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内容
的确，畲族语言与客家方言声母、韵母有部分相同；畲语词汇中有不少和客家话相同；语法也有不少相同；初听，声调基本相同。这种相同，是“相互交融”的结果。
相互交融，是由于历史上在凤凰山区，畲家土著与中原来人友好相处，共同生活四百年，在这一时期，应该说，有矛盾、有斗争，但更多的是在同自然、同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中，共同合作，产生文化上互动、共生，这种文化上的互动、共生首先是语言上的互动、共生。这一时期，畲家操的母语是古畲语，客家先民操的语言应是中原古汉语及沿途吸取各地方言所形成的次古汉语。畲家与客先民共同生活、相互学习，古畲语吸收了客家人先民带来的次古汉语，客家先民带来的古汉语吸收了当地古畲语。
这种语言的互动，开始应是畲语影响汉语。
一是中原汉人是避难陆续进入这个地区的，开始迁入的汉人很少，他们的语言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对畲族发生重大影响。况且客家的起源也存在多种说法，主要的有“客家中原说”和“客家土著说”。客家中原说认为客家主体构成为来自中原的移民；而客家土著说则认为，客家共同体，是南迁汉人与闽粤赣三角地区的土著混化以后产生的共同体，其主体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土著，而不是少数流落于这一地区的中原人。嘉应大学的房学嘉先生通过考古学和田野调查等手段和方法，证明出“历史上并不存在客家人南迁史，客家主体是南方畲族。”房先生在其《客家源流探奥》一书中写道：客家是古越残存者与秦以来中原汉人互相混化而成的人们共同体……客家话的母语是闽粤赣三角地区古越族语。客家话中夹有相当多的中原古音，则是南迁的中原汉人带来的……历史上确曾有过一批批南迁客家地区的中原流人，但与当地人相比，其数量任何时候都属少数。台湾学者也认为，饶平客家人祖先是“性类徭僮”，即是经过汉化的“徭僮”。而事实上饶平客家人则有更多的古越人语言与文化留存，古越人后来在闽为“畲”，在粤为“俚”，两者在潮惠融合成“徭僮”。而且2005年古饶平县城（今三饶镇）发现一块古石碑，是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十一月初四日潮州府在饶平县城所立的《本府告示》碑刻，其中最明确的是提及饶平客家人祖先是「性类徭僮」。因此，有的专家说，这块石碑的发现，完完全全地粉碎了客家人是中原说的说法，它将客家人的先民是“徭僮”赤裸裸的完全现形。
历史上中原汉人来到闽、粤、赣交界的北部山区，多数学者认为是在两宋时期，在DNA中也得到证实。客家人父系DNA中，宋朝汉族血统占30％、秦汉汉族血统占10％、畲族03d血统占30％、越人血统及棕色人种血统各占10％；在母系DNA中，越人、汉族、畲族血统各占30％、棕色人种血统占10％。
斯大林分析语言的特征时指出，语言具有最明显的民族特点，即一个民族形成之后，由于历史传统、生活习俗、思维习惯、表达风格等特点，各民族语言具各自特征。它反映在民族生产、生活特点，保留和记录了本族人民的经验和智慧，也揭示了大量的本民族人民观察事物的方式方法，还有对他民族文化的见解。整个民族所有成员都时刻使用自己的语言。语言的社会性决定了语言的稳固性。这种稳固性，具有对强迫同化的巨大反抗力。少数中原来到此地的汉族人，只能是接受畲族的语言，他们学习了畲语。
因而，客家方言形成的时限，由最早的罗香林“五代宋初说”向后延。华东师范大学王东认为，“客家人之所以区别于非客家人，其中一个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语言。客家方言不仅是客家之成为客家的标志，而且也是客家民系自我认同的内聚纽带。也就是说，一个客家人之所以把另一个客家人认同为自己的属群，其最直接、也最简单的道理是因为他（她）也讲与自己的一样的客家话，而不是共同的地域、血缘或其他什么原因。正因为如此，以客家方言的形成与否，来作为客家民系形成与否的标志，应该说是没什么问题的。”“最早提到客家方言的应该是在明代”，其依据是，“明代嘉靖年间编修的《惠州府志》中有关方言方面的记载，可以被视作为关于客家方言的最早记录；还以同一时期编修的《兴宁县志》“方言”一目中所列举的方言特点加以证明。并根据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一书中关于汉语北方方言和南方方言声韵调的一系列演变现象的讨论，认为南方方言演变发生的时间基本上“不能晚于16世纪”，说明此时“客家方言已基本上割断了与北方方言的联系，而步入了独立发展的里程”。而因为“一旦客家先民的语言已完全与北方方言相分离，就表明客家方言已基本形成了”。因此，王东认为“客家方言的产生，当在15世纪至16世纪之间，即相当于明朝的中期”。
客家也在这一时期形成。客家研究院的李默《论客家的形成及民族融合》中认为：即说，明以前曾出现“客”的单称，也出现“畲”的联称。“客家”一词，作为汉族一支民系出现，应该是明正德间闽粤赣畲族大部分融化为客人之后，即入版籍，编里甲，纳租赋,输徭役，与齐民一体，正式称之客人。正德年间，“程乡盗起（畲民起义），众数万，钦至程乡，开谕祸福，其党伏，藉其丁壮老幼四千人，散遣之，使耕田筑，目其民曰新民”。《阳明集》载：“正德十二年十二月，剿横水（畲），广东程乡知县张哉统领部下新民、乡夫等搜剿”。明王朝在对畲族人民进行征剿的同时，对畲族地区加强封建统治，编里甲，促进山区生产，并兴文教设儒学。正德年间王阳明讨平广东的平远、长宁，平定湘头池仲容，乃立和平县（纯客语县）；讨平江西横水，立崇义县（纯客语县）；讨平福建汀州（纯客语地区）。以上地区的畲民起义，王阳明剿服始归化。此时，梅州及其邻汀州、虔州的畲族基本上归化为新民，融为客家。而星散的畲人，亦于其后融入客家。至此，以梅州为代表的客家民系亦告形成。①
二是闽、粤、赣交界的凤凰山区，自然环境、社会生态完全不同于中原，有许许多多的动物、植物、事物是中原没有的，而畲族此时对这些事物已有了自己的称呼；畲区的劳动方式、生活方式与中原也不同，中原汉族来到此地，随乡入俗，学习畲族人生产、生活方式。直到明代王守仁率兵镇压大帽山畲、汉农民联合起义时，还哀叹“处处山田尽入畲,可怜黎庶半无家”，“黎庶”当然是指刚到不久的客家，土著者是原来就有家的。林达泉《客说》即谓“凡膏腴之地先为土著，故客家所据地多硗瘠”。此时客家的农耕条件并无什么“优势”。自然在语言上，汉族人只有借用畲语语词。因此，对新的事物交流必需借助当地的名称。
三是语言的传承与母亲相关。南迁的汉人往往是男性，娶当地女子为妻。如今的福建人、客家人男性主要来自北方，而迁徙到福建等地的北方汉族中很少有女性移民，福建汉族多数是少数民族母亲生的。DNA检测也证明这一点。
复旦大学对南方各省（北方各省的Y染色体和线粒体的数据都接近1）血样的实际测定结果。
福建人Y染色体的相同率高达0.966,说明基本是北方汉族男性的后代。线粒体DNA的相同率很低（平均0.224）,说明基本是南方少数民族女性的后代。综合两点，福建居民基本是北方汉族男性与南方少数民族女性婚配的后代。同时表明，迁徙到福建等地的北方汉族中很少有女性移民，福建汉族多数是畲族等少数民族母亲生的。①
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说“客家话在当地民间叫‘阿姆话'，‘阿姆，与普通话的，母亲'同义，即客家话为母亲话……历史上散居于闽粤赣三角地带的少数原汉人跟当地古百越人等少数民族通婚，建立家庭，其语言、文化习俗自然跟随母亲的民族，此即客家话叫阿姆话之故”。这“母亲的民族”即畲族。陈晓红也说：“某些客家男人或频繁地外出经商，或攻读致仕当官等等，多长期在外，不过问家事，因此，家庭的农业生产劳动、生儿育女、养老扶幼以及一切家庭操持，多由妇女承担”。那么其子女当然是学说母亲民族的话。②
畲汉两个民族群体的语言互动、共生是从借词开始的。原来没有的事物的名称，各群体相互搬用；而一些各自有的词语，也因相互往来，逐渐先用畲、客先民同义词语。如，畲语称“什么”为“奚纳”，（i22n？5）：称“摇摆晃动”为“湿啊湿”（it）；称禽、鸟的翅膀为“劦刀”（iet5t？u33）；称“天亮”为xau31（皞）；称耘田除草即叫“薅草”（xau33ts'？u55）。客家话中的这些词，是从畲语中吸收去的，因这些词在唐宋时的“中原官话”中已经消失。畲、客读音相同的“知（道）”读t产、“蜘蛛，，读总％io33、“屐”读k3ia2、“盹”读k'in31”、“茄子”读k'io35、“嗅”和“鼻涕”都读p'i就、“要”和“爱”都读oi33、“被”和“分”都读pun33等词，来自畲语。
同时，中原汉语也影响畲语。这是由于中原的汉族人带来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带来了新的词语，这种新词，有的被畲族人接受下来，也有的进行着改造，变成畲语。如，汉语的“端午节”，各地的畲语都叫“五月节”，各客家方言点也叫“五月节”，根据畲语“五月节”的读音，是客家话“五月节”的借词；汉语的“剪刀”，各地的畲语都叫“zhandao”，各客家方言点也叫“剪刀”，根据畲语“剪刀”的读音，是客家话“剪刀”的借词；汉语的“苕帚”，各地的畲语都叫“guansao”，各客家方言点也叫“竿扫”，根据畲语“竿扫”的读音，是客家话“竿扫”的借词；汉语的“说”，各地的畲语都叫“讲”，各客家方言点也叫“讲”，根据畲语“讲”的读音，是客家话“讲”的借词；汉语的“跑”，各地的畲语都叫“zao”，多数客家方言点也叫“走”，根据畲语“走”的读音，是客家话“走”的借词；……特别是中原语言当时代表了官方语言，畲民对外交际需要用这一语言，中原语言影响了畲语。后来多数畲民迁居他地，余下的畲民，就慢慢地使用了客家方言。如今，闽西的畲族使用客家方言，就是如此。
学界也赞同“相互交融”的观点。1981年，詹伯慧在《现代汉语方言》一书中指出：“客家方言与畲族语曾经起过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作用1985年，陈宏文在《客家方言前途问题初探》一文中，认为“客家人多与当年的畲族同胞为邻，由于交往的需要，就吸收了一些畲族同胞的实用词汇。并凭自己带来的汉文化优势，把它融合过来。难怪有人把客家话误认为是‘蛮语①这“蛮”指的正是畲族。1992年，李默、张溥祥在广西桂林市举行的客家人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供的《论客家的形成及民族融合》一文，列举大量客家与畲族关系的事实，认为“客家的形成和发展也不例外，在特定条件下，中原汉文化在与当地百越土著文化的排斥和融合中形成了独特的客家文化1994年6月，蒋炳钊在台湾举办闽台社会文化比较研讨会上，宣谈《试论客家的形成及其与畲族的关系》一文，指出：“客家的形成过程，必须是入迁的汉人与当地畲族融合的过程”，“客家是入迁的汉人和当地畲族文化互动于闽粤赣交界处形成的一个新的文化共同体”。学者们的研究都表明，客家语言、客家的形成、发展是在与畲族的文化互动中形成发展的。
相互交融，是由于历史上在凤凰山区，畲家土著与中原来人友好相处，共同生活四百年，在这一时期，应该说，有矛盾、有斗争，但更多的是在同自然、同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中，共同合作，产生文化上互动、共生，这种文化上的互动、共生首先是语言上的互动、共生。这一时期，畲家操的母语是古畲语，客家先民操的语言应是中原古汉语及沿途吸取各地方言所形成的次古汉语。畲家与客先民共同生活、相互学习，古畲语吸收了客家人先民带来的次古汉语，客家先民带来的古汉语吸收了当地古畲语。
这种语言的互动，开始应是畲语影响汉语。
一是中原汉人是避难陆续进入这个地区的，开始迁入的汉人很少，他们的语言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对畲族发生重大影响。况且客家的起源也存在多种说法，主要的有“客家中原说”和“客家土著说”。客家中原说认为客家主体构成为来自中原的移民；而客家土著说则认为，客家共同体，是南迁汉人与闽粤赣三角地区的土著混化以后产生的共同体，其主体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土著，而不是少数流落于这一地区的中原人。嘉应大学的房学嘉先生通过考古学和田野调查等手段和方法，证明出“历史上并不存在客家人南迁史，客家主体是南方畲族。”房先生在其《客家源流探奥》一书中写道：客家是古越残存者与秦以来中原汉人互相混化而成的人们共同体……客家话的母语是闽粤赣三角地区古越族语。客家话中夹有相当多的中原古音，则是南迁的中原汉人带来的……历史上确曾有过一批批南迁客家地区的中原流人，但与当地人相比，其数量任何时候都属少数。台湾学者也认为，饶平客家人祖先是“性类徭僮”，即是经过汉化的“徭僮”。而事实上饶平客家人则有更多的古越人语言与文化留存，古越人后来在闽为“畲”，在粤为“俚”，两者在潮惠融合成“徭僮”。而且2005年古饶平县城（今三饶镇）发现一块古石碑，是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十一月初四日潮州府在饶平县城所立的《本府告示》碑刻，其中最明确的是提及饶平客家人祖先是「性类徭僮」。因此，有的专家说，这块石碑的发现，完完全全地粉碎了客家人是中原说的说法，它将客家人的先民是“徭僮”赤裸裸的完全现形。
历史上中原汉人来到闽、粤、赣交界的北部山区，多数学者认为是在两宋时期，在DNA中也得到证实。客家人父系DNA中，宋朝汉族血统占30％、秦汉汉族血统占10％、畲族03d血统占30％、越人血统及棕色人种血统各占10％；在母系DNA中，越人、汉族、畲族血统各占30％、棕色人种血统占10％。
斯大林分析语言的特征时指出，语言具有最明显的民族特点，即一个民族形成之后，由于历史传统、生活习俗、思维习惯、表达风格等特点，各民族语言具各自特征。它反映在民族生产、生活特点，保留和记录了本族人民的经验和智慧，也揭示了大量的本民族人民观察事物的方式方法，还有对他民族文化的见解。整个民族所有成员都时刻使用自己的语言。语言的社会性决定了语言的稳固性。这种稳固性，具有对强迫同化的巨大反抗力。少数中原来到此地的汉族人，只能是接受畲族的语言，他们学习了畲语。
因而，客家方言形成的时限，由最早的罗香林“五代宋初说”向后延。华东师范大学王东认为，“客家人之所以区别于非客家人，其中一个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语言。客家方言不仅是客家之成为客家的标志，而且也是客家民系自我认同的内聚纽带。也就是说，一个客家人之所以把另一个客家人认同为自己的属群，其最直接、也最简单的道理是因为他（她）也讲与自己的一样的客家话，而不是共同的地域、血缘或其他什么原因。正因为如此，以客家方言的形成与否，来作为客家民系形成与否的标志，应该说是没什么问题的。”“最早提到客家方言的应该是在明代”，其依据是，“明代嘉靖年间编修的《惠州府志》中有关方言方面的记载，可以被视作为关于客家方言的最早记录；还以同一时期编修的《兴宁县志》“方言”一目中所列举的方言特点加以证明。并根据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一书中关于汉语北方方言和南方方言声韵调的一系列演变现象的讨论，认为南方方言演变发生的时间基本上“不能晚于16世纪”，说明此时“客家方言已基本上割断了与北方方言的联系，而步入了独立发展的里程”。而因为“一旦客家先民的语言已完全与北方方言相分离，就表明客家方言已基本形成了”。因此，王东认为“客家方言的产生，当在15世纪至16世纪之间，即相当于明朝的中期”。
客家也在这一时期形成。客家研究院的李默《论客家的形成及民族融合》中认为：即说，明以前曾出现“客”的单称，也出现“畲”的联称。“客家”一词，作为汉族一支民系出现，应该是明正德间闽粤赣畲族大部分融化为客人之后，即入版籍，编里甲，纳租赋,输徭役，与齐民一体，正式称之客人。正德年间，“程乡盗起（畲民起义），众数万，钦至程乡，开谕祸福，其党伏，藉其丁壮老幼四千人，散遣之，使耕田筑，目其民曰新民”。《阳明集》载：“正德十二年十二月，剿横水（畲），广东程乡知县张哉统领部下新民、乡夫等搜剿”。明王朝在对畲族人民进行征剿的同时，对畲族地区加强封建统治，编里甲，促进山区生产，并兴文教设儒学。正德年间王阳明讨平广东的平远、长宁，平定湘头池仲容，乃立和平县（纯客语县）；讨平江西横水，立崇义县（纯客语县）；讨平福建汀州（纯客语地区）。以上地区的畲民起义，王阳明剿服始归化。此时，梅州及其邻汀州、虔州的畲族基本上归化为新民，融为客家。而星散的畲人，亦于其后融入客家。至此，以梅州为代表的客家民系亦告形成。①
二是闽、粤、赣交界的凤凰山区，自然环境、社会生态完全不同于中原，有许许多多的动物、植物、事物是中原没有的，而畲族此时对这些事物已有了自己的称呼；畲区的劳动方式、生活方式与中原也不同，中原汉族来到此地，随乡入俗，学习畲族人生产、生活方式。直到明代王守仁率兵镇压大帽山畲、汉农民联合起义时，还哀叹“处处山田尽入畲,可怜黎庶半无家”，“黎庶”当然是指刚到不久的客家，土著者是原来就有家的。林达泉《客说》即谓“凡膏腴之地先为土著，故客家所据地多硗瘠”。此时客家的农耕条件并无什么“优势”。自然在语言上，汉族人只有借用畲语语词。因此，对新的事物交流必需借助当地的名称。
三是语言的传承与母亲相关。南迁的汉人往往是男性，娶当地女子为妻。如今的福建人、客家人男性主要来自北方，而迁徙到福建等地的北方汉族中很少有女性移民，福建汉族多数是少数民族母亲生的。DNA检测也证明这一点。
复旦大学对南方各省（北方各省的Y染色体和线粒体的数据都接近1）血样的实际测定结果。
福建人Y染色体的相同率高达0.966,说明基本是北方汉族男性的后代。线粒体DNA的相同率很低（平均0.224）,说明基本是南方少数民族女性的后代。综合两点，福建居民基本是北方汉族男性与南方少数民族女性婚配的后代。同时表明，迁徙到福建等地的北方汉族中很少有女性移民，福建汉族多数是畲族等少数民族母亲生的。①
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说“客家话在当地民间叫‘阿姆话'，‘阿姆，与普通话的，母亲'同义，即客家话为母亲话……历史上散居于闽粤赣三角地带的少数原汉人跟当地古百越人等少数民族通婚，建立家庭，其语言、文化习俗自然跟随母亲的民族，此即客家话叫阿姆话之故”。这“母亲的民族”即畲族。陈晓红也说：“某些客家男人或频繁地外出经商，或攻读致仕当官等等，多长期在外，不过问家事，因此，家庭的农业生产劳动、生儿育女、养老扶幼以及一切家庭操持，多由妇女承担”。那么其子女当然是学说母亲民族的话。②
畲汉两个民族群体的语言互动、共生是从借词开始的。原来没有的事物的名称，各群体相互搬用；而一些各自有的词语，也因相互往来，逐渐先用畲、客先民同义词语。如，畲语称“什么”为“奚纳”，（i22n？5）：称“摇摆晃动”为“湿啊湿”（it）；称禽、鸟的翅膀为“劦刀”（iet5t？u33）；称“天亮”为xau31（皞）；称耘田除草即叫“薅草”（xau33ts'？u55）。客家话中的这些词，是从畲语中吸收去的，因这些词在唐宋时的“中原官话”中已经消失。畲、客读音相同的“知（道）”读t产、“蜘蛛，，读总％io33、“屐”读k3ia2、“盹”读k'in31”、“茄子”读k'io35、“嗅”和“鼻涕”都读p'i就、“要”和“爱”都读oi33、“被”和“分”都读pun33等词，来自畲语。
同时，中原汉语也影响畲语。这是由于中原的汉族人带来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带来了新的词语，这种新词，有的被畲族人接受下来，也有的进行着改造，变成畲语。如，汉语的“端午节”，各地的畲语都叫“五月节”，各客家方言点也叫“五月节”，根据畲语“五月节”的读音，是客家话“五月节”的借词；汉语的“剪刀”，各地的畲语都叫“zhandao”，各客家方言点也叫“剪刀”，根据畲语“剪刀”的读音，是客家话“剪刀”的借词；汉语的“苕帚”，各地的畲语都叫“guansao”，各客家方言点也叫“竿扫”，根据畲语“竿扫”的读音，是客家话“竿扫”的借词；汉语的“说”，各地的畲语都叫“讲”，各客家方言点也叫“讲”，根据畲语“讲”的读音，是客家话“讲”的借词；汉语的“跑”，各地的畲语都叫“zao”，多数客家方言点也叫“走”，根据畲语“走”的读音，是客家话“走”的借词；……特别是中原语言当时代表了官方语言，畲民对外交际需要用这一语言，中原语言影响了畲语。后来多数畲民迁居他地，余下的畲民，就慢慢地使用了客家方言。如今，闽西的畲族使用客家方言，就是如此。
学界也赞同“相互交融”的观点。1981年，詹伯慧在《现代汉语方言》一书中指出：“客家方言与畲族语曾经起过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作用1985年，陈宏文在《客家方言前途问题初探》一文中，认为“客家人多与当年的畲族同胞为邻，由于交往的需要，就吸收了一些畲族同胞的实用词汇。并凭自己带来的汉文化优势，把它融合过来。难怪有人把客家话误认为是‘蛮语①这“蛮”指的正是畲族。1992年，李默、张溥祥在广西桂林市举行的客家人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供的《论客家的形成及民族融合》一文，列举大量客家与畲族关系的事实，认为“客家的形成和发展也不例外，在特定条件下，中原汉文化在与当地百越土著文化的排斥和融合中形成了独特的客家文化1994年6月，蒋炳钊在台湾举办闽台社会文化比较研讨会上，宣谈《试论客家的形成及其与畲族的关系》一文，指出：“客家的形成过程，必须是入迁的汉人与当地畲族融合的过程”，“客家是入迁的汉人和当地畲族文化互动于闽粤赣交界处形成的一个新的文化共同体”。学者们的研究都表明，客家语言、客家的形成、发展是在与畲族的文化互动中形成发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