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内容
附录：
一、习近平：巩固民族大团结的基础——关于促进少数民族共同繁荣富裕问题的思考
二、哈•史图博、李化民：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节选）
一、巩固民族大团结的基础
——关于促进少数民族共同繁荣富裕问题的思考 习近平
闽东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畲族同胞有十几万，占全国畲族人口总数的40％，占全省畲族人口总数的70％。这是闽东地区的一个特殊情况，也是闽东民族工作的一个特色。我们的事业方方面面，千万不能漠视少数民族事业这一重要方面。这是一个原则，基于这个原则，我们有必要深刻地思考关于促进少数民族共同繁荣、富裕的几个问题，我们的出发点和归宿是要巩固民族大团结的基础。
一、充分认识搞好民族工作、促进民族大团结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民族问题有相当的敏感性和复杂性。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稳定的人类共同体，作为民族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括表现在民族文化上的民族特点和体现出民族自我意识的民族感情）是最稳定的东西。在过去民族压迫的社会中，许多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感情受到压抑和摧残，这种状况只有在社会主义时期方在根本上得到改变。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全面发展、共同繁荣的时期，各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感情获得了相互承认，并具备了充分发展条件。各族人民都非常珍惜已经稳定的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对在民族关系方面出现的问题、产生的矛盾国家向来是十分重视的，而少数民族对此也较为敏感。比如，招工、招生的比例是否得当，对民族风情习俗、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是否尊重等问题，少数民族群众要敏感得多。民族问题处理得不好往往会引起社会的动荡，甚至政局的不稳。
毛泽东同志指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闽东革命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在革命战争年代，革命的火种之所以能在闽东大地传播，革命的力量之所以能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得以保存和壮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民族的团结。很多革命老前辈，都是畲族群众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下来的，我们福建的革命老前辈叶飞、曾志、范式人等同志过去打游击的时候，经常是在畲族山村、畲族的老乡家里度过的。畲族群众有坚定的革命性。有一位同志告诉我，在革命年代，闽东畲族的同志没有一个叛变，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在社会主义时期，畲族人民又用他们的勤劳和智慧，为闽东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脱贫致富的伟大事业，少了畲族人民的积极参与不行，少了各民族的共同努力奋斗也不行。总之，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民族大团结都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不可少的保证。
搞好民族工作是我们应尽的义务。为了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经济与文化事业，党和国家一直从各方面扶持、帮助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这不是恩赐，也不是单方面的帮助。辩证地说，这是一种互相帮助。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帮助了汉族；国家扶持了民族地区，民族地区也支援了国家建设。
畲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本民族文化，畲族文化在国内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是我们闽东文化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我们闽东地区可以引以为荣的特色和优势。搞好民族工作，有利于我们保持这种特色，发挥这种优势。
二、民族地区脱贫致富的战略方针。
党的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我们现阶段执行少数民族地区脱贫致富战略方针的指导思想。当前，民族问题更集中地反映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建设的问题上。加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使他们赶上或接近汉族的发展水平，才能够解除事实上的不平等，使各民族得到共同的繁荣。这是社会主义时期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的主要内容，是少数民族工作的主要内容，也是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石，也是我国民族政策的核心。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消除了民族压迫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为民族平等提供了最根本的保证。但是，我们还应当认识到，实现民族间事实上的平等首先就要消除各民族在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上的差距。目前，全国扶贫工作的主战场已开始转移到少数民族地区。90年代，闽东畲族地区开始从解决温饱问题为重点的摆脱贫困时期，进入以经济开发和开放为重点的实现小康时期。这一时期，我们要巩固和发展80年代的成果，力争尽快缩小畲族地区与闽东、与全省全国先进地区的经济差距。要从本地区的优势出发，扬长避短，兴利除弊，使区域生产要素不断优化，建立起一种最适合于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水平发展的经济运行机制，使其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速度增长。
我们必须立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制定我们的脱贫致富的方针，那么，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呢？首先，闽东畲族的贫困面还比较广。据统计，1985年全区畲族贫困户1.6万户，占畲族总农户的50％。经过三年扶贫工作，畲族贫困户的脱贫率达75％，但还低于全区贫困户脱贫率87.3％的平均水平，全区少数民族扶贫对象大约还有4000多户，而且已经脱贫的，由于自然灾害、生产经营失误或后劲不足等原因都有可能再度贫困。应该看到，我们的整个脱贫水平不高，而脱了贫的也不等于就富裕了。其次，大多畲族乡商品经济不发达，有的还处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状态。其三，闽东畲族大都居住在偏远边角地区，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缺技术，缺人才，致使这些地方山场广阔、土地肥沃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得不到很好的开发与利用。以上三方面的实际情况，应当成为我们考虑少数民族地区脱贫致富大略方针的着眼点。
当前，我们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离不开国家的扶持和帮助，但国家的经济实力有限，闽东本身又是贫困地区，所以不可能有更多的外来力量来支持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支持和帮助的意义主要在于增强少数民族地区自身的“造血功能”，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要使自身生产力水平同外部支持力量相结合以发挥最佳效益。这就是说，民族地区要提高内部生产力，增强对外部援助力量的吸引和吸收能力。这主要表现在：在接受国家帮助时要有相应的辅助能力，不能说国家给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如果把补助看成孤立的经济项目，而不投入相应的力量以扩大效益，那么，一旦补助中断，工程就无法继续进行。闽东畲族地区应从长远利益出发，做到外力扶持与内力，即自身生产力的提高紧密结合。在起步阶段，需要的外力扶持可以多一些，但犹如羊羔断奶一样，这种经济上的扶持只是暂时的，必须逐步增加断奶后的独立生活能力。而且，在接受国家的帮助时，畲族地区本身也应具有最起码的生产辅助能力。比如，国家投资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兴建水电站，目的是为了解决群众的生活照明和乡镇企业用电。如果自己解决不了通村入户的线路资金，还是不能受益；此外，还要有技术消化能力，技术消化能力不足也会使许多投资发挥不了应有的效益。
因此，畲族地区在外来“输血”的同时，一定要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这就是要根据本地的特点大力发展生产力，开发资源和开拓市场并举，走出一条具有畲族山区特色的市场、技术、资源相结合的开发路子。
第二，要引导和帮助少数民族群众摆脱封闭、单一的自然经济状态，向商品经济发展，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今后扶贫资金要重点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扶持他们兴办乡、村两级经济实体，增强民族地区经济的“造血功能”。要提倡科技扶贫，抓好实用技术培训工作，培养一批技术骨干和能人，让畲族群众掌握一些实用技术。还要提倡有关单位与畲族贫困地区重点挂钩的扶贫方法。我刚到闽东的时候就去过坦洋村，这是福安县民委重点挂钩的单位，靠巨峰葡萄脱贫。1988年人均收入700元。这应该说是卓有成效的。
第三，要充分利用民族地区同其他地区的自然地域分工条件，发挥当地自然资源优势，根据民族的特点建立自己的“种、养、加”的经济模式。比如办好庭院式经济，按户创建小果园、小茶园、小山村、小池塘，大力发展乡村企业等。提倡短中长结合，种养加结合。我走了几个地方，像巴地、崇儒等地都是靠蘑菇、食用菌、生猪、茶叶等项目发展起来的。这些都是中短期项目，投资少，见效快。当然，还要有一些中长期项目，这关系到后劲问题。
一般来说，由于传统的原因和客观因素的制约，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科技力量薄弱，交通运输不便，人才短缺，但自然资源十分丰富；非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科技力量雄厚，交通运输便利，人才济济，但自然资源相对匮乏。这样一种反差，决定了闽东畲族地区的发展要走一条“双向开放”和“双向开发”的道路。
“双向开放”即对内、对外同步开放。一方面积极参与本地区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市场竞争，加强外引内联，大力引进信息、资金、技术和人才，进行优势互补；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和交换，努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全面发展。
“双向开发”即资源和市场同时开发。一方面大力开发本地区的“山海田”资源，开辟与之相关的加工工业和第三产业，推动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开发市场，开拓商品流通渠道，根据市场需要努力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和与之配套的加工业，为广大农村特别是畲族地区大量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大的用武之地。
从立足于本地资源这个角度看，我们很有必要树立“市场为主导”的战略思想，并由此确立一条“市场—技术—资源”的发展战略。大家知道，自然资源不等于经济资源，自然优势也不等于经济优势。自然资源只有同市场结合，才是经济资源。利用和开发资源必须着眼于社会需要，商品必须是市场需要的商品。所以，少数民族地区利用自然资源发展商品生产，首先必须考虑市场需要，同时要考虑本地区技术条件能否适应，然后才去开发资源优势。另外，自然资源不一定都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它往往需要经过多次开发、多次增值才能充分显示出经济上的综合效益。比如，许多土特产品的制作原料来自野生植物，如果单纯地进行自然采伐（摘），不一定能获得较好的交换价值；如果面向市场，并根据一定的技术条件，对原料进行必要的加工，其产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会比原料高出许多，经济效益就会明显提高。可见，走“市场—技术—资源”的路子，有利于民族地区对自然资源进行更深层次的开发，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综合经济效益。闽东畲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虽然起步晚些、基础差一些、限制条件多一些，但发展商品经济的潜力还是很大的。畲族地区要真正实现脱贫致富，就必须首先考虑如何增强经济自主的能力和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走出一条适应于自身发展的路子。这就需要实现观念上的变革，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并下功夫在“山海田”上做文章，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从而推动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实现从贫穷到富裕的根本转变。
三、从战略的高度，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少数民族干部与本民族有着天然的联系，善于反映少数民族的意愿和要求，是我们在民族地区贯彻执行民族政策的纽带和桥梁。在民族地区的具体工作中，少数民族干部有着特殊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所以，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党的一项重要政策，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从总体上说，我们闽东的少数民族干部还是偏少的。这个问题需要我们立即花大力气去抓。特别应强调三个方面：一是要继续培养和不断提高现有少数民族干部的素质；二是注意发现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后备力量；三是少数民族领导干部在地、县二级要有一定的比例。对少数民族聚居在千人以上的乡、镇应创造条件，至少要配备一个少数民族的副职领导。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要树立长远观念，即要注意从中小学开始培养各方面的人才，办好现有的民族小学、民族中学，提高教学质量，扩大少数民族的教育面。没有民族学校的地方要注意吸收少数民族子弟入学，要为大学输送更多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还可以采取代培或者定向招生的办法培养少数民族的大中专学生。
四、继承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问题。
任何民族都有其区别于他民族的文化传统。民族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世世代代积累而成的精神财富，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的综合丰富了人类的文明。中国是多民族的大家庭，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总和，其中当然也包含少数民族文化。
畲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这不仅是畲族人民自己的瑰宝，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份宝贵的财富。畲族文化为畲族的延续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一定要让畲族文化更加发扬光大。首先，要继承和发扬畲族文化传统中优秀的部分。畲族语言、畲歌、畲族服饰，这些都是最基本的文化，都应当很好地继承。我在几个畲村了解到，有些小姑娘不会梳畲族发型，有的连畲语也不会说。可见，继承民族传统文化对年青人来说，尤其必要。其次，要抓紧挖掘整理畲族文化遗产，如畲歌、民俗、民谚、民乐、舞蹈、故事等，要组织力量进行深入探讨，取其精华，古为今用。我觉得畲族歌舞就很有特色，很有风采，还有畲族的传统歌会完全可以加工升华一下。要抓紧修建畲族博物馆，办好畲族研究会和畲族歌舞团，以丰富我国多民族的文化宝库。其三，要努力丰富畲族人民文化生活，积极引导群众开展各种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建立或完善民族文化站、文化中心、山村俱乐部、文化活动室、图书阅览室等。总之，要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地发展与时代相适应的民族群众文化事业。
五、加强对民族工作的领导。
民族工作十分复杂，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各级党政领导要经常过问民族工作，行动上要尊重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在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对少数民族都要有适当的照顾。切实帮助少数民族解决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各级民委、各级民政部门要加强服务观念。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少数民族群众的桥梁，作为党委和政府在民族工作方面的参谋和助手，民委和民政部门要把搞好民族工作作为自己崇高的职责，要经常深入畲族聚居地了解畲族人民的生活，及时反映和解决问题，切实地把党的方针、政策同民族工作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①
二、《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节选）
哈•史图博、李化民
关于畲民的名称
在福建省和浙江省的偏僻山区里，除了本地的居民以外，还生活着一个大家不熟悉的民族。虽然从表面上看，这个民族有其共同的祖先，但它却处于分散状态。各个分支之间极少或者根本没有任何联系。这在这个民族的名称上也有所表现。在欧洲的文献里多半用不能说明问题的使用误解的“土人”这个词来称呼它。在汉人那里，对这个民族的叫法也因地而异。在浙江，官方把这些土人叫做畲民。这些人把自己称做客家人，即外来人的意思。浙江汉人的通俗说法是把这些土人叫做畲客。土人自己则认为这是骂人的话。
关于这个少数民族的名称，就其住在福建境内的来说，我们应当感谢凯洛克和江鼎伊的一份详细的报告。汉人怎样称这些浙江土人呢？我们在浮云（云和县魏兰先生的笔名）写的《畲客风俗》一书中找到了详尽的讨论。
此外，浮云还引证了屠本仁与吴楚椿关于对土人的叫法的一些说明。
按照浮云的说法，“畲”字应写作裔，其解释如下：字读音同"蛇”，由“入”和“番”两部分组成，不知道这个字是在什么时候，由谁首先使用的。然而在处州府，这是人所共知的。尽管在汉语字典中没有这个字。有人主张，这个字该写成“畲”字（耕种了三年的田），该念成“余”或“奢”的音，而不可读如蛇，这个“畲”字和“畲”字根本没有关系。人们怎么能用它作为论据呢？即有这个“畲”字，一定有其原因来源，不能因为字典上没有这个字，就说是捏造。所以我使用“畲”字。
浙江丽水县督学屠本仁有不同的看法。从他发表的意见中可以看出（我们只引证其中文原文），他认为“番”字是“畲”字的误字。“畲”字的意思是“烧丛林来耕田”。这个见解比上面引用的浮云的见解有更大的可能性。这个“畲”字关系到中国南部广泛使用的耕作方法，即以草木灰作肥料和以烧毁植物的办法来垦荒地。
县官吴楚椿说：根据中文字典，“畲”字可解释为“新田”。他认为当地的汉旗居民不愿意给那些土人一个体面的名称。所以从“畲”字中的一部分（畲）造成了一个“番”字，从而使整个“番”字取得了“自番而入”的涵义。
浮云继续对土人的名称发表了如下的意见：畲客谒见一位官员时自称为畲民。汉族居民则把他们叫作畲客、客家人、畲客人或畲家人。和这些土人直接交往时则避免用“畲”或“客”这种字眼，而说“你边人”、“我边人”。汉人把土人妇女叫做“畲客婆”，当面则称为“阿嫂”。
在土人的一本家谱中（这家谱将在后文中评述），有一处地方把土人叫做瑶。这个名称虽然他们自己已经不熟悉了，但它却给人以重要暗示：这个民族与中国南方的瑶族是近亲，或者说，是他们的一部分。无论如何，一切都表明（从面前的这个报告中也可以看出），这些所谓“土人”不是指什么土著的居民，而是指一种在相当晚的时候才从南方迁来的民族。他们在福建的分布由于凯洛克公布的福建省建设厅的一张地图而更为人所共知。根据这张地图，这些土人主要生活在福建的北部和东部的许多县里。此外，他们还分布在与福建邻近的浙江各县：青田、处州（即丽水）、缙云、宣平、遂昌、松阳、龙泉、云和、景宁、泰顺和平阳。在别处就见不到象这些地方较为集中且彼此有联系的聚居地了，则表现为与汉人的杂居，并且大多数又避人不易进入的、土地贫瘠的，车船到不了的高山深谷。
汉人同化外来民族的能力是人所共知的。这些土人也接受了大部分汉人的文明与文化。比如，一个没有成见的外国人，如果来到处州一个土人的居住地，他们基本上看不出这地方和汉人的居住地有何区别，如果他没有注意到妇女（假如能见到的话），穿的老式剪裁的衣服都有很宽的镶边，赤着脚或者穿着草鞋，而汉族农民当然是穿布鞋的。只有一件事会马上使他惊奇不已：这个居住地的住户在外人面前特别胆怯。他一走近，妇女和孩子们便突然消失了，只是偶然会见到一个好奇而胆怯的男人站在角落里或走道旁，假装在干什么活，以此作为一种借口，以便能在一旁不受阻挡地观察这位罕见的客人。这和欧洲的旅行家所早已熟悉的中国人的好奇心正好相反。可是，这种情况的发生不是在一个特别偏僻的土人居住地，而是在距离大城市处州府仅仅一小时行程的一个小村子里，况且我们还是由几位和这些土人很熟的汉人陪同前往的。畲民不仅对于欧州人如此胆怯，对于当地的汉人，也是几乎同样的胆怯，这是一种可靠的标志，说明被汉族文化同化的过程在这儿还远远没有结束。
研究这个特殊的民族有多方面的重要性。以前，关于福建和浙江土人的情况，还是比较不为人所熟悉的。而这少量的材料，又是散见于简短的、往往难以弄到的报告中。这种土人居住地多半还根本没有被从事民族学研究的旅行家访问过。再则这些当初从南方迁来的居民的遗族，在文化史的意义上毫无疑问是值得注意的，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伟大的比较统一的华南民族是由许多不同的民族混合而形成的。这一个同化过程如今还在进行。旧的风俗和服装，原始的性格特征和原始的宗教，这是一个方面；汉人的农业经济和土著居民的农业经济，几乎没有区别，这是另一方面。这里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一个机会来抓住华南原始居民终于形成中华民族一部分的一个发展阶段。这一发展是干百年来在好多地方发生的。而关于这种发展，从悠久的中国历史文献的经典著作中，给了我们令人信服的证明。
当时的中央政府是以值得称赞的方式来照顾这些土人的。它至少开了一个头，减轻了这个民族所受到的汉族地主的奴役和无以复加的沉重压迫。这样一来，被同化过程的速度也加快了。因此，就到了挽救尚可挽救的有关民族学的资料的时候了。土人们由于南京政府和奉旨行事的浙江省政府第一次答应改善他们深受压迫的社会地位，从而对政府满怀热情，那是可以理解的。可惜的是急于求成的官员们在“改革"的努力中，也把眼光盯在土人特殊服装上，在废止这种服装以及某些独特的风俗习惯方面，取得了比在社会改革上更为明显的成果。而后一种企图，无疑会受到有势力的地主的反抗。所以至今为止，由于进行这些“改革"，已丢失了不少东西，而这些东西正是民族学家所兴趣的。它们不一定是伴随着社会状况的改善而来的。
在我们穿越浙江和福建的旅行中，我们在好些地方遇到了土人，最早是在浙江的丽水县（处州府）和云和县，然后在景宁县。当前这份材料就是在那里收集到的。最后是在福建延平府（见附录2）。
浙江畲民的人数和分布
关于居住在浙江和福建的畲民人数，我们知道的还不够准确。我们从上海出版的《时报》中摘录了浙江省政府编的关于畲民的分布与人数的统计数字：
县名人数
景宁17，400宣平4，905
龙泉3，000
遂昌6，085
松阳1，136
青田3，000
处州6，000
平阳2，600
44，126
在这个统计中没有列入缙云、云和与泰顺三个县，而据我们所知，那里肯定有畲民。在云和县，我们在旅行中到处见到他们。在庆元县似乎也有畲民在那里生活。
根据上表，定居在景宁县的畲民为数最多。而根据景宁县县长的报告，该县有居民十万多，其中有一万多是畲民。他们多半住在景宁城的周围，分布于大、小村落或单家独住。两个最重要的居住地是在敕木山的东山坡。这山是该县最高的山，海拔约两千公尺，位于景宁城南，俯瞰着广大的地区。在东边的山脚下是暮坪湖村，这之所以称为"湖”者，是因为据说这里以前曾有过一些池塘。几年以前，村里发生过一次山崩，掩埋了好些房屋，使一些人丧失生命。这个村现有三十户人家，至多可能有150个居民。他们属于蓝姓雷姓氏族。人们从暮烽湖出发，登上敕木山的斜坡，在一条陡峭的山径上走一小时，才能到达那个较大的敕木山村。此村有六十户人家（据村长说，有居民270—280人），他们都属于蓝姓氏族。简朴的农舍，在陡峭的悬崖旁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在山坡一处突出的岩石台地上，是蓝村长的房子。我们在他家里作为宾客住了六天之久。下面我们要向读者提供的关于畲民的材料，其中一大部分就是在这里收集到的。
居住地与住处
居住地的形式和浙江南部毫无区别。（图3）村内道路和联接各居住地的通道，其类型也和一般常见的相同。道路是陡峭的，几乎像阶梯那样上升，偶而形成盘旋的山路。路面规则地铺着大块光滑鹅卵石，专供徒步者往来之用。
在一些房屋附近的一个陡坡上，有块极小的场地，它很可能曾作便于灌溉之用，但现在被用来作菜园了。而那些房屋的四周则长着成丛的美观的棕桐树。
敕木山村的房屋也和邻近的汉族农民的房屋没有区别。在低矮的、用碎石砌成的基墙上筑起没有窗户的泥墙，它支撑着盖上黑瓦的屋顶，内墙由薄木板构成。天井周围是些黑暗的狭小居室，天井的四周有个盖有屋顶的走道，这屋顶由木桩子支撑着。由于大多数房屋是靠着陡峭的悬崖的，房间的分布很不规则。作为一所盖得特别规则的住宅，算是蓝村长家的房屋了，这是村中最宽敞最阔气的。现在我把它描述一下吧：
建筑物的南墙是一堵高墙，大门在墙的中间。人们一进去就看到一个院子，四面围着盖有屋顶的走道。院子的左右两边是狭长的房间。左边那个已作为一些从外地来村干活的泥瓦匠的住所了。右边那个装满了废旧物品。紧贴着院的是一个正方形的有屋顶的大厅。它面向院子，有一板壁把它和后面隔开，靠壁放着一个常见的长栋桌。大厅的两边是用板壁隔开的住房，一边是村长家的住房，另一边是他哥哥家和他大侄子的住房。从这个大厅通过长栋桌两旁的两扇门出去，就来到板壁后面另一个有屋顶的厅堂，厅堂的后壁就是山坡。这个厅堂的左右两边都有一个长长的炉灶，每个炉灶都有一个小小的灶神柜。一条小溪在悬崖和厅堂之间沿着厅堂的后边流过，提供家庭用水。有两架狭而陡的木楼梯从后厅往上通到只有两米来高的上层。这里用板壁隔成一排单个的房间，它们主要是用来装谷物和贮藏农具的。其中有一间已收拾好，给我们当客房用。房里面用木板和稻草布置了简陋的床铺。这栋正房的两旁还盖了低矮的外屋，那就是牛栏和猪圈。
村长的房屋并不缺少建筑上的装饰：大厅两旁的住房都有格子窗子，但照例糊上了桑皮纸，而支持院子四周走道屋顶的那些木柱子，都完全按照汉人的方式，雕有花纹装饰。
家具也和汉人家里用的一样：几张四方形的木制桌子（其中最大的那个八仙桌是放在大厅的后半部），几只狭长的板凳，几把竹靠椅（那是靠着边墙放的），一些小板凳，简陋的床架和箱子。两个狭长的炉灶，在浅而圆的大铁锅下，有几个炉膛。那炉灶也是按照汉人的形式砌成的。大厅的墙上挂着几付对联。
有一盏早已不再起作用的煤油挂灯，那是可以反映西方文明已深入到中国最内部的角落里的极少数事物中的一种。此外，人们还保持着使用老式火蔑的习惯，他们利用约一米长、两三厘米宽的竹片来做竹灯。其方法是把这些竹片先在水里泡一段时问，竹灯是用一根铁制的，从天花板挂下来的钳子卡住，夜间出门时可以拿在手里当火把用。
服装
畲族男人的衣服同周围的汉族农民完全一样，包括普通的短上衣和裤子，此外还常穿草鞋。遮阳挡雨的帽子，是用竹蔑编的斗笠，那是从汉人那里买的，所以形式和浙江南部常见的相同，多半用一串彩色玻璃珠把它系在后脑勺上。此外，下雨时还要穿上蓑衣。长衫只有富裕的男人在过节时才穿。这种衣服也不是由畲族妇女自己做的，有钱的人请汉族裁缝到家里来做，有如德国南方人说的“请师傅到家来干活”。
衣料主要是麻丝。是在家里纺、织并用靛蓝染色的。很少见到棉布。若要，也得向汉族商人购买。麻织品往往不经染色，也不加漂白，就拿来做衣服，像我们在中国城市里偶而见到的办丧事人家用的那种白布一样，颜色不亮。
做衣服以及纺（不用纺车）、织和染色，都只在冬季进行，因为那时没有农活可干。因此，很遗憾，上述工作过程我们一点也未能见到，然而，勤劳的妇女，在没有别的活可干的时候，特别是那些年已老迈，不能再干农活的奶奶们，都整年忙着捻麻丝，家家户户都可以见到有个装麻丝线的篮子挂在那里。
到处都一样，这里的妇女是保守的，她们至今还保持一些最初的服装形式。这和汉族妇女就不一样了。妇女们相当地穿着老式剪裁的卜衣，没有领子，领圈和袖口上镶着阔边，像在浙江南部的偏僻地方和福建的许多地区常见的那样，在福建延平府（即南平县），我们在畲族妇女那里，见到的这些滚边非常绚丽多彩。可是，尽管这样，许多妇女不穿裤子，只穿一条朴素的裙子，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一条宽大的下垂过膝的裙子，像在欧洲，比如说罗马尼亚，农妇至今还常穿的那样。在这条裙上面，还围着一条蓝色的麻布小围裙。这条围裙的带子是经过艺术加工的。这是用丝线和棉纱线织的，仅三厘米宽，有蓝、绿、自三色图案花纹。我们在景宁弄到这样一根围裙带子，其图案是由于传统的风格的花样组成的，多半是从简单的汉字变化而来，例如“中”、“门”等。带子的另一种花样，据那位卖带子给我们的老妇人说，是一只合于传统风格的鸟。他们带的斗笠和穿的蓑衣，男女不分，妇女通常赤脚走路，敕木山村长的太太也不例外。妇女裹脚的习惯从来没有传入畲民中间。妇女只有在节日才穿上鞋子，这种鞋不是他们自己做的，而是汉人为她们特制的。这种鞋子的式样和汉人穿的相同。是用蓝布做的，并用粗糙的土布做衬里，配上厚厚的布底，结实耐穿：不同的是鞋臼和后跟接缝处都加上了红布镶边，鞋头前面饰有用红线做的流苏，鞋面绣着合于传统风俗的红花。
男人的发型如今逐渐现代化了。老人还梳着辫子。村长和他哥哥以及一些在外地工作过的青年，都把头发剪短了。大多数男人把脑袋前半部剃光，而把后脑勺的头发往后梳。
头饰
畲民和住在附近的汉人最明显的不同之处是妇女的引人注目头笄（ji）=直到几年前止，这种头饰还是很普遍的。如今你在路上偶而也会碰到一群戴着这种头饰的畲族妇女，这时你对这个特殊民族的原始装饰艺术定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可惜的是国民党政府禁止这种头饰。在欧洲国家里，人们正全力以赴地保持旧服装旧风俗，以便保持并加强与乡土的联系和民族感情，而中国在这方面却被一种令人疑虑的极端主义所支配。许多事物被毁坏了，没有从中得到一点点好处，其结果只会子孙后代抱怨，民族特点受到了无可挽回的损失。在景宁县，警察甚至把进城的畲族妇女的头饰扯下来，丢在地上，把它踩碎。
只有已婚的妇女才带头饰，姑娘的头发是两边分头路，中间编成一条辫子，从后面向前盘在头上，这种发型使人想起福建崇安县汉族的妇女。头饰按氏族而有所不同，蓝姓氏族（亦即敕木山村的居民）的头饰是由黑布连同银制品和玻璃珠的盛饰构成的。与此相反，在云和县Wenchi（文溪）以西的河思若村一我们从景宁去龙泉途中经过此地，居民都是钟姓一村一她们的头饰就简单得多，很少银器，主要是铜制品，上面罩着红布。
敕木山村的畲民自己不做这种复杂的头饰，他们请景宁县城里一个银匠做。这个银匠和他的儿子一起干这很可获利的手艺，就是他陪同我们进入敕木山村的。由于我们和他们相处得很好，所以我们很快就得到了本来非常缄默的畲民的信任。这个银匠用了几天的功夫就给我们也做了一套头饰，完全和敕木山村人戴的一样，代价是12元8角4分。另外他还给我们一张头饰各部分的草图。
头饰是由一个三边为棱柱体形状的10厘米长的木支架构成的，它的长轴是放在正中面上的。支架上罩着黑色棉布，其前面和两边镶上薄银片。银片的两个纵面都用浮雕细工饰着简陋的图案和两个拱手的人的简陋画相。有两根银制的棒状物以向上往后的方向安在木架上。后面那一根饰有一个马蹄铁形状的末端。这个半圆形把手的上端是用一条细长的红布同棱柱体支架的前面的饰有薄银片的底连在一起的。支架前端挂着一排11串约20厘米长的、用白色玻璃珠做成的链子，看去像一种面纱似的。每根链子的末端都饰有一小块薄银片。此外，支架前端是用四根约一米长的白色玻璃珠链子同银制半园形把手的上端连在一起的。这些链子以孤形盘绕着脑袋两边的头发。头饰上还用一根红黑玻璃珠的长链子安上一个笨重的两个尖头的银质头抓，头抓旁边还系着一个银质牙签和一个银质耳挖子以及好些银链子和小银片。那头抓是牢固地插在头顶上的，而银链子连同耳挖子和牙签是挂在脑袋右边的。书后附的照片以及头饰各部分的草图一饰物名称是银匠告诉我们一可供说明之用。最后一件是一对厚实的银耳环。关于这种装饰术以及两个拱手的人和那只鸟儿的含意，谁也不能给我们说明。那个银匠只对我这么说：头饰一定要按照自古流传下来的方式制作，畲民不能容忍丝毫改变。由于头饰得天天戴着而且相当沉重，常常导致过早的脱发。
从景宁县银匠的那张帐单上可以看到头饰各部分的名称和价格。……
银子共重四两八钱折合7.68元，总额12.84元。
民族性格
据景宁县长说，畲民一般是爱好和平的。他们被汉人看做有些粗暴，这种看法恐归因于以下事实：汉人认为畲民是低一等的民族，有时还要让他们感觉到这一点。当把他们叫做畲客或畲客牯，或把妇女叫做畲客婆时，畲民格外生气。于是他们开始骂人了，也许终于动起武来。我们在畲民那里逗留期问，对于他们的性格得到一个极好印象。他们总是非常好客、亲切、有礼貌，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争吵，他们既不纠缠不休，也不好奇，也不唯利是图，而是胆怯的、缄默的。是一个和平的、谦虚的民族。他们从事艰苦的劳动，过着极端简朴的生活。
妇女们特别勤劳。他们维修工具，干绝大部分的农活，甚至必须到树林里去砍柴，挑极重柴火担子。洗马桶是两性都有的责任，而这个任务在中国几乎普遍由妇女负担。人们对于妇女作为劳动力的评价多高，可以从下面要报道的婚礼歌曲中看出来，男人以妇女作牺牲，谋求舒服的生活，特别是年纪较大的男人，他们像前面已提到了的，整天以抽烟和闲聊来消磨时间。
畲民犯罪的似乎特少。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听说过，他们中有犯过盗窃罪的人，而这在邻近地区，特别是福建的汉族居民中，目前有的是无恶不作的盗贼。农村里家家户户的大门都开着，没有偷盗案件，也没有人偷窃田地上的农作物，也没有人到另一个村子去偷窃，谁都记不起这里曾有过谋杀和打死人的事。
社会生活及其与汉人的关系
在畲民中间很少有社会地位上的差别。即使有，也基本上取决于所拥有的财产的差别。村长的职位某种程序上好像是世袭的。此外，占卜者和驱邪者（其职务完全和汉人的风水先生和赶鬼先生相同）享有特殊的威望。再就是教师以及特别是下文要详细描述的祭祖仪式中献过祭品的人，最后是在外地当过手艺的人一一这些人都是体面人物。在村长的客厅里发生的事完全是家长式的一套：每个进来的人都有权利就座，主人向他敬烟敬茶。年纪较大的人得到优先地位。当我们作为“贵宾”和村长吃完饭以后，年龄较大的邻居就占用我们的座位。不用说，妇女们是被排斥的。
在整个村子里，以至在我的旅行中，我没有碰到过一个要饭的畲民。但是畲民自己却说，没有子女的穷人，到了老年，有时也会去要饭的。一个人会不会当乞丐，那要看他的八字而定。这种见解肯定是汉人那里接受过来的。
社会生活还是很原始的，其基础是由氏族结合起来的家庭的共同生活，因而争端都是由老年人和村长来调解的。畲民中间不存在其他方式的联合。从1927年以来，国民党政府促使畲民，特别是村长们，参加农民协会。于是畲民兴高采烈地参加了，对政府满怀感激之情。因为它第一次给他们减轻了沉重的佃租负担，尽管减去的租子是那么少。此外，使他们满意的是，由于加入农民协会，他们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敕木山村的畲民说，他们仅仅和住在景宁县以及邻县泰顺的同宗族的人有亲属关系，而且他们也知道，在浙江和福建的其他县份内他们还有同宗族的人；但对他们不保持任何联系。
畲民对住在附近的汉人的态度，在好些方面是值得注意的，从上面已经报道的可以看出，他们对汉人总觉胆怯而且不信任，像见了陌生人一样。当然，由于他们必须向汉族地主缴纳的佃租高得惊人，他们感到深受压迫。住在附近的汉人则把畲民看做外来人，比自己低一等，有时以鄙视的态度对待他们，直到两年以前，畲民的子女不准上景宁的小学。国民党政府才完成了变革。虽然共处了千百年之久，畲民和汉人之问还是隔着一道鸿沟。其结果是畲汉人之间在好多地方简直没有通过婚。畲民学会的当地汉人的方言往往是很不完善的。反之，有这样的事：汉族商人和工匠由于常和畲民接触，学懂了一些畲民的方言。
尽管如此，畲民外表上的文化还是完全和汉人的相同。这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到，除了妇女独特的服装，首先是头饰之外，再没有任何典型的特征了。然而这种外表上的文化仅仅涉及穷苦的、过着非常简陋的生活的农民文化。只有富裕的家庭或者在外地工作过的人才需要一种较高级的文化。这种人在过节或喜庆的场合就穿长衫，也许还要罩上一件马挂，穿上一双汉族式样的布鞋，村长甚至还带着名片。作为例证，我们把它翻印在下面。许多风俗也纯粹是汉人的，例如接待客人的规矩。
精神文化也并不两样。多数畲民是文盲。直到最近，他们是不准进入汉人的学校的。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贫苦的受压迫的人也试图使他们的子女受到学校教育，这实在是令人感动的。敕木山村有一所学校，在农舍的顶楼上课。顶楼是由一个开着的天窗将就着照明的。这里有十个学童坐在一张长桌旁，有几个在上课时还不得不背着小弟弟或小妹妹。在旁边的桌子上坐着一位含着长烟袋正在抽烟的老师，身边放着一壶茶。老师25岁，他支取薪水不是货币，而是稻米和甘薯。他自己受过的教育也就是在一所汉人的小学里念过几年书。独特的是，他是村中唯一的代表“大脑型”的人：头部大，鼻子狭长而有此凸起，下巴小而有些向后缩，体格柔弱。学童们赖以学习汉文的书本是魔术书的破旧断片，这种书是风水先生和赶鬼先生用的。①
一、习近平：巩固民族大团结的基础——关于促进少数民族共同繁荣富裕问题的思考
二、哈•史图博、李化民：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节选）
一、巩固民族大团结的基础
——关于促进少数民族共同繁荣富裕问题的思考 习近平
闽东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畲族同胞有十几万，占全国畲族人口总数的40％，占全省畲族人口总数的70％。这是闽东地区的一个特殊情况，也是闽东民族工作的一个特色。我们的事业方方面面，千万不能漠视少数民族事业这一重要方面。这是一个原则，基于这个原则，我们有必要深刻地思考关于促进少数民族共同繁荣、富裕的几个问题，我们的出发点和归宿是要巩固民族大团结的基础。
一、充分认识搞好民族工作、促进民族大团结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民族问题有相当的敏感性和复杂性。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稳定的人类共同体，作为民族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括表现在民族文化上的民族特点和体现出民族自我意识的民族感情）是最稳定的东西。在过去民族压迫的社会中，许多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感情受到压抑和摧残，这种状况只有在社会主义时期方在根本上得到改变。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全面发展、共同繁荣的时期，各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感情获得了相互承认，并具备了充分发展条件。各族人民都非常珍惜已经稳定的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对在民族关系方面出现的问题、产生的矛盾国家向来是十分重视的，而少数民族对此也较为敏感。比如，招工、招生的比例是否得当，对民族风情习俗、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是否尊重等问题，少数民族群众要敏感得多。民族问题处理得不好往往会引起社会的动荡，甚至政局的不稳。
毛泽东同志指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闽东革命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在革命战争年代，革命的火种之所以能在闽东大地传播，革命的力量之所以能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得以保存和壮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民族的团结。很多革命老前辈，都是畲族群众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下来的，我们福建的革命老前辈叶飞、曾志、范式人等同志过去打游击的时候，经常是在畲族山村、畲族的老乡家里度过的。畲族群众有坚定的革命性。有一位同志告诉我，在革命年代，闽东畲族的同志没有一个叛变，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在社会主义时期，畲族人民又用他们的勤劳和智慧，为闽东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脱贫致富的伟大事业，少了畲族人民的积极参与不行，少了各民族的共同努力奋斗也不行。总之，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民族大团结都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不可少的保证。
搞好民族工作是我们应尽的义务。为了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经济与文化事业，党和国家一直从各方面扶持、帮助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这不是恩赐，也不是单方面的帮助。辩证地说，这是一种互相帮助。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帮助了汉族；国家扶持了民族地区，民族地区也支援了国家建设。
畲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本民族文化，畲族文化在国内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是我们闽东文化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我们闽东地区可以引以为荣的特色和优势。搞好民族工作，有利于我们保持这种特色，发挥这种优势。
二、民族地区脱贫致富的战略方针。
党的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我们现阶段执行少数民族地区脱贫致富战略方针的指导思想。当前，民族问题更集中地反映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建设的问题上。加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使他们赶上或接近汉族的发展水平，才能够解除事实上的不平等，使各民族得到共同的繁荣。这是社会主义时期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的主要内容，是少数民族工作的主要内容，也是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石，也是我国民族政策的核心。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消除了民族压迫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为民族平等提供了最根本的保证。但是，我们还应当认识到，实现民族间事实上的平等首先就要消除各民族在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上的差距。目前，全国扶贫工作的主战场已开始转移到少数民族地区。90年代，闽东畲族地区开始从解决温饱问题为重点的摆脱贫困时期，进入以经济开发和开放为重点的实现小康时期。这一时期，我们要巩固和发展80年代的成果，力争尽快缩小畲族地区与闽东、与全省全国先进地区的经济差距。要从本地区的优势出发，扬长避短，兴利除弊，使区域生产要素不断优化，建立起一种最适合于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水平发展的经济运行机制，使其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速度增长。
我们必须立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制定我们的脱贫致富的方针，那么，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呢？首先，闽东畲族的贫困面还比较广。据统计，1985年全区畲族贫困户1.6万户，占畲族总农户的50％。经过三年扶贫工作，畲族贫困户的脱贫率达75％，但还低于全区贫困户脱贫率87.3％的平均水平，全区少数民族扶贫对象大约还有4000多户，而且已经脱贫的，由于自然灾害、生产经营失误或后劲不足等原因都有可能再度贫困。应该看到，我们的整个脱贫水平不高，而脱了贫的也不等于就富裕了。其次，大多畲族乡商品经济不发达，有的还处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状态。其三，闽东畲族大都居住在偏远边角地区，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缺技术，缺人才，致使这些地方山场广阔、土地肥沃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得不到很好的开发与利用。以上三方面的实际情况，应当成为我们考虑少数民族地区脱贫致富大略方针的着眼点。
当前，我们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离不开国家的扶持和帮助，但国家的经济实力有限，闽东本身又是贫困地区，所以不可能有更多的外来力量来支持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支持和帮助的意义主要在于增强少数民族地区自身的“造血功能”，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要使自身生产力水平同外部支持力量相结合以发挥最佳效益。这就是说，民族地区要提高内部生产力，增强对外部援助力量的吸引和吸收能力。这主要表现在：在接受国家帮助时要有相应的辅助能力，不能说国家给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如果把补助看成孤立的经济项目，而不投入相应的力量以扩大效益，那么，一旦补助中断，工程就无法继续进行。闽东畲族地区应从长远利益出发，做到外力扶持与内力，即自身生产力的提高紧密结合。在起步阶段，需要的外力扶持可以多一些，但犹如羊羔断奶一样，这种经济上的扶持只是暂时的，必须逐步增加断奶后的独立生活能力。而且，在接受国家的帮助时，畲族地区本身也应具有最起码的生产辅助能力。比如，国家投资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兴建水电站，目的是为了解决群众的生活照明和乡镇企业用电。如果自己解决不了通村入户的线路资金，还是不能受益；此外，还要有技术消化能力，技术消化能力不足也会使许多投资发挥不了应有的效益。
因此，畲族地区在外来“输血”的同时，一定要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这就是要根据本地的特点大力发展生产力，开发资源和开拓市场并举，走出一条具有畲族山区特色的市场、技术、资源相结合的开发路子。
第二，要引导和帮助少数民族群众摆脱封闭、单一的自然经济状态，向商品经济发展，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今后扶贫资金要重点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扶持他们兴办乡、村两级经济实体，增强民族地区经济的“造血功能”。要提倡科技扶贫，抓好实用技术培训工作，培养一批技术骨干和能人，让畲族群众掌握一些实用技术。还要提倡有关单位与畲族贫困地区重点挂钩的扶贫方法。我刚到闽东的时候就去过坦洋村，这是福安县民委重点挂钩的单位，靠巨峰葡萄脱贫。1988年人均收入700元。这应该说是卓有成效的。
第三，要充分利用民族地区同其他地区的自然地域分工条件，发挥当地自然资源优势，根据民族的特点建立自己的“种、养、加”的经济模式。比如办好庭院式经济，按户创建小果园、小茶园、小山村、小池塘，大力发展乡村企业等。提倡短中长结合，种养加结合。我走了几个地方，像巴地、崇儒等地都是靠蘑菇、食用菌、生猪、茶叶等项目发展起来的。这些都是中短期项目，投资少，见效快。当然，还要有一些中长期项目，这关系到后劲问题。
一般来说，由于传统的原因和客观因素的制约，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科技力量薄弱，交通运输不便，人才短缺，但自然资源十分丰富；非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科技力量雄厚，交通运输便利，人才济济，但自然资源相对匮乏。这样一种反差，决定了闽东畲族地区的发展要走一条“双向开放”和“双向开发”的道路。
“双向开放”即对内、对外同步开放。一方面积极参与本地区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市场竞争，加强外引内联，大力引进信息、资金、技术和人才，进行优势互补；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和交换，努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全面发展。
“双向开发”即资源和市场同时开发。一方面大力开发本地区的“山海田”资源，开辟与之相关的加工工业和第三产业，推动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开发市场，开拓商品流通渠道，根据市场需要努力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和与之配套的加工业，为广大农村特别是畲族地区大量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大的用武之地。
从立足于本地资源这个角度看，我们很有必要树立“市场为主导”的战略思想，并由此确立一条“市场—技术—资源”的发展战略。大家知道，自然资源不等于经济资源，自然优势也不等于经济优势。自然资源只有同市场结合，才是经济资源。利用和开发资源必须着眼于社会需要，商品必须是市场需要的商品。所以，少数民族地区利用自然资源发展商品生产，首先必须考虑市场需要，同时要考虑本地区技术条件能否适应，然后才去开发资源优势。另外，自然资源不一定都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它往往需要经过多次开发、多次增值才能充分显示出经济上的综合效益。比如，许多土特产品的制作原料来自野生植物，如果单纯地进行自然采伐（摘），不一定能获得较好的交换价值；如果面向市场，并根据一定的技术条件，对原料进行必要的加工，其产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会比原料高出许多，经济效益就会明显提高。可见，走“市场—技术—资源”的路子，有利于民族地区对自然资源进行更深层次的开发，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综合经济效益。闽东畲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虽然起步晚些、基础差一些、限制条件多一些，但发展商品经济的潜力还是很大的。畲族地区要真正实现脱贫致富，就必须首先考虑如何增强经济自主的能力和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走出一条适应于自身发展的路子。这就需要实现观念上的变革，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并下功夫在“山海田”上做文章，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从而推动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实现从贫穷到富裕的根本转变。
三、从战略的高度，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少数民族干部与本民族有着天然的联系，善于反映少数民族的意愿和要求，是我们在民族地区贯彻执行民族政策的纽带和桥梁。在民族地区的具体工作中，少数民族干部有着特殊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所以，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党的一项重要政策，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从总体上说，我们闽东的少数民族干部还是偏少的。这个问题需要我们立即花大力气去抓。特别应强调三个方面：一是要继续培养和不断提高现有少数民族干部的素质；二是注意发现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后备力量；三是少数民族领导干部在地、县二级要有一定的比例。对少数民族聚居在千人以上的乡、镇应创造条件，至少要配备一个少数民族的副职领导。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要树立长远观念，即要注意从中小学开始培养各方面的人才，办好现有的民族小学、民族中学，提高教学质量，扩大少数民族的教育面。没有民族学校的地方要注意吸收少数民族子弟入学，要为大学输送更多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还可以采取代培或者定向招生的办法培养少数民族的大中专学生。
四、继承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问题。
任何民族都有其区别于他民族的文化传统。民族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世世代代积累而成的精神财富，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的综合丰富了人类的文明。中国是多民族的大家庭，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总和，其中当然也包含少数民族文化。
畲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这不仅是畲族人民自己的瑰宝，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份宝贵的财富。畲族文化为畲族的延续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一定要让畲族文化更加发扬光大。首先，要继承和发扬畲族文化传统中优秀的部分。畲族语言、畲歌、畲族服饰，这些都是最基本的文化，都应当很好地继承。我在几个畲村了解到，有些小姑娘不会梳畲族发型，有的连畲语也不会说。可见，继承民族传统文化对年青人来说，尤其必要。其次，要抓紧挖掘整理畲族文化遗产，如畲歌、民俗、民谚、民乐、舞蹈、故事等，要组织力量进行深入探讨，取其精华，古为今用。我觉得畲族歌舞就很有特色，很有风采，还有畲族的传统歌会完全可以加工升华一下。要抓紧修建畲族博物馆，办好畲族研究会和畲族歌舞团，以丰富我国多民族的文化宝库。其三，要努力丰富畲族人民文化生活，积极引导群众开展各种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建立或完善民族文化站、文化中心、山村俱乐部、文化活动室、图书阅览室等。总之，要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地发展与时代相适应的民族群众文化事业。
五、加强对民族工作的领导。
民族工作十分复杂，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各级党政领导要经常过问民族工作，行动上要尊重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在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对少数民族都要有适当的照顾。切实帮助少数民族解决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各级民委、各级民政部门要加强服务观念。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少数民族群众的桥梁，作为党委和政府在民族工作方面的参谋和助手，民委和民政部门要把搞好民族工作作为自己崇高的职责，要经常深入畲族聚居地了解畲族人民的生活，及时反映和解决问题，切实地把党的方针、政策同民族工作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①
二、《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节选）
哈•史图博、李化民
关于畲民的名称
在福建省和浙江省的偏僻山区里，除了本地的居民以外，还生活着一个大家不熟悉的民族。虽然从表面上看，这个民族有其共同的祖先，但它却处于分散状态。各个分支之间极少或者根本没有任何联系。这在这个民族的名称上也有所表现。在欧洲的文献里多半用不能说明问题的使用误解的“土人”这个词来称呼它。在汉人那里，对这个民族的叫法也因地而异。在浙江，官方把这些土人叫做畲民。这些人把自己称做客家人，即外来人的意思。浙江汉人的通俗说法是把这些土人叫做畲客。土人自己则认为这是骂人的话。
关于这个少数民族的名称，就其住在福建境内的来说，我们应当感谢凯洛克和江鼎伊的一份详细的报告。汉人怎样称这些浙江土人呢？我们在浮云（云和县魏兰先生的笔名）写的《畲客风俗》一书中找到了详尽的讨论。
此外，浮云还引证了屠本仁与吴楚椿关于对土人的叫法的一些说明。
按照浮云的说法，“畲”字应写作裔，其解释如下：字读音同"蛇”，由“入”和“番”两部分组成，不知道这个字是在什么时候，由谁首先使用的。然而在处州府，这是人所共知的。尽管在汉语字典中没有这个字。有人主张，这个字该写成“畲”字（耕种了三年的田），该念成“余”或“奢”的音，而不可读如蛇，这个“畲”字和“畲”字根本没有关系。人们怎么能用它作为论据呢？即有这个“畲”字，一定有其原因来源，不能因为字典上没有这个字，就说是捏造。所以我使用“畲”字。
浙江丽水县督学屠本仁有不同的看法。从他发表的意见中可以看出（我们只引证其中文原文），他认为“番”字是“畲”字的误字。“畲”字的意思是“烧丛林来耕田”。这个见解比上面引用的浮云的见解有更大的可能性。这个“畲”字关系到中国南部广泛使用的耕作方法，即以草木灰作肥料和以烧毁植物的办法来垦荒地。
县官吴楚椿说：根据中文字典，“畲”字可解释为“新田”。他认为当地的汉旗居民不愿意给那些土人一个体面的名称。所以从“畲”字中的一部分（畲）造成了一个“番”字，从而使整个“番”字取得了“自番而入”的涵义。
浮云继续对土人的名称发表了如下的意见：畲客谒见一位官员时自称为畲民。汉族居民则把他们叫作畲客、客家人、畲客人或畲家人。和这些土人直接交往时则避免用“畲”或“客”这种字眼，而说“你边人”、“我边人”。汉人把土人妇女叫做“畲客婆”，当面则称为“阿嫂”。
在土人的一本家谱中（这家谱将在后文中评述），有一处地方把土人叫做瑶。这个名称虽然他们自己已经不熟悉了，但它却给人以重要暗示：这个民族与中国南方的瑶族是近亲，或者说，是他们的一部分。无论如何，一切都表明（从面前的这个报告中也可以看出），这些所谓“土人”不是指什么土著的居民，而是指一种在相当晚的时候才从南方迁来的民族。他们在福建的分布由于凯洛克公布的福建省建设厅的一张地图而更为人所共知。根据这张地图，这些土人主要生活在福建的北部和东部的许多县里。此外，他们还分布在与福建邻近的浙江各县：青田、处州（即丽水）、缙云、宣平、遂昌、松阳、龙泉、云和、景宁、泰顺和平阳。在别处就见不到象这些地方较为集中且彼此有联系的聚居地了，则表现为与汉人的杂居，并且大多数又避人不易进入的、土地贫瘠的，车船到不了的高山深谷。
汉人同化外来民族的能力是人所共知的。这些土人也接受了大部分汉人的文明与文化。比如，一个没有成见的外国人，如果来到处州一个土人的居住地，他们基本上看不出这地方和汉人的居住地有何区别，如果他没有注意到妇女（假如能见到的话），穿的老式剪裁的衣服都有很宽的镶边，赤着脚或者穿着草鞋，而汉族农民当然是穿布鞋的。只有一件事会马上使他惊奇不已：这个居住地的住户在外人面前特别胆怯。他一走近，妇女和孩子们便突然消失了，只是偶然会见到一个好奇而胆怯的男人站在角落里或走道旁，假装在干什么活，以此作为一种借口，以便能在一旁不受阻挡地观察这位罕见的客人。这和欧洲的旅行家所早已熟悉的中国人的好奇心正好相反。可是，这种情况的发生不是在一个特别偏僻的土人居住地，而是在距离大城市处州府仅仅一小时行程的一个小村子里，况且我们还是由几位和这些土人很熟的汉人陪同前往的。畲民不仅对于欧州人如此胆怯，对于当地的汉人，也是几乎同样的胆怯，这是一种可靠的标志，说明被汉族文化同化的过程在这儿还远远没有结束。
研究这个特殊的民族有多方面的重要性。以前，关于福建和浙江土人的情况，还是比较不为人所熟悉的。而这少量的材料，又是散见于简短的、往往难以弄到的报告中。这种土人居住地多半还根本没有被从事民族学研究的旅行家访问过。再则这些当初从南方迁来的居民的遗族，在文化史的意义上毫无疑问是值得注意的，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伟大的比较统一的华南民族是由许多不同的民族混合而形成的。这一个同化过程如今还在进行。旧的风俗和服装，原始的性格特征和原始的宗教，这是一个方面；汉人的农业经济和土著居民的农业经济，几乎没有区别，这是另一方面。这里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一个机会来抓住华南原始居民终于形成中华民族一部分的一个发展阶段。这一发展是干百年来在好多地方发生的。而关于这种发展，从悠久的中国历史文献的经典著作中，给了我们令人信服的证明。
当时的中央政府是以值得称赞的方式来照顾这些土人的。它至少开了一个头，减轻了这个民族所受到的汉族地主的奴役和无以复加的沉重压迫。这样一来，被同化过程的速度也加快了。因此，就到了挽救尚可挽救的有关民族学的资料的时候了。土人们由于南京政府和奉旨行事的浙江省政府第一次答应改善他们深受压迫的社会地位，从而对政府满怀热情，那是可以理解的。可惜的是急于求成的官员们在“改革"的努力中，也把眼光盯在土人特殊服装上，在废止这种服装以及某些独特的风俗习惯方面，取得了比在社会改革上更为明显的成果。而后一种企图，无疑会受到有势力的地主的反抗。所以至今为止，由于进行这些“改革"，已丢失了不少东西，而这些东西正是民族学家所兴趣的。它们不一定是伴随着社会状况的改善而来的。
在我们穿越浙江和福建的旅行中，我们在好些地方遇到了土人，最早是在浙江的丽水县（处州府）和云和县，然后在景宁县。当前这份材料就是在那里收集到的。最后是在福建延平府（见附录2）。
浙江畲民的人数和分布
关于居住在浙江和福建的畲民人数，我们知道的还不够准确。我们从上海出版的《时报》中摘录了浙江省政府编的关于畲民的分布与人数的统计数字：
县名人数
景宁17，400宣平4，905
龙泉3，000
遂昌6，085
松阳1，136
青田3，000
处州6，000
平阳2，600
44，126
在这个统计中没有列入缙云、云和与泰顺三个县，而据我们所知，那里肯定有畲民。在云和县，我们在旅行中到处见到他们。在庆元县似乎也有畲民在那里生活。
根据上表，定居在景宁县的畲民为数最多。而根据景宁县县长的报告，该县有居民十万多，其中有一万多是畲民。他们多半住在景宁城的周围，分布于大、小村落或单家独住。两个最重要的居住地是在敕木山的东山坡。这山是该县最高的山，海拔约两千公尺，位于景宁城南，俯瞰着广大的地区。在东边的山脚下是暮坪湖村，这之所以称为"湖”者，是因为据说这里以前曾有过一些池塘。几年以前，村里发生过一次山崩，掩埋了好些房屋，使一些人丧失生命。这个村现有三十户人家，至多可能有150个居民。他们属于蓝姓雷姓氏族。人们从暮烽湖出发，登上敕木山的斜坡，在一条陡峭的山径上走一小时，才能到达那个较大的敕木山村。此村有六十户人家（据村长说，有居民270—280人），他们都属于蓝姓氏族。简朴的农舍，在陡峭的悬崖旁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在山坡一处突出的岩石台地上，是蓝村长的房子。我们在他家里作为宾客住了六天之久。下面我们要向读者提供的关于畲民的材料，其中一大部分就是在这里收集到的。
居住地与住处
居住地的形式和浙江南部毫无区别。（图3）村内道路和联接各居住地的通道，其类型也和一般常见的相同。道路是陡峭的，几乎像阶梯那样上升，偶而形成盘旋的山路。路面规则地铺着大块光滑鹅卵石，专供徒步者往来之用。
在一些房屋附近的一个陡坡上，有块极小的场地，它很可能曾作便于灌溉之用，但现在被用来作菜园了。而那些房屋的四周则长着成丛的美观的棕桐树。
敕木山村的房屋也和邻近的汉族农民的房屋没有区别。在低矮的、用碎石砌成的基墙上筑起没有窗户的泥墙，它支撑着盖上黑瓦的屋顶，内墙由薄木板构成。天井周围是些黑暗的狭小居室，天井的四周有个盖有屋顶的走道，这屋顶由木桩子支撑着。由于大多数房屋是靠着陡峭的悬崖的，房间的分布很不规则。作为一所盖得特别规则的住宅，算是蓝村长家的房屋了，这是村中最宽敞最阔气的。现在我把它描述一下吧：
建筑物的南墙是一堵高墙，大门在墙的中间。人们一进去就看到一个院子，四面围着盖有屋顶的走道。院子的左右两边是狭长的房间。左边那个已作为一些从外地来村干活的泥瓦匠的住所了。右边那个装满了废旧物品。紧贴着院的是一个正方形的有屋顶的大厅。它面向院子，有一板壁把它和后面隔开，靠壁放着一个常见的长栋桌。大厅的两边是用板壁隔开的住房，一边是村长家的住房，另一边是他哥哥家和他大侄子的住房。从这个大厅通过长栋桌两旁的两扇门出去，就来到板壁后面另一个有屋顶的厅堂，厅堂的后壁就是山坡。这个厅堂的左右两边都有一个长长的炉灶，每个炉灶都有一个小小的灶神柜。一条小溪在悬崖和厅堂之间沿着厅堂的后边流过，提供家庭用水。有两架狭而陡的木楼梯从后厅往上通到只有两米来高的上层。这里用板壁隔成一排单个的房间，它们主要是用来装谷物和贮藏农具的。其中有一间已收拾好，给我们当客房用。房里面用木板和稻草布置了简陋的床铺。这栋正房的两旁还盖了低矮的外屋，那就是牛栏和猪圈。
村长的房屋并不缺少建筑上的装饰：大厅两旁的住房都有格子窗子，但照例糊上了桑皮纸，而支持院子四周走道屋顶的那些木柱子，都完全按照汉人的方式，雕有花纹装饰。
家具也和汉人家里用的一样：几张四方形的木制桌子（其中最大的那个八仙桌是放在大厅的后半部），几只狭长的板凳，几把竹靠椅（那是靠着边墙放的），一些小板凳，简陋的床架和箱子。两个狭长的炉灶，在浅而圆的大铁锅下，有几个炉膛。那炉灶也是按照汉人的形式砌成的。大厅的墙上挂着几付对联。
有一盏早已不再起作用的煤油挂灯，那是可以反映西方文明已深入到中国最内部的角落里的极少数事物中的一种。此外，人们还保持着使用老式火蔑的习惯，他们利用约一米长、两三厘米宽的竹片来做竹灯。其方法是把这些竹片先在水里泡一段时问，竹灯是用一根铁制的，从天花板挂下来的钳子卡住，夜间出门时可以拿在手里当火把用。
服装
畲族男人的衣服同周围的汉族农民完全一样，包括普通的短上衣和裤子，此外还常穿草鞋。遮阳挡雨的帽子，是用竹蔑编的斗笠，那是从汉人那里买的，所以形式和浙江南部常见的相同，多半用一串彩色玻璃珠把它系在后脑勺上。此外，下雨时还要穿上蓑衣。长衫只有富裕的男人在过节时才穿。这种衣服也不是由畲族妇女自己做的，有钱的人请汉族裁缝到家里来做，有如德国南方人说的“请师傅到家来干活”。
衣料主要是麻丝。是在家里纺、织并用靛蓝染色的。很少见到棉布。若要，也得向汉族商人购买。麻织品往往不经染色，也不加漂白，就拿来做衣服，像我们在中国城市里偶而见到的办丧事人家用的那种白布一样，颜色不亮。
做衣服以及纺（不用纺车）、织和染色，都只在冬季进行，因为那时没有农活可干。因此，很遗憾，上述工作过程我们一点也未能见到，然而，勤劳的妇女，在没有别的活可干的时候，特别是那些年已老迈，不能再干农活的奶奶们，都整年忙着捻麻丝，家家户户都可以见到有个装麻丝线的篮子挂在那里。
到处都一样，这里的妇女是保守的，她们至今还保持一些最初的服装形式。这和汉族妇女就不一样了。妇女们相当地穿着老式剪裁的卜衣，没有领子，领圈和袖口上镶着阔边，像在浙江南部的偏僻地方和福建的许多地区常见的那样，在福建延平府（即南平县），我们在畲族妇女那里，见到的这些滚边非常绚丽多彩。可是，尽管这样，许多妇女不穿裤子，只穿一条朴素的裙子，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一条宽大的下垂过膝的裙子，像在欧洲，比如说罗马尼亚，农妇至今还常穿的那样。在这条裙上面，还围着一条蓝色的麻布小围裙。这条围裙的带子是经过艺术加工的。这是用丝线和棉纱线织的，仅三厘米宽，有蓝、绿、自三色图案花纹。我们在景宁弄到这样一根围裙带子，其图案是由于传统的风格的花样组成的，多半是从简单的汉字变化而来，例如“中”、“门”等。带子的另一种花样，据那位卖带子给我们的老妇人说，是一只合于传统风格的鸟。他们带的斗笠和穿的蓑衣，男女不分，妇女通常赤脚走路，敕木山村长的太太也不例外。妇女裹脚的习惯从来没有传入畲民中间。妇女只有在节日才穿上鞋子，这种鞋不是他们自己做的，而是汉人为她们特制的。这种鞋子的式样和汉人穿的相同。是用蓝布做的，并用粗糙的土布做衬里，配上厚厚的布底，结实耐穿：不同的是鞋臼和后跟接缝处都加上了红布镶边，鞋头前面饰有用红线做的流苏，鞋面绣着合于传统风俗的红花。
男人的发型如今逐渐现代化了。老人还梳着辫子。村长和他哥哥以及一些在外地工作过的青年，都把头发剪短了。大多数男人把脑袋前半部剃光，而把后脑勺的头发往后梳。
头饰
畲民和住在附近的汉人最明显的不同之处是妇女的引人注目头笄（ji）=直到几年前止，这种头饰还是很普遍的。如今你在路上偶而也会碰到一群戴着这种头饰的畲族妇女，这时你对这个特殊民族的原始装饰艺术定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可惜的是国民党政府禁止这种头饰。在欧洲国家里，人们正全力以赴地保持旧服装旧风俗，以便保持并加强与乡土的联系和民族感情，而中国在这方面却被一种令人疑虑的极端主义所支配。许多事物被毁坏了，没有从中得到一点点好处，其结果只会子孙后代抱怨，民族特点受到了无可挽回的损失。在景宁县，警察甚至把进城的畲族妇女的头饰扯下来，丢在地上，把它踩碎。
只有已婚的妇女才带头饰，姑娘的头发是两边分头路，中间编成一条辫子，从后面向前盘在头上，这种发型使人想起福建崇安县汉族的妇女。头饰按氏族而有所不同，蓝姓氏族（亦即敕木山村的居民）的头饰是由黑布连同银制品和玻璃珠的盛饰构成的。与此相反，在云和县Wenchi（文溪）以西的河思若村一我们从景宁去龙泉途中经过此地，居民都是钟姓一村一她们的头饰就简单得多，很少银器，主要是铜制品，上面罩着红布。
敕木山村的畲民自己不做这种复杂的头饰，他们请景宁县城里一个银匠做。这个银匠和他的儿子一起干这很可获利的手艺，就是他陪同我们进入敕木山村的。由于我们和他们相处得很好，所以我们很快就得到了本来非常缄默的畲民的信任。这个银匠用了几天的功夫就给我们也做了一套头饰，完全和敕木山村人戴的一样，代价是12元8角4分。另外他还给我们一张头饰各部分的草图。
头饰是由一个三边为棱柱体形状的10厘米长的木支架构成的，它的长轴是放在正中面上的。支架上罩着黑色棉布，其前面和两边镶上薄银片。银片的两个纵面都用浮雕细工饰着简陋的图案和两个拱手的人的简陋画相。有两根银制的棒状物以向上往后的方向安在木架上。后面那一根饰有一个马蹄铁形状的末端。这个半圆形把手的上端是用一条细长的红布同棱柱体支架的前面的饰有薄银片的底连在一起的。支架前端挂着一排11串约20厘米长的、用白色玻璃珠做成的链子，看去像一种面纱似的。每根链子的末端都饰有一小块薄银片。此外，支架前端是用四根约一米长的白色玻璃珠链子同银制半园形把手的上端连在一起的。这些链子以孤形盘绕着脑袋两边的头发。头饰上还用一根红黑玻璃珠的长链子安上一个笨重的两个尖头的银质头抓，头抓旁边还系着一个银质牙签和一个银质耳挖子以及好些银链子和小银片。那头抓是牢固地插在头顶上的，而银链子连同耳挖子和牙签是挂在脑袋右边的。书后附的照片以及头饰各部分的草图一饰物名称是银匠告诉我们一可供说明之用。最后一件是一对厚实的银耳环。关于这种装饰术以及两个拱手的人和那只鸟儿的含意，谁也不能给我们说明。那个银匠只对我这么说：头饰一定要按照自古流传下来的方式制作，畲民不能容忍丝毫改变。由于头饰得天天戴着而且相当沉重，常常导致过早的脱发。
从景宁县银匠的那张帐单上可以看到头饰各部分的名称和价格。……
银子共重四两八钱折合7.68元，总额12.84元。
民族性格
据景宁县长说，畲民一般是爱好和平的。他们被汉人看做有些粗暴，这种看法恐归因于以下事实：汉人认为畲民是低一等的民族，有时还要让他们感觉到这一点。当把他们叫做畲客或畲客牯，或把妇女叫做畲客婆时，畲民格外生气。于是他们开始骂人了，也许终于动起武来。我们在畲民那里逗留期问，对于他们的性格得到一个极好印象。他们总是非常好客、亲切、有礼貌，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争吵，他们既不纠缠不休，也不好奇，也不唯利是图，而是胆怯的、缄默的。是一个和平的、谦虚的民族。他们从事艰苦的劳动，过着极端简朴的生活。
妇女们特别勤劳。他们维修工具，干绝大部分的农活，甚至必须到树林里去砍柴，挑极重柴火担子。洗马桶是两性都有的责任，而这个任务在中国几乎普遍由妇女负担。人们对于妇女作为劳动力的评价多高，可以从下面要报道的婚礼歌曲中看出来，男人以妇女作牺牲，谋求舒服的生活，特别是年纪较大的男人，他们像前面已提到了的，整天以抽烟和闲聊来消磨时间。
畲民犯罪的似乎特少。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听说过，他们中有犯过盗窃罪的人，而这在邻近地区，特别是福建的汉族居民中，目前有的是无恶不作的盗贼。农村里家家户户的大门都开着，没有偷盗案件，也没有人偷窃田地上的农作物，也没有人到另一个村子去偷窃，谁都记不起这里曾有过谋杀和打死人的事。
社会生活及其与汉人的关系
在畲民中间很少有社会地位上的差别。即使有，也基本上取决于所拥有的财产的差别。村长的职位某种程序上好像是世袭的。此外，占卜者和驱邪者（其职务完全和汉人的风水先生和赶鬼先生相同）享有特殊的威望。再就是教师以及特别是下文要详细描述的祭祖仪式中献过祭品的人，最后是在外地当过手艺的人一一这些人都是体面人物。在村长的客厅里发生的事完全是家长式的一套：每个进来的人都有权利就座，主人向他敬烟敬茶。年纪较大的人得到优先地位。当我们作为“贵宾”和村长吃完饭以后，年龄较大的邻居就占用我们的座位。不用说，妇女们是被排斥的。
在整个村子里，以至在我的旅行中，我没有碰到过一个要饭的畲民。但是畲民自己却说，没有子女的穷人，到了老年，有时也会去要饭的。一个人会不会当乞丐，那要看他的八字而定。这种见解肯定是汉人那里接受过来的。
社会生活还是很原始的，其基础是由氏族结合起来的家庭的共同生活，因而争端都是由老年人和村长来调解的。畲民中间不存在其他方式的联合。从1927年以来，国民党政府促使畲民，特别是村长们，参加农民协会。于是畲民兴高采烈地参加了，对政府满怀感激之情。因为它第一次给他们减轻了沉重的佃租负担，尽管减去的租子是那么少。此外，使他们满意的是，由于加入农民协会，他们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敕木山村的畲民说，他们仅仅和住在景宁县以及邻县泰顺的同宗族的人有亲属关系，而且他们也知道，在浙江和福建的其他县份内他们还有同宗族的人；但对他们不保持任何联系。
畲民对住在附近的汉人的态度，在好些方面是值得注意的，从上面已经报道的可以看出，他们对汉人总觉胆怯而且不信任，像见了陌生人一样。当然，由于他们必须向汉族地主缴纳的佃租高得惊人，他们感到深受压迫。住在附近的汉人则把畲民看做外来人，比自己低一等，有时以鄙视的态度对待他们，直到两年以前，畲民的子女不准上景宁的小学。国民党政府才完成了变革。虽然共处了千百年之久，畲民和汉人之问还是隔着一道鸿沟。其结果是畲汉人之间在好多地方简直没有通过婚。畲民学会的当地汉人的方言往往是很不完善的。反之，有这样的事：汉族商人和工匠由于常和畲民接触，学懂了一些畲民的方言。
尽管如此，畲民外表上的文化还是完全和汉人的相同。这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到，除了妇女独特的服装，首先是头饰之外，再没有任何典型的特征了。然而这种外表上的文化仅仅涉及穷苦的、过着非常简陋的生活的农民文化。只有富裕的家庭或者在外地工作过的人才需要一种较高级的文化。这种人在过节或喜庆的场合就穿长衫，也许还要罩上一件马挂，穿上一双汉族式样的布鞋，村长甚至还带着名片。作为例证，我们把它翻印在下面。许多风俗也纯粹是汉人的，例如接待客人的规矩。
精神文化也并不两样。多数畲民是文盲。直到最近，他们是不准进入汉人的学校的。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贫苦的受压迫的人也试图使他们的子女受到学校教育，这实在是令人感动的。敕木山村有一所学校，在农舍的顶楼上课。顶楼是由一个开着的天窗将就着照明的。这里有十个学童坐在一张长桌旁，有几个在上课时还不得不背着小弟弟或小妹妹。在旁边的桌子上坐着一位含着长烟袋正在抽烟的老师，身边放着一壶茶。老师25岁，他支取薪水不是货币，而是稻米和甘薯。他自己受过的教育也就是在一所汉人的小学里念过几年书。独特的是，他是村中唯一的代表“大脑型”的人：头部大，鼻子狭长而有此凸起，下巴小而有些向后缩，体格柔弱。学童们赖以学习汉文的书本是魔术书的破旧断片，这种书是风水先生和赶鬼先生用的。①
附注
①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2014年8月重版，第115〜126页。
①节选自《浙江省少数民族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第618〜6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