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内容
现在的问题是：畲民对本家源于凤凰山的记忆及古籍记载是否正确？畲族源于凤凰山的专家研究成果是否科学？凤凰山区考古系列发现与畲族是否关联？回答这一系列问题，当代科学是通过DNA技术进行证实。
大学生物课学习DNA遗传理论时，就萌发通过基因来研究本族族源的想法，当时老师回答：条件还不具备。最近20多年，分子遗传学的研究成果，为回答上述问题、寻找畲族的源头提供了基础。
一、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是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被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出现破坏之后，大范围内的族部落间的混合和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新的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人们共同体。因而，探索畲族的起源，必然要追溯到这个民族原始所属的人种。
人种，是德国生理和解剖学家弗雷德里奇•布鲁门巴赫教授（1752～1840）1775年提出的生物学概念。由于1785年出版的康德著作《什么是人种》的哲学化以及达尔文进化论的深入人心和推波助澜，“人种”及其“人种分类”等概念广为世人接受。
人种是具有共同遗传体质特征的人类群体，是与生俱来的，不象语言和宗教因时因地而异，是人类长成后所附加的。区别人种，是根据人类的生物体质和遗传的性状而加以区别的。现代遗传学，是从孟德尔开始的。20世纪初，遗传学家摩尔根通过果蝇的遗传实验,认识到基因存在于染色体上，并且在染色体上是呈线性排列，从而得出了染色体是基因载体的结论。1909年丹麦遗传学家约翰逊（W.Johansen1859～1927）在《精密遗传学原理》一书中正式提出“基因”概念，用它来指任何一种生物中控制任何性状而其遗传规律又符合于孟德尔定律的遗传因子。1944年O.T.埃弗里等证实肺炎双球菌的转化因子是DNA,首次用实验证明了基因是有遗传效应的DNA片段。1953年，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描述了DNA的结构：由一对多核昔酸链相互盘绕组成双螺旋。他们因此与伦敦国家工学院的物理学家弗雷德里克•威尔金斯共享了196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1987年1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分子生物学家威尔逊、卡恩（Cann）、斯托金（Stoneking）联名在英国的《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了《线粒体DNA与人类进化》一文，在文中他们根据对147名妇女的胎盘细胞线粒体DNA（MitochondrionDNA）的分析提出了著名的夏娃理论。此后，一些分子生物学家开始着手研究现代人类其他遗传位点上提供的信息，以检验线粒体DNA研究成果的可靠性，并更全面地揭示出人类的进化情况。现代人类起源研究自此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古人类学家在研究中独领风骚的局面被打破了，分子生物学家在现代人类起源研究中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20世纪末，中国引入这一方法。
人体每个细胞中共有46条染色体，其中有44条在几乎所有身上人都是成对的，称作常染色体，基本上按长度，从1编号到22,1号最长，21号最短。另外，女人有一对X染色体，男人是一条X染色体和一条Y染色体。每条染色体就是1个DNA分子。所有染色体都是线形的，缠绕压缩成为显微镜能看到的形状。整个人基因组的染色体大约有3GbP（即3X109bp）长，其中每条染色体只算了一次，如果按对来算还要乘以2。此外，细胞里还有一种DNA是环状的，存在于线粒体（mitochondrion）中。线粒体是细胞的能量工厂，十几亿年前从自由生活的细菌变成了真核细胞的“奴隶”。每个细胞内经常有成百上千个线粒体，但线粒体DNA（简写mtDNA）很短，只有16Kbp多（1.6万多个碱基）。因为只有男人有Y染色体，因此一个男人的Y染色体只能从他的父亲传递下来。所以，Y染色体标示其父系的谱系。Y染色体也是最短的几条染色体之一，只有大约60Mbp长，但比线粒体长多了。而线粒体，在精卵结合的时候，精子中的线粒体并未进入受精卵，受精卵中的线粒体都是继承母亲的。因此一个孩子，不论男女，其线粒体DNA都是继承其母亲的。每个人的两条分别继承自父亲和母亲，而在减数分裂的时候，每对的两条并不是取一条完整的染色体到配子中，而是把不同来源的两条打乱后接成一条，即重组。因此每个人的一对染色体中通常来自四个祖父母的都有。一对X染色体在母亲的卵细胞减数分裂时同样也会重组。因此我们无法简单通过常染色体或X染色体来追踪谱系。目前能测的人类最详细的谱系也就是通过Y染色体研究的父系谱系（只有男人能做），以及通过线粒体DNA研究的母系谱系（男女都能做）。而X染色体、常染色体只能进行相似度、共享成分、连锁重组之类的分析，而无法画出一棵大树。对常染色体的分析有些类似于对语言的分析，因为语言也是多源的，很多时候分不清所谓的“正源”。①
由于亲子之间的相似性和继承性即所谓遗传信息，都贮存在DNA分子中，DNA是所有生物的遗传物质基础。DNA（脱氧核糖核酸）是核酸的一类，因分子中含有脱氧核糖而得名。DNA分子极为庞大（分子量一般至少在百万以上）,主要组成成分是腺嘌吟脱氧核背酸、鸟嘌吟脱氧核昔酸、胞嘧啶脱氧核甘酸和胸腺嘧啶脱氧核甘酸。DNA存在于细胞核、线粒体中，也可以以游离状态存在于某些细胞的细胞质中。大多数已知噬菌体、部分动物病毒和少数植物病毒中也含有DNA。每条染色体只含有1～2个DNA分子，每个DNA分子上有多个基因，每个基因含有成百上千个脱氧核昔酸。由于不同基因的脱氧核糖核昔酸的排列顺序（碱基序列）不同，因此，不同的基因就含有不同的遗传信息。
人体的基因是人体细胞内的DNA序列片段，DNA是生物遗传物质。生物的特性与物种的进化发展都是由DNA遗传物质所决定的。它稳定地代代相传，并以一定的频率发生变化,具有规律性。虽然整个人类的基因组由30亿碱基对组成，但不同的民族、不同个体的基因绝大多数区域是相同的，只有少数区域不同，不同区域被认为是人类基因组具有多样性的区域，是由于环境作用引起的DNA的变异所致，包括碱基缺失突变、插入突变和碱基转换等。一般认为，DNA序列中某特定位点的变异频率低于1％为突变，高于1％则为多态。相关联的突变的组合结构叫作单倍型，相关的几种单倍型构成单倍群。这些有规律的可循的变异或多态较忠实地记录了人类起源、进化、迁徙事件。因此，分析DNA的多态可了解群体的起源及其与周围群体的交流和事例过程。①
位于Y染色体非重组区域内的STR基因座（Y-STR）具有高度的多态性，是目前信息含量最丰富的单倍型分析系统。由于特有的父系遗传方式和高度的多态性，Y-STR系统除具有重要的法医学应用价值，特别是在性侵犯案件中混合成分的识别和亲缘关系检验中父系血缘关系的评价中被广泛使用外，Y-STR在种群遗传结构的研究中也表现出色，为单倍群树的构建和族群起源以及历史迁移提供了重要信息。研究基因主要是通过对基因的产物（蛋白质、酶）进行分析，得出某一人群在某一个基因座上各种类型（即等位基因）的频率。研究各族群的基因组的多样性，进行比较分类，这个研究很复杂，但是原理很简单：越是亲缘关系近的，基因组的相似程度就越高。遗传基因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其实也就是人类起源所在的地方。其原因是，人的基因的一些位点，在一定时间段里，是会发生突变的。这种突变积累得越多，就说明这个人群的历史越长。当人群的分化产生时，常常只是一小群人走了出去，这样他们携带的基因遗传多样性就不如原来的人群高。
当然，DNA方法同其他任何学科工具一样，一个工具产生之后，不能期望它去解决所有问题，它只能去解决遗传学可以解决的问题。从遗传学角度研究民族的源与流，其优点在于基因具有代代相传的稳定性，据此得出的结论也有较强的可靠性。但是，从遗传学角度研究民族的源与流也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有些基因受自然选择的影响；二是随机遗传漂变可以使某一人群中的基因频率发生一些随机的变化。这两者都会给追踪该人群的源与流造成一定困难，而利用多个基因座的等位基因频率，来研究民族间的血缘关系和民族的源与流，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克服这两方面可能造成的困难，而且选择不同地区与部门、不同目的、不同样本研究得出结论，可增强说服力，故本研究选用了不同地区与部门、不同目的、不同样本对畲族DNA研究得出结论进行论证，避免“实例取代实事”，以增强说服力。
二、科学比读
比较系统地用DNA技术分析畲族族源的著作，是2014年11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岭南民族源流史》一书。该书对“岭南”的鉴定是“指南岭山脉以南的广大地区，包括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和南海诸岛。”但书中专门写了畲族的族源，书中许多数据很有价值，许多观点给人启发。鉴于书的最后一篇即第四篇是“结语：史学与基因的交融刚刚开始”，因此，对认定畲族“分子人类学基因分析的裁判：畲苗族群”，①进行讨论，有着不同的解读。我们认为，此结论根据DNA工具得出，但对照DNA工具，及他们的观点,存在自相矛盾，需要重新比对、解读。
（一）自相矛盾
该项成果说，浙江景宁的畲族与广东连南的八排瑶的Y—SNP“距离比较近，而与大部分的瑶族距离远些，与布努群体则更远。看来起源上畲族与广东西北部的八排瑶有关系。
更明确的关系要通过STR的网络结构来判断，特别是苗瑶的特征单倍群M7的STR结构。”
在STR结构中，“畲族的主要类型也非常靠近中心位置，这说明畲族中的M7十分非常古老，应该是一种原生成分，而不是通过交流而获得自其他民族的。八排瑶与苗一布努类的关系很密切，与瑶族显然比较疏远。畲族有与八排瑶的联系，也有与苗和布努的联系。现在唯有广西贺州市鹅塘、沙田两个镇居住着土瑶，有6000多人，与广东连山的八排瑶相距比较近，在起源上也有密切的关系。所以，畲族应
该来源于苗一布努一八排瑶的类群。”①根据其这一论述，就不应该得出“畲族应该来源于
苗一布努一八排瑶的类群”，因在“在STR结构中，畲族的主要类型也非常靠近中心位置，这说明畲族中的M7十分非常古老，应该是一种原生成分，而不是通过交流而获得自其他民族的。”“对各个高频的单倍体做时间的估计，发现中国南方单倍群B,F,M7,R等大约5万年前就形成了，而发生族群分化的分支的年龄都有在2万年左右。”“八排瑶与苗一布努类的关系很密切，与瑶族显然比较疏远。”与瑶族大群体距离远，那么就有可能广东连山的八排瑶是畲族、或者与畲族有过融合，因连山靠近凤凰山。离布努群体则更远，就更不能归类于布努群体。
（二）方法错误
出现这一“自相矛盾”，导致结论的错误，重要的是方法错误。
1.与DNA方法背道而驰
以DNA这一遗传物质作为依据分析民族的起源，这是唯物主义的方法，是很好的科学方法，是此书的特色，也是科学。DNA方法是先比对、分析、解读数据，然后根据这些数据，结合历史文化，确定族属与关系。他们原先也是这么进行的。如在第一章《基因研究的悄然引入》中，列举了2002年李辉、侯井榕、杨宁宁的《广西六甲人来源的分子人类学分析》一成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县境内的古宜镇凤尾寨、周坪乡的马湾屯、下林江和溪脑屯的六甲人，人口约为三万多，操使六甲话，语言学界有不少学者认为六甲话归属于平话。六甲人有着不同于当地的侗、苗、瑶、壮及其他汉族群体的习俗。在民族识别过程中，三江六甲人于1952年曾经申报过“六甲族”；榕江的六甲人20世纪80年代以前也一直要求承认为少数民族，最后都被确认为汉族。很多的六甲人现在还认为他们不被承认为六甲族是因为人口太少了，而他们又“客不客，侗不侗”。于是研究者采用DNA工具进行分析。采集32个无可查亲缘关系的正常男子的血样。再经详细的调查排除掉其先祖中有侗族等其他民族的个体5个，研究的六甲人个体共27人。当中包括有侯、谢、荣、曹、吴、程和杨等姓氏，其中前四者是包括在六甲人的十二大姓中。结果，各姓氏内部的Y染色体单倍型并不一致。六甲人有的Hl、H5、H6、H8在各地汉族中是较普遍，而H11在南方汉族中也有。在单倍型种类上，云南、浙江、江苏、江西所含的种类都能涵盖六甲人所有种类。在各单倍型的频率上，六甲人与福建汉族最相近。把六甲人和各地汉族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出9个所占信息大于0.1％的主成分，因此，六甲人的遗传组成与汉族没有区别。说明六甲人虽然文化上较奇特，但血统上还是汉族来源，是汉族的一个支系。然后结合历史文献、民族志等资料，他们可能源福建。DNA技术分析与历史资料一致。①
还有对汉族客家人的分析也是如此，是从父系遗传的Y染色体SNP的主要成分分析福建客家男子，发现客家人数据结构中汉族结构占80.2％,类畲族结构占13％,类侗族结构占6.8％：各族的M7个体Y-STR单倍体型的网络结构分析，发现客家人中类苗瑶结构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湖北，二是来自广东。客家人之类侗族结构可能来自江西土著干越。客家人母系遗传的线粒体RegionV区段9bp缺失频率为19.7％,mtD-NA与畲族很近，不同于中原汉族。单倍体暂缺。根据地这些结果，李辉认为，客家人的主要成分应是中原汉人，畲族是对客家人影响最大的外来因素。②
对畲族族源研究，本应也如前两者一样，是通过畲族的DNA与其他民族DNA进行比对,看其与哪个民族比较接近，然后确定其相互关系。然而该著作还是与原先那些传统研究范式一样，物质与意识关系的错位，不是用物质说明意识，而是用社会意识来说明社会存在。此著是先定其语言，把畲族语言归类于苗瑶语，然后与苗瑶比对DNA,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在逻辑上，其实结论已经隐含在前提中了，不用比对DNA,自然畲族源于苗瑶了。
这也违背了他们自己的初衷。该著作的第二章的开头云：“通常对于群体的分类主要是基于语言、文化和体质特征，再结合地理位置来进行的。这种群体分类方法简单、明了。然而，这种简单的群体归类方法多少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如果再加上一些人为因素或政治因素的介入，群体的定义就会越来越不精确，致使很多群体的生物起源、迁徙等到问题变得愈加模糊，这无疑给人类学、群体遗传学等学科的研究和发展带来一定的制约甚至误导，因为群体是遗传学研究的基本单位，只有定义或划分了群体，对许多问题的研究才能继续进行，但很难知道基于这些标准的分类在遗传学上是否合理。”①
2.样本数量过小
得出这个结论的主要样本来自浙江景宁的畲族。浙江景宁虽然是畲族自治县，但是景宁的畲族人口只有一万多，占全国畲族总人口的比例较低，不是畲族人口最集居之地，且该成果只用56个畲民样本进行分析。广东连山的八排瑶的人口占全国瑶族的比例更低。所以其结束语承认，“至于运用基因分子所得出的结论，因为样本选择的数量、广度及代表性因素的影响，也有待进一步科学验证。”②该成果第四篇《结语：史学与基因的交融刚刚开始》亦云：“但一方面分子人类学对岭南民族的研究还有空缺或样本不足等问题，如对瑶族分子人类学研究，还没有做到对瑶族五六十个支系进行全面的基因分析，对汉族平话人十几个支系亦然，这就影响对岭南民族源流的全面评价，从而造成对岭南各民族迁徙及演变历史进程的探究显得比较单薄。另一方面民族史对岭南各民族源流的研究在许多问题上又一直纷纭缠绕，在吸收分子人类学成果的过程中往往难以对号，难以取舍，难以贯穿。”③然而，书中还是取学界传统的一说，进行对号、贯穿，于是造成畲族等民族源流上的不科学。如果不是从语言出发，而是从地域出发，把畲族归类于“百越”、南岛语族，而不是归类于“苗蛮”，那么在DNA中比对遗传基因，共性会更多，自然结论更科学。
3.没有注意到各民族在历史上是不断流动的
用DNA遗传信息来确定个体、特别是父子之间的关系具有近100％的正确性。但是用来确定民族之间的遗传关系，不是个体间关系那么简单。正如该书开头引用费孝通先生1993年在《关于中国民族基因的研究——〈中国人类基因组〉评审研讨会上的发言》，所说：
3月初，我收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寄来的“中国不同民族基因组比较研究"的项目指南，我觉得研究目标中所提出的研究旨趣，诸如为人类进化和我国各民族源流、迁徙和划分提供生物学依据，无疑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这一项目所涉及的背景研究，自然也离不开人类学与民族学及其它社会科学的配合。
中国大地上历史的沉积、文化的积累、现代社会的投射，有过去历史形成、发展的很多复杂的过程及现实基础，作为中国社会的不同群体的形成和发展，其生物基础也有一个复杂的过程，而基因研究可以对其复杂性有个基本的认识，其研究很有用处。
这种复杂性是极不平衡的，存在于区域之间，也存在于区域之内，有差别也有类同。中国历史上民族的分合过程及现代民族之间、民族内部的交流与整合，正是这一复杂性的典型体现。下面我提几点看法，仅供参考。
生存在中国土地的人最早的情况如何？这自然涉及到人类的起源。世界人类的起源并不是一个源，而是多源的。中国目前所发现的各进化阶段的人体化石，可以建立较完整的序列，说明中国这片大陆应是这很多源的一个。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人类化石为元谋人,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170万年左右，一般认为人类的分化即不同人种的出现是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目前，我们习惯用的人种分类是以1950年7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种宣言》所确定的蒙古利亚人种、尼格罗人种和高加索人种，分别称为“黄种”、“黑种”、“白种”。60年代以来，盛行地理分类法，仅以表征特征特别是肤色笼统的人种分类，常为区域性群体或区域性种族集团（EthnicGrouporEthnicstock）所取代。就是强调人类群体的区域性特征。
我在清华研究院结业时写了两篇论文，其中之一是《朝鲜半岛人种类型的分析》，这是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此后，也应当时驻北京的32军之约，调查该军体格，并对监狱犯人的体格特征进行分析。1935年与前妻王同惠女士去广西调查，我侧重于对当时称之为“特种民族”，即苗、瑶、侗、壮等少数民族的体质测量。我的这些研究，受到了我的俄籍导师史禄国教授的指导。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他把中原人的体质特征主要分为“a、β、r等若干种类型。华北、西北一带以a型为主，东南沿海到朝鲜半岛以β型为主，华南有较多的r类型。凭我的记忆说①，a型的人一般体高在1.60米以上，头型指数在70左右。面部特征表现为较细小的眼睛、宽额、扁平的鼻子、黄色的肌肤、宽阔的下巴、粗而长的头发；β型身高平均在1.60米以下，1.50米以上，类型指数在80左右，额部长而圆、鼻梁并不挺；r型，身高平均在1.50米到1.60米之间、长方型的脸，但双颊丰满、额长而宽、鼻梁不高、眼睛小、鼻端不尖稍圆。各类型的特征须查史禄国的原著。在此，我想把这三种类型的体质特征，和民族历史的迁徙联系起来谈几点看法。
中国各民族在历史上是不断流动的，而这些流动有它总的历史趋势。早在史前时代作为集团单位的人类群体就已存在，如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及甘肃青海的齐家文化之间的关联性。特别是陕西龙山文化经过宝鸡、天水，直接影响着甘青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其它新石器时代文化区中各类型也反映了不同群体之间文化的传播、交流、汇集的过程。此种文化上的交流，在体质特征上也应当有所反映。
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里，总的来说是北方民族的南下或东进，中原民族的向南移动，沿海民族的入海和南北分移，向南移的又向西越出现在国境。这一盘棋看清楚了，有助于我们的研究的展开。
在中国历史上，夏商周可谓东方β型与西方a型人种的第一次大汇合，发端于后称的羌戎之地的a型人，从夏开始向东进入关中西部，但其文化低于东方，实力强于西方。西方集团随后通过其军事力量，控制了东夷集团的齐鲁之地，作为β型的东夷集团子民，一部分β人开始了漫长的民族迁徙，其流向一部分进入朝鲜半岛，一部分分为两支，一支成为吴越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支为东夷中靠西南的一支，他们生活在淮河和黄河之间，这一批人，向长江流域流动，进入南岭山脉向东，在福建、江西、浙江的山区和汉族结合的那部分可能是畲，另外有一部分曾定居在洞庭湖一带，后来进入湘西和贵州的可能是苗。
在我前面提到的，《朝鲜半岛人种类型的分析》中，我看到β类型占的比重较大。1935年我所作的苗瑶等体质调查结果认为，苗瑶在体高和头型指数的系联表上所处的地位颇近于朝鲜半岛及华东人。在华南沿海地区的居民很可能有来自海上的r型，与吴越系统的β型相混合。上述民族集团的移动的路线，在人类学、民族学界并未定论，如果能结合不同民族基因的研究，把a、β、r等各种类型的特点找出来再进行比较研究，将有助于中国各民族人种问题的解决。
在对不同民族基因的研究中，我想在宏观上还应把握中国各少数民族历史和现状。我曾就此写过一篇“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对中国民族的变动及分合过程作了较为概括的研究，可供参考。在此，我想就操作层次提出一些意见，中国境内的民族集团所在的地域至少可以大体分成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农牧接触的多民族走廊，然后为云贵高原和南岭走廊、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其中不同区域内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似性及联系性要比不同区域之间不同民族的相似性与联系性多。此种特点在近年来的一些对少数民族的体质测量数据中也能反映出来。如彝族和藏族，男性头长的平均数最大为189.45和190.9,蒙古和维吾尔族分别为180.9和181.73。苗瑶侗族分别为1849、184.58、184.30；头型指数，彝族、藏族分别为78.52、79.94；蒙族和维吾尔族分别为84.25、84.68；苗瑶侗族分别为81.80、81.27、81.96②。其它体质测量数据也反映了这一特点。这与同一历史民族区内民族集团的频繁往来，关系甚大。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最好是以按历史形成的民族区域进行研究。
此外，我们还要注意中国境内的有待进一步识别的人类集团。
50年代，我们搞民族识别时，当时上报到中央的民族名称有400多个。由于历史原因有些也不是单一民族：经过二十多年的民族识别工作，我国多民族大家庭的构成基本上是搞清楚了，但还有些余留问题。现在已经提出要求识别的有：四川“平武藏人”，西藏东南部察隅县的僜人及南部定结县及定日县的夏尔巴人；云南省红河哈尼彝族自治州的苦聪人以及还有一些不大为外边知道的本人、空格、三达、阿克、布夏、布果、贫满、等角、卡志、巴加、结多等人。这些问题大多是“分而未化，融而未合”的疑难问题。
最后，我们还应考虑不同民族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因为这种文化水平也影响到他们的孤立和流动较小的特点。
中国在解放前还有一部分少数民族保存着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他们主要分布在云南边疆地区的独龙、怒、佤、傈傈、布朗、景颇、崩龙等族，此外还有居住在内蒙古、黑龙江一带的鄂伦春、鄂温克和赫哲族，以及聚居在海南岛的部分黎族（五指山区内）。基本上属于这一类型的一共大约有60万人，现在这些民族都发生了剧烈的文化变迁，但其仍保留着一些传统的基调。目前，可以说在中国境内完全与外界隔离的民族单位是不存在的，但相对封闭的民族集团如具有“语言孤岛”之称的一些民族单位还是在一定地区内存在。
总之，我们在进行民族基因的研究中，要多考虑不同民族的自然、人文特点，同时还应考虑来自各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与健康、疾病医药的关系。我相信这一研究，除自然科学的意义之外，在学术上和实践应用上，也是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有力推动。
衷心希望这一研究能取得期望的成绩！
注释：①我在清华研究院的论文因战乱在搬迁中遗失。②可参考《中国人体质调查续集》,上海科技出版社，1990,第1—46页。
此文由当时跟随费老读博士生的麻国庆整理而成，为纪念费先生，麻国庆博士把这篇讲话发表于2005年《开放时代》的第4期上。
虽然该书开头全文引用费孝通先生的讲话，但是书中却没有根据其讲话进行分析。
“中国各民族在历史上是不断流动的”、“我们在进行民族基因的研究中，要多考虑不同民族的自然、人文特点，同时还应考虑来自各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与健康、疾病医药的关系。”用这一观点看，用DNA来分析畲族族源的《岭南民族源流史》，认定“分子人类学基因分析的裁判：畲苗族群”，①结论的不科学。正如该项成果鉴定专家的《意见与建议》所说：“在该项成果研究中，太过于倚重分子人类学。分子人类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在人类学起源研究中还处在探索阶段；人类起源于非洲说也只是其中一说，况且上古人类与中古人类以至近代民族非是直线传承，其间的空间跨度相当漫长，因素也十分复杂，仅凭现代的人类基因分子来断定其与上、中古乃至近现代民族关系，有简单化之嫌，其观点必然会引起民族学界的争鸣。”①我们知道，历史文献上，南方少数民族部落长期被称谓为“蛮”，特别是苗瑶畲不分，书中也说“汉文史藉往往把畲族称为‘瑶人’或‘畲瑶’，有些地区的畲族也自称‘瑶人'或‘瑶家'；分布在粤东的操苗瑶语族接近苗语支（即瑶族的‘布努'方言）的部分畲族，在海丰、惠阳两县被汉人称为‘畲人'，但在增城、博罗两县却被称为‘山瑶'”。②从民族成份认定上看，20世纪50年代民族成份认定时，各村落主要根据自身认同，没有DNA技术，导致有的不一定科学。从地域上看，广东增城、博罗、连南等地是属于畲、瑶民族结合板块，不排除历史上民族融合。该成果的一项重大突破是“侗水人群约8000年前发源于福建厦门、广东汕头一带，后来可能由于政治压力向西北方向迁徙”。那么同样，瑶族有可能其中一部分是从凤凰山区迁徙过去的后再融合而成，因此，其DNA与其他瑶族不同，而与畲族有相同之处。
书中另一比对是线粒体DNA的多态性。“线粒体DNA的多态性也能体现出群体的特性。我们继续观察浙南这两个民族的线粒体DNA的单倍体情况。把线粒体单倍群大致分成了南北的两个类群。这两个类型都明显多于北方类型。这说明畲族是南方原住民族，而浙南汉族的母系成份中留有比父系更多的原住瓯越成分。”“非常特别的是畲族群体中有很高频率的Fla单倍体，这在其他民族群体中都是很少见的。Fla是一个古老的单倍体，在南亚语系的群体中就有已经存在，并且流传到了其他各个语系的人群。从网络结构中，笔者发现畲族的多态性并不低，其单倍体散布在网络结构的几个角落，这就说明畲族的Fla并不是瓶颈效应造成的。”③线粒体DNA的多态性，特别是畲族群体中有很高频率的Fla单倍体，这在其他民族群体中都是很少见的。Fla是一个古老的单倍体，在南亚语系的群体中就有已经存在，并且流传到了其他各个语系的人群。畲族更不能判断为“畲苗族群”，而应是南亚语系族群。
4.语言归类错位
把畲族语言归类于苗瑶语，仅仅采用学界的一种看法，而且是畲族人一直反对的看法,其实从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看，这个归类是错误的。
畲族语言也是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有的认为是“畲族讲的客家话”，有的认为“客家讲的畲族话”，把只占畲族人口不到1％的1000人的增城、博罗的畲族，讲苗瑶语的作为畲族，而把占人口99％以上畲民作为“越化”、“汉化”者，多数学者、特别是畲民不认同这一种观点。占人口99％以上畲民归纳到1％讲苗瑶语中，逻辑上大前提不正确。因而，犯了“大前提虚假”的逻辑错误。
也没有考虑到民族认定的实际。广东增城、博罗的畲族，自称是瑶族。1955年《广东民族识别调查》中云：“增城、博罗两县自称‘贺爹'，具有盘瓠传说和姓盘、蓝、雷、来的人却认为是‘瑶’，他们从未听老辈说过自己是‘畲’。1951年增城下水村来金德作为‘瑶族'代表去参加少数民族参观团，当时遇见海丰畲族代表，海丰畲族代表说：‘我们都是畲，你也是。’来金德就说：‘我不是，我们不来这里时，人家都是叫我们做瑶族的，你叫畲就叫畲，我们是认瑶族。’由此可见他们是很坚决的要称为‘瑶’。”“罗浮山区的群众说他们从祖公一直相传下来都说自己是‘瑶’讲的是‘瑶话’，族谱都是‘瑶人’，历代受瑶官统治，只向瑶官纳税，瑶官印上还写有‘增、龙、从、博抚瑶府’字样，解放前被被汉人称为‘山瑶佬'、‘山瑶仔'、‘瑶佬’、‘瑶仔’，他们使用汉语时亦自称为‘瑶人'，所以他们认为历代相传是‘瑶'，不是‘畲'。”“现乡干部及‘老大'蓝火桂、蓝石金提出意见说：畲族是政府说的……发土地证及普选时所填的‘畲族'也是别的同志写的，我们自己的祖公是'狗头王'，又拜盘古王，是‘山瑶'，不是‘畲'，是‘瑶族'，不是‘畲族’，要求政府将名称更正为‘瑶族'。”“对于连南瑶族他们认为虽然服饰讲话不同，也没有关系，姓同就是自己人，是同族。”①因此，畲民识别调查组主要成员、今中央民族大学施联珠教授认为，他们不是畲族，应认定为瑶族更合适。因而把这部分畲族作为畲族的样本也不恰当的。
5.与原有成果矛盾
李辉于2002年第4期《广西民族研究》发表的《百越遗传结构的一元二分迹象》中说，“最新的分子人类学材料——Y染色体DNA能对民族系统进行精细的分析。百越系统被发现与中国的其他系统差异很大，而与南岛语系民族（马来系统）特别是台湾语族群体相当接近。”“这些群体的Y染色体遗传结构体现出相当大的一致性，而与其他系统中研究过的群体完全不同。他们都有大量的M119、M110或M95、M88突变，而外族极少有这些遗传标记，与百越接触少的群体则没有。”“已经研究的百越群体显示出遗传发生关系和语言文化类型的差距，这与百越的整体认同和地域分化有关。”文章认为，“百越民族的起源问题。最初从非洲来到东南亚时，百越和南岛民族可能是同一个群体。而后百越民族北迁至广东，南岛民族南迁至马来。两者分开后分别发展成两个系统。”
（三）属南岛语族
从民族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与民族语言学的新证据、该书的DNA证据都表明，“南岛语族”与东南土著同属于一个人文系统，学术文献中的东南土著与“南岛语族”间并没有真正的文化内涵与族群系统的“差别”。该书表中（本书上页表）比对也指出，“畲族群体中有很高频率的Fla单倍体，这在其他民族群体中都是很少见的。Fla是一个古老的单倍体，在南亚语系的群体中就有已经存在，并且流传到了其他各个语系的人群。”因此，把畲族归类于南岛语族进行比对、分析，更科学。
“南岛语族（Austronesian）”即“马来一波利尼西亚语系”（Malayapolynesian）,其中包括近千种语言，使用人口在100万以上的语言最多不超过20种，其余都是小种语言。
南岛语系地理范畴分布在南太平洋到印度洋上的百多个岛屿，这些岛屿多数人口稀少，东至太平洋东部的复活节岛，西跨印度洋的马达加斯加，北到台湾岛北端，南到新西兰南端，主要居住地区包括中国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等地。南岛语族主要包括马来人（包括台湾高山族）、密克罗尼西亚、美拉尼西亚人、波里尼西亚人等几大族群，总人口达2.7亿，是一个十分庞杂的民族文化体系。
考古学方面看，南太平洋诸岛人来自中国东南沿海成为民族考古学者的共识。美国历史学派人类学家拜雅（H.0.Beyer）,在东南亚与大洋洲土著民族文化的调查研究上享有盛誉，他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直坚持菲律宾群岛地带做田野考古与史前文化的跨地域比较研究，是菲律宾考古的主要奠基人。其学生林惠祥教授运用拜雅及其同辈们的考古学研究，提出了马来民族起源于中国大陆百越系统的观点。厦门大学陈国强、蒋炳钊、吴绵吉、辛土成等，列举了考古与民族志材料中古代越族和东南亚民族共有的有段石锛、体质、语言、断发文身、缺齿、干栏、食人猎头、崖葬、洪水传说等为源流关系的主要证据，并从文献资料寻找越族三次向东南亚迁徙的事件，即楚灭越、秦统一岭南、汉武帝平两越等历史史实，延伸和发展了导师林惠祥教授观点，《百越民族史》一书认为，“早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百越民族的先民文化和东南亚各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关系就很密切，后来，越族曾数次南迁，特别是我国东南地区的越族，从大陆经台湾南迁进入菲律宾等地；在西南和南方的越族，也南迁进入印度支那等地。南迁的越族和当地土著一起，融合发展成为现在的东南亚民族。”徐松石先生出版的《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缘》，阐明了东南亚的“马来民族，缅甸民族，越南民族，泰民族和高棉民族等”，“他们的祖先都是由中国移民而来的。古代的中国南方住民，好像潮水一样，继续冲进这个区域。”
奥地利海因•戈尔登也根据中国和波里尼西亚都有段石锛的事实推断大洋洲的古文化有些是起源于中国的，主张东南亚史前文化和种族来源的北来说，认为新石器时代便有一种使用澳亚语（Austroasiaticspeech）而体质上属于蒙古利亚的民族迁移到了印度支那、华南大陆沿海、台湾、菲律宾、苏拉威西。日人鹿野忠雄也认为，波里尼西亚的有段石锛或者是由华南的民族及文化移动而传到，当时华南仍有土著民族，华南古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不但对东南亚、甚至对波里尼西亚都有关系。
2002年11月，凤凰山文化区的东山岛大帽山遗址开始首次发掘。这次发掘的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年代距今4300-5000年之间，位于东山县陈城镇大茂新村东北约1公里的大帽山东南坡。参加挖掘的工作人员有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和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的教授们，还有来自福建博物院和台湾中研院的研究员们。结果夭天都有发现：用来造船的原始工具——石镑、石箭镰、石球、凹石、各种纹饰的陶器、陶片、纺轮、骨制品和数不清的鱼骨、贝壳等等。夏威夷大学的罗莱教授说：“这里的石器无论是器形和制作手法，都与南岛语族的波利尼西亚石器十分相似。”而平潭岛的“壳丘头遗址”发现了目前最早的有段石锛，有距今6000年左右的历史，所以目前的国际考古学界和中国的考古学界就共同的把壳丘头当作是南岛语族最早离开原乡的起点。在对出土的石镑做了成分分析后，结果表明，绝大部分石镑的原材料竟来自澎湖列岛！原来生活在这里的原始居民，早在我们可以想象之前，就驾舟出海、渡过台湾海峡，频繁地来往于两地之间，进行双向交流。
来自哈佛大学的学者焦天龙也介绍说：“你看，这些陶器与澎湖列岛上锁港遗址的陶器有很多的相似性，而且我发现它们与台湾本岛某些遗址的陶器也惊人地相似。”尤其是在众多的出土文物中，有着大批红色的陶片，即便已经埋藏了五千年之久，今天看起来仍然是嫣红鲜艳。更是因为它看上去与在万里之外太平洋的小岛上出土的“红衣陶”如出一辙。而“红衣陶”是一种先抹一层红色化妆土再烧制而成的陶器，一直被认为是大洋洲新石器时代的“拉皮塔文化”居民群体的独特陶器。
南岛语族的许多岩画，如美拉尼西亚岩画中放射状图案和人体及足印，与东山的东门屿上发现的相类似。用放射线来表现太阳的光芒，是东山与美拉尼西亚岩画的共同特征，别无二致，同样反映了一种强烈的太阳崇拜意识。东山岛上还发现了不少的“祭祀穴坑”和“足印”岩画，南岛语族许多岛国上的岩画，都可以在漳州东山找到它们的联系。
民族学方面看，南太平洋诸岛上的居民都声称自己的祖先来自“北方的一个大岛屿”。有关权威专家研究表明，这些属于南岛语族的居民起源应该“位于中国台湾、澎湖列岛和东南沿海一带”。
体貌亦相似。从体质人类学上来说，南岛语族的个子比较矮小，比较黑，而福建沿海人一般都个子比较小，历史文献中记载凤凰山区早期有“小黑人”，有着相似的外形。2005年，遗传学家JonathanFriedlaender为了找出南岛语族在遗传学上的共性，对太平洋地区的41个族群中的952个个体进行研究，他分析了687类基因指标，既包括线粒体DNA,也包含Y染色体。分析结果显示，玻璃尼西亚人与台湾原住民的基因联系密切。这一结果表明，和台湾隔海相望的中国东南沿海是南岛语族的基因发源地。
福州大学闽商文化研究院院长苏文菁教授介绍说“从语言学上讲，有很多语言的基本词汇和语言结构是基本相似的”。厦门大学邓晓华教授在对闽方言和南岛语系的研究中表明，在当今的闽方言中，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南岛语系的词汇，而其中相关的闽方言特别是闽南语等。“比如说，闽南语中，脚就叫ka”，南岛语系的1000多种语言里，大部分有关腿或脚的词，都叫“ka”。在厦门等，都有叫“连坂”的地方，“坂”这个字的发音，在南岛语系中就是村子的意思。“肉”在闽南语中叫“ma”，而高山族叫“油”，“肉都是油的，所以两者在语言上有相关性。”通过寻找闽方言中同源词的数量、相似性分布，与上千种南岛语系的语言中的几种进行比较后，可以推断出南岛语是福建史前和上古时代先民的语言。①
东山方言为闽南语系，据考，标准闽南语是隋唐时中原正统汉语。但东山方言并非标准闽南语，它经常夹杂着许多无法用汉语拼音拼写出来的奇怪语音，但这种奇怪的语音却可以在南岛语系中找到归宿。
在夏威夷，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垂钓者事先都得在水边找来几块石头，码起来拜拜，否则鱼儿就不上钩，这与东山人“拜石公”的习俗相同。也与畲民一直保留的拜、谢猎神习俗相同。畲族自然村的村口，尤其是狩猎较多的村，直到20世纪中叶，基本上都有一个用三块石头搭起来的猎神庙，畲民狩猎前要在此处先祭拜，回来后要到此处致谢。
2010年5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湾“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等专家到泉州晋江深沪庵山遗址考察，亦发现庵山遗址出土的文物不少与台北十三行遗址出土文物十分相似，进一步证明南岛语族历史上的大迁徒中，台湾是一个重要迁徒地与中转地。
因此，5000多年前大帽山人或称东山岛人，或许就是今天南岛语族人的最早祖先，他们有能力借助原始的竹木筏穿越台湾海峡，并远航至辽阔的碧波万顷的太平洋吗？
结论当然是肯定的。由于气候原因，史前台湾海峡曾发生过3次比较大的海岸线变化。距今11万年前，台湾海峡的海平面比现在低130米〜140米，台湾岛和大陆是连为一体的；7万年前，台湾和大陆部分连接，虽然有浅海相隔，但是使用简单的舟楫还是可以通过的；在3万年前末次冰期，台湾和大陆仍有一定的连接，还可以方便通过。大陆和台湾岛的真正分离是从1万年前开始的，但是即使在距今5000年〜6000年前，两岸的交流依然十分方便、密切。
直到如今，仍然是可能的。2010年7月27月，法属波利尼西亚独木舟协会开始南岛语族“寻根之旅”活动，由6名南岛语族后人，使用船只总重量4吨，长15米、宽7米、桅杆高12〜15米，是一艘无人工动力的仿古独木舟，从南太平洋的大溪地起航，反向沿着先祖从中国东南沿海迁徙至太平洋诸岛屿的路线，开始他们近4个月的漂洋寻根之旅。一路上主要依靠风帆的力量顺风顺水航行，风小和没风的时候，船员们就必须划起船桨。为了真正体验祖先航海的生活，6个人都是在海里捕鱼生吃，或吃鱼干、喝椰子汁。沿途经过库克群岛、纽埃、汤加、斐济、瓦努阿图、圣克鲁斯群岛、所罗门群岛、巴布亚新几内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在历经1.6万海里航程后，登陆中国福建，在福州进行“寻根”文化活动。法属波利尼西亚独木舟协会长凯达布说，“我们的宗教信仰来自欧洲，但从人类学来讲我们的根在中国，这是一次回顾历史的历程。”易立亚等6名南岛语族后人参观平潭壳丘头遗址及相关博物馆时表示，石镑、石戈以及石叉等物品，在波利尼西亚仍常见。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东山人等漂洋过海呢？从中国历史看，居住在东山岛等地土著，是一个择水而居、擅长造船和航海的民族，他们是古书中记载的古越族的一支——实为畲家先民，后来中原地区的华夏文明越来越兴盛，畲家先民面临着被同化或被消灭的命运。他们一定不甘于就此消失，于是他们的目光投向了那一片浩瀚无际的蓝色大海。他们中勇敢的一群人，驾着竹筏、在星辰的指引下，乘着季风和洋流，驶人了茫茫的太平洋深处。但是一些古老的族群特质则隐秘地保留了下来，隐藏在信仰、风俗、语言和行为之中，向有心寻找的后人们透露出祖先的秘密。②而留下来的人们，由于汉代开始封建统治者的不断镇压，遁入山中的成为今天的畲族，他们无论老少，全认同来自凤凰山。
三、普遍结论
1.钟为群、郭俊明、缪春华、叶金花、黄功华、钟富有，从江西、浙江、福建三省8个畲族家系31个个体中抽血提取DNA,用PCR技术对其apoB基因多态性位点进行扩增。结果表明：所有子代的扩增片段均可从父母的扩增片段中找到来源，子代为纯合子者，其父母的扩增片段中至少有一条相同，纯合子父亲的扩增片段在几个子代中同时出现。实验证明：畲族人群apoB基因的多态性遵循孟德尔定律。①
2.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的张文峰、郭俊明、张志新、李伟，以PCR/SSP方法对中国畲族105个血样本进行了DNA分型，结果与我国汉族（北方、广东）、布依族、突尼斯人和法国高加索族的相关资料进行比较分析，显示中国畲族HLA-DRB1的等位基因数与以上民族的等位基因数有显著性差异，呈现多态性分布。②
3.福建医科大学检验系、吉林医学院免疫教研室、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卓孝福、郭永建、戴庚孙、尹学念、徐玖瑾、杜若甫，对畲族血浆组特异性成分（Gc）、红细胞磷酸葡萄糖变位酶1（PGM1）、酸性磷酸酶（AcP1）、6一磷酸葡萄糖酸脱氢酶（6-PGD）、腺昔脱氨酶（ADA）、腺昔酸激酶（AK1）的遗传多态性进行了研究。Gc与PGM1是用薄层聚丙烯酰胺凝胶等电聚焦分析的，AcPl、6—PGD、ADA及AK1是用淀粉凝胶电泳分析的。各基因座的基因频率分别为Gc*1F0.4722、Gc*lS0.2421、Gc*20.2738；PGMl*lA0.5357、PGMl*lB0.1627、PGMl*2A0.1587、PGMl*2B0.1429：AcP*lA0.1825、AcPl*B0.8175；6-PGD*A0.968。
3、6-PGD*B0.0278；ADA*10.9881、ADA*20.0119；AK1*11.0000»畲族Gc、PGM1、AcPl、6-PGD和ADA基因为多态，而AK1基因为单态。发现1例带有6-PGD*R和3例带有Gc*1A2变异等位基因的个体，其中Gc*1A2基因频率为0.0119,达到多态水平。③
4.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云南大学生物系的杜若甫、肖春杰，根据38个基因座的基因频率，对我国各地的汉族人群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血缘关系及各族的人种归属进行了分析研究，研究的全部计算、制图，都是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LLCavalliSforza教授实验室中用Philip软件进行的。
根据中国各地汉族人群和少数民族（共38个）基因座上的基因频率数据，计算了这些人群和民族两两之间的Fst遗传距离，然后根据遗传距离进行了聚类分析，绘出了聚类图，用的是相邻单位连接法（Neighbor-joiningmethod）。此外，还利用这些基因频率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然后以第一、二主成分为坐标，绘制了主坐标图。
结论：
（1）中国人（包括汉族与少数民族，从遗传学看，俄罗斯等个别少数民族也许应除外），可分为南北两大群，即南方蒙古人种与北方蒙古人种，长江以南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属南方蒙古人种，长江以北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属北方蒙古人种。
（2）汉族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的华夏族，本属北方蒙古人种,由于不断融合各地的其他民族,今天南方的汉族却属南方蒙古人种。
（3）各地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在血缘上相近，而南、北汉族间的血缘却很远，这说明，长期以来汉族与少数民族间有很多血缘交流,主要是少数民族大批地融入汉族,其次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之间通过通婚和小批移民融合。①
5.福建医科大学检验系、吉林医学院免疫学教研室、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卓孝福、郭永建、尹学念、戴庚孙、徐玖瑾、杜若甫,
根据基因频率探讨畲族的起源。方法根据畲、侗、回、白、土家、苗、彝、藏、满、瑶、哈尼、布依、蒙古、朝鲜、壮、维吾尔及汉族（漳州、成都、哈尔滨、贵阳）等20个人群的AcPl、6-PGD、ADA、AK1、PGMl基因座的基因频率，计算基因分化系数和群体之间的标准遗传距离（D）。根据人群之间的D值进行聚类分析。结果：基因分化系数为0.81％。畲和维吾尔及藏族的D值较大，分别为0.0157和0.0117。畲和漳州汉族及回族的D值最小，都为0.0088,畲族和其他人群间的D值在0.0014-0.0099之间。畲和苗、漳州汉族较先聚类，和瑶族较后聚类，和维吾尔族最后聚类。结论：畲族可能源于古代“南蛮”。②
6.江西省赣南医学院生物化学教研室的郭俊明、钟为群、赖日勇、叶金花、黄功华、毕新生，用聚合酶链反应（PCR）技术对中国畲族群体270名无关个体D17S30位点的VNTR进行了研究，共检出12个等位基因，片段大小为168bp〜1008bp,基因频率为0.0056〜0.3259,杂合度为79.10％,父权排除率为0.43580家系分析表明，扩增片段按孟德尔方式遗传。统计学分析证明，本资料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定律（x2=79.97,v=66,P=0.1158>0.05）。
为分析福建、江西和浙江3省畲族之间的关系，用聚合酶链反应（PCR）对上述3省的3代均为畲族的无关个体的载脂蛋白B（apoB）基因和D17S30位点的数目可变的串联重复（VNTR）序列进行研究。结果为：6个共有的apoBVNTR和5个共有的D17S30VNTR等位基因在3省畲族中的分布相同，为进一步在基因水平上研究他们的亲缘关系奠定了基础。检测DNA多态性的方法在研究民族起源、变迁和民族识别以及各民族间亲缘关系等方面有广泛的应用价值。①
7.俞建昆、褚嘉祐、钱亚屏、孙浩、史磊、史荔、初正韬、杨昭庆、林克勤、陶玉芬、黄薇、金力，利用30个荧光标记的人类常染色体STR位点的引物，对中国白族、纳西族、土族、撒拉族、山东汉族、畲族6个民族进行了多重PCR扩增，产物在AN1377测序仪上进行变性聚丙烯酸胺凝胶电泳和基因扫描及分型，然后用Shriver的Dew法计算遗传距离，用Weighbor-Joining法和UPGMA法构建了系统发生树，结合有关资料分析了它们之间的遗传关系。结果揭示：撒拉族与土族的遗传距离较接近，为0.033，但与其余4个民族的距离则较远，均大于0.12；土族与纳西族和山东汉族的距离较近，分别为0.038、0.063；白族与山东汉族的距离最近，仅为0.007,而与纳西族相近却有0.075的距离，与土族的距离也较远，为0.112；纳西族和山东汉族之间存在着0.100的遗传距离；畲族与其他5个民族群体的距离均超过了0.12,关系较远。在构建的系统发生树中，纳西族、撒拉族和土族聚成一簇，汉族、白族聚成一簇，畲族单独为一枝。这一结果与它们的地理分布和民族历史基本上是一致的，并可为结合历史和考古资料综合分析这6个民族的起源、迁移、形成和发展提供遗传学依据。②
8.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医学生物学研究所的班贵宏、褚嘉祐、许绍斌、杨昭庆、钱亚屏、俞建昆、纳剑波、刘晓娟、张思仲，通过对中国13个群体（云南汉族、广东汉族、山东汉族、白族、傣族、拉祜族、黎族、纳西族、撒拉族、畲族、土族、佰；族和云南藏族）共577例无亲缘关系的研究对象的DNA样本进行MICA基因微卫星扫描分型，获得了该微卫星的不同等位基因在各群体中的遗传数据。结果表明，该微卫星在不同群体中的分布存在差异，并有较高的多态信息含量（PIC）,是一个有用的遗传标记，在人类进化研究、个体识别、亲子鉴定、基因作图与定位以及疾病诊断方面可能有较大的潜在应用价值。①
9.浙江省血液中心、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医院的傅启华、金蕾、王景仙、何吉、洪小珍、严力行，对景宁87名畲民进行HNA-1基因频率调查，结果如表：
结论：浙江景宁畲族人群是一类有自身血型遗传特点的东方人群。②
10.赣南医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研室的范启兰、张文峰、郭俊明、叶金花、赖日勇、许春鹃，对江西、浙江和福建三省不同地区的畲族人群Alu插入频率进行比较研究。方法是以中国畲族群体的117名男性个体为研究对象，采用PCR-SSP法扩增后琼脂糖凝胶电泳分离的方法检测结果。结果：我国畲族人群中Alu插入的基因频率为17.1％；江西、浙江和福建三省不同地区的畲族人群中Alu插入频率无显著差异。结论：DYS287位点作为一种稳定、可靠的遗传标记可以为研究民族间的遗传关系及其起源提供可靠的证据。③
在《中国临床康复》上发表的《中国畲族人群DYS287遗传多态性的研究（英文）》，进行更加具体表达。背景是DYS287位点是位于Y染色体长臂Yqll的一个Alu序列插入多态（YchromosomalAluinsertionpo1ymorphism,YAP）,关于中国畲族人群DYS287遗传多态性的研究尚缺乏。目的是揭示中国畲族群体DYS287位点多态性的分布规律，以及畲族人群与其他少数民族在此位点多态性方面的差异和联系，为医学遗传学、人类学和法医学等的研究提供可靠数据和科学依据。设计是前瞻性研究。地点、对象和方法：在江西、浙江、福建三省畲族世居区内随机选择无血缘关系、三代为畲族的男性个体117例，抽取静脉血5mL,倒至用肝素溶液浸泡过的纱布中，室温条件下自然干燥，制成血纱块。提取DNA后,采用PCR-SSP法对此位点进行扩增，经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结果。主要观察指标：①将电泳后的凝胶置于紫外检测仪下观察是否有455bp扩增片段。②不同地点的采样例数、YAP+例数，Alu插入频率比较。结果：117例畲族男性个体中有20例为YAP+,PCR扩增片段为455bp,YAP+频率为17.1％；江西、浙江和福建三省不同地区的畲族人群Alu插入频率（即YAP+频率）分别为18.18％,18.06％,13.04％,YAP+频率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结论：DYS287位点作为一种稳定、可靠的遗传标记可以为研究民族间的遗传关系及其起源提供可靠的证据。①
11.浙江省血液中心的何吉、许先国、傅启华、刘晋辉、金蕾、严力行，为了解浙江畲族和汉族人群D3S1358、D16S539、THO1、TPOX、CSF1P0,D7S8206个短串联重复序列（shorttandemrepeat,STR）位点遗传多态性特征。随机抽取108名浙江景宁畲族和102名浙江汉族无血缘关系个体的静脉血，应用AmpFiSTRCofiler试剂盒扩增6个STR位点，PCR产物经ABIPrism377序列分析仪电泳后，用基因扫描软件进行分析。结果：畲族和汉族人群6个STR位点均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畲族人群D3S1358、D16S539、THO1,TPOX、CSF1PO、D7S820位点杂合度分别为0.8028,0.9148,0.7522,0.6728,0.9123,0.8338,期望排除率分别为0.4067,0.6057,0.4437,0.3200,0.5250,0.5358,个人识别率分别为0.6690,0.7841,0.6447,0.5382,0.7298,0.7296。累积个人识别率为0.9991,累积期望排除率为0.9805,累积多态信息含量是0.9988。在D3S1358、D16S539、TPOX位点畲族人群与汉族人群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结论：浙江畲族人群有其自身的STR等位基因分布特征。所得到的数据可为法医个人识别、亲子鉴定及遗传学研究提供依据。②
12.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侦查系、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浙江省丽水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张幼芳、李佑英、兰樟彩、林发生,调查浙江畲族人群STR基因座的遗传多态性，120个样本取自浙江省丽水市畲族聚居地。试剂选用Chelex-100（Bi-Ra公司）；ProfilerPlus试剂盒（ABI公司）。主要仪器选用9600型PCR扩增仪（ABI公司）：ABI310基因分析仪（ABI公司）。方法是所有检材均用Chelex-100提取法提取DNA,反应体系总体积为10ul,含DNA模板Ing•PCR反应混合液4ul,引物混合液2ul,TaqGoldrDNA聚合酶lu,去离子水补足到10ul。反应在9600型扩增仪上进行。扩增条件按试剂盒操作手册进行。扩增产物的检测分析按常规方法进行。
结果：浙江畲族人群D3S1358,VWA,FGA,D8S1179,D21S1KD18SS1,DSS818,D13S317和D7S820等9个STR基因座的等位基因频率分布见表1。在120个无关个体中发现各基因座等位基因数分别为6,7,10,8,11,15,8,7,8个，发现的基因型数分别为15,21,29,26,28,44,22,20,19个。经xz检验，9个STR基因座基因型观察值和期望值无显著性差异，P均大于0.05,符合Hardy-Weinberg遗传平衡定律。
9个STR基因座的杂合度H）、个体识别能力DPO,偶合率PM）、非父排除率PE）、多态性信息总量PIC）的计算结果见表2。统计分析结果表明，9个STR基因座的实际杂合度在0.655—0.842；DP值在0.878—0.960累计DP达0.9999999999；PE值在0.363—0.679累计PE达0.9992,是极有应用价值的遗传标记系统。各基因座的PIC均高于0.6,表明这些基因座均可为有限的物证检材的检验提供较多的多态性信息量，说明该9个STR基因座适用于浙江畲族人群法医学个人识别和亲子鉴定。
将浙江畲族人群和浙江汉族人群9个STR基因座的等位基因分布频率分别进行t检验,结果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①
13.福建医科大学细胞生物学与遗传学系的游晓青、林玲、陈景龙、姜芬、邹起练，为研究福建畲族男性线粒体DNA11719遗传多态性，用聚合酶链式反应和DNA测序等方法对30例福建畲族男性线粒体DNA进行检测分析，结果表明30例线粒体DNA均存在11719位点G-A变异。由此推论线粒体DNA11719G-A变异是福建畲族常见的一种遗传多态性。①
14.浙江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研室的闫春兰、詹金彪、邵靖宇，研究了浙江畲族人群中DYS287和DYS440位点的多态性。方法是采用聚合酶链反应扩增DYS287和DYS440,PCR产物用2％的琼脂糖电泳分析100名畲族个体的基因型。结果：100名个体DYS287位点全部是YAP-,没有发现YAP+；10名为DYS4403,占总人群数的10
％,其余90名是DYS4404。结论：浙江畲族人群DYS287和DYS440多态性与属于汉藏语系的其它民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因此这两个基因位点对研究人类的进化是一种稳定的、重要的遗传标记。②
15.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医学生物学研究所医学遗传室的俞建昆、孙浩、史磊、史荔、钱亚屏、黄小琴、车艳春、褚嘉祐，选取Y染色体非重组区上17个双等位基因位点，利用ASPCR和PCR的方法对云南的怒族、保像族、纳西族、青海的撒拉族和福建的畲族进行了检测分型，确定了每一个体由这17个位点所构成的单倍型，并与国内
其它20个民族群体的结果一起进行了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YAP、M15、M89、M9、M119、M95、M88、M45、M122、M134、M17、M120等12个位点在5个民族群体中均有不同的频率分布，其余5个位点没有发现多态变异，其中M122（C）在怒族、像傣族、纳西族、撒拉族和畲族中的频率分别是82.1％、31.6％、5.9％、20％、69.3％；YAP+R在撒拉族中有2.2％的频率；傈傈族的M95（T）的频率最高，达68.4％。5个群体中共发现了12种单倍型，单倍型频率主要集中分布在H5、H6、H8、H11和H12,各民族群体的单倍型有各自的分布特点。
主成分分析的结果显示：傈傈族则与苗瑶、侗壮语族的民族群体聚到了A簇；畲族、怒族与汉族群体紧密，聚到了B簇；而撒拉族、纳西族则与藏缅语族和阿尔泰语系的民族群体聚为C簇。①
16.黔南民族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龙友国、余跃生、龙思方、戎聚全、邱祥智、陆玉炯，为探讨中国南方27个民族群体的遗传关系。方法是对27个民族群体CSF1P0.TPOX和TH01基因座基因频率的分布特点进行比较分析，计算群体间的遗传距离，绘制系统发生树。结果：27个民族群体的CSF1P0、TPOX和TH01三个基因座分别以等位基因10、11、12,8、11和7、9的频率最高。浙江畲族和广州汉族遗传距离最大（1.0565）。②
17.福建省医学科学研究所的金静君、薛士杰、赖力、何萍、胡洁，根据“知情同意”原则，采集100份福建地区非血缘关系健康畲族个体血样，每个采集个体均追溯3代家族史以确保其代表性。年龄范围14-49岁。方法是荧光标记15个短串联重复序列（（STR）位点和一个性别位点并进行PCR复合扩增，用ABI遗传分析仪以毛细管电泳技术对100例福建畲族无血缘关系健康个体PCR产物进行电泳分离基因，并以分析软件进行基因分型。
结果：（1）15个STR位点的PCR扩增和毛细管电泳结果（表1）：100个畲族样本的15个STR位点均得到良好的扩增和电泳。（2）福建畲族15个STR基因座基因频率分布（表1）：15个STR位点的等位基因在福建畲族的分布较为均匀，但也出现相对的低频（0.0050）和高频（0.5550）o经r检验比较各基因型的观察值和期望值，结果P>0.05,表明所有15个STR基因座的基因型分布均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3）15个STR基因座遗传学指标（表2）：15个STR位点的HET在0.6300-0.8900之间，DP在0.7680-0.9590之间，EPP在0.3280-0.7750之间，PIC在0.5200-0.8600之间。累积DP和EPP分别达至0.99999999和0.999992880结论：15个STR位点均有较高的遗传多态性，并有丰富的信息含量，适合作为福建畲族地区的遗传标记。①即畲族是独立的一个少数民族。
18.叶健、姜成涛、裴黎、季安全、赵兴春、刘冰，收集汉族、锡泊族、畲族、壮族、藏族等5个民族群体血样共1200份，提取DNA,应用复合扩增方法检测1200名5个民族群体无关个体的24个基因座的等位基因分布。
D6S1043.D2S1338和PentaE基因座对中国汉族、畲族、壮族、锡泊族、藏族等民族群体的群体馈传学调杳结集见下表
TPOX和TH01基因座的群体遗传学调查结果：TPOX和TH01两个基因座对中国汉族、畲族、壮族、锡泊族、藏族等群体进行基因座多态性调查。结果见下表
结论：TPOX和THO1基因座的等位基因在5个民族群体中分布不平衡；D2S1338、D6S1043和PentaE等3个STR基因座在5个民族群体中均具有高度遗传多态性，等位基因频率分布均匀，在各群体间无显著差异，而且等位基因传递遵循孟德尔遗传规律。结论确定出DNATyperTM15试剂盒中的14个适合中国人群体遗传学特征和法医学应用的STR基因座。①
19.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妇产科、温州医学院基础医学实验中心的夏露、吴淑珍,对浙南畲族群体的D18S865,D18S535和D18S1364三个短串联重复序列基因座的遗传多态性进行调查分析，获得相应多态性基因座的群体遗传学数据。方法是从无血缘关系的110名浙南地区畲族个体的抗凝血中提取DNA,进行PCR扩增，聚丙烯酰胺凝胶垂直电泳（PAGE）并银染。结果D18S865、D18S535和D18S1364基因座的等位基因分别为6,9,11个，基因型分别为15,27,38种。基因型频率的分布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三个基因座的观测杂合度分别为0.773、0.773、0.891,多态信息含量分别为0.730、0.800、0.850,三个基因座联合个人识别力为0.9998。结论：所得到的等位基因频率数据可为浙南畲族人群法医个体识别，亲子鉴定及遗传学研究提供更多依据。②
20.福建省人口和计划生育科研所、福建省福安市计划生育服务站、中国医科大学的林敏、刘琼珊、黄以兰、车敏、李长祺、刘彦斌、李腾、杨帆，对福建畲族人群X染色体上12个STR基因座遗传多态性进行分析，探讨其种族特异性及其在法医学中的应用。方法：应用InvestigatorArgusXT2试剂盒对102例福建畲族无关个体的血样进行复合扩增及基因分型。结果：共检出122对等位基因，基因频率范围为0.007〜0.575,12个位点的女性基因频率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结论：12个STR位点除DX7423外，均具高度的多态信息含量。③
21.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市石景山区五里坨医院的百茹峰、杨利海、袁丽、梁权赠、鲁涤、杨雪、石美森，应用Y-filerTM试剂盒及基因分型技术，检测152份福建畲族无关男性个体17个Y-STR基因座的多态性分布，计算等位基因频率及单倍型多样性，并结合已公开发表的其他11个群体相应基因座的单倍型资料，分析福建畲族群体遗传距离和聚类关系。福建畲族DYS385a/b基因座检出50种单倍型，其15个Y-STR基因座分别检出3-11个等位基因，基因多样性GD值在0.4037（DYS391）～0.9725（DYS385a/b）；观察到DYS19和DYS390基因座双等位基因和DYS385a/b基因座三等位基因，以及DYS448等部分基因座出现的“offTadder”等位基因现象。17个Y-STR基因座共同构成的单倍型144种，其中138种单倍型出现1次，5种出现2次，1种出现4次，累计GD值为0.9990。从遗传距离分析发现，福建畲族与浙江汉族之间的遗传距离最近（0.0042）,与青海藏族（0.2378）之间的遗传距离相对较远。福建畲族最靠近由台湾群体、浙江汉族、南方汉族等典型南方汉族群体聚成的分支区域。结果表明该17个Y-STR基因座在福建畲族群体中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态性，对建立Y染色体STR数据库，研究群体遗传学和进行法医学应用有重要意义。①
22.贵阳医学院分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的任凌雁、何燕、张婷、王婵娟、官志忠、单可人，调查贵州9个世居少数民族线粒体DNARegionV以及Y染色体DYS287位点多态性情况，为贵州相关少数民族的遗传背景研究提供可参考的分子遗传学数据。采用PCR-聚丙烯酰胺凝胶（PCR-SDSPAGE）技术、PCR-琼脂糖凝胶电泳技术检测线粒体RegionV9bp序列的缺失、Y染色体DYS287位点多态性。结果显示在本次研究的9个少数民族中线粒体DNA的RegionV发现2种多态性，即标准型和缺失性，仡佬族、畲族、壮族、仫佬族、毛南族、蒙古族、回族、羌族、满族线粒体DNARegionV9bp缺失频率分别为：26.6％、25％、20％、18.3％、13.3％、10％、8.3％、6.7％、5％；Y染色体DYS287多态显示仡佬族、仫佬族YAP+携带率分别为20％、1.67％,其余民族全部显示为YAP-。研究获得贵州9个民族人群线粒体DNARegionV及Y染色体DYS287位点多态数据。②
23.福建省宁德市闽东医院中心实验室的林妙春、郑建明、叶晓峰、游平弟、郑长业、洪永强，对闽东地区汉族与畲族人群CYP2C19基因多态性分布情况进行分析研究。方法是采用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聚合酶链反应（PCR-RFLP）,对汉族（n=140）与畲族（n=180）人群CYP2C19两个多态性位点CYP2C19*2和CYP2C19*3的基因多态性进行分析，用SPSS16.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Hardy-Weinberg遗传平衡定律验证基因型分布情况。结果：汉族与畲族人群各种基因型出现频率分别为：*1/*114.3％,28.9％；*1/*228.6％,30.0％；*1/*311.4％,16.7％；*2/*221.4％,9.4％；*2/*321.4％,12.8％；*3/*32.9％,2.2％。汉族与畲族CYP2C19不同等位基因出现频率：*1为34.3％,52.2％；*2为46.4％,30.8％；*3为19.3％,16.9％。结论：闽东地区畲族与汉族CYP2C19*2与*3等位基因突变率存在差异，畲族人群基因突变率低于汉族（P<0.05）。③
24.福建省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的林敏、车敏、黄以兰、李长祺、刘琼珊,对2013年4月〜2015年5月间采集的103份福建畲族无关个体样本进行Y染色体上11个短串联重复序列（STR）基因座遗传多态性分析。方法是应用InvestigatorArgusY-12扩增系统进行复合扩增，用310遗传分析仪进行基因扫描和基因分型。结果：共检出82个等位基因，基因频率范围为0.0097〜0.6990,基因多样性GD值为0.4533〜0.9596,11个Y-STR基因座共同构成单倍型91种，其中81种单倍型出现1次，8种出现2次，2种出现3次，单倍型多样性HD为0.9728。结论：11个Y-STR基因座在福建畲族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态性。①
25.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上海市法医学重点实验室、新疆警察学院、苏州大学医学部法医系的边英男、特来提•赛依提、朱如心、赵琪、张素华，运用毛细管电泳分型技术，对53名福建地区畲族男性无关个体的26个Y-STR基因座进行检侧，获得基因型分布状况，计算等位基因频率及单倍型多样性等群体遗传学参数，并对福建畲族与其他民族群体遗传关系进行分析。
人类Y染色体是男性特有染色体，含有基因组中最大的非重组区域，可用于父系血统的追溯。近年研究发现，许多位于Y染色体非重组区域内的STR基因座（Y-STR）具有高度的多态性，是目前信息含量最丰富的单倍型分析系统。由于特有的父系遗传方式和高度的多态性，Y-STR系统具有重要的法医学应用价值，特别是在性侵犯案件中混合成分的识别和亲缘关系检验中父系血缘关系的评价中被广泛使用。此外，Y-STR在种群遗传结构的研究中也表现出色，为单倍群树的构建和族群起源以及历史迁移提供了重要信息。随着国际Y-STR数据库的建立和Y-STR基因座的不断发现，Y-STR将为这些领域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对各族群遗传信息的研究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他们的遗传背景和相互关系。目前已有汉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满族和壮族等几个民族的Y-ST基因座的群体遗传学参数得到了研究。本研究应用Goldeneyetm身份鉴定系统26Y试剂盒［基点认知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简称Goldeneyetm26Y）对53名畲族男性无关个体进行Y-STR基因座分型，检测单倍型分布状况和频率信息以及遗传多态性，评估其法医学应用价值，为个人识别和亲权鉴定提供基础群体数据，同时对畲族与其他民族的遗传关系进行分析。
（1）等位基因频率和GD值
26个Y-STR基因座在53名福建地区畲族男性无关个体中的等位基因频率和GD值如表所示。
在26个Y-STR基因座上共观察到126个等位基因。单拷贝STR基因座的等位基因频率范围为0.0189〜0.8868,多拷贝STR基因座（DYS385a/b）的基因型频率范围为0.0101～0.3333。在26个Y-STR基因座中，除了DYS456,DYS39、DYS388.DYS533、DYS393,DYS389I和DYS438以外，其余19个Y-STR基因座的GD值均大于0.5,在畲族人群中展现出较高多态性。基因座DYS449拥有最高的GD值0.8462,紧随其后的是多拷贝基因座DYS385a/b为0.8434。在GD值小于0.5的7个基因座中,DYS456（0.4884）、DYS391（0.2112）、DYS393（0.4594）、DYS389a/b（0.3302）和DYS438（0.3120）5个基因座源自于YHRD推荐的17个标准基因座（DYS456.DYS389KDYS390.DYS389IEDYS458、DYS19、DYS385a/b、DYS393,DYS391,DYS439.DYS635.DYS392,GATA-H4、DYS437,DYS438和DYS448）=其中，DYS391基因座在此前的其他群体遗传学研究中也呈现出低多样性的特点。
（2）不同Y-STR系统群体遗传学参数
研究对4个不同水平单倍型系统（基木Y-STR系统、PowerPlexY系统、Yfiler系统和Goldeneye26Y系统）的群体遗传学参数进行观察，结果见下表。
使用26个基因座时可在53名无关个体中检测出47种单倍型，其中仅出现一次的单倍型（即唯一单倍型）有41个。使用9个基因座、12个基因座和17个基因座时，单倍型种类分别减至32、34和43个，其中唯一单倍型分别减至26、28和36个。发现使用26个基因座可以明显提高系统识别能力。26个基因座在畲族中的HD值为0.995646,而9个基因座、12个基因座和17个基因座的HD值分别减至0.9521、0.9615和0.9898。DC值也呈现相同的趋势，即随基因座数目的减少而降低，由0.8868（26个基因座）减至0.8113（17个基因座），0.6415（12个基因座）和0.6038（9个基因座）。当基因座数目由17个增加到26个时，53名个体中唯一单倍型比例由67.92％增加至77.36％。
（3）群体遗传关系的分析
畲族是我国南方游耕民族，集中居住在福建、浙江广大山区，其余散居在江西、广东、安徽等省。唐代时已有畲族先民居住在闽、粤、赣三省交界的闽南和潮汕等地。长期以来畲族人民与汉族人民“大杂居、小聚居”，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相互交融、日渐接近，但依然在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和语言等方而还保留有本民族的特点。本研究利用群体遗传学中表示物种或民族间遗传差异或分化的重要参数RST构建了遗传距离矩阵。结果显示，福建畲族与闽南汉族之间遗传距离最近，其次是南方汉族，与北方民族的遗传距离相对较远，这与畲族发展迁移历史相符合。基于遗传距离构建的MDS图结果如图所示。
本研究对福建地区畲族群体的26个Y-STR基因座进行研究，得到了等位基因频率和单倍型数据，为建立该地区Y-STR分布数据库、法医学应用及遗传关系的分析提供了良好的基础。GoldeneyetmDNA身份鉴定系统26Y试剂盒所包含的26个Y-STR基因座在福建畲族中多态性较好，在特殊案件中可作为良好的补充体系，具有法医学应用价值和遗传关系的分析价值。
结论：53名无关个体中的26个Y-STR基因座共观察到126个等位基因，等位基因频率为0.0101-0.8868,26个Y-STR基因座的GD值为0.2112～0.8462,有19个基因座的GD值大于0.5。共观察到47种单倍型。根据Rst构建的遗传距离矩阵显示福建畲族与闽南汉族之间遗传距离最近，其次是南方汉族，与北方民族的遗传距离相对较远。①
本研究虽然是为司法、医学而做，但其结果对畲族族源也有意义，“福建畲族与闽南汉族之间遗传距离最近，其次是南方汉族，与北方民族的遗传距离相对较远。”这一结论表明，畲族不是来自北方，而是源于凤凰山区。
上述不同地区与部门、不同目的、不同样本的实验，检验结果都相同，并且还没有遇到相反的情况，因此，可逻辑地得出总结论是：畲族是一个独立的单一的少数民族，不是来自北方，而是源于凤凰山文化区。
大学生物课学习DNA遗传理论时，就萌发通过基因来研究本族族源的想法，当时老师回答：条件还不具备。最近20多年，分子遗传学的研究成果，为回答上述问题、寻找畲族的源头提供了基础。
一、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是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被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出现破坏之后，大范围内的族部落间的混合和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新的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人们共同体。因而，探索畲族的起源，必然要追溯到这个民族原始所属的人种。
人种，是德国生理和解剖学家弗雷德里奇•布鲁门巴赫教授（1752～1840）1775年提出的生物学概念。由于1785年出版的康德著作《什么是人种》的哲学化以及达尔文进化论的深入人心和推波助澜，“人种”及其“人种分类”等概念广为世人接受。
人种是具有共同遗传体质特征的人类群体，是与生俱来的，不象语言和宗教因时因地而异，是人类长成后所附加的。区别人种，是根据人类的生物体质和遗传的性状而加以区别的。现代遗传学，是从孟德尔开始的。20世纪初，遗传学家摩尔根通过果蝇的遗传实验,认识到基因存在于染色体上，并且在染色体上是呈线性排列，从而得出了染色体是基因载体的结论。1909年丹麦遗传学家约翰逊（W.Johansen1859～1927）在《精密遗传学原理》一书中正式提出“基因”概念，用它来指任何一种生物中控制任何性状而其遗传规律又符合于孟德尔定律的遗传因子。1944年O.T.埃弗里等证实肺炎双球菌的转化因子是DNA,首次用实验证明了基因是有遗传效应的DNA片段。1953年，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描述了DNA的结构：由一对多核昔酸链相互盘绕组成双螺旋。他们因此与伦敦国家工学院的物理学家弗雷德里克•威尔金斯共享了196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1987年1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分子生物学家威尔逊、卡恩（Cann）、斯托金（Stoneking）联名在英国的《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了《线粒体DNA与人类进化》一文，在文中他们根据对147名妇女的胎盘细胞线粒体DNA（MitochondrionDNA）的分析提出了著名的夏娃理论。此后，一些分子生物学家开始着手研究现代人类其他遗传位点上提供的信息，以检验线粒体DNA研究成果的可靠性，并更全面地揭示出人类的进化情况。现代人类起源研究自此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古人类学家在研究中独领风骚的局面被打破了，分子生物学家在现代人类起源研究中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20世纪末，中国引入这一方法。
人体每个细胞中共有46条染色体，其中有44条在几乎所有身上人都是成对的，称作常染色体，基本上按长度，从1编号到22,1号最长，21号最短。另外，女人有一对X染色体，男人是一条X染色体和一条Y染色体。每条染色体就是1个DNA分子。所有染色体都是线形的，缠绕压缩成为显微镜能看到的形状。整个人基因组的染色体大约有3GbP（即3X109bp）长，其中每条染色体只算了一次，如果按对来算还要乘以2。此外，细胞里还有一种DNA是环状的，存在于线粒体（mitochondrion）中。线粒体是细胞的能量工厂，十几亿年前从自由生活的细菌变成了真核细胞的“奴隶”。每个细胞内经常有成百上千个线粒体，但线粒体DNA（简写mtDNA）很短，只有16Kbp多（1.6万多个碱基）。因为只有男人有Y染色体，因此一个男人的Y染色体只能从他的父亲传递下来。所以，Y染色体标示其父系的谱系。Y染色体也是最短的几条染色体之一，只有大约60Mbp长，但比线粒体长多了。而线粒体，在精卵结合的时候，精子中的线粒体并未进入受精卵，受精卵中的线粒体都是继承母亲的。因此一个孩子，不论男女，其线粒体DNA都是继承其母亲的。每个人的两条分别继承自父亲和母亲，而在减数分裂的时候，每对的两条并不是取一条完整的染色体到配子中，而是把不同来源的两条打乱后接成一条，即重组。因此每个人的一对染色体中通常来自四个祖父母的都有。一对X染色体在母亲的卵细胞减数分裂时同样也会重组。因此我们无法简单通过常染色体或X染色体来追踪谱系。目前能测的人类最详细的谱系也就是通过Y染色体研究的父系谱系（只有男人能做），以及通过线粒体DNA研究的母系谱系（男女都能做）。而X染色体、常染色体只能进行相似度、共享成分、连锁重组之类的分析，而无法画出一棵大树。对常染色体的分析有些类似于对语言的分析，因为语言也是多源的，很多时候分不清所谓的“正源”。①
由于亲子之间的相似性和继承性即所谓遗传信息，都贮存在DNA分子中，DNA是所有生物的遗传物质基础。DNA（脱氧核糖核酸）是核酸的一类，因分子中含有脱氧核糖而得名。DNA分子极为庞大（分子量一般至少在百万以上）,主要组成成分是腺嘌吟脱氧核背酸、鸟嘌吟脱氧核昔酸、胞嘧啶脱氧核甘酸和胸腺嘧啶脱氧核甘酸。DNA存在于细胞核、线粒体中，也可以以游离状态存在于某些细胞的细胞质中。大多数已知噬菌体、部分动物病毒和少数植物病毒中也含有DNA。每条染色体只含有1～2个DNA分子，每个DNA分子上有多个基因，每个基因含有成百上千个脱氧核昔酸。由于不同基因的脱氧核糖核昔酸的排列顺序（碱基序列）不同，因此，不同的基因就含有不同的遗传信息。
人体的基因是人体细胞内的DNA序列片段，DNA是生物遗传物质。生物的特性与物种的进化发展都是由DNA遗传物质所决定的。它稳定地代代相传，并以一定的频率发生变化,具有规律性。虽然整个人类的基因组由30亿碱基对组成，但不同的民族、不同个体的基因绝大多数区域是相同的，只有少数区域不同，不同区域被认为是人类基因组具有多样性的区域，是由于环境作用引起的DNA的变异所致，包括碱基缺失突变、插入突变和碱基转换等。一般认为，DNA序列中某特定位点的变异频率低于1％为突变，高于1％则为多态。相关联的突变的组合结构叫作单倍型，相关的几种单倍型构成单倍群。这些有规律的可循的变异或多态较忠实地记录了人类起源、进化、迁徙事件。因此，分析DNA的多态可了解群体的起源及其与周围群体的交流和事例过程。①
位于Y染色体非重组区域内的STR基因座（Y-STR）具有高度的多态性，是目前信息含量最丰富的单倍型分析系统。由于特有的父系遗传方式和高度的多态性，Y-STR系统除具有重要的法医学应用价值，特别是在性侵犯案件中混合成分的识别和亲缘关系检验中父系血缘关系的评价中被广泛使用外，Y-STR在种群遗传结构的研究中也表现出色，为单倍群树的构建和族群起源以及历史迁移提供了重要信息。研究基因主要是通过对基因的产物（蛋白质、酶）进行分析，得出某一人群在某一个基因座上各种类型（即等位基因）的频率。研究各族群的基因组的多样性，进行比较分类，这个研究很复杂，但是原理很简单：越是亲缘关系近的，基因组的相似程度就越高。遗传基因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其实也就是人类起源所在的地方。其原因是，人的基因的一些位点，在一定时间段里，是会发生突变的。这种突变积累得越多，就说明这个人群的历史越长。当人群的分化产生时，常常只是一小群人走了出去，这样他们携带的基因遗传多样性就不如原来的人群高。
当然，DNA方法同其他任何学科工具一样，一个工具产生之后，不能期望它去解决所有问题，它只能去解决遗传学可以解决的问题。从遗传学角度研究民族的源与流，其优点在于基因具有代代相传的稳定性，据此得出的结论也有较强的可靠性。但是，从遗传学角度研究民族的源与流也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有些基因受自然选择的影响；二是随机遗传漂变可以使某一人群中的基因频率发生一些随机的变化。这两者都会给追踪该人群的源与流造成一定困难，而利用多个基因座的等位基因频率，来研究民族间的血缘关系和民族的源与流，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克服这两方面可能造成的困难，而且选择不同地区与部门、不同目的、不同样本研究得出结论，可增强说服力，故本研究选用了不同地区与部门、不同目的、不同样本对畲族DNA研究得出结论进行论证，避免“实例取代实事”，以增强说服力。
二、科学比读
比较系统地用DNA技术分析畲族族源的著作，是2014年11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岭南民族源流史》一书。该书对“岭南”的鉴定是“指南岭山脉以南的广大地区，包括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和南海诸岛。”但书中专门写了畲族的族源，书中许多数据很有价值，许多观点给人启发。鉴于书的最后一篇即第四篇是“结语：史学与基因的交融刚刚开始”，因此，对认定畲族“分子人类学基因分析的裁判：畲苗族群”，①进行讨论，有着不同的解读。我们认为，此结论根据DNA工具得出，但对照DNA工具，及他们的观点,存在自相矛盾，需要重新比对、解读。
（一）自相矛盾
该项成果说，浙江景宁的畲族与广东连南的八排瑶的Y—SNP“距离比较近，而与大部分的瑶族距离远些，与布努群体则更远。看来起源上畲族与广东西北部的八排瑶有关系。
更明确的关系要通过STR的网络结构来判断，特别是苗瑶的特征单倍群M7的STR结构。”
在STR结构中，“畲族的主要类型也非常靠近中心位置，这说明畲族中的M7十分非常古老，应该是一种原生成分，而不是通过交流而获得自其他民族的。八排瑶与苗一布努类的关系很密切，与瑶族显然比较疏远。畲族有与八排瑶的联系，也有与苗和布努的联系。现在唯有广西贺州市鹅塘、沙田两个镇居住着土瑶，有6000多人，与广东连山的八排瑶相距比较近，在起源上也有密切的关系。所以，畲族应
该来源于苗一布努一八排瑶的类群。”①根据其这一论述，就不应该得出“畲族应该来源于
苗一布努一八排瑶的类群”，因在“在STR结构中，畲族的主要类型也非常靠近中心位置，这说明畲族中的M7十分非常古老，应该是一种原生成分，而不是通过交流而获得自其他民族的。”“对各个高频的单倍体做时间的估计，发现中国南方单倍群B,F,M7,R等大约5万年前就形成了，而发生族群分化的分支的年龄都有在2万年左右。”“八排瑶与苗一布努类的关系很密切，与瑶族显然比较疏远。”与瑶族大群体距离远，那么就有可能广东连山的八排瑶是畲族、或者与畲族有过融合，因连山靠近凤凰山。离布努群体则更远，就更不能归类于布努群体。
（二）方法错误
出现这一“自相矛盾”，导致结论的错误，重要的是方法错误。
1.与DNA方法背道而驰
以DNA这一遗传物质作为依据分析民族的起源，这是唯物主义的方法，是很好的科学方法，是此书的特色，也是科学。DNA方法是先比对、分析、解读数据，然后根据这些数据，结合历史文化，确定族属与关系。他们原先也是这么进行的。如在第一章《基因研究的悄然引入》中，列举了2002年李辉、侯井榕、杨宁宁的《广西六甲人来源的分子人类学分析》一成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县境内的古宜镇凤尾寨、周坪乡的马湾屯、下林江和溪脑屯的六甲人，人口约为三万多，操使六甲话，语言学界有不少学者认为六甲话归属于平话。六甲人有着不同于当地的侗、苗、瑶、壮及其他汉族群体的习俗。在民族识别过程中，三江六甲人于1952年曾经申报过“六甲族”；榕江的六甲人20世纪80年代以前也一直要求承认为少数民族，最后都被确认为汉族。很多的六甲人现在还认为他们不被承认为六甲族是因为人口太少了，而他们又“客不客，侗不侗”。于是研究者采用DNA工具进行分析。采集32个无可查亲缘关系的正常男子的血样。再经详细的调查排除掉其先祖中有侗族等其他民族的个体5个，研究的六甲人个体共27人。当中包括有侯、谢、荣、曹、吴、程和杨等姓氏，其中前四者是包括在六甲人的十二大姓中。结果，各姓氏内部的Y染色体单倍型并不一致。六甲人有的Hl、H5、H6、H8在各地汉族中是较普遍，而H11在南方汉族中也有。在单倍型种类上，云南、浙江、江苏、江西所含的种类都能涵盖六甲人所有种类。在各单倍型的频率上，六甲人与福建汉族最相近。把六甲人和各地汉族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出9个所占信息大于0.1％的主成分，因此，六甲人的遗传组成与汉族没有区别。说明六甲人虽然文化上较奇特，但血统上还是汉族来源，是汉族的一个支系。然后结合历史文献、民族志等资料，他们可能源福建。DNA技术分析与历史资料一致。①
还有对汉族客家人的分析也是如此，是从父系遗传的Y染色体SNP的主要成分分析福建客家男子，发现客家人数据结构中汉族结构占80.2％,类畲族结构占13％,类侗族结构占6.8％：各族的M7个体Y-STR单倍体型的网络结构分析，发现客家人中类苗瑶结构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湖北，二是来自广东。客家人之类侗族结构可能来自江西土著干越。客家人母系遗传的线粒体RegionV区段9bp缺失频率为19.7％,mtD-NA与畲族很近，不同于中原汉族。单倍体暂缺。根据地这些结果，李辉认为，客家人的主要成分应是中原汉人，畲族是对客家人影响最大的外来因素。②
对畲族族源研究，本应也如前两者一样，是通过畲族的DNA与其他民族DNA进行比对,看其与哪个民族比较接近，然后确定其相互关系。然而该著作还是与原先那些传统研究范式一样，物质与意识关系的错位，不是用物质说明意识，而是用社会意识来说明社会存在。此著是先定其语言，把畲族语言归类于苗瑶语，然后与苗瑶比对DNA,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在逻辑上，其实结论已经隐含在前提中了，不用比对DNA,自然畲族源于苗瑶了。
这也违背了他们自己的初衷。该著作的第二章的开头云：“通常对于群体的分类主要是基于语言、文化和体质特征，再结合地理位置来进行的。这种群体分类方法简单、明了。然而，这种简单的群体归类方法多少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如果再加上一些人为因素或政治因素的介入，群体的定义就会越来越不精确，致使很多群体的生物起源、迁徙等到问题变得愈加模糊，这无疑给人类学、群体遗传学等学科的研究和发展带来一定的制约甚至误导，因为群体是遗传学研究的基本单位，只有定义或划分了群体，对许多问题的研究才能继续进行，但很难知道基于这些标准的分类在遗传学上是否合理。”①
2.样本数量过小
得出这个结论的主要样本来自浙江景宁的畲族。浙江景宁虽然是畲族自治县，但是景宁的畲族人口只有一万多，占全国畲族总人口的比例较低，不是畲族人口最集居之地，且该成果只用56个畲民样本进行分析。广东连山的八排瑶的人口占全国瑶族的比例更低。所以其结束语承认，“至于运用基因分子所得出的结论，因为样本选择的数量、广度及代表性因素的影响，也有待进一步科学验证。”②该成果第四篇《结语：史学与基因的交融刚刚开始》亦云：“但一方面分子人类学对岭南民族的研究还有空缺或样本不足等问题，如对瑶族分子人类学研究，还没有做到对瑶族五六十个支系进行全面的基因分析，对汉族平话人十几个支系亦然，这就影响对岭南民族源流的全面评价，从而造成对岭南各民族迁徙及演变历史进程的探究显得比较单薄。另一方面民族史对岭南各民族源流的研究在许多问题上又一直纷纭缠绕，在吸收分子人类学成果的过程中往往难以对号，难以取舍，难以贯穿。”③然而，书中还是取学界传统的一说，进行对号、贯穿，于是造成畲族等民族源流上的不科学。如果不是从语言出发，而是从地域出发，把畲族归类于“百越”、南岛语族，而不是归类于“苗蛮”，那么在DNA中比对遗传基因，共性会更多，自然结论更科学。
3.没有注意到各民族在历史上是不断流动的
用DNA遗传信息来确定个体、特别是父子之间的关系具有近100％的正确性。但是用来确定民族之间的遗传关系，不是个体间关系那么简单。正如该书开头引用费孝通先生1993年在《关于中国民族基因的研究——〈中国人类基因组〉评审研讨会上的发言》，所说：
3月初，我收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寄来的“中国不同民族基因组比较研究"的项目指南，我觉得研究目标中所提出的研究旨趣，诸如为人类进化和我国各民族源流、迁徙和划分提供生物学依据，无疑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这一项目所涉及的背景研究，自然也离不开人类学与民族学及其它社会科学的配合。
中国大地上历史的沉积、文化的积累、现代社会的投射，有过去历史形成、发展的很多复杂的过程及现实基础，作为中国社会的不同群体的形成和发展，其生物基础也有一个复杂的过程，而基因研究可以对其复杂性有个基本的认识，其研究很有用处。
这种复杂性是极不平衡的，存在于区域之间，也存在于区域之内，有差别也有类同。中国历史上民族的分合过程及现代民族之间、民族内部的交流与整合，正是这一复杂性的典型体现。下面我提几点看法，仅供参考。
生存在中国土地的人最早的情况如何？这自然涉及到人类的起源。世界人类的起源并不是一个源，而是多源的。中国目前所发现的各进化阶段的人体化石，可以建立较完整的序列，说明中国这片大陆应是这很多源的一个。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人类化石为元谋人,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170万年左右，一般认为人类的分化即不同人种的出现是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目前，我们习惯用的人种分类是以1950年7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种宣言》所确定的蒙古利亚人种、尼格罗人种和高加索人种，分别称为“黄种”、“黑种”、“白种”。60年代以来，盛行地理分类法，仅以表征特征特别是肤色笼统的人种分类，常为区域性群体或区域性种族集团（EthnicGrouporEthnicstock）所取代。就是强调人类群体的区域性特征。
我在清华研究院结业时写了两篇论文，其中之一是《朝鲜半岛人种类型的分析》，这是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此后，也应当时驻北京的32军之约，调查该军体格，并对监狱犯人的体格特征进行分析。1935年与前妻王同惠女士去广西调查，我侧重于对当时称之为“特种民族”，即苗、瑶、侗、壮等少数民族的体质测量。我的这些研究，受到了我的俄籍导师史禄国教授的指导。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他把中原人的体质特征主要分为“a、β、r等若干种类型。华北、西北一带以a型为主，东南沿海到朝鲜半岛以β型为主，华南有较多的r类型。凭我的记忆说①，a型的人一般体高在1.60米以上，头型指数在70左右。面部特征表现为较细小的眼睛、宽额、扁平的鼻子、黄色的肌肤、宽阔的下巴、粗而长的头发；β型身高平均在1.60米以下，1.50米以上，类型指数在80左右，额部长而圆、鼻梁并不挺；r型，身高平均在1.50米到1.60米之间、长方型的脸，但双颊丰满、额长而宽、鼻梁不高、眼睛小、鼻端不尖稍圆。各类型的特征须查史禄国的原著。在此，我想把这三种类型的体质特征，和民族历史的迁徙联系起来谈几点看法。
中国各民族在历史上是不断流动的，而这些流动有它总的历史趋势。早在史前时代作为集团单位的人类群体就已存在，如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及甘肃青海的齐家文化之间的关联性。特别是陕西龙山文化经过宝鸡、天水，直接影响着甘青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其它新石器时代文化区中各类型也反映了不同群体之间文化的传播、交流、汇集的过程。此种文化上的交流，在体质特征上也应当有所反映。
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里，总的来说是北方民族的南下或东进，中原民族的向南移动，沿海民族的入海和南北分移，向南移的又向西越出现在国境。这一盘棋看清楚了，有助于我们的研究的展开。
在中国历史上，夏商周可谓东方β型与西方a型人种的第一次大汇合，发端于后称的羌戎之地的a型人，从夏开始向东进入关中西部，但其文化低于东方，实力强于西方。西方集团随后通过其军事力量，控制了东夷集团的齐鲁之地，作为β型的东夷集团子民，一部分β人开始了漫长的民族迁徙，其流向一部分进入朝鲜半岛，一部分分为两支，一支成为吴越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支为东夷中靠西南的一支，他们生活在淮河和黄河之间，这一批人，向长江流域流动，进入南岭山脉向东，在福建、江西、浙江的山区和汉族结合的那部分可能是畲，另外有一部分曾定居在洞庭湖一带，后来进入湘西和贵州的可能是苗。
在我前面提到的，《朝鲜半岛人种类型的分析》中，我看到β类型占的比重较大。1935年我所作的苗瑶等体质调查结果认为，苗瑶在体高和头型指数的系联表上所处的地位颇近于朝鲜半岛及华东人。在华南沿海地区的居民很可能有来自海上的r型，与吴越系统的β型相混合。上述民族集团的移动的路线，在人类学、民族学界并未定论，如果能结合不同民族基因的研究，把a、β、r等各种类型的特点找出来再进行比较研究，将有助于中国各民族人种问题的解决。
在对不同民族基因的研究中，我想在宏观上还应把握中国各少数民族历史和现状。我曾就此写过一篇“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对中国民族的变动及分合过程作了较为概括的研究，可供参考。在此，我想就操作层次提出一些意见，中国境内的民族集团所在的地域至少可以大体分成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农牧接触的多民族走廊，然后为云贵高原和南岭走廊、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其中不同区域内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似性及联系性要比不同区域之间不同民族的相似性与联系性多。此种特点在近年来的一些对少数民族的体质测量数据中也能反映出来。如彝族和藏族，男性头长的平均数最大为189.45和190.9,蒙古和维吾尔族分别为180.9和181.73。苗瑶侗族分别为1849、184.58、184.30；头型指数，彝族、藏族分别为78.52、79.94；蒙族和维吾尔族分别为84.25、84.68；苗瑶侗族分别为81.80、81.27、81.96②。其它体质测量数据也反映了这一特点。这与同一历史民族区内民族集团的频繁往来，关系甚大。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最好是以按历史形成的民族区域进行研究。
此外，我们还要注意中国境内的有待进一步识别的人类集团。
50年代，我们搞民族识别时，当时上报到中央的民族名称有400多个。由于历史原因有些也不是单一民族：经过二十多年的民族识别工作，我国多民族大家庭的构成基本上是搞清楚了，但还有些余留问题。现在已经提出要求识别的有：四川“平武藏人”，西藏东南部察隅县的僜人及南部定结县及定日县的夏尔巴人；云南省红河哈尼彝族自治州的苦聪人以及还有一些不大为外边知道的本人、空格、三达、阿克、布夏、布果、贫满、等角、卡志、巴加、结多等人。这些问题大多是“分而未化，融而未合”的疑难问题。
最后，我们还应考虑不同民族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因为这种文化水平也影响到他们的孤立和流动较小的特点。
中国在解放前还有一部分少数民族保存着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他们主要分布在云南边疆地区的独龙、怒、佤、傈傈、布朗、景颇、崩龙等族，此外还有居住在内蒙古、黑龙江一带的鄂伦春、鄂温克和赫哲族，以及聚居在海南岛的部分黎族（五指山区内）。基本上属于这一类型的一共大约有60万人，现在这些民族都发生了剧烈的文化变迁，但其仍保留着一些传统的基调。目前，可以说在中国境内完全与外界隔离的民族单位是不存在的，但相对封闭的民族集团如具有“语言孤岛”之称的一些民族单位还是在一定地区内存在。
总之，我们在进行民族基因的研究中，要多考虑不同民族的自然、人文特点，同时还应考虑来自各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与健康、疾病医药的关系。我相信这一研究，除自然科学的意义之外，在学术上和实践应用上，也是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有力推动。
衷心希望这一研究能取得期望的成绩！
注释：①我在清华研究院的论文因战乱在搬迁中遗失。②可参考《中国人体质调查续集》,上海科技出版社，1990,第1—46页。
此文由当时跟随费老读博士生的麻国庆整理而成，为纪念费先生，麻国庆博士把这篇讲话发表于2005年《开放时代》的第4期上。
虽然该书开头全文引用费孝通先生的讲话，但是书中却没有根据其讲话进行分析。
“中国各民族在历史上是不断流动的”、“我们在进行民族基因的研究中，要多考虑不同民族的自然、人文特点，同时还应考虑来自各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与健康、疾病医药的关系。”用这一观点看，用DNA来分析畲族族源的《岭南民族源流史》，认定“分子人类学基因分析的裁判：畲苗族群”，①结论的不科学。正如该项成果鉴定专家的《意见与建议》所说：“在该项成果研究中，太过于倚重分子人类学。分子人类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在人类学起源研究中还处在探索阶段；人类起源于非洲说也只是其中一说，况且上古人类与中古人类以至近代民族非是直线传承，其间的空间跨度相当漫长，因素也十分复杂，仅凭现代的人类基因分子来断定其与上、中古乃至近现代民族关系，有简单化之嫌，其观点必然会引起民族学界的争鸣。”①我们知道，历史文献上，南方少数民族部落长期被称谓为“蛮”，特别是苗瑶畲不分，书中也说“汉文史藉往往把畲族称为‘瑶人’或‘畲瑶’，有些地区的畲族也自称‘瑶人'或‘瑶家'；分布在粤东的操苗瑶语族接近苗语支（即瑶族的‘布努'方言）的部分畲族，在海丰、惠阳两县被汉人称为‘畲人'，但在增城、博罗两县却被称为‘山瑶'”。②从民族成份认定上看，20世纪50年代民族成份认定时，各村落主要根据自身认同，没有DNA技术，导致有的不一定科学。从地域上看，广东增城、博罗、连南等地是属于畲、瑶民族结合板块，不排除历史上民族融合。该成果的一项重大突破是“侗水人群约8000年前发源于福建厦门、广东汕头一带，后来可能由于政治压力向西北方向迁徙”。那么同样，瑶族有可能其中一部分是从凤凰山区迁徙过去的后再融合而成，因此，其DNA与其他瑶族不同，而与畲族有相同之处。
书中另一比对是线粒体DNA的多态性。“线粒体DNA的多态性也能体现出群体的特性。我们继续观察浙南这两个民族的线粒体DNA的单倍体情况。把线粒体单倍群大致分成了南北的两个类群。这两个类型都明显多于北方类型。这说明畲族是南方原住民族，而浙南汉族的母系成份中留有比父系更多的原住瓯越成分。”“非常特别的是畲族群体中有很高频率的Fla单倍体，这在其他民族群体中都是很少见的。Fla是一个古老的单倍体，在南亚语系的群体中就有已经存在，并且流传到了其他各个语系的人群。从网络结构中，笔者发现畲族的多态性并不低，其单倍体散布在网络结构的几个角落，这就说明畲族的Fla并不是瓶颈效应造成的。”③线粒体DNA的多态性，特别是畲族群体中有很高频率的Fla单倍体，这在其他民族群体中都是很少见的。Fla是一个古老的单倍体，在南亚语系的群体中就有已经存在，并且流传到了其他各个语系的人群。畲族更不能判断为“畲苗族群”，而应是南亚语系族群。
4.语言归类错位
把畲族语言归类于苗瑶语，仅仅采用学界的一种看法，而且是畲族人一直反对的看法,其实从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看，这个归类是错误的。
畲族语言也是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有的认为是“畲族讲的客家话”，有的认为“客家讲的畲族话”，把只占畲族人口不到1％的1000人的增城、博罗的畲族，讲苗瑶语的作为畲族，而把占人口99％以上畲民作为“越化”、“汉化”者，多数学者、特别是畲民不认同这一种观点。占人口99％以上畲民归纳到1％讲苗瑶语中，逻辑上大前提不正确。因而，犯了“大前提虚假”的逻辑错误。
也没有考虑到民族认定的实际。广东增城、博罗的畲族，自称是瑶族。1955年《广东民族识别调查》中云：“增城、博罗两县自称‘贺爹'，具有盘瓠传说和姓盘、蓝、雷、来的人却认为是‘瑶’，他们从未听老辈说过自己是‘畲’。1951年增城下水村来金德作为‘瑶族'代表去参加少数民族参观团，当时遇见海丰畲族代表，海丰畲族代表说：‘我们都是畲，你也是。’来金德就说：‘我不是，我们不来这里时，人家都是叫我们做瑶族的，你叫畲就叫畲，我们是认瑶族。’由此可见他们是很坚决的要称为‘瑶’。”“罗浮山区的群众说他们从祖公一直相传下来都说自己是‘瑶’讲的是‘瑶话’，族谱都是‘瑶人’，历代受瑶官统治，只向瑶官纳税，瑶官印上还写有‘增、龙、从、博抚瑶府’字样，解放前被被汉人称为‘山瑶佬'、‘山瑶仔'、‘瑶佬’、‘瑶仔’，他们使用汉语时亦自称为‘瑶人'，所以他们认为历代相传是‘瑶'，不是‘畲'。”“现乡干部及‘老大'蓝火桂、蓝石金提出意见说：畲族是政府说的……发土地证及普选时所填的‘畲族'也是别的同志写的，我们自己的祖公是'狗头王'，又拜盘古王，是‘山瑶'，不是‘畲'，是‘瑶族'，不是‘畲族’，要求政府将名称更正为‘瑶族'。”“对于连南瑶族他们认为虽然服饰讲话不同，也没有关系，姓同就是自己人，是同族。”①因此，畲民识别调查组主要成员、今中央民族大学施联珠教授认为，他们不是畲族，应认定为瑶族更合适。因而把这部分畲族作为畲族的样本也不恰当的。
5.与原有成果矛盾
李辉于2002年第4期《广西民族研究》发表的《百越遗传结构的一元二分迹象》中说，“最新的分子人类学材料——Y染色体DNA能对民族系统进行精细的分析。百越系统被发现与中国的其他系统差异很大，而与南岛语系民族（马来系统）特别是台湾语族群体相当接近。”“这些群体的Y染色体遗传结构体现出相当大的一致性，而与其他系统中研究过的群体完全不同。他们都有大量的M119、M110或M95、M88突变，而外族极少有这些遗传标记，与百越接触少的群体则没有。”“已经研究的百越群体显示出遗传发生关系和语言文化类型的差距，这与百越的整体认同和地域分化有关。”文章认为，“百越民族的起源问题。最初从非洲来到东南亚时，百越和南岛民族可能是同一个群体。而后百越民族北迁至广东，南岛民族南迁至马来。两者分开后分别发展成两个系统。”
（三）属南岛语族
从民族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与民族语言学的新证据、该书的DNA证据都表明，“南岛语族”与东南土著同属于一个人文系统，学术文献中的东南土著与“南岛语族”间并没有真正的文化内涵与族群系统的“差别”。该书表中（本书上页表）比对也指出，“畲族群体中有很高频率的Fla单倍体，这在其他民族群体中都是很少见的。Fla是一个古老的单倍体，在南亚语系的群体中就有已经存在，并且流传到了其他各个语系的人群。”因此，把畲族归类于南岛语族进行比对、分析，更科学。
“南岛语族（Austronesian）”即“马来一波利尼西亚语系”（Malayapolynesian）,其中包括近千种语言，使用人口在100万以上的语言最多不超过20种，其余都是小种语言。
南岛语系地理范畴分布在南太平洋到印度洋上的百多个岛屿，这些岛屿多数人口稀少，东至太平洋东部的复活节岛，西跨印度洋的马达加斯加，北到台湾岛北端，南到新西兰南端，主要居住地区包括中国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等地。南岛语族主要包括马来人（包括台湾高山族）、密克罗尼西亚、美拉尼西亚人、波里尼西亚人等几大族群，总人口达2.7亿，是一个十分庞杂的民族文化体系。
考古学方面看，南太平洋诸岛人来自中国东南沿海成为民族考古学者的共识。美国历史学派人类学家拜雅（H.0.Beyer）,在东南亚与大洋洲土著民族文化的调查研究上享有盛誉，他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直坚持菲律宾群岛地带做田野考古与史前文化的跨地域比较研究，是菲律宾考古的主要奠基人。其学生林惠祥教授运用拜雅及其同辈们的考古学研究，提出了马来民族起源于中国大陆百越系统的观点。厦门大学陈国强、蒋炳钊、吴绵吉、辛土成等，列举了考古与民族志材料中古代越族和东南亚民族共有的有段石锛、体质、语言、断发文身、缺齿、干栏、食人猎头、崖葬、洪水传说等为源流关系的主要证据，并从文献资料寻找越族三次向东南亚迁徙的事件，即楚灭越、秦统一岭南、汉武帝平两越等历史史实，延伸和发展了导师林惠祥教授观点，《百越民族史》一书认为，“早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百越民族的先民文化和东南亚各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关系就很密切，后来，越族曾数次南迁，特别是我国东南地区的越族，从大陆经台湾南迁进入菲律宾等地；在西南和南方的越族，也南迁进入印度支那等地。南迁的越族和当地土著一起，融合发展成为现在的东南亚民族。”徐松石先生出版的《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缘》，阐明了东南亚的“马来民族，缅甸民族，越南民族，泰民族和高棉民族等”，“他们的祖先都是由中国移民而来的。古代的中国南方住民，好像潮水一样，继续冲进这个区域。”
奥地利海因•戈尔登也根据中国和波里尼西亚都有段石锛的事实推断大洋洲的古文化有些是起源于中国的，主张东南亚史前文化和种族来源的北来说，认为新石器时代便有一种使用澳亚语（Austroasiaticspeech）而体质上属于蒙古利亚的民族迁移到了印度支那、华南大陆沿海、台湾、菲律宾、苏拉威西。日人鹿野忠雄也认为，波里尼西亚的有段石锛或者是由华南的民族及文化移动而传到，当时华南仍有土著民族，华南古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不但对东南亚、甚至对波里尼西亚都有关系。
2002年11月，凤凰山文化区的东山岛大帽山遗址开始首次发掘。这次发掘的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年代距今4300-5000年之间，位于东山县陈城镇大茂新村东北约1公里的大帽山东南坡。参加挖掘的工作人员有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和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的教授们，还有来自福建博物院和台湾中研院的研究员们。结果夭天都有发现：用来造船的原始工具——石镑、石箭镰、石球、凹石、各种纹饰的陶器、陶片、纺轮、骨制品和数不清的鱼骨、贝壳等等。夏威夷大学的罗莱教授说：“这里的石器无论是器形和制作手法，都与南岛语族的波利尼西亚石器十分相似。”而平潭岛的“壳丘头遗址”发现了目前最早的有段石锛，有距今6000年左右的历史，所以目前的国际考古学界和中国的考古学界就共同的把壳丘头当作是南岛语族最早离开原乡的起点。在对出土的石镑做了成分分析后，结果表明，绝大部分石镑的原材料竟来自澎湖列岛！原来生活在这里的原始居民，早在我们可以想象之前，就驾舟出海、渡过台湾海峡，频繁地来往于两地之间，进行双向交流。
来自哈佛大学的学者焦天龙也介绍说：“你看，这些陶器与澎湖列岛上锁港遗址的陶器有很多的相似性，而且我发现它们与台湾本岛某些遗址的陶器也惊人地相似。”尤其是在众多的出土文物中，有着大批红色的陶片，即便已经埋藏了五千年之久，今天看起来仍然是嫣红鲜艳。更是因为它看上去与在万里之外太平洋的小岛上出土的“红衣陶”如出一辙。而“红衣陶”是一种先抹一层红色化妆土再烧制而成的陶器，一直被认为是大洋洲新石器时代的“拉皮塔文化”居民群体的独特陶器。
南岛语族的许多岩画，如美拉尼西亚岩画中放射状图案和人体及足印，与东山的东门屿上发现的相类似。用放射线来表现太阳的光芒，是东山与美拉尼西亚岩画的共同特征，别无二致，同样反映了一种强烈的太阳崇拜意识。东山岛上还发现了不少的“祭祀穴坑”和“足印”岩画，南岛语族许多岛国上的岩画，都可以在漳州东山找到它们的联系。
民族学方面看，南太平洋诸岛上的居民都声称自己的祖先来自“北方的一个大岛屿”。有关权威专家研究表明，这些属于南岛语族的居民起源应该“位于中国台湾、澎湖列岛和东南沿海一带”。
体貌亦相似。从体质人类学上来说，南岛语族的个子比较矮小，比较黑，而福建沿海人一般都个子比较小，历史文献中记载凤凰山区早期有“小黑人”，有着相似的外形。2005年，遗传学家JonathanFriedlaender为了找出南岛语族在遗传学上的共性，对太平洋地区的41个族群中的952个个体进行研究，他分析了687类基因指标，既包括线粒体DNA,也包含Y染色体。分析结果显示，玻璃尼西亚人与台湾原住民的基因联系密切。这一结果表明，和台湾隔海相望的中国东南沿海是南岛语族的基因发源地。
福州大学闽商文化研究院院长苏文菁教授介绍说“从语言学上讲，有很多语言的基本词汇和语言结构是基本相似的”。厦门大学邓晓华教授在对闽方言和南岛语系的研究中表明，在当今的闽方言中，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南岛语系的词汇，而其中相关的闽方言特别是闽南语等。“比如说，闽南语中，脚就叫ka”，南岛语系的1000多种语言里，大部分有关腿或脚的词，都叫“ka”。在厦门等，都有叫“连坂”的地方，“坂”这个字的发音，在南岛语系中就是村子的意思。“肉”在闽南语中叫“ma”，而高山族叫“油”，“肉都是油的，所以两者在语言上有相关性。”通过寻找闽方言中同源词的数量、相似性分布，与上千种南岛语系的语言中的几种进行比较后，可以推断出南岛语是福建史前和上古时代先民的语言。①
东山方言为闽南语系，据考，标准闽南语是隋唐时中原正统汉语。但东山方言并非标准闽南语，它经常夹杂着许多无法用汉语拼音拼写出来的奇怪语音，但这种奇怪的语音却可以在南岛语系中找到归宿。
在夏威夷，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垂钓者事先都得在水边找来几块石头，码起来拜拜，否则鱼儿就不上钩，这与东山人“拜石公”的习俗相同。也与畲民一直保留的拜、谢猎神习俗相同。畲族自然村的村口，尤其是狩猎较多的村，直到20世纪中叶，基本上都有一个用三块石头搭起来的猎神庙，畲民狩猎前要在此处先祭拜，回来后要到此处致谢。
2010年5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湾“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等专家到泉州晋江深沪庵山遗址考察，亦发现庵山遗址出土的文物不少与台北十三行遗址出土文物十分相似，进一步证明南岛语族历史上的大迁徒中，台湾是一个重要迁徒地与中转地。
因此，5000多年前大帽山人或称东山岛人，或许就是今天南岛语族人的最早祖先，他们有能力借助原始的竹木筏穿越台湾海峡，并远航至辽阔的碧波万顷的太平洋吗？
结论当然是肯定的。由于气候原因，史前台湾海峡曾发生过3次比较大的海岸线变化。距今11万年前，台湾海峡的海平面比现在低130米〜140米，台湾岛和大陆是连为一体的；7万年前，台湾和大陆部分连接，虽然有浅海相隔，但是使用简单的舟楫还是可以通过的；在3万年前末次冰期，台湾和大陆仍有一定的连接，还可以方便通过。大陆和台湾岛的真正分离是从1万年前开始的，但是即使在距今5000年〜6000年前，两岸的交流依然十分方便、密切。
直到如今，仍然是可能的。2010年7月27月，法属波利尼西亚独木舟协会开始南岛语族“寻根之旅”活动，由6名南岛语族后人，使用船只总重量4吨，长15米、宽7米、桅杆高12〜15米，是一艘无人工动力的仿古独木舟，从南太平洋的大溪地起航，反向沿着先祖从中国东南沿海迁徙至太平洋诸岛屿的路线，开始他们近4个月的漂洋寻根之旅。一路上主要依靠风帆的力量顺风顺水航行，风小和没风的时候，船员们就必须划起船桨。为了真正体验祖先航海的生活，6个人都是在海里捕鱼生吃，或吃鱼干、喝椰子汁。沿途经过库克群岛、纽埃、汤加、斐济、瓦努阿图、圣克鲁斯群岛、所罗门群岛、巴布亚新几内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在历经1.6万海里航程后，登陆中国福建，在福州进行“寻根”文化活动。法属波利尼西亚独木舟协会长凯达布说，“我们的宗教信仰来自欧洲，但从人类学来讲我们的根在中国，这是一次回顾历史的历程。”易立亚等6名南岛语族后人参观平潭壳丘头遗址及相关博物馆时表示，石镑、石戈以及石叉等物品，在波利尼西亚仍常见。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东山人等漂洋过海呢？从中国历史看，居住在东山岛等地土著，是一个择水而居、擅长造船和航海的民族，他们是古书中记载的古越族的一支——实为畲家先民，后来中原地区的华夏文明越来越兴盛，畲家先民面临着被同化或被消灭的命运。他们一定不甘于就此消失，于是他们的目光投向了那一片浩瀚无际的蓝色大海。他们中勇敢的一群人，驾着竹筏、在星辰的指引下，乘着季风和洋流，驶人了茫茫的太平洋深处。但是一些古老的族群特质则隐秘地保留了下来，隐藏在信仰、风俗、语言和行为之中，向有心寻找的后人们透露出祖先的秘密。②而留下来的人们，由于汉代开始封建统治者的不断镇压，遁入山中的成为今天的畲族，他们无论老少，全认同来自凤凰山。
三、普遍结论
1.钟为群、郭俊明、缪春华、叶金花、黄功华、钟富有，从江西、浙江、福建三省8个畲族家系31个个体中抽血提取DNA,用PCR技术对其apoB基因多态性位点进行扩增。结果表明：所有子代的扩增片段均可从父母的扩增片段中找到来源，子代为纯合子者，其父母的扩增片段中至少有一条相同，纯合子父亲的扩增片段在几个子代中同时出现。实验证明：畲族人群apoB基因的多态性遵循孟德尔定律。①
2.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的张文峰、郭俊明、张志新、李伟，以PCR/SSP方法对中国畲族105个血样本进行了DNA分型，结果与我国汉族（北方、广东）、布依族、突尼斯人和法国高加索族的相关资料进行比较分析，显示中国畲族HLA-DRB1的等位基因数与以上民族的等位基因数有显著性差异，呈现多态性分布。②
3.福建医科大学检验系、吉林医学院免疫教研室、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卓孝福、郭永建、戴庚孙、尹学念、徐玖瑾、杜若甫，对畲族血浆组特异性成分（Gc）、红细胞磷酸葡萄糖变位酶1（PGM1）、酸性磷酸酶（AcP1）、6一磷酸葡萄糖酸脱氢酶（6-PGD）、腺昔脱氨酶（ADA）、腺昔酸激酶（AK1）的遗传多态性进行了研究。Gc与PGM1是用薄层聚丙烯酰胺凝胶等电聚焦分析的，AcPl、6—PGD、ADA及AK1是用淀粉凝胶电泳分析的。各基因座的基因频率分别为Gc*1F0.4722、Gc*lS0.2421、Gc*20.2738；PGMl*lA0.5357、PGMl*lB0.1627、PGMl*2A0.1587、PGMl*2B0.1429：AcP*lA0.1825、AcPl*B0.8175；6-PGD*A0.968。
3、6-PGD*B0.0278；ADA*10.9881、ADA*20.0119；AK1*11.0000»畲族Gc、PGM1、AcPl、6-PGD和ADA基因为多态，而AK1基因为单态。发现1例带有6-PGD*R和3例带有Gc*1A2变异等位基因的个体，其中Gc*1A2基因频率为0.0119,达到多态水平。③
4.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云南大学生物系的杜若甫、肖春杰，根据38个基因座的基因频率，对我国各地的汉族人群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血缘关系及各族的人种归属进行了分析研究，研究的全部计算、制图，都是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LLCavalliSforza教授实验室中用Philip软件进行的。
根据中国各地汉族人群和少数民族（共38个）基因座上的基因频率数据，计算了这些人群和民族两两之间的Fst遗传距离，然后根据遗传距离进行了聚类分析，绘出了聚类图，用的是相邻单位连接法（Neighbor-joiningmethod）。此外，还利用这些基因频率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然后以第一、二主成分为坐标，绘制了主坐标图。
结论：
（1）中国人（包括汉族与少数民族，从遗传学看，俄罗斯等个别少数民族也许应除外），可分为南北两大群，即南方蒙古人种与北方蒙古人种，长江以南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属南方蒙古人种，长江以北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属北方蒙古人种。
（2）汉族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的华夏族，本属北方蒙古人种,由于不断融合各地的其他民族,今天南方的汉族却属南方蒙古人种。
（3）各地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在血缘上相近，而南、北汉族间的血缘却很远，这说明，长期以来汉族与少数民族间有很多血缘交流,主要是少数民族大批地融入汉族,其次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之间通过通婚和小批移民融合。①
5.福建医科大学检验系、吉林医学院免疫学教研室、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卓孝福、郭永建、尹学念、戴庚孙、徐玖瑾、杜若甫,
根据基因频率探讨畲族的起源。方法根据畲、侗、回、白、土家、苗、彝、藏、满、瑶、哈尼、布依、蒙古、朝鲜、壮、维吾尔及汉族（漳州、成都、哈尔滨、贵阳）等20个人群的AcPl、6-PGD、ADA、AK1、PGMl基因座的基因频率，计算基因分化系数和群体之间的标准遗传距离（D）。根据人群之间的D值进行聚类分析。结果：基因分化系数为0.81％。畲和维吾尔及藏族的D值较大，分别为0.0157和0.0117。畲和漳州汉族及回族的D值最小，都为0.0088,畲族和其他人群间的D值在0.0014-0.0099之间。畲和苗、漳州汉族较先聚类，和瑶族较后聚类，和维吾尔族最后聚类。结论：畲族可能源于古代“南蛮”。②
6.江西省赣南医学院生物化学教研室的郭俊明、钟为群、赖日勇、叶金花、黄功华、毕新生，用聚合酶链反应（PCR）技术对中国畲族群体270名无关个体D17S30位点的VNTR进行了研究，共检出12个等位基因，片段大小为168bp〜1008bp,基因频率为0.0056〜0.3259,杂合度为79.10％,父权排除率为0.43580家系分析表明，扩增片段按孟德尔方式遗传。统计学分析证明，本资料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定律（x2=79.97,v=66,P=0.1158>0.05）。
为分析福建、江西和浙江3省畲族之间的关系，用聚合酶链反应（PCR）对上述3省的3代均为畲族的无关个体的载脂蛋白B（apoB）基因和D17S30位点的数目可变的串联重复（VNTR）序列进行研究。结果为：6个共有的apoBVNTR和5个共有的D17S30VNTR等位基因在3省畲族中的分布相同，为进一步在基因水平上研究他们的亲缘关系奠定了基础。检测DNA多态性的方法在研究民族起源、变迁和民族识别以及各民族间亲缘关系等方面有广泛的应用价值。①
7.俞建昆、褚嘉祐、钱亚屏、孙浩、史磊、史荔、初正韬、杨昭庆、林克勤、陶玉芬、黄薇、金力，利用30个荧光标记的人类常染色体STR位点的引物，对中国白族、纳西族、土族、撒拉族、山东汉族、畲族6个民族进行了多重PCR扩增，产物在AN1377测序仪上进行变性聚丙烯酸胺凝胶电泳和基因扫描及分型，然后用Shriver的Dew法计算遗传距离，用Weighbor-Joining法和UPGMA法构建了系统发生树，结合有关资料分析了它们之间的遗传关系。结果揭示：撒拉族与土族的遗传距离较接近，为0.033，但与其余4个民族的距离则较远，均大于0.12；土族与纳西族和山东汉族的距离较近，分别为0.038、0.063；白族与山东汉族的距离最近，仅为0.007,而与纳西族相近却有0.075的距离，与土族的距离也较远，为0.112；纳西族和山东汉族之间存在着0.100的遗传距离；畲族与其他5个民族群体的距离均超过了0.12,关系较远。在构建的系统发生树中，纳西族、撒拉族和土族聚成一簇，汉族、白族聚成一簇，畲族单独为一枝。这一结果与它们的地理分布和民族历史基本上是一致的，并可为结合历史和考古资料综合分析这6个民族的起源、迁移、形成和发展提供遗传学依据。②
8.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医学生物学研究所的班贵宏、褚嘉祐、许绍斌、杨昭庆、钱亚屏、俞建昆、纳剑波、刘晓娟、张思仲，通过对中国13个群体（云南汉族、广东汉族、山东汉族、白族、傣族、拉祜族、黎族、纳西族、撒拉族、畲族、土族、佰；族和云南藏族）共577例无亲缘关系的研究对象的DNA样本进行MICA基因微卫星扫描分型，获得了该微卫星的不同等位基因在各群体中的遗传数据。结果表明，该微卫星在不同群体中的分布存在差异，并有较高的多态信息含量（PIC）,是一个有用的遗传标记，在人类进化研究、个体识别、亲子鉴定、基因作图与定位以及疾病诊断方面可能有较大的潜在应用价值。①
9.浙江省血液中心、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医院的傅启华、金蕾、王景仙、何吉、洪小珍、严力行，对景宁87名畲民进行HNA-1基因频率调查，结果如表：
结论：浙江景宁畲族人群是一类有自身血型遗传特点的东方人群。②
10.赣南医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研室的范启兰、张文峰、郭俊明、叶金花、赖日勇、许春鹃，对江西、浙江和福建三省不同地区的畲族人群Alu插入频率进行比较研究。方法是以中国畲族群体的117名男性个体为研究对象，采用PCR-SSP法扩增后琼脂糖凝胶电泳分离的方法检测结果。结果：我国畲族人群中Alu插入的基因频率为17.1％；江西、浙江和福建三省不同地区的畲族人群中Alu插入频率无显著差异。结论：DYS287位点作为一种稳定、可靠的遗传标记可以为研究民族间的遗传关系及其起源提供可靠的证据。③
在《中国临床康复》上发表的《中国畲族人群DYS287遗传多态性的研究（英文）》，进行更加具体表达。背景是DYS287位点是位于Y染色体长臂Yqll的一个Alu序列插入多态（YchromosomalAluinsertionpo1ymorphism,YAP）,关于中国畲族人群DYS287遗传多态性的研究尚缺乏。目的是揭示中国畲族群体DYS287位点多态性的分布规律，以及畲族人群与其他少数民族在此位点多态性方面的差异和联系，为医学遗传学、人类学和法医学等的研究提供可靠数据和科学依据。设计是前瞻性研究。地点、对象和方法：在江西、浙江、福建三省畲族世居区内随机选择无血缘关系、三代为畲族的男性个体117例，抽取静脉血5mL,倒至用肝素溶液浸泡过的纱布中，室温条件下自然干燥，制成血纱块。提取DNA后,采用PCR-SSP法对此位点进行扩增，经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结果。主要观察指标：①将电泳后的凝胶置于紫外检测仪下观察是否有455bp扩增片段。②不同地点的采样例数、YAP+例数，Alu插入频率比较。结果：117例畲族男性个体中有20例为YAP+,PCR扩增片段为455bp,YAP+频率为17.1％；江西、浙江和福建三省不同地区的畲族人群Alu插入频率（即YAP+频率）分别为18.18％,18.06％,13.04％,YAP+频率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结论：DYS287位点作为一种稳定、可靠的遗传标记可以为研究民族间的遗传关系及其起源提供可靠的证据。①
11.浙江省血液中心的何吉、许先国、傅启华、刘晋辉、金蕾、严力行，为了解浙江畲族和汉族人群D3S1358、D16S539、THO1、TPOX、CSF1P0,D7S8206个短串联重复序列（shorttandemrepeat,STR）位点遗传多态性特征。随机抽取108名浙江景宁畲族和102名浙江汉族无血缘关系个体的静脉血，应用AmpFiSTRCofiler试剂盒扩增6个STR位点，PCR产物经ABIPrism377序列分析仪电泳后，用基因扫描软件进行分析。结果：畲族和汉族人群6个STR位点均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畲族人群D3S1358、D16S539、THO1,TPOX、CSF1PO、D7S820位点杂合度分别为0.8028,0.9148,0.7522,0.6728,0.9123,0.8338,期望排除率分别为0.4067,0.6057,0.4437,0.3200,0.5250,0.5358,个人识别率分别为0.6690,0.7841,0.6447,0.5382,0.7298,0.7296。累积个人识别率为0.9991,累积期望排除率为0.9805,累积多态信息含量是0.9988。在D3S1358、D16S539、TPOX位点畲族人群与汉族人群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结论：浙江畲族人群有其自身的STR等位基因分布特征。所得到的数据可为法医个人识别、亲子鉴定及遗传学研究提供依据。②
12.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侦查系、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浙江省丽水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张幼芳、李佑英、兰樟彩、林发生,调查浙江畲族人群STR基因座的遗传多态性，120个样本取自浙江省丽水市畲族聚居地。试剂选用Chelex-100（Bi-Ra公司）；ProfilerPlus试剂盒（ABI公司）。主要仪器选用9600型PCR扩增仪（ABI公司）：ABI310基因分析仪（ABI公司）。方法是所有检材均用Chelex-100提取法提取DNA,反应体系总体积为10ul,含DNA模板Ing•PCR反应混合液4ul,引物混合液2ul,TaqGoldrDNA聚合酶lu,去离子水补足到10ul。反应在9600型扩增仪上进行。扩增条件按试剂盒操作手册进行。扩增产物的检测分析按常规方法进行。
结果：浙江畲族人群D3S1358,VWA,FGA,D8S1179,D21S1KD18SS1,DSS818,D13S317和D7S820等9个STR基因座的等位基因频率分布见表1。在120个无关个体中发现各基因座等位基因数分别为6,7,10,8,11,15,8,7,8个，发现的基因型数分别为15,21,29,26,28,44,22,20,19个。经xz检验，9个STR基因座基因型观察值和期望值无显著性差异，P均大于0.05,符合Hardy-Weinberg遗传平衡定律。
9个STR基因座的杂合度H）、个体识别能力DPO,偶合率PM）、非父排除率PE）、多态性信息总量PIC）的计算结果见表2。统计分析结果表明，9个STR基因座的实际杂合度在0.655—0.842；DP值在0.878—0.960累计DP达0.9999999999；PE值在0.363—0.679累计PE达0.9992,是极有应用价值的遗传标记系统。各基因座的PIC均高于0.6,表明这些基因座均可为有限的物证检材的检验提供较多的多态性信息量，说明该9个STR基因座适用于浙江畲族人群法医学个人识别和亲子鉴定。
将浙江畲族人群和浙江汉族人群9个STR基因座的等位基因分布频率分别进行t检验,结果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①
13.福建医科大学细胞生物学与遗传学系的游晓青、林玲、陈景龙、姜芬、邹起练，为研究福建畲族男性线粒体DNA11719遗传多态性，用聚合酶链式反应和DNA测序等方法对30例福建畲族男性线粒体DNA进行检测分析，结果表明30例线粒体DNA均存在11719位点G-A变异。由此推论线粒体DNA11719G-A变异是福建畲族常见的一种遗传多态性。①
14.浙江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研室的闫春兰、詹金彪、邵靖宇，研究了浙江畲族人群中DYS287和DYS440位点的多态性。方法是采用聚合酶链反应扩增DYS287和DYS440,PCR产物用2％的琼脂糖电泳分析100名畲族个体的基因型。结果：100名个体DYS287位点全部是YAP-,没有发现YAP+；10名为DYS4403,占总人群数的10
％,其余90名是DYS4404。结论：浙江畲族人群DYS287和DYS440多态性与属于汉藏语系的其它民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因此这两个基因位点对研究人类的进化是一种稳定的、重要的遗传标记。②
15.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医学生物学研究所医学遗传室的俞建昆、孙浩、史磊、史荔、钱亚屏、黄小琴、车艳春、褚嘉祐，选取Y染色体非重组区上17个双等位基因位点，利用ASPCR和PCR的方法对云南的怒族、保像族、纳西族、青海的撒拉族和福建的畲族进行了检测分型，确定了每一个体由这17个位点所构成的单倍型，并与国内
其它20个民族群体的结果一起进行了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YAP、M15、M89、M9、M119、M95、M88、M45、M122、M134、M17、M120等12个位点在5个民族群体中均有不同的频率分布，其余5个位点没有发现多态变异，其中M122（C）在怒族、像傣族、纳西族、撒拉族和畲族中的频率分别是82.1％、31.6％、5.9％、20％、69.3％；YAP+R在撒拉族中有2.2％的频率；傈傈族的M95（T）的频率最高，达68.4％。5个群体中共发现了12种单倍型，单倍型频率主要集中分布在H5、H6、H8、H11和H12,各民族群体的单倍型有各自的分布特点。
主成分分析的结果显示：傈傈族则与苗瑶、侗壮语族的民族群体聚到了A簇；畲族、怒族与汉族群体紧密，聚到了B簇；而撒拉族、纳西族则与藏缅语族和阿尔泰语系的民族群体聚为C簇。①
16.黔南民族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龙友国、余跃生、龙思方、戎聚全、邱祥智、陆玉炯，为探讨中国南方27个民族群体的遗传关系。方法是对27个民族群体CSF1P0.TPOX和TH01基因座基因频率的分布特点进行比较分析，计算群体间的遗传距离，绘制系统发生树。结果：27个民族群体的CSF1P0、TPOX和TH01三个基因座分别以等位基因10、11、12,8、11和7、9的频率最高。浙江畲族和广州汉族遗传距离最大（1.0565）。②
17.福建省医学科学研究所的金静君、薛士杰、赖力、何萍、胡洁，根据“知情同意”原则，采集100份福建地区非血缘关系健康畲族个体血样，每个采集个体均追溯3代家族史以确保其代表性。年龄范围14-49岁。方法是荧光标记15个短串联重复序列（（STR）位点和一个性别位点并进行PCR复合扩增，用ABI遗传分析仪以毛细管电泳技术对100例福建畲族无血缘关系健康个体PCR产物进行电泳分离基因，并以分析软件进行基因分型。
结果：（1）15个STR位点的PCR扩增和毛细管电泳结果（表1）：100个畲族样本的15个STR位点均得到良好的扩增和电泳。（2）福建畲族15个STR基因座基因频率分布（表1）：15个STR位点的等位基因在福建畲族的分布较为均匀，但也出现相对的低频（0.0050）和高频（0.5550）o经r检验比较各基因型的观察值和期望值，结果P>0.05,表明所有15个STR基因座的基因型分布均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3）15个STR基因座遗传学指标（表2）：15个STR位点的HET在0.6300-0.8900之间，DP在0.7680-0.9590之间，EPP在0.3280-0.7750之间，PIC在0.5200-0.8600之间。累积DP和EPP分别达至0.99999999和0.999992880结论：15个STR位点均有较高的遗传多态性，并有丰富的信息含量，适合作为福建畲族地区的遗传标记。①即畲族是独立的一个少数民族。
18.叶健、姜成涛、裴黎、季安全、赵兴春、刘冰，收集汉族、锡泊族、畲族、壮族、藏族等5个民族群体血样共1200份，提取DNA,应用复合扩增方法检测1200名5个民族群体无关个体的24个基因座的等位基因分布。
D6S1043.D2S1338和PentaE基因座对中国汉族、畲族、壮族、锡泊族、藏族等民族群体的群体馈传学调杳结集见下表
TPOX和TH01基因座的群体遗传学调查结果：TPOX和TH01两个基因座对中国汉族、畲族、壮族、锡泊族、藏族等群体进行基因座多态性调查。结果见下表
结论：TPOX和THO1基因座的等位基因在5个民族群体中分布不平衡；D2S1338、D6S1043和PentaE等3个STR基因座在5个民族群体中均具有高度遗传多态性，等位基因频率分布均匀，在各群体间无显著差异，而且等位基因传递遵循孟德尔遗传规律。结论确定出DNATyperTM15试剂盒中的14个适合中国人群体遗传学特征和法医学应用的STR基因座。①
19.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妇产科、温州医学院基础医学实验中心的夏露、吴淑珍,对浙南畲族群体的D18S865,D18S535和D18S1364三个短串联重复序列基因座的遗传多态性进行调查分析，获得相应多态性基因座的群体遗传学数据。方法是从无血缘关系的110名浙南地区畲族个体的抗凝血中提取DNA,进行PCR扩增，聚丙烯酰胺凝胶垂直电泳（PAGE）并银染。结果D18S865、D18S535和D18S1364基因座的等位基因分别为6,9,11个，基因型分别为15,27,38种。基因型频率的分布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三个基因座的观测杂合度分别为0.773、0.773、0.891,多态信息含量分别为0.730、0.800、0.850,三个基因座联合个人识别力为0.9998。结论：所得到的等位基因频率数据可为浙南畲族人群法医个体识别，亲子鉴定及遗传学研究提供更多依据。②
20.福建省人口和计划生育科研所、福建省福安市计划生育服务站、中国医科大学的林敏、刘琼珊、黄以兰、车敏、李长祺、刘彦斌、李腾、杨帆，对福建畲族人群X染色体上12个STR基因座遗传多态性进行分析，探讨其种族特异性及其在法医学中的应用。方法：应用InvestigatorArgusXT2试剂盒对102例福建畲族无关个体的血样进行复合扩增及基因分型。结果：共检出122对等位基因，基因频率范围为0.007〜0.575,12个位点的女性基因频率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结论：12个STR位点除DX7423外，均具高度的多态信息含量。③
21.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市石景山区五里坨医院的百茹峰、杨利海、袁丽、梁权赠、鲁涤、杨雪、石美森，应用Y-filerTM试剂盒及基因分型技术，检测152份福建畲族无关男性个体17个Y-STR基因座的多态性分布，计算等位基因频率及单倍型多样性，并结合已公开发表的其他11个群体相应基因座的单倍型资料，分析福建畲族群体遗传距离和聚类关系。福建畲族DYS385a/b基因座检出50种单倍型，其15个Y-STR基因座分别检出3-11个等位基因，基因多样性GD值在0.4037（DYS391）～0.9725（DYS385a/b）；观察到DYS19和DYS390基因座双等位基因和DYS385a/b基因座三等位基因，以及DYS448等部分基因座出现的“offTadder”等位基因现象。17个Y-STR基因座共同构成的单倍型144种，其中138种单倍型出现1次，5种出现2次，1种出现4次，累计GD值为0.9990。从遗传距离分析发现，福建畲族与浙江汉族之间的遗传距离最近（0.0042）,与青海藏族（0.2378）之间的遗传距离相对较远。福建畲族最靠近由台湾群体、浙江汉族、南方汉族等典型南方汉族群体聚成的分支区域。结果表明该17个Y-STR基因座在福建畲族群体中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态性，对建立Y染色体STR数据库，研究群体遗传学和进行法医学应用有重要意义。①
22.贵阳医学院分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的任凌雁、何燕、张婷、王婵娟、官志忠、单可人，调查贵州9个世居少数民族线粒体DNARegionV以及Y染色体DYS287位点多态性情况，为贵州相关少数民族的遗传背景研究提供可参考的分子遗传学数据。采用PCR-聚丙烯酰胺凝胶（PCR-SDSPAGE）技术、PCR-琼脂糖凝胶电泳技术检测线粒体RegionV9bp序列的缺失、Y染色体DYS287位点多态性。结果显示在本次研究的9个少数民族中线粒体DNA的RegionV发现2种多态性，即标准型和缺失性，仡佬族、畲族、壮族、仫佬族、毛南族、蒙古族、回族、羌族、满族线粒体DNARegionV9bp缺失频率分别为：26.6％、25％、20％、18.3％、13.3％、10％、8.3％、6.7％、5％；Y染色体DYS287多态显示仡佬族、仫佬族YAP+携带率分别为20％、1.67％,其余民族全部显示为YAP-。研究获得贵州9个民族人群线粒体DNARegionV及Y染色体DYS287位点多态数据。②
23.福建省宁德市闽东医院中心实验室的林妙春、郑建明、叶晓峰、游平弟、郑长业、洪永强，对闽东地区汉族与畲族人群CYP2C19基因多态性分布情况进行分析研究。方法是采用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聚合酶链反应（PCR-RFLP）,对汉族（n=140）与畲族（n=180）人群CYP2C19两个多态性位点CYP2C19*2和CYP2C19*3的基因多态性进行分析，用SPSS16.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Hardy-Weinberg遗传平衡定律验证基因型分布情况。结果：汉族与畲族人群各种基因型出现频率分别为：*1/*114.3％,28.9％；*1/*228.6％,30.0％；*1/*311.4％,16.7％；*2/*221.4％,9.4％；*2/*321.4％,12.8％；*3/*32.9％,2.2％。汉族与畲族CYP2C19不同等位基因出现频率：*1为34.3％,52.2％；*2为46.4％,30.8％；*3为19.3％,16.9％。结论：闽东地区畲族与汉族CYP2C19*2与*3等位基因突变率存在差异，畲族人群基因突变率低于汉族（P<0.05）。③
24.福建省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的林敏、车敏、黄以兰、李长祺、刘琼珊,对2013年4月〜2015年5月间采集的103份福建畲族无关个体样本进行Y染色体上11个短串联重复序列（STR）基因座遗传多态性分析。方法是应用InvestigatorArgusY-12扩增系统进行复合扩增，用310遗传分析仪进行基因扫描和基因分型。结果：共检出82个等位基因，基因频率范围为0.0097〜0.6990,基因多样性GD值为0.4533〜0.9596,11个Y-STR基因座共同构成单倍型91种，其中81种单倍型出现1次，8种出现2次，2种出现3次，单倍型多样性HD为0.9728。结论：11个Y-STR基因座在福建畲族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态性。①
25.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上海市法医学重点实验室、新疆警察学院、苏州大学医学部法医系的边英男、特来提•赛依提、朱如心、赵琪、张素华，运用毛细管电泳分型技术，对53名福建地区畲族男性无关个体的26个Y-STR基因座进行检侧，获得基因型分布状况，计算等位基因频率及单倍型多样性等群体遗传学参数，并对福建畲族与其他民族群体遗传关系进行分析。
人类Y染色体是男性特有染色体，含有基因组中最大的非重组区域，可用于父系血统的追溯。近年研究发现，许多位于Y染色体非重组区域内的STR基因座（Y-STR）具有高度的多态性，是目前信息含量最丰富的单倍型分析系统。由于特有的父系遗传方式和高度的多态性，Y-STR系统具有重要的法医学应用价值，特别是在性侵犯案件中混合成分的识别和亲缘关系检验中父系血缘关系的评价中被广泛使用。此外，Y-STR在种群遗传结构的研究中也表现出色，为单倍群树的构建和族群起源以及历史迁移提供了重要信息。随着国际Y-STR数据库的建立和Y-STR基因座的不断发现，Y-STR将为这些领域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对各族群遗传信息的研究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他们的遗传背景和相互关系。目前已有汉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满族和壮族等几个民族的Y-ST基因座的群体遗传学参数得到了研究。本研究应用Goldeneyetm身份鉴定系统26Y试剂盒［基点认知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简称Goldeneyetm26Y）对53名畲族男性无关个体进行Y-STR基因座分型，检测单倍型分布状况和频率信息以及遗传多态性，评估其法医学应用价值，为个人识别和亲权鉴定提供基础群体数据，同时对畲族与其他民族的遗传关系进行分析。
（1）等位基因频率和GD值
26个Y-STR基因座在53名福建地区畲族男性无关个体中的等位基因频率和GD值如表所示。
在26个Y-STR基因座上共观察到126个等位基因。单拷贝STR基因座的等位基因频率范围为0.0189〜0.8868,多拷贝STR基因座（DYS385a/b）的基因型频率范围为0.0101～0.3333。在26个Y-STR基因座中，除了DYS456,DYS39、DYS388.DYS533、DYS393,DYS389I和DYS438以外，其余19个Y-STR基因座的GD值均大于0.5,在畲族人群中展现出较高多态性。基因座DYS449拥有最高的GD值0.8462,紧随其后的是多拷贝基因座DYS385a/b为0.8434。在GD值小于0.5的7个基因座中,DYS456（0.4884）、DYS391（0.2112）、DYS393（0.4594）、DYS389a/b（0.3302）和DYS438（0.3120）5个基因座源自于YHRD推荐的17个标准基因座（DYS456.DYS389KDYS390.DYS389IEDYS458、DYS19、DYS385a/b、DYS393,DYS391,DYS439.DYS635.DYS392,GATA-H4、DYS437,DYS438和DYS448）=其中，DYS391基因座在此前的其他群体遗传学研究中也呈现出低多样性的特点。
（2）不同Y-STR系统群体遗传学参数
研究对4个不同水平单倍型系统（基木Y-STR系统、PowerPlexY系统、Yfiler系统和Goldeneye26Y系统）的群体遗传学参数进行观察，结果见下表。
使用26个基因座时可在53名无关个体中检测出47种单倍型，其中仅出现一次的单倍型（即唯一单倍型）有41个。使用9个基因座、12个基因座和17个基因座时，单倍型种类分别减至32、34和43个，其中唯一单倍型分别减至26、28和36个。发现使用26个基因座可以明显提高系统识别能力。26个基因座在畲族中的HD值为0.995646,而9个基因座、12个基因座和17个基因座的HD值分别减至0.9521、0.9615和0.9898。DC值也呈现相同的趋势，即随基因座数目的减少而降低，由0.8868（26个基因座）减至0.8113（17个基因座），0.6415（12个基因座）和0.6038（9个基因座）。当基因座数目由17个增加到26个时，53名个体中唯一单倍型比例由67.92％增加至77.36％。
（3）群体遗传关系的分析
畲族是我国南方游耕民族，集中居住在福建、浙江广大山区，其余散居在江西、广东、安徽等省。唐代时已有畲族先民居住在闽、粤、赣三省交界的闽南和潮汕等地。长期以来畲族人民与汉族人民“大杂居、小聚居”，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相互交融、日渐接近，但依然在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和语言等方而还保留有本民族的特点。本研究利用群体遗传学中表示物种或民族间遗传差异或分化的重要参数RST构建了遗传距离矩阵。结果显示，福建畲族与闽南汉族之间遗传距离最近，其次是南方汉族，与北方民族的遗传距离相对较远，这与畲族发展迁移历史相符合。基于遗传距离构建的MDS图结果如图所示。
本研究对福建地区畲族群体的26个Y-STR基因座进行研究，得到了等位基因频率和单倍型数据，为建立该地区Y-STR分布数据库、法医学应用及遗传关系的分析提供了良好的基础。GoldeneyetmDNA身份鉴定系统26Y试剂盒所包含的26个Y-STR基因座在福建畲族中多态性较好，在特殊案件中可作为良好的补充体系，具有法医学应用价值和遗传关系的分析价值。
结论：53名无关个体中的26个Y-STR基因座共观察到126个等位基因，等位基因频率为0.0101-0.8868,26个Y-STR基因座的GD值为0.2112～0.8462,有19个基因座的GD值大于0.5。共观察到47种单倍型。根据Rst构建的遗传距离矩阵显示福建畲族与闽南汉族之间遗传距离最近，其次是南方汉族，与北方民族的遗传距离相对较远。①
本研究虽然是为司法、医学而做，但其结果对畲族族源也有意义，“福建畲族与闽南汉族之间遗传距离最近，其次是南方汉族，与北方民族的遗传距离相对较远。”这一结论表明，畲族不是来自北方，而是源于凤凰山区。
上述不同地区与部门、不同目的、不同样本的实验，检验结果都相同，并且还没有遇到相反的情况，因此，可逻辑地得出总结论是：畲族是一个独立的单一的少数民族，不是来自北方，而是源于凤凰山文化区。
附注
①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5ddf790100yfc4.html
①徐杰舜、李辉：《岭南民族源流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0页。
①徐杰舜、李辉：《岭南民族源流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16页。
①徐杰舜、李辉：《岭南民族源流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19〜420页。
①徐杰舜、李辉：《岭南民族源流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14页。
②徐杰舜、李辉：《岭南民族源流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1页。
①徐杰舜、李辉：《岭南民族源流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9页。
②徐杰舜、李辉：《岭南民族源流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21页。
③徐杰舜、李辉：《岭南民族源流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16页。
①徐杰舜、李辉：《岭南民族源流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16页。
①徐杰舜、李辉：《岭南民族源流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20页。
②徐杰舜、李辉：《岭南民族源流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28页。
③徐杰舜、李辉：《岭南民族源流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22页。
①《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9〜50页。
①http：//news.sohu.com/20101117/n277681000.shtml
①http：//news.cntv.cn/20101122/103574.shtml
②http：//www.mzb.com.cn/html/report/117587～1.htm
①钟为群、郭俊明、缪春华、叶金花、黄功华、钟富有：《畲族人群载脂蛋白B（apoB）基因多态性遗传规律的研究》，《赣南医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
②张文峰、郭俊明、张志新、李伟：《中国畲族HLA-DRB1基因多态性研究》，《赣南医学院学报》1996年2期。
③卓孝福、郭永建、戴庚孙、尹学念、徐玖瑾、杜若甫：《畲族Gc、PGM1、AcP_1、6-PGD,ADA和AK1的遗传多态性》，《人类学学报》1997第4期。
①杜若甫、肖春杰：《从遗传学探讨中华民族的源与流》，《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②卓孝福、郭永建、尹学念、戴庚孙、徐玖瑾、杜若甫：《根据基因频率探讨畲族的起源》，《福建医科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①郭俊明、钟为群、赖日勇、叶金花、黄功华、毕新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成果，《DNA中国畲族群体D17S30位点遗传多态性研究》，《遗传》1997年第4期；《人类学学报》1999年第2期。
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39993420）,俞建昆、褚嘉祐、钱亚屏、孙浩、史磊、史荔、初正韬、杨昭庆、林克勤、陶玉芬、黄薇、金力：《应用30个常染色体STR位点研究中国6个民族群体的遗传关系》，《遗传学报》2001年第8期。
①班贵宏、褚嘉祐、许绍斌、杨昭庆、钱亚屏、俞建昆、纳剑波、刘晓娟、张思仲：《MICA基因微卫星多态在中国13个群体中的分布》，《遗传学报》2001年第12期。
②傅启华、金蕾、王景仙、何吉、洪小珍、严力行：《浙江景宁畲族人群HNAT基因频率调查》，《中国输血杂志》2001年第3期。
③范启兰、张文峰、郭俊明、叶金花、赖日勇、许春鹃：《中国畲族人群DYS287位点多态性的研究》，《赣南医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①范启兰、许春鹃、张文峰、郭俊明、叶金花、赖日勇：《中国畲族人群DYS287遗传多态性的研究(英文)》，《中国临床康复》2004年第18期。
②何吉、许先国、傅启华、刘晋辉、金蕾、严力行：《浙江畲族和汉族人群六个短串联重复序列位点遗传多态性的研究》，《中华医学遗传学杂志》2003年第3期。
①张幼芳、李佑英、兰樟彩、林发生：《浙江畲族人群9个STR基因座的遗传多态性》，《刑事技术》2003年第4期。
①游晓青、林玲、陈景龙、姜芬、邹起练：《福建畲族男性线粒体DNA11719遗传多态性》，《医学研究通讯》2003年第2期。
②闫春兰、詹金彪、邵靖宇：《浙江畲族DYS287,DYS440位点的多态性研究》，《中华医学遗传学杂志》2004第4期。
①俞建昆、孙浩、史磊、史荔、钱亚屏、黄小琴、车艳春、褚嘉祐：《5个中国人群Y染色体上17个双等位基因位点的多态性分析》，《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2006年第2期。
②龙友国、余跃生、龙思方、戎聚全、邱祥智、陆玉炯：《中国南方27个民族群体的三个STR基因座遗传关系研究》，《黔南民族医专学报》2006年第4期。
①金静君、薛士杰、赖力、何萍、胡洁：《福建畲族人群15个短串联重复序列的遗传多态性及法医学应用》，《福建医药杂志》2007年第29卷第5期。
①叶健、姜成涛、裴黎、季安全、赵兴春、刘冰：《DNATyperTM15基因座的研究与选择》，《刑事技术》2007年第3期。
②夏露、吴淑珍：《浙南畲族群体3个STR基因座遗传多态性研究》，《中国优生与遗传杂志》2010年第4期。
③林敏、刘琼珊、黄以兰、车敏、李长祺、刘彦斌、李腾、杨帆：《福建畲族X染色体12个STR基因座的群体遗传学研究》，《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2011第10期。
①百茹峰、杨利海、袁丽、梁权赠、鲁涤、杨雪、石美森：《福建畲族群体17个Y-STR基因座单倍型及遗传关系》，《遗传》2012年第8期。
②任凌雁、何燕、张婷、王婵娟、官志忠、单可人：《贵州9个少数民族线粒体DNARegionV及Y染色体DYS287位点多态性研究》，《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年第4期。
③林妙春、郑建明、叶晓峰、游平弟、郑长业、洪永强：《闽东地区畲族人群CYP2C19基因多态性分析》，《药学服务与研究》2014年第5期。
①林敏、车敏、黄以兰、李长祺、刘琼珊：《福建畲族人群Y染色体11个STR基因座的遗传多态性研究》，《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2015年第7期。
①边英男、特来提•赛依提、朱如心、赵琪、张素华：《畲族人群26个Y-STR基因座遗传多态性及法医学应用》，《法医学杂志》201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