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内容
20世纪50年代初，畲民识别调查中，调查组注重畲族作为单一的少数民族一般所必须具备共同语言，而不探求其本身具有的语言特征，对畲族语言没有进行全面深入地调查研究，认为“畲族有自己的语言”、“畲族基本上是以汉语客家方言为其共同语言”。继而语言学者在《国内各少数民族言系属概况简况表》中，把畲族与回族、满族列入“通用汉语文”,当时引起中央民族学院畲族学生的强烈不满。
1980年的《畲族简史》一书中写道：“畲族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畲语和汉语的客家方言很接近，但在广东的海丰、增城、惠阳、博罗等县极少数畲族使用接近瑶族‘布努'语（属苗语支）。畲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通用汉文。在日常生活中，各地畲族皆通晓当地汉语方言。”①《畲族所说的客家话》一文云：“畲族使用两种语言：广东惠阳、海丰、增城、博罗一带的畲族使用的是畲语，属苗瑶语苗语支，约有一千人，占整个畲族人口的千分之四左右；其他地区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畲族，使用汉语客家方言”，“这种客家方言同现在使用的客家方言不完全相同，同汉语客家方言的分布也不一致，因此可以说畲族所说的这种话是一种超地区而又具有一定特点的客家话。我国少数民族由于同汉族长期共同生活和劳动，使用了汉语，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不鲜见。随着民族的迁徙，脱离了原来的方言地区，在后来定居的地区又学会了当地汉语方言，并用它同当地的汉族交际，原来使用的汉语就成了本民族之间相互交际的工具。由于这种历史和使用的特点，常常使一种方言发生变化而具有明显的独特特点。畲族所说的客家话正是这种情况。”②进而有的加以引伸，运用逻辑推理得出“畲族没有自己的语言”、“一开始说的就是客家话”。引发了学术大讨论，进而引发其他问题。
这种观点产生的影响直到如今。③
许多学者、畲族干部群众反对上述观点：蓝周根在《畲族有自己的语言》一文中强调，畲族有自己的语言,不赞成“大多数畲族人所说的话是客家话”这一观点，并且认为即使是畲族同客家有共同的语言,也不能以语言接近就否定了一个民族的大多数人没有自己的语言。①雷先根在《畲语刍议》一文中认为，“我们应该把99％以上畲民使用的语言视为畲语，不因它接近广东汉语客家方言而不承认是畲语。这种语言之所以接近客家方言，那是两族文化互动、交融的结果。”②朱洪、姜永新在《广东畲族研究》一书中认为：“畲族有自己的语言，这从过去有限的史料记载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大量实地调查中可以肯定回答。”并对畲族中只有广东的惠东、博罗等4县仍保留畲族的原生态语言的观点提出异议,指出：“居住于罗浮山、莲花山区的畲族，跟粤北南下的瑶族频仍交融，民族成份上互变共存，以至达到畲瑶不分地步”。“罗浮山、莲化山的畲语明显受到瑶语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延至凤凰山又消失殆尽。”“这是瑶族文化对罗浮山，莲花山畲族的渗透，以及两个民族在粤中的交融而致成。”③游文良一生对闽东、浙南畲语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在《论畲语》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罗浮、莲花山区的畲族从来源于湖南潭州，槃瓠王有六男六女的传说，使用属于苗瑶语族的语言等特点看，都跟凤凰山畲族不一样，而恰恰跟广东的瑶族一样；而且罗浮山、莲花山的畲族历来认为他们是‘瑶'而不是‘畲'，这种自我意识也不同于凤凰山区的畲族，……据此，认为历史上罗浮、莲花山区的这支畲族可能就是瑶族的一支。”并提出罗浮山、莲花山区畲族使用的语言更接近瑶族语言而非古代畲语的遗存。在《浙江省少数民族志•浙江畲语》中进一步认为“浙江畲语含有古畲语底层、汉语客家话成分和现畲族居住地的汉语方言成分”。并指出“这种畲语是从古代畲语演变发展而来，它应是畲族的民族语言。”朱洪、姜永新、游文良都认为，现居住在广东凤凰山区以及福建、浙江等地绝大多数畲族使用的近似客家方言的语言才是畲族的民族语言，从而进一步阐明畲族只有一种语言。施联朱在《面向21世纪畲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中提出“有关畲族民族成份识别的几个余留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对广东罗浮山区增城、博罗，莲花山区惠东、海丰等县畲族民族成份质疑。其质疑主要从语言的角度提出的：广东增城、博罗、惠东、海丰4县有畲族一千多人，占全国畲族总人口千分之四，操“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语言，“跟苗语支的瑶族布努语炯奈话比较接近。”与占畲族总人口99％的、分布于闽、浙、赣、皖、粤东等地的畲族操接近于汉语客家话不同。“20世纪80年代，我与研究生雷玉虹（丽水畲族）调查了增城县的畲族，从文化特征看，增城的畲族与瑶族比较接近，语言相通，而与凤凰山区以及闽、浙、赣、皖等省的畲族不同。因而对增城等4县畲族的民族成份存疑，有必要作进一步鉴别。”
进入21世纪，语言学界则更注重对占畲族人口99％以上的畲族人所说的话进行调查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他们对畲族使用两种语言及其两者的关系、畲话的形成及其特性、畲语归属等问题,作了更广泛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并重视畲语本体的研究和探讨，并以此研究获得国家或省部级科研单位立项的课题多项，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较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及著作。张尚芳调查了景宁畲话后认为“我们不能说浙江畲话就是客家话，只能说它不完全是客家话。它吸收了五个层次的汉语方言，是汉语型的，音系上大体是客家话的,但并没有完全放弃本民族的东西,还有底层。”还指出“畲话音系中有些现象所反映汉语史时代比客家话要古老，因此把畲话说是畲族学的客家话，可能并不符合事实。”游文良在《畲族语言》一书中提出占全国畲族总人口99％以上畲族人所说的话就是本民族语言，并称之为“现代畲语”。指出现代畲语由三个部分组成：古代畲语的底层成分、汉语客家方言的中层成分和现代畲族居住地汉语方言或普通话的表层成分。并论证了现代畲语是从古畲语发展演变而来的。此论点较前又有了新的拓展，认为畲族语言自古以来就一直是一种独立的少数民族语言，从而否认畲族语言发展史上性质发生转换的事实以及过去大部分学者关于畲族有两种语言的观点。2001至2004年间，傅根清通过对景宁畲话比较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发表了《古全浊声母字今读情况》、《景宁畲话声母的超中古现象》、《景宁畲话语音系统中的粤语成分》、《景宁畲话尖团音分混现象研究》等有关景宁畲话的系列论文，认为畲话“是一种接近闽语而独具特色的汉语方言”。与徐瑞蓉、伍巍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俩在《长泰县磔头畲话的语音特点》一文中也指出，“磜头畲话与客家话的接近程度，远不如与闽方言密切。”而后傅根清又把景宁畲话与客家话代表点的声韵调作了系统比较，得出“客家话对畲话的影响是表层的、分散的，而不是深层的，更不是体系上”的结论。指出“畲话是一种古老的、非常复杂而又特殊的、以族群分布的、独具特色的混合型方言。”2000至2004年期间，赵则玲通过对浙江畲话5个方言点的调查和分析研究，首次对畲语、畲话、客家方言之间的关系作了比较明确的阐释。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以语音相似程度的高低作为判断两个方言亲属关系的重要标准，肯定了畲族语言发展史上性质发生转换的事实,否认占99％以上现代畲民使用的语言属于汉语客家话，主张把它作为汉语的一个特殊方言看待，是一种属于汉语系属的、与客家方言分立的少数民族人所说的汉语方言，可以称作“畲话”。并定性为比客家方言古老的、超地域分布的、与汉语方言关系密切的、历史层次复杂的语言。同时指出，这种畲话有进一步被“汉化”的趋势。2000—2003年间，台湾语言学专家张光宇及其弟子吴中杰,立项主持了关于畲族语言研究的两个课题：一是闽浙皖赣畲话及广东博罗畲语调查研究，二是广东潮安畲话调查研究，并且撰写了若干有关畲话的系列论文：《畲话的音节结构》、《广东潮安畲话调查研究》、《广东与浙江畲话之比较研究》、《畲话的介音问题探究》、《畲语和畲话的疑问词组》、《闽浙皖赣畲话和博罗畲语调查研究》、《畲话和客家话》、《畲语的正正重迭疑问句》等。提出：“畲语的语音系统和畲话相当不一样,词汇甚至词序也常见不同。纵使有零星的证据显示畲语和畲话彼此的关联性，我们仍必须强调：根据本文罗列的语言事实，畲话虽然和畲语及客家话都有关系，但畲话绝不等于是'客家话跟若干畲语残存成分的相加畲话的许多说法,既不同于客闽吴粤等汉语方言,又不同于畲语，可以说除了与畲语及客家话交迭的成分外，畲话各方言点间还分享着另一些共同性，这些是畲话所独有的特征吴中杰在《畲话和客家话》一文中认为：“尽管畲话和客家话有许多共通性，它们彼此之间仍存在着若干差异。但将畲话直接视为客家话的一种次方言，可能未尽恰当。”①上述半个世纪畲语研究的回顾表明，随着研究深入，90年代以来，结论越来越全面、正确：畲族有自己的语言，这种语言有客家方言成份，但畲话并不等同于客家话，畲族说的并非是“客家方言”。当然，还可以从逻辑上分析“畲族没有自己的语言”、“畲族说的是客家话”观点存在逻辑错误。
首先，“畲族没有自己的语言”、“畲族说的是客家话”，是用不完全归纳推理得出的结论，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持这一观点的研究者没有深入调查，有的甚至是根据他人的观点；或者是调查地点选在交通方便的公路边的畲汉杂居的畲村；为便于交流，被调查对象多数是从小就进汉族学校念书，后来一直从事教师职业、行政工作的干部；调查内容是调查者根据自己设计好的语言请畲民回答，不是问古代的词语，而问“人民公社好”一类现代词。于是就进行概括，得出结论。我们知道，语言这种社会现象，和其他事物一样，也有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它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早期人类从事简单的生产劳动，语言词汇也很简单，随着生产实践的发展，语言词汇不断丰富、不断更新。畲语也不例外。现在畲民使用的语言多数是现代的共同语，或者是经过畲民改造过的共同语。这种共同语，不能代表原来的畲族语言。因此，这种田野调查，不但样本没有代表性，得到的不是原汁原味的畲族语言。况且，个别地方的调查，不能代表全部的畲语。
其次，语言分析过程中，只运用契合法和差异法，没有使用契合差异并用法。有的学者对畲族语言与客家方言的分析研究方法，是先从畲民所用的现代语言中，找出不同于汉语的词汇，再同客家方言比较，不同于客家方言的，才是畲语词汇，用了二次差异法。后用契合法，找出畲语与客家方言相同的词汇。再用剩余法，把相同的归到客家方言中，余下的才是畲语词汇。由于古代畲语词汇本来就不多，所以，余下的词汇就很少。于是有的学者就说，能找出几个畲语词汇，我们就承认畲族有自己的语言。其实，求因果关系要用契合差异并用法，也就是把畲语与客家方言相同的词汇，分别放到畲语和客家方言的各个语言区中契合。多数客家方言区中俱有的，少数畲族语言区中存在的词汇，那么就归到客家方言中；多数畲族语言区中俱有的，少数客家方言区存在的词汇，归到畲语中去。而不能把相同的，全部归到客家方言中去。如江西大余的“天亮”叫“天豁[tie33ho33]”,广东河源的“曾祖父”叫“公白[kon33pak3]”，“曾祖母”叫“阿白[a22pak2]”,“拔秧”的“拔”叫“瞒[man33]”,“看”叫“睇[tie33]”等跟福安畲语、浙江畲语义同音近。若说这些词是畲语吸收客家词，不如说是客语吸收畲族语词，因为，福安畲语所属各地畲话都有这些词，即99％畲民用这些词，且义同、音同，而客家话只有个别地方这些词的音、义与畲语相同或相近。
目前学界的研究基本上是用契合法、差异法在畲族语言中找客家方言，如果用契合法、差异法、契合差异并用法在客家方言中找畲语，那么，对畲族语言与客家方言的关系研究会更全面、更深入，更能揭示二者的关系。尤其是运用现代的概率演算等方法，不仅能定性而且能定量说明二者的关系。
再次，类比推理犯了“机械类比”的逻辑错误。逻辑上看，类比推理的结论是或然的、不具有必然性。如果不抓住事物的本质进行类比，往往导致“机械类比”的逻辑错误。在民族语言上，的确存在“我国少数民族由于同汉族长期共同生活和劳动，使用了汉语，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不鲜见。随着民族的迁徙，脱离了原来的方言地区，在后来定居的地区又学会了当地汉语方言，并用它同当地的汉族交际，原来使用的汉语就成了本民族之间相互交际的工具。由于这种历史和使用的特点，常常使一种方言发生变化而具有明显的独特特点。”但畲族并不是这种情况，下面“相互交融”一小节中可说明之。
第四，畲族一开始说的就是客家话，这一论点是违反逻辑的；而“畲族有自己的语言”,却是逻辑推理得出的必然性结论。语言是种社会现象，语言与人的社会群体始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随人的社会群体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消亡而消亡。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群体没有自己的有声语言。因语言是在劳动过程中，由社会的交际需要而产生的。人类的祖先在长期生存的劳动活动中锻炼了自己的大脑，改造了发音器官，具备了说话的能力，而且在共同劳动中又有了交流思想的需要，正如恩格斯所说：“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时，于是就产生了语言。语言离不开社会，社会也离不开语言，二者是相互依存的。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在互相交往中，都把语言作为交流思想的重要工具。人们利用语言传送信息，交流思想，协调共同的活动，组织社会的生产，没有语言，社会便会停止，便会崩溃。社会的进步也离不开语言，生产斗争中经验的积累和传播都离不开语言。民族语言是在氏族语言和部落语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前面考古等资料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凤凰山区就有人类活动。在中原汉族没有进入闽、粤、赣交界北部之前，畲民已有相当数量的人数，社会发展水平许多方面不低于中原水平。
那么，在客家先民没有到闽、粤、赣交界北部山区，早在此生息数千年，人数如此之多，战斗力如此之强的畲民，如果没有语言，用什么来交流思想呢？不可能用汉族客家方言来交际，因为此时汉人没有进入此地，或者是很少汉人进入这个地区，更何况客家未形成，哪来的客家方言？!畲族人民肯定有自己的语言，斯大林说，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即令是最落后的，能够没有自己的语言，人种学不知道任何一个落后的部族，即令是比方说像十九世纪的澳洲人或火地人一样原始的或更原始的，能够没有自己的有声语言。从目前畲族人民内部使用的畲语中找到其底层，根据“痕迹”来确定当时的面貌。始修于明弘治的《潮州府志》中，记载了当地畲族词汇：“火”叫“桃花溜溜”；“饭”是“拐火农”。李唐撰《丰顺县志》述：畲民“其土操土音，俗称为蛇罗语，极难异，今能操此语亦少。”可见，当时的畲语是存在的，也不同于如今的畲语,根据学术界的意见，称之为“古畲语”。
这里的推理是：任何部落一开始就有自己语言，畲族早在七世纪前就是一个强大的部落，所以，畲族在七世纪前就有自己的语言。如果畲族一开始说的是客家话，那么，客家话、客家应在畲民部落出现前产生；而客家话、客家晚于畲家二千年产生，所以，畲族一开始说的就不是客家话。
第五，畲族先民放弃了原有语言，用客家语言取代古畲语，也是违反逻辑的。畲家迁出凤凰山，已有1000多年历史，而且是迁进生产力更发达的福州、浙江、安徽等汉族地区，畲汉杂居，受到更为强大的汉语影响；封建统治阶级曾数次进行强行的语言同化，但直到如今，畲民仍然保留自己的语言。从广东的潮州到安徽的南部，畲民的语言都相通，保留共同的语言。难道畲族语言后来1000多年都不变，而在与客家相处的一段时间就完全丧失掉？这是不合乎逻辑的。而且部分畲民在唐初就迁到闽东、浙南等地繁衍后代，他们的子孙一直保留自己的语言。他们离开凤凰山区数百年后此地才出现客家方言。如果说，畲族说的是客家话，那么，他们必须回到凤凰山学会客家方言。实际上，回去学习客家方言，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两地相距数千里，不要说以前交通不便，难以实现，就是近年交通极其方便的条件下，浙南、皖南的畲民也没有几个人回过凤凰山，自然也谈不上学习客家方言了。
因此，雷阵鸣在《略论畲族与汉族客家在血统、语言及农耕等方面互动的“主客”定位》说：“汉语客家话最终是在畲语的影响下形成的，而不是畲族'放弃自己的语言①曹大明在《重塑“畲人”：赣南畲族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中也认为：众所周知，畲族人说的语言畲语，其实是客家话，所以部分畲族也自称客家人，据此有人认为客家人是畲族汉化，原本说畲语的畲族人接受汉文化后汉化了。
由于客家话和北方汉话的区大差异性，如果客家人是畲族汉化，那客家话一定就是古代畲语，不过，现实学术的研究中，一直存在将客家话（畲语）和赣语合二为一的讨论。因为客家话和赣语其实在所有的汉语族中差别是最小的，于至难于在学术上有个明确的分界线。
由此推论，现在江西自称汉人的赣语人，也有可能是畲族汉化，就算不是全部也至少占半数以上，否则很难解释现在所谓的江西汉人的语言不近官话反而极近客家话（畲族）,以历史上畲族的地位低下，不可能隔空同化赣北汉人的。只能是占有绝大多数的畲语内混有少量的汉人，或者全部是畲族。
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已经形成标准汉语是汉语官话的正确论断下，赣语绝对不可能是南下汉人带来的语言，只能是畲语或者畲语受汉语影响下形成的新语言，江西汉人其实主体也是畲族。②
1980年的《畲族简史》一书中写道：“畲族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畲语和汉语的客家方言很接近，但在广东的海丰、增城、惠阳、博罗等县极少数畲族使用接近瑶族‘布努'语（属苗语支）。畲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通用汉文。在日常生活中，各地畲族皆通晓当地汉语方言。”①《畲族所说的客家话》一文云：“畲族使用两种语言：广东惠阳、海丰、增城、博罗一带的畲族使用的是畲语，属苗瑶语苗语支，约有一千人，占整个畲族人口的千分之四左右；其他地区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畲族，使用汉语客家方言”，“这种客家方言同现在使用的客家方言不完全相同，同汉语客家方言的分布也不一致，因此可以说畲族所说的这种话是一种超地区而又具有一定特点的客家话。我国少数民族由于同汉族长期共同生活和劳动，使用了汉语，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不鲜见。随着民族的迁徙，脱离了原来的方言地区，在后来定居的地区又学会了当地汉语方言，并用它同当地的汉族交际，原来使用的汉语就成了本民族之间相互交际的工具。由于这种历史和使用的特点，常常使一种方言发生变化而具有明显的独特特点。畲族所说的客家话正是这种情况。”②进而有的加以引伸，运用逻辑推理得出“畲族没有自己的语言”、“一开始说的就是客家话”。引发了学术大讨论，进而引发其他问题。
这种观点产生的影响直到如今。③
许多学者、畲族干部群众反对上述观点：蓝周根在《畲族有自己的语言》一文中强调，畲族有自己的语言,不赞成“大多数畲族人所说的话是客家话”这一观点，并且认为即使是畲族同客家有共同的语言,也不能以语言接近就否定了一个民族的大多数人没有自己的语言。①雷先根在《畲语刍议》一文中认为，“我们应该把99％以上畲民使用的语言视为畲语，不因它接近广东汉语客家方言而不承认是畲语。这种语言之所以接近客家方言，那是两族文化互动、交融的结果。”②朱洪、姜永新在《广东畲族研究》一书中认为：“畲族有自己的语言，这从过去有限的史料记载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大量实地调查中可以肯定回答。”并对畲族中只有广东的惠东、博罗等4县仍保留畲族的原生态语言的观点提出异议,指出：“居住于罗浮山、莲花山区的畲族，跟粤北南下的瑶族频仍交融，民族成份上互变共存，以至达到畲瑶不分地步”。“罗浮山、莲化山的畲语明显受到瑶语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延至凤凰山又消失殆尽。”“这是瑶族文化对罗浮山，莲花山畲族的渗透，以及两个民族在粤中的交融而致成。”③游文良一生对闽东、浙南畲语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在《论畲语》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罗浮、莲花山区的畲族从来源于湖南潭州，槃瓠王有六男六女的传说，使用属于苗瑶语族的语言等特点看，都跟凤凰山畲族不一样，而恰恰跟广东的瑶族一样；而且罗浮山、莲花山的畲族历来认为他们是‘瑶'而不是‘畲'，这种自我意识也不同于凤凰山区的畲族，……据此，认为历史上罗浮、莲花山区的这支畲族可能就是瑶族的一支。”并提出罗浮山、莲花山区畲族使用的语言更接近瑶族语言而非古代畲语的遗存。在《浙江省少数民族志•浙江畲语》中进一步认为“浙江畲语含有古畲语底层、汉语客家话成分和现畲族居住地的汉语方言成分”。并指出“这种畲语是从古代畲语演变发展而来，它应是畲族的民族语言。”朱洪、姜永新、游文良都认为，现居住在广东凤凰山区以及福建、浙江等地绝大多数畲族使用的近似客家方言的语言才是畲族的民族语言，从而进一步阐明畲族只有一种语言。施联朱在《面向21世纪畲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中提出“有关畲族民族成份识别的几个余留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对广东罗浮山区增城、博罗，莲花山区惠东、海丰等县畲族民族成份质疑。其质疑主要从语言的角度提出的：广东增城、博罗、惠东、海丰4县有畲族一千多人，占全国畲族总人口千分之四，操“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语言，“跟苗语支的瑶族布努语炯奈话比较接近。”与占畲族总人口99％的、分布于闽、浙、赣、皖、粤东等地的畲族操接近于汉语客家话不同。“20世纪80年代，我与研究生雷玉虹（丽水畲族）调查了增城县的畲族，从文化特征看，增城的畲族与瑶族比较接近，语言相通，而与凤凰山区以及闽、浙、赣、皖等省的畲族不同。因而对增城等4县畲族的民族成份存疑，有必要作进一步鉴别。”
进入21世纪，语言学界则更注重对占畲族人口99％以上的畲族人所说的话进行调查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他们对畲族使用两种语言及其两者的关系、畲话的形成及其特性、畲语归属等问题,作了更广泛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并重视畲语本体的研究和探讨，并以此研究获得国家或省部级科研单位立项的课题多项，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较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及著作。张尚芳调查了景宁畲话后认为“我们不能说浙江畲话就是客家话，只能说它不完全是客家话。它吸收了五个层次的汉语方言，是汉语型的，音系上大体是客家话的,但并没有完全放弃本民族的东西,还有底层。”还指出“畲话音系中有些现象所反映汉语史时代比客家话要古老，因此把畲话说是畲族学的客家话，可能并不符合事实。”游文良在《畲族语言》一书中提出占全国畲族总人口99％以上畲族人所说的话就是本民族语言，并称之为“现代畲语”。指出现代畲语由三个部分组成：古代畲语的底层成分、汉语客家方言的中层成分和现代畲族居住地汉语方言或普通话的表层成分。并论证了现代畲语是从古畲语发展演变而来的。此论点较前又有了新的拓展，认为畲族语言自古以来就一直是一种独立的少数民族语言，从而否认畲族语言发展史上性质发生转换的事实以及过去大部分学者关于畲族有两种语言的观点。2001至2004年间，傅根清通过对景宁畲话比较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发表了《古全浊声母字今读情况》、《景宁畲话声母的超中古现象》、《景宁畲话语音系统中的粤语成分》、《景宁畲话尖团音分混现象研究》等有关景宁畲话的系列论文，认为畲话“是一种接近闽语而独具特色的汉语方言”。与徐瑞蓉、伍巍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俩在《长泰县磔头畲话的语音特点》一文中也指出，“磜头畲话与客家话的接近程度，远不如与闽方言密切。”而后傅根清又把景宁畲话与客家话代表点的声韵调作了系统比较，得出“客家话对畲话的影响是表层的、分散的，而不是深层的，更不是体系上”的结论。指出“畲话是一种古老的、非常复杂而又特殊的、以族群分布的、独具特色的混合型方言。”2000至2004年期间，赵则玲通过对浙江畲话5个方言点的调查和分析研究，首次对畲语、畲话、客家方言之间的关系作了比较明确的阐释。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以语音相似程度的高低作为判断两个方言亲属关系的重要标准，肯定了畲族语言发展史上性质发生转换的事实,否认占99％以上现代畲民使用的语言属于汉语客家话，主张把它作为汉语的一个特殊方言看待，是一种属于汉语系属的、与客家方言分立的少数民族人所说的汉语方言，可以称作“畲话”。并定性为比客家方言古老的、超地域分布的、与汉语方言关系密切的、历史层次复杂的语言。同时指出，这种畲话有进一步被“汉化”的趋势。2000—2003年间，台湾语言学专家张光宇及其弟子吴中杰,立项主持了关于畲族语言研究的两个课题：一是闽浙皖赣畲话及广东博罗畲语调查研究，二是广东潮安畲话调查研究，并且撰写了若干有关畲话的系列论文：《畲话的音节结构》、《广东潮安畲话调查研究》、《广东与浙江畲话之比较研究》、《畲话的介音问题探究》、《畲语和畲话的疑问词组》、《闽浙皖赣畲话和博罗畲语调查研究》、《畲话和客家话》、《畲语的正正重迭疑问句》等。提出：“畲语的语音系统和畲话相当不一样,词汇甚至词序也常见不同。纵使有零星的证据显示畲语和畲话彼此的关联性，我们仍必须强调：根据本文罗列的语言事实，畲话虽然和畲语及客家话都有关系，但畲话绝不等于是'客家话跟若干畲语残存成分的相加畲话的许多说法,既不同于客闽吴粤等汉语方言,又不同于畲语，可以说除了与畲语及客家话交迭的成分外，畲话各方言点间还分享着另一些共同性，这些是畲话所独有的特征吴中杰在《畲话和客家话》一文中认为：“尽管畲话和客家话有许多共通性，它们彼此之间仍存在着若干差异。但将畲话直接视为客家话的一种次方言，可能未尽恰当。”①上述半个世纪畲语研究的回顾表明，随着研究深入，90年代以来，结论越来越全面、正确：畲族有自己的语言，这种语言有客家方言成份，但畲话并不等同于客家话，畲族说的并非是“客家方言”。当然，还可以从逻辑上分析“畲族没有自己的语言”、“畲族说的是客家话”观点存在逻辑错误。
首先，“畲族没有自己的语言”、“畲族说的是客家话”，是用不完全归纳推理得出的结论，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持这一观点的研究者没有深入调查，有的甚至是根据他人的观点；或者是调查地点选在交通方便的公路边的畲汉杂居的畲村；为便于交流，被调查对象多数是从小就进汉族学校念书，后来一直从事教师职业、行政工作的干部；调查内容是调查者根据自己设计好的语言请畲民回答，不是问古代的词语，而问“人民公社好”一类现代词。于是就进行概括，得出结论。我们知道，语言这种社会现象，和其他事物一样，也有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它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早期人类从事简单的生产劳动，语言词汇也很简单，随着生产实践的发展，语言词汇不断丰富、不断更新。畲语也不例外。现在畲民使用的语言多数是现代的共同语，或者是经过畲民改造过的共同语。这种共同语，不能代表原来的畲族语言。因此，这种田野调查，不但样本没有代表性，得到的不是原汁原味的畲族语言。况且，个别地方的调查，不能代表全部的畲语。
其次，语言分析过程中，只运用契合法和差异法，没有使用契合差异并用法。有的学者对畲族语言与客家方言的分析研究方法，是先从畲民所用的现代语言中，找出不同于汉语的词汇，再同客家方言比较，不同于客家方言的，才是畲语词汇，用了二次差异法。后用契合法，找出畲语与客家方言相同的词汇。再用剩余法，把相同的归到客家方言中，余下的才是畲语词汇。由于古代畲语词汇本来就不多，所以，余下的词汇就很少。于是有的学者就说，能找出几个畲语词汇，我们就承认畲族有自己的语言。其实，求因果关系要用契合差异并用法，也就是把畲语与客家方言相同的词汇，分别放到畲语和客家方言的各个语言区中契合。多数客家方言区中俱有的，少数畲族语言区中存在的词汇，那么就归到客家方言中；多数畲族语言区中俱有的，少数客家方言区存在的词汇，归到畲语中去。而不能把相同的，全部归到客家方言中去。如江西大余的“天亮”叫“天豁[tie33ho33]”,广东河源的“曾祖父”叫“公白[kon33pak3]”，“曾祖母”叫“阿白[a22pak2]”,“拔秧”的“拔”叫“瞒[man33]”,“看”叫“睇[tie33]”等跟福安畲语、浙江畲语义同音近。若说这些词是畲语吸收客家词，不如说是客语吸收畲族语词，因为，福安畲语所属各地畲话都有这些词，即99％畲民用这些词，且义同、音同，而客家话只有个别地方这些词的音、义与畲语相同或相近。
目前学界的研究基本上是用契合法、差异法在畲族语言中找客家方言，如果用契合法、差异法、契合差异并用法在客家方言中找畲语，那么，对畲族语言与客家方言的关系研究会更全面、更深入，更能揭示二者的关系。尤其是运用现代的概率演算等方法，不仅能定性而且能定量说明二者的关系。
再次，类比推理犯了“机械类比”的逻辑错误。逻辑上看，类比推理的结论是或然的、不具有必然性。如果不抓住事物的本质进行类比，往往导致“机械类比”的逻辑错误。在民族语言上，的确存在“我国少数民族由于同汉族长期共同生活和劳动，使用了汉语，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不鲜见。随着民族的迁徙，脱离了原来的方言地区，在后来定居的地区又学会了当地汉语方言，并用它同当地的汉族交际，原来使用的汉语就成了本民族之间相互交际的工具。由于这种历史和使用的特点，常常使一种方言发生变化而具有明显的独特特点。”但畲族并不是这种情况，下面“相互交融”一小节中可说明之。
第四，畲族一开始说的就是客家话，这一论点是违反逻辑的；而“畲族有自己的语言”,却是逻辑推理得出的必然性结论。语言是种社会现象，语言与人的社会群体始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随人的社会群体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消亡而消亡。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群体没有自己的有声语言。因语言是在劳动过程中，由社会的交际需要而产生的。人类的祖先在长期生存的劳动活动中锻炼了自己的大脑，改造了发音器官，具备了说话的能力，而且在共同劳动中又有了交流思想的需要，正如恩格斯所说：“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时，于是就产生了语言。语言离不开社会，社会也离不开语言，二者是相互依存的。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在互相交往中，都把语言作为交流思想的重要工具。人们利用语言传送信息，交流思想，协调共同的活动，组织社会的生产，没有语言，社会便会停止，便会崩溃。社会的进步也离不开语言，生产斗争中经验的积累和传播都离不开语言。民族语言是在氏族语言和部落语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前面考古等资料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凤凰山区就有人类活动。在中原汉族没有进入闽、粤、赣交界北部之前，畲民已有相当数量的人数，社会发展水平许多方面不低于中原水平。
那么，在客家先民没有到闽、粤、赣交界北部山区，早在此生息数千年，人数如此之多，战斗力如此之强的畲民，如果没有语言，用什么来交流思想呢？不可能用汉族客家方言来交际，因为此时汉人没有进入此地，或者是很少汉人进入这个地区，更何况客家未形成，哪来的客家方言？!畲族人民肯定有自己的语言，斯大林说，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即令是最落后的，能够没有自己的语言，人种学不知道任何一个落后的部族，即令是比方说像十九世纪的澳洲人或火地人一样原始的或更原始的，能够没有自己的有声语言。从目前畲族人民内部使用的畲语中找到其底层，根据“痕迹”来确定当时的面貌。始修于明弘治的《潮州府志》中，记载了当地畲族词汇：“火”叫“桃花溜溜”；“饭”是“拐火农”。李唐撰《丰顺县志》述：畲民“其土操土音，俗称为蛇罗语，极难异，今能操此语亦少。”可见，当时的畲语是存在的，也不同于如今的畲语,根据学术界的意见，称之为“古畲语”。
这里的推理是：任何部落一开始就有自己语言，畲族早在七世纪前就是一个强大的部落，所以，畲族在七世纪前就有自己的语言。如果畲族一开始说的是客家话，那么，客家话、客家应在畲民部落出现前产生；而客家话、客家晚于畲家二千年产生，所以，畲族一开始说的就不是客家话。
第五，畲族先民放弃了原有语言，用客家语言取代古畲语，也是违反逻辑的。畲家迁出凤凰山，已有1000多年历史，而且是迁进生产力更发达的福州、浙江、安徽等汉族地区，畲汉杂居，受到更为强大的汉语影响；封建统治阶级曾数次进行强行的语言同化，但直到如今，畲民仍然保留自己的语言。从广东的潮州到安徽的南部，畲民的语言都相通，保留共同的语言。难道畲族语言后来1000多年都不变，而在与客家相处的一段时间就完全丧失掉？这是不合乎逻辑的。而且部分畲民在唐初就迁到闽东、浙南等地繁衍后代，他们的子孙一直保留自己的语言。他们离开凤凰山区数百年后此地才出现客家方言。如果说，畲族说的是客家话，那么，他们必须回到凤凰山学会客家方言。实际上，回去学习客家方言，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两地相距数千里，不要说以前交通不便，难以实现，就是近年交通极其方便的条件下，浙南、皖南的畲民也没有几个人回过凤凰山，自然也谈不上学习客家方言了。
因此，雷阵鸣在《略论畲族与汉族客家在血统、语言及农耕等方面互动的“主客”定位》说：“汉语客家话最终是在畲语的影响下形成的，而不是畲族'放弃自己的语言①曹大明在《重塑“畲人”：赣南畲族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中也认为：众所周知，畲族人说的语言畲语，其实是客家话，所以部分畲族也自称客家人，据此有人认为客家人是畲族汉化，原本说畲语的畲族人接受汉文化后汉化了。
由于客家话和北方汉话的区大差异性，如果客家人是畲族汉化，那客家话一定就是古代畲语，不过，现实学术的研究中，一直存在将客家话（畲语）和赣语合二为一的讨论。因为客家话和赣语其实在所有的汉语族中差别是最小的，于至难于在学术上有个明确的分界线。
由此推论，现在江西自称汉人的赣语人，也有可能是畲族汉化，就算不是全部也至少占半数以上，否则很难解释现在所谓的江西汉人的语言不近官话反而极近客家话（畲族）,以历史上畲族的地位低下，不可能隔空同化赣北汉人的。只能是占有绝大多数的畲语内混有少量的汉人，或者全部是畲族。
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已经形成标准汉语是汉语官话的正确论断下，赣语绝对不可能是南下汉人带来的语言，只能是畲语或者畲语受汉语影响下形成的新语言，江西汉人其实主体也是畲族。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