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内容
《漳州谕畲》中记载了“畲民不悦，畲田不税，由来已久”。也就是说，畲田、畲民原是不交税赋的。进入封建社会后，从畲民的记忆及相关文字资料看，唐之前统治者为了开发山区，往往以“不交赋税”为诱饵，引诱畲民到山中垦荒。“楚平王奉天承运出敕。大隋五年五月十五日，给会稽山七贤洞抚徭券碟……楚平王出敕钟太后上-十八族，放行广东路途，只望青山而去，遇山开产为业……唐代开始，封建统治阶级开始在凤凰山畲家聚居区推行封建化，畲家不但被称为“蛮僚”，且强迫畲民交纳贡赋，进行经济剥削。虽唐代统治者亦有“帝赐游行天下，砍伐山林，火耕石褥逍遥天地之间”的文告，而实际上是封建剥削不断加强，昭宗乾宁年间（894-898年）派官吏到凤凰山区“劝农桑，定租税”。①《临汀汇考》中写到，“唐武周年间，始郡县，其巢穴招集流亡，辟土殖谷，而纳贡赋。”②
畲家被迫进入山区后，是以棒、刀为劳动工具，从自然界获取现成的生活资料为主，生产力水平较低，辛勤劳动，不能糊口，还要上缴“徭赋”，没有粮食可剥夺，官府就向其征收蜜蜡、虎皮等土产，“贵家辟产，稍侵其疆，豪干诛货，稍笼其利，官吏又征求土物密腊、虎革、猿皮之类。畲人不堪。”③统治者在畲家聚居地侵占土地、大肆敛财，畲民不堪重负。畲民在无法承受的情况下，被迫向外迁移。但是所迁之处，土地山林一经开发又被地主所占有，而且封建剥削愈加严苛，刀耕火种，刀是唯一的劳动资料，对此封建统治者也不放过，实行"论刀为准”征收赋租的办法，规定畲民交纳山赋以“论刀若干”"出赋若干”。在统治阶级的不断压迫下，畲家开始分散迁徙。
明清时期，各地由于不堪官府压迫，而爆发多次武装反抗斗争，使得大量田地荒芜。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统治者开始招民垦荒。明正德中，广东畲民被子南池“世家”招募，“盗耕”香山县南三灶的政府禁地三百余顷。顺治初年，朝廷发布规定：“凡各处逃亡人民，不论原籍别籍，必广加招徕，编入保甲，俾子安居乐业”。《汝南蓝氏宗谱》记载：“于是蓝雷钟等畲民入境，垦复田土。”但这些不是白给畲民垦植，实际上还是要交纳税赋，广东兴宁县有的畲民每年向山主交山粮七石；长乐县畲民有的每年要向山主交山粮五石五斗五升。④畲歌中记载了当时“开着地差难作食，开着地好官来争”，“种山又要交山租，交了山租毛得食，财主日日来逼租”、“外面官府欺侮人，三姓思量散来住”。歌词反映了当时统治阶层对畲家的欺压，开出好的田地被官府抢夺，差的田地难以饱腹。“每每彼所开垦之地，垦熟即被汉人地主所夺，不敢与较，乃他徙，故峭壁之巅，平常攀越维艰者，畲客皆开辟之，然每每刀耕火褥之所得，未成卒岁，则掘草药，种茯苓以自活”。①
开出的田地被子夺后，畲民落为“佃户”。浙南一带佃租的习俗是先付“垫底”，租又分“定租”与“分租”。“垫底”，就是畲民向地主、山主租种土地，首先要付“押金”，俗名叫“diandai”。“diandai”的多少，视土地的好坏和租额的多少而定，基本上是一年租额的代金。如有欠租事宜，即将“垫底”扣抵田租，撤佃改耕。贫穷的畲民要付一笔“垫底”是十分困难的，为了租得土地，拼凑“diandai”，东借西贷，忍受高利贷的盘剥，而地主剥削“diandai”的利息。借贷时，要有保人或实物抵押，还要先扣去第一年利息，借一元钱其实只拿到八角，以后仍要按一元钱计利。碧湖畲民蓝献文借了地主八元钱，利上加利，不到三年要还四十多元。就是这样，畲民还只能租到比较贫瘠的土地。并且逢年过节还要向地主送鸡、肉等，称“zhutanggai”。甚至有的地方还得服“tangzhugong”（汉语：田租工，即劳役）。“定租”又叫“硬租”。租土地时，先确定租额，租额是固定的。不论丰歉，租谷不变。另一种是“分租”称“做分”。即收成后按收获量分配，实行“四六分”（佃四主六）。不论何种形式，畲民辛勤一年所剩无几。地主用的秤和斗又比一般大，有的终年劳动尚不够交租。年景好，风调雨顺，地主加租；如遭灾，地主不肯减租，畲民辛劳一年，颗粒无收，地主还夺取畲民少量的产业，使其倾家荡产，地主收回佃田。对此德国学者史图博在《浙江景宁敕木山调查记》中评价道：“这样的佃租在欧洲的概念中当然还是高得难以置信”，“佃租高的吓人，税额也相当重”。
在浙江的遂昌、宣平、松阳，福建的浦城和江西的铅山、玉山等地的畲民，还要受到二地主——即“寮主”的剥削。明末熊人霖《南荣集》载：当时畲族地区有山主、寮主和青民三种人，“山主者土著有山之人，以其山卑寮主执之，而征其租者也。寮主者汀之久居各邑山中，颇有资本，披寮蓬以待菁民之至，给所委之种，俾为锄植，而征其租者也。菁民者一曰畲民，汀上杭之贫民也。每年数百为群，赤手至各邑依寮主为活，而受其佣值，或春来冬去，或留过冬为长雇者也”。清代，地主豪绅对畲民的剥削更是巧立名目，敲骨吸髓。如乾隆年间，福建宁德闽坑村的豪绅地主强迫畲民立承包约，以所谓对畲民的田园作物“看守”为词，榨取他们的血汗。该约规定，畲民每石稻田交谷子7.5公斤，每斗麦田交麦子1公斤，一千株番薯苗的地交钱五十文，菁靛一篓交钱一百文，姜种50公斤交谷子10公斤，一头牛交谷子15公斤。旧时畲民要交的租多如牛毛，田租、山租、牛租、房租、犁租、灰铺租、牛栏租、坟租、垃圾租等等。
交租，地主也规定了习俗，不能穿草鞋到地主家，不能坐。送租到地主家，先得把草鞋脱在门外，赤脚挑进去，不然非但田种不成，而且还要挨打。丽水碧湖镇鲤鱼头村钟有信，就曾因为送田租到松坑坪地主项章峰家，因地主不在，坐在厅堂前的石鼓上等候称租，被地主不问情由用鞭子打得遍体鳞伤，还把租田夺回，钟家被迫带着妻儿流落异乡，路上饿死了好几口。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景宁县志》中记载，“遇差役，县府票致之，贫不能存，则亡徙以走”。
刀耕火种这种粗放的生产技术，没有广阔的空间、资源丰富的自然条件就不能进行，能满足这一条件的只能是没有开发的山区，因此畲民的迁徙只能是向山区扩散。闽东、浙南、赣东等地大多以丘陵山地为主，能为畲民的生产实践提供自然条件，畲家也就逐渐向这些地方进行迁徙。其实质是弱小民族，在强大封建制度的压迫下而产生的一种逃避封建化的行动；是落后的生产力，无法适应封建生产关系而产生的自发性的抗拒。
畲家被迫进入山区后，是以棒、刀为劳动工具，从自然界获取现成的生活资料为主，生产力水平较低，辛勤劳动，不能糊口，还要上缴“徭赋”，没有粮食可剥夺，官府就向其征收蜜蜡、虎皮等土产，“贵家辟产，稍侵其疆，豪干诛货，稍笼其利，官吏又征求土物密腊、虎革、猿皮之类。畲人不堪。”③统治者在畲家聚居地侵占土地、大肆敛财，畲民不堪重负。畲民在无法承受的情况下，被迫向外迁移。但是所迁之处，土地山林一经开发又被地主所占有，而且封建剥削愈加严苛，刀耕火种，刀是唯一的劳动资料，对此封建统治者也不放过，实行"论刀为准”征收赋租的办法，规定畲民交纳山赋以“论刀若干”"出赋若干”。在统治阶级的不断压迫下，畲家开始分散迁徙。
明清时期，各地由于不堪官府压迫，而爆发多次武装反抗斗争，使得大量田地荒芜。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统治者开始招民垦荒。明正德中，广东畲民被子南池“世家”招募，“盗耕”香山县南三灶的政府禁地三百余顷。顺治初年，朝廷发布规定：“凡各处逃亡人民，不论原籍别籍，必广加招徕，编入保甲，俾子安居乐业”。《汝南蓝氏宗谱》记载：“于是蓝雷钟等畲民入境，垦复田土。”但这些不是白给畲民垦植，实际上还是要交纳税赋，广东兴宁县有的畲民每年向山主交山粮七石；长乐县畲民有的每年要向山主交山粮五石五斗五升。④畲歌中记载了当时“开着地差难作食，开着地好官来争”，“种山又要交山租，交了山租毛得食，财主日日来逼租”、“外面官府欺侮人，三姓思量散来住”。歌词反映了当时统治阶层对畲家的欺压，开出好的田地被官府抢夺，差的田地难以饱腹。“每每彼所开垦之地，垦熟即被汉人地主所夺，不敢与较，乃他徙，故峭壁之巅，平常攀越维艰者，畲客皆开辟之，然每每刀耕火褥之所得，未成卒岁，则掘草药，种茯苓以自活”。①
开出的田地被子夺后，畲民落为“佃户”。浙南一带佃租的习俗是先付“垫底”，租又分“定租”与“分租”。“垫底”，就是畲民向地主、山主租种土地，首先要付“押金”，俗名叫“diandai”。“diandai”的多少，视土地的好坏和租额的多少而定，基本上是一年租额的代金。如有欠租事宜，即将“垫底”扣抵田租，撤佃改耕。贫穷的畲民要付一笔“垫底”是十分困难的，为了租得土地，拼凑“diandai”，东借西贷，忍受高利贷的盘剥，而地主剥削“diandai”的利息。借贷时，要有保人或实物抵押，还要先扣去第一年利息，借一元钱其实只拿到八角，以后仍要按一元钱计利。碧湖畲民蓝献文借了地主八元钱，利上加利，不到三年要还四十多元。就是这样，畲民还只能租到比较贫瘠的土地。并且逢年过节还要向地主送鸡、肉等，称“zhutanggai”。甚至有的地方还得服“tangzhugong”（汉语：田租工，即劳役）。“定租”又叫“硬租”。租土地时，先确定租额，租额是固定的。不论丰歉，租谷不变。另一种是“分租”称“做分”。即收成后按收获量分配，实行“四六分”（佃四主六）。不论何种形式，畲民辛勤一年所剩无几。地主用的秤和斗又比一般大，有的终年劳动尚不够交租。年景好，风调雨顺，地主加租；如遭灾，地主不肯减租，畲民辛劳一年，颗粒无收，地主还夺取畲民少量的产业，使其倾家荡产，地主收回佃田。对此德国学者史图博在《浙江景宁敕木山调查记》中评价道：“这样的佃租在欧洲的概念中当然还是高得难以置信”，“佃租高的吓人，税额也相当重”。
在浙江的遂昌、宣平、松阳，福建的浦城和江西的铅山、玉山等地的畲民，还要受到二地主——即“寮主”的剥削。明末熊人霖《南荣集》载：当时畲族地区有山主、寮主和青民三种人，“山主者土著有山之人，以其山卑寮主执之，而征其租者也。寮主者汀之久居各邑山中，颇有资本，披寮蓬以待菁民之至，给所委之种，俾为锄植，而征其租者也。菁民者一曰畲民，汀上杭之贫民也。每年数百为群，赤手至各邑依寮主为活，而受其佣值，或春来冬去，或留过冬为长雇者也”。清代，地主豪绅对畲民的剥削更是巧立名目，敲骨吸髓。如乾隆年间，福建宁德闽坑村的豪绅地主强迫畲民立承包约，以所谓对畲民的田园作物“看守”为词，榨取他们的血汗。该约规定，畲民每石稻田交谷子7.5公斤，每斗麦田交麦子1公斤，一千株番薯苗的地交钱五十文，菁靛一篓交钱一百文，姜种50公斤交谷子10公斤，一头牛交谷子15公斤。旧时畲民要交的租多如牛毛，田租、山租、牛租、房租、犁租、灰铺租、牛栏租、坟租、垃圾租等等。
交租，地主也规定了习俗，不能穿草鞋到地主家，不能坐。送租到地主家，先得把草鞋脱在门外，赤脚挑进去，不然非但田种不成，而且还要挨打。丽水碧湖镇鲤鱼头村钟有信，就曾因为送田租到松坑坪地主项章峰家，因地主不在，坐在厅堂前的石鼓上等候称租，被地主不问情由用鞭子打得遍体鳞伤，还把租田夺回，钟家被迫带着妻儿流落异乡，路上饿死了好几口。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景宁县志》中记载，“遇差役，县府票致之，贫不能存，则亡徙以走”。
刀耕火种这种粗放的生产技术，没有广阔的空间、资源丰富的自然条件就不能进行，能满足这一条件的只能是没有开发的山区，因此畲民的迁徙只能是向山区扩散。闽东、浙南、赣东等地大多以丘陵山地为主，能为畲民的生产实践提供自然条件，畲家也就逐渐向这些地方进行迁徙。其实质是弱小民族，在强大封建制度的压迫下而产生的一种逃避封建化的行动；是落后的生产力，无法适应封建生产关系而产生的自发性的抗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