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内容
面对封建统治者的岐视与剥削，畲民除了迁徙，就是反抗，一次次地开展反抗斗争。封建统治者对畲民的反抗首先采取武力镇压。
史藉记载，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泉潮间蛮僚啸乱”，唐高宗为了“靖边方”，派陈政父子率3600名唐军入闽，镇压畲民起义，屯驻于福建九龙江（旧时称“柳营江”）以东地区征伐“蛮僚”。凤凰山区的畲民组织起来与唐军进行斗争。在两军交战过程中，起义军屡胜唐军，陈政即上书朝廷：“群蛮来侵，自以众寡不敌，退保九龙山，奏请益兵。”唐统治者立即又派其兄陈敏、陈敷“领军校五十八姓来援”。其兄二人在途中死去，由其母魏氏携陈政之子陈元光“代领其众入闽”。陈氏家族倾家而出，但仍镇压不了“峒蛮”。仪凤二年（677年），陈政病死，陈元光受命“代领其众”与闽、广两地“峒蛮”作斗争。此时“蛮僚”首领苗自成、雷万兴率众抗击唐军，“守帅不能制”、“诛之难于屡诛，徙之难于屡徙”，①因此陈元光上书朝廷，要求增建“一州于泉、潮间，以控岭表”。唐王朝接受陈元光建议，于唐垂拱二年（686年），在福建增设漳州。
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爆发了更大的武装反抗斗争。“蛮寇雷万兴、苗自成之子纠党复起于潮”，两军斗争更为惨烈。睿宗景云二年（711年）11月，由蓝奉高率领的一支起义军直接与陈元光对垒，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于睿宗景云二年（711年）追至陈元光老巢绥安，把陈元光“刃伤而卒”。在近50年的斗争中，“蛮僚”屡屡打败了唐军的进犯。绥安是陈政“出镇”之地，也被起义军占领，但最终反抗斗争还是失败了。
漳州设府置郡后，针对漳州北部畲民的反抗，福州长吏唐循忠上书朝廷，“于潮州北、广州东、福州西光龙洞，检责得诸州避役百姓共三千户，奏置州，因汀溪为名。”唐王朝又听取唐循忠建议，于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置郡汀州。然而，反抗斗争仍然不止，唐照宗乾宁元年（894年），出现宁化“黄连峒蛮二万，围汀州”。①唐统治者相继在漳州、汀州设置郡县强化封建统治，强迫畲民缴纳“贡赋”夕卜，还用两族通婚等手段对畲家进行强迫同化。
两宋时期，统治阶级对畲民的剥削和分化瓦解越加严重。因为在赋税方面畲民已没有多少可以剥削的。不能盘剥赋税，官府就从其它方面入手剥削畲民。畲族聚居地多在山地、丘陵，为了生存，畲民除了刀耕火种，还要进山狩猎，长此以往，畲民对射猎和用毒箭对敌都十分擅长。韩愈在《送郑尚书序》中曾写到：“机毒矢以待将吏”。②南宋刘克庄也曾提到“畲长技止于机毒矣”。由于畲民擅长狩猎，官府仍然不断地向其征求“蜜蜡、虎革、猿皮”等土产。畲民在不堪被剥削的情况下爆发反抗斗争。尤其是南宋偏安南渡，政治上极端腐败，经济上对百姓的剥削更加残酷，激起畲民的不断反抗。
高宗建炎中（1127-1130年）漳浦一带，绍兴十五年（1145年）江西虔州、广东梅州、闽南等地相继爆发了畲、汉人民的大起义。
宁宗嘉定二年（1209年）十一月，江西爆发以李元励为首的规模较大的反抗斗争，起义军“众数万，连破吉、郴诸县”，宋王室“诏遣荆、鄂、江、池四州军讨之”，结果，官兵被打败了。次年四月，李元励乘胜向广东南雄挺进，官军再度败退。接着多次击败江西官军，十一月间，进军赣州、南安。宋统治者“诏以重赏，募人讨之”。三年之久的起义斗争，直到李元励牺牲后，才被镇压下去。
南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年），漳州西畲最大的畲长李德，与西畲其他畲长并南畲三十余位畲长，一起带领畲民“怙众据险，剿掠省地”，漳州郡几乎要被攻陷，“距城仅二十里，郡芨芨甚矣”。统治者派遣卓侯到漳州进行军事镇压，卓侯一到漳州，见“一城红巾满野，久戍不解，智勇俱困”，感到愕然，只好到处张榜安抚，首先是千方百计招抚畲长。自李德被招抚、“纳款”后，“西九畲酋长相继受招”，“南畲三十余所酋长，各籍户口三十余家，愿为版籍民”。③统治者对人多势众的畲民采用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手段，削弱了畲民的反抗力量，使这次起义以失败告终。随后，因统治者忌惮人数众多的畲民，还许以利益，引诱畲长为其统治畲区。“以畲制畲”为统治者达到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的剥削提供了保障。在起义失败和受到统治者、地主的双重压迫的情况下，畲民开始分散、迁徙。
宋末元初，朝代更迭。宋端宗景炎二年（1277年），元兵破汀州。南宋将领文天祥、张世杰分别在梅州、潮州领兵，随后在凤凰山区抗元。以陈吊眼、钟明亮、黄华为首的粤、闽两地畲民，跟随南宋将领文天祥、张世杰，展开声势浩大的抗元斗争。起义军由原先的一万余人逐渐发展到“聚众十万，连五十余寨”，成为“复宋反元”的主要武装力量之一。如今凤凰山陈吊眼抗元斗争遗迹确有50多处，如归湖镇砚田村对面的凤凰山南麓的陈吊王寨遗址，其海拔高304.6米，周围环绕着牛、狮、虎、龙、鹰、鸟笼、将军搭弓诸山，寨南面临凤凰溪，寨北峰峦叠嶂直连凤凰山，站在山寨上可望见韩江。寨址的开阔地虽然杂草丛生，但还能见东西两面各残存一条宽约二尺、长约百米的寨墙，墙外还挖有深约四尺的濠沟，在寨址还能见到不少宋代瓷器的碎片。
元代福建省共分八路，汀、漳、泉、邵4路是1043748人，专家粗略统计畲民有80万人，也就说，畲民占半个福建省人口的80％。广东比福建多。当时共有畲民210万人。①元朝统治者对畲军进行分化瓦解和残酷的军事镇压。《元史》载：“至元十六年（1279年）五月辛亥，诏谕漳、泉、汀、邵武等处暨八十四畲官吏军民，若能举众来降，官吏例加迁赏，军民安堵如故。”②元朝的招安政策使畲军军心动摇，力量削弱。元十九年（1282年），陈吊眼兵败，山寨被焚，“斩贼魁及其党首二万级”。③陈吊眼的父亲陈文桂、叔父陈桂龙、弟弟陈满安投降后，陈文桂及陈满安“纳款”被护送至京师，陈桂龙被流放于“答孙之地”。
元二十一年（1285年），黄华手下的畲军，“有恒产者为民，无恒产与妻子编为守城军。”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畲民钟明亮在福建汀州领导畲民起义，元统治者合四省兵镇压，“师之所经，寇之所及，男女老稚被执修，资财庐舍罹荡毁者甚多。”成宗元贞三年（1297年），元统治者下令将陈吊眼余部安插在漳州等地屯田。“命于南诏黎、畲各立屯田，调拨见戊军人，每屯置一千五百名，及将所招陈吊眼等余党人屯，与军人相参耕种为户。汀州屯一千五百二十五名，漳州屯一千五百一十三名。”①从元军南下闽、粤到元末年间，畲民一直进行着反元斗争。随着大范围的长时间战争和统治者的招安、屯田政策，畲民被迁徙到福建各地。
明代，封建统治者对畲民的统治全面加强，对畲族聚居区采取了三种统治管理方式。一是设置“輋官”对畲民进行间接管理。“永乐五年（1407年）冬十一月广东畲蛮雷纹用等来朝。……命各赐钞三十锭，彩币一……又明设土官以治之，衔曰輋官，所领又有輋，輋尝作畲，实录谓之畲蛮。”②二是在畲民聚居地增设军事或行政治所加强统治。军事治所以“寨”为名，并派武官管理及军队驻军。“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己丑正月十五日，逆贼曾延邦（兔洋人）、柯守岳（下溪人）、雷五（畲客）……倡惑乱民……里有典史刘茂者奏于朝，请建寨以镇之，诏以为可。”③压迫引发反抗，明正德年间，赣南山区爆发了畲民起义，明统治者派王守仁巡抚赣南。王守仁残酷镇压畲民起义后，在赣南采取联防的办法镇压人民的反抗，即“十家牌法”，一人犯上“十家均罪”，对畲民进行严密的控制与监视。增设县治也是明王朝对畲民所在地加强统治者的办法之一，“其初拳贼原系广东流来。光年奉巡抚都御使金泽行令安插于此……生长日蕃，羽翼渐多……始渐掳掠乡村……今幸奏闻征剿……但恐大兵撤后，未免复聚为患。合无三县适中去处，建立县治，实为久安长治之策等因。”④增设了五个县。三是通过寮主来约束畲民。“箐民者，一曰畲民，汀上杭之贫民也。每年数百为群，赤手至各邑，依寮主为活，而受其庸值，或春来冬去，或留过冬为长顾者也。”⑤畲民漂泊不定，统治者约束寮主，使其相互担保，相互监察来控制菁民。明统治阶级对畲族的重重监控与统治，让畲民难以生存，被迫迁徙，致使该地区的畲民基本上销声匿迹。
总之，封建统治者的残酷经济剥削和军事镇压，迫使畲民反抗；而面对封建统治者，畲家是弱小民族，一次次反抗斗争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迫使畲族人民不断迁徙。
畲民离开凤凰山区后，没有生产资料，只能哪里能要到饭就往哪里迁。
畲民的迁徙以家庭、家族为单位，少则三、五人一伙，多则二、三十人一群，分散迁徙。他们跣足负担，一头挑着祖宗的牌位和骨灰，一头挑着幼儿，徐徐而行，傍树为家，依山而居。在畲家传统生计方式和以血缘关系为连接的居住方式的影响下，畲家在其进行民族大迁徙的过程中，发展出一种“不谋而居，不杂土著”的迁徙模式。这种模式使得畲家每迁到一地之后，当地人甚至“不知其始自何时”，有力的保存了民族的特性。如浙江遂昌县井头村《钟氏家谱》记载：“南宋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二月，钟谅、钟宜、蓝钟由原籍广东府朝阳县（即潮州），向外迁徙。迁迁往往，徐徐而行。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由钟石洪（即法桥）、钟法喜带领二十八口移浙江处州（丽水）景宁县二都田山源锦岱洋居住。”最终形成了如今“大分散、小聚居”于闽、粤、赣、浙、皖等省的分布形式。
史藉记载，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泉潮间蛮僚啸乱”，唐高宗为了“靖边方”，派陈政父子率3600名唐军入闽，镇压畲民起义，屯驻于福建九龙江（旧时称“柳营江”）以东地区征伐“蛮僚”。凤凰山区的畲民组织起来与唐军进行斗争。在两军交战过程中，起义军屡胜唐军，陈政即上书朝廷：“群蛮来侵，自以众寡不敌，退保九龙山，奏请益兵。”唐统治者立即又派其兄陈敏、陈敷“领军校五十八姓来援”。其兄二人在途中死去，由其母魏氏携陈政之子陈元光“代领其众入闽”。陈氏家族倾家而出，但仍镇压不了“峒蛮”。仪凤二年（677年），陈政病死，陈元光受命“代领其众”与闽、广两地“峒蛮”作斗争。此时“蛮僚”首领苗自成、雷万兴率众抗击唐军，“守帅不能制”、“诛之难于屡诛，徙之难于屡徙”，①因此陈元光上书朝廷，要求增建“一州于泉、潮间，以控岭表”。唐王朝接受陈元光建议，于唐垂拱二年（686年），在福建增设漳州。
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爆发了更大的武装反抗斗争。“蛮寇雷万兴、苗自成之子纠党复起于潮”，两军斗争更为惨烈。睿宗景云二年（711年）11月，由蓝奉高率领的一支起义军直接与陈元光对垒，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于睿宗景云二年（711年）追至陈元光老巢绥安，把陈元光“刃伤而卒”。在近50年的斗争中，“蛮僚”屡屡打败了唐军的进犯。绥安是陈政“出镇”之地，也被起义军占领，但最终反抗斗争还是失败了。
漳州设府置郡后，针对漳州北部畲民的反抗，福州长吏唐循忠上书朝廷，“于潮州北、广州东、福州西光龙洞，检责得诸州避役百姓共三千户，奏置州，因汀溪为名。”唐王朝又听取唐循忠建议，于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置郡汀州。然而，反抗斗争仍然不止，唐照宗乾宁元年（894年），出现宁化“黄连峒蛮二万，围汀州”。①唐统治者相继在漳州、汀州设置郡县强化封建统治，强迫畲民缴纳“贡赋”夕卜，还用两族通婚等手段对畲家进行强迫同化。
两宋时期，统治阶级对畲民的剥削和分化瓦解越加严重。因为在赋税方面畲民已没有多少可以剥削的。不能盘剥赋税，官府就从其它方面入手剥削畲民。畲族聚居地多在山地、丘陵，为了生存，畲民除了刀耕火种，还要进山狩猎，长此以往，畲民对射猎和用毒箭对敌都十分擅长。韩愈在《送郑尚书序》中曾写到：“机毒矢以待将吏”。②南宋刘克庄也曾提到“畲长技止于机毒矣”。由于畲民擅长狩猎，官府仍然不断地向其征求“蜜蜡、虎革、猿皮”等土产。畲民在不堪被剥削的情况下爆发反抗斗争。尤其是南宋偏安南渡，政治上极端腐败，经济上对百姓的剥削更加残酷，激起畲民的不断反抗。
高宗建炎中（1127-1130年）漳浦一带，绍兴十五年（1145年）江西虔州、广东梅州、闽南等地相继爆发了畲、汉人民的大起义。
宁宗嘉定二年（1209年）十一月，江西爆发以李元励为首的规模较大的反抗斗争，起义军“众数万，连破吉、郴诸县”，宋王室“诏遣荆、鄂、江、池四州军讨之”，结果，官兵被打败了。次年四月，李元励乘胜向广东南雄挺进，官军再度败退。接着多次击败江西官军，十一月间，进军赣州、南安。宋统治者“诏以重赏，募人讨之”。三年之久的起义斗争，直到李元励牺牲后，才被镇压下去。
南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年），漳州西畲最大的畲长李德，与西畲其他畲长并南畲三十余位畲长，一起带领畲民“怙众据险，剿掠省地”，漳州郡几乎要被攻陷，“距城仅二十里，郡芨芨甚矣”。统治者派遣卓侯到漳州进行军事镇压，卓侯一到漳州，见“一城红巾满野，久戍不解，智勇俱困”，感到愕然，只好到处张榜安抚，首先是千方百计招抚畲长。自李德被招抚、“纳款”后，“西九畲酋长相继受招”，“南畲三十余所酋长，各籍户口三十余家，愿为版籍民”。③统治者对人多势众的畲民采用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手段，削弱了畲民的反抗力量，使这次起义以失败告终。随后，因统治者忌惮人数众多的畲民，还许以利益，引诱畲长为其统治畲区。“以畲制畲”为统治者达到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的剥削提供了保障。在起义失败和受到统治者、地主的双重压迫的情况下，畲民开始分散、迁徙。
宋末元初，朝代更迭。宋端宗景炎二年（1277年），元兵破汀州。南宋将领文天祥、张世杰分别在梅州、潮州领兵，随后在凤凰山区抗元。以陈吊眼、钟明亮、黄华为首的粤、闽两地畲民，跟随南宋将领文天祥、张世杰，展开声势浩大的抗元斗争。起义军由原先的一万余人逐渐发展到“聚众十万，连五十余寨”，成为“复宋反元”的主要武装力量之一。如今凤凰山陈吊眼抗元斗争遗迹确有50多处，如归湖镇砚田村对面的凤凰山南麓的陈吊王寨遗址，其海拔高304.6米，周围环绕着牛、狮、虎、龙、鹰、鸟笼、将军搭弓诸山，寨南面临凤凰溪，寨北峰峦叠嶂直连凤凰山，站在山寨上可望见韩江。寨址的开阔地虽然杂草丛生，但还能见东西两面各残存一条宽约二尺、长约百米的寨墙，墙外还挖有深约四尺的濠沟，在寨址还能见到不少宋代瓷器的碎片。
元代福建省共分八路，汀、漳、泉、邵4路是1043748人，专家粗略统计畲民有80万人，也就说，畲民占半个福建省人口的80％。广东比福建多。当时共有畲民210万人。①元朝统治者对畲军进行分化瓦解和残酷的军事镇压。《元史》载：“至元十六年（1279年）五月辛亥，诏谕漳、泉、汀、邵武等处暨八十四畲官吏军民，若能举众来降，官吏例加迁赏，军民安堵如故。”②元朝的招安政策使畲军军心动摇，力量削弱。元十九年（1282年），陈吊眼兵败，山寨被焚，“斩贼魁及其党首二万级”。③陈吊眼的父亲陈文桂、叔父陈桂龙、弟弟陈满安投降后，陈文桂及陈满安“纳款”被护送至京师，陈桂龙被流放于“答孙之地”。
元二十一年（1285年），黄华手下的畲军，“有恒产者为民，无恒产与妻子编为守城军。”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畲民钟明亮在福建汀州领导畲民起义，元统治者合四省兵镇压，“师之所经，寇之所及，男女老稚被执修，资财庐舍罹荡毁者甚多。”成宗元贞三年（1297年），元统治者下令将陈吊眼余部安插在漳州等地屯田。“命于南诏黎、畲各立屯田，调拨见戊军人，每屯置一千五百名，及将所招陈吊眼等余党人屯，与军人相参耕种为户。汀州屯一千五百二十五名，漳州屯一千五百一十三名。”①从元军南下闽、粤到元末年间，畲民一直进行着反元斗争。随着大范围的长时间战争和统治者的招安、屯田政策，畲民被迁徙到福建各地。
明代，封建统治者对畲民的统治全面加强，对畲族聚居区采取了三种统治管理方式。一是设置“輋官”对畲民进行间接管理。“永乐五年（1407年）冬十一月广东畲蛮雷纹用等来朝。……命各赐钞三十锭，彩币一……又明设土官以治之，衔曰輋官，所领又有輋，輋尝作畲，实录谓之畲蛮。”②二是在畲民聚居地增设军事或行政治所加强统治。军事治所以“寨”为名，并派武官管理及军队驻军。“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己丑正月十五日，逆贼曾延邦（兔洋人）、柯守岳（下溪人）、雷五（畲客）……倡惑乱民……里有典史刘茂者奏于朝，请建寨以镇之，诏以为可。”③压迫引发反抗，明正德年间，赣南山区爆发了畲民起义，明统治者派王守仁巡抚赣南。王守仁残酷镇压畲民起义后，在赣南采取联防的办法镇压人民的反抗，即“十家牌法”，一人犯上“十家均罪”，对畲民进行严密的控制与监视。增设县治也是明王朝对畲民所在地加强统治者的办法之一，“其初拳贼原系广东流来。光年奉巡抚都御使金泽行令安插于此……生长日蕃，羽翼渐多……始渐掳掠乡村……今幸奏闻征剿……但恐大兵撤后，未免复聚为患。合无三县适中去处，建立县治，实为久安长治之策等因。”④增设了五个县。三是通过寮主来约束畲民。“箐民者，一曰畲民，汀上杭之贫民也。每年数百为群，赤手至各邑，依寮主为活，而受其庸值，或春来冬去，或留过冬为长顾者也。”⑤畲民漂泊不定，统治者约束寮主，使其相互担保，相互监察来控制菁民。明统治阶级对畲族的重重监控与统治，让畲民难以生存，被迫迁徙，致使该地区的畲民基本上销声匿迹。
总之，封建统治者的残酷经济剥削和军事镇压，迫使畲民反抗；而面对封建统治者，畲家是弱小民族，一次次反抗斗争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迫使畲族人民不断迁徙。
畲民离开凤凰山区后，没有生产资料，只能哪里能要到饭就往哪里迁。
畲民的迁徙以家庭、家族为单位，少则三、五人一伙，多则二、三十人一群，分散迁徙。他们跣足负担，一头挑着祖宗的牌位和骨灰，一头挑着幼儿，徐徐而行，傍树为家，依山而居。在畲家传统生计方式和以血缘关系为连接的居住方式的影响下，畲家在其进行民族大迁徙的过程中，发展出一种“不谋而居，不杂土著”的迁徙模式。这种模式使得畲家每迁到一地之后，当地人甚至“不知其始自何时”，有力的保存了民族的特性。如浙江遂昌县井头村《钟氏家谱》记载：“南宋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二月，钟谅、钟宜、蓝钟由原籍广东府朝阳县（即潮州），向外迁徙。迁迁往往，徐徐而行。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由钟石洪（即法桥）、钟法喜带领二十八口移浙江处州（丽水）景宁县二都田山源锦岱洋居住。”最终形成了如今“大分散、小聚居”于闽、粤、赣、浙、皖等省的分布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