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内容
出现这一“自相矛盾”，导致结论的错误，重要的是方法错误。
1.与DNA方法背道而驰
以DNA这一遗传物质作为依据分析民族的起源，这是唯物主义的方法，是很好的科学方法，是此书的特色，也是科学。DNA方法是先比对、分析、解读数据，然后根据这些数据，结合历史文化，确定族属与关系。他们原先也是这么进行的。如在第一章《基因研究的悄然引入》中，列举了2002年李辉、侯井榕、杨宁宁的《广西六甲人来源的分子人类学分析》一成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县境内的古宜镇凤尾寨、周坪乡的马湾屯、下林江和溪脑屯的六甲人，人口约为三万多，操使六甲话，语言学界有不少学者认为六甲话归属于平话。六甲人有着不同于当地的侗、苗、瑶、壮及其他汉族群体的习俗。在民族识别过程中，三江六甲人于1952年曾经申报过“六甲族”；榕江的六甲人20世纪80年代以前也一直要求承认为少数民族，最后都被确认为汉族。很多的六甲人现在还认为他们不被承认为六甲族是因为人口太少了，而他们又“客不客，侗不侗”。于是研究者采用DNA工具进行分析。采集32个无可查亲缘关系的正常男子的血样。再经详细的调查排除掉其先祖中有侗族等其他民族的个体5个，研究的六甲人个体共27人。当中包括有侯、谢、荣、曹、吴、程和杨等姓氏，其中前四者是包括在六甲人的十二大姓中。结果，各姓氏内部的Y染色体单倍型并不一致。六甲人有的Hl、H5、H6、H8在各地汉族中是较普遍，而H11在南方汉族中也有。在单倍型种类上，云南、浙江、江苏、江西所含的种类都能涵盖六甲人所有种类。在各单倍型的频率上，六甲人与福建汉族最相近。把六甲人和各地汉族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出9个所占信息大于0.1％的主成分，因此，六甲人的遗传组成与汉族没有区别。说明六甲人虽然文化上较奇特，但血统上还是汉族来源，是汉族的一个支系。然后结合历史文献、民族志等资料，他们可能源福建。DNA技术分析与历史资料一致。①
还有对汉族客家人的分析也是如此，是从父系遗传的Y染色体SNP的主要成分分析福建客家男子，发现客家人数据结构中汉族结构占80.2％,类畲族结构占13％,类侗族结构占6.8％：各族的M7个体Y-STR单倍体型的网络结构分析，发现客家人中类苗瑶结构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湖北，二是来自广东。客家人之类侗族结构可能来自江西土著干越。客家人母系遗传的线粒体RegionV区段9bp缺失频率为19.7％,mtD-NA与畲族很近，不同于中原汉族。单倍体暂缺。根据地这些结果，李辉认为，客家人的主要成分应是中原汉人，畲族是对客家人影响最大的外来因素。②
对畲族族源研究，本应也如前两者一样，是通过畲族的DNA与其他民族DNA进行比对,看其与哪个民族比较接近，然后确定其相互关系。然而该著作还是与原先那些传统研究范式一样，物质与意识关系的错位，不是用物质说明意识，而是用社会意识来说明社会存在。此著是先定其语言，把畲族语言归类于苗瑶语，然后与苗瑶比对DNA,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在逻辑上，其实结论已经隐含在前提中了，不用比对DNA,自然畲族源于苗瑶了。
这也违背了他们自己的初衷。该著作的第二章的开头云：“通常对于群体的分类主要是基于语言、文化和体质特征，再结合地理位置来进行的。这种群体分类方法简单、明了。然而，这种简单的群体归类方法多少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如果再加上一些人为因素或政治因素的介入，群体的定义就会越来越不精确，致使很多群体的生物起源、迁徙等到问题变得愈加模糊，这无疑给人类学、群体遗传学等学科的研究和发展带来一定的制约甚至误导，因为群体是遗传学研究的基本单位，只有定义或划分了群体，对许多问题的研究才能继续进行，但很难知道基于这些标准的分类在遗传学上是否合理。”①
2.样本数量过小
得出这个结论的主要样本来自浙江景宁的畲族。浙江景宁虽然是畲族自治县，但是景宁的畲族人口只有一万多，占全国畲族总人口的比例较低，不是畲族人口最集居之地，且该成果只用56个畲民样本进行分析。广东连山的八排瑶的人口占全国瑶族的比例更低。所以其结束语承认，“至于运用基因分子所得出的结论，因为样本选择的数量、广度及代表性因素的影响，也有待进一步科学验证。”②该成果第四篇《结语：史学与基因的交融刚刚开始》亦云：“但一方面分子人类学对岭南民族的研究还有空缺或样本不足等问题，如对瑶族分子人类学研究，还没有做到对瑶族五六十个支系进行全面的基因分析，对汉族平话人十几个支系亦然，这就影响对岭南民族源流的全面评价，从而造成对岭南各民族迁徙及演变历史进程的探究显得比较单薄。另一方面民族史对岭南各民族源流的研究在许多问题上又一直纷纭缠绕，在吸收分子人类学成果的过程中往往难以对号，难以取舍，难以贯穿。”③然而，书中还是取学界传统的一说，进行对号、贯穿，于是造成畲族等民族源流上的不科学。如果不是从语言出发，而是从地域出发，把畲族归类于“百越”、南岛语族，而不是归类于“苗蛮”，那么在DNA中比对遗传基因，共性会更多，自然结论更科学。
3.没有注意到各民族在历史上是不断流动的
用DNA遗传信息来确定个体、特别是父子之间的关系具有近100％的正确性。但是用来确定民族之间的遗传关系，不是个体间关系那么简单。正如该书开头引用费孝通先生1993年在《关于中国民族基因的研究——〈中国人类基因组〉评审研讨会上的发言》，所说：
3月初，我收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寄来的“中国不同民族基因组比较研究"的项目指南，我觉得研究目标中所提出的研究旨趣，诸如为人类进化和我国各民族源流、迁徙和划分提供生物学依据，无疑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这一项目所涉及的背景研究，自然也离不开人类学与民族学及其它社会科学的配合。
中国大地上历史的沉积、文化的积累、现代社会的投射，有过去历史形成、发展的很多复杂的过程及现实基础，作为中国社会的不同群体的形成和发展，其生物基础也有一个复杂的过程，而基因研究可以对其复杂性有个基本的认识，其研究很有用处。
这种复杂性是极不平衡的，存在于区域之间，也存在于区域之内，有差别也有类同。中国历史上民族的分合过程及现代民族之间、民族内部的交流与整合，正是这一复杂性的典型体现。下面我提几点看法，仅供参考。
生存在中国土地的人最早的情况如何？这自然涉及到人类的起源。世界人类的起源并不是一个源，而是多源的。中国目前所发现的各进化阶段的人体化石，可以建立较完整的序列，说明中国这片大陆应是这很多源的一个。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人类化石为元谋人,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170万年左右，一般认为人类的分化即不同人种的出现是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目前，我们习惯用的人种分类是以1950年7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种宣言》所确定的蒙古利亚人种、尼格罗人种和高加索人种，分别称为“黄种”、“黑种”、“白种”。60年代以来，盛行地理分类法，仅以表征特征特别是肤色笼统的人种分类，常为区域性群体或区域性种族集团（EthnicGrouporEthnicstock）所取代。就是强调人类群体的区域性特征。
我在清华研究院结业时写了两篇论文，其中之一是《朝鲜半岛人种类型的分析》，这是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此后，也应当时驻北京的32军之约，调查该军体格，并对监狱犯人的体格特征进行分析。1935年与前妻王同惠女士去广西调查，我侧重于对当时称之为“特种民族”，即苗、瑶、侗、壮等少数民族的体质测量。我的这些研究，受到了我的俄籍导师史禄国教授的指导。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他把中原人的体质特征主要分为“a、β、r等若干种类型。华北、西北一带以a型为主，东南沿海到朝鲜半岛以β型为主，华南有较多的r类型。凭我的记忆说①，a型的人一般体高在1.60米以上，头型指数在70左右。面部特征表现为较细小的眼睛、宽额、扁平的鼻子、黄色的肌肤、宽阔的下巴、粗而长的头发；β型身高平均在1.60米以下，1.50米以上，类型指数在80左右，额部长而圆、鼻梁并不挺；r型，身高平均在1.50米到1.60米之间、长方型的脸，但双颊丰满、额长而宽、鼻梁不高、眼睛小、鼻端不尖稍圆。各类型的特征须查史禄国的原著。在此，我想把这三种类型的体质特征，和民族历史的迁徙联系起来谈几点看法。
中国各民族在历史上是不断流动的，而这些流动有它总的历史趋势。早在史前时代作为集团单位的人类群体就已存在，如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及甘肃青海的齐家文化之间的关联性。特别是陕西龙山文化经过宝鸡、天水，直接影响着甘青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其它新石器时代文化区中各类型也反映了不同群体之间文化的传播、交流、汇集的过程。此种文化上的交流，在体质特征上也应当有所反映。
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里，总的来说是北方民族的南下或东进，中原民族的向南移动，沿海民族的入海和南北分移，向南移的又向西越出现在国境。这一盘棋看清楚了，有助于我们的研究的展开。
在中国历史上，夏商周可谓东方β型与西方a型人种的第一次大汇合，发端于后称的羌戎之地的a型人，从夏开始向东进入关中西部，但其文化低于东方，实力强于西方。西方集团随后通过其军事力量，控制了东夷集团的齐鲁之地，作为β型的东夷集团子民，一部分β人开始了漫长的民族迁徙，其流向一部分进入朝鲜半岛，一部分分为两支，一支成为吴越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支为东夷中靠西南的一支，他们生活在淮河和黄河之间，这一批人，向长江流域流动，进入南岭山脉向东，在福建、江西、浙江的山区和汉族结合的那部分可能是畲，另外有一部分曾定居在洞庭湖一带，后来进入湘西和贵州的可能是苗。
在我前面提到的，《朝鲜半岛人种类型的分析》中，我看到β类型占的比重较大。1935年我所作的苗瑶等体质调查结果认为，苗瑶在体高和头型指数的系联表上所处的地位颇近于朝鲜半岛及华东人。在华南沿海地区的居民很可能有来自海上的r型，与吴越系统的β型相混合。上述民族集团的移动的路线，在人类学、民族学界并未定论，如果能结合不同民族基因的研究，把a、β、r等各种类型的特点找出来再进行比较研究，将有助于中国各民族人种问题的解决。
在对不同民族基因的研究中，我想在宏观上还应把握中国各少数民族历史和现状。我曾就此写过一篇“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对中国民族的变动及分合过程作了较为概括的研究，可供参考。在此，我想就操作层次提出一些意见，中国境内的民族集团所在的地域至少可以大体分成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农牧接触的多民族走廊，然后为云贵高原和南岭走廊、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其中不同区域内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似性及联系性要比不同区域之间不同民族的相似性与联系性多。此种特点在近年来的一些对少数民族的体质测量数据中也能反映出来。如彝族和藏族，男性头长的平均数最大为189.45和190.9,蒙古和维吾尔族分别为180.9和181.73。苗瑶侗族分别为1849、184.58、184.30；头型指数，彝族、藏族分别为78.52、79.94；蒙族和维吾尔族分别为84.25、84.68；苗瑶侗族分别为81.80、81.27、81.96②。其它体质测量数据也反映了这一特点。这与同一历史民族区内民族集团的频繁往来，关系甚大。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最好是以按历史形成的民族区域进行研究。
此外，我们还要注意中国境内的有待进一步识别的人类集团。
50年代，我们搞民族识别时，当时上报到中央的民族名称有400多个。由于历史原因有些也不是单一民族：经过二十多年的民族识别工作，我国多民族大家庭的构成基本上是搞清楚了，但还有些余留问题。现在已经提出要求识别的有：四川“平武藏人”，西藏东南部察隅县的僜人及南部定结县及定日县的夏尔巴人；云南省红河哈尼彝族自治州的苦聪人以及还有一些不大为外边知道的本人、空格、三达、阿克、布夏、布果、贫满、等角、卡志、巴加、结多等人。这些问题大多是“分而未化，融而未合”的疑难问题。
最后，我们还应考虑不同民族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因为这种文化水平也影响到他们的孤立和流动较小的特点。
中国在解放前还有一部分少数民族保存着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他们主要分布在云南边疆地区的独龙、怒、佤、傈傈、布朗、景颇、崩龙等族，此外还有居住在内蒙古、黑龙江一带的鄂伦春、鄂温克和赫哲族，以及聚居在海南岛的部分黎族（五指山区内）。基本上属于这一类型的一共大约有60万人，现在这些民族都发生了剧烈的文化变迁，但其仍保留着一些传统的基调。目前，可以说在中国境内完全与外界隔离的民族单位是不存在的，但相对封闭的民族集团如具有“语言孤岛”之称的一些民族单位还是在一定地区内存在。
总之，我们在进行民族基因的研究中，要多考虑不同民族的自然、人文特点，同时还应考虑来自各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与健康、疾病医药的关系。我相信这一研究，除自然科学的意义之外，在学术上和实践应用上，也是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有力推动。
衷心希望这一研究能取得期望的成绩！
注释：①我在清华研究院的论文因战乱在搬迁中遗失。②可参考《中国人体质调查续集》,上海科技出版社，1990,第1—46页。
此文由当时跟随费老读博士生的麻国庆整理而成，为纪念费先生，麻国庆博士把这篇讲话发表于2005年《开放时代》的第4期上。
虽然该书开头全文引用费孝通先生的讲话，但是书中却没有根据其讲话进行分析。
“中国各民族在历史上是不断流动的”、“我们在进行民族基因的研究中，要多考虑不同民族的自然、人文特点，同时还应考虑来自各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与健康、疾病医药的关系。”用这一观点看，用DNA来分析畲族族源的《岭南民族源流史》，认定“分子人类学基因分析的裁判：畲苗族群”，①结论的不科学。正如该项成果鉴定专家的《意见与建议》所说：“在该项成果研究中，太过于倚重分子人类学。分子人类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在人类学起源研究中还处在探索阶段；人类起源于非洲说也只是其中一说，况且上古人类与中古人类以至近代民族非是直线传承，其间的空间跨度相当漫长，因素也十分复杂，仅凭现代的人类基因分子来断定其与上、中古乃至近现代民族关系，有简单化之嫌，其观点必然会引起民族学界的争鸣。”①我们知道，历史文献上，南方少数民族部落长期被称谓为“蛮”，特别是苗瑶畲不分，书中也说“汉文史藉往往把畲族称为‘瑶人’或‘畲瑶’，有些地区的畲族也自称‘瑶人'或‘瑶家'；分布在粤东的操苗瑶语族接近苗语支（即瑶族的‘布努'方言）的部分畲族，在海丰、惠阳两县被汉人称为‘畲人'，但在增城、博罗两县却被称为‘山瑶'”。②从民族成份认定上看，20世纪50年代民族成份认定时，各村落主要根据自身认同，没有DNA技术，导致有的不一定科学。从地域上看，广东增城、博罗、连南等地是属于畲、瑶民族结合板块，不排除历史上民族融合。该成果的一项重大突破是“侗水人群约8000年前发源于福建厦门、广东汕头一带，后来可能由于政治压力向西北方向迁徙”。那么同样，瑶族有可能其中一部分是从凤凰山区迁徙过去的后再融合而成，因此，其DNA与其他瑶族不同，而与畲族有相同之处。
书中另一比对是线粒体DNA的多态性。“线粒体DNA的多态性也能体现出群体的特性。我们继续观察浙南这两个民族的线粒体DNA的单倍体情况。把线粒体单倍群大致分成了南北的两个类群。这两个类型都明显多于北方类型。这说明畲族是南方原住民族，而浙南汉族的母系成份中留有比父系更多的原住瓯越成分。”“非常特别的是畲族群体中有很高频率的Fla单倍体，这在其他民族群体中都是很少见的。Fla是一个古老的单倍体，在南亚语系的群体中就有已经存在，并且流传到了其他各个语系的人群。从网络结构中，笔者发现畲族的多态性并不低，其单倍体散布在网络结构的几个角落，这就说明畲族的Fla并不是瓶颈效应造成的。”③线粒体DNA的多态性，特别是畲族群体中有很高频率的Fla单倍体，这在其他民族群体中都是很少见的。Fla是一个古老的单倍体，在南亚语系的群体中就有已经存在，并且流传到了其他各个语系的人群。畲族更不能判断为“畲苗族群”，而应是南亚语系族群。
4.语言归类错位
把畲族语言归类于苗瑶语，仅仅采用学界的一种看法，而且是畲族人一直反对的看法,其实从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看，这个归类是错误的。
畲族语言也是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有的认为是“畲族讲的客家话”，有的认为“客家讲的畲族话”，把只占畲族人口不到1％的1000人的增城、博罗的畲族，讲苗瑶语的作为畲族，而把占人口99％以上畲民作为“越化”、“汉化”者，多数学者、特别是畲民不认同这一种观点。占人口99％以上畲民归纳到1％讲苗瑶语中，逻辑上大前提不正确。因而，犯了“大前提虚假”的逻辑错误。
也没有考虑到民族认定的实际。广东增城、博罗的畲族，自称是瑶族。1955年《广东民族识别调查》中云：“增城、博罗两县自称‘贺爹'，具有盘瓠传说和姓盘、蓝、雷、来的人却认为是‘瑶’，他们从未听老辈说过自己是‘畲’。1951年增城下水村来金德作为‘瑶族'代表去参加少数民族参观团，当时遇见海丰畲族代表，海丰畲族代表说：‘我们都是畲，你也是。’来金德就说：‘我不是，我们不来这里时，人家都是叫我们做瑶族的，你叫畲就叫畲，我们是认瑶族。’由此可见他们是很坚决的要称为‘瑶’。”“罗浮山区的群众说他们从祖公一直相传下来都说自己是‘瑶’讲的是‘瑶话’，族谱都是‘瑶人’，历代受瑶官统治，只向瑶官纳税，瑶官印上还写有‘增、龙、从、博抚瑶府’字样，解放前被被汉人称为‘山瑶佬'、‘山瑶仔'、‘瑶佬’、‘瑶仔’，他们使用汉语时亦自称为‘瑶人'，所以他们认为历代相传是‘瑶'，不是‘畲'。”“现乡干部及‘老大'蓝火桂、蓝石金提出意见说：畲族是政府说的……发土地证及普选时所填的‘畲族'也是别的同志写的，我们自己的祖公是'狗头王'，又拜盘古王，是‘山瑶'，不是‘畲'，是‘瑶族'，不是‘畲族’，要求政府将名称更正为‘瑶族'。”“对于连南瑶族他们认为虽然服饰讲话不同，也没有关系，姓同就是自己人，是同族。”①因此，畲民识别调查组主要成员、今中央民族大学施联珠教授认为，他们不是畲族，应认定为瑶族更合适。因而把这部分畲族作为畲族的样本也不恰当的。
5.与原有成果矛盾
李辉于2002年第4期《广西民族研究》发表的《百越遗传结构的一元二分迹象》中说，“最新的分子人类学材料——Y染色体DNA能对民族系统进行精细的分析。百越系统被发现与中国的其他系统差异很大，而与南岛语系民族（马来系统）特别是台湾语族群体相当接近。”“这些群体的Y染色体遗传结构体现出相当大的一致性，而与其他系统中研究过的群体完全不同。他们都有大量的M119、M110或M95、M88突变，而外族极少有这些遗传标记，与百越接触少的群体则没有。”“已经研究的百越群体显示出遗传发生关系和语言文化类型的差距，这与百越的整体认同和地域分化有关。”文章认为，“百越民族的起源问题。最初从非洲来到东南亚时，百越和南岛民族可能是同一个群体。而后百越民族北迁至广东，南岛民族南迁至马来。两者分开后分别发展成两个系统。”
1.与DNA方法背道而驰
以DNA这一遗传物质作为依据分析民族的起源，这是唯物主义的方法，是很好的科学方法，是此书的特色，也是科学。DNA方法是先比对、分析、解读数据，然后根据这些数据，结合历史文化，确定族属与关系。他们原先也是这么进行的。如在第一章《基因研究的悄然引入》中，列举了2002年李辉、侯井榕、杨宁宁的《广西六甲人来源的分子人类学分析》一成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县境内的古宜镇凤尾寨、周坪乡的马湾屯、下林江和溪脑屯的六甲人，人口约为三万多，操使六甲话，语言学界有不少学者认为六甲话归属于平话。六甲人有着不同于当地的侗、苗、瑶、壮及其他汉族群体的习俗。在民族识别过程中，三江六甲人于1952年曾经申报过“六甲族”；榕江的六甲人20世纪80年代以前也一直要求承认为少数民族，最后都被确认为汉族。很多的六甲人现在还认为他们不被承认为六甲族是因为人口太少了，而他们又“客不客，侗不侗”。于是研究者采用DNA工具进行分析。采集32个无可查亲缘关系的正常男子的血样。再经详细的调查排除掉其先祖中有侗族等其他民族的个体5个，研究的六甲人个体共27人。当中包括有侯、谢、荣、曹、吴、程和杨等姓氏，其中前四者是包括在六甲人的十二大姓中。结果，各姓氏内部的Y染色体单倍型并不一致。六甲人有的Hl、H5、H6、H8在各地汉族中是较普遍，而H11在南方汉族中也有。在单倍型种类上，云南、浙江、江苏、江西所含的种类都能涵盖六甲人所有种类。在各单倍型的频率上，六甲人与福建汉族最相近。把六甲人和各地汉族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出9个所占信息大于0.1％的主成分，因此，六甲人的遗传组成与汉族没有区别。说明六甲人虽然文化上较奇特，但血统上还是汉族来源，是汉族的一个支系。然后结合历史文献、民族志等资料，他们可能源福建。DNA技术分析与历史资料一致。①
还有对汉族客家人的分析也是如此，是从父系遗传的Y染色体SNP的主要成分分析福建客家男子，发现客家人数据结构中汉族结构占80.2％,类畲族结构占13％,类侗族结构占6.8％：各族的M7个体Y-STR单倍体型的网络结构分析，发现客家人中类苗瑶结构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湖北，二是来自广东。客家人之类侗族结构可能来自江西土著干越。客家人母系遗传的线粒体RegionV区段9bp缺失频率为19.7％,mtD-NA与畲族很近，不同于中原汉族。单倍体暂缺。根据地这些结果，李辉认为，客家人的主要成分应是中原汉人，畲族是对客家人影响最大的外来因素。②
对畲族族源研究，本应也如前两者一样，是通过畲族的DNA与其他民族DNA进行比对,看其与哪个民族比较接近，然后确定其相互关系。然而该著作还是与原先那些传统研究范式一样，物质与意识关系的错位，不是用物质说明意识，而是用社会意识来说明社会存在。此著是先定其语言，把畲族语言归类于苗瑶语，然后与苗瑶比对DNA,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在逻辑上，其实结论已经隐含在前提中了，不用比对DNA,自然畲族源于苗瑶了。
这也违背了他们自己的初衷。该著作的第二章的开头云：“通常对于群体的分类主要是基于语言、文化和体质特征，再结合地理位置来进行的。这种群体分类方法简单、明了。然而，这种简单的群体归类方法多少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如果再加上一些人为因素或政治因素的介入，群体的定义就会越来越不精确，致使很多群体的生物起源、迁徙等到问题变得愈加模糊，这无疑给人类学、群体遗传学等学科的研究和发展带来一定的制约甚至误导，因为群体是遗传学研究的基本单位，只有定义或划分了群体，对许多问题的研究才能继续进行，但很难知道基于这些标准的分类在遗传学上是否合理。”①
2.样本数量过小
得出这个结论的主要样本来自浙江景宁的畲族。浙江景宁虽然是畲族自治县，但是景宁的畲族人口只有一万多，占全国畲族总人口的比例较低，不是畲族人口最集居之地，且该成果只用56个畲民样本进行分析。广东连山的八排瑶的人口占全国瑶族的比例更低。所以其结束语承认，“至于运用基因分子所得出的结论，因为样本选择的数量、广度及代表性因素的影响，也有待进一步科学验证。”②该成果第四篇《结语：史学与基因的交融刚刚开始》亦云：“但一方面分子人类学对岭南民族的研究还有空缺或样本不足等问题，如对瑶族分子人类学研究，还没有做到对瑶族五六十个支系进行全面的基因分析，对汉族平话人十几个支系亦然，这就影响对岭南民族源流的全面评价，从而造成对岭南各民族迁徙及演变历史进程的探究显得比较单薄。另一方面民族史对岭南各民族源流的研究在许多问题上又一直纷纭缠绕，在吸收分子人类学成果的过程中往往难以对号，难以取舍，难以贯穿。”③然而，书中还是取学界传统的一说，进行对号、贯穿，于是造成畲族等民族源流上的不科学。如果不是从语言出发，而是从地域出发，把畲族归类于“百越”、南岛语族，而不是归类于“苗蛮”，那么在DNA中比对遗传基因，共性会更多，自然结论更科学。
3.没有注意到各民族在历史上是不断流动的
用DNA遗传信息来确定个体、特别是父子之间的关系具有近100％的正确性。但是用来确定民族之间的遗传关系，不是个体间关系那么简单。正如该书开头引用费孝通先生1993年在《关于中国民族基因的研究——〈中国人类基因组〉评审研讨会上的发言》，所说：
3月初，我收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寄来的“中国不同民族基因组比较研究"的项目指南，我觉得研究目标中所提出的研究旨趣，诸如为人类进化和我国各民族源流、迁徙和划分提供生物学依据，无疑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这一项目所涉及的背景研究，自然也离不开人类学与民族学及其它社会科学的配合。
中国大地上历史的沉积、文化的积累、现代社会的投射，有过去历史形成、发展的很多复杂的过程及现实基础，作为中国社会的不同群体的形成和发展，其生物基础也有一个复杂的过程，而基因研究可以对其复杂性有个基本的认识，其研究很有用处。
这种复杂性是极不平衡的，存在于区域之间，也存在于区域之内，有差别也有类同。中国历史上民族的分合过程及现代民族之间、民族内部的交流与整合，正是这一复杂性的典型体现。下面我提几点看法，仅供参考。
生存在中国土地的人最早的情况如何？这自然涉及到人类的起源。世界人类的起源并不是一个源，而是多源的。中国目前所发现的各进化阶段的人体化石，可以建立较完整的序列，说明中国这片大陆应是这很多源的一个。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人类化石为元谋人,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170万年左右，一般认为人类的分化即不同人种的出现是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目前，我们习惯用的人种分类是以1950年7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种宣言》所确定的蒙古利亚人种、尼格罗人种和高加索人种，分别称为“黄种”、“黑种”、“白种”。60年代以来，盛行地理分类法，仅以表征特征特别是肤色笼统的人种分类，常为区域性群体或区域性种族集团（EthnicGrouporEthnicstock）所取代。就是强调人类群体的区域性特征。
我在清华研究院结业时写了两篇论文，其中之一是《朝鲜半岛人种类型的分析》，这是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此后，也应当时驻北京的32军之约，调查该军体格，并对监狱犯人的体格特征进行分析。1935年与前妻王同惠女士去广西调查，我侧重于对当时称之为“特种民族”，即苗、瑶、侗、壮等少数民族的体质测量。我的这些研究，受到了我的俄籍导师史禄国教授的指导。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他把中原人的体质特征主要分为“a、β、r等若干种类型。华北、西北一带以a型为主，东南沿海到朝鲜半岛以β型为主，华南有较多的r类型。凭我的记忆说①，a型的人一般体高在1.60米以上，头型指数在70左右。面部特征表现为较细小的眼睛、宽额、扁平的鼻子、黄色的肌肤、宽阔的下巴、粗而长的头发；β型身高平均在1.60米以下，1.50米以上，类型指数在80左右，额部长而圆、鼻梁并不挺；r型，身高平均在1.50米到1.60米之间、长方型的脸，但双颊丰满、额长而宽、鼻梁不高、眼睛小、鼻端不尖稍圆。各类型的特征须查史禄国的原著。在此，我想把这三种类型的体质特征，和民族历史的迁徙联系起来谈几点看法。
中国各民族在历史上是不断流动的，而这些流动有它总的历史趋势。早在史前时代作为集团单位的人类群体就已存在，如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及甘肃青海的齐家文化之间的关联性。特别是陕西龙山文化经过宝鸡、天水，直接影响着甘青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其它新石器时代文化区中各类型也反映了不同群体之间文化的传播、交流、汇集的过程。此种文化上的交流，在体质特征上也应当有所反映。
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里，总的来说是北方民族的南下或东进，中原民族的向南移动，沿海民族的入海和南北分移，向南移的又向西越出现在国境。这一盘棋看清楚了，有助于我们的研究的展开。
在中国历史上，夏商周可谓东方β型与西方a型人种的第一次大汇合，发端于后称的羌戎之地的a型人，从夏开始向东进入关中西部，但其文化低于东方，实力强于西方。西方集团随后通过其军事力量，控制了东夷集团的齐鲁之地，作为β型的东夷集团子民，一部分β人开始了漫长的民族迁徙，其流向一部分进入朝鲜半岛，一部分分为两支，一支成为吴越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支为东夷中靠西南的一支，他们生活在淮河和黄河之间，这一批人，向长江流域流动，进入南岭山脉向东，在福建、江西、浙江的山区和汉族结合的那部分可能是畲，另外有一部分曾定居在洞庭湖一带，后来进入湘西和贵州的可能是苗。
在我前面提到的，《朝鲜半岛人种类型的分析》中，我看到β类型占的比重较大。1935年我所作的苗瑶等体质调查结果认为，苗瑶在体高和头型指数的系联表上所处的地位颇近于朝鲜半岛及华东人。在华南沿海地区的居民很可能有来自海上的r型，与吴越系统的β型相混合。上述民族集团的移动的路线，在人类学、民族学界并未定论，如果能结合不同民族基因的研究，把a、β、r等各种类型的特点找出来再进行比较研究，将有助于中国各民族人种问题的解决。
在对不同民族基因的研究中，我想在宏观上还应把握中国各少数民族历史和现状。我曾就此写过一篇“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对中国民族的变动及分合过程作了较为概括的研究，可供参考。在此，我想就操作层次提出一些意见，中国境内的民族集团所在的地域至少可以大体分成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农牧接触的多民族走廊，然后为云贵高原和南岭走廊、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其中不同区域内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似性及联系性要比不同区域之间不同民族的相似性与联系性多。此种特点在近年来的一些对少数民族的体质测量数据中也能反映出来。如彝族和藏族，男性头长的平均数最大为189.45和190.9,蒙古和维吾尔族分别为180.9和181.73。苗瑶侗族分别为1849、184.58、184.30；头型指数，彝族、藏族分别为78.52、79.94；蒙族和维吾尔族分别为84.25、84.68；苗瑶侗族分别为81.80、81.27、81.96②。其它体质测量数据也反映了这一特点。这与同一历史民族区内民族集团的频繁往来，关系甚大。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最好是以按历史形成的民族区域进行研究。
此外，我们还要注意中国境内的有待进一步识别的人类集团。
50年代，我们搞民族识别时，当时上报到中央的民族名称有400多个。由于历史原因有些也不是单一民族：经过二十多年的民族识别工作，我国多民族大家庭的构成基本上是搞清楚了，但还有些余留问题。现在已经提出要求识别的有：四川“平武藏人”，西藏东南部察隅县的僜人及南部定结县及定日县的夏尔巴人；云南省红河哈尼彝族自治州的苦聪人以及还有一些不大为外边知道的本人、空格、三达、阿克、布夏、布果、贫满、等角、卡志、巴加、结多等人。这些问题大多是“分而未化，融而未合”的疑难问题。
最后，我们还应考虑不同民族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因为这种文化水平也影响到他们的孤立和流动较小的特点。
中国在解放前还有一部分少数民族保存着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他们主要分布在云南边疆地区的独龙、怒、佤、傈傈、布朗、景颇、崩龙等族，此外还有居住在内蒙古、黑龙江一带的鄂伦春、鄂温克和赫哲族，以及聚居在海南岛的部分黎族（五指山区内）。基本上属于这一类型的一共大约有60万人，现在这些民族都发生了剧烈的文化变迁，但其仍保留着一些传统的基调。目前，可以说在中国境内完全与外界隔离的民族单位是不存在的，但相对封闭的民族集团如具有“语言孤岛”之称的一些民族单位还是在一定地区内存在。
总之，我们在进行民族基因的研究中，要多考虑不同民族的自然、人文特点，同时还应考虑来自各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与健康、疾病医药的关系。我相信这一研究，除自然科学的意义之外，在学术上和实践应用上，也是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有力推动。
衷心希望这一研究能取得期望的成绩！
注释：①我在清华研究院的论文因战乱在搬迁中遗失。②可参考《中国人体质调查续集》,上海科技出版社，1990,第1—46页。
此文由当时跟随费老读博士生的麻国庆整理而成，为纪念费先生，麻国庆博士把这篇讲话发表于2005年《开放时代》的第4期上。
虽然该书开头全文引用费孝通先生的讲话，但是书中却没有根据其讲话进行分析。
“中国各民族在历史上是不断流动的”、“我们在进行民族基因的研究中，要多考虑不同民族的自然、人文特点，同时还应考虑来自各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与健康、疾病医药的关系。”用这一观点看，用DNA来分析畲族族源的《岭南民族源流史》，认定“分子人类学基因分析的裁判：畲苗族群”，①结论的不科学。正如该项成果鉴定专家的《意见与建议》所说：“在该项成果研究中，太过于倚重分子人类学。分子人类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在人类学起源研究中还处在探索阶段；人类起源于非洲说也只是其中一说，况且上古人类与中古人类以至近代民族非是直线传承，其间的空间跨度相当漫长，因素也十分复杂，仅凭现代的人类基因分子来断定其与上、中古乃至近现代民族关系，有简单化之嫌，其观点必然会引起民族学界的争鸣。”①我们知道，历史文献上，南方少数民族部落长期被称谓为“蛮”，特别是苗瑶畲不分，书中也说“汉文史藉往往把畲族称为‘瑶人’或‘畲瑶’，有些地区的畲族也自称‘瑶人'或‘瑶家'；分布在粤东的操苗瑶语族接近苗语支（即瑶族的‘布努'方言）的部分畲族，在海丰、惠阳两县被汉人称为‘畲人'，但在增城、博罗两县却被称为‘山瑶'”。②从民族成份认定上看，20世纪50年代民族成份认定时，各村落主要根据自身认同，没有DNA技术，导致有的不一定科学。从地域上看，广东增城、博罗、连南等地是属于畲、瑶民族结合板块，不排除历史上民族融合。该成果的一项重大突破是“侗水人群约8000年前发源于福建厦门、广东汕头一带，后来可能由于政治压力向西北方向迁徙”。那么同样，瑶族有可能其中一部分是从凤凰山区迁徙过去的后再融合而成，因此，其DNA与其他瑶族不同，而与畲族有相同之处。
书中另一比对是线粒体DNA的多态性。“线粒体DNA的多态性也能体现出群体的特性。我们继续观察浙南这两个民族的线粒体DNA的单倍体情况。把线粒体单倍群大致分成了南北的两个类群。这两个类型都明显多于北方类型。这说明畲族是南方原住民族，而浙南汉族的母系成份中留有比父系更多的原住瓯越成分。”“非常特别的是畲族群体中有很高频率的Fla单倍体，这在其他民族群体中都是很少见的。Fla是一个古老的单倍体，在南亚语系的群体中就有已经存在，并且流传到了其他各个语系的人群。从网络结构中，笔者发现畲族的多态性并不低，其单倍体散布在网络结构的几个角落，这就说明畲族的Fla并不是瓶颈效应造成的。”③线粒体DNA的多态性，特别是畲族群体中有很高频率的Fla单倍体，这在其他民族群体中都是很少见的。Fla是一个古老的单倍体，在南亚语系的群体中就有已经存在，并且流传到了其他各个语系的人群。畲族更不能判断为“畲苗族群”，而应是南亚语系族群。
4.语言归类错位
把畲族语言归类于苗瑶语，仅仅采用学界的一种看法，而且是畲族人一直反对的看法,其实从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看，这个归类是错误的。
畲族语言也是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有的认为是“畲族讲的客家话”，有的认为“客家讲的畲族话”，把只占畲族人口不到1％的1000人的增城、博罗的畲族，讲苗瑶语的作为畲族，而把占人口99％以上畲民作为“越化”、“汉化”者，多数学者、特别是畲民不认同这一种观点。占人口99％以上畲民归纳到1％讲苗瑶语中，逻辑上大前提不正确。因而，犯了“大前提虚假”的逻辑错误。
也没有考虑到民族认定的实际。广东增城、博罗的畲族，自称是瑶族。1955年《广东民族识别调查》中云：“增城、博罗两县自称‘贺爹'，具有盘瓠传说和姓盘、蓝、雷、来的人却认为是‘瑶’，他们从未听老辈说过自己是‘畲’。1951年增城下水村来金德作为‘瑶族'代表去参加少数民族参观团，当时遇见海丰畲族代表，海丰畲族代表说：‘我们都是畲，你也是。’来金德就说：‘我不是，我们不来这里时，人家都是叫我们做瑶族的，你叫畲就叫畲，我们是认瑶族。’由此可见他们是很坚决的要称为‘瑶’。”“罗浮山区的群众说他们从祖公一直相传下来都说自己是‘瑶’讲的是‘瑶话’，族谱都是‘瑶人’，历代受瑶官统治，只向瑶官纳税，瑶官印上还写有‘增、龙、从、博抚瑶府’字样，解放前被被汉人称为‘山瑶佬'、‘山瑶仔'、‘瑶佬’、‘瑶仔’，他们使用汉语时亦自称为‘瑶人'，所以他们认为历代相传是‘瑶'，不是‘畲'。”“现乡干部及‘老大'蓝火桂、蓝石金提出意见说：畲族是政府说的……发土地证及普选时所填的‘畲族'也是别的同志写的，我们自己的祖公是'狗头王'，又拜盘古王，是‘山瑶'，不是‘畲'，是‘瑶族'，不是‘畲族’，要求政府将名称更正为‘瑶族'。”“对于连南瑶族他们认为虽然服饰讲话不同，也没有关系，姓同就是自己人，是同族。”①因此，畲民识别调查组主要成员、今中央民族大学施联珠教授认为，他们不是畲族，应认定为瑶族更合适。因而把这部分畲族作为畲族的样本也不恰当的。
5.与原有成果矛盾
李辉于2002年第4期《广西民族研究》发表的《百越遗传结构的一元二分迹象》中说，“最新的分子人类学材料——Y染色体DNA能对民族系统进行精细的分析。百越系统被发现与中国的其他系统差异很大，而与南岛语系民族（马来系统）特别是台湾语族群体相当接近。”“这些群体的Y染色体遗传结构体现出相当大的一致性，而与其他系统中研究过的群体完全不同。他们都有大量的M119、M110或M95、M88突变，而外族极少有这些遗传标记，与百越接触少的群体则没有。”“已经研究的百越群体显示出遗传发生关系和语言文化类型的差距，这与百越的整体认同和地域分化有关。”文章认为，“百越民族的起源问题。最初从非洲来到东南亚时，百越和南岛民族可能是同一个群体。而后百越民族北迁至广东，南岛民族南迁至马来。两者分开后分别发展成两个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