都是钟姓一村一她们的头饰就简单得多，很少银器，主要是铜制品，上面罩着红布。
敕木山村的畲民自己不做这种复杂的头饰，他们请景宁县城里一个银匠做。这个银匠和他的儿子一起干这很可获利的手艺，就是他陪同我们进入敕木山村的。由于我们和他们相处得很好，所以我们很快就得到了本来非常缄默的畲民的信任。这个银匠用了几天的功夫就给我们也做了一套头饰，完全和敕木山村人戴的一样，代价是12元8角4分。另外他还给我们一张头饰各部分的草图。
头饰是由一个三边为棱柱体形状的10厘米长的木支架构成的，它的长轴是放在正中面上的。支架上罩着黑色棉布，其前面和两边镶上薄银片。银片的两个纵面都用浮雕细工饰着简陋的图案和两个拱手的人的简陋画相。有两根银制的棒状物以向上往后的方向安在木架上。后面那一根饰有一个马蹄铁形状的末端。这个半圆形把手的上端是用一条细长的红布同棱柱体支架的前面的饰有薄银片的底连在一起的。支架前端挂着一排11串约20厘米长的、用白色玻璃珠做成的链子，看去像一种面纱似的。每根链子的末端都饰有一小块薄银片。此外，支架前端是用四根约一米长的白色玻璃珠链子同银制半园形把手的上端连在一起的。这些链子以孤形盘绕着脑袋两边的头发。头饰上还用一根红黑玻璃珠的长链子安上一个笨重的两个尖头的银质头抓，头抓旁边还系着一个银质牙签和一个银质耳挖子以及好些银链子和小银片。那头抓是牢固地插在头顶上的，而银链子连同耳挖子和牙签是挂在脑袋右边的。书后附的照片以及头饰各部分的草图一饰物名称是银匠告诉我们一可供说明之用。最后一件是一对厚实的银耳环。关于这种装饰术以及两个拱手的人和那只鸟儿的含意，谁也不能给我们说明。那个银匠只对我这么说：头饰一定要按照自古流传下来的方式制作，畲民不能容忍丝毫改变。由于头饰得天天戴着而且相当沉重，常常导致过早的脱发。
从景宁县银匠的那张帐单上可以看到头饰各部分的名称和价格。……
银子共重四两八钱折合7.68元，总额12.84元。
民族性格
据景宁县长说，畲民一般是爱好和平的。他们被汉人看做有些粗暴，这种看法恐归因于以下事实：汉人认为畲民是低一等的民族，有时还要让他们感觉到这一点。当把他们叫做畲客或畲客牯，或把妇女叫做畲客婆时，畲民格外生气。于是他们开始骂人了，也许终于动起武来。我们在畲民那里逗留期问，对于他们的性格得到一个极好印象。他们总是非常好客、亲切、有礼貌，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争吵，他们既不纠缠不休，也不好奇，也不唯利是图，而是胆怯的、缄默的。是一个和平的、谦虚的民族。他们从事艰苦的劳动，过着极端简朴的生活。
妇女们特别勤劳。他们维修工具，干绝大部分的农活，甚至必须到树林里去砍柴，挑极重柴火担子。洗马桶是两性都有的责任，而这个任务在中国几乎普遍由妇女负担。人们对于妇女作为劳动力的评价多高，可以从下面要报道的婚礼歌曲中看出来，男人以妇女作牺牲，谋求舒服的生活，特别是年纪较大的男人，他们像前面已提到了的，整天以抽烟和闲聊来消磨时间。
畲民犯罪的似乎特少。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听说过，他们中有犯过盗窃罪的人，而这在邻近地区，特别是福建的汉族居民中，目前有的是无恶不作的盗贼。农村里家家户户的大门都开着，没有偷盗案件，也没有人偷窃田地上的农作物，也没有人到另一个村子去偷窃，谁都记不起这里曾有过谋杀和打死人的事。
社会生活及其与汉人的关系
在畲民中间很少有社会地位上的差别。即使有，也基本上取决于所拥有的财产的差别。村长的职位某种程序上好像是世袭的。此外，占卜者和驱邪者（其职务完全和汉人的风水先生和赶鬼先生相同）享有特殊的威望。再就是教师以及特别是下文要详细描述的祭祖仪式中献过祭品的人，最后是在外地当过手艺的人一一这些人都是体面人物。在村长的客厅里发生的事完全是家长式的一套：每个进来的人都有权利就座，主人向他敬烟敬茶。年纪较大的人得到优先地位。当我们作为“贵宾”和村长吃完饭以后，年龄较大的邻居就占用我们的座位。不用说，妇女们是被排斥的。
在整个村子里，以至在我的旅行中，我没有碰到过一个要饭的畲民。但是畲民自己却说，没有子女的穷人，到了老年，有时也会去要饭的。一个人会不会当乞丐，那要看他的八字而定。这种见解肯定是汉人那里接受过来的。
社会生活还是很原始的，其基础是由氏族结合起来的家庭的共同生活，因而争端都是由老年人和村长来调解的。畲民中间不存在其他方式的联合。从1927年以来，国民党政府促使畲民，特别是村长们，参加农民协会。于是畲民兴高采烈地参加了，对政府满怀感激之情。因为它第一次给他们减轻了沉重的佃租负担，尽管减去的租子是那么少。此外，使他们满意的是，由于加入农民协会，他们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敕木山村的畲民说，他们仅仅和住在景宁县以及邻县泰顺的同宗族的人有亲属关系，而且他们也知道，在浙江和福建的其他县份内他们还有同宗族的人；但对他们不保持任何联系。
畲民对住在附近的汉人的态度，在好些方面是值得注意的，从上面已经报道的可以看出，他们对汉人总觉胆怯而且不信任，像见了陌生人一样。当然，由于他们必须向汉族地主缴纳的佃租高得惊人，他们感到深受压迫。住在附近的汉人则把畲民看做外来人，比自己低一等，有时以鄙视的态度对待他们，直到两年以前，畲民的子女不准上景宁的小学。国民党政府才完成了变革。虽然共处了千百年之久，畲民和汉人之问还是隔着一道鸿沟。其结果是畲汉人之间在好多地方简直没有通过婚。畲民学会的当地汉人的方言往往是很不完善的。反之，有这样的事：汉族商人和工匠由于常和畲民接触，学懂了一些畲民的方言。
尽管如此，畲民外表上的文化还是完全和汉人的相同。这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到，除了妇女独特的服装，首先是头饰之外，再没有任何典型的特征了。然而这种外表上的文化仅仅涉及穷苦的、过着非常简陋的生活的农民文化。只有富裕的家庭或者在外地工作过的人才需要一种较高级的文化。这种人在过节或喜庆的场合就穿长衫，也许还要罩上一件马挂，穿上一双汉族式样的布鞋，村长甚至还带着名片。作为例证，我们把它翻印在下面。许多风俗也纯粹是汉人的，例如接待客人的规矩。
精神文化也并不两样。多数畲民是文盲。直到最近，他们是不准进入汉人的学校的。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贫苦的受压迫的人也试图使他们的子女受到学校教育，这实在是令人感动的。敕木山村有一所学校，在农舍的顶楼上课。顶楼是由一个开着的天窗将就着照明的。这里有十个学童坐在一张长桌旁，有几个在上课时还不得不背着小弟弟或小妹妹。在旁边的桌子上坐着一位含着长烟袋正在抽烟的老师，身边放着一壶茶。老师25岁，他支取薪水不是货币，而是稻米和甘薯。他自己受过的教育也就是在一所汉人的小学里念过几年书。独特的是，他是村中唯一的代表“大脑型”的人：头部大，鼻子狭长而有此凸起，下巴小而有些向后缩，体格柔弱。学童们赖以学习汉文的书本是魔术书的破旧断片，这种书是风水先生和赶鬼先生用的。①
在福建省和浙江省的偏僻山区里，除了本地的居民以外，还生活着一个大家不熟悉的民族。虽然从表面上看，这个民族有其共同的祖先，但它却处于分散状态。各个分支之间极少或者根本没有任何联系。这在这个民族的名称上也有所表现。在欧洲的文献里多半用不能说明问题的使用误解的“土人”这个词来称呼它。在汉人那里，对这个民族的叫法也因地而异。在浙江，官方把这些土人叫做畲民。这些人把自己称做客家人，即外来人的意思。浙江汉人的通俗说法是把这些土人叫做畲客。土人自己则认为这是骂人的话。
关于这个少数民族的名称，就其住在福建境内的来说，我们应当感谢凯洛克和江鼎伊的一份详细的报告。汉人怎样称这些浙江土人呢？我们在浮云（云和县魏兰先生的笔名）写的《畲客风俗》一书中找到了详尽的讨论。
此外，浮云还引证了屠本仁与吴楚椿关于对土人的叫法的一些说明。
按照浮云的说法，“畲”字应写作裔，其解释如下：字读音同"蛇”，由“入”和“番”两部分组成，不知道这个字是在什么时候，由谁首先使用的。然而在处州府，这是人所共知的。尽管在汉语字典中没有这个字。有人主张，这个字该写成“畲”字（耕种了三年的田），该念成“余”或“奢”的音，而不可读如蛇，这个“畲”字和“畲”字根本没有关系。人们怎么能用它作为论据呢？即有这个“畲”字，一定有其原因来源，不能因为字典上没有这个字，就说是捏造。所以我使用“畲”字。
浙江丽水县督学屠本仁有不同的看法。从他发表的意见中可以看出（我们只引证其中文原文），他认为“番”字是“畲”字的误字。“畲”字的意思是“烧丛林来耕田”。这个见解比上面引用的浮云的见解有更大的可能性。这个“畲”字关系到中国南部广泛使用的耕作方法，即以草木灰作肥料和以烧毁植物的办法来垦荒地。
县官吴楚椿说：根据中文字典，“畲”字可解释为“新田”。他认为当地的汉旗居民不愿意给那些土人一个体面的名称。所以从“畲”字中的一部分（畲）造成了一个“番”字，从而使整个“番”字取得了“自番而入”的涵义。
浮云继续对土人的名称发表了如下的意见：畲客谒见一位官员时自称为畲民。汉族居民则把他们叫作畲客、客家人、畲客人或畲家人。和这些土人直接交往时则避免用“畲”或“客”这种字眼，而说“你边人”、“我边人”。汉人把土人妇女叫做“畲客婆”，当面则称为“阿嫂”。
在土人的一本家谱中（这家谱将在后文中评述），有一处地方把土人叫做瑶。这个名称虽然他们自己已经不熟悉了，但它却给人以重要暗示：这个民族与中国南方的瑶族是近亲，或者说，是他们的一部分。无论如何，一切都表明（从面前的这个报告中也可以看出），这些所谓“土人”不是指什么土著的居民，而是指一种在相当晚的时候才从南方迁来的民族。他们在福建的分布由于凯洛克公布的福建省建设厅的一张地图而更为人所共知。根据这张地图，这些土人主要生活在福建的北部和东部的许多县里。此外，他们还分布在与福建邻近的浙江各县：青田、处州（即丽水）、缙云、宣平、遂昌、松阳、龙泉、云和、景宁、泰顺和平阳。在别处就见不到象这些地方较为集中且彼此有联系的聚居地了，则表现为与汉人的杂居，并且大多数又避人不易进入的、土地贫瘠的，车船到不了的高山深谷。
汉人同化外来民族的能力是人所共知的。这些土人也接受了大部分汉人的文明与文化。比如，一个没有成见的外国人，如果来到处州一个土人的居住地，他们基本上看不出这地方和汉人的居住地有何区别，如果他没有注意到妇女（假如能见到的话），穿的老式剪裁的衣服都有很宽的镶边，赤着脚或者穿着草鞋，而汉族农民当然是穿布鞋的。只有一件事会马上使他惊奇不已：这个居住地的住户在外人面前特别胆怯。他一走近，妇女和孩子们便突然消失了，只是偶然会见到一个好奇而胆怯的男人站在角落里或走道旁，假装在干什么活，以此作为一种借口，以便能在一旁不受阻挡地观察这位罕见的客人。这和欧洲的旅行家所早已熟悉的中国人的好奇心正好相反。可是，这种情况的发生不是在一个特别偏僻的土人居住地，而是在距离大城市处州府仅仅一小时行程的一个小村子里，况且我们还是由几位和这些土人很熟的汉人陪同前往的。畲民不仅对于欧州人如此胆怯，对于当地的汉人，也是几乎同样的胆怯，这是一种可靠的标志，说明被汉族文化同化的过程在这儿还远远没有结束。
研究这个特殊的民族有多方面的重要性。以前，关于福建和浙江土人的情况，还是比较不为人所熟悉的。而这少量的材料，又是散见于简短的、往往难以弄到的报告中。这种土人居住地多半还根本没有被从事民族学研究的旅行家访问过。再则这些当初从南方迁来的居民的遗族，在文化史的意义上毫无疑问是值得注意的，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伟大的比较统一的华南民族是由许多不同的民族混合而形成的。这一个同化过程如今还在进行。旧的风俗和服装，原始的性格特征和原始的宗教，这是一个方面；汉人的农业经济和土著居民的农业经济，几乎没有区别，这是另一方面。这里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一个机会来抓住华南原始居民终于形成中华民族一部分的一个发展阶段。这一发展是干百年来在好多地方发生的。而关于这种发展，从悠久的中国历史文献的经典著作中，给了我们令人信服的证明。
当时的中央政府是以值得称赞的方式来照顾这些土人的。它至少开了一个头，减轻了这个民族所受到的汉族地主的奴役和无以复加的沉重压迫。这样一来，被同化过程的速度也加快了。因此，就到了挽救尚可挽救的有关民族学的资料的时候了。土人们由于南京政府和奉旨行事的浙江省政府第一次答应改善他们深受压迫的社会地位，从而对政府满怀热情，那是可以理解的。可惜的是急于求成的官员们在“改革"的努力中，也把眼光盯在土人特殊服装上，在废止这种服装以及某些独特的风俗习惯方面，取得了比在社会改革上更为明显的成果。而后一种企图，无疑会受到有势力的地主的反抗。所以至今为止，由于进行这些“改革"，已丢失了不少东西，而这些东西正是民族学家所兴趣的。它们不一定是伴随着社会状况的改善而来的。
在我们穿越浙江和福建的旅行中，我们在好些地方遇到了土人，最早是在浙江的丽水县（处州府）和云和县，然后在景宁县。当前这份材料就是在那里收集到的。最后是在福建延平府（见附录2）。
浙江畲民的人数和分布
关于居住在浙江和福建的畲民人数，我们知道的还不够准确。我们从上海出版的《时报》中摘录了浙江省政府编的关于畲民的分布与人数的统计数字：
县名人数
景宁17，400宣平4，905
龙泉3，000
遂昌6，085
松阳1，136
青田3，000
处州6，000
平阳2，600
44，126
在这个统计中没有列入缙云、云和与泰顺三个县，而据我们所知，那里肯定有畲民。在云和县，我们在旅行中到处见到他们。在庆元县似乎也有畲民在那里生活。
根据上表，定居在景宁县的畲民为数最多。而根据景宁县县长的报告，该县有居民十万多，其中有一万多是畲民。他们多半住在景宁城的周围，分布于大、小村落或单家独住。两个最重要的居住地是在敕木山的东山坡。这山是该县最高的山，海拔约两千公尺，位于景宁城南，俯瞰着广大的地区。在东边的山脚下是暮坪湖村，这之所以称为"湖”者，是因为据说这里以前曾有过一些池塘。几年以前，村里发生过一次山崩，掩埋了好些房屋，使一些人丧失生命。这个村现有三十户人家，至多可能有150个居民。他们属于蓝姓雷姓氏族。人们从暮烽湖出发，登上敕木山的斜坡，在一条陡峭的山径上走一小时，才能到达那个较大的敕木山村。此村有六十户人家（据村长说，有居民270—280人），他们都属于蓝姓氏族。简朴的农舍，在陡峭的悬崖旁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在山坡一处突出的岩石台地上，是蓝村长的房子。我们在他家里作为宾客住了六天之久。下面我们要向读者提供的关于畲民的材料，其中一大部分就是在这里收集到的。
居住地与住处
居住地的形式和浙江南部毫无区别。（图3）村内道路和联接各居住地的通道，其类型也和一般常见的相同。道路是陡峭的，几乎像阶梯那样上升，偶而形成盘旋的山路。路面规则地铺着大块光滑鹅卵石，专供徒步者往来之用。
在一些房屋附近的一个陡坡上，有块极小的场地，它很可能曾作便于灌溉之用，但现在被用来作菜园了。而那些房屋的四周则长着成丛的美观的棕桐树。
敕木山村的房屋也和邻近的汉族农民的房屋没有区别。在低矮的、用碎石砌成的基墙上筑起没有窗户的泥墙，它支撑着盖上黑瓦的屋顶，内墙由薄木板构成。天井周围是些黑暗的狭小居室，天井的四周有个盖有屋顶的走道，这屋顶由木桩子支撑着。由于大多数房屋是靠着陡峭的悬崖的，房间的分布很不规则。作为一所盖得特别规则的住宅，算是蓝村长家的房屋了，这是村中最宽敞最阔气的。现在我把它描述一下吧：
建筑物的南墙是一堵高墙，大门在墙的中间。人们一进去就看到一个院子，四面围着盖有屋顶的走道。院子的左右两边是狭长的房间。左边那个已作为一些从外地来村干活的泥瓦匠的住所了。右边那个装满了废旧物品。紧贴着院的是一个正方形的有屋顶的大厅。它面向院子，有一板壁把它和后面隔开，靠壁放着一个常见的长栋桌。大厅的两边是用板壁隔开的住房，一边是村长家的住房，另一边是他哥哥家和他大侄子的住房。从这个大厅通过长栋桌两旁的两扇门出去，就来到板壁后面另一个有屋顶的厅堂，厅堂的后壁就是山坡。这个厅堂的左右两边都有一个长长的炉灶，每个炉灶都有一个小小的灶神柜。一条小溪在悬崖和厅堂之间沿着厅堂的后边流过，提供家庭用水。有两架狭而陡的木楼梯从后厅往上通到只有两米来高的上层。这里用板壁隔成一排单个的房间，它们主要是用来装谷物和贮藏农具的。其中有一间已收拾好，给我们当客房用。房里面用木板和稻草布置了简陋的床铺。这栋正房的两旁还盖了低矮的外屋，那就是牛栏和猪圈。
村长的房屋并不缺少建筑上的装饰：大厅两旁的住房都有格子窗子，但照例糊上了桑皮纸，而支持院子四周走道屋顶的那些木柱子，都完全按照汉人的方式，雕有花纹装饰。
家具也和汉人家里用的一样：几张四方形的木制桌子（其中最大的那个八仙桌是放在大厅的后半部），几只狭长的板凳，几把竹靠椅（那是靠着边墙放的），一些小板凳，简陋的床架和箱子。两个狭长的炉灶，在浅而圆的大铁锅下，有几个炉膛。那炉灶也是按照汉人的形式砌成的。大厅的墙上挂着几付对联。
有一盏早已不再起作用的煤油挂灯，那是可以反映西方文明已深入到中国最内部的角落里的极少数事物中的一种。此外，人们还保持着使用老式火蔑的习惯，他们利用约一米长、两三厘米宽的竹片来做竹灯。其方法是把这些竹片先在水里泡一段时问，竹灯是用一根铁制的，从天花板挂下来的钳子卡住，夜间出门时可以拿在手里当火把用。
服装
畲族男人的衣服同周围的汉族农民完全一样，包括普通的短上衣和裤子，此外还常穿草鞋。遮阳挡雨的帽子，是用竹蔑编的斗笠，那是从汉人那里买的，所以形式和浙江南部常见的相同，多半用一串彩色玻璃珠把它系在后脑勺上。此外，下雨时还要穿上蓑衣。长衫只有富裕的男人在过节时才穿。这种衣服也不是由畲族妇女自己做的，有钱的人请汉族裁缝到家里来做，有如德国南方人说的“请师傅到家来干活”。
衣料主要是麻丝。是在家里纺、织并用靛蓝染色的。很少见到棉布。若要，也得向汉族商人购买。麻织品往往不经染色，也不加漂白，就拿来做衣服，像我们在中国城市里偶而见到的办丧事人家用的那种白布一样，颜色不亮。
做衣服以及纺（不用纺车）、织和染色，都只在冬季进行，因为那时没有农活可干。因此，很遗憾，上述工作过程我们一点也未能见到，然而，勤劳的妇女，在没有别的活可干的时候，特别是那些年已老迈，不能再干农活的奶奶们，都整年忙着捻麻丝，家家户户都可以见到有个装麻丝线的篮子挂在那里。
到处都一样，这里的妇女是保守的，她们至今还保持一些最初的服装形式。这和汉族妇女就不一样了。妇女们相当地穿着老式剪裁的卜衣，没有领子，领圈和袖口上镶着阔边，像在浙江南部的偏僻地方和福建的许多地区常见的那样，在福建延平府（即南平县），我们在畲族妇女那里，见到的这些滚边非常绚丽多彩。可是，尽管这样，许多妇女不穿裤子，只穿一条朴素的裙子，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一条宽大的下垂过膝的裙子，像在欧洲，比如说罗马尼亚，农妇至今还常穿的那样。在这条裙上面，还围着一条蓝色的麻布小围裙。这条围裙的带子是经过艺术加工的。这是用丝线和棉纱线织的，仅三厘米宽，有蓝、绿、自三色图案花纹。我们在景宁弄到这样一根围裙带子，其图案是由于传统的风格的花样组成的，多半是从简单的汉字变化而来，例如“中”、“门”等。带子的另一种花样，据那位卖带子给我们的老妇人说，是一只合于传统风格的鸟。他们带的斗笠和穿的蓑衣，男女不分，妇女通常赤脚走路，敕木山村长的太太也不例外。妇女裹脚的习惯从来没有传入畲民中间。妇女只有在节日才穿上鞋子，这种鞋不是他们自己做的，而是汉人为她们特制的。这种鞋子的式样和汉人穿的相同。是用蓝布做的，并用粗糙的土布做衬里，配上厚厚的布底，结实耐穿：不同的是鞋臼和后跟接缝处都加上了红布镶边，鞋头前面饰有用红线做的流苏，鞋面绣着合于传统风俗的红花。
男人的发型如今逐渐现代化了。老人还梳着辫子。村长和他哥哥以及一些在外地工作过的青年，都把头发剪短了。大多数男人把脑袋前半部剃光，而把后脑勺的头发往后梳。
头饰
畲民和住在附近的汉人最明显的不同之处是妇女的引人注目头笄（ji）=直到几年前止，这种头饰还是很普遍的。如今你在路上偶而也会碰到一群戴着这种头饰的畲族妇女，这时你对这个特殊民族的原始装饰艺术定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可惜的是国民党政府禁止这种头饰。在欧洲国家里，人们正全力以赴地保持旧服装旧风俗，以便保持并加强与乡土的联系和民族感情，而中国在这方面却被一种令人疑虑的极端主义所支配。许多事物被毁坏了，没有从中得到一点点好处，其结果只会子孙后代抱怨，民族特点受到了无可挽回的损失。在景宁县，警察甚至把进城的畲族妇女的头饰扯下来，丢在地上，把它踩碎。
只有已婚的妇女才带头饰，姑娘的头发是两边分头路，中间编成一条辫子，从后面向前盘在头上，这种发型使人想起福建崇安县汉族的妇女。头饰按氏族而有所不同，蓝姓氏族（亦即敕木山村的居民）的头饰是由黑布连同银制品和玻璃珠的盛饰构成的。与此相反，在云和县Wenchi（文溪）以西的河思若村一我们从景宁去龙泉途中经过此地，居民都是钟姓一村一她们的头饰就简单得多，很少银器，主要是铜制品，上面罩着红布。
敕木山村的畲民自己不做这种复杂的头饰，他们请景宁县城里一个银匠做。这个银匠和他的儿子一起干这很可获利的手艺，就是他陪同我们进入敕木山村的。由于我们和他们相处得很好，所以我们很快就得到了本来非常缄默的畲民的信任。这个银匠用了几天的功夫就给我们也做了一套头饰，完全和敕木山村人戴的一样，代价是12元8角4分。另外他还给我们一张头饰各部分的草图。
头饰是由一个三边为棱柱体形状的10厘米长的木支架构成的，它的长轴是放在正中面上的。支架上罩着黑色棉布，其前面和两边镶上薄银片。银片的两个纵面都用浮雕细工饰着简陋的图案和两个拱手的人的简陋画相。有两根银制的棒状物以向上往后的方向安在木架上。后面那一根饰有一个马蹄铁形状的末端。这个半圆形把手的上端是用一条细长的红布同棱柱体支架的前面的饰有薄银片的底连在一起的。支架前端挂着一排11串约20厘米长的、用白色玻璃珠做成的链子，看去像一种面纱似的。每根链子的末端都饰有一小块薄银片。此外，支架前端是用四根约一米长的白色玻璃珠链子同银制半园形把手的上端连在一起的。这些链子以孤形盘绕着脑袋两边的头发。头饰上还用一根红黑玻璃珠的长链子安上一个笨重的两个尖头的银质头抓，头抓旁边还系着一个银质牙签和一个银质耳挖子以及好些银链子和小银片。那头抓是牢固地插在头顶上的，而银链子连同耳挖子和牙签是挂在脑袋右边的。书后附的照片以及头饰各部分的草图一饰物名称是银匠告诉我们一可供说明之用。最后一件是一对厚实的银耳环。关于这种装饰术以及两个拱手的人和那只鸟儿的含意，谁也不能给我们说明。那个银匠只对我这么说：头饰一定要按照自古流传下来的方式制作，畲民不能容忍丝毫改变。由于头饰得天天戴着而且相当沉重，常常导致过早的脱发。
从景宁县银匠的那张帐单上可以看到头饰各部分的名称和价格。……
银子共重四两八钱折合7.68元，总额12.84元。
民族性格
据景宁县长说，畲民一般是爱好和平的。他们被汉人看做有些粗暴，这种看法恐归因于以下事实：汉人认为畲民是低一等的民族，有时还要让他们感觉到这一点。当把他们叫做畲客或畲客牯，或把妇女叫做畲客婆时，畲民格外生气。于是他们开始骂人了，也许终于动起武来。我们在畲民那里逗留期问，对于他们的性格得到一个极好印象。他们总是非常好客、亲切、有礼貌，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争吵，他们既不纠缠不休，也不好奇，也不唯利是图，而是胆怯的、缄默的。是一个和平的、谦虚的民族。他们从事艰苦的劳动，过着极端简朴的生活。
妇女们特别勤劳。他们维修工具，干绝大部分的农活，甚至必须到树林里去砍柴，挑极重柴火担子。洗马桶是两性都有的责任，而这个任务在中国几乎普遍由妇女负担。人们对于妇女作为劳动力的评价多高，可以从下面要报道的婚礼歌曲中看出来，男人以妇女作牺牲，谋求舒服的生活，特别是年纪较大的男人，他们像前面已提到了的，整天以抽烟和闲聊来消磨时间。
畲民犯罪的似乎特少。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听说过，他们中有犯过盗窃罪的人，而这在邻近地区，特别是福建的汉族居民中，目前有的是无恶不作的盗贼。农村里家家户户的大门都开着，没有偷盗案件，也没有人偷窃田地上的农作物，也没有人到另一个村子去偷窃，谁都记不起这里曾有过谋杀和打死人的事。
社会生活及其与汉人的关系
在畲民中间很少有社会地位上的差别。即使有，也基本上取决于所拥有的财产的差别。村长的职位某种程序上好像是世袭的。此外，占卜者和驱邪者（其职务完全和汉人的风水先生和赶鬼先生相同）享有特殊的威望。再就是教师以及特别是下文要详细描述的祭祖仪式中献过祭品的人，最后是在外地当过手艺的人一一这些人都是体面人物。在村长的客厅里发生的事完全是家长式的一套：每个进来的人都有权利就座，主人向他敬烟敬茶。年纪较大的人得到优先地位。当我们作为“贵宾”和村长吃完饭以后，年龄较大的邻居就占用我们的座位。不用说，妇女们是被排斥的。
在整个村子里，以至在我的旅行中，我没有碰到过一个要饭的畲民。但是畲民自己却说，没有子女的穷人，到了老年，有时也会去要饭的。一个人会不会当乞丐，那要看他的八字而定。这种见解肯定是汉人那里接受过来的。
社会生活还是很原始的，其基础是由氏族结合起来的家庭的共同生活，因而争端都是由老年人和村长来调解的。畲民中间不存在其他方式的联合。从1927年以来，国民党政府促使畲民，特别是村长们，参加农民协会。于是畲民兴高采烈地参加了，对政府满怀感激之情。因为它第一次给他们减轻了沉重的佃租负担，尽管减去的租子是那么少。此外，使他们满意的是，由于加入农民协会，他们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敕木山村的畲民说，他们仅仅和住在景宁县以及邻县泰顺的同宗族的人有亲属关系，而且他们也知道，在浙江和福建的其他县份内他们还有同宗族的人；但对他们不保持任何联系。
畲民对住在附近的汉人的态度，在好些方面是值得注意的，从上面已经报道的可以看出，他们对汉人总觉胆怯而且不信任，像见了陌生人一样。当然，由于他们必须向汉族地主缴纳的佃租高得惊人，他们感到深受压迫。住在附近的汉人则把畲民看做外来人，比自己低一等，有时以鄙视的态度对待他们，直到两年以前，畲民的子女不准上景宁的小学。国民党政府才完成了变革。虽然共处了千百年之久，畲民和汉人之问还是隔着一道鸿沟。其结果是畲汉人之间在好多地方简直没有通过婚。畲民学会的当地汉人的方言往往是很不完善的。反之，有这样的事：汉族商人和工匠由于常和畲民接触，学懂了一些畲民的方言。
尽管如此，畲民外表上的文化还是完全和汉人的相同。这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到，除了妇女独特的服装，首先是头饰之外，再没有任何典型的特征了。然而这种外表上的文化仅仅涉及穷苦的、过着非常简陋的生活的农民文化。只有富裕的家庭或者在外地工作过的人才需要一种较高级的文化。这种人在过节或喜庆的场合就穿长衫，也许还要罩上一件马挂，穿上一双汉族式样的布鞋，村长甚至还带着名片。作为例证，我们把它翻印在下面。许多风俗也纯粹是汉人的，例如接待客人的规矩。
精神文化也并不两样。多数畲民是文盲。直到最近，他们是不准进入汉人的学校的。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贫苦的受压迫的人也试图使他们的子女受到学校教育，这实在是令人感动的。敕木山村有一所学校，在农舍的顶楼上课。顶楼是由一个开着的天窗将就着照明的。这里有十个学童坐在一张长桌旁，有几个在上课时还不得不背着小弟弟或小妹妹。在旁边的桌子上坐着一位含着长烟袋正在抽烟的老师，身边放着一壶茶。老师25岁，他支取薪水不是货币，而是稻米和甘薯。他自己受过的教育也就是在一所汉人的小学里念过几年书。独特的是，他是村中唯一的代表“大脑型”的人：头部大，鼻子狭长而有此凸起，下巴小而有些向后缩，体格柔弱。学童们赖以学习汉文的书本是魔术书的破旧断片，这种书是风水先生和赶鬼先生用的。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