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内容
畲族源于凤凰山，而如今是“大分散、小聚居”的形式分布在闽、浙、粤、赣、台、皖、黔等地，为何如此？本章从畲民为何迁徙、以何种方式迁徙和迁徙路线等方面，描述畲家千年的迁徙之路，追溯畲族的历史时空。
迁徙原因
畲家为何要进行千年的民族大迁徙？“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因为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因此，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意识形态的形式、甚至以被神圣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①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观点，畲家千年大迁徙的主要原因是封建统治者不但岐视畲家，且实行民族压迫，迫使畲家不断迁徙。
凤凰山区漳平山羊隔畲民的《苦历歌》，直接道出了畲家人被迫迁徙的原因：“到了元光入漳府，占去畲园个个诛：宋朝又说畲啸乱，文广派兵斩光光。五虎山下白磜坑，藏有畲族数百人；时到明朝又遭难，府兵屯杀廿几年。畲人逃身无立地，逃到龙江葫芦隔；掘蕨打猎兼种粟，身居草寮苦中苦。”
（一）不堪税赋
《漳州谕畲》中记载了“畲民不悦，畲田不税，由来已久”。也就是说，畲田、畲民原是不交税赋的。进入封建社会后，从畲民的记忆及相关文字资料看，唐之前统治者为了开发山区，往往以“不交赋税”为诱饵，引诱畲民到山中垦荒。“楚平王奉天承运出敕。大隋五年五月十五日，给会稽山七贤洞抚徭券碟……楚平王出敕钟太后上-十八族，放行广东路途，只望青山而去，遇山开产为业……唐代开始，封建统治阶级开始在凤凰山畲家聚居区推行封建化，畲家不但被称为“蛮僚”，且强迫畲民交纳贡赋，进行经济剥削。虽唐代统治者亦有“帝赐游行天下，砍伐山林，火耕石褥逍遥天地之间”的文告，而实际上是封建剥削不断加强，昭宗乾宁年间（894-898年）派官吏到凤凰山区“劝农桑，定租税”。①《临汀汇考》中写到，“唐武周年间，始郡县，其巢穴招集流亡，辟土殖谷，而纳贡赋。”②
畲家被迫进入山区后，是以棒、刀为劳动工具，从自然界获取现成的生活资料为主，生产力水平较低，辛勤劳动，不能糊口，还要上缴“徭赋”，没有粮食可剥夺，官府就向其征收蜜蜡、虎皮等土产，“贵家辟产，稍侵其疆，豪干诛货，稍笼其利，官吏又征求土物密腊、虎革、猿皮之类。畲人不堪。”③统治者在畲家聚居地侵占土地、大肆敛财，畲民不堪重负。畲民在无法承受的情况下，被迫向外迁移。但是所迁之处，土地山林一经开发又被地主所占有，而且封建剥削愈加严苛，刀耕火种，刀是唯一的劳动资料，对此封建统治者也不放过，实行"论刀为准”征收赋租的办法，规定畲民交纳山赋以“论刀若干”"出赋若干”。在统治阶级的不断压迫下，畲家开始分散迁徙。
明清时期，各地由于不堪官府压迫，而爆发多次武装反抗斗争，使得大量田地荒芜。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统治者开始招民垦荒。明正德中，广东畲民被子南池“世家”招募，“盗耕”香山县南三灶的政府禁地三百余顷。顺治初年，朝廷发布规定：“凡各处逃亡人民，不论原籍别籍，必广加招徕，编入保甲，俾子安居乐业”。《汝南蓝氏宗谱》记载：“于是蓝雷钟等畲民入境，垦复田土。”但这些不是白给畲民垦植，实际上还是要交纳税赋，广东兴宁县有的畲民每年向山主交山粮七石；长乐县畲民有的每年要向山主交山粮五石五斗五升。④畲歌中记载了当时“开着地差难作食，开着地好官来争”，“种山又要交山租，交了山租毛得食，财主日日来逼租”、“外面官府欺侮人，三姓思量散来住”。歌词反映了当时统治阶层对畲家的欺压，开出好的田地被官府抢夺，差的田地难以饱腹。“每每彼所开垦之地，垦熟即被汉人地主所夺，不敢与较，乃他徙，故峭壁之巅，平常攀越维艰者，畲客皆开辟之，然每每刀耕火褥之所得，未成卒岁，则掘草药，种茯苓以自活”。①
开出的田地被子夺后，畲民落为“佃户”。浙南一带佃租的习俗是先付“垫底”，租又分“定租”与“分租”。“垫底”，就是畲民向地主、山主租种土地，首先要付“押金”，俗名叫“diandai”。“diandai”的多少，视土地的好坏和租额的多少而定，基本上是一年租额的代金。如有欠租事宜，即将“垫底”扣抵田租，撤佃改耕。贫穷的畲民要付一笔“垫底”是十分困难的，为了租得土地，拼凑“diandai”，东借西贷，忍受高利贷的盘剥，而地主剥削“diandai”的利息。借贷时，要有保人或实物抵押，还要先扣去第一年利息，借一元钱其实只拿到八角，以后仍要按一元钱计利。碧湖畲民蓝献文借了地主八元钱，利上加利，不到三年要还四十多元。就是这样，畲民还只能租到比较贫瘠的土地。并且逢年过节还要向地主送鸡、肉等，称“zhutanggai”。甚至有的地方还得服“tangzhugong”（汉语：田租工，即劳役）。“定租”又叫“硬租”。租土地时，先确定租额，租额是固定的。不论丰歉，租谷不变。另一种是“分租”称“做分”。即收成后按收获量分配，实行“四六分”（佃四主六）。不论何种形式，畲民辛勤一年所剩无几。地主用的秤和斗又比一般大，有的终年劳动尚不够交租。年景好，风调雨顺，地主加租；如遭灾，地主不肯减租，畲民辛劳一年，颗粒无收，地主还夺取畲民少量的产业，使其倾家荡产，地主收回佃田。对此德国学者史图博在《浙江景宁敕木山调查记》中评价道：“这样的佃租在欧洲的概念中当然还是高得难以置信”，“佃租高的吓人，税额也相当重”。
在浙江的遂昌、宣平、松阳，福建的浦城和江西的铅山、玉山等地的畲民，还要受到二地主——即“寮主”的剥削。明末熊人霖《南荣集》载：当时畲族地区有山主、寮主和青民三种人，“山主者土著有山之人，以其山卑寮主执之，而征其租者也。寮主者汀之久居各邑山中，颇有资本，披寮蓬以待菁民之至，给所委之种，俾为锄植，而征其租者也。菁民者一曰畲民，汀上杭之贫民也。每年数百为群，赤手至各邑依寮主为活，而受其佣值，或春来冬去，或留过冬为长雇者也”。清代，地主豪绅对畲民的剥削更是巧立名目，敲骨吸髓。如乾隆年间，福建宁德闽坑村的豪绅地主强迫畲民立承包约，以所谓对畲民的田园作物“看守”为词，榨取他们的血汗。该约规定，畲民每石稻田交谷子7.5公斤，每斗麦田交麦子1公斤，一千株番薯苗的地交钱五十文，菁靛一篓交钱一百文，姜种50公斤交谷子10公斤，一头牛交谷子15公斤。旧时畲民要交的租多如牛毛，田租、山租、牛租、房租、犁租、灰铺租、牛栏租、坟租、垃圾租等等。
交租，地主也规定了习俗，不能穿草鞋到地主家，不能坐。送租到地主家，先得把草鞋脱在门外，赤脚挑进去，不然非但田种不成，而且还要挨打。丽水碧湖镇鲤鱼头村钟有信，就曾因为送田租到松坑坪地主项章峰家，因地主不在，坐在厅堂前的石鼓上等候称租，被地主不问情由用鞭子打得遍体鳞伤，还把租田夺回，钟家被迫带着妻儿流落异乡，路上饿死了好几口。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景宁县志》中记载，“遇差役，县府票致之，贫不
能存，则亡徙以走”。
刀耕火种这种粗放的生产技术，没有广阔的空间、资源丰富的自然条件就不能进行，能满足这一条件的只能是没有开发的山区，因此畲民的迁徙只能是向山区扩散。闽东、浙南、赣东等地大多以丘陵山地为主，能为畲民的生产实践提供自然条件，畲家也就逐渐向这些地方进行迁徙。其实质是弱小民族，在强大封建制度的压迫下而产生的一种逃避封建化的行动；是落后的生产力，无法适应封建生产关系而产生的自发性的抗拒。
（二）反抗失败
面对封建统治者的岐视与剥削，畲民除了迁徙，就是反抗，一次次地开展反抗斗争。封建统治者对畲民的反抗首先采取武力镇压。
史藉记载，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泉潮间蛮僚啸乱”，唐高宗为了“靖边方”，派陈政父子率3600名唐军入闽，镇压畲民起义，屯驻于福建九龙江（旧时称“柳营江”）以东地区征伐“蛮僚”。凤凰山区的畲民组织起来与唐军进行斗争。在两军交战过程中，起义军屡胜唐军，陈政即上书朝廷：“群蛮来侵，自以众寡不敌，退保九龙山，奏请益兵。”唐统治者立即又派其兄陈敏、陈敷“领军校五十八姓来援”。其兄二人在途中死去，由其母魏氏携陈政之子陈元光“代领其众入闽”。陈氏家族倾家而出，但仍镇压不了“峒蛮”。仪凤二年（677年），陈政病死，陈元光受命“代领其众”与闽、广两地“峒蛮”作斗争。此时“蛮僚”首领苗自成、雷万兴率众抗击唐军，“守帅不能制”、“诛之难于屡诛，徙之难于屡徙”，①因此陈元光上书朝廷，要求增建“一州于泉、潮间，以控岭表”。唐王朝接受陈元光建议，于唐垂拱二年（686年），在福建增设漳州。
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爆发了更大的武装反抗斗争。“蛮寇雷万兴、苗自成之子纠党复起于潮”，两军斗争更为惨烈。睿宗景云二年（711年）11月，由蓝奉高率领的一支起义军直接与陈元光对垒，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于睿宗景云二年（711年）追至陈元光老巢绥安，把陈元光“刃伤而卒”。在近50年的斗争中，“蛮僚”屡屡打败了唐军的进犯。绥安是陈政“出镇”之地，也被起义军占领，但最终反抗斗争还是失败了。
漳州设府置郡后，针对漳州北部畲民的反抗，福州长吏唐循忠上书朝廷，“于潮州北、广州东、福州西光龙洞，检责得诸州避役百姓共三千户，奏置州，因汀溪为名。”唐王朝又听取唐循忠建议，于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置郡汀州。然而，反抗斗争仍然不止，唐照宗乾宁元年（894年），出现宁化“黄连峒蛮二万，围汀州”。①唐统治者相继在漳州、汀州设置郡县强化封建统治，强迫畲民缴纳“贡赋”夕卜，还用两族通婚等手段对畲家进行强迫同化。
两宋时期，统治阶级对畲民的剥削和分化瓦解越加严重。因为在赋税方面畲民已没有多少可以剥削的。不能盘剥赋税，官府就从其它方面入手剥削畲民。畲族聚居地多在山地、丘陵，为了生存，畲民除了刀耕火种，还要进山狩猎，长此以往，畲民对射猎和用毒箭对敌都十分擅长。韩愈在《送郑尚书序》中曾写到：“机毒矢以待将吏”。②南宋刘克庄也曾提到“畲长技止于机毒矣”。由于畲民擅长狩猎，官府仍然不断地向其征求“蜜蜡、虎革、猿皮”等土产。畲民在不堪被剥削的情况下爆发反抗斗争。尤其是南宋偏安南渡，政治上极端腐败，经济上对百姓的剥削更加残酷，激起畲民的不断反抗。
高宗建炎中（1127-1130年）漳浦一带，绍兴十五年（1145年）江西虔州、广东梅州、闽南等地相继爆发了畲、汉人民的大起义。
宁宗嘉定二年（1209年）十一月，江西爆发以李元励为首的规模较大的反抗斗争，起义军“众数万，连破吉、郴诸县”，宋王室“诏遣荆、鄂、江、池四州军讨之”，结果，官兵被打败了。次年四月，李元励乘胜向广东南雄挺进，官军再度败退。接着多次击败江西官军，十一月间，进军赣州、南安。宋统治者“诏以重赏，募人讨之”。三年之久的起义斗争，直到李元励牺牲后，才被镇压下去。
南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年），漳州西畲最大的畲长李德，与西畲其他畲长并南畲三十余位畲长，一起带领畲民“怙众据险，剿掠省地”，漳州郡几乎要被攻陷，“距城仅二十里，郡芨芨甚矣”。统治者派遣卓侯到漳州进行军事镇压，卓侯一到漳州，见“一城红巾满野，久戍不解，智勇俱困”，感到愕然，只好到处张榜安抚，首先是千方百计招抚畲长。自李德被招抚、“纳款”后，“西九畲酋长相继受招”，“南畲三十余所酋长，各籍户口三十余家，愿为版籍民”。③统治者对人多势众的畲民采用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手段，削弱了畲民的反抗力量，使这次起义以失败告终。随后，因统治者忌惮人数众多的畲民，还许以利益，引诱畲长为其统治畲区。“以畲制畲”为统治者达到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的剥削提供了保障。在起义失败和受到统治者、地主的双重压迫的情况下，畲民开始分散、迁徙。
宋末元初，朝代更迭。宋端宗景炎二年（1277年），元兵破汀州。南宋将领文天祥、张世杰分别在梅州、潮州领兵，随后在凤凰山区抗元。以陈吊眼、钟明亮、黄华为首的粤、闽两地畲民，跟随南宋将领文天祥、张世杰，展开声势浩大的抗元斗争。起义军由原先的一万余人逐渐发展到“聚众十万，连五十余寨”，成为“复宋反元”的主要武装力量之一。如今凤凰山陈吊眼抗元斗争遗迹确有50多处，如归湖镇砚田村对面的凤凰山南麓的陈吊王寨遗址，其海拔高304.6米，周围环绕着牛、狮、虎、龙、鹰、鸟笼、将军搭弓诸山，寨南面临凤凰溪，寨北峰峦叠嶂直连凤凰山，站在山寨上可望见韩江。寨址的开阔地虽然杂草丛生，但还能见东西两面各残存一条宽约二尺、长约百米的寨墙，墙外还挖有深约四尺的濠沟，在寨址还能见到不少宋代瓷器的碎片。
元代福建省共分八路，汀、漳、泉、邵4路是1043748人，专家粗略统计畲民有80万人，也就说，畲民占半个福建省人口的80％。广东比福建多。当时共有畲民210万人。①元朝统治者对畲军进行分化瓦解和残酷的军事镇压。《元史》载：“至元十六年（1279年）五月辛亥，诏谕漳、泉、汀、邵武等处暨八十四畲官吏军民，若能举众来降，官吏例加迁赏，军民安堵如故。”②元朝的招安政策使畲军军心动摇，力量削弱。元十九年（1282年），陈吊眼兵败，山寨被焚，“斩贼魁及其党首二万级”。③陈吊眼的父亲陈文桂、叔父陈桂龙、弟弟陈满安投降后，陈文桂及陈满安“纳款”被护送至京师，陈桂龙被流放于“答孙之地”。
元二十一年（1285年），黄华手下的畲军，“有恒产者为民，无恒产与妻子编为守城军。”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畲民钟明亮在福建汀州领导畲民起义，元统治者合四省兵镇压，“师之所经，寇之所及，男女老稚被执修，资财庐舍罹荡毁者甚多。”成宗元贞三年（1297年），元统治者下令将陈吊眼余部安插在漳州等地屯田。“命于南诏黎、畲各立屯田，调拨见戊军人，每屯置一千五百名，及将所招陈吊眼等余党人屯，与军人相参耕种为户。汀州屯一千五百二十五名，漳州屯一千五百一十三名。”①从元军南下闽、粤到元末年间，畲民一直进行着反元斗争。随着大范围的长时间战争和统治者的招安、屯田政策，畲民被迁徙到福建各地。
明代，封建统治者对畲民的统治全面加强，对畲族聚居区采取了三种统治管理方式。一是设置“輋官”对畲民进行间接管理。“永乐五年（1407年）冬十一月广东畲蛮雷纹用等来朝。……命各赐钞三十锭，彩币一……又明设土官以治之，衔曰輋官，所领又有輋，輋尝作畲，实录谓之畲蛮。”②二是在畲民聚居地增设军事或行政治所加强统治。军事治所以“寨”为名，并派武官管理及军队驻军。“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己丑正月十五日，逆贼曾延邦（兔洋人）、柯守岳（下溪人）、雷五（畲客）……倡惑乱民……里有典史刘茂者奏于朝，请建寨以镇之，诏以为可。”③压迫引发反抗，明正德年间，赣南山区爆发了畲民起义，明统治者派王守仁巡抚赣南。王守仁残酷镇压畲民起义后，在赣南采取联防的办法镇压人民的反抗，即“十家牌法”，一人犯上“十家均罪”，对畲民进行严密的控制与监视。增设县治也是明王朝对畲民所在地加强统治者的办法之一，“其初拳贼原系广东流来。光年奉巡抚都御使金泽行令安插于此……生长日蕃，羽翼渐多……始渐掳掠乡村……今幸奏闻征剿……但恐大兵撤后，未免复聚为患。合无三县适中去处，建立县治，实为久安长治之策等因。”④增设了五个县。三是通过寮主来约束畲民。“箐民者，一曰畲民，汀上杭之贫民也。每年数百为群，赤手至各邑，依寮主为活，而受其庸值，或春来冬去，或留过冬为长顾者也。”⑤畲民漂泊不定，统治者约束寮主，使其相互担保，相互监察来控制菁民。明统治阶级对畲族的重重监控与统治，让畲民难以生存，被迫迁徙，致使该地区的畲民基本上销声匿迹。
总之，封建统治者的残酷经济剥削和军事镇压，迫使畲民反抗；而面对封建统治者，畲家是弱小民族，一次次反抗斗争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迫使畲族人民不断迁徙。
畲民离开凤凰山区后，没有生产资料，只能哪里能要到饭就往哪里迁。
畲民的迁徙以家庭、家族为单位，少则三、五人一伙，多则二、三十人一群，分散迁徙。他们跣足负担，一头挑着祖宗的牌位和骨灰，一头挑着幼儿，徐徐而行，傍树为家，依山而居。在畲家传统生计方式和以血缘关系为连接的居住方式的影响下，畲家在其进行民族大迁徙的过程中，发展出一种“不谋而居，不杂土著”的迁徙模式。这种模式使得畲家每迁到一地之后，当地人甚至“不知其始自何时”，有力的保存了民族的特性。如浙江遂昌县井头村《钟氏家谱》记载：“南宋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二月，钟谅、钟宜、蓝钟由原籍广东府朝阳县（即潮州），向外迁徙。迁迁往往，徐徐而行。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由钟石洪（即法桥）、钟法喜带领二十八口移浙江处州（丽水）景宁县二都田山源锦岱洋居住。”最终形成了如今“大分散、小聚居”于闽、粤、赣、浙、皖等省的分布形式。
二、迁徙路线
畲民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斗争失败后，被迫迁徙，没有固定的迁徙路线，而是四外溃逃。由于是“溃逃”——“逃难”，不可能有具体的时间与路线记载，迁徙路线主要从各省地方志、少数民族志和族谱中探寻。以下内容仅是已经收集的部分资料，以说明迁徙路线。
（一）凤凰山内往返迁徙
唐代，迁徙范围，基本上还是在凤凰山区内迁徙，只有少数向凤凰山外进行迁徙。这是因为，当时畲民人数、力量与唐统治者派驻在此地的人数相比，还是占优势。《旧唐书•韩愈传》中就记载，韩愈被贬至潮州当刺史时自叹曰：“处远恶，忧惶惭悸，死亡无日，单立一身，居蛮夷之地，与魑魅为群。”并且他还在《左迁兰关示侄孙湘》一诗中写下“夕贬潮阳路八千”，“好收吾骨瘴江边”等诗句，从韩愈留下来的言语中可以推测，除了被派遣到畲民聚居区的官员和士兵，当时大部分普通的中原人并不主动迁移到“蛮夷”之地。且畲民虽因生计方式需要“二、三岁一迁”，在统治者侵占畲民山地之前，他们原本聚居的凤凰山区，足够其进行刀耕火种而产生的迁徙，并不需要他们往外部迁徙。
宋代，畲民还是主要在凤凰山区内迁徙。其具体迁移路线大致为：
潮州—长汀一宁化一上杭一武平
潮州一云霄一南靖一漳州一同安一安溪
潮州一安溪一永春一龙溪
当然也有反方向迁徙的。
（一）迁入福州
福州北峰“日溪畲族蓝府”——蓝氏最早迁入此地的祖屋，正堂的对联概括了畲民的迁徙路线：溯潮州入漳泉历代冠裳贻燕翼，继兴化驻闽县累朝赞笏晋蝉联。
迁入地点迁入前住地迁入时间迁入者转迁地点
揭阳县二十都三十岭、龙骨岭、梅花岭头广东潮州海阳县宋政和四年（1114）钟仙、雷动春迁揭阳县散湖太宝山，再迁揭阳县船阳水尾山，再迁揭阳县员当水口山揭阳县粒寅，再迁饶平县二十都锡朱山，再迁海阳县归仁里吴金山，广州府增城县，再迁福建漳州府南靖县青宁里大琴山，再迁南靖县永丰里丁家山，再迁南靖县贵礼车山，南靖县船炀余信山，再迁南靖县吴宅张家山，再迁福建泉州府同安县宗田水口山，再迁安溪县溪头山。
漳州龙岩广东不详法星公兄弟四人漳浦、平和、华安官畲、龙海屿上、多城、华安、诏安、厦门、安溪。
雷州府青留县四都广东潮州海阳县二都不详雷有发桃源县二都、福建汀州府宁化县八都。
福建漳州府南靖县辛安里广东潮州府揭阳县高桥黄坑不详雷君达五世孙南靖县习贤里黄脚子、福建泉州府小深坑、福建兴化府仙游县星峰里松板林、福州府罗源县梅溪里坑园近竹。
《福州畲族志》中记载，唐乾元元年（758年），就有畲民自广东凤凰山迁出，经福建漳州迁入福州、罗源、连江。唐光启二年（886年），盘、蓝、雷、钟等姓子孙共三百六十余口，由广东凤凰山迁出，经海路至福建福州府连江马鼻上岸，而后分迁至闽侯、连江、罗源等处。
廷洋坂村清乾隆五十六年（1792年）《蓝氏祖图救书》，伡溪村清乾隆四年（1740年）《雷氏祖图后记》，新岩头村清光绪六年（1881年）蓝氏祖图《开山公据》，福湖村《蓝氏世谱》（1949年）等史料中，都记述了唐光启九年（893年），蓝奇、雷声二人率众三千，随王审知入闽为乡导官，征无诸国，之后雷声、蓝奇带领族兵散处闽中，成为闽中鼻祖。其路线是自闽南，经仙游、莆田，到闽中福州府。
值得一提的是，蓝姓一支由长汀、上杭迁闽清，后文卿公迁居侯官县（今闽侯县），不久又移雪峰大坪村东洋境创业。福州北峰雪峰寺被誉为“南方第一刹”，《雪峰山志》卷一记云：先祖有“屋宇亭榭三百间，米仓十二间，荘田二十所，水牛三百六十牵，其田总计二千五百八十石五斗有零种，收米一万一百石有零，又税钱二十四贯有零”。这些田产资财自唐懿宗咸通十一年至开平四年，文卿公与八子全部捐献给泉州藉和尚真觉禅师建雪峰寺。其八子分赴福建漳浦、江西、上杭、浙江等地创业。
明清时期，畲民大量迁入福州地区，迁入地点以连江、罗源最多。在入迁的同时，也频繁的向闽东和浙南迁出。
畲家从原聚居地迁入福州的路线大致有以下几条：
广东潮州——闽南——仙游——莆田——永泰
广东潮州——泉州——莆田、连江、罗源
广东潮州——漳州——连江、罗源
广东潮州——连江——闽侯、罗源
（三）迁入闽东
唐乾符三年（876年），就有畲民从凤凰山开始迁往闽东，但唐代只有2支畲民迁入闽东。频繁迁入闽东的时间是在明清时期，明代迁入30支，清代迁入41支。自唐代到清代，先后迁入闽东的畲民共有73支，其中蓝姓25支，雷姓25支，钟姓23支。其迁出地福建省内46支、浙江省26支和江西省1支。
其迁徙路线大致有两条：
第一条是经泉州市、莆田市、福州市的闽侯、连江、罗源等县，进入宁德、福安、霞浦、福鼎县；第二条是从福州闽侯方向迁往古田，再由古田县转迁屏南和宁德县。迁入闽东的畲民中，有一部分继续向浙南方向迁徙，散处于温州和丽水地区各县，而后再扩散到其他地方。散迁到浙南的畲族也有回迁到福鼎、霞浦、福安和宁德县。
（四）迁向闽北
畲民大量迁往闽北是在宋代以后，大致有两条路线，一是从原世居地经闽西汀州、上杭等地，到闽北的延平、松溪等地；二是从原世居地迁至闽中罗源等地，再入闽东古田等地转迁闽北延平、松溪等地。期间，部分畲民自浙南回迁福建，落户闽北。
（五）入赣东北
江西东北部的畲族原住在广东潮州府凤凰山，后迁福建汀州府宁化县居住。在宋元之后至明代中叶以前，闽西汀州、闽北建阳的部分畲族迁到赣东北贵溪、铅山居住。迁入贵溪的畲族，主要居住在樟坪、大塘、天华山等乡；迁入铅山的畲族主要居住在太源。
具体迁徙路线大致为：
潮州—宁化、上杭—贵溪、铅山
潮州—建阳—贵溪、铅山
（六）迁往广东
广东潮州、梅州在宋代以前是畲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但在宋代后，畲民反抗封建统治失败，且中原民族由北向南移动日趋频繁，强大的中原民族冲击着弱势的畲家群体。原聚居地的畲民一部分向东北方向移动迁入闽东和浙南的山区，一部分越过江西、广东交界地梅岭，路过龙川、和平、河源，跨越九连山，来到南雄、始兴、乳源等粤北地区。另一部分畲族先民则从闽汀出发，迁大埔、海阳（今潮州）、程乡（梅州）、抵河源。现在，广东畲族主要分布在粤东和粤北山区，即潮安和丰顺、饶平县的凤凰山区，海丰、惠东县的莲花山区，博罗县、增城市的罗浮山区，河源、龙川、和平、连平县的九连山区，始兴、南雄县的大庾山区和乳源瑶族自治县的天井山等地。
畲族迁入广东的具体路线，大致有以下几条：
江西——连州——清远——新会——增城——博罗——惠东——海丰
福建——梅州、大浦——龙川——河源——乳源
福建——梅州——和平——南雄
福建上杭——蕉岭——大浦——丰顺——潮州
（七）由闽入浙
最早迁入浙江的畲家为雷姓，唐永泰二年（766年）雷进裕一家由广东潮州出发，经福建罗源县十八都苏坑境南坑迁至青田鹤溪村大赤寺（今景宁畲族自治县大赤洋），后住叶山头。
蓝姓在南宋时迁入，钟姓在明代初年迁入。
各时期畲族迁入数量分别为：唐代迁入1支；宋代迁入1支；明清时期，畲民大量迁入浙江，明代迁入46支，清代迁入30支，先后共迁入90支。按姓氏分，迁入的蓝姓为38支、雷姓为30支、钟姓为21支、李姓为1支。
畲民迁入浙江的路线，如畲歌云“分掌潮州各乡村……走落福建去作田……兴化古田好田场……走落罗源与连江……搬掌景宁与云和……又搬泰顺平阳掌……丽水宣平也搬去……蓝雷钟姓分遂昌……松阳也是好田场……龙游兰溪都何掌。”畲民迁入浙江路线大致是，由广东出发，自南向北，先迁至福建罗源、连江、古田、福安、福鼎等地居住一个时期，然后迁入浙江，少数则经江西迁入。迁入浙江的畲民大部分最先居住在泰顺、景宁和云和，而后再扩散到其他地方。迁至浙江的畲民有部分回迁到福建福鼎、霞浦、福安和宁德县等地。
各支族迁移路线不一。行程路线较明确的有：
（1）景宁包凤雷进明支族、景宁山外钟隆熙支族、景宁王皈雷虔山支族、景宁大垟冈蓝法乾支族、景宁石坪蓝世全支族等5支同一迁移路线：
广东潮州揭阳县三十六都黄冈山——福建福州府连江县二十四都扬山——福州府罗源县——浙江景宁县
（2）景宁锦岱垟岭脚钟石洪支族迁移路线：
广东潮州海阳县——揭阳县二十都——揭阳县散湖太宝山——揭阳县船阳水尾山——揭阳县员当水口山——揭阳县粒寅——饶平县二十都锡朱山内——海阳县归仁里吴金山——广州府增城县——宝庆县（湖南省）松树潭三江口——福建漳州府南靖县青宁里大琴山——南靖县永丰里丁家山——南靖县贵礼车山——南靖县船炀余信山——南靖县吴宅张家山——福建泉州府同安县宗田水口山——福建安溪县溪头山——福州府连江县清河里陀布山岭头——福建罗源县徐江里上炉茅山——罗源县后柳山——罗源县安全里洋安坑头——福建宁德县十都安乐洋龙坑头——浙江处州府景宁县二都油田锦岱垟岭脚。
（3）云和岩下蓝敬泉支族迁移路线：
蓝行退子孙由粤迁居闽汀上杭大洋埠——福建罗源县南乡九都清格林家庄——福建连江县西乡林九峰傅庄——福建古田县小茶岭——福建福安县东门髻蓝——浙江处州府云和县岩下。
（4）景宁叶山头雷孔华支族迁移路线：
雷谔由东粤南渡迁居闽汀上杭雷坪山——福建古田县九都黄泥田畈水缸丘——浙江景宁县五都叶山头李树坪。
（5）景宁锦岱垟岭脚钟日章支族迁移路线：
广东潮阳县南门——福建连江县清河里——浙江省处州府景宁县二都油田锦岱垟岭脚。
（6）云和栗坳蓝二十三支族迁移路线：
广东潮州潮阳县——广东饶平县——揭阳县一一福建南靖县——同安县——漳州——福州——罗源县——侯官县——浙江处州府云和县三都栗坳。
（7）平阳莒溪垟尾蓝昆冈支族迁移路线：
广东潮州凤凰山——罗源县大坝头——浙江平邑（平阳县）。
（8）平阳二都雷仁贵支族迁移路线：
广东潮州府海阳县——雷州府青留县四都——桃源县二都——福建汀州府宁化县八都——坎州府信胡县——剑州府龙溪县（福建省）12都——浙江平阳县二都。
（9）平阳垟头蓝定富支族迁移路线：
广东卢峰牛栏坪——闽省鄞口——福建泉州——漳州——浙江温州平阳六都垟头。
（10）云和垟头蓝法东支族迁移路线：
凤凰山——福建泉州府——福州府连江县安定里南槽湾——安定里三都醮垟半山一一本邑堪下、堪上、后门珑、老寮坳——浙江处州府云和县三都垟头。
（11）景宁殿源雷世隆支族迁移路线：
广东潮州府揭阳县高桥黄坑——福建漳州府南靖县辛安里——南靖县习贤里黄脚子——福建泉州府小深坑——福建兴化府仙游县星峰里松板林——福州府罗源县梅溪里坑园近竹——本邑梅溪里神仙垄本邑梅溪里黄土羊本邑林蝉建坑——本邑黄重下山同——本邑泉南风——本邑降味——本邑黄重下牛栏坪——浙江处州府景宁县二都仓基洋——景宁县殿源。
（12）文成旁边坪雷念支族迁移路线：
广东潮州海阳县二十四都黄沙坑——福建连江县安民里庵里坑——浙江处州云和县三都。——平阳县莒溪十八家（今属苍南县）——福建罗源县黄庄山上陈三头——浙江景宁包凤——青田八都二源养源头井垟（现文成县西坑旁边垟）。
（八）由浙入皖
清光绪五年至十九年间，钟姓、雷姓、蓝姓畲民先后从浙江淳安、桐庐、兰溪和福建等地陆续迁至安徽宁国县云梯乡的千秋关、独山头、西坑和“三十六间房”，而后向周围地区分迁。
畲族入皖的具体迁徙路线，大致为：
浙南——浙北——宁国
福建——宁国
（九）迁入贵州
居住在江西赣江流域及赣东、赣东北一带的部分畲民，在元末和明洪武年间，或因奉旨征讨、或因避祸而迁徙入黔。畲民入黔时，最早定居在贵州中部偏东南，如贵定平伐一带，而后开始分迁。据清乾隆《贵州通志》记载，清代畲族主要散居在贵阳、开阳、修文、长顺、贵定、清镇、龙里、都匀、福泉、荔波、麻江、凯里、施秉、镇远、石阡等10多个县（市）。现今贵州畲族也主要分布在黔东南州的麻江、凯里和黔南州的福泉、都匀等两州四县（市），其中麻江畲族人口最多。
畲族迁入贵州的具体路线，大致为：
闽西南——闽西北——赣东北——贵定平伐
（十）迁往台湾
在距今一万年以前，生活在凤凰山的古人类便通过“东山陆桥”步行进入台湾，在那里定居繁衍，成为台湾岛上的原住民。
明天启四年（1624年）七月，颜思齐与郑成功之父郑芝龙在日本发动反抗封建统治的政治斗争失败，逃往流球，将流球更名为台湾，并从漳州、泉州招收贫民去台开拓，部分畲民迁入台湾。
清顺治十九年（1662年）二月一日，郑成功收复台湾。台湾千里疆土，肥沃富饶，但人员依旧稀缺，郑成功遂招株漳州、泉州、惠州、潮州四府百姓入台，引导百姓铲除野草，兴积屯聚，还令众将把家眷迁来台湾，带头扎根台湾，安居台湾，开发台湾。部分畲民入台。台湾《蓝氏族谱》记载，蓝姓最早去台的漳州人蓝凤便是郑成功治理台湾期间迁入的，其定居在台南大康村。
值得一提的是漳浦县赤岭与湖西（今均为畲族乡）蓝姓畲民中先后出现了蓝理、蓝鼎元、蓝廷珍、蓝元枚等名宦将官，这些官员先后参与了清廷几次平台、治台实践，漳浦蓝姓也因他们的政治势力而得以迁入台湾。
漳州府漳浦县苌坑山寨的蓝理，因其在收复台湾时的英勇无畏，被康熙帝赐匾“平台首功”、“所向无前”。蓝理字义甫，号义山，年少时性格桀鹫不驯，不务正业，却又喜欢见义勇为、舞刀弄枪。待长成青年，蓝理决心改过向善、投军报国，却不想为奸人所害、含冤入狱。出狱之后的蓝理辗转成为康亲王杰书的部下，被编入清军汉兵绿骑。在跟随康亲王征剿耿军过程中，蓝理立下累累战功，一路升迁至建宁游击，官阶从三品，担任前军向导。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决心平定台湾，封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授靖海将军衔，统帅征台之师。蓝理以勇力为施琅所识，在渡海平台中战役中担任先锋。在征战澎湖时，蓝理腹部中弹还拖肠血战；施琅遇险，蓝理不顾身负重伤前去救援。在蓝理等将领的协助下，施琅最终收复澎湖各岛。收复澎湖后，蓝理不顾个人安危，上岛招降郑克塽。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八月十八日，台湾归降。蓝理因血战破敌，两次救帅，入岛招降，是平台首功之臣，被破格擢升，以军功授昂帮章京内大臣兼摄左都督，世袭骑都尉，封一等伯。之后蓝理又担任过宣化总兵，定海总兵，天津总兵，福建陆路提督等职，最后因平定准噶尔部作乱有功而加封左都督，官阶一品。
蓝廷珍，不甘于穷困，千里投奔时任定海总兵的族叔公蓝理，在其麾下，以小卒开始，成为军官，又因屡立战功而升任把总，游击，澎湖副将，不久又被授予南澳总兵之职。康熙六十年（1721年）四月十九日，台湾朱一贵等人起兵造反，并很快占领台湾道署。蓝廷珍自愿请战台湾，并请来族弟蓝鼎元当谋士。五月十三日，总督满保授印蓝廷珍入台平乱。蓝廷珍统领水陆大军，从鹿耳门登陆，仅用七天即俘获朱一贵，并在七月平定全岛，九月奉命担任台湾署理提督，处理善后事宜。在治理台湾军务期间，他劝阻福建总督满保不滥杀无辜，安定了台湾社会民心。康熙六十年（1721年）秋夏间，蓝廷珍还率领漳泉兵士百余人，入垦屏东里港，这些兵士即在此地繁衍生息。蓝廷珍在治台期间，采取了诸多具有实效的措施，比如上书建请朝廷注重台湾防务，防止外国侵略；听从蓝鼎元的建议，采取加强和居住在高山上原住民和睦相处的策略；鼓励垦殖和发展生产等。这些措施的实施，对安定台湾的社会治安，抵御外敌侵犯和开发台湾经济等方面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在蓝廷珍入台平定朱一贵起义的过程中，其族弟蓝鼎元作为军师，一直随行左右。蓝鼎元，字荊璞，福建漳浦湖西人，出身书香世家，其父祖皆是漳浦有名的儒士，虽家境贫苦，但他还是勤苦自励，在文学，理学，史学，方志学等方面都有卓著的建树。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清廷对移民实行禁止携眷赴台的政策，造成台湾男多女少，青壮年成家难，影响开拓等严重的社会问题，蓝鼎元对此给予极大的关注。康熙六十年（1721年），蓝廷珍奉令平台，蓝鼎元受邀随行。蓝廷珍在奉命平台、治台的过程中，都将蓝鼎元视为左右手，所有军中往来文书都交由蓝鼎元起草。蓝鼎元在台期间，一直为蓝廷珍治理台湾出谋划策，不仅考察了台湾的地理环境、调查研究民情，还提出了一系列治理台湾，开发台湾的方略，写下了《平台记略》，《东征集》等著作。在《论台湾事宜书》和《东征集》中，蓝鼎元列举了移民大多是单身青壮年男性，没有妻室和老幼；一个村庄有家室的人一百户里可能都没有一户等大量严酷事实。在文中，他建议：“欲赴台耕种者必带有眷口，方许给照载渡，编甲安插。台民有家属在内地，愿搬取波台完聚者，许县呈给照赴内地搬取，文武汛口不得留难。”雍正九年，清政府实行凭照携眷入台政策，就是出自蓝鼎元等官员的建议。蓝鼎元留下的许多治台策略，被"历代治台者都引以为法”，乾隆赞其为“筹台宗匠”。
漳浦蓝姓族人跟随蓝廷珍、蓝鼎元去台后，留在台湾垦殖的人数颇多。蓝廷珍的后裔定居在台中一带，蓝鼎元的长子蓝云锦等留驻屏东阿里港，建福德祠，开建北部廊庄，成为里港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垦户。漳浦蓝姓一族因蓝廷珍、蓝鼎元平定朱一贵的功勋，以及蓝廷珍总兵镇台的庇荫之下，在台湾拥有相当大的势力。
漳州蓝姓入台湾，多数是同村同宗相携在港口渡海。漳州680多公里的海岸线，清时至少有28处出海港口，龙溪有石码、紫泥、溪墘，海澄有月港、浮宫、港尾、镇海、浯屿、屿仔尾、卓岐，漳浦有井美、佛昙、赤湖、前亭、旧镇、陆鳌、古雷、将军澳、下寨，云霄有曲屿、云陵、下坂，东山有铜陵、澳角、宫前、前河，诏安有宫口、南门等。九龙江沿岸及山区的，皆先乘船，沿江经石码、月港等港口至厦门港启航；漳浦、云霄、诏安、东山等沿海者，则从附近港湾直接登船出海，船小者到海上再换乘大船。登船出海，快则10多小时，慢则两昼夜即可抵达台湾西岸的鹿港、红毛、梧楼、布袋、布港（北港）等港口。
蓝姓进入台湾以后，除了蓝廷珍及蓝鼎元家族在台中蓝兴庄及屏东县里港垦殖经营外，其它蓝氏分布区域散落在桃源县、宜兰县、台北县、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县、台南县、高雄县、澎湖县及花莲县等地，其中以桃源县及宜兰县聚居蓝姓最多。他们找到落脚开垦之地后，大多同村同宗聚居在一起形成血缘村落，以利繁衍生息。
明清时期，除蓝姓外，还有盘、雷、钟姓人亦因战事赴台征战，或为生计渡台垦田谋生。
三、“样式雷”
畲民迁到赣、浙等地后，迫于生计，有的家族继续向西迁徙，直到四川、新疆：往北的直到东北。有的发挥其一技之长，成为名符其实的“金凤凰”，“样式雷”就是其中的代表。
样式雷，是世人对清中后期260多年间主持皇家建筑设计的畲族雷姓世家的誉称。
（一）样式雷与样式雷图样
样式雷的祖藉是江西南康府建昌县新城乡北山社上社堡，今江西永修县梅棠镇新庄畲家村，如今保留有祖屋。
祖屋建于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由第四代“样式雷”雷家玮、雷家玺、雷家瑞兄弟设计。该建筑为砖木结构，总面积近400平方米。屋内有前后两个天井，两个大厅，八个房间，梁柱上的木雕依然栩栩如生。这幢建筑在当年称得上是当地最豪华的民宅，冬暖夏凉，墙体坚固，高达十余米，四壁无窗户，可防匪防盗。
雷发达爷爷开始从事木匠，在当地小有名气。明代，这支从事木匠工作的雷家人因生活所迫到皇都江宁（今南京），投身于明朝宫殿庙宇的修建。①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雷发达与堂弟雷发宣以艺应募，到北京朝廷供役。因清中期起，皇家建筑工程项目都由亲王、大学士组成一个钦派工程机构，设立样式房，叫钦工处样式房，主持的叫“掌案”，相当于当今的总建筑师。从康熙时雷发达担任钦工处样式房掌案起，第二代为雷金玉，第三代雷声澂，第四代雷家玮、雷家玺、雷家瑞三兄弟，第五代雷景修，第六代雷思起，第七代雷廷昌，到民国三年雷献彩完成光绪崇陵的设计止，8代10人执掌样式房。②
“样式雷”的作品非常多，主要有故宫、北海、中海、南海、圆明园、万春园、颐和园、景山、天坛、清东陵、清西陵等。这其中有宫殿、园林、坛庙、陵寝，也有京城大量的衙署、王府、私宅以及御道、河堤、彩画、瓷砖、珐琅、景泰蓝等。此外，还有承德避暑山庄、杭州的行宫等著名皇家建筑。总之，中国1/5世界文化遗产的建筑设计，都出自雷家之手。
雷氏家族设计、施工时，先绘制出建筑图样、烫样、工程做法，并记录施工日记，形成“样式雷图档”。设计图纸，按设计过程，可分为粗图或草图、精图或详图。精图又可分为总平面图、局部平面图、透视图、平面与透视结合图、局部放大图、装修花纹大样图等。按用途分，有进呈图、留底图、改样图等。雷氏家族设计建筑方案，都按1/100或1/200比例先制作模型小样进呈内廷，以供审定。模型用草纸板热压制成，故名“烫样”。按实物与烫样的比例分，有一分样，二分样、五分样、寸样、二寸样、四寸样等。在现存的“样式雷”烫样中，最长的有3米长，最小的只有6厘米。并有施工设计说明。还有《工程做法》、随工日记等。①
图样涵盖了清代皇家建筑在选址、规划设计和施工等多方面的详情细节，是我国古代建筑史上惟一留存下来的，比较系统的绘本、写本性原始建筑图档。现存于世的样式雷图档十多卡车，总量逾两万余件，主要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外，中国国家博物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日本东京大学、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国吉美博物馆等处也有少量收藏。
2007年6月2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样式雷图档”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这是中国第5项入选“世界记忆遗产”的项目。
生成样式雷图档不是以传播知识、宣扬观点、教化民众等为目的，只在与工程相关的人员范围内使用，具有一定保密性。尤其是皇宫、陵寝等处的图档，更是严格管理、加倍保密。但文明的传承如同接力，前人艰苦卓绝努力形成的文化遗产，总是薪火相传，泽被后世。
多年从事“样式雷”研究的天津大学王其亨教授说：“我拿一张当年的样式雷图纸给大家看，我说这是空间的地形图，我相信绝大部分国内学术界的人不会认同这是地形图。因为它太超前了，就相当于现在电脑的建模，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三维立体模型。上世纪80年代西方才开始使用的数字高程模型，早在清代时，‘样式雷'就一直在使用。而这些先进的技术，中国人已经用了几百年。要想看懂和深入研究‘样式雷'的图纸，需要相当的专业知识和空间想象能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样式雷图档’是我们学习挖掘的无尽的宝藏。”①表明至少在三百多年前，样式雷的建筑设计已经使用了非常先进的绘图技术。
同时样式雷图纸推翻了建筑史学界认为，中国古代建筑因为是木结构的，预制装配化，因而不需要设计的观点。样式雷图样从如何策划、选址、经营、设计然后到如何反馈，包括建筑师和主管官员的意见，主管的官员和皇帝、皇后的关系等，最后到如何修改设计，非常完整。国外专家看到样式雷图样，反过来说欧洲的建筑师到不了这个境界。
样式雷图档对研究清代历史和中国古代建筑史，以及相关文物建筑的保护、复原等，均有巨大价值。国家图书馆善本收藏部的白鸿叶说，有了这些珍贵的图档，修复古建筑，甚至复原圆明园也就有了在技术上可操作的蓝本了，这是民族文化中的瑰宝。
（二）民族建筑文化的交流与交融
这些建筑，不仅仅是凝固的音乐，即黑格尔关于建筑是比例、结构的艺术，更是文化的凝固，体现着一定时代一个民族的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外化。正如法国的传教士韩桂英所说，“像雷家这样的造园艺术家，是从事园林设计的诗人、画家、艺术家、哲学家。”②样式雷把汉、满、畲等民族文化有机融合，凝固而成。
畲族在千年的大迁徙中，刀耕火种，垦山园，筑梯田，变荒山僻野为茶米之乡，是中国“东南沿海的杰出拓荒者”。畲民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不但创造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民族文化，而且与各种民族、各地域文化相互碰撞、交流，吸收先进文化，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化。样式雷也同样把畲族的这种文化碰撞、交流、交融运用到建筑设计中。当时中国主导文化是儒家文化，而统治者是满族，设计者又是畲族。各民族的建筑都有一些特殊的文化风格，北方风格是开朗大度。江南风格是秀丽灵巧，组群比较密集，屋顶坡度陡峻，翼角高翘，装修精致富丽，雕刻彩绘很多。畲族的风格是自由灵活，多利用山脚、山坡建房，下层架空的干栏式建筑，平面和外形相当自由。不同的文化必然会进行碰撞、交流。样工雷融会贯通，把各种建筑文化有机地融合起来，凝固于皇家建筑。
故宫，是明成祖朱棣夺取帝位后，迁都北京，仿照南京皇宫营建北京宫殿。明代南京宫城以富贵山作为依托，并巧用原来的东渠作为皇城西城隍，取得人工和自然相互辉映的效果。采用自南而北中轴线与全城轴线重合的模式。在宫殿形制上，集中表现为遵循礼制。而满族的沈阳故宫建筑风格具有满、蒙特色。东路大政殿、十王亭建筑群布局仿照八旗行军帐殿的布局。中路是“宫高殿低”，居住部分位于高台之上，俯瞰理政的正殿区域，源于满族人喜居于台岗之上的文化物质。大政殿+十王亭格局脱胎于民族的帐篷，设计是以17世纪初满族和东北地区常见的建筑样式为基础的，而不受中原皇宫建筑等级的约束。皇帝处理政务的崇政殿和饮食起居的清宁宫，都是硬山顶五开间的形式，取于东北地区最为普遍的民居、寺庙和官衙。样式雷善于在继承前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勇于创新，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在进行清宫设计时，不墨守成规，既在中线上的建筑物保持严格对称，严格地按《周礼•考工记》中“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帝都营建原则建造。整个故宫，在建筑布置上，用形体变化、高低起伏的手法，组合成一个整体。在功能上符合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同时又对主轴两侧轴线上的各建筑物采用大致对称，而显灵活变动的新格局。这样，不但突出了中心又体现了“居中为尊”的思想，而且形成了统一并有主次的整体。
建筑本身就是一个供人们居住、工作、娱乐、社交等活动的环境，因此不仅内部各组成部分要考虑配合与协调，在艺术性格上特别重视对中和、平易、含蓄而深沉的美的追求。样式雷还根据畲族文化特点，选择历史上长期积淀下来的文化吉祥题材来表达生活理想和审美需求。如鱼，利用谐音表示所象征“余”的含义，装饰中“悬鱼”，意为“年年有余”。喜鹊是“喜”的象征物，把喜鹊鸣叫喻为“报喜”，装饰中便有“喜从天降”、“喜报平安”、“喜报三元”等题材。乌龟、鹤被认为是长寿动物，于是有“鹤寿龟龄”、“鹤来添福寿”等题材。利用谐音表示所象征的含义，如用蝙蝠象征“福”，用梅花鹿象征“禄”。这些题材在其设计的建筑中到处可见。
位于海淀区四季青乡巨山村的雷氏家族陵园，占地30亩，融合当地文化设计。整个坟地设计成一艘船形，船头朝西南，朝向八宝山，船尾是朝着玉泉山，方位取向意为“头顶八宝，脚踩玉泉”，寓意是雷家人去世后，其灵魂可以乘这条船回到江西永修的老家。
（三）“造成风水画成龙”
畲族，长期生活在山中，属于典型的山地民族。依靠山依靠树，离不开山离不开水。经验是居住地山不能太高太陡，否则雨水一来，冲走村庄住宅。要有风，但风不能太大。总之，要有风有水，俱大风大水。因而，畲民村宅选择缓坡避风向阳有水之地，带有很强的实用性原则。讲究村、寮（房）后的山势，前方水势，注重村前村后、寮前寮后毛竹、树木的栽培，他们认为，这些树木能"培荫风水”，可以“造成风水画成龙”。村口有了树就更能避风，屋后山有了树就增加了泉水的流量，空气也格外新鲜，畲民往往把这些叫做“风水”。族谱《家训》篇载：“人有栖身之地，方可安生乐业，大凡村落皆有树木环卫互荫，望之郁郁葱葱称之为胜地，即生聚绵长之道也。吾族后崎险，更宜培植树木以御风水，现在前人培植成林可为百年大计，亟须协力保护，毋得妄为剪伐。”在建寮（房）前，首先要堪风水。在选址择地上讲究“龙”、“局”、“水”。“龙”，指的是龙脉，也就是山势的脉络，要求山势发脉雄伟，奔腾有势：“局”，指的是山峰的布局，要求的是如公堂格局，中轴对称，旗鼓皆备，坐镇基地；“水”，指的是前方水势，要求的是水势回环，不能起来直来直去，常在村口、寮前填坝、植树等“筑水口”，使水口回环。
样式雷在设计上，我们看到，人为的建筑设计并不是主体，而一再强调以环境为主体，一定要选一个最好的环境。有的时候，选址要选上几年，最重要的是配合山川之胜势，与山水相称，建筑是应该与环境配合。并在建筑设计上，一与二层不封闭，保证空气流通，建筑物冬暖夏凉，很多建筑工艺就算拿到今天都很先进。同时，样式雷的作品轴线感特别强，景物和建筑是相互对应的。水与建筑关系上，一方面要畅通，另一方面又回绕村宅弯曲环绕，不但体现风水，且起到护卫的作用，具有实用性。在空间上，设计的建筑一般都不高，比如天坛祈年殿的高度，只有9丈高，故宫的太和殿（加上3层大须弥座）不到35米，大殿面宽总共70米，谁一开口讲话，别人看他口形，听他的声音能对得上，看和听都是最佳距离。
园林的设计，样式雷以自然为蓝本，摄取了自然美的精华，又注入了人的审美情趣，采取建筑空间构图的手法，使自然美典型化，变成园林美。其中所包含的情趣，就是诗情画意；所采用的空间构图手法，就是自由灵活、运动流畅的序列设计。同时，还模拟自然山水，创造出叠山理水的特殊技艺，无论土山石山，或山水相连，都能使诗情画意更加深浓，趣味隽永。北京西郊是永定河冲积洪积扇边缘的泉水溢出带，地下水水量丰富而通畅，西山峰峦起伏，得天独厚的自然山水条件，样式雷根据自然特点设计修建皇家大型园林，通过玉泉山和万泉河两条水系把西郊十几座大小园林串连在一起，长河又将西郊和皇宫连接起来。形成园林群体。
避暑山庄是样式雷第四代传人雷家玺按照康熙和乾隆两代皇帝的旨意设计的。从地形上看，山庄的整个园林建筑布局，很像是中国地理环境的一个缩影：西北多山，东南多水，北部是平原，南部则仿造了许多江南名胜。它集中体现了“集天下景色于一园，移天缩地于一方”的帝王思想。而整个园林建筑风格，绝大部分建筑小巧玲珑，不施彩绘，有—点北方民居亲切朴素的味道。
颐和园是样式雷园林建筑中的代表作。它的前身叫清漪园，主要由万寿山和昆明湖组成。公元1750年，乾隆皇帝为庆祝母后六十大寿，启动清漪园工程，样式雷按其意图，相继设计修建了智慧海、长廊以及模仿无锡寄畅园的惠山园；按照方丈、蓬莱、瀛洲的神话传说，在昆明湖上建起了三座仙山。公元1755年，再建石舫。在清漪园的设计中，乾隆皇帝还犯过一次错误，过分自信的乾隆帝下令在清漪园中心建一座9层宝塔。塔建到第8层，有风水先生提出异议，认为北京的西北方向不宜建塔。乾隆皇帝听取风水先生的意见，下令把已建了8层的塔全部拆毁。拆了以后怎么办？乾隆帝把难题交给样式雷，要他们在废塔之上重建一座建筑。样式雷苦思冥想，依照黄鹤楼设计出了一座八方阁的建筑物，这就是今天游客络绎不绝的佛香阁。②
阴宅也同样。东西陵是遵照典礼之规制，配合山川之胜势设计建造的，这是人和自然环境的有机统一，用道光的话来说就是：“物以地臻全美为重，不在宫殿壮丽以持观瞻。”含义是青山埋忠骨。有个好的山水环境，就能够产生一种天然的、永恒的纪念气氛，建筑是配合它而已。样式雷的档图上也处处也反映出这个设计理念。东陵轴线感都非常强，墓道顺应地形弯弯曲曲，又给人以戏剧性的空间效果，在前行过程中，每一步你都会发现，建筑和环境是紧密结合在一块儿的，感到永恒伟大。但是人的尊严，个人作为祭祀者的尊严没有消失，这就是“青山埋忠骨，不是陵墓埋忠骨”。按照祭祀的时间和路线走，上午看到光线都是亮的，阳光照到建筑，包括远景和近景之间的起承转合，互相的依存关系。绕了一圈之后再回过来，下午道路上还是亮的，还是有阳光照耀的，不会出现阴面。这设计效果，既尊重环境，又强调主群的关系。同时，陵寝建筑科学地解决了大规模建筑组群的外部空间布局难题，把大部分建筑放在地下，实现了建筑人文美同山川自然美的有机结合。对此，联合国的专家们赞不绝口。认为：皇陵依照风水理论，精心选址，将数量众多的建筑物巧妙地安置于地下。它是人类改变自然的产物，体现了传统的建筑和装饰思想，阐释了封建中国持续了5000余年的世界观与权力观。这是中国人的智慧，就冲着这一条，全世界就应该向中国人学习。
（四）勤劳勇敢精神品质的传承
“样式雷”的形成，最主要是畲族勤劳勇敢精神品质传承的结果。
雷氏能在修建皇室宫殿中担任工部样式房掌案，与他们虚心求教，融会贯通，技艺精湛相关，更是勤劳勇敢的结果。清康熙中期，重新修建大殿。工程开始时，因缺少大木梁，雷氏建议拆取明陵楠木旧梁柱充用。由于正殿是循经守礼、治理国政的地方，意义重大，所以康熙帝亲临上梁典礼。正当上梁之际，大梁因卯眼不合，悬而不落，工部长官相顾愕然，唯恐有误上梁吉辰，急忙找来雷氏，并授与冠服，雷袖斧猱升，急攀梁上，高扬钢斧，只听“笃、笃、笃”连响三声，木梁“轰隆”一声，稳稳地进了位。刹时，鼓乐齐鸣，文武百官，三呼“万岁”！上梁礼成，康熙帝龙心大悦，当即召见雷氏，面授雷氏为工部营造所长班。因此留下“上有鲁班，下有长班，紫徽照令，金殿封官”的歌谣。①“长班”一职，相当于今天国家建筑部门的总建筑师。
虽然雷氏家族8代是样式房的掌案，但这个职位也不是世袭的。清代为了大规模修建皇宫皇陵，要招集全国各地最优秀的建筑师为其设计建造各种建筑，因此，样式房也是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岗位。雷氏家族不想也不可能是世袭。二代样式雷雷金玉去世后，奉旨驰驿归葬江苏江宁，家族成员基本上都离京，只留下儿子雷声徵和他的母亲张氏。孤儿寡母在北京，既无前辈指点，也没有兄弟帮助，受到了同行的排挤，样式房掌案为其伙伴所攘夺。雷家玺去世时，其子雷景修已22岁，恐子不能胜任，留下遗言，将样式房掌案之职让给他人。景修抱着“舍我其谁，矢志不渝”的信念，非常敬业，认认真真工作。24年后才重新将样式房掌案一职争回。
样式雷家族中，声誉最好，名气最大，最受朝廷赏识的是第二代的雷金玉（1659-1729年），他继承父业在营造所供职，投充内务府包衣旗。包衣旗是什么？按满语的意思及实际地位，是“家奴"而已！光绪十九年（1893年）雷廷昌在一张纸片上这样写道：“样式房之差，五行八作之首，案规矩、例制之法绘图、烫样，上奉旨议，下遵堂司谕，其拟活计，自案法办以成，更改由上意。而今办法，上意传出，官役并无定准办法，下忍意拟办，三心八意，以至用有办法之人，又忍听回禀，例制直言，不顺耳也。”这无奈的感叹，是对历代样式雷无奈的总结。说明业主皇帝、太后、董工王大臣的意见在建筑设计、施工中占统治地位。“三分匠人、七分主人”。“主人”，“非主人也，能主之人也”。建筑师必须善于秉承建筑主人的意图，并把它转化为规划的主导思想，从而具体地贯彻于设计的全部实践之中，能否做到这一点往往是成败的关键所在。在清代皇家建筑的设计与营造中，皇帝往往对建筑工程直接发出指令，甚至一竿子插到底。所以，此时的“主人”就是建筑物的主人；而应该作为“能主之人”的建筑师的作用则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样式雷都是“上奉旨议"。对于“主人”的意图，样式雷和盘接受，即便是朝令夕改，也只能在所不辞。皇帝有关建筑工程的“旨意”一般通过军机处、内阁、内务府或直接通过太监传给有关机构或官员，再由这些机构或官员转达给样式房。供皇帝御览的画样、烫样也都是由承修王、大臣进呈。样式雷也都“下遵堂司谕，其拟活计，自案法办以成”。
皇家建筑工程是一项繁复的系统工程。样式雷在设计修建中，每一步进展按朝廷旨意、工程处的意见办，并有独到创新。内廷提出建筑要求后，样式雷就选好地址，做好总体设计，确定轴线，绘制图样。在平面图中绘制个别建筑物的透视图，是雷氏创造性地运用互相结合之法，更精确地表现个别情况的手段。当设计精图确定后，又绘制准确的地盘尺寸样，以反映复杂关系、谐调空间布局，估工估料。雷氏在这方面显示了高度的技巧，或从庭院陈设到山石、树木、水池、船坞、花坛，或从地下宫殿的明楼隧道，到地室、石床、金井，均按比例进行安排，用像硬纸板等做成模型，并使某各部件能够拆卸，便于观看内部结构。为了及时向朝廷反映工程进度，样式雷还画了“现场活计图”，即施工现场的进展图。记载日常的工作记录，即每天样式房都干了些什么事情，记录非常细致。表明样式雷不但忠心耿耿，且非常勤快。
以第六代样式雷雷思起为例。在修葺三海时，雷思起制定的《南北海承做装修单》，逐项列明了工程任务，仔细记述了各类贵重木料的来源。如“澄怀堂、遐瞩楼一俱楠柏木装修”。对于贵重木料的来源也一一注明：长春园东长街现存楠木根件；万春园宫门外现楠柏木等。贵重木料和所需各类物资，皆由雷思起全力筹措，或到市场购买，或选用皇家宫殿园林拆卸的旧料，或到天津选购运京，以供紧急应用。这些木料的运输雷思起历经艰辛才得以完成。后设计修建东西陵。雷思起最初按照祖制为两位太后修建陵墓，分为两个地宫，共用一个祭殿，但两位太后都不肯接受，不得已他重新修改方案，设计了两个各自独立、配殿和祭殿齐全的定东陵，终于得到首肯。但慈安去世后，独揽大权的慈禧为了体现自己的地位高于慈安，又下令将已建好的陵墓拆了重建，据称雷思起就是为此耗尽心血，最后过度劳累而死。到光绪年间，修葺三海工程继续进行，雷思起的儿子雷廷昌掌案。修葺三海的最大一项工程是为慈禧太后修建仪鸾殿。在样式雷设计的《中海仪鸾殿全部地盘图》画样中，对每间房的大小、装饰、连廊等都有详尽标注，图样经过反复修改并征得朝廷同意后，再依照图纸一丝不苟地建设。经过三年修建，仪鸾殿建成。慈禧太后正式迁入居住后，在此召见群臣，操纵朝政，成为清廷的实际中心（辛亥革命后，这里更名为怀仁堂）。因劳累，特别是雷思起劳累至死。所以雷氏的第十代、现石景山四中教师雷章宝至今铭记在心的是曾祖父雷廷昌留下的一条祖训，“雷家后人不要当官从政”。
样式雷第五代传人雷景修，主要生活在道光、咸丰年间，清廷内忧外患，国势衰微，没有能力规划建设新的园囿，就利用这个时间把祖上传下来和自己的设计图样、烫样模型专门收集起来，用三间房子保存。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时，雷景修又数次秘密转运。①因此图档能够保留至今，成为我国建筑史上被称作“样式雷图档”的国宝。
四、盘姓大哥
畲族的主要姓氏是“盘、蓝、雷、钟”四姓，但凤凰山、福建、浙江、江西、安徽等地长期不见“盘”姓。一千多年来，畲家人苦苦地在寻找自己的老大——盘大哥。
（一）去了哪里？
福州、闽东等地畲族宗谱记载：唐光启二年（886年），盘、蓝、雷三姓子孙共三百六十余口，从闽王王审知为向导官，由内海来闽，至连江马鼻登岸，徙罗源大贝头居焉，……盘王碧一船被风漂流不知去向，故盘姓于今无传。②宗谱上记载与当时王审知入闽的史实相符，说明宗谱的这一记载是有历史依据的。凤凰山的“祖图”中也有描述一子下海去。于是，畲民认为，盘大哥海上遇台风狂浪，没了踪影。
其实，不能因盘姓一船在海上被风吹走，而认为北迁的盘姓不存在。因一条木船绝不可能乘坐所有的盘姓。从唐朝畲民反抗斗争不停，时间之长、力量之强大，表明畲民在凤凰山人口甚众。这么强大的民族群体，四姓中的一姓，绝不可能一条木船能坐下的！
县志、田野调查，都有盘姓从凤凰山向江西、福州、闽东、浙江迁徙的事实。同治十年（1871）修的《贵溪县志》卷十四“杂类志•轶事条”：“江浒山（贵溪县樟坪一带）无籍民蓝、雷、盘、钟四姓，……流入贵澳者，南蛮之余，其所从来始末，失考。”福州地区的民歌云：''住落广东已多年，走落福建去作田；亦有田地亦有山，做田亦要靠天年。走落罗源龚连江，福州大府管连江；连江、罗源好田庄，盘雷蓝钟四姓掌。”盘雷蓝钟四姓曾在连江、罗源居住。1929年德国学者哈•史图博和他的学生李化民在浙江景宁敕木山进行畲民田野调查时，也发现有“盘姓”畲族的线索，有盘姓畲民改姓，“姓潘而成为汉人了”，有一潘姓富裕人家，就是畲民的后裔。①
因封建统治者的镇压，被迫改为“潘”姓。台湾学者认为，"潘”，又［正韻]蒲官切，音盤。正是可以看出畲族“盤”姓轉變成“潘”姓的影子。饒平新豐國王廟石碑上的“潘尚珍”，富時的身分還是四名落款者之一，稱始祭庠生潘尚珍。傅衣凌《福建畲姓考》中认为，现在畲族中相传只有三四个姓，就是盘、蓝、雷、钟这几个主要姓氏也改变了姓。如《闽都别记》曰：“现今北岭（福州）里邪婆，螺、盘、兰三姓”。②淡孺木《枣林杂识》曰：“盘瓠之余，错处于虔、漳、潮之间，以盘、兰、雷为姓，今汀人呼为潘、兰、篓，汀人称曰畲客。”①孙承泽《春明梦余录》亦曰：“闽中流民余种潘、兰、吕三姓，旧为一祖所分，不入编户。”②说明畲族中有的把盘改为潘，雷姓改成吕、娄等。施联朱等《浙江丽水地区畲族情况调查》亦云：“有的地方畲民说，汉族潘姓风水好，盘姓风水不好，所以改为姓潘。”
那么有没有在由南向北的千年大迁徙中，仍然是畲族的盘姓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一家一户口的迁徙，在特定的条件下，就有可能保留。杭州沈塘自然村盘姓就属于这种现象。我们每次赴沈塘都向盘土高问同一个问题，你们从哪里迁来的？他都说，以前老一辈人说，是从处州迁来的。我们问，你知道处州在哪里吗？他回答不知道。其实，处州，就是今天的丽水，说明他们是从丽水迁过去的。
（一）保留着传统文化
杭州沈塘自然村盘姓畲族，虽经历了千年的民族迁徙，从凤凰山区迁居到经济发达长三角地，如今小别墅取代了茅草、泥土房，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但仍较好地保留了畲族的传统文化。
“讲shang ha话”。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书中的“民族”定义是“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⑧并明确指出“共同的语言是民族的特征之一。”赫尔德将民族定义为“一个具有独特语言和文化的共同体”。语言作为民族的重要特征，是民族识别的一个重要标志。畲族有自己的的语言——shang ha话。“shang ha话”是全国畲族通用的民族语言，是畲族最主要的民族特征之一。畲族也与其他民族、民系一样，热爱自己的语言，因为它是最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或情感的物质外壳。民族语言中所含的独特的民族韵味，是任何别的语种都不能代替的。长期以来，畲民把能否“讲shang ha话”作为区分是否“shang ha”的主要标志。语言学理论认为，语言自产生之日起，由于它只能靠人与人的口头传播，因而其语音、语汇、语法、语义各组成部分就处在不断的发展演变之中。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的逐步发展，生存空间不断拓展，社会活动的领域不断扩大，对于这些原本生活在一起后来又不得不分开寻找生存空间的不同人群来说，如果彼此居住和活动的地点较近，还能经常接触保持联系，那么他们原先共同使用的语言也就能够保持一致。但是，如果不同的人群彼此居住和活动的地域越来越分散，相距越来越遥远，互相之间的交往由于山河阻隔交通不便变得越来越困难，交往越来越少，原本相同的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其共同点会不断减少，时间一长，语言就会改变。
由于畲汉杂居，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交往的扩大，广播、电视等现代传媒技术的迅速普及，畲族语言也和其他民族语言、方言一样，迅速普通化（普通话）。杭州沈塘自然村盘姓也出现这一不可违背的规律，但此地盘姓一直讲“shang ha话”，直到如今，盘土高等年龄较大的仍然能“讲shang ha话”。
“唱shang ha歌”。文学艺术是反映民族特征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畲民以自己的勤劳勇敢和聪明才智，创造了丰富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它是畲族人民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畲族文化艺术以民间口头文学为胜，主要是“唱shang ha歌”。男女老少，人人会唱，个个爱听，以歌叙事，以歌咏物，以歌言情，以歌代言，青年男女以歌为媒，因此，社会称畲族是善歌的民族。唱shang ha歌，是畲族的一大特色，也是区别于其他民族一大标志。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电视等现代艺术等进入畲乡，绝大多数畲民不会唱山哈歌，而沈塘的盘姓畲民有的仍然会唱，如盘土高，说着说着就唱了起来。“山哈历来爱唱歌，歌音阵阵震山河，唱得天上星子笑，唱得大坑鱼子跳。”
“digeining”的自我意识强烈。民族自我意识，《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定义为“是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凝结起来的表现，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状态。”即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是“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畲族把这种自我意识称之为“体个人（自己人）”的认同感。这种民族自我意识在沈塘盘姓畲民表现得十分强烈。当我们找到盘土高，他听说我们是畲族，而且会“讲shang ha话”，虽然第一次见面，不认识，但他们这种“体个人”民族意识表现得十分强烈。拉着我们的手到他家中；夫人钟萍萍马上放下家中的活，烧水沏茶；盘土高不是用口袋中自己抽的烟招待我们，而是到房间拿出中华烟来招待我们；反复要留我们在他家中吃饭。保留了畲民热情好客习俗，体现了强烈的民族自我意识。
在盘土高家户口本上，由于制作人员的原因，盘土高的孙子盘周扬的民族成份打成“汉族”，他们就用笔改成“畲”。我们指出，户口本是不能涂改的，自己在上面改是无效的，必须由民族部门确认后再到公安户籍部门改正。对此，盘土高的女儿盘英从工厂回家来，全家要求把盘周扬的民族成份改为“畲族”。市民族宗教局局长告诉他们，他们为盘周扬民族成份已经发过文件，他们可以去派出所办理。
“wo崽”、“男嫁女”等习俗盛行。风俗习惯是一个民族共同心理的外在标志。畲族男女平等，许多方面往往“女高于男”。妇女没有缠足习俗，从事田间地头劳动，其吃苦耐劳都胜于男子。婚姻习俗上一重要特征是“男嫁女”，畲语为“wo崽”。也就是把儿子“嫁”出去，而把女儿留在家中“wo崽”。“男嫁女”不是“招婿二招婿是“入赘”，又称“从妻居”。在汉语里，“赘”的本义是“抵押”，“家贫子壮则出赘”，婚后男方从妻方居住，子女从夫姓，对原来自己的家庭承担职责。而“wo崽”、男嫁女，婚礼时女方需向男方送礼品，一切过程同女嫁男家一样。男子到了女方后，子女姓女的姓，对自己的父母不承担赡养义务，也没有对父母财产的继承权。称女方的父母为父母，承担赡养义务，继承财产，死后同女方的男子一起排列位名。改姓意味着什么？俗语讲“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头可断，血可流，而姓不可改。为何“姓”如此重要，它是什么东西？原来“姓”是代表同一血统关系的符号。“姓”字从女从生，是远古母系社会的遗留。《说文》说，“姓，人所生也，古之神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因以从女，女生亦声也”。去其神秘成分，可以得出“姓”产生于人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母系社会。由同一女所出的氏族的人都同一姓。也就是说，“姓”原是母系血统关系。但当社会发展到父系氏族社会后，血缘关系按父系计算，于是“姓”也就转变为父系血缘关系了。所以，改了姓，意味着他加入了女方的血缘集团，自然就得承担这个家族职责，享有这个家族的权力。沈塘盘姓一直保留这一习俗。目前村中盘姓共有10对夫妻关系，其中有6对属于“wo崽”。盘阿毛家的4个女儿“wo崽”。盘金娣，1950年出生，丈夫是张水富；盘桂金（1963年出生）所生儿子为盘龚杰、盘龚健；盘桂英（1959年出生）所生女儿为盘艾琳；盘桂芬所生女儿为盘燕妮；孙女盘雅芬（1973年出生）所生女儿为盘汪卉。盘土高女儿盘英（1980年出生）所生儿子为盘周扬。还有盘桂娣等当年也是如此。
“源凤凰山”。闽浙畲民都认同凤凰山是民族的发源地。盘土高等反复告诉我们，他们的祖宗在凤凰山。
“造成风水画成龙”。沈塘村后山前水，现山上、房前屋边种满毛竹、果树，使房屋掩映在青山绿林之中，充分体现了畲族村落“风水”观念。
（三）良好生态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沈塘盘姓畲族之所以存在，就与此地生态环境密切关联。
从路线看，临安沈塘处于处州至皖南的必经之路。泰顺、丽水、建德等地的蓝、雷、钟姓宗谱都记载这一迁徙路线。如建德市双泉畲族村的雷姓，有一支就是泰顺迁到沈塘后，再返回双泉村的。
民族迁徙的目的就是寻找、选择适合本民族发展的生存环境，即“地利”。畲民明、清时期大批量迁至处州，此时条件较好之地已为人开发、占有，于是他们只好改变原有生产方式，改做长工打短工，租田佃耕。这种方式，往往比刀耕火种在生活上更稳定，能生存，就定居下来。每到一地，都有一部分畲民安居下来从事打短工、佃耕水田，在城镇的郊区的山脚边居住。景宁、云和、松阳、遂昌、丽水、桐庐等县城周围山脚边有大量的畲村，就是此因所致。盘姓畲民在沈塘定居下来，也就是这种迁徙的结果。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缘关系的支配。”①两种生产互为条件，互相渗透，也互相适应。没有物质资料的生产，就不可能有人类自身生产；同样，没有人类自身的生产，也不可能有物质资料的生产。沈塘后山前田，离临安、余杭两个县城不远，盘姓畲民在此地既能从事传统的采薪、狩猎、刀耕火种，又能做长工打短工、佃耕水田。也就是能进行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由于是进行简单的低水平的生产，且不稳定，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在较大程度上受血缘关系的支配。
地理环境是民族生存的物质基石和文化创造、传承的自然前提。马克思认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他永远也不能摆脱对自然界的依赖。“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①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他的生存一般都要占有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该地区空间内所特有的自然生态环境的特性必然对该民族形成、存在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生活于这个共同区域的人群，就凭借这种共同的文化而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社会共同体，这就是民族。同一民族的人们，在共同体的生产生活之中，在为自身生存而奋斗的过程中，就要不断的去选择自然环境中有利于自身生存的因素并适应自然、改造自然，以此获得本民族成员基本的生存条件，维系该民族的繁衍生息，使本民族得以延续流传下来。远离交通要道，交通不便，也远离战争的威胁和尘世的喧嚣，这种封闭的自然环境，为一个民族存在提供了自然条件。板桥沈塘位于临安市东南，离临安县城不到10公里，离余杭老县城20公里，离杭州40公里，是临安、余杭、富阳、桐庐四县交界地，历史上是相对比较封闭之地。直到2010年11月，临安片其他乡都已经改为街道、镇，而她仍然是乡（2010年12月20日板桥与山口镇合并为镇）。全乡林业用地101783亩，森林覆盖率82.1％，其中毛竹35000亩，毛竹分布面积、竹材产量均居全市第一，是个林农业为主的乡，可以推论，历史上更是相对落后之处。沈塘自然村后为山，前是灵溪，把这个自然村与对面路道、田野分割开来，处于更加封闭状态。这种自然隔绝机制，就使得盘姓畲族、畲族传统文化得以存在。
社会环境是民族、民族文化保存、发展的关键因素。民族，作为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种社会现象，具有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各方面属性。任何民族都无一例外地生活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中，都无法超越各种社会关制约。民族的这种社会性质，当属民族的社会属性。在中文中，是"以家族氏族为单位的军事组织”，后来泛指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或指患难与共、共同抗敌的群体。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把民族定义为是一种政治组织，“民族是具有统一历史本源和同一命运感的人民组成的政治体系”。①民族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关系，生息繁衍都有其特定的生存空间，它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但在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中，社会政治因素更加直接、关键。首先必须有相当数量的人聚集形成稳定的社会群体，才能有效的生存和发展，也才能保障自身的繁衍生息。“相当数量”是相对而言，尤其是在一特定的生存空间，虽然一个民族的人数不多，但比例高，同样能使这个民族存在、发展。沈塘自然村现只有200余人，而盘姓有16人，蓝姓11人，钟姓5人，雷姓3人，畲族人口共有35人，畲族人口比例高。由于外来人口增加，畲族的外迁等原因，历史上畲族的比例应更高。其次是“人和”。“人和”的基础是人与人的平等，前提是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根本利益的一致，包含了各个民族自身发展的特殊利益要求，如因地制宜的经济，多样性的文化、语言、宗教和社会生活习俗等，各民族相互的尊重和理解。沈塘作为一个相对偏僻的自然村，历史上应是穷苦人居住之处，大家都从事苦力，且多姓杂居，没有一个为主的姓。在封建社会时，宗族观念在这里就不可能浓厚，利于盘姓的存在。一个村中盘蓝雷钟四姓同存，而且沈塘附近村还有更多的蓝雷钟姓，历史上受到的民族歧视就会少些。特别是建国后，盘姓多人长期当村干部。如盘桂娣的儿子当村党支部书记时，盘观忠当村委会主任。盘观忠，从1987年起到2004年一直担任行政村的村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盘桂金从2002年起到如今一直担任行政村妇女主任。
盘姓除沈塘外，在广东的惠东、台湾的新竹等地还有数百人。
在福建罗源经商的台商张环城在台湾新竹湖口村发现盘姓。该村的盘家大佬盘治盛拿出《台湾盘姓族谱》，指着"开台概况与原族谱遗失经纬”一章说：“据宗族前辈称吾宗十五世祖以上，乃定居于广东省惠州陆丰县吉康吉卢竹坑，以务农为业……迄至十六世祖时，清兵入关，原先入闽粤之大姓，又相率随郑氏迁台，吾祖亦不后人，渡大海、入荒陬，以拓殖新天地。”清兵入关，其母带5男孩渡大海来到台湾，择居如今台湾新竹县的湖口村。并说，“姓盘的客家人在台湾又那么少，别人看到这个姓都以为是外省人咧！”后台湾盘姓组织人员到福建罗源寻亲祭祖。①
五、SHANG HA
畲、畲民、畲族，是被称。畲民自称shang ha，许多畲民不知道自已是“畲族”，忌用“畲”，而是shang ha人。对族外人从不称自己是“畲人"，更不容忍族外人称其“畲客”、“畲客人”。畲民认为“畲客”、“畲客人”是对人格的极大侮辱。直到21世纪，还有的畲民要求把“畲族”更改为“shang ha”族。
那么shang ha的音、意是什么？何时形成的？
（一）畲语之音
畲民凡是会说畲语的，都自称是“shang ha”。于是当今社会流行的是：畲族自称SHANHA，音“山哈”，用“山哈”取代“畲族”。这是用汉语拼音注畲语音，一个字用的是词义，一个字用的是语音。“shang ha”，在闽东等地的含义是“山客”，即住在山里的客人，于是用了“山”，其拼音是“shan”；其实从语音上看，如果一定要用汉语拼音，那么用“shang”比“shan”更符合畲语的发音。“哈”，用的是语音，但如今都是发阳平音，其实畲语发的是古音的入声，而不是汉语拼音的“ha”。普通话没有入声。畲语入声字比较短促，还带辅音韵尾。1956年族称认定时，福建省畲民就要求定为“山嚇族”。是“吓”的繁体字，这个多音多义字，音为“HA”时，粤语为haa2haa5haak3，客家话hak'或ha2，潮州话hehe，赣话为ha2。凤凰山是畲族的发源地，其语音自然保留凤凰山之音，即“ha”的入声。因此，用汉语拼音“ha”时，需发入声才准确。
用汉语“山哈”表述畲族，又都念第一声时，易导致从“山哈”字面理解，偏离其本义。如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筹建让全国畲族朝圣的“千年山哈宫”，2015年“三月三畲族文化节”第二天晚，于“畲乡鸿宾大酒店”召开《千年山哈宫设计方案畲族代表人士意见征求座谈会》，会上有代表就对项目名称《千年山哈宫》提出质疑。2015年7月9日手机“山哈尊严”微信群上，报道“省委书记夏宝龙主持召开'千年山哈宫'项目评审会”，厦门大学蓝达居教授立即指出：“山哈”，为畲族语自称之音，但不是自称之含义，能反映自称含义的本义词应为“山客”。“山客”，在客家话与畲族话里，都读作“山哈”（但是，请大家注意，畲族话说的'山哈’与普通话的‘山哈’在声音方面还有不同，后者没有入声），所以不能将普通话的山哈等同于畲语里“山哈（客）现在的情况就是，有意无意的，以讹传讹，将错就错。在历史文献中，包括族谱里，我们根本看不到“山哈”这个词，但在畲族口语中却存在千百年，而本字应该是“山客”。现在的书面材料里出现“山哈”一词，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并且说：“我的观点是：山哈只是在语音上接近畲语的自称，但不完全等同。你用山哈来代表，实际上就修改了。”
（二）文化内涵
shang ha，入声的ha，在畲语里意为“客”、“人客”即汉语的“客人”。
畲民自称shang ha，应始于离开凤凰山之后，因凤凰山的畲民不自称shang ha，而是自称"山崽”。畲民离开凤凰山，到新的地方，就成为了“客”。客，寄也。《说文》段注：“字从各，异词也。故自此托彼曰客。”《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客，外来人。
shang ha，在畲民不同的居住区其文化内涵是不同的。在闽东，主要意为“山客”，即山里人或居住在山里的客人。
而在浙江，有所不同。20世纪50年代就任丽水县副县长、80年代任丽水地委统战部副部长、丽水畲族领军人物蓝玉璋组织我们会畲语的畲族研究人员深入畲村调查，得出的结论是：shang ha的主要涵义意“生客”。“生”，畲语中是“生疏”、“不熟悉”或“新”之意，即新来的客人。其主要原因是，畲民明清时期迁徙到浙江后，地理环境不同于福建，多数居住在平地；畲民不再是从事刀耕火种、狩猎、采薪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主要是打工、租种他人田地，成为佃农。同时浙江的畲民是从闽东迁徙而来，来到此地时间不长，故自称为“新来的客人”。
而早于闽东、浙江之地，畲民认为，shang ha，是“三客”，“三”指的是三姓，即“蓝、雷、钟”三姓。
（三）民族心理
畲民自称shang ha，虽然文化内涵有“山里人或居住在山里的客人”、“新来的客人”、“蓝、雷、钟姓客人”的差异，这种差民是由于地域不同所致，但本质相同，都是“客”，是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在表现。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亦称“民族性格”、“民族心理状态”，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心理状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社会经济、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并通过语言和对乡土的眷恋等形式，表现本民族气质、性格、情操和自豪感。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很大的稳定性。即使民族的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甚至民族共同语言等特征都已发生了变化，但他们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明显存在，成为维系该民族的重要因素。畲族的自称，就是这种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在表现。
从民族内部看，是民族自我意识。
首先，是民族自我认同，即对自己与其他民族中的某一成员之间的差别的认识、对自己所属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区别的认识。也就是说，“它包含着一个民族的成员对本民族共同体的行为、特性和成就的见解。这种见解与它对其它民族的印象紧紧联系在一起”。①shangha自称，是这种认识自觉地存在于畲民的意识深处。其作用一是激发畲民的强烈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二是每一成员都能正确认识本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差别，比己先进的不自卑，比己落后的不歧视。学习吸收先进技术与经验。对困难成员真诚相助、热心支援。这在畲民的农忙、建房、婚事、丧事中表现尤为突出，“一人有事大家帮”。
其次，是“digeining"（汉语"自己人”之意）共同情感。恩格斯曾指出：民族的区分界限是“由语言和共同感情来确定的”。③列宁也说过：“要特别谨慎地对待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感情”。④民族情感是协调民族共同体内成员之间关系的心理上的法码，是本民族成员之间关系区别与本民族成员同其他民族成员之间关系的基础。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这种心理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我们每个人是可以用自己的经验体会到的。”这是在各个民族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共同心理状态。它产生于民族形成过程中民族成员们长期的共同生活、频繁接触和思想、感情的相互交流之中。它是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中最易被人体察到的因素，也是最活跃、最具生命力的因素之一。畲民自称shang ha，立即就产生“digeining”的共同情感。
再次，具有一种内在的凝聚力。所谓凝聚力又称"内聚力"、"团聚力”、“向心力”，是指一民族共同体内全体成员受一种无形的、心理上的潜在力量作用，产生出的一种自然的集合力，或称为团结力。恩格斯说：“只有全民族的联合力量才能避免分裂的危险”，①这里所说的“联合力量”，就是凝聚力。这一力量促使民族趋于更加稳固。民族凝聚力是每一民族内部团结一致的内在动力，它在维护民族的生存利益，反抗外来侵略和民族压迫中，起着号召本民族全体成员，齐心协力，奋起反抗的巨大作用。中国历史上有些少数民族曾经很强大，但如今已经不存在。而从汉唐开始，封建统治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畲族的镇压，然而，畲族得以存在，与畲族这种凝聚力相关。
从外在的民族关系看，体现淳朴、温良的心理特点，利于民族和社会和谐。
shang ha为谦称，尊汉族老大哥为主，体现了淳朴、温良特点。各地方志均有记载。
《建阳县志》载："自汉元封迄今凡二千年，犹淳淳闷闷，有太古遗风。性甚驯，不至如楚粤之僮瑶好乱喜杀，以自戕种类，大祗食贫作苦。闻见囿于深山穷谷之中，虽与汉人交接历有年所，仍安朴陋，不稍染浇诈之习。”①光绪《福安县志》亦书：“畲民……性多淳朴。”20世纪30年代德国人哈•史图博以一个西方人类学者的眼光对景宁敕木山畲族的民族性格有过详尽而又客观的评价：他们总是非常好客、亲切有礼貌，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争吵，他们既不纠缠不休，更不唯利是图，也不好奇，而是胆怯的、缄默的，是一个和平的、谦虚的民族。他们从事艰苦的劳动，过着极端简朴的生活。②王虞辅在浙南平阳畲区调查后说：“畲民秉性，诚实浑厚，与汉人交易，分文必偿，与人约，必实践，其待宾客，切实淳厚，则无虚伪之客套。商店以其不失约，不短欠，认为好主顾；地主以其不抗租，不欠粮，引为好佃农。”③但也有的文献有关于畲族民风剽悍的记载，光绪初年的《江西通志》引述过去文献云：“当五岭最东为交广襟喉，地多瘴，与畲人杂居，颇受其害……輋人附居，多射猎为食，傲很无偿，尚谪诈喜争斗。”究其原因，王逍教授认为，这大概应该从时空的流变、历史背景的变迁、文献记载者的主位立场等几个层面来理解。事实上，畲族民风剽悍的一面应该是一种涉及具体场景的较久远的记忆，从时间上，可以上溯至唐代的“蛮僚啸乱”，从空间上可以聚焦于畲族先民的大本营闽粤赣交界处。当然历史上也的确存在着所谓畲族“铤而走险”、反叛官府的举动，那是因为畲民不堪重负而被迫反抗，即算奋起反抗之畲族，其“本心”也并非剽悍桀瞥。哈•史图博也说：据景宁县长说，畲民一般是爱好和平的。他们被某些汉人说成有些粗暴，这种看法恐怕得归因于以下事实：有人认为畲民是低一等的民族，有时候还要让他们感觉到这一点。某些人把他们叫做畲客或畲客牯，或把妇女叫做畲客婆时，畲民格外生气。于是他们开始骂人了，也许终于动起武来了。我们在畲民那里逗留期间，对于他们的性格得到一个极好的印象。④
迁徙原因
畲家为何要进行千年的民族大迁徙？“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因为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因此，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意识形态的形式、甚至以被神圣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①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观点，畲家千年大迁徙的主要原因是封建统治者不但岐视畲家，且实行民族压迫，迫使畲家不断迁徙。
凤凰山区漳平山羊隔畲民的《苦历歌》，直接道出了畲家人被迫迁徙的原因：“到了元光入漳府，占去畲园个个诛：宋朝又说畲啸乱，文广派兵斩光光。五虎山下白磜坑，藏有畲族数百人；时到明朝又遭难，府兵屯杀廿几年。畲人逃身无立地，逃到龙江葫芦隔；掘蕨打猎兼种粟，身居草寮苦中苦。”
（一）不堪税赋
《漳州谕畲》中记载了“畲民不悦，畲田不税，由来已久”。也就是说，畲田、畲民原是不交税赋的。进入封建社会后，从畲民的记忆及相关文字资料看，唐之前统治者为了开发山区，往往以“不交赋税”为诱饵，引诱畲民到山中垦荒。“楚平王奉天承运出敕。大隋五年五月十五日，给会稽山七贤洞抚徭券碟……楚平王出敕钟太后上-十八族，放行广东路途，只望青山而去，遇山开产为业……唐代开始，封建统治阶级开始在凤凰山畲家聚居区推行封建化，畲家不但被称为“蛮僚”，且强迫畲民交纳贡赋，进行经济剥削。虽唐代统治者亦有“帝赐游行天下，砍伐山林，火耕石褥逍遥天地之间”的文告，而实际上是封建剥削不断加强，昭宗乾宁年间（894-898年）派官吏到凤凰山区“劝农桑，定租税”。①《临汀汇考》中写到，“唐武周年间，始郡县，其巢穴招集流亡，辟土殖谷，而纳贡赋。”②
畲家被迫进入山区后，是以棒、刀为劳动工具，从自然界获取现成的生活资料为主，生产力水平较低，辛勤劳动，不能糊口，还要上缴“徭赋”，没有粮食可剥夺，官府就向其征收蜜蜡、虎皮等土产，“贵家辟产，稍侵其疆，豪干诛货，稍笼其利，官吏又征求土物密腊、虎革、猿皮之类。畲人不堪。”③统治者在畲家聚居地侵占土地、大肆敛财，畲民不堪重负。畲民在无法承受的情况下，被迫向外迁移。但是所迁之处，土地山林一经开发又被地主所占有，而且封建剥削愈加严苛，刀耕火种，刀是唯一的劳动资料，对此封建统治者也不放过，实行"论刀为准”征收赋租的办法，规定畲民交纳山赋以“论刀若干”"出赋若干”。在统治阶级的不断压迫下，畲家开始分散迁徙。
明清时期，各地由于不堪官府压迫，而爆发多次武装反抗斗争，使得大量田地荒芜。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统治者开始招民垦荒。明正德中，广东畲民被子南池“世家”招募，“盗耕”香山县南三灶的政府禁地三百余顷。顺治初年，朝廷发布规定：“凡各处逃亡人民，不论原籍别籍，必广加招徕，编入保甲，俾子安居乐业”。《汝南蓝氏宗谱》记载：“于是蓝雷钟等畲民入境，垦复田土。”但这些不是白给畲民垦植，实际上还是要交纳税赋，广东兴宁县有的畲民每年向山主交山粮七石；长乐县畲民有的每年要向山主交山粮五石五斗五升。④畲歌中记载了当时“开着地差难作食，开着地好官来争”，“种山又要交山租，交了山租毛得食，财主日日来逼租”、“外面官府欺侮人，三姓思量散来住”。歌词反映了当时统治阶层对畲家的欺压，开出好的田地被官府抢夺，差的田地难以饱腹。“每每彼所开垦之地，垦熟即被汉人地主所夺，不敢与较，乃他徙，故峭壁之巅，平常攀越维艰者，畲客皆开辟之，然每每刀耕火褥之所得，未成卒岁，则掘草药，种茯苓以自活”。①
开出的田地被子夺后，畲民落为“佃户”。浙南一带佃租的习俗是先付“垫底”，租又分“定租”与“分租”。“垫底”，就是畲民向地主、山主租种土地，首先要付“押金”，俗名叫“diandai”。“diandai”的多少，视土地的好坏和租额的多少而定，基本上是一年租额的代金。如有欠租事宜，即将“垫底”扣抵田租，撤佃改耕。贫穷的畲民要付一笔“垫底”是十分困难的，为了租得土地，拼凑“diandai”，东借西贷，忍受高利贷的盘剥，而地主剥削“diandai”的利息。借贷时，要有保人或实物抵押，还要先扣去第一年利息，借一元钱其实只拿到八角，以后仍要按一元钱计利。碧湖畲民蓝献文借了地主八元钱，利上加利，不到三年要还四十多元。就是这样，畲民还只能租到比较贫瘠的土地。并且逢年过节还要向地主送鸡、肉等，称“zhutanggai”。甚至有的地方还得服“tangzhugong”（汉语：田租工，即劳役）。“定租”又叫“硬租”。租土地时，先确定租额，租额是固定的。不论丰歉，租谷不变。另一种是“分租”称“做分”。即收成后按收获量分配，实行“四六分”（佃四主六）。不论何种形式，畲民辛勤一年所剩无几。地主用的秤和斗又比一般大，有的终年劳动尚不够交租。年景好，风调雨顺，地主加租；如遭灾，地主不肯减租，畲民辛劳一年，颗粒无收，地主还夺取畲民少量的产业，使其倾家荡产，地主收回佃田。对此德国学者史图博在《浙江景宁敕木山调查记》中评价道：“这样的佃租在欧洲的概念中当然还是高得难以置信”，“佃租高的吓人，税额也相当重”。
在浙江的遂昌、宣平、松阳，福建的浦城和江西的铅山、玉山等地的畲民，还要受到二地主——即“寮主”的剥削。明末熊人霖《南荣集》载：当时畲族地区有山主、寮主和青民三种人，“山主者土著有山之人，以其山卑寮主执之，而征其租者也。寮主者汀之久居各邑山中，颇有资本，披寮蓬以待菁民之至，给所委之种，俾为锄植，而征其租者也。菁民者一曰畲民，汀上杭之贫民也。每年数百为群，赤手至各邑依寮主为活，而受其佣值，或春来冬去，或留过冬为长雇者也”。清代，地主豪绅对畲民的剥削更是巧立名目，敲骨吸髓。如乾隆年间，福建宁德闽坑村的豪绅地主强迫畲民立承包约，以所谓对畲民的田园作物“看守”为词，榨取他们的血汗。该约规定，畲民每石稻田交谷子7.5公斤，每斗麦田交麦子1公斤，一千株番薯苗的地交钱五十文，菁靛一篓交钱一百文，姜种50公斤交谷子10公斤，一头牛交谷子15公斤。旧时畲民要交的租多如牛毛，田租、山租、牛租、房租、犁租、灰铺租、牛栏租、坟租、垃圾租等等。
交租，地主也规定了习俗，不能穿草鞋到地主家，不能坐。送租到地主家，先得把草鞋脱在门外，赤脚挑进去，不然非但田种不成，而且还要挨打。丽水碧湖镇鲤鱼头村钟有信，就曾因为送田租到松坑坪地主项章峰家，因地主不在，坐在厅堂前的石鼓上等候称租，被地主不问情由用鞭子打得遍体鳞伤，还把租田夺回，钟家被迫带着妻儿流落异乡，路上饿死了好几口。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景宁县志》中记载，“遇差役，县府票致之，贫不
能存，则亡徙以走”。
刀耕火种这种粗放的生产技术，没有广阔的空间、资源丰富的自然条件就不能进行，能满足这一条件的只能是没有开发的山区，因此畲民的迁徙只能是向山区扩散。闽东、浙南、赣东等地大多以丘陵山地为主，能为畲民的生产实践提供自然条件，畲家也就逐渐向这些地方进行迁徙。其实质是弱小民族，在强大封建制度的压迫下而产生的一种逃避封建化的行动；是落后的生产力，无法适应封建生产关系而产生的自发性的抗拒。
（二）反抗失败
面对封建统治者的岐视与剥削，畲民除了迁徙，就是反抗，一次次地开展反抗斗争。封建统治者对畲民的反抗首先采取武力镇压。
史藉记载，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泉潮间蛮僚啸乱”，唐高宗为了“靖边方”，派陈政父子率3600名唐军入闽，镇压畲民起义，屯驻于福建九龙江（旧时称“柳营江”）以东地区征伐“蛮僚”。凤凰山区的畲民组织起来与唐军进行斗争。在两军交战过程中，起义军屡胜唐军，陈政即上书朝廷：“群蛮来侵，自以众寡不敌，退保九龙山，奏请益兵。”唐统治者立即又派其兄陈敏、陈敷“领军校五十八姓来援”。其兄二人在途中死去，由其母魏氏携陈政之子陈元光“代领其众入闽”。陈氏家族倾家而出，但仍镇压不了“峒蛮”。仪凤二年（677年），陈政病死，陈元光受命“代领其众”与闽、广两地“峒蛮”作斗争。此时“蛮僚”首领苗自成、雷万兴率众抗击唐军，“守帅不能制”、“诛之难于屡诛，徙之难于屡徙”，①因此陈元光上书朝廷，要求增建“一州于泉、潮间，以控岭表”。唐王朝接受陈元光建议，于唐垂拱二年（686年），在福建增设漳州。
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爆发了更大的武装反抗斗争。“蛮寇雷万兴、苗自成之子纠党复起于潮”，两军斗争更为惨烈。睿宗景云二年（711年）11月，由蓝奉高率领的一支起义军直接与陈元光对垒，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于睿宗景云二年（711年）追至陈元光老巢绥安，把陈元光“刃伤而卒”。在近50年的斗争中，“蛮僚”屡屡打败了唐军的进犯。绥安是陈政“出镇”之地，也被起义军占领，但最终反抗斗争还是失败了。
漳州设府置郡后，针对漳州北部畲民的反抗，福州长吏唐循忠上书朝廷，“于潮州北、广州东、福州西光龙洞，检责得诸州避役百姓共三千户，奏置州，因汀溪为名。”唐王朝又听取唐循忠建议，于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置郡汀州。然而，反抗斗争仍然不止，唐照宗乾宁元年（894年），出现宁化“黄连峒蛮二万，围汀州”。①唐统治者相继在漳州、汀州设置郡县强化封建统治，强迫畲民缴纳“贡赋”夕卜，还用两族通婚等手段对畲家进行强迫同化。
两宋时期，统治阶级对畲民的剥削和分化瓦解越加严重。因为在赋税方面畲民已没有多少可以剥削的。不能盘剥赋税，官府就从其它方面入手剥削畲民。畲族聚居地多在山地、丘陵，为了生存，畲民除了刀耕火种，还要进山狩猎，长此以往，畲民对射猎和用毒箭对敌都十分擅长。韩愈在《送郑尚书序》中曾写到：“机毒矢以待将吏”。②南宋刘克庄也曾提到“畲长技止于机毒矣”。由于畲民擅长狩猎，官府仍然不断地向其征求“蜜蜡、虎革、猿皮”等土产。畲民在不堪被剥削的情况下爆发反抗斗争。尤其是南宋偏安南渡，政治上极端腐败，经济上对百姓的剥削更加残酷，激起畲民的不断反抗。
高宗建炎中（1127-1130年）漳浦一带，绍兴十五年（1145年）江西虔州、广东梅州、闽南等地相继爆发了畲、汉人民的大起义。
宁宗嘉定二年（1209年）十一月，江西爆发以李元励为首的规模较大的反抗斗争，起义军“众数万，连破吉、郴诸县”，宋王室“诏遣荆、鄂、江、池四州军讨之”，结果，官兵被打败了。次年四月，李元励乘胜向广东南雄挺进，官军再度败退。接着多次击败江西官军，十一月间，进军赣州、南安。宋统治者“诏以重赏，募人讨之”。三年之久的起义斗争，直到李元励牺牲后，才被镇压下去。
南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年），漳州西畲最大的畲长李德，与西畲其他畲长并南畲三十余位畲长，一起带领畲民“怙众据险，剿掠省地”，漳州郡几乎要被攻陷，“距城仅二十里，郡芨芨甚矣”。统治者派遣卓侯到漳州进行军事镇压，卓侯一到漳州，见“一城红巾满野，久戍不解，智勇俱困”，感到愕然，只好到处张榜安抚，首先是千方百计招抚畲长。自李德被招抚、“纳款”后，“西九畲酋长相继受招”，“南畲三十余所酋长，各籍户口三十余家，愿为版籍民”。③统治者对人多势众的畲民采用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手段，削弱了畲民的反抗力量，使这次起义以失败告终。随后，因统治者忌惮人数众多的畲民，还许以利益，引诱畲长为其统治畲区。“以畲制畲”为统治者达到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的剥削提供了保障。在起义失败和受到统治者、地主的双重压迫的情况下，畲民开始分散、迁徙。
宋末元初，朝代更迭。宋端宗景炎二年（1277年），元兵破汀州。南宋将领文天祥、张世杰分别在梅州、潮州领兵，随后在凤凰山区抗元。以陈吊眼、钟明亮、黄华为首的粤、闽两地畲民，跟随南宋将领文天祥、张世杰，展开声势浩大的抗元斗争。起义军由原先的一万余人逐渐发展到“聚众十万，连五十余寨”，成为“复宋反元”的主要武装力量之一。如今凤凰山陈吊眼抗元斗争遗迹确有50多处，如归湖镇砚田村对面的凤凰山南麓的陈吊王寨遗址，其海拔高304.6米，周围环绕着牛、狮、虎、龙、鹰、鸟笼、将军搭弓诸山，寨南面临凤凰溪，寨北峰峦叠嶂直连凤凰山，站在山寨上可望见韩江。寨址的开阔地虽然杂草丛生，但还能见东西两面各残存一条宽约二尺、长约百米的寨墙，墙外还挖有深约四尺的濠沟，在寨址还能见到不少宋代瓷器的碎片。
元代福建省共分八路，汀、漳、泉、邵4路是1043748人，专家粗略统计畲民有80万人，也就说，畲民占半个福建省人口的80％。广东比福建多。当时共有畲民210万人。①元朝统治者对畲军进行分化瓦解和残酷的军事镇压。《元史》载：“至元十六年（1279年）五月辛亥，诏谕漳、泉、汀、邵武等处暨八十四畲官吏军民，若能举众来降，官吏例加迁赏，军民安堵如故。”②元朝的招安政策使畲军军心动摇，力量削弱。元十九年（1282年），陈吊眼兵败，山寨被焚，“斩贼魁及其党首二万级”。③陈吊眼的父亲陈文桂、叔父陈桂龙、弟弟陈满安投降后，陈文桂及陈满安“纳款”被护送至京师，陈桂龙被流放于“答孙之地”。
元二十一年（1285年），黄华手下的畲军，“有恒产者为民，无恒产与妻子编为守城军。”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畲民钟明亮在福建汀州领导畲民起义，元统治者合四省兵镇压，“师之所经，寇之所及，男女老稚被执修，资财庐舍罹荡毁者甚多。”成宗元贞三年（1297年），元统治者下令将陈吊眼余部安插在漳州等地屯田。“命于南诏黎、畲各立屯田，调拨见戊军人，每屯置一千五百名，及将所招陈吊眼等余党人屯，与军人相参耕种为户。汀州屯一千五百二十五名，漳州屯一千五百一十三名。”①从元军南下闽、粤到元末年间，畲民一直进行着反元斗争。随着大范围的长时间战争和统治者的招安、屯田政策，畲民被迁徙到福建各地。
明代，封建统治者对畲民的统治全面加强，对畲族聚居区采取了三种统治管理方式。一是设置“輋官”对畲民进行间接管理。“永乐五年（1407年）冬十一月广东畲蛮雷纹用等来朝。……命各赐钞三十锭，彩币一……又明设土官以治之，衔曰輋官，所领又有輋，輋尝作畲，实录谓之畲蛮。”②二是在畲民聚居地增设军事或行政治所加强统治。军事治所以“寨”为名，并派武官管理及军队驻军。“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己丑正月十五日，逆贼曾延邦（兔洋人）、柯守岳（下溪人）、雷五（畲客）……倡惑乱民……里有典史刘茂者奏于朝，请建寨以镇之，诏以为可。”③压迫引发反抗，明正德年间，赣南山区爆发了畲民起义，明统治者派王守仁巡抚赣南。王守仁残酷镇压畲民起义后，在赣南采取联防的办法镇压人民的反抗，即“十家牌法”，一人犯上“十家均罪”，对畲民进行严密的控制与监视。增设县治也是明王朝对畲民所在地加强统治者的办法之一，“其初拳贼原系广东流来。光年奉巡抚都御使金泽行令安插于此……生长日蕃，羽翼渐多……始渐掳掠乡村……今幸奏闻征剿……但恐大兵撤后，未免复聚为患。合无三县适中去处，建立县治，实为久安长治之策等因。”④增设了五个县。三是通过寮主来约束畲民。“箐民者，一曰畲民，汀上杭之贫民也。每年数百为群，赤手至各邑，依寮主为活，而受其庸值，或春来冬去，或留过冬为长顾者也。”⑤畲民漂泊不定，统治者约束寮主，使其相互担保，相互监察来控制菁民。明统治阶级对畲族的重重监控与统治，让畲民难以生存，被迫迁徙，致使该地区的畲民基本上销声匿迹。
总之，封建统治者的残酷经济剥削和军事镇压，迫使畲民反抗；而面对封建统治者，畲家是弱小民族，一次次反抗斗争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迫使畲族人民不断迁徙。
畲民离开凤凰山区后，没有生产资料，只能哪里能要到饭就往哪里迁。
畲民的迁徙以家庭、家族为单位，少则三、五人一伙，多则二、三十人一群，分散迁徙。他们跣足负担，一头挑着祖宗的牌位和骨灰，一头挑着幼儿，徐徐而行，傍树为家，依山而居。在畲家传统生计方式和以血缘关系为连接的居住方式的影响下，畲家在其进行民族大迁徙的过程中，发展出一种“不谋而居，不杂土著”的迁徙模式。这种模式使得畲家每迁到一地之后，当地人甚至“不知其始自何时”，有力的保存了民族的特性。如浙江遂昌县井头村《钟氏家谱》记载：“南宋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二月，钟谅、钟宜、蓝钟由原籍广东府朝阳县（即潮州），向外迁徙。迁迁往往，徐徐而行。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由钟石洪（即法桥）、钟法喜带领二十八口移浙江处州（丽水）景宁县二都田山源锦岱洋居住。”最终形成了如今“大分散、小聚居”于闽、粤、赣、浙、皖等省的分布形式。
二、迁徙路线
畲民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斗争失败后，被迫迁徙，没有固定的迁徙路线，而是四外溃逃。由于是“溃逃”——“逃难”，不可能有具体的时间与路线记载，迁徙路线主要从各省地方志、少数民族志和族谱中探寻。以下内容仅是已经收集的部分资料，以说明迁徙路线。
（一）凤凰山内往返迁徙
唐代，迁徙范围，基本上还是在凤凰山区内迁徙，只有少数向凤凰山外进行迁徙。这是因为，当时畲民人数、力量与唐统治者派驻在此地的人数相比，还是占优势。《旧唐书•韩愈传》中就记载，韩愈被贬至潮州当刺史时自叹曰：“处远恶，忧惶惭悸，死亡无日，单立一身，居蛮夷之地，与魑魅为群。”并且他还在《左迁兰关示侄孙湘》一诗中写下“夕贬潮阳路八千”，“好收吾骨瘴江边”等诗句，从韩愈留下来的言语中可以推测，除了被派遣到畲民聚居区的官员和士兵，当时大部分普通的中原人并不主动迁移到“蛮夷”之地。且畲民虽因生计方式需要“二、三岁一迁”，在统治者侵占畲民山地之前，他们原本聚居的凤凰山区，足够其进行刀耕火种而产生的迁徙，并不需要他们往外部迁徙。
宋代，畲民还是主要在凤凰山区内迁徙。其具体迁移路线大致为：
潮州—长汀一宁化一上杭一武平
潮州一云霄一南靖一漳州一同安一安溪
潮州一安溪一永春一龙溪
当然也有反方向迁徙的。
（一）迁入福州
福州北峰“日溪畲族蓝府”——蓝氏最早迁入此地的祖屋，正堂的对联概括了畲民的迁徙路线：溯潮州入漳泉历代冠裳贻燕翼，继兴化驻闽县累朝赞笏晋蝉联。
迁入地点迁入前住地迁入时间迁入者转迁地点
揭阳县二十都三十岭、龙骨岭、梅花岭头广东潮州海阳县宋政和四年（1114）钟仙、雷动春迁揭阳县散湖太宝山，再迁揭阳县船阳水尾山，再迁揭阳县员当水口山揭阳县粒寅，再迁饶平县二十都锡朱山，再迁海阳县归仁里吴金山，广州府增城县，再迁福建漳州府南靖县青宁里大琴山，再迁南靖县永丰里丁家山，再迁南靖县贵礼车山，南靖县船炀余信山，再迁南靖县吴宅张家山，再迁福建泉州府同安县宗田水口山，再迁安溪县溪头山。
漳州龙岩广东不详法星公兄弟四人漳浦、平和、华安官畲、龙海屿上、多城、华安、诏安、厦门、安溪。
雷州府青留县四都广东潮州海阳县二都不详雷有发桃源县二都、福建汀州府宁化县八都。
福建漳州府南靖县辛安里广东潮州府揭阳县高桥黄坑不详雷君达五世孙南靖县习贤里黄脚子、福建泉州府小深坑、福建兴化府仙游县星峰里松板林、福州府罗源县梅溪里坑园近竹。
《福州畲族志》中记载，唐乾元元年（758年），就有畲民自广东凤凰山迁出，经福建漳州迁入福州、罗源、连江。唐光启二年（886年），盘、蓝、雷、钟等姓子孙共三百六十余口，由广东凤凰山迁出，经海路至福建福州府连江马鼻上岸，而后分迁至闽侯、连江、罗源等处。
廷洋坂村清乾隆五十六年（1792年）《蓝氏祖图救书》，伡溪村清乾隆四年（1740年）《雷氏祖图后记》，新岩头村清光绪六年（1881年）蓝氏祖图《开山公据》，福湖村《蓝氏世谱》（1949年）等史料中，都记述了唐光启九年（893年），蓝奇、雷声二人率众三千，随王审知入闽为乡导官，征无诸国，之后雷声、蓝奇带领族兵散处闽中，成为闽中鼻祖。其路线是自闽南，经仙游、莆田，到闽中福州府。
值得一提的是，蓝姓一支由长汀、上杭迁闽清，后文卿公迁居侯官县（今闽侯县），不久又移雪峰大坪村东洋境创业。福州北峰雪峰寺被誉为“南方第一刹”，《雪峰山志》卷一记云：先祖有“屋宇亭榭三百间，米仓十二间，荘田二十所，水牛三百六十牵，其田总计二千五百八十石五斗有零种，收米一万一百石有零，又税钱二十四贯有零”。这些田产资财自唐懿宗咸通十一年至开平四年，文卿公与八子全部捐献给泉州藉和尚真觉禅师建雪峰寺。其八子分赴福建漳浦、江西、上杭、浙江等地创业。
明清时期，畲民大量迁入福州地区，迁入地点以连江、罗源最多。在入迁的同时，也频繁的向闽东和浙南迁出。
畲家从原聚居地迁入福州的路线大致有以下几条：
广东潮州——闽南——仙游——莆田——永泰
广东潮州——泉州——莆田、连江、罗源
广东潮州——漳州——连江、罗源
广东潮州——连江——闽侯、罗源
（三）迁入闽东
唐乾符三年（876年），就有畲民从凤凰山开始迁往闽东，但唐代只有2支畲民迁入闽东。频繁迁入闽东的时间是在明清时期，明代迁入30支，清代迁入41支。自唐代到清代，先后迁入闽东的畲民共有73支，其中蓝姓25支，雷姓25支，钟姓23支。其迁出地福建省内46支、浙江省26支和江西省1支。
其迁徙路线大致有两条：
第一条是经泉州市、莆田市、福州市的闽侯、连江、罗源等县，进入宁德、福安、霞浦、福鼎县；第二条是从福州闽侯方向迁往古田，再由古田县转迁屏南和宁德县。迁入闽东的畲民中，有一部分继续向浙南方向迁徙，散处于温州和丽水地区各县，而后再扩散到其他地方。散迁到浙南的畲族也有回迁到福鼎、霞浦、福安和宁德县。
（四）迁向闽北
畲民大量迁往闽北是在宋代以后，大致有两条路线，一是从原世居地经闽西汀州、上杭等地，到闽北的延平、松溪等地；二是从原世居地迁至闽中罗源等地，再入闽东古田等地转迁闽北延平、松溪等地。期间，部分畲民自浙南回迁福建，落户闽北。
（五）入赣东北
江西东北部的畲族原住在广东潮州府凤凰山，后迁福建汀州府宁化县居住。在宋元之后至明代中叶以前，闽西汀州、闽北建阳的部分畲族迁到赣东北贵溪、铅山居住。迁入贵溪的畲族，主要居住在樟坪、大塘、天华山等乡；迁入铅山的畲族主要居住在太源。
具体迁徙路线大致为：
潮州—宁化、上杭—贵溪、铅山
潮州—建阳—贵溪、铅山
（六）迁往广东
广东潮州、梅州在宋代以前是畲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但在宋代后，畲民反抗封建统治失败，且中原民族由北向南移动日趋频繁，强大的中原民族冲击着弱势的畲家群体。原聚居地的畲民一部分向东北方向移动迁入闽东和浙南的山区，一部分越过江西、广东交界地梅岭，路过龙川、和平、河源，跨越九连山，来到南雄、始兴、乳源等粤北地区。另一部分畲族先民则从闽汀出发，迁大埔、海阳（今潮州）、程乡（梅州）、抵河源。现在，广东畲族主要分布在粤东和粤北山区，即潮安和丰顺、饶平县的凤凰山区，海丰、惠东县的莲花山区，博罗县、增城市的罗浮山区，河源、龙川、和平、连平县的九连山区，始兴、南雄县的大庾山区和乳源瑶族自治县的天井山等地。
畲族迁入广东的具体路线，大致有以下几条：
江西——连州——清远——新会——增城——博罗——惠东——海丰
福建——梅州、大浦——龙川——河源——乳源
福建——梅州——和平——南雄
福建上杭——蕉岭——大浦——丰顺——潮州
（七）由闽入浙
最早迁入浙江的畲家为雷姓，唐永泰二年（766年）雷进裕一家由广东潮州出发，经福建罗源县十八都苏坑境南坑迁至青田鹤溪村大赤寺（今景宁畲族自治县大赤洋），后住叶山头。
蓝姓在南宋时迁入，钟姓在明代初年迁入。
各时期畲族迁入数量分别为：唐代迁入1支；宋代迁入1支；明清时期，畲民大量迁入浙江，明代迁入46支，清代迁入30支，先后共迁入90支。按姓氏分，迁入的蓝姓为38支、雷姓为30支、钟姓为21支、李姓为1支。
畲民迁入浙江的路线，如畲歌云“分掌潮州各乡村……走落福建去作田……兴化古田好田场……走落罗源与连江……搬掌景宁与云和……又搬泰顺平阳掌……丽水宣平也搬去……蓝雷钟姓分遂昌……松阳也是好田场……龙游兰溪都何掌。”畲民迁入浙江路线大致是，由广东出发，自南向北，先迁至福建罗源、连江、古田、福安、福鼎等地居住一个时期，然后迁入浙江，少数则经江西迁入。迁入浙江的畲民大部分最先居住在泰顺、景宁和云和，而后再扩散到其他地方。迁至浙江的畲民有部分回迁到福建福鼎、霞浦、福安和宁德县等地。
各支族迁移路线不一。行程路线较明确的有：
（1）景宁包凤雷进明支族、景宁山外钟隆熙支族、景宁王皈雷虔山支族、景宁大垟冈蓝法乾支族、景宁石坪蓝世全支族等5支同一迁移路线：
广东潮州揭阳县三十六都黄冈山——福建福州府连江县二十四都扬山——福州府罗源县——浙江景宁县
（2）景宁锦岱垟岭脚钟石洪支族迁移路线：
广东潮州海阳县——揭阳县二十都——揭阳县散湖太宝山——揭阳县船阳水尾山——揭阳县员当水口山——揭阳县粒寅——饶平县二十都锡朱山内——海阳县归仁里吴金山——广州府增城县——宝庆县（湖南省）松树潭三江口——福建漳州府南靖县青宁里大琴山——南靖县永丰里丁家山——南靖县贵礼车山——南靖县船炀余信山——南靖县吴宅张家山——福建泉州府同安县宗田水口山——福建安溪县溪头山——福州府连江县清河里陀布山岭头——福建罗源县徐江里上炉茅山——罗源县后柳山——罗源县安全里洋安坑头——福建宁德县十都安乐洋龙坑头——浙江处州府景宁县二都油田锦岱垟岭脚。
（3）云和岩下蓝敬泉支族迁移路线：
蓝行退子孙由粤迁居闽汀上杭大洋埠——福建罗源县南乡九都清格林家庄——福建连江县西乡林九峰傅庄——福建古田县小茶岭——福建福安县东门髻蓝——浙江处州府云和县岩下。
（4）景宁叶山头雷孔华支族迁移路线：
雷谔由东粤南渡迁居闽汀上杭雷坪山——福建古田县九都黄泥田畈水缸丘——浙江景宁县五都叶山头李树坪。
（5）景宁锦岱垟岭脚钟日章支族迁移路线：
广东潮阳县南门——福建连江县清河里——浙江省处州府景宁县二都油田锦岱垟岭脚。
（6）云和栗坳蓝二十三支族迁移路线：
广东潮州潮阳县——广东饶平县——揭阳县一一福建南靖县——同安县——漳州——福州——罗源县——侯官县——浙江处州府云和县三都栗坳。
（7）平阳莒溪垟尾蓝昆冈支族迁移路线：
广东潮州凤凰山——罗源县大坝头——浙江平邑（平阳县）。
（8）平阳二都雷仁贵支族迁移路线：
广东潮州府海阳县——雷州府青留县四都——桃源县二都——福建汀州府宁化县八都——坎州府信胡县——剑州府龙溪县（福建省）12都——浙江平阳县二都。
（9）平阳垟头蓝定富支族迁移路线：
广东卢峰牛栏坪——闽省鄞口——福建泉州——漳州——浙江温州平阳六都垟头。
（10）云和垟头蓝法东支族迁移路线：
凤凰山——福建泉州府——福州府连江县安定里南槽湾——安定里三都醮垟半山一一本邑堪下、堪上、后门珑、老寮坳——浙江处州府云和县三都垟头。
（11）景宁殿源雷世隆支族迁移路线：
广东潮州府揭阳县高桥黄坑——福建漳州府南靖县辛安里——南靖县习贤里黄脚子——福建泉州府小深坑——福建兴化府仙游县星峰里松板林——福州府罗源县梅溪里坑园近竹——本邑梅溪里神仙垄本邑梅溪里黄土羊本邑林蝉建坑——本邑黄重下山同——本邑泉南风——本邑降味——本邑黄重下牛栏坪——浙江处州府景宁县二都仓基洋——景宁县殿源。
（12）文成旁边坪雷念支族迁移路线：
广东潮州海阳县二十四都黄沙坑——福建连江县安民里庵里坑——浙江处州云和县三都。——平阳县莒溪十八家（今属苍南县）——福建罗源县黄庄山上陈三头——浙江景宁包凤——青田八都二源养源头井垟（现文成县西坑旁边垟）。
（八）由浙入皖
清光绪五年至十九年间，钟姓、雷姓、蓝姓畲民先后从浙江淳安、桐庐、兰溪和福建等地陆续迁至安徽宁国县云梯乡的千秋关、独山头、西坑和“三十六间房”，而后向周围地区分迁。
畲族入皖的具体迁徙路线，大致为：
浙南——浙北——宁国
福建——宁国
（九）迁入贵州
居住在江西赣江流域及赣东、赣东北一带的部分畲民，在元末和明洪武年间，或因奉旨征讨、或因避祸而迁徙入黔。畲民入黔时，最早定居在贵州中部偏东南，如贵定平伐一带，而后开始分迁。据清乾隆《贵州通志》记载，清代畲族主要散居在贵阳、开阳、修文、长顺、贵定、清镇、龙里、都匀、福泉、荔波、麻江、凯里、施秉、镇远、石阡等10多个县（市）。现今贵州畲族也主要分布在黔东南州的麻江、凯里和黔南州的福泉、都匀等两州四县（市），其中麻江畲族人口最多。
畲族迁入贵州的具体路线，大致为：
闽西南——闽西北——赣东北——贵定平伐
（十）迁往台湾
在距今一万年以前，生活在凤凰山的古人类便通过“东山陆桥”步行进入台湾，在那里定居繁衍，成为台湾岛上的原住民。
明天启四年（1624年）七月，颜思齐与郑成功之父郑芝龙在日本发动反抗封建统治的政治斗争失败，逃往流球，将流球更名为台湾，并从漳州、泉州招收贫民去台开拓，部分畲民迁入台湾。
清顺治十九年（1662年）二月一日，郑成功收复台湾。台湾千里疆土，肥沃富饶，但人员依旧稀缺，郑成功遂招株漳州、泉州、惠州、潮州四府百姓入台，引导百姓铲除野草，兴积屯聚，还令众将把家眷迁来台湾，带头扎根台湾，安居台湾，开发台湾。部分畲民入台。台湾《蓝氏族谱》记载，蓝姓最早去台的漳州人蓝凤便是郑成功治理台湾期间迁入的，其定居在台南大康村。
值得一提的是漳浦县赤岭与湖西（今均为畲族乡）蓝姓畲民中先后出现了蓝理、蓝鼎元、蓝廷珍、蓝元枚等名宦将官，这些官员先后参与了清廷几次平台、治台实践，漳浦蓝姓也因他们的政治势力而得以迁入台湾。
漳州府漳浦县苌坑山寨的蓝理，因其在收复台湾时的英勇无畏，被康熙帝赐匾“平台首功”、“所向无前”。蓝理字义甫，号义山，年少时性格桀鹫不驯，不务正业，却又喜欢见义勇为、舞刀弄枪。待长成青年，蓝理决心改过向善、投军报国，却不想为奸人所害、含冤入狱。出狱之后的蓝理辗转成为康亲王杰书的部下，被编入清军汉兵绿骑。在跟随康亲王征剿耿军过程中，蓝理立下累累战功，一路升迁至建宁游击，官阶从三品，担任前军向导。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决心平定台湾，封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授靖海将军衔，统帅征台之师。蓝理以勇力为施琅所识，在渡海平台中战役中担任先锋。在征战澎湖时，蓝理腹部中弹还拖肠血战；施琅遇险，蓝理不顾身负重伤前去救援。在蓝理等将领的协助下，施琅最终收复澎湖各岛。收复澎湖后，蓝理不顾个人安危，上岛招降郑克塽。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八月十八日，台湾归降。蓝理因血战破敌，两次救帅，入岛招降，是平台首功之臣，被破格擢升，以军功授昂帮章京内大臣兼摄左都督，世袭骑都尉，封一等伯。之后蓝理又担任过宣化总兵，定海总兵，天津总兵，福建陆路提督等职，最后因平定准噶尔部作乱有功而加封左都督，官阶一品。
蓝廷珍，不甘于穷困，千里投奔时任定海总兵的族叔公蓝理，在其麾下，以小卒开始，成为军官，又因屡立战功而升任把总，游击，澎湖副将，不久又被授予南澳总兵之职。康熙六十年（1721年）四月十九日，台湾朱一贵等人起兵造反，并很快占领台湾道署。蓝廷珍自愿请战台湾，并请来族弟蓝鼎元当谋士。五月十三日，总督满保授印蓝廷珍入台平乱。蓝廷珍统领水陆大军，从鹿耳门登陆，仅用七天即俘获朱一贵，并在七月平定全岛，九月奉命担任台湾署理提督，处理善后事宜。在治理台湾军务期间，他劝阻福建总督满保不滥杀无辜，安定了台湾社会民心。康熙六十年（1721年）秋夏间，蓝廷珍还率领漳泉兵士百余人，入垦屏东里港，这些兵士即在此地繁衍生息。蓝廷珍在治台期间，采取了诸多具有实效的措施，比如上书建请朝廷注重台湾防务，防止外国侵略；听从蓝鼎元的建议，采取加强和居住在高山上原住民和睦相处的策略；鼓励垦殖和发展生产等。这些措施的实施，对安定台湾的社会治安，抵御外敌侵犯和开发台湾经济等方面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在蓝廷珍入台平定朱一贵起义的过程中，其族弟蓝鼎元作为军师，一直随行左右。蓝鼎元，字荊璞，福建漳浦湖西人，出身书香世家，其父祖皆是漳浦有名的儒士，虽家境贫苦，但他还是勤苦自励，在文学，理学，史学，方志学等方面都有卓著的建树。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清廷对移民实行禁止携眷赴台的政策，造成台湾男多女少，青壮年成家难，影响开拓等严重的社会问题，蓝鼎元对此给予极大的关注。康熙六十年（1721年），蓝廷珍奉令平台，蓝鼎元受邀随行。蓝廷珍在奉命平台、治台的过程中，都将蓝鼎元视为左右手，所有军中往来文书都交由蓝鼎元起草。蓝鼎元在台期间，一直为蓝廷珍治理台湾出谋划策，不仅考察了台湾的地理环境、调查研究民情，还提出了一系列治理台湾，开发台湾的方略，写下了《平台记略》，《东征集》等著作。在《论台湾事宜书》和《东征集》中，蓝鼎元列举了移民大多是单身青壮年男性，没有妻室和老幼；一个村庄有家室的人一百户里可能都没有一户等大量严酷事实。在文中，他建议：“欲赴台耕种者必带有眷口，方许给照载渡，编甲安插。台民有家属在内地，愿搬取波台完聚者，许县呈给照赴内地搬取，文武汛口不得留难。”雍正九年，清政府实行凭照携眷入台政策，就是出自蓝鼎元等官员的建议。蓝鼎元留下的许多治台策略，被"历代治台者都引以为法”，乾隆赞其为“筹台宗匠”。
漳浦蓝姓族人跟随蓝廷珍、蓝鼎元去台后，留在台湾垦殖的人数颇多。蓝廷珍的后裔定居在台中一带，蓝鼎元的长子蓝云锦等留驻屏东阿里港，建福德祠，开建北部廊庄，成为里港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垦户。漳浦蓝姓一族因蓝廷珍、蓝鼎元平定朱一贵的功勋，以及蓝廷珍总兵镇台的庇荫之下，在台湾拥有相当大的势力。
漳州蓝姓入台湾，多数是同村同宗相携在港口渡海。漳州680多公里的海岸线，清时至少有28处出海港口，龙溪有石码、紫泥、溪墘，海澄有月港、浮宫、港尾、镇海、浯屿、屿仔尾、卓岐，漳浦有井美、佛昙、赤湖、前亭、旧镇、陆鳌、古雷、将军澳、下寨，云霄有曲屿、云陵、下坂，东山有铜陵、澳角、宫前、前河，诏安有宫口、南门等。九龙江沿岸及山区的，皆先乘船，沿江经石码、月港等港口至厦门港启航；漳浦、云霄、诏安、东山等沿海者，则从附近港湾直接登船出海，船小者到海上再换乘大船。登船出海，快则10多小时，慢则两昼夜即可抵达台湾西岸的鹿港、红毛、梧楼、布袋、布港（北港）等港口。
蓝姓进入台湾以后，除了蓝廷珍及蓝鼎元家族在台中蓝兴庄及屏东县里港垦殖经营外，其它蓝氏分布区域散落在桃源县、宜兰县、台北县、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县、台南县、高雄县、澎湖县及花莲县等地，其中以桃源县及宜兰县聚居蓝姓最多。他们找到落脚开垦之地后，大多同村同宗聚居在一起形成血缘村落，以利繁衍生息。
明清时期，除蓝姓外，还有盘、雷、钟姓人亦因战事赴台征战，或为生计渡台垦田谋生。
三、“样式雷”
畲民迁到赣、浙等地后，迫于生计，有的家族继续向西迁徙，直到四川、新疆：往北的直到东北。有的发挥其一技之长，成为名符其实的“金凤凰”，“样式雷”就是其中的代表。
样式雷，是世人对清中后期260多年间主持皇家建筑设计的畲族雷姓世家的誉称。
（一）样式雷与样式雷图样
样式雷的祖藉是江西南康府建昌县新城乡北山社上社堡，今江西永修县梅棠镇新庄畲家村，如今保留有祖屋。
祖屋建于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由第四代“样式雷”雷家玮、雷家玺、雷家瑞兄弟设计。该建筑为砖木结构，总面积近400平方米。屋内有前后两个天井，两个大厅，八个房间，梁柱上的木雕依然栩栩如生。这幢建筑在当年称得上是当地最豪华的民宅，冬暖夏凉，墙体坚固，高达十余米，四壁无窗户，可防匪防盗。
雷发达爷爷开始从事木匠，在当地小有名气。明代，这支从事木匠工作的雷家人因生活所迫到皇都江宁（今南京），投身于明朝宫殿庙宇的修建。①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雷发达与堂弟雷发宣以艺应募，到北京朝廷供役。因清中期起，皇家建筑工程项目都由亲王、大学士组成一个钦派工程机构，设立样式房，叫钦工处样式房，主持的叫“掌案”，相当于当今的总建筑师。从康熙时雷发达担任钦工处样式房掌案起，第二代为雷金玉，第三代雷声澂，第四代雷家玮、雷家玺、雷家瑞三兄弟，第五代雷景修，第六代雷思起，第七代雷廷昌，到民国三年雷献彩完成光绪崇陵的设计止，8代10人执掌样式房。②
“样式雷”的作品非常多，主要有故宫、北海、中海、南海、圆明园、万春园、颐和园、景山、天坛、清东陵、清西陵等。这其中有宫殿、园林、坛庙、陵寝，也有京城大量的衙署、王府、私宅以及御道、河堤、彩画、瓷砖、珐琅、景泰蓝等。此外，还有承德避暑山庄、杭州的行宫等著名皇家建筑。总之，中国1/5世界文化遗产的建筑设计，都出自雷家之手。
雷氏家族设计、施工时，先绘制出建筑图样、烫样、工程做法，并记录施工日记，形成“样式雷图档”。设计图纸，按设计过程，可分为粗图或草图、精图或详图。精图又可分为总平面图、局部平面图、透视图、平面与透视结合图、局部放大图、装修花纹大样图等。按用途分，有进呈图、留底图、改样图等。雷氏家族设计建筑方案，都按1/100或1/200比例先制作模型小样进呈内廷，以供审定。模型用草纸板热压制成，故名“烫样”。按实物与烫样的比例分，有一分样，二分样、五分样、寸样、二寸样、四寸样等。在现存的“样式雷”烫样中，最长的有3米长，最小的只有6厘米。并有施工设计说明。还有《工程做法》、随工日记等。①
图样涵盖了清代皇家建筑在选址、规划设计和施工等多方面的详情细节，是我国古代建筑史上惟一留存下来的，比较系统的绘本、写本性原始建筑图档。现存于世的样式雷图档十多卡车，总量逾两万余件，主要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外，中国国家博物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日本东京大学、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国吉美博物馆等处也有少量收藏。
2007年6月2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样式雷图档”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这是中国第5项入选“世界记忆遗产”的项目。
生成样式雷图档不是以传播知识、宣扬观点、教化民众等为目的，只在与工程相关的人员范围内使用，具有一定保密性。尤其是皇宫、陵寝等处的图档，更是严格管理、加倍保密。但文明的传承如同接力，前人艰苦卓绝努力形成的文化遗产，总是薪火相传，泽被后世。
多年从事“样式雷”研究的天津大学王其亨教授说：“我拿一张当年的样式雷图纸给大家看，我说这是空间的地形图，我相信绝大部分国内学术界的人不会认同这是地形图。因为它太超前了，就相当于现在电脑的建模，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三维立体模型。上世纪80年代西方才开始使用的数字高程模型，早在清代时，‘样式雷'就一直在使用。而这些先进的技术，中国人已经用了几百年。要想看懂和深入研究‘样式雷'的图纸，需要相当的专业知识和空间想象能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样式雷图档’是我们学习挖掘的无尽的宝藏。”①表明至少在三百多年前，样式雷的建筑设计已经使用了非常先进的绘图技术。
同时样式雷图纸推翻了建筑史学界认为，中国古代建筑因为是木结构的，预制装配化，因而不需要设计的观点。样式雷图样从如何策划、选址、经营、设计然后到如何反馈，包括建筑师和主管官员的意见，主管的官员和皇帝、皇后的关系等，最后到如何修改设计，非常完整。国外专家看到样式雷图样，反过来说欧洲的建筑师到不了这个境界。
样式雷图档对研究清代历史和中国古代建筑史，以及相关文物建筑的保护、复原等，均有巨大价值。国家图书馆善本收藏部的白鸿叶说，有了这些珍贵的图档，修复古建筑，甚至复原圆明园也就有了在技术上可操作的蓝本了，这是民族文化中的瑰宝。
（二）民族建筑文化的交流与交融
这些建筑，不仅仅是凝固的音乐，即黑格尔关于建筑是比例、结构的艺术，更是文化的凝固，体现着一定时代一个民族的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外化。正如法国的传教士韩桂英所说，“像雷家这样的造园艺术家，是从事园林设计的诗人、画家、艺术家、哲学家。”②样式雷把汉、满、畲等民族文化有机融合，凝固而成。
畲族在千年的大迁徙中，刀耕火种，垦山园，筑梯田，变荒山僻野为茶米之乡，是中国“东南沿海的杰出拓荒者”。畲民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不但创造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民族文化，而且与各种民族、各地域文化相互碰撞、交流，吸收先进文化，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化。样式雷也同样把畲族的这种文化碰撞、交流、交融运用到建筑设计中。当时中国主导文化是儒家文化，而统治者是满族，设计者又是畲族。各民族的建筑都有一些特殊的文化风格，北方风格是开朗大度。江南风格是秀丽灵巧，组群比较密集，屋顶坡度陡峻，翼角高翘，装修精致富丽，雕刻彩绘很多。畲族的风格是自由灵活，多利用山脚、山坡建房，下层架空的干栏式建筑，平面和外形相当自由。不同的文化必然会进行碰撞、交流。样工雷融会贯通，把各种建筑文化有机地融合起来，凝固于皇家建筑。
故宫，是明成祖朱棣夺取帝位后，迁都北京，仿照南京皇宫营建北京宫殿。明代南京宫城以富贵山作为依托，并巧用原来的东渠作为皇城西城隍，取得人工和自然相互辉映的效果。采用自南而北中轴线与全城轴线重合的模式。在宫殿形制上，集中表现为遵循礼制。而满族的沈阳故宫建筑风格具有满、蒙特色。东路大政殿、十王亭建筑群布局仿照八旗行军帐殿的布局。中路是“宫高殿低”，居住部分位于高台之上，俯瞰理政的正殿区域，源于满族人喜居于台岗之上的文化物质。大政殿+十王亭格局脱胎于民族的帐篷，设计是以17世纪初满族和东北地区常见的建筑样式为基础的，而不受中原皇宫建筑等级的约束。皇帝处理政务的崇政殿和饮食起居的清宁宫，都是硬山顶五开间的形式，取于东北地区最为普遍的民居、寺庙和官衙。样式雷善于在继承前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勇于创新，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在进行清宫设计时，不墨守成规，既在中线上的建筑物保持严格对称，严格地按《周礼•考工记》中“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帝都营建原则建造。整个故宫，在建筑布置上，用形体变化、高低起伏的手法，组合成一个整体。在功能上符合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同时又对主轴两侧轴线上的各建筑物采用大致对称，而显灵活变动的新格局。这样，不但突出了中心又体现了“居中为尊”的思想，而且形成了统一并有主次的整体。
建筑本身就是一个供人们居住、工作、娱乐、社交等活动的环境，因此不仅内部各组成部分要考虑配合与协调，在艺术性格上特别重视对中和、平易、含蓄而深沉的美的追求。样式雷还根据畲族文化特点，选择历史上长期积淀下来的文化吉祥题材来表达生活理想和审美需求。如鱼，利用谐音表示所象征“余”的含义，装饰中“悬鱼”，意为“年年有余”。喜鹊是“喜”的象征物，把喜鹊鸣叫喻为“报喜”，装饰中便有“喜从天降”、“喜报平安”、“喜报三元”等题材。乌龟、鹤被认为是长寿动物，于是有“鹤寿龟龄”、“鹤来添福寿”等题材。利用谐音表示所象征的含义，如用蝙蝠象征“福”，用梅花鹿象征“禄”。这些题材在其设计的建筑中到处可见。
位于海淀区四季青乡巨山村的雷氏家族陵园，占地30亩，融合当地文化设计。整个坟地设计成一艘船形，船头朝西南，朝向八宝山，船尾是朝着玉泉山，方位取向意为“头顶八宝，脚踩玉泉”，寓意是雷家人去世后，其灵魂可以乘这条船回到江西永修的老家。
（三）“造成风水画成龙”
畲族，长期生活在山中，属于典型的山地民族。依靠山依靠树，离不开山离不开水。经验是居住地山不能太高太陡，否则雨水一来，冲走村庄住宅。要有风，但风不能太大。总之，要有风有水，俱大风大水。因而，畲民村宅选择缓坡避风向阳有水之地，带有很强的实用性原则。讲究村、寮（房）后的山势，前方水势，注重村前村后、寮前寮后毛竹、树木的栽培，他们认为，这些树木能"培荫风水”，可以“造成风水画成龙”。村口有了树就更能避风，屋后山有了树就增加了泉水的流量，空气也格外新鲜，畲民往往把这些叫做“风水”。族谱《家训》篇载：“人有栖身之地，方可安生乐业，大凡村落皆有树木环卫互荫，望之郁郁葱葱称之为胜地，即生聚绵长之道也。吾族后崎险，更宜培植树木以御风水，现在前人培植成林可为百年大计，亟须协力保护，毋得妄为剪伐。”在建寮（房）前，首先要堪风水。在选址择地上讲究“龙”、“局”、“水”。“龙”，指的是龙脉，也就是山势的脉络，要求山势发脉雄伟，奔腾有势：“局”，指的是山峰的布局，要求的是如公堂格局，中轴对称，旗鼓皆备，坐镇基地；“水”，指的是前方水势，要求的是水势回环，不能起来直来直去，常在村口、寮前填坝、植树等“筑水口”，使水口回环。
样式雷在设计上，我们看到，人为的建筑设计并不是主体，而一再强调以环境为主体，一定要选一个最好的环境。有的时候，选址要选上几年，最重要的是配合山川之胜势，与山水相称，建筑是应该与环境配合。并在建筑设计上，一与二层不封闭，保证空气流通，建筑物冬暖夏凉，很多建筑工艺就算拿到今天都很先进。同时，样式雷的作品轴线感特别强，景物和建筑是相互对应的。水与建筑关系上，一方面要畅通，另一方面又回绕村宅弯曲环绕，不但体现风水，且起到护卫的作用，具有实用性。在空间上，设计的建筑一般都不高，比如天坛祈年殿的高度，只有9丈高，故宫的太和殿（加上3层大须弥座）不到35米，大殿面宽总共70米，谁一开口讲话，别人看他口形，听他的声音能对得上，看和听都是最佳距离。
园林的设计，样式雷以自然为蓝本，摄取了自然美的精华，又注入了人的审美情趣，采取建筑空间构图的手法，使自然美典型化，变成园林美。其中所包含的情趣，就是诗情画意；所采用的空间构图手法，就是自由灵活、运动流畅的序列设计。同时，还模拟自然山水，创造出叠山理水的特殊技艺，无论土山石山，或山水相连，都能使诗情画意更加深浓，趣味隽永。北京西郊是永定河冲积洪积扇边缘的泉水溢出带，地下水水量丰富而通畅，西山峰峦起伏，得天独厚的自然山水条件，样式雷根据自然特点设计修建皇家大型园林，通过玉泉山和万泉河两条水系把西郊十几座大小园林串连在一起，长河又将西郊和皇宫连接起来。形成园林群体。
避暑山庄是样式雷第四代传人雷家玺按照康熙和乾隆两代皇帝的旨意设计的。从地形上看，山庄的整个园林建筑布局，很像是中国地理环境的一个缩影：西北多山，东南多水，北部是平原，南部则仿造了许多江南名胜。它集中体现了“集天下景色于一园，移天缩地于一方”的帝王思想。而整个园林建筑风格，绝大部分建筑小巧玲珑，不施彩绘，有—点北方民居亲切朴素的味道。
颐和园是样式雷园林建筑中的代表作。它的前身叫清漪园，主要由万寿山和昆明湖组成。公元1750年，乾隆皇帝为庆祝母后六十大寿，启动清漪园工程，样式雷按其意图，相继设计修建了智慧海、长廊以及模仿无锡寄畅园的惠山园；按照方丈、蓬莱、瀛洲的神话传说，在昆明湖上建起了三座仙山。公元1755年，再建石舫。在清漪园的设计中，乾隆皇帝还犯过一次错误，过分自信的乾隆帝下令在清漪园中心建一座9层宝塔。塔建到第8层，有风水先生提出异议，认为北京的西北方向不宜建塔。乾隆皇帝听取风水先生的意见，下令把已建了8层的塔全部拆毁。拆了以后怎么办？乾隆帝把难题交给样式雷，要他们在废塔之上重建一座建筑。样式雷苦思冥想，依照黄鹤楼设计出了一座八方阁的建筑物，这就是今天游客络绎不绝的佛香阁。②
阴宅也同样。东西陵是遵照典礼之规制，配合山川之胜势设计建造的，这是人和自然环境的有机统一，用道光的话来说就是：“物以地臻全美为重，不在宫殿壮丽以持观瞻。”含义是青山埋忠骨。有个好的山水环境，就能够产生一种天然的、永恒的纪念气氛，建筑是配合它而已。样式雷的档图上也处处也反映出这个设计理念。东陵轴线感都非常强，墓道顺应地形弯弯曲曲，又给人以戏剧性的空间效果，在前行过程中，每一步你都会发现，建筑和环境是紧密结合在一块儿的，感到永恒伟大。但是人的尊严，个人作为祭祀者的尊严没有消失，这就是“青山埋忠骨，不是陵墓埋忠骨”。按照祭祀的时间和路线走，上午看到光线都是亮的，阳光照到建筑，包括远景和近景之间的起承转合，互相的依存关系。绕了一圈之后再回过来，下午道路上还是亮的，还是有阳光照耀的，不会出现阴面。这设计效果，既尊重环境，又强调主群的关系。同时，陵寝建筑科学地解决了大规模建筑组群的外部空间布局难题，把大部分建筑放在地下，实现了建筑人文美同山川自然美的有机结合。对此，联合国的专家们赞不绝口。认为：皇陵依照风水理论，精心选址，将数量众多的建筑物巧妙地安置于地下。它是人类改变自然的产物，体现了传统的建筑和装饰思想，阐释了封建中国持续了5000余年的世界观与权力观。这是中国人的智慧，就冲着这一条，全世界就应该向中国人学习。
（四）勤劳勇敢精神品质的传承
“样式雷”的形成，最主要是畲族勤劳勇敢精神品质传承的结果。
雷氏能在修建皇室宫殿中担任工部样式房掌案，与他们虚心求教，融会贯通，技艺精湛相关，更是勤劳勇敢的结果。清康熙中期，重新修建大殿。工程开始时，因缺少大木梁，雷氏建议拆取明陵楠木旧梁柱充用。由于正殿是循经守礼、治理国政的地方，意义重大，所以康熙帝亲临上梁典礼。正当上梁之际，大梁因卯眼不合，悬而不落，工部长官相顾愕然，唯恐有误上梁吉辰，急忙找来雷氏，并授与冠服，雷袖斧猱升，急攀梁上，高扬钢斧，只听“笃、笃、笃”连响三声，木梁“轰隆”一声，稳稳地进了位。刹时，鼓乐齐鸣，文武百官，三呼“万岁”！上梁礼成，康熙帝龙心大悦，当即召见雷氏，面授雷氏为工部营造所长班。因此留下“上有鲁班，下有长班，紫徽照令，金殿封官”的歌谣。①“长班”一职，相当于今天国家建筑部门的总建筑师。
虽然雷氏家族8代是样式房的掌案，但这个职位也不是世袭的。清代为了大规模修建皇宫皇陵，要招集全国各地最优秀的建筑师为其设计建造各种建筑，因此，样式房也是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岗位。雷氏家族不想也不可能是世袭。二代样式雷雷金玉去世后，奉旨驰驿归葬江苏江宁，家族成员基本上都离京，只留下儿子雷声徵和他的母亲张氏。孤儿寡母在北京，既无前辈指点，也没有兄弟帮助，受到了同行的排挤，样式房掌案为其伙伴所攘夺。雷家玺去世时，其子雷景修已22岁，恐子不能胜任，留下遗言，将样式房掌案之职让给他人。景修抱着“舍我其谁，矢志不渝”的信念，非常敬业，认认真真工作。24年后才重新将样式房掌案一职争回。
样式雷家族中，声誉最好，名气最大，最受朝廷赏识的是第二代的雷金玉（1659-1729年），他继承父业在营造所供职，投充内务府包衣旗。包衣旗是什么？按满语的意思及实际地位，是“家奴"而已！光绪十九年（1893年）雷廷昌在一张纸片上这样写道：“样式房之差，五行八作之首，案规矩、例制之法绘图、烫样，上奉旨议，下遵堂司谕，其拟活计，自案法办以成，更改由上意。而今办法，上意传出，官役并无定准办法，下忍意拟办，三心八意，以至用有办法之人，又忍听回禀，例制直言，不顺耳也。”这无奈的感叹，是对历代样式雷无奈的总结。说明业主皇帝、太后、董工王大臣的意见在建筑设计、施工中占统治地位。“三分匠人、七分主人”。“主人”，“非主人也，能主之人也”。建筑师必须善于秉承建筑主人的意图，并把它转化为规划的主导思想，从而具体地贯彻于设计的全部实践之中，能否做到这一点往往是成败的关键所在。在清代皇家建筑的设计与营造中，皇帝往往对建筑工程直接发出指令，甚至一竿子插到底。所以，此时的“主人”就是建筑物的主人；而应该作为“能主之人”的建筑师的作用则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样式雷都是“上奉旨议"。对于“主人”的意图，样式雷和盘接受，即便是朝令夕改，也只能在所不辞。皇帝有关建筑工程的“旨意”一般通过军机处、内阁、内务府或直接通过太监传给有关机构或官员，再由这些机构或官员转达给样式房。供皇帝御览的画样、烫样也都是由承修王、大臣进呈。样式雷也都“下遵堂司谕，其拟活计，自案法办以成”。
皇家建筑工程是一项繁复的系统工程。样式雷在设计修建中，每一步进展按朝廷旨意、工程处的意见办，并有独到创新。内廷提出建筑要求后，样式雷就选好地址，做好总体设计，确定轴线，绘制图样。在平面图中绘制个别建筑物的透视图，是雷氏创造性地运用互相结合之法，更精确地表现个别情况的手段。当设计精图确定后，又绘制准确的地盘尺寸样，以反映复杂关系、谐调空间布局，估工估料。雷氏在这方面显示了高度的技巧，或从庭院陈设到山石、树木、水池、船坞、花坛，或从地下宫殿的明楼隧道，到地室、石床、金井，均按比例进行安排，用像硬纸板等做成模型，并使某各部件能够拆卸，便于观看内部结构。为了及时向朝廷反映工程进度，样式雷还画了“现场活计图”，即施工现场的进展图。记载日常的工作记录，即每天样式房都干了些什么事情，记录非常细致。表明样式雷不但忠心耿耿，且非常勤快。
以第六代样式雷雷思起为例。在修葺三海时，雷思起制定的《南北海承做装修单》，逐项列明了工程任务，仔细记述了各类贵重木料的来源。如“澄怀堂、遐瞩楼一俱楠柏木装修”。对于贵重木料的来源也一一注明：长春园东长街现存楠木根件；万春园宫门外现楠柏木等。贵重木料和所需各类物资，皆由雷思起全力筹措，或到市场购买，或选用皇家宫殿园林拆卸的旧料，或到天津选购运京，以供紧急应用。这些木料的运输雷思起历经艰辛才得以完成。后设计修建东西陵。雷思起最初按照祖制为两位太后修建陵墓，分为两个地宫，共用一个祭殿，但两位太后都不肯接受，不得已他重新修改方案，设计了两个各自独立、配殿和祭殿齐全的定东陵，终于得到首肯。但慈安去世后，独揽大权的慈禧为了体现自己的地位高于慈安，又下令将已建好的陵墓拆了重建，据称雷思起就是为此耗尽心血，最后过度劳累而死。到光绪年间，修葺三海工程继续进行，雷思起的儿子雷廷昌掌案。修葺三海的最大一项工程是为慈禧太后修建仪鸾殿。在样式雷设计的《中海仪鸾殿全部地盘图》画样中，对每间房的大小、装饰、连廊等都有详尽标注，图样经过反复修改并征得朝廷同意后，再依照图纸一丝不苟地建设。经过三年修建，仪鸾殿建成。慈禧太后正式迁入居住后，在此召见群臣，操纵朝政，成为清廷的实际中心（辛亥革命后，这里更名为怀仁堂）。因劳累，特别是雷思起劳累至死。所以雷氏的第十代、现石景山四中教师雷章宝至今铭记在心的是曾祖父雷廷昌留下的一条祖训，“雷家后人不要当官从政”。
样式雷第五代传人雷景修，主要生活在道光、咸丰年间，清廷内忧外患，国势衰微，没有能力规划建设新的园囿，就利用这个时间把祖上传下来和自己的设计图样、烫样模型专门收集起来，用三间房子保存。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时，雷景修又数次秘密转运。①因此图档能够保留至今，成为我国建筑史上被称作“样式雷图档”的国宝。
四、盘姓大哥
畲族的主要姓氏是“盘、蓝、雷、钟”四姓，但凤凰山、福建、浙江、江西、安徽等地长期不见“盘”姓。一千多年来，畲家人苦苦地在寻找自己的老大——盘大哥。
（一）去了哪里？
福州、闽东等地畲族宗谱记载：唐光启二年（886年），盘、蓝、雷三姓子孙共三百六十余口，从闽王王审知为向导官，由内海来闽，至连江马鼻登岸，徙罗源大贝头居焉，……盘王碧一船被风漂流不知去向，故盘姓于今无传。②宗谱上记载与当时王审知入闽的史实相符，说明宗谱的这一记载是有历史依据的。凤凰山的“祖图”中也有描述一子下海去。于是，畲民认为，盘大哥海上遇台风狂浪，没了踪影。
其实，不能因盘姓一船在海上被风吹走，而认为北迁的盘姓不存在。因一条木船绝不可能乘坐所有的盘姓。从唐朝畲民反抗斗争不停，时间之长、力量之强大，表明畲民在凤凰山人口甚众。这么强大的民族群体，四姓中的一姓，绝不可能一条木船能坐下的！
县志、田野调查，都有盘姓从凤凰山向江西、福州、闽东、浙江迁徙的事实。同治十年（1871）修的《贵溪县志》卷十四“杂类志•轶事条”：“江浒山（贵溪县樟坪一带）无籍民蓝、雷、盘、钟四姓，……流入贵澳者，南蛮之余，其所从来始末，失考。”福州地区的民歌云：''住落广东已多年，走落福建去作田；亦有田地亦有山，做田亦要靠天年。走落罗源龚连江，福州大府管连江；连江、罗源好田庄，盘雷蓝钟四姓掌。”盘雷蓝钟四姓曾在连江、罗源居住。1929年德国学者哈•史图博和他的学生李化民在浙江景宁敕木山进行畲民田野调查时，也发现有“盘姓”畲族的线索，有盘姓畲民改姓，“姓潘而成为汉人了”，有一潘姓富裕人家，就是畲民的后裔。①
因封建统治者的镇压，被迫改为“潘”姓。台湾学者认为，"潘”，又［正韻]蒲官切，音盤。正是可以看出畲族“盤”姓轉變成“潘”姓的影子。饒平新豐國王廟石碑上的“潘尚珍”，富時的身分還是四名落款者之一，稱始祭庠生潘尚珍。傅衣凌《福建畲姓考》中认为，现在畲族中相传只有三四个姓，就是盘、蓝、雷、钟这几个主要姓氏也改变了姓。如《闽都别记》曰：“现今北岭（福州）里邪婆，螺、盘、兰三姓”。②淡孺木《枣林杂识》曰：“盘瓠之余，错处于虔、漳、潮之间，以盘、兰、雷为姓，今汀人呼为潘、兰、篓，汀人称曰畲客。”①孙承泽《春明梦余录》亦曰：“闽中流民余种潘、兰、吕三姓，旧为一祖所分，不入编户。”②说明畲族中有的把盘改为潘，雷姓改成吕、娄等。施联朱等《浙江丽水地区畲族情况调查》亦云：“有的地方畲民说，汉族潘姓风水好，盘姓风水不好，所以改为姓潘。”
那么有没有在由南向北的千年大迁徙中，仍然是畲族的盘姓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一家一户口的迁徙，在特定的条件下，就有可能保留。杭州沈塘自然村盘姓就属于这种现象。我们每次赴沈塘都向盘土高问同一个问题，你们从哪里迁来的？他都说，以前老一辈人说，是从处州迁来的。我们问，你知道处州在哪里吗？他回答不知道。其实，处州，就是今天的丽水，说明他们是从丽水迁过去的。
（一）保留着传统文化
杭州沈塘自然村盘姓畲族，虽经历了千年的民族迁徙，从凤凰山区迁居到经济发达长三角地，如今小别墅取代了茅草、泥土房，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但仍较好地保留了畲族的传统文化。
“讲shang ha话”。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书中的“民族”定义是“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⑧并明确指出“共同的语言是民族的特征之一。”赫尔德将民族定义为“一个具有独特语言和文化的共同体”。语言作为民族的重要特征，是民族识别的一个重要标志。畲族有自己的的语言——shang ha话。“shang ha话”是全国畲族通用的民族语言，是畲族最主要的民族特征之一。畲族也与其他民族、民系一样，热爱自己的语言，因为它是最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或情感的物质外壳。民族语言中所含的独特的民族韵味，是任何别的语种都不能代替的。长期以来，畲民把能否“讲shang ha话”作为区分是否“shang ha”的主要标志。语言学理论认为，语言自产生之日起，由于它只能靠人与人的口头传播，因而其语音、语汇、语法、语义各组成部分就处在不断的发展演变之中。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的逐步发展，生存空间不断拓展，社会活动的领域不断扩大，对于这些原本生活在一起后来又不得不分开寻找生存空间的不同人群来说，如果彼此居住和活动的地点较近，还能经常接触保持联系，那么他们原先共同使用的语言也就能够保持一致。但是，如果不同的人群彼此居住和活动的地域越来越分散，相距越来越遥远，互相之间的交往由于山河阻隔交通不便变得越来越困难，交往越来越少，原本相同的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其共同点会不断减少，时间一长，语言就会改变。
由于畲汉杂居，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交往的扩大，广播、电视等现代传媒技术的迅速普及，畲族语言也和其他民族语言、方言一样，迅速普通化（普通话）。杭州沈塘自然村盘姓也出现这一不可违背的规律，但此地盘姓一直讲“shang ha话”，直到如今，盘土高等年龄较大的仍然能“讲shang ha话”。
“唱shang ha歌”。文学艺术是反映民族特征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畲民以自己的勤劳勇敢和聪明才智，创造了丰富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它是畲族人民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畲族文化艺术以民间口头文学为胜，主要是“唱shang ha歌”。男女老少，人人会唱，个个爱听，以歌叙事，以歌咏物，以歌言情，以歌代言，青年男女以歌为媒，因此，社会称畲族是善歌的民族。唱shang ha歌，是畲族的一大特色，也是区别于其他民族一大标志。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电视等现代艺术等进入畲乡，绝大多数畲民不会唱山哈歌，而沈塘的盘姓畲民有的仍然会唱，如盘土高，说着说着就唱了起来。“山哈历来爱唱歌，歌音阵阵震山河，唱得天上星子笑，唱得大坑鱼子跳。”
“digeining”的自我意识强烈。民族自我意识，《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定义为“是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凝结起来的表现，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状态。”即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是“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畲族把这种自我意识称之为“体个人（自己人）”的认同感。这种民族自我意识在沈塘盘姓畲民表现得十分强烈。当我们找到盘土高，他听说我们是畲族，而且会“讲shang ha话”，虽然第一次见面，不认识，但他们这种“体个人”民族意识表现得十分强烈。拉着我们的手到他家中；夫人钟萍萍马上放下家中的活，烧水沏茶；盘土高不是用口袋中自己抽的烟招待我们，而是到房间拿出中华烟来招待我们；反复要留我们在他家中吃饭。保留了畲民热情好客习俗，体现了强烈的民族自我意识。
在盘土高家户口本上，由于制作人员的原因，盘土高的孙子盘周扬的民族成份打成“汉族”，他们就用笔改成“畲”。我们指出，户口本是不能涂改的，自己在上面改是无效的，必须由民族部门确认后再到公安户籍部门改正。对此，盘土高的女儿盘英从工厂回家来，全家要求把盘周扬的民族成份改为“畲族”。市民族宗教局局长告诉他们，他们为盘周扬民族成份已经发过文件，他们可以去派出所办理。
“wo崽”、“男嫁女”等习俗盛行。风俗习惯是一个民族共同心理的外在标志。畲族男女平等，许多方面往往“女高于男”。妇女没有缠足习俗，从事田间地头劳动，其吃苦耐劳都胜于男子。婚姻习俗上一重要特征是“男嫁女”，畲语为“wo崽”。也就是把儿子“嫁”出去，而把女儿留在家中“wo崽”。“男嫁女”不是“招婿二招婿是“入赘”，又称“从妻居”。在汉语里，“赘”的本义是“抵押”，“家贫子壮则出赘”，婚后男方从妻方居住，子女从夫姓，对原来自己的家庭承担职责。而“wo崽”、男嫁女，婚礼时女方需向男方送礼品，一切过程同女嫁男家一样。男子到了女方后，子女姓女的姓，对自己的父母不承担赡养义务，也没有对父母财产的继承权。称女方的父母为父母，承担赡养义务，继承财产，死后同女方的男子一起排列位名。改姓意味着什么？俗语讲“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头可断，血可流，而姓不可改。为何“姓”如此重要，它是什么东西？原来“姓”是代表同一血统关系的符号。“姓”字从女从生，是远古母系社会的遗留。《说文》说，“姓，人所生也，古之神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因以从女，女生亦声也”。去其神秘成分，可以得出“姓”产生于人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母系社会。由同一女所出的氏族的人都同一姓。也就是说，“姓”原是母系血统关系。但当社会发展到父系氏族社会后，血缘关系按父系计算，于是“姓”也就转变为父系血缘关系了。所以，改了姓，意味着他加入了女方的血缘集团，自然就得承担这个家族职责，享有这个家族的权力。沈塘盘姓一直保留这一习俗。目前村中盘姓共有10对夫妻关系，其中有6对属于“wo崽”。盘阿毛家的4个女儿“wo崽”。盘金娣，1950年出生，丈夫是张水富；盘桂金（1963年出生）所生儿子为盘龚杰、盘龚健；盘桂英（1959年出生）所生女儿为盘艾琳；盘桂芬所生女儿为盘燕妮；孙女盘雅芬（1973年出生）所生女儿为盘汪卉。盘土高女儿盘英（1980年出生）所生儿子为盘周扬。还有盘桂娣等当年也是如此。
“源凤凰山”。闽浙畲民都认同凤凰山是民族的发源地。盘土高等反复告诉我们，他们的祖宗在凤凰山。
“造成风水画成龙”。沈塘村后山前水，现山上、房前屋边种满毛竹、果树，使房屋掩映在青山绿林之中，充分体现了畲族村落“风水”观念。
（三）良好生态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沈塘盘姓畲族之所以存在，就与此地生态环境密切关联。
从路线看，临安沈塘处于处州至皖南的必经之路。泰顺、丽水、建德等地的蓝、雷、钟姓宗谱都记载这一迁徙路线。如建德市双泉畲族村的雷姓，有一支就是泰顺迁到沈塘后，再返回双泉村的。
民族迁徙的目的就是寻找、选择适合本民族发展的生存环境，即“地利”。畲民明、清时期大批量迁至处州，此时条件较好之地已为人开发、占有，于是他们只好改变原有生产方式，改做长工打短工，租田佃耕。这种方式，往往比刀耕火种在生活上更稳定，能生存，就定居下来。每到一地，都有一部分畲民安居下来从事打短工、佃耕水田，在城镇的郊区的山脚边居住。景宁、云和、松阳、遂昌、丽水、桐庐等县城周围山脚边有大量的畲村，就是此因所致。盘姓畲民在沈塘定居下来，也就是这种迁徙的结果。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缘关系的支配。”①两种生产互为条件，互相渗透，也互相适应。没有物质资料的生产，就不可能有人类自身生产；同样，没有人类自身的生产，也不可能有物质资料的生产。沈塘后山前田，离临安、余杭两个县城不远，盘姓畲民在此地既能从事传统的采薪、狩猎、刀耕火种，又能做长工打短工、佃耕水田。也就是能进行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由于是进行简单的低水平的生产，且不稳定，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在较大程度上受血缘关系的支配。
地理环境是民族生存的物质基石和文化创造、传承的自然前提。马克思认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他永远也不能摆脱对自然界的依赖。“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①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他的生存一般都要占有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该地区空间内所特有的自然生态环境的特性必然对该民族形成、存在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生活于这个共同区域的人群，就凭借这种共同的文化而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社会共同体，这就是民族。同一民族的人们，在共同体的生产生活之中，在为自身生存而奋斗的过程中，就要不断的去选择自然环境中有利于自身生存的因素并适应自然、改造自然，以此获得本民族成员基本的生存条件，维系该民族的繁衍生息，使本民族得以延续流传下来。远离交通要道，交通不便，也远离战争的威胁和尘世的喧嚣，这种封闭的自然环境，为一个民族存在提供了自然条件。板桥沈塘位于临安市东南，离临安县城不到10公里，离余杭老县城20公里，离杭州40公里，是临安、余杭、富阳、桐庐四县交界地，历史上是相对比较封闭之地。直到2010年11月，临安片其他乡都已经改为街道、镇，而她仍然是乡（2010年12月20日板桥与山口镇合并为镇）。全乡林业用地101783亩，森林覆盖率82.1％，其中毛竹35000亩，毛竹分布面积、竹材产量均居全市第一，是个林农业为主的乡，可以推论，历史上更是相对落后之处。沈塘自然村后为山，前是灵溪，把这个自然村与对面路道、田野分割开来，处于更加封闭状态。这种自然隔绝机制，就使得盘姓畲族、畲族传统文化得以存在。
社会环境是民族、民族文化保存、发展的关键因素。民族，作为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种社会现象，具有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各方面属性。任何民族都无一例外地生活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中，都无法超越各种社会关制约。民族的这种社会性质，当属民族的社会属性。在中文中，是"以家族氏族为单位的军事组织”，后来泛指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或指患难与共、共同抗敌的群体。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把民族定义为是一种政治组织，“民族是具有统一历史本源和同一命运感的人民组成的政治体系”。①民族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关系，生息繁衍都有其特定的生存空间，它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但在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中，社会政治因素更加直接、关键。首先必须有相当数量的人聚集形成稳定的社会群体，才能有效的生存和发展，也才能保障自身的繁衍生息。“相当数量”是相对而言，尤其是在一特定的生存空间，虽然一个民族的人数不多，但比例高，同样能使这个民族存在、发展。沈塘自然村现只有200余人，而盘姓有16人，蓝姓11人，钟姓5人，雷姓3人，畲族人口共有35人，畲族人口比例高。由于外来人口增加，畲族的外迁等原因，历史上畲族的比例应更高。其次是“人和”。“人和”的基础是人与人的平等，前提是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根本利益的一致，包含了各个民族自身发展的特殊利益要求，如因地制宜的经济，多样性的文化、语言、宗教和社会生活习俗等，各民族相互的尊重和理解。沈塘作为一个相对偏僻的自然村，历史上应是穷苦人居住之处，大家都从事苦力，且多姓杂居，没有一个为主的姓。在封建社会时，宗族观念在这里就不可能浓厚，利于盘姓的存在。一个村中盘蓝雷钟四姓同存，而且沈塘附近村还有更多的蓝雷钟姓，历史上受到的民族歧视就会少些。特别是建国后，盘姓多人长期当村干部。如盘桂娣的儿子当村党支部书记时，盘观忠当村委会主任。盘观忠，从1987年起到2004年一直担任行政村的村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盘桂金从2002年起到如今一直担任行政村妇女主任。
盘姓除沈塘外，在广东的惠东、台湾的新竹等地还有数百人。
在福建罗源经商的台商张环城在台湾新竹湖口村发现盘姓。该村的盘家大佬盘治盛拿出《台湾盘姓族谱》，指着"开台概况与原族谱遗失经纬”一章说：“据宗族前辈称吾宗十五世祖以上，乃定居于广东省惠州陆丰县吉康吉卢竹坑，以务农为业……迄至十六世祖时，清兵入关，原先入闽粤之大姓，又相率随郑氏迁台，吾祖亦不后人，渡大海、入荒陬，以拓殖新天地。”清兵入关，其母带5男孩渡大海来到台湾，择居如今台湾新竹县的湖口村。并说，“姓盘的客家人在台湾又那么少，别人看到这个姓都以为是外省人咧！”后台湾盘姓组织人员到福建罗源寻亲祭祖。①
五、SHANG HA
畲、畲民、畲族，是被称。畲民自称shang ha，许多畲民不知道自已是“畲族”，忌用“畲”，而是shang ha人。对族外人从不称自己是“畲人"，更不容忍族外人称其“畲客”、“畲客人”。畲民认为“畲客”、“畲客人”是对人格的极大侮辱。直到21世纪，还有的畲民要求把“畲族”更改为“shang ha”族。
那么shang ha的音、意是什么？何时形成的？
（一）畲语之音
畲民凡是会说畲语的，都自称是“shang ha”。于是当今社会流行的是：畲族自称SHANHA，音“山哈”，用“山哈”取代“畲族”。这是用汉语拼音注畲语音，一个字用的是词义，一个字用的是语音。“shang ha”，在闽东等地的含义是“山客”，即住在山里的客人，于是用了“山”，其拼音是“shan”；其实从语音上看，如果一定要用汉语拼音，那么用“shang”比“shan”更符合畲语的发音。“哈”，用的是语音，但如今都是发阳平音，其实畲语发的是古音的入声，而不是汉语拼音的“ha”。普通话没有入声。畲语入声字比较短促，还带辅音韵尾。1956年族称认定时，福建省畲民就要求定为“山嚇族”。是“吓”的繁体字，这个多音多义字，音为“HA”时，粤语为haa2haa5haak3，客家话hak'或ha2，潮州话hehe，赣话为ha2。凤凰山是畲族的发源地，其语音自然保留凤凰山之音，即“ha”的入声。因此，用汉语拼音“ha”时，需发入声才准确。
用汉语“山哈”表述畲族，又都念第一声时，易导致从“山哈”字面理解，偏离其本义。如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筹建让全国畲族朝圣的“千年山哈宫”，2015年“三月三畲族文化节”第二天晚，于“畲乡鸿宾大酒店”召开《千年山哈宫设计方案畲族代表人士意见征求座谈会》，会上有代表就对项目名称《千年山哈宫》提出质疑。2015年7月9日手机“山哈尊严”微信群上，报道“省委书记夏宝龙主持召开'千年山哈宫'项目评审会”，厦门大学蓝达居教授立即指出：“山哈”，为畲族语自称之音，但不是自称之含义，能反映自称含义的本义词应为“山客”。“山客”，在客家话与畲族话里，都读作“山哈”（但是，请大家注意，畲族话说的'山哈’与普通话的‘山哈’在声音方面还有不同，后者没有入声），所以不能将普通话的山哈等同于畲语里“山哈（客）现在的情况就是，有意无意的，以讹传讹，将错就错。在历史文献中，包括族谱里，我们根本看不到“山哈”这个词，但在畲族口语中却存在千百年，而本字应该是“山客”。现在的书面材料里出现“山哈”一词，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并且说：“我的观点是：山哈只是在语音上接近畲语的自称，但不完全等同。你用山哈来代表，实际上就修改了。”
（二）文化内涵
shang ha，入声的ha，在畲语里意为“客”、“人客”即汉语的“客人”。
畲民自称shang ha，应始于离开凤凰山之后，因凤凰山的畲民不自称shang ha，而是自称"山崽”。畲民离开凤凰山，到新的地方，就成为了“客”。客，寄也。《说文》段注：“字从各，异词也。故自此托彼曰客。”《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客，外来人。
shang ha，在畲民不同的居住区其文化内涵是不同的。在闽东，主要意为“山客”，即山里人或居住在山里的客人。
而在浙江，有所不同。20世纪50年代就任丽水县副县长、80年代任丽水地委统战部副部长、丽水畲族领军人物蓝玉璋组织我们会畲语的畲族研究人员深入畲村调查，得出的结论是：shang ha的主要涵义意“生客”。“生”，畲语中是“生疏”、“不熟悉”或“新”之意，即新来的客人。其主要原因是，畲民明清时期迁徙到浙江后，地理环境不同于福建，多数居住在平地；畲民不再是从事刀耕火种、狩猎、采薪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主要是打工、租种他人田地，成为佃农。同时浙江的畲民是从闽东迁徙而来，来到此地时间不长，故自称为“新来的客人”。
而早于闽东、浙江之地，畲民认为，shang ha，是“三客”，“三”指的是三姓，即“蓝、雷、钟”三姓。
（三）民族心理
畲民自称shang ha，虽然文化内涵有“山里人或居住在山里的客人”、“新来的客人”、“蓝、雷、钟姓客人”的差异，这种差民是由于地域不同所致，但本质相同，都是“客”，是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在表现。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亦称“民族性格”、“民族心理状态”，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心理状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社会经济、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并通过语言和对乡土的眷恋等形式，表现本民族气质、性格、情操和自豪感。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很大的稳定性。即使民族的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甚至民族共同语言等特征都已发生了变化，但他们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明显存在，成为维系该民族的重要因素。畲族的自称，就是这种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在表现。
从民族内部看，是民族自我意识。
首先，是民族自我认同，即对自己与其他民族中的某一成员之间的差别的认识、对自己所属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区别的认识。也就是说，“它包含着一个民族的成员对本民族共同体的行为、特性和成就的见解。这种见解与它对其它民族的印象紧紧联系在一起”。①shangha自称，是这种认识自觉地存在于畲民的意识深处。其作用一是激发畲民的强烈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二是每一成员都能正确认识本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差别，比己先进的不自卑，比己落后的不歧视。学习吸收先进技术与经验。对困难成员真诚相助、热心支援。这在畲民的农忙、建房、婚事、丧事中表现尤为突出，“一人有事大家帮”。
其次，是“digeining"（汉语"自己人”之意）共同情感。恩格斯曾指出：民族的区分界限是“由语言和共同感情来确定的”。③列宁也说过：“要特别谨慎地对待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感情”。④民族情感是协调民族共同体内成员之间关系的心理上的法码，是本民族成员之间关系区别与本民族成员同其他民族成员之间关系的基础。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这种心理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我们每个人是可以用自己的经验体会到的。”这是在各个民族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共同心理状态。它产生于民族形成过程中民族成员们长期的共同生活、频繁接触和思想、感情的相互交流之中。它是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中最易被人体察到的因素，也是最活跃、最具生命力的因素之一。畲民自称shang ha，立即就产生“digeining”的共同情感。
再次，具有一种内在的凝聚力。所谓凝聚力又称"内聚力"、"团聚力”、“向心力”，是指一民族共同体内全体成员受一种无形的、心理上的潜在力量作用，产生出的一种自然的集合力，或称为团结力。恩格斯说：“只有全民族的联合力量才能避免分裂的危险”，①这里所说的“联合力量”，就是凝聚力。这一力量促使民族趋于更加稳固。民族凝聚力是每一民族内部团结一致的内在动力，它在维护民族的生存利益，反抗外来侵略和民族压迫中，起着号召本民族全体成员，齐心协力，奋起反抗的巨大作用。中国历史上有些少数民族曾经很强大，但如今已经不存在。而从汉唐开始，封建统治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畲族的镇压，然而，畲族得以存在，与畲族这种凝聚力相关。
从外在的民族关系看，体现淳朴、温良的心理特点，利于民族和社会和谐。
shang ha为谦称，尊汉族老大哥为主，体现了淳朴、温良特点。各地方志均有记载。
《建阳县志》载："自汉元封迄今凡二千年，犹淳淳闷闷，有太古遗风。性甚驯，不至如楚粤之僮瑶好乱喜杀，以自戕种类，大祗食贫作苦。闻见囿于深山穷谷之中，虽与汉人交接历有年所，仍安朴陋，不稍染浇诈之习。”①光绪《福安县志》亦书：“畲民……性多淳朴。”20世纪30年代德国人哈•史图博以一个西方人类学者的眼光对景宁敕木山畲族的民族性格有过详尽而又客观的评价：他们总是非常好客、亲切有礼貌，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争吵，他们既不纠缠不休，更不唯利是图，也不好奇，而是胆怯的、缄默的，是一个和平的、谦虚的民族。他们从事艰苦的劳动，过着极端简朴的生活。②王虞辅在浙南平阳畲区调查后说：“畲民秉性，诚实浑厚，与汉人交易，分文必偿，与人约，必实践，其待宾客，切实淳厚，则无虚伪之客套。商店以其不失约，不短欠，认为好主顾；地主以其不抗租，不欠粮，引为好佃农。”③但也有的文献有关于畲族民风剽悍的记载，光绪初年的《江西通志》引述过去文献云：“当五岭最东为交广襟喉，地多瘴，与畲人杂居，颇受其害……輋人附居，多射猎为食，傲很无偿，尚谪诈喜争斗。”究其原因，王逍教授认为，这大概应该从时空的流变、历史背景的变迁、文献记载者的主位立场等几个层面来理解。事实上，畲族民风剽悍的一面应该是一种涉及具体场景的较久远的记忆，从时间上，可以上溯至唐代的“蛮僚啸乱”，从空间上可以聚焦于畲族先民的大本营闽粤赣交界处。当然历史上也的确存在着所谓畲族“铤而走险”、反叛官府的举动，那是因为畲民不堪重负而被迫反抗，即算奋起反抗之畲族，其“本心”也并非剽悍桀瞥。哈•史图博也说：据景宁县长说，畲民一般是爱好和平的。他们被某些汉人说成有些粗暴，这种看法恐怕得归因于以下事实：有人认为畲民是低一等的民族，有时候还要让他们感觉到这一点。某些人把他们叫做畲客或畲客牯，或把妇女叫做畲客婆时，畲民格外生气。于是他们开始骂人了，也许终于动起武来了。我们在畲民那里逗留期间，对于他们的性格得到一个极好的印象。④
附注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页。
①《资治通鉴》卷二五九，《唐纪》七十五，
②杨澜：《临汀汇考》，《乡城》。
③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漳洲谕舍》，卷九十三。
④崇祯《兴化县志》（民国版）卷八。
①胡先啸：《浙江温州处州间土民畲客述略》。
①薛凝度：《云霄厅志》（民国版）卷十一，《宦绩》陈政。
①谢重光：《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2页。
②［明］宋谏等：《元史》，中华书局点校本，中华书局，1976年。
③［明］宋谏等：《元史》，中华书局点校本，中华书局，1976年。
①［明］宋谏等：《元史》，中华书局点校本，中华书局，1976年。
②吴道铭：《海阳县志》卷46《杂录》，清光绪二十四年刊本。
③［明］周华：《兴化县志》卷1《大洋巡检司记》，明崇祯间修。
④［明］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10，《别录二•奏疏•立崇义县治疏》。
⑤熊人霖：《南荣集》之《文选》卷12，《防菁议下》。
①陆伯忱：北晨画刊，六卷九期，1935年10月。
②http：//image.so.com/i？ie=utf-8&src=hao360so&q=％E6％A0％B7％E5％BC％8F％E9％9B％B7
①苏品红：样式雷及样式雷图，文献，1993年02期。
②http：//doc.qkzz.net/artic1e/Of58bb55-3b55～44ae-a396-add4ec084418_2.htm
①王其亨：华夏建筑的传世绝响一样式雷，中华遗产，2005年04期。
②http：//weilaiwansui.blog，hexun.com/5158081_d.html
①http：//www.nipic.com/show/2/27/7040280k9e93f85d.html
②郭黛姮：圆明园与样式雷，紫禁城，2011年04期。
①朱启铃：样式雷考，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4卷01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①朱启铃：样式雷考，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4卷01期。
②《福州市畲族志》，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6页。
①哈•史图博、李化民：《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景宁文史》第27页。
②王应山：《闽都别记》卷三，第33回。
①淡孺木：《枣林杂识》和集。
②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43。
③《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3页。
①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①http：//www.66163.com/Fujian_w/news/bc/gb/20080920/fjbdl11030.html
①http：//blog.sina.com.cn/s/blog_428fa01f0100zs5h.html
①金赫：《从审美角度看民族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民族理论研究通讯》1983年第3期。
②http：//image，so.com/i？src=360pic_normal&q=％E7％95％B2％E6％97％8F1934％E5％B9％B4％E7％85％A7％E7％89％87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62页。
④《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页。
①《马思克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4页。
①［清］江远清、江远涵：《建阳县志》卷二，《舆地志•附畲民风俗》，道光十二年刊本。
②［德］哈•史图博、李化民：《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景宁文史》1989年，第33页。
③王虞辅：《平阳畲民调查》，浙江省第三特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编印调查丛书第一种。
④［德］哈•史图博、李化民：《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景宁文史》1989年，第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