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内容
“越人后裔说”、“闽族说”、“南蛮说”等属于“土著说”。“土著说”的问题：一是指称不明，也就是说，越人一支、百越一支、南蛮一支，到底是哪一支？因“越”历史上曾是包括整个南方；“蛮”、“百越”是对南方部落的泛称；闽，有闽东、闽西、闽南、闽北，很不相同。二是“土著说”最大学术缺陷，是没有解决畲族先民哪里来的问题，也就是福建、广东产生过人类吗？如果没有，那么“土著说”就不成立；如果还是早期由北向南迁徙的人，如“山夏说”、“汉族说”，那么实际上还是“外来说”。本章主要用考古学证据回答“凤凰山产生过人类”、“畲族源于凤凰山”的问题。
人从哪里来？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从猿进化而来的。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哲学教育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和人学学科的开创者、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教育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北京大学资深教授黄柵森指出，“人的发展包含作为个体的人的发展和作为类的人的发展两个层次。”“类人猿演化为人不是单个的猿演化为人，而是猿的社会演化为人的社会。人的社会诚然是由个体的人构成的,没有个人也就没有社会，但历史上并不是先有个人，然后再由个人组成社会。个人始终是在社会中出生、发育、成长和发展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人的发展的历史前提。”“作为个体的人的发展和作为类的人的发展,同人类社会的发展一样,都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作为类的人的发展，同样也包括作为类的人的身体的发展，大致经历了猿、猿人、智人、现代人四个阶段。”①
学界对猿、猿人、智人、现代人四个阶段在时间界限上存在不同的划分标准，为了便于南北比较，本书采用陕西的划分标准。
凤凰山区近些年来的考古发掘，收集到大量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各种遗迹和遗物，畲族是由此处的古人类发展而来的。
一、凤凰山域
民族，最主要特征是：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表现于文化之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共同地域，是形成后三个特征的基础，是一种联系人们的外在的自然纽带，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是一种联系人们内在的社会纽带。有了这两条纽带，就将分散的、众多的民族部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在古代，每一个民族都由于物质关系和物质利益（如各个部落的敌视等等）而团结在一起。”②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同一地域上，进行着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共同经济生活，并操着同一语言，进行着思想、感情的交流，这样久而久之，他们相互间就形成了一种“自己人”感，这就是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最初形成，从而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
凤凰山，地处如今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属亚热带区，气候温暖，雨量充沛。东临大海，与台湾隔海相望，更远可达东南亚诸岛国。背靠崇山、戴云山、武夷山，仅如今的凤凰镇范围内就有凤鸟髻山、鸡公髻山、万峰山、鸡神山、大质山、笔架山、大狮岽山、二尖山、大尖山、竹竿山、乌石壁山、长龙山、乌泰山、飞凤山、漆树垭山等大大小小的50多座千米的高山。
山高路陡。如今虽建了公路，但非本地车不敢上、不能上、不让上。
这些高山不仅挡住北方的寒流，历史上也将中原纷争板荡隔绝于外，成偏安之局。区内有韩江、九龙江等江河，交通之利。而往外仅有有限的通道，如向北，只有漆树垭山山口的一条道可通往丰顺、大埔县，因而可进可退，易守难攻。
如今，人们所指凤凰山，主要是潮州市潮安区的凤凰镇一带。历史上畲民活动范围是否就在这个范围内？
刘克庄在《漳州谕畲》中指出，当时畲民的活动范围，“西畲隶龙溪，犹是龙溪人也。南畲隶漳浦，其地西通潮、梅，北通汀、赣，”西畲只局限在当时龙溪县的范围内，所以可称为是龙溪人。南畲名义上隶属于漳浦，但是在宋代漳浦县的范围很大，西通潮、梅，北通汀、赣，除了现南靖、平和、诏安、云霄、东山等县，其西部邻接潮州、梅州，西北部则邻接汀州并经由汀州与赣州相通。刘克庄所云畲民活动范围，因是《漳州谕畲》，局限于漳州，没有包括广东。“通”字，表明，实际上，应该包括潮、梅、汀、赣这一区域,是“南畲”的范围。因此，当时畲民的活动范围不能局限于如今广东潮州的凤凰山。从当时的畲民活动来看，唐、宋时期，凤凰山指的是韩江与九龙江流域。杜佑的《通典》及唐宋时期的地理总志都把潮州划为“古闽越地”或“七闽地”，而古闽越地的范围，除今福建省地外，还包括潮州等。
闽南、粤东由于属于不同的省份，考古及研究以往各自进行，至21世纪，大量的考古发现，研究人员把二个区域对比，从文化类型看，闽南、粤东文化同一类型。考古表明，闽南粤东位于我国东、南海的交接处，闽江与珠江两大流域之间，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呈现出明显的层状地貌，山地、丘陵、台地、平原等由内陆向沿海逐级下降。地理位置和相同的地理环境，使得闽南粤东地区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的面貌十分接近。“粤东与毗邻的福建闽南、闽西南同属闽南方言区，《舆地纪胜》谈到广南与福建的语言时说'虽境土有闽广之分，而风俗无漳潮之别'，我们曾根据先秦时期两区土文物对比论证了粤东闽南构成同一史前文化区域，两地浮滨类型文化遗存的共同性就是主要的论据。①
所以，秦汉及之前，畲家活动范围、畲家人的“凤凰山”，是三省交界的广大区域，闽南地区的九龙江、晋江流域，包括如今福建省的厦门、泉州、漳州三市以及龙岩市的长汀、上杭、永定、连成、武平、漳平等县；粤东地区是韩江、榕江流域，主要包括广东省的潮州、汕头、揭阳、汕尾、梅州五市以及江西的南部。共同的远古文化，构成一个“凤凰山文化区”（Cuituralarea）。
这一区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良好区域，为畲家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很好的自然条件。凤凰山东面，拥有今福建最平坦的土地，即福建四大平原中的两个——最大的漳州平原和位居第四的泉州平原，加上丘陵，闽南丘陵平原总面积25536.3平方公里。凤凰山西南面,是潮汕平原，为广东第二大的平原，仅次于珠江三角洲，面积4000多平方公里。凤凰山北面，是赣南丘陵，海拔一般在100米左右，丘陵之中间夹有盆地，多沿河作带状延伸。凤凰山区内，丘陵及台地、阶地面积占55％,平原面积占14％,河流等水面积占6％。其中如今龙岩地区丘陵3101平方公里，平原985平方公里；广东省东北部主要盆地有兴宁盆地，面积320平方公里；梅江盆地，面积约110平方公里；蕉岭谷地，面积约100平方公里；汤坑盆地，面积约100平方公里。凤凰山文化区不但地势平坦，且气候温暖湿润，沿海无雪无霜，光热资源丰富，雨量充沛，河网密布，土地肥沃，农耕条件优越，作物可一年二熟或三熟。
不同时代，畲家人的活动范围不同，即凤凰山域的大小是不同的。汉之前最大，包括韩江、榕江、九龙江、晋江的四江流域。唐宋时期主要活动范围在韩江与九龙江之间。明代畲民多数迁出之后，各地畲民指的凤凰山，其范围更小，主要是指潮州凤凰山。
畲族如今之所以把凤凰山域局限于潮州凤凰山，其原因：一是凤凰山的名称在此处。二是唐宋时期主要活动范围以凤凰山区为中心，特别是这个时期是畲家活动的重要时期，印象深刻。三是由凤凰文化特点决定的，凤凰文化崇尚的是和谐，《山海经•南山经》云：“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者天下安宁。”凤凰是外美与内美的统一，是至德、至慧、至情的统一性，是祥和、幸福、恩爱的像征，合乎畲家的愿望。四是此处是畲家最后离开的地方，离开之地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
二、直立人
“直立人”，原称晚期猿人，生存于距今约200万年到20万年的早更新世晚期至中更新世。主要特征：一是能两足直立行走，因而称“直立人”。头则像猿，其头骨扁平，骨壁厚，眼眶上脊粗壮，脑子明显增大，脑容量大约为800—1200毫升，平均身高为160厘米，其下肢结构与人类十分相似。仍保持较多猿类的体质特征。头盖低平、颅腔小、骨壁厚、眉崎粗大、颌部向前突出、无颏等。下肢骨与现代人相似。二是能制造工具。“手斧”是直立人文化的代表作品，可以说是制造工具的工具，为了制造它，石器制造者心中应有一个想制造的石器形状，有意识的将这种形状施加于他们利用的石头上。因此，直立人在思维和语言方面比能人均大有进步。三是直立人的另一大突破是火的使用。由于有了火，不仅可以御寒，而且可以煮食、自卫和狩猎。但都还兼有猿的特性，并未完全脱离动物的范畴，食人习惯的保留，就是其重要表现。①
晋江深沪湾旧石器遗址、漳州莲花池山旧石器遗址，从时间上看，当时的人处于这一阶段，因此，本文把其称为“晋江直立人”、“漳州直立人”。
（—）晋江直立人
晋江深沪湾旧石器遗址，在东石镇不远的南面，是2002年被发现并确定的。迄今为止，共发现七个旧石器地点，发现石制品36件。
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组织了北京大学等11位专家对深沪湾发现的旧石器进行鉴定评审。为测定旧石器的年代，专家先后采集了古地磁、光释光等多种测年方法所需的样品，除在国内多个权威机构检测外，还送到美国等十多个国家进行检测，美国检测的
结果是40万年以上。然而，由于该地层为典型网纹红土，目前国内外对网纹红土的测年仍是一个难题，至今尚未获得具有一致的年龄值，只能根据地层对比进行推测，多数专家认为遗址时代大致在距今50万年〜80万年。①目前专家看法不完全一致，尚没有正式对外公布。本文采用博物馆图片介绍的观点，即与周口店北京猿人同一时期。
“晋江深沪湾旧石器遗址的年代为距今80万〜50万年前，这也意味着，早在80万年前就有古人类在晋江地区生活与活动。”2002年8月参与深沪湾旧石器考古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黄慰文，高度评价了晋江旧石器的发现，“这是国内首次在海成地层里发现旧石器，以往发现的古人类都是居住在内陆湖边或者河边，晋江古人却是依海而居。”
深沪湾发现的旧石器可分为重型和轻型两类。再参考时代相近的周口店北京直立人，当时，生活在海边的晋江先民应该是过着狩猎和采集的生活。重型的石器用来砍树，做成狩猎的武器，轻型石器可以当刀子切割兽肉。80万年前晋江先人的长相也应与周口店北京直立人相差不多：身材不高，在1.60米左右，高眉脊，体格健壮，特别是两只手臂很有力量，脑袋很小，平均脑量在1000毫升左右；他们无法站直，看上去有点像猿，所以叫猿人。不过他们有点驼背，不能像现代人那样完全直立。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不高，食物有限，一般是二三十个人过着族群生活。与北京猿人有所不同的是，晋江猿人生活在海边，他们捕食海鲜。周口店北京猿人居住在山洞里，会烤火。晋江猿人则居住在用石头和树枝，或动物骨头盖起来的窝棚中，而且还懂得用火烤熟食。①
旧石器遗址有一条条的英砾石带，专家检测，年代分别为3万年、3—9万年、7—10万年之间。表明这个旧石器遗址具有连续性。
（二）漳州直立人
莲花池山遗址位于漳州北郊台地里，此处离出海口也不远。
2005年，考古人员对漳州莲花池山旧石器时代遗址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抢救性发掘，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重大收获，发掘至更新世文化层，揭露出不同时期的旧石器时代遗物,即上、中、下三个砾石带所包含的旧石器，有石核、石片、砍斫器、刮削器等，石器类型丰富。石器不同于陕西大荔等到地的细石器，也不同于广东阳春的砾石石器，从打制工艺和器物的类型看，属于小石器传统；而从所含石器的层位上看，其年代比前二者还要早。特别是下层文化出土的石器，存在于距今40万年的网纹红土层中，是福建史前考古的重大发现，将福建人类史推前20万年。
根据这些出土物的石器，专家推测，那是当时人们生活用的工具：当时人们可能过着群聚的生活，靠这些石器来砸开植物的块根，以及植物硬果壳。在这批工具中，发现了一个被打制得十分尖锐的器具，专家说，这是最原始的“剥皮器”。估计当时的人们已经懂得用这个器具把皮毛剥去，再食用；这一时期生活在漳州莲花池山的老祖宗们，可能也懂得享受烧烤的美味。
（三）直立人来自哪里？
考古学资料表明，他们来自元谋人，即元谋人的一支沿海岸线向东，进入今广东，然后进入如今的闽南地区。
分子人类学也得出同样的结论。“最新的分子人类学材料——Y染色体DNA能对民族系统进行精细的分析。百越系统被发现与中国的其他系统差异很大，而与南岛语系民族（马来系统）特别是台湾语族群体相当接近。已经研究的百越群体显示出遗传发生关系和语言文化类型的差距，这与百越的整体认同和地域分化有关。”根据数据的主成分分析，“百越有单起源的遗传学迹象，可能大约三、四万年前发源于广东一带，而后慢慢扩散开来。”
“这些群体的Y染色体遗传结构体现出相当大的一致性，而与其他系统中研究过的群体完全不同。他们都有大量的M119、M110或M95、M88突变，而外族极少有这些遗传标记，与百越接触少的群体则没有。”
“根据现有的百越民族群体Y染色体数据,我们应用主成分分析的数理统计方法,把数据中的主要趋势信息抽提出来,得到了三个主成分（趋势）。按各个群体的对应值把三个主成分按等高线绘制原理作成三张地图。这三张地图体现了百越遗传结构中的三个主要特点。第一主成分占到信息总量的47.0％，从图3中单一中心、梯度平缓的分布格局明显看出，所有的百越群体首先是有整体性的,共性是最主要的。因此百越的血统只有一个主要来源。图中的分布中心在广东一带,所以广东最有可能是百越民族血统最早的发源地,而后渐渐向四周扩散。”
三、早晚智人
智人（Homo sapiens）一般又分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
早期智人（earlystageH.sapiens）又称古人（Paleoanthropus）。生活于距今约20万年至5万年前的古人类。主要特征是脑量较大，男女平均为1400毫升，但脑的结构却比较原始。眉嵴发达，前额倾斜，鼻部肩宽，颌部前突。“晚期智人”又称新人（NeoanthropusHomosapienssapiens）,生活在5万年前至1万年前的古人类。东山海域、石狮海域、漳州北郊甘棠、清流狐狸洞、漳平奇和洞等地发现的人类化石，都属于智人范畴。
凤凰山文化区，近年来发现数十处旧石器遗址，仅漳州与晋江两地就有多处，出于序列性及篇幅考虑，仅以莲花池山遗址、东山人为例，漳平奇和洞遗址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
（—）漳州人
1989年漳州北郊台地里建设北环城路，考古人员在莲花池山地表捡到了8—4万年前的小石器。
1990年5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福建省博物馆、漳州市文化局联合组成的发掘队，对莲花池山遗址进行了试发掘。发现了以砾石英结晶体、硬砂岩为原料打制的23件石制品，其中有石核、石片、砍斫器和刮削器4种，属距今约8—4万年前的旧石器。在上层的红黄色砂质土中发现了小型石制品，以黑褐、黑灰、青白、灰白色燧石打制而成，年代在距今1.3—0.9万年间。这次试发掘被认为是“闽台史前考古的重大发现”、“填补了福建省旧石器文化的空白”。我国著名的古人类学专家、“北京人之父”贾兰坡认为，这里发现的小石器独具特色，不仅以凹刃的居多，而且刃口多是特意修制出来的。
（二）东山人
东山岛是漳州的一个海岛，位于福建省最南端，处在东海和南海的交汇点、闽粤的接合部，与台湾隔海相望。人类肱骨残段原存于东山海底，被当地渔民打捞出来后又埋于陆地。1987年华福酒店建筑工地施工时挖掘出来。肱骨残段表面呈浅灰色，系化石埋藏于海底时间长，地层中的锰质侵入的结果。前缘光滑且圆，外侧缘的上1/3段保留大致完整,并可见到为一锐缘，表面较粗糙；内侧缘比较圆钝：肱骨体的后面相当平整，向下渐渐增宽；肱骨体的横断面呈三角形；骨壁明显地薄。经鉴定，属于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期这一过渡时期，绝对年代为距今1万年前，属于晚期智人,被称之为“东山人”。
此处还采集到哺乳动物化石21种，其中1件磨光的轴鹿左角，眉枝已被截断，目的是方便于磨光和刻划。主枝保存长度33mm,角柄长7mm,角柄下面还连带部分头骨。
在保存的主枝上端，内侧、外侧和后侧都有明显的刻划痕迹。内侧：靠近上端的中间位置45mm长范围内，有15道刻划痕迹，道与道之间均为等距离，痕迹的大小、深浅、长短都很一致。外侧：在靠上端中间位置60mm长范围内，共有18道刻划痕迹，道与道之间也等距，大小、长短和深浅也都相同。后侧：在距离主枝顶部的截面以下30mm处，自上而下分布有9道刻划痕迹，道与道距离大致相等。
东山采集的石器总体上与福建沿海石器基本相同，具有特色的是细小石器，是一种与南方砾石石器传统大相径庭的、特殊的工具组合，明显地代表一种与周边地区不同的文化传统，而且分布十分广泛。专家将年代定在旧石器时代末期至中石器时代，即界定在距今9000—13000年前。“这种文化的主要特点是，（1）石制品普遍细小，最大的不超过60mm；大多数在30—40mm之间；（2）釆用锤击和砸击两种方法；（3）制作石器的毛坯基本上是石片，原料多样，但以燧石为主；（4）具有第二步和第三步加工的石器占主导地位；（5）类型繁多，制作精细。”石制品数量巨大，存在相当数量的凹缺刃刮削器，特别是存在石箭镞和石杵类型，而其他地点未见。特别是发现1件砾石砍砸器。原料为变质斜长岩砾石，质地坚硬，韧度大，磨圆度良好。砍砸器器型甚大，长137mm,宽116mm,高71mm。在砾石的一端有打去两个大片的疤痕。两个疤痕都是以砾石较平的一面作为自然台面向隆起的一面打击的。在较小的疤痕上还可见再次轻击的较小疤痕，使其成为一个约70mm的锋利韧缘。在砾石左侧边缘也有砸片的痕迹,两个打击点清楚可见，再以该片疤为台面向同一个面打去一个大片,但片疤不平齐，可能是岩石质地原因造成的。其他部位均遗留原砾石面。根据该石制品所处的地层层位推测，其年代至少在距今3万年以上。
以上记述大致描绘了在距今10000多年前，“东山人”依靠石质工具和骨角器从事狩猎、捕鱼和采集，并在生产斗争中逐渐学会在骨骼上刻划，以表示自身的思想意识和某种愿望。像东山海域发现的既有磨光又有刻划痕迹的不多。刻划痕迹是旧石器时代人类的一种有意识和有目的的行为。K.P.奥克莱曾经指出："早期人类在骨骼上、鹿角上或在象牙上进行的刻划，实际上是一种装饰。”“装饰是艺术的根源。”但在我们看来还有它更深层次的含义。首先，刻划痕迹主要代表数字，其次是装饰。三组刻划痕迹分别代表不同的数字，或者表示狩猎时所获的数量，或记录某类动物的数。这种理解，主要基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即晚期智人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关于数字的概念。无论早期人类是有意识的，或者是无意识的刻划，都最终导致艺术的产生。①
这一文化被命名为“漳州文化”，它是一种海洋型文化，仅仅局限于沿海地带，不同于北方和华北小石器文化。北方的细石器文化向南可分布到北纬35°,北可抵达寒带荒原地区，并一直延伸到阿拉斯加和加拿大。其文化主要特征是普遍存在典型的细石器石核，如楔型石核和锥型石核，产生石片采用硬锤和软锤，以长、薄石片为主；还有多种狩猎工具如箭镞、矛头等。漳州文化也不同于华北常见的小石器传统的文化。华北小石器传统以狩猎动物为其主要经济活动，适应温带草原环境，基本上采用锤击方法制作石器，但在后来的发展中，由于技术的不断改进，才逐渐萌发细石器文化。漳州文化与上述两者不同。从石制品类型看，更加适应热带、亚热带沿海地带的自然环境，所显示的经济活动显然与渔猎密切相关。
（三）漳平人
漳平，名于“邑居漳水上流、千山之中，此地独平”之意，位于九龙江上游。主要少数民族为畲族。
漳平人遗址在奇和洞，地处漳平市象湖镇灶头村东北4公里，黛烟山下，海拔266米,奇和洞当地人也称蝙蝠洞。在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疍专题调查中被发现，面对奇和洞面临矿山开采随时可能被炸毁的现实，福建博物院、龙岩市文化与出版局和漳平市博物馆联合组成考古队，分别于2009年、2010年对其进行了两次抢救性考古发掘。
2009年抢救性试探发掘，在洞穴地表的钙板层下，发现了数百件哺乳动物的牙齿化石,集中了更新世华南哺乳动物大熊猫——剑齿象群的精华：包括灵长目的猴科，长鼻目的东方剑齿象，食肉目的犬科、熊科、大熊猫科等，奇蹄目的华南巨貘、中国犀等，偶蹄目的獐、鹿、野猪、牛等。其中，灵长类化石数量超过福建其他地方已发现文物数量的总和。初步判断，史前奇和洞一直就有人类活动。
2010年进行抢救性全面发掘。在第一期发掘中，专家发现大量的古生物化石和古人类使用的石器、陶器和骨器，其中骨制鱼钩和石制鱼形陶饰件在福建省境内是首次发现。经过北京大学专家测定，这些文物大约为新石器时代的，时间约12000年前。
2011年1月底，考古队对奇和洞进行第二次考古发掘。2011年1月3日15时50分,考古队队员、汉城博物馆的赵兰玉在清理T2西部的扩方时，在地层下80cm处发现了一具完整的成年个体头盖骨。专家们研究分析的结论是，这个头盖骨为晚期智人，属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已一万多年。
专家们高度评价奇和洞发现的科学价值。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高星认为，奇和洞遗址发掘多个文化层面表明了这里不同时代都有人类活动，从挖掘出的大量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特别是人类头骨及肢骨的发现，表明奇和洞遗址的发现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考古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星灿说：“奇和洞考古发现除了出土的大量文物国内外罕见外，文化层现象更是堪称奇特。南方是个多雨地区，由于常发洪水以及潮湿等原因，一个文化层形成并能如此完整保留下来是难以想象的。”美国毕士普博物馆人类学部主任、美国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焦天龙博士评价道：“人类进化史上有几个重大转变，或者说未解之谜，其中一个就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时间跨度从15000年前—10000年前，人类畜牧业、陶器出现，全世界都在寻找这类线索，而奇和洞古老的陶器、完整的地层，非常罕见，非常难得。”
通过这些专家多次现场察看及2011年福建省召开专题论证会和终评会，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院等的权威考古专家认为，奇和洞遗址考古发现填补了福建乃至中国东南地区史前文化新、旧石器过渡阶段空白，对探讨人类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期的生存技术发展和生计模式转变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对探讨农业起源、陶器起源和早期燃煤历史以及分析海峡两岸古人群迁徙和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等课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①
漳平奇和洞遗址入选201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在奇和洞西边不远、更近凤凰山主峰有个“百家畲洞”。《明史》载，福建漳州府漳平“南有百家畲洞，踞龙岩、安溪、龙溪、南靖、漳平五县之交”。②明代黄仲昭《八闽通志》载，“百家畲洞在县南永福里。界龙岩、安溪、龙溪、南靖、漳平五县之间，万山环抱，四面阻塞，洞口陡隘，仅通人行，其中深速宽广，可容百余家，畲田播种，足给衣食。”③《漳平县志》载：“……则永福自为一区，其山之名者有双害山、猛虎山、大壮山与百家畲洞于环阻之中又复有平者，然其细已甚不胜纪”。“闽中山溪高深处往往有之,在漳平三姓，日蓝、日雷、日钟。随山种插，去瘠就腴。编获架茅以居。善射猎，涂矢以毒，中兽立毙。其贸易，刻木大小长短为符验。能辨华文者，其酋也。族处，猜猜然，喜倾杀。或侵之，一人讼则众人同，一山论则众峒。明设抚瑶土官，计刀出赋。官府有征剿，无不听调也。后抚者索取山兽皮张，因以失赋，官随亦废。昔元时，南胜李志甫之乱,未必不由此起，岂瑶之罪也哉。”④在漳平流传着关于畲民与百家畲洞的故事和歌谣，其会歌云：“春秋战国乱纷纷，七国鼎立相并吞。楚国蛮奢江南地，百家畲洞我为居。”“祖公原先住蓝田，百家畲洞名相连。官府欺压地主占，逃转别处去开荒。”《百家畲洞与
畲族来历的传说》讲的是畲民源于百家畲洞。邱水才《百家畲洞与畲族探源》一文云，漳平“永福里”现为永福镇。直到明清时期，永福里范围还很广，“包括了现在的永福、官田、拱桥等乡镇，总面积达二千多平方公里。……”经疍找，百家畲洞现名“石岩洞”，位于漳平市永福镇北部海拔1365米的大苍山南侧半山拗上。此洞分上下两个，均由巨大的岩石堆垒而成。洞口有一小土坪，前方有大石自然围屏，洞口朝南，太阳从东山一露面即能照到。这里地势险峻，视野广阔，居高临下，放眼可看到半个永福。古时畲族“太姥”就居住在这里，指挥百家畲人种地打猎。百家畲洞盛产兰花，为福建的“建兰”主产地，这里有畲家太姥艺兰为生的传说。《漳平县志》卷一《疆里》记载，百家畲村在明朝属“永福里腔头社”的一个小自然村，现名“白涤坑”。又载，在百家畲洞所处的永福镇蓝田村有蓝、陈两家共建的祖祠。原先蓝、陈两族为了争夺土地，多次格斗，后双方谈判后，决定建祠以修好。会歌《苦历歌》云：“畲家最先住永福，永福本称百家畲。祖公就住石岩洞，蓝田有祖合陈家。”根据以上的文献资料、口碑资料及专家的考证，百家畲洞是畲家早期的一居住地。当然，此洞是否也有奇和洞那样的发现、或者与奇和洞直接关联呢？只有挖掘才能知道。
奇和洞与百家畲洞之间的山羊隔村，保留着畲家的传统文化。1953年，中央派出畲民识别调查组调查了三个点，山羊隔是其中的一个点。
“类人猿变成人以后，人在体质上基本上没有变化的话,人在实践上的变化则是很大的,而且变化越来越快。人的最基本的实践是劳动,劳动的发展具体体现为劳动方式的变化和劳动效率的提高，其标志则是劳动工具的发展。”“从劳动工具看，旧石器时代包括了猿人和智人，新石器时代的人已经是现代人了。”①
四、现代之人
旧石器时代以打制石器为主要工具，生活以采集和狩猎为主，与人类伴生的哺乳动物群为含有灭绝种的古老群。新石器时代（NeolithicPeriod）,在考古学上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在地质年代上已进入全新世，凤凰山区年代大约从9000年前开始，结束时间为距今3000多年。其主要特征是开始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发明了陶器、出现了农业和养畜业。新石器时代以磨光石器为主要工具，伴以陶器的使用，生活以原始的农耕活动和部分驯化了的家畜结合着狩猎和采集为主，而与之伴生的哺乳动物群为现生种动物群，偶或有一两种灭绝种动物如犀牛、象等。
凤凰山文化区这一时期的遗址与遗物较丰富，至今已经发现数百处。已经挖掘的来看,的沙丘兼贝丘类型的聚落遗址，也是目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该时期沙丘遗址。东石镇东北面的百崎音楼山遗址，出土了许多动物和鱼类的骨骼，经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尤玉柱鉴定，哺乳动物类有梅花鹿、水鹿、羊，还包括鲨鱼脊椎骨和至少3种各类鱼的骨骼和鳍。土层中有陶片和蛎、蚌壳等包含物及地表零星陶片，石凤凰山区自成体系。不仅打磨小石器有自身特点，生产、生活如上晋江的颜厝村，有自己特点，特别是陶器富有自身特色。其几何形印纹陶的纹样上，竖行兰纹等基本不见于其他地区：从陶器的类别和形制作风来说，差别更大，高领壶、尊、瓶以及外加小平底的作风等也是只见于本区：生产工具、武器等，大型无阑石戈等,更是独具特征，其他地区很少见到的。李伯谦在《我国南方几何形印纹陶遗存的分区、分期及其有关问题》中，把南方几何形印纹陶遗存分为七个区，凤凰山区单独作为一个区。①
凤凰山文化区还可分为若干小区，每个小区域内，人类的进化不但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且自成体系。如晋江，已发现28处明确的古人遗址，采集到石器，有石锛、石钺、石拍，还发现一些打制石器时产生的废石片和石核，其中一些为未加工完的石器半成品。这里具备了石器加工场的一些基本要素。数量众多的古人类遗址、石器加工场的发现，揭示了古人制作石器的过程。在东石附近的的思母山、八仙山、岭山和霞美村陆续发现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址，专家对出土的石戈、石斧等的鉴定，这些石器是距今约7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居住于此的先民的生产工具，同时出土的还有方格形印纹陶片和网坠等文物。在东石镇北面的丰州山区，发现两处新石器时代遣址，即柯屠山、狮子山。特别是庵山遗址，是福建省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末期至青铜时代蛎1件，残陶拍1件；这里捡到的碎片，可认的有罐、壶、釜等陶器，有红、灰、黑夹砂陶和黑、灰泥陶等，以具有东南沿海文物特征的几何形印纹陶为主。山上发现的由柱子洞所构成的属于立柱干栏式的建筑。第4层出土的贝壳标本测定，音楼山遗址的年代距今约3500年。它与福建境内已知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较明显区别，带有海洋文化特征的史前时期典型遗址。
晋江这一时期的遗址，有的已被毁，有的还没有挖掘，如晋江直立人（猿人）活动不远的颜厝村，考古专家在考察旧石器遗址时，在一个小山包，又发现了4000—7000年前的新石器沙丘遗址。在遗址的土层里发现了大量的贝壳堆积物和一些陶碎片，贝壳品种竟达到十几种之多。专家说，堆积在沙土里的贝壳是史前人类食用后丢弃的生活垃圾。古人类从海里拣回海生贝类后，将它们烧熟食用后，就将外壳扔到居所周围，时间一长，就堆成了一个小山包，从堆积物高达1米高和宽度可以推断，曾经有古人类的一个族群长时间生活在那里。后来，风沙将那些堆积物覆盖住，并渐渐将它深埋到沙丘底下。
山包上长着许多高大的木麻黄，底下为大量海沙，那些贝壳堆积在距山体表面两米深处。近年来，由于山体遭到了疯狂釆砂，小山包四周已经被挖下了近十米深。为保护这一遗址，政府改变土地使用规划，由企业用地改为考古保护用地。我们期待今后的挖掘能有更多的惊喜。
凤凰山东边这些早期的人类，有的出海了，有的向北了，肯定的有留下来的，因而，“畲家寨”的存在也就很自然了。
凤凰山西侧，即广东方面也如此。①
（一）象山人
象山遗址位于南澳县后宅镇后江海湾侧旁,西、西北均面向海湾,是一座从东向西缓坡伸延的低丘,海拔高度约5～30米。
在该遗址采集了近百件石器标本和50余件石片,6件石核。石质绝大多数为黑色、棕色、灰白色隧石，个别石器用石英砂岩，白色石英制作，这些石器形体扁薄细小，长度一般为2～4厘米。品种包括尖状器、雕刻器、石钻、刮削器等,而以刮削器的种类、数量最多，可以细分为直刃、凹刃、凸刃、凹凸刃、圆头和多边刃等类。大部分石器采用单向加工,部分采用两面交互加工,少数使用错向加工。其中弧背长刮削器、“人字形”凹刃刮削器、“山字形”石钻头可以作为象山人文化的典型器物。在遗址断崖距表土深1.55米、1.88米的文化层中曾分别采集到一片夹砂灰陶片、一件凹刃刮削器。这批细小石器材料与在福建漳州、平和、诏安、东山等地发现的石器制品，无论在石料、器形、加工工艺上看，都有惊人的相似,应属同一文化系统。
陶片表里均有纹饰,陶片外饰斜绳纹，内壁有浅印的方格纹,火候偏低等特点。
根据石器与陶器特点，其时间可定为距今8000年。
（二）陈桥人
陈桥遗址在原潮安城西3公里的陈桥村沟北的海积台地上。如今已经成为潮州市区。当时翻开数十万斤蚝壳的堆积地层,埋藏着一批轻微石化的人骨，被称之为“陈桥人”。
与其相类似的潮安、澄海、揭阳境内还陆续发现有石尾山、海角山、梅城澳西、管珑、内底村、池湖等一批贝丘遗址，与福建平潭县海坛岛壳丘头贝丘等遗址，处于同一时期，距今6000—5000年。
陈桥古遗址文化堆积厚达1.40米,除了含贝壳和灰黑色粘土外，还发现了非常丰富的遗物，有石器、骨器、陶片。自然遗物包括大量贝类软体动物：牡蝎、魁蛤、文蛤、海蛙、海螺、鸟蜘等咸水生物及规蚌等淡水生物的硬壳。地层中发现有10个个体的人骨。
陈桥遗址属沿海地带的一类贝丘遗址，石器以打制的砾石石器为主,均选用椭圆形砾石在边缘及尖端采用交互打击法制成。有一种大型尖状器，保留了大部分自然岩面,加工只限于尖端附近，形器酷似广西北部湾东兴（今防城）海边贝丘遗址发现的“蚝蝎啄”。石器中还有手斧状石器、砍研器和敲砸器,并发现少量半磨制的石镇。
陈桥人还采用牛、鹿、猪、鱼等骨制作骨器，如磨制的骨斧、骨刀、骨铲、骨锤、骨针、骨链。遗址中骨器、锯切的骨料、半成品很多，若按骨器制作用料推算,陈桥人宰杀的动物，估计百头以上。这些动物多数为狩猎动物，猪、牛类可能已驯养。其中带单肩或双肩的骨斧、骨铲类。保存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一件长身骨铲系采用牛的肋骨锯切后磨刃而成，在这骨铲的上端遗留有安柄时使用的藤条捆扎的清晰痕迹。骨斧、骨铲与稻作农业的耕作有关，由此,专家推测陈桥人也可能已有稻作农业。
陈桥人使用的陶器全系夹砂陶，以灰胎质最多，兼有红、黑胎，火候很低、手制,器表有的经磨光，有的则胎面石英砂裸露，有的陶片的口沿部位、内壁、腹部涂拷红色或施红陶衣。出土众多陶片均无法复原，完整的陶器只有直口圈底小陶杯和一件葫芦状小压褪。
（三）后山人
凤凰山区山岗遗址以普宁池尾的后山遗址为代表，带有强烈的土著性特点。
后山遗存以鸡形陶壶、方格纹凹底陶罐和磨光石器共存为特征。在后山发掘出土了7个个体的鸡形壶，这类陶壶的共同点是器身横截面为椭圆形、尖唇、高领,用手捏合罐口沿的中部构成前端翘起的壶口，尾端则成喇叭状流口，两口之间附有宽扁状把手作提梁，器底内凹，器身拍印方格纹。后山的鸡形壶可分宽体长身型和窄体短身型。与鸡形壶共存的陶器有罐、钵、盂、豆等。陶罐敞口、高领、折肩或折腹、圆凹底，饰方格纹。早于后山一些山岗遗址如潮阳左宣公山、揭阳地都娱蛤山、普宁虎头埔等遗址，已出现了部分的几何形印纹陶，它们可能是受到莲花山北的几何印纹陶文化的影响，但到了后山人阶段,陶器中的几何印纹陶突然锐减,只留下一种方格纹，出现了一类与后来浮滨文化折腹豆相近的圈足豆。
（四）浮滨人
浮滨文化跨闽粤两省，分布在韩江、榕江、九龙江、晋江四个流域的一支考古学文化。
饶平县浮滨区塔仔金山、联饶区顶大埔山是典型代表。
浮滨区塔仔金山、联饶区顶大埔山出土的石器类有戈、矛、镑、斧、凿、砺石及环、瑛等饰物，陶器类有大口尊、尊、壶、豆、杯、盆、钵、孟、罐、纺轮等。陶器质料有夹砂红陶、黑陶、泥质灰陶，并有部分陶器施酱褐色釉，发现有的陶器的腹部或肩部上刻有符号或文字，其中石戈，大口尊、深腹豆最具特色。
浮滨人拥有少量的青铜兵器、青铜生产工具，使用刻划于陶器上的简单文字。浮滨人已有发达的制陶业,掌握轮制技术,创造了广东境内最早的釉陶。浮滨人处在一个战争频繁的时代,除了使用部分青铜兵器之外，还使用大批制作精美的仿铜石兵器（石戈、石矛）等，饶平21座古墓便出土石戈33件、石矛7件,显示了浮滨人的尚武精神。浮滨文化在铜器、陶器、石器以及埋葬习俗上与商周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凹石、印纹陶、条纹褐釉灰陶系、有段铜铸等方面则反映出浮滨人所具有的土著特征。反映了中原的华夏文化与岭南土著文化的第一次融合。
从象山人制造细小石器，陈桥人制造骨器，到后山人以鸡形陶壶为特色，再到浮滨人使用的仿铜石戈，这是考古学资料所能提供的凤凰山新石器时代从肇始到终结的一个粗轮廓。说明了在商周时代,韩江流域的文化已经发展到相当于中原的商周。考古学者认为，创造这里印纹陶文化的主人是畲族先人。
从50万年前的晋江直立人到4000年前的后山人，凤凰山区的人类只有向外迁出，而没有外面向内迁入，直到浮滨人才出现中原华夏文化与凤凰山土著文化的第一次融合，而这里的土著就是现在的畲族，说明畲族源于凤凰山文化区。
（五）现代遗留
从象山人到陈桥人、后山人再浮滨人，陶器都有印纹，器表装饰的纹样成几何形，图案比较规整而富有变化,学术界便命名“几何印纹陶”。几何印纹陶可分印纹软陶和印纹硬陶两种，一般胎质为紫褐色、红褐色、灰白色、灰褐色及黄褐色。陶瓷烧成温度比正常较高，因此敲击胎体有铿锵之声，有的陶器表面还有透明体。几何印纹陶是我国古代陶器体系中的一大类别，几何印纹陶的纹样，是以平面几何为基础而构成，是应用点、线、面的变化所组成的一种图案，即以各种直线、曲线及圆形、方形、菱形等构成的规则或不规则的几何图形，以这种方法组织的图案就称为几何形图案。几何形图案的构成,亦可分为单独图案和连续图案两种。在印纹陶纹样的装饰中一般采用几何形单独图案、二方连续、四方连续图案，在艺术形式上可分为三种形式排列和变化。形式,有圆、方、三角和菱形等；排列，有斜向、水平、垂直、平行、曲线和螺旋形等；变化，有大小、多少、反复和空格的变化。根据艺术特性可分为直线和曲线两类。直线是点在同一方向的运动轨迹，直线有垂直线、水平线和倾斜线三种。水平的直线使人感到开阔、宁静。垂直线使人感觉上腾与挺拔。
斜线使人感到危急和空间上的变化。曲线,是点在空间逐渐变换方向的轨迹,所表现出美学特征是流动、变化、柔和、轻巧、优美，具有一定规律的流动曲线与直线相比更能体现形式美，使人产生轻快愉悦之感。折线，以两根不同角度的线结合一起为折线。由两线结合角度的锐、钝、重复、交叉、倾倒等作基本线图可组合成：菱形纹、雷纹、曲折纹、复线菱形纹、方格纹、勾连雷纹、双线方格纹、回字纹，双线芝形等。用三条以直线或曲线组成的形迹而无厚度的称为面。①
印纹源于陶器制作的拍打技术。陶器成型方法起初主要采用泥条盘筑法，初步成型后要用“抵手”抵住内壁，用拍子拍打器壁。拍，不但对当时的泥条、泥环盘筑技术制作的陶坯有紧固器壁和修整器型起作用，而且对后起的慢轮技术制作的陶坯的成型也是有效的手段；拍打必然在陶器表面留下痕迹，也就是印；印,乃是从属于拍的必然表现。拍印技术是以拍作为其主要之功用，但后来为了装饰陶器的外表,常在拍上常见性的纹样,例如叶脉纹、旋涡纹、条纹、席纹等等。再后来，往往还在陶器表面装饰上一些属于观念性的纹样,来反映当时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总结和归纳；己成图案化的纹样，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这些意味。就是这样，拍与印这两种功用便在陶坯成型步骤本身中有机地结合起来了。②
这也印证了恩格斯关于“线、面、角、多角形、立方体、球体等等观念都是从现实中得来的”③的观点。几何印纹陶的纹样产生于自然界的景与物以及人为的多种因素，即人类通过社会实践,对自然界某些事的刻划和对某些物的模拟,用一种抽象的形式,经过美学原理加以表现出来的艺术作品，具有审美和实用的双重价值,是包括我国畲族先人在内的人们遗留下来的珍贵艺术资料。凤凰山区地域辽阔，山河秀丽，气候温和,是人类起源、生息、繁衍的重要地区之一。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先民们,在漫长的岁月里,给大自然打上自己的烙印，开创了远古的文明时代,创造了优秀的历史文化,而几何形印纹装饰艺术则是这一优秀历史文化的奇葩。丰富多彩的几何纹装饰艺术，是从物质产品的加工劳动过程和自然界客观存在的素材中产生的。长期劳动实践发展了人们的技能,锻炼出灵巧的双手和发达的大脑。人的各项感觉器官对大自然的客观世界,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逐渐发展升华,给几何印纹陶装饰艺术的产生提供了物质的前提，从而出现了艺术的创作。如，水波纹，用连续弧线组成的图案,层层叠叠,这正是对自然界连绵起伏的山脉的联想和艺术的表现,是南方山峦起伏的自然地理状况的真实写照。江河的波浪只是短暂或瞬间出现，水波纹不是江河碧波的再现，而自然的山脉则可永存，人们出门见山，每天面对大山，山能给人提供永久性的视觉对象，能定格于人们的视觉中，易于产生形象思维。因此，"水波纹”应是起源于山脉的形象，应称“山脉纹”为宜。在几何图纹样中常见的曲折纹、锯齿纹等应是对“山脉纹”的抽象化。
石器时代先人用简单的线条去描绘他们所认知的世界，用折线代表曲折的山脉，用曲线代表蜿蜒的河流，用意象的符号代表自己关心的事物等，用几何纹饰把人的某种心理或者说是与审美感受表现在彩陶上。这一形式，在当今的畲族文化中仍有遗留，主要表现在畲族的服饰上，尤其是彩带，它是“活”着的畲族“文物”。
彩带，畲语为“dai”，是畲族传统的具有自身特色的手工编织品，是畲民服饰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是美化衣着的装饰物，以及用作腰带、背带、裤带、刀鞘带等的生活生产实用品，还是畲族青年男女定情信物、定亲回礼和驱邪祝福的吉祥物。定亲时，不论男方送什么礼物，姑娘回礼必需有自己亲手织的彩带。织带，畲语称“gangdai”，是畲族姑娘们必学的手艺，小姑娘五、六岁时就跟妈妈学织带，能否织彩带、特别是彩带的粗细与花纹是衡量一个姑娘是否心灵手巧的重要标志。
畲族彩带、衣服织纹上的几何形纹，从构图方式上来看大致有以下两类：一类纹样是单独纹样。这类纹样通常以一个独立“单位纹”构成，主题突出，骨架相对严谨，构图均衡，简洁明快。①主要是在以45。角倾斜的骨线上依排列单位纹，有些是由相同的单位纹排列，有些则是由不同的“单位纹”构成。排列规律上，有的是单位纹连续排列没有接缝,而有的则是有间隙的，从而构成不同的带状纹样。45°角倾斜，一是便于编织，二是美观。主要有山纹、水纹、云纹、雷纹、牙纹、螟蚣脚纹、万字纹、蝇脚纹等。
线形纹，一般不具有文化内涵，主要为单纯的装饰类纹饰。纹样以曲线、波线、折线、旋涡线等线性图案呈现。这类纹饰主要以花边的形式进行装饰，在彩带文字、图案的空旷处，衣服的领与袖口上应用较为广泛，主要勾勒纹饰边缘，或者和纹饰排列在一起，使图案造型更加丰满，更加美观。
云纹，在汉文化中，云纹具有重要的地位，云因从雨，变化多端，并且与传说的龙有联系，而喻意吉祥，素有“祥云”之称，在各类装饰中以各异形态加以运用。畲族服饰中运用云纹更多的是来源于生活环境，畲族长期生活在大山之中，山项终年云雾缭绕。因此畲族的云纹多以云气纹的形式出现，正如他们日常所见，如烟、如气，效法自然。
牙纹，有的写为“犬牙纹”，这是不了解畲族的历史、畲民心理。畲民尤其是浙江的畲民，最反感的是把其文化与“犬”相关联，因为历史上封建统治者对畲民实行文化歧视,把“犬”说成是畲民的祖先。牙纹，主体为三角形，也有为钝角、呈锐角。排列起来有的紧实，有的平缓，排列的轨迹由所在图案而定，有的呈曲线排列，有的呈直线排列，多作为花边运用于畲族传统服饰的边缘、衣角、领口等处。
牙纹是畲族中运用最为广泛的，最常见的一种纹饰，在畲族服饰上是必不可少的纹饰,成为畲族服饰的标志。闽东、特别是浙南畲民认为，畲族的衣服不在于花边多少，衣服上绣了多少的图案，而在于有无牙纹——“老鼠牙”。
畲族织物几何纹饰与先人的陶印纹一样，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劳动，是无数次的亲身接触、近距离的观察、认识，用抽象的表现形式与载体紧密结合，体现了质朴的生活之美。
如彩带是否漂亮，在于是否能灵活地把生产与生活中事象抽象化地在带面上表达。内容多取法于自然，但又不是直接截取自然形态，而是对自然的物象进行提炼与升华。所以，畲族传统几何纹饰不仅是纯粹的纹饰，也是生活的纹饰，其融入本民族特色，“其纹饰已不仅仅是简单的一种视觉符号，而是蕴藏着深深民族情感和思维意识的独特艺术体系。”其间内蕴着民族风情，具有“以物寄情”之美。①
五、图象文字
凤凰山区不仅地下埋藏大量的古人活动遗物、遗址，而且地表也有许多古人活动遗址。华安汰内、官畲、蕉林、石门坑、草仔山、高安，龙海的云洞岩，南靖的村雅，云霄县仙人亭、仙人峰、青崎村，漳浦县墓坑、海月岩、大荟山、赵家堡，东山县咕嵯山、东门屿，长泰县紡洋镇等地，均发现远古摩崖石刻。漳州是福建省发现并对外公布远古摩崖石刻最多的地区，数量已经超过50幅。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岩画被发现，从华安到诏安，构成一条延绵数百公里的弧形的远古摩崖石刻分布带。
漳州史前摩崖石刻以华安仙字潭为典型代表，最著名，素有“江南一绝”、“千古之谜”之美誉，因其“有文纵横如篆书”、“虫文鸟篆不可识”、“天书”、“仙书”或“仙篆”、“雷劈显字”“人莫能识”之说等，故其地名为仙字潭，摩崖符号为“仙字潭岩刻”。且多数专家、学者，尤其是早期的专家，都认为是“畲民”所为，因此，把仙字潭岩画单独作一小节。
（一）地理位置
仙字潭位于漳州市区北34公里处，属华安县沙建乡苦田村。《龙溪县志》载：“汰溪在二十五都，西汇大江，达桃源洞。”“大江”，即是现今的九龙江，江水自北而南，纵贯龙溪、华安两县全境。而汰溪流经华安县沙建乡汰内约2公里处时，忽折而东流，由此形成一个较大的河湾，水深成潭，面积10余亩，潭南低丘连绵绵，草木丛生，形成一块冲积地；溪北为蛆盘山，山脚下峭壁高约30米，因受天然剥蚀，形成参差不齐的大小石面，“仙字”就在离水面2米以上约200平方米的岩面上。如今汰溪水量稀微，完全不能通航，人可涉水过溪。
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笔者去了三次，每次看到的都不相同。第一次步行至河南冲积地；第二次开车直达河边冲积地。第三次去时，相关部门在冲积地盖了一间砖瓦木房，供老人看管仙字潭崖刻。
（二）形态结构
现在石面黝黑，又蔓着苔，有的字形几乎很难辨别。所刻画字没有整齐的序列，笔画也不整齐，有深有浅。按不同部位算，共有六处，自东往西分布，长20米左右。除一处汉字“营头至九龙山南安县界”外，其他5处共36个符号，最大的长0.74米、宽0.35米，最小的长0.13米、宽0.1米。既象图画，又象文字，有的如王者坐地，有的仿武士争斗，有的若舞女踹跹，有的如兽面狰狞，有的象俘虏被执，有的似人首落地，千奇百怪,其意难以索解。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957年调查时，把其分为6处。
第一处：石面构1.55米见方，是文字最多的一处，但因表面风化，字迹不清，字作人体形，大小不一，最大的字长宽分别为38与26厘米，小的长宽分别是16与12厘米，没有固定的横鉴排列，犹如一幅表示事物的图画。
第二处：汉字楷书，石面长1.13米、宽0.88米，文为“营头至九龙山南安县界”，刻作三行，第一行六字，第二行三字，第三行一字，字径大的14厘米，小的6厘米，下半部石面，已有裂健一道。
第三处：石面长4米、宽2.8米，零星分散五个字形，大小不一，大的长74厘米、宽35厘米，小的长22厘米、宽16厘米。
第四处：石面长2.8米、宽2.5米，刻二个人体形，左面大的长30厘米、宽26厘米,右面小的长13厘米、宽10厘米。
第五处：石面凸凹不平，长1.5米、宽1米，刻一字，长30厘米、宽20厘米。
第六处：又分两处，靠左的一处，石面长1.4米、宽0.50米，似有二行，无序列，刻得较深，形态一种作人体状，一种作人面形，大的长26厘米、宽18厘米，小的径20厘米。靠右的一处石面长1.4米、宽0.4米，单往似为三个字，有人体形和兽形，字大的长20厘米、宽18厘米，小的长15厘米、宽9厘米。
尤玉柱在《漳州史前文化》一书中，刻划得更具体，把其分为13组，共50个图象。①（三）学术探讨仙字潭岩画，早在1000多年前就被发现。据北宋的《太平广记》引唐张读的《宣室志》云：“泉州之南，有山焉，峻起壁立，下有潭，水深不可测，周十余亩……石壁之上有凿成文字一十九言，字势甚古，郡中士庶，无能知者。”首次披露仙字潭上“仙字”的信息，时年为唐元和五年（810年）。后有热心人持仙字的拓本，请教大学问家韩愈，韩愈“见识之”，将仙字破译为：“诏赤黑视之鲤鱼天公界杀人牛壬癸神书急急”，有“上帝斥责蛟螭”之意。《漳州府志》也载：“长泰良岗山石铭里，峻削壁立，下有深渊不可测，周十余亩，有蛟螭为害，或牛马慢饮于此，吞食之。唐元和一夕，南有雷暴震，数百里若山崩状，旦视之，石壁数百仞摧堕，潭水湮塞，流注四野，蛟螭之血，遍若玄黄，石壁凿成蝌蝌大篆一十九字，字势奇古，人莫相识，郡守因名其地为‘石铭里'。后有人持其字至东洛，时韩愈以尚书郎为河南令，见而识之，其文曰‘诏赤黑视之鲤鱼天公界杀人牛壬癸神书急急'，评究其义，似上帝责蛟螭之词，不知韩公何所据也。”明何乔远《闽书》卷二十九《方域》、清乾隆《福建通志》和清光绪《漳州府志》卷48•记遗，也类似的记载。李协也曾提出“漳泉两州，分地太平，万里不惑，千秋作程，南安龙溪，山高气清”的24字“地界说”。仙字潭岩刻一直受学界关注，但一千多年来都无法突破。
岭南大学教授黄仲琴先生深入实地调查，并在1935年将其调查情况和研究论文《汰溪古文》发表在《岭南大学学报》上，就岩画的位置、形态、结构第一次作了科学描述，可惜黄教授只是在潭边遥观，仅发现10个图像，记述也过于精略。其后，沉寂40多年后，1957年8月，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林钊、曾凡再次前往调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了仙字潭崖刻的实测资料，为科学研究提供了确切可靠的资料，从而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国内学术界围绕着华安仙字潭的考古发现，就该此石刻的性质、时代、族属诸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在内容上，除韩愈的“天公责蛟螭”说、李协的“地界说”外，还有“纪功说”、“舞蹈说”、“图腾（或族徽）说”、“宴饮说”、“事件说”、“征战说”、“媚神、娱神说”、“祭祀说”和“生殖崇拜说”等等。
在性质上，有“文字说”、图画说”及“图文说”。
在年代上，下限在唐代以前已无多大异议，因为唐代已有文献记录可证，上限这比较复杂，有“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后期”、“青铜时代”、“铁器时代”、“金属时代”、“唐以前”、“古文字出现以前”，具体点的有“殷周”、“商周”、“商至西周”、“商至春秋”、“秦汉”等说，更具体的还有“相当于中原西周时期的浮滨类型文化时期”、“吴太伯、寿梦？阖闾之间”、“魏晋南北朝至王审知主闽”等。多数专家把其相对年代定在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周时期。
近年发现的云霄“太阳石”与仙字潭岩刻属于同一类型。笔者专程进行了考察。
“太阳石”位于云霄县树洞村附近的仙人峰上，因形态如太阳状，被称为“太阳石”。“太阳石”高4.2米，宽3.5米，向东的一面在下部凿成圆弧状，其边缘相连刻画着6道连续而有序的放射线。圆弧壁上有明显人工雕凿的痕迹，这些规整而粗犷的放射线也系人工刻意所为。而巨石的西面平整如壁，虽已严重风化，但隐约可见刻画有类似“王”字的一组竖行刻画符号。这块巨石位处石坪东部，在太阳升起的方位，后边的石坪是古人类的一个主祭祀台。岩画是以太阳神崇拜为中心的天体岩画。“太阳石”西侧50米的陡峭崖壁上，岩面刻画粗犷流畅的线条，组合成状如山川流水、飞鸟悬鱼、行云走日、叶脉穗纹和手印足迹的图案，面积约40平方米，是以生殖崇拜和自然崇拜为主题的大型祭祀岩画。这两处岩画属于新石器时代至商周以前的史前遗迹。此外，在仙峰岩山坡一带散布着多处人工雕凿的圆凹穴岩画。考古者还采集到一件石锛。确证云霄仙人峰在1万至5000年前就有古人类活动。
在仙字潭三公里处的北山边发现大型旧石器，表明一万年前汰溪两岸的人类活动十分活跃。在仙字潭南岸龟形山上，面积约1500平方米范围内采集到砺石、石斧等。内容上看，仙字潭岩刻没有明显的祭祀性，因而，其时间应比“太阳石”还要早。
（四）族属为畲
在族属上，学界有古代土著民族、古代“七闽”部落、古代越族，及畲族先民说，其实这些说法，归结起来是“畲族先民说”。1.古代土著民族、古代“七闽”部落、古代越族等等，是不同时期对畲族先民的不同称呼，因此，其实这些说法，归结起来是“畲族先民说”。
2.漳州古代少数民族即是如今的畲族。仙字潭摩崖岩刻早在1961年就已被福建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石碑醒目地镌着“少数民族遗存的图象文字”字样，一幢空房边还竖有具体保护条款的文告。
少数民族，是哪个少数民族？漳州是如今畲族的重要发源地；并且，还没有发现漳州古代有其他的少数民族，因此，漳州古代少数民族，也就是如今的畲族。文献也记载这一史实。《闽中记》记载，“南安郡西南有汰溪，古畲邦之域也。“陈元熙教授考证，闽地最早的居民，无论称闽称越，都是畲。万里云先生也指出：“畲苗为古代七闽后裔当无疑,至于闽与越融合成为‘闽越’，那是汉代以后的事”。他不仅论述了畲族曾经有文字、说明福建许多地方有“仙字”不足为奇，且明确指出：“在这（唐代）之前，汰内始终聚居着畲族，没有别的氏族。自古以来都是畲族居住、生产、生殖的地方出现‘仙字'，自然非畲族莫属，其他部族不可能飞到这里来创作‘仙字'的”。也就说，古代土著民族、古代“七闽”部落、古代越族、畲族先民，其实指的都是“畲族先民”。
畲，刀耕火种也。远古时期，汰溪盆地滨海而居，外通舟辑，内连林莽，又及块块冲积平地，为古代畲族先人渔猎耕种的绝佳场所。在汰溪之上，有山名石蚵山（今叫石高尖），山上至今仍可寻见堆积的贝壳残片，对此《龙溪县志》明确记载：“石虫可山在城北四十里,高入云表，顶有粘蚵石，相传昔时海水所浸”。印证《山海经•海内南经》“闽在海中”之说。明朝，著名旅行家徐霞客于1630年游闽，在《徐霞客游记》中第一次详细记述了经华安之时，所见汰溪盆地的蛮荒之景：遥望西数里外，滩石重叠，水势腾激，至有一滩纯石，中断而不见水者，此峡中最险处。自念前以雨阻不能达，今奈何交臂失之？乃北下三里，得村一坞，以为去溪不远。沿坞西行里许，欲临溪，不得路，始从蔗畦中下。蔗穷，又有蔓植者，花如荳，细荚未成，复践蔓行，上流沙削不受覆，方藉蔓为级，未几蔓穷，皆荆棘藤刺，丛不能入。初侧身投足，不辨高下，时时陷石坎，挂树杪细梢。既忽得一横溪，大道沿之。西三里，瞰溪咫尺，滩声震耳，谓前所望中断之险，必当其处。时大道直西去，通吴镇、罗埠。觅下溪之路，久不得，见一小路伏丛棘中，乃匍匐就之。初犹有路影，未几不一会，走不多远之意下皆积叶，高尺许，蜘网翳之；上则棘莽蒙密，钩发悬股，百计难脱；比等到脱，则悬涧注溪，危石叠嵌而下。石皆累空间，登其上，始复见溪，而石不受足，转堕深莽。余计不得前，乃即从涧水中攀石践流，遂抵溪石上。其石大如百间屋，侧立溪南，溪北复有崩崖壅水。水既南避巨石，北激崩块，冲捣莫容，跃隙而下，下即升降悬绝，倒涌逆卷，崖为之倾，舟安得通也？踞大石坐，又攀渡溪中突石而坐，望前溪西去，一泻之势，险无逾此。久之，溯大溪，践乱石，山转处溪田层缀，从之，始得路。循而西转，过所踞溪石二里许，滩声复沸如前，则又一危矶也。西二里，得小路，随山脊直瞰溪而下，始见前不可下之滩，即在其上流，而岭头所望纯石中断之滩，即在其下流。此嘴中悬两滩间，非至此，则两滩几有遁形矣几乎隐遁而看不见。①
1915年8月26日，岭南大学黄仲琴先生调查了华安汰内石刻。关于当时的调查经过情况，有这样一段描述：“其初，言者不能实指其地，旋觅得一知者为导，是夜寄宿汰溪纵南之文浦山。越日黎明，偕导者乘村人常乘狭且长之梭船，船夫四人，二掌竿，二在前后推挽之，自文浦山下，嗜浅沙，渡飞瀑，……七里许，到潭边，潭乃汰溪之一部分，以是处水较深，别名之为潭也。”
如此自然环境，是刀耕地火种的理想之地。
3.文物专家考证，是畲民所为。1957年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专家曾凡、林剑对仙字潭摩崖进行了仔细调查，其结论是，从历史记载来看：华安原名华身，履龙溪县二十五都，民国才设县，全境崇山峻岭，高山之上，至今仍有畲村畲民，汰溪在华安县南六十里，东南距龙溪县治四十余里，古属华身之桃源保，保因附近之桃源洞得名。民间相当普遍地流传着所谓“杨文广平蛮十八洞"的故事。漳州府志卷四十古迹条：“柳营江在今江东地……先是六朝以来，戍闽者屯于泉州之龙溪，阻江为界，插铆为营，江当溪海之交，两山夹峙，波涛激涌，隔绝东西，至是阴遣人沿溪而北就上流援缓处结筏连渡，从间道袭击之，遂建寨柳江之西，以为进取，恩威井济，土黎归附，豁其地为唐化里，……永隆元年，请于朝，移镇漳浦……阻盘陀藉山为塞，其西北山峒之黎，率依险阻，林木阴戮不相通，乃开山伐道剪除荆棘遣士民诱而化之，渐成村落，拓地千里，垂拱间请置漳州。”故事与府志记载之事，是陈元光镇压畲民历史事件，因而，仙字潭摩崖是畲民所为。
4.学界多数专家认为，是畲民所为。明末陈天定的《北溪纪胜》中说：“入自龙潭……稍上为汰溪滩，汰水西汇大江，以小舟入，古称桃源洞，兰雷所居，今号汰内。”这就是说汰内在明之前为兰、雷诸姓所居住，兰、雷诸姓是畲族的主要姓氏。今天此处还有蓝雷居住。
开创仙字潭摩崖研究先河的是岭南大学教授黄仲琴先生，1915年8月，不避风险，劈荆斩剌，深入实地调查，并在1935年又将其调查情况和研究论文《汰溪古文》在《岭南大学学报》四卷二期上发表。他根据史志、族谱对汰溪流域远古居民的记载、汰内乡人的口述及物质遗存，认为汰溪摩崖石刻“疑即古代兰雷民族所用，为爨字或苗文的一种”。
清代晋江人蔡永兼撰写的《西山杂志》残本，所引《古丹簾释义》记：畲族为古代七闽之后裔当无疑。其中《仙字潭》一文，竟详细介绍了他到实地考察及相关佐证情况：
《闽中记》述南安郡西南有汰溪，古畲邦之域也。溪之上有摩崖，镌蝌蚪之虫痕鸟迹，象形古篆文。自晋唐以来，咸不之识焉。晋邑欧阳詹、许谡、陈虫乔、王玫、潘存实、杨在尧、谢谌、曾严、罗山甫，莫能晓焉。王翊为京兆令，将拓本访之韩愈，都不之知也。
武陵太守吴公瑾，访之道士蔡明濬云，《古丹簾释义》皇使瓠掌闽为七族：泉郡之畲家，三山之譙户，剑州之高山，邵武之武夷，漳岩之龙门，漳郡之蓝太武，汀戆之客家，此即七闽也。七闽各有各之文字也。仙字潭摩崖之石刻古文，是畲家与龙门、蓝太武三种古文，称之日楔字，乃如飞云浮云焉，成舞女盘旋，武士挥刀，羽毛怪状矣。
《九鼎铭汉隶篆释义》云，汰溪即古傣人之故乡，畲人有吴昱为君，因争甲指之山，炎帝之世也，畲傣战争焉。傣君日超越被斩也，部众俘为隶矣，余走之滇粤。畲吴昱之世，正当炎帝之世也，洪崖先生亦此时人焉。摩崖石刻，乃商周之时畲人留伯所镌。其次露有汉文，乃汉明帝时楚王大夫沙世坚摹古畲字篆刻，纪畲吴昱战傣君越庆功时，太母夫人称贺。太母者太姥也。摩崖石刻古文如舞女，即蓝太武族翩翩起舞祝贺也。兽形古文，龙门人之文也，余咸畲文耳。余慕之往阅焉。此地原属南安，唐贞元时割界于武荣州漳也，后隶于华封。汰溪清碧，湾流潺潺，松青竹翠而幽静也。古文不剥落，见者疑之矣，然则《闽中记》迄今亦千年矣，未可为不信也。
据《释义》云：炎帝之世，傣君超越无道，畲吴昱战越，斩越首，俘越属，傣余越走滇。龙门、蓝太姥朝贺，洪崖刻石以纪事焉。盖迄于今五千余载矣。古文若九鼎铭也，世之名家难识之矣。
宋《桑莲诗集》有《汰溪诗》日：“汰溪上古在南方，仙字奇书千古昂；韩愈难明斯怪字，书风书穗不成行。”
《紫云诗集》云：“仙字风云变化文，畲君伐越竞超群；傣溪陈迹万年事，摩石刻崖岂不分。”
《安仁诗钞》云：“傣人古国汰溪滨，吴越春秋炎帝人；镌石古文东汉刻，千年万载纪荆榛。”
《仁和诗集》云：“傣越畲吴史不存，惟看石刻古文言语；当年争国斯溪地，纪事闽中有七番。”①
蔡永兼这段话指是根据《闽中记》记载，从《古丹簾释义》得知，古代闽时分“七闽”，有泉郡之畲家、漳岩之龙门、漳郡之蓝太武等。仙字潭摩崖石刻的古文，是畲家与龙门、蓝太武这三种古文，称作“楔字”。又根据《九鼎铭汉隶篆释义》，可知汰溪就是古傣人的故乡，畲人以“吴昱”的首领，因争甲指之山，在炎帝之世发生畲傣战争。傣君名叫“超越”，被斩，部众则被俘为奴隶，其余的逃往滇粤。……摩崖石刻，乃商周时畲人“留伯”所镌。纪畲吴昱战傣君越庆功时，太母夫人来庆贺。摩崖石刻古文如舞女，就是蓝太武族翩翩起舞来祝贺。还有，一些兽形古文，那是龙门人的文字。其余的则都是畲族文字了。也就是说，仙字潭摩崖石刻的古文，是畲家、龙门以及蓝太武这三种古文，蔡永兼把它称作“楔字”。
中国泉州学研究所林少川所长指出，蔡永兼《西山杂志》之所以能够如此翔实而生动地解开仙字潭的“仙字”之谜，是因为他根据大量的文献史料、文物史料以及一些已佚的重要古籍，综合研究而得来的，并不是凭空想像。
如今的地名也证明之。前来庆贺的漳岩之龙门潭人、漳郡之兰太武，距汰内都不远，“龙门潭”在龙岩市郊，还建有龙门塔，较闻名；“漳郡兰太武”，据邱水才《<百家畲洞>与畲族探源》说，百家畲洞在漳平永福镇大苍山南侧半山坳……古时，畲族“太姥”就居住在这里。今龙海县东南也有太姥山。从其间的关系看，这些部族当为畲族的支系。不然，外族挺进到家门口，只有提防而不至于去祝贺的。
2007年华安民宗局编辑出版的《畲家民歌》一书中，作序者为黄元德，在“序言”中谈到仙字潭摩崖石刻是何人所为时说：“不管是谁，我认为与畲人有关”；石井猴形树岭顶部石刻“专家认为是放牧图，此石刻近九龙廓之蓝雷寨，我认为可能是畲人作品”。
5.岩刻表现形式表明，是畲民所为。从岩刻方向看，岩刻6处除一处朝向南方之处，几乎所有符号都朝西南方，而东岩壁则一个符号也没有。根据畲族人思维，汰内原始氏族是从沿海一带迁徒而来的，所以他们能够牢牢记住祖宗或自己走过道路的方向。从岩刻符号看，整个图案没有南方其他的“蛇”符号，基本上是“人”形。有形态各异的舞者，或从容如王者坐地，或兴奋如蹁跹舞女，或勇猛如武士争斗、或痛苦如兽面狰狞，或颓丧如俘虏被执，或惨烈如人首落地，所有的曲肘、跳跃、撕牙裂嘴，抑或射击状、怪兽图像，似在庆典、祭礼、游行模样。这些模样，与当今畲族的“传师学师”中的动作有相似之处。
6.从畲族语言、文字特点看，系畲民所为。如今，畲族还存在少量的文字，存在于畲民的彩带、歌本与传师学师的经书中。
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福建顺昌县的研究人员都整理出一些畲族文字，只是无系统文字而已，其特点是直观性、形象性，用具体的形象符号作文字。语言也是如此，且改编能力能强，直到如今还遗留，如现代的自行车，就改讲“gu。taoqia”，即汉语的“踏脚车”。畲族语言、文字的之一特点，及如今少量的文字看，与岩刻的形象表达相一致，故此岩刻应是畲民所为。
7.畲族的族内教育表明，是畲族先民所为。畲族民歌唱道：”桃源洞里是我家”。
畲族的族内教育是“传师学师”，其中的祭祀仪式当与“桃源洞”相关。如今畲族举行“传师学师”仪式时，要请八位“法师”边唱边舞向族人进行畲族迁徙艰难历程的历史教育。逐一演绎直至福建“桃源洞”，并有“打桃源洞”“开桃源洞”“贴桃源洞”等环节，且要连演三次，然后烧纸钱。畲族4法师手握龙角、令刀盘旋而舞，那些象征性的动作，平常人看不大懂。但“打桃源洞”时，主祭法师还要表演“团兵”“统兵”“赏兵”等情节。很清楚，这是一次打仗胜利的军事行动。“开桃源洞”后是“纳钱”，犹畲民开发一新地盘后的“社祭”仪式。“贴桃源洞”之"贴”，是告示于人，所以"龙门潭”“兰太姥”获讯而来贺。浙江丽水下松坑的畲族法师蓝明亮、蓝德章等说，开桃源洞是为了“藏身”，可能就是建立“根据地”了。畲民把这事以宗教仪式演绎出来，可以想见，在好巫重祭的氛围中，他们态度甚是诚笃，不可能在崇信的神祀面前无中生有。畲民为死者超渡“做公德”的“开桃源洞”经文也有“桃源洞里圣三姐，圣人殿前马五娘”“点出千兵扶弟子，点出万兵扶弟郎”等语。因此，可以认为畲族的“打桃源洞”，与仙字潭岩画直接关联。
（五）消失原因
岩刻为畲家的早期图象文字，然而后来文字哪里去了？答案是消失了。为什么会消失了呢？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由岩刻的性质所决定的。人类最早的记事方法是结绳纪事，随着事情越来越多，结绳纪事远不能满足需要，而且，那些纪事的绳子多得堆积如山，经常造成失误和混乱。受日月图形的启发，把不同的实物绘成相似的图形符号，按实物摹写来表示特定的意义，用来记述事情。《风俗演义》一书记载：“三皇结绳，五帝画像，三王肉刑，罢世黜巧，此言步骤稍有优劣也。”说的是人类从黄帝时期开始一改结绳纪事方法，按照动物、植物、山川等各自不同的形状随形画影，造出了一个个图形和符号，尝试用图形画像法记事的历史。这种方法一经流传开来，人们便纷纷依葫芦画瓢似的效仿，即所谓“画成其物，随体诘诎。”这就是图画文字或象形文字。所摹写的，都是人眼所能见到的实物，与绘画颇似。并且刻在不同的实物上，如距今8000多年，最有名的半坡陶器刻符，刻在陶器上。但这样的文字，为数不多，满足不了人们表达思想、传播信息的需要。仙字潭岩刻性质虽有“文字说”、图画说”及“图文说”，正确的应该是“图文说”，是介于"图”与“文”之间的过渡阶段，正是处于这一阶段。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想日益复杂，象形文字逐渐向符号化发展、演变，记录和传播信息的文字也日益增多，原有的、为数不多的象形文字已难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导致文字向指事、会意、转注、形声、假借，即所谓“六书”发展、演进。这样，文字的数量大增，可以完整地表达人们的思想了。因而，原有的象形文字就被淘汰了。只有少数存在，如福建古田富达畲族村，该村早在唐时，就从凤凰山迁到此处。村口石牛上的“仙字”，虽然比汰内的抽象，更加近于“字”，但也无人能辨。
二是因秦始皇统一文字、统一度量等所致。秦之前，各地区、各部落渐渐造出了许多图形和符号，即使是同一事物，图形和符号也不一而足，很不统一，无法交流、通用。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宰相李斯对当时的文字进行收集整理然后进行删繁就简美化加工，几乎完全脱离了图画文字，成为整齐和谐、十分美观的基本上是长方形的方块字体。由于文字是一种交流工具，整个社会都采用统一后的文字，作为一个弱小民族的文字不可能继续，用则进，不用则废，因此，包括畲族在内的各民族的早期图形文字就消失了。
六、留遁山中
（一）时代背景
商、周时期（公元前1600至前256年），生活在凤凰山区的畲家部落，与包括在今福建及其邻接的浙江南部、江西东南部、广东东部地区的散居部族，在《周礼》、《山海经》等先秦典籍中被称之“七闽”。所谓“七闽”不就是七个部落，泛指部落种类的繁多，还处于部落联盟的状态。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至前221年），七闽之地曾先后为吴、越、楚等诸侯强国的势力范围。①战国中期，楚灭越后，越王族子孙一部分进入闽地，这是福建的一次人口较大迁入，主要在如今福建省地域的东部、西北部，与此地的土著部族融合，建立许多王国或君国。“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②越王勾践的后代无诸、摇，即在七闽之地称王，建立政权。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派兵南下平“百越”，“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③。无诸等战败，皆被废为君长。秦遂以其地为闽中郡。《史记》卷一百十四《东越列传》称：“秦已并天下，（无诸、摇）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史记》又称“自秦时弃弗属”。秦也未派守尉令长到闽中任职。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领导大规模农民起义，旧诸侯乘机纷纷起兵反秦。无诸、摇等也率闽中兵随鄱阳令吴芮北上，与诸侯共灭秦，后又助汉伐楚，为汉统一中国做出了贡献。为此，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重立无诸为闽越王，建都于冶（今福州），统治原闽中郡地区。十二年（公元前195年），汉又立南武侯织为南海王，班固《前汉书•高帝纪》载：十二年三月，“诏曰，南武侯织亦粤之世也，立以为南海王”，其领土为今之闽西南、粤东、赣南地区。汉文帝初年，南海王反汉，汉淮南王刘长派楼船军讨伐，南海“以其军降，处之上淦”。《汉书•严助传》载，淮南王刘安上书文帝称："前时，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将军间忌将兵击之，以其军降，处之上淦"。④。南海之地遂归闽越所有。上淦为今江西省樟树市一带。到上淦后，“南海民处庐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击之。……南海民王织，上书献璧皇帝。忌擅燔其书，不以闻。”削王为民的织曾上书献璧，因间忌作梗，致其"复反",指的是南海国遗民在庐江起兵，再次反叛汉朝。刘长率军前往镇压。因该地气候湿热，汉朝军队死亡过半。而此时被降为庶人的织向汉文帝上书献币献帛，但淮南王刘长的大臣却从中作梗，烧毁其书，将币帛据为己有。南海国遗民的叛乱最终被刘长镇压，南海国的遗民从此也在历史上失去了记载。
樟树市古称曷明，江西省中部，鄱阳湖平原南缘，跨赣江中游两岸。历史上曾是中国中原与岭南舟车孔道，自古有“八省通衢之要冲，赣中工商之闹市”之称。在历史上曾名清江县，是江西四大古镇之一，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在樟树境内始建新淦县,县治淦阳（今樟树城区）。
南海国封地，从诏书“南武侯织亦粤之世也，立以为南海王”看，南武之地当在今汀潮赣之间。根据史学典籍记载、专家考证，其国土大致在今广东、福建、江西交界之处,即如今的凤凰山区。其族属，潮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专家、潮州江夏文化研究会研究员黄锦树在《南海王国之族属、地域、城址考析》一文中认为，是如今的畲族，该文获得潮州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南海国故城有揭阳河婆镇、饶平南武山、福建武平县的不同争论，但都是凤凰山区范围。有可能这三处当时都是南海国的城邑，如闽越王复立后，就在今福州、邵武、建阳、崇安、浦城均建有城邑；或者说南海王在此三处都留下痕迹。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王郢举兵犯南越。汉武帝发两路大军讨伐闽越，郢派兵扼险抗汉。余善恐招致灭国，杀郢降汉。汉武帝封未参与郢谋乱的无诸之孙繇君丑为越繇王。后余善擅自称王。武帝不愿轻于出兵，又封余善为东越王，与越繇王并处。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相吕嘉反汉，汉武帝兴兵征讨。东越王余善自请带领八千兵，随汉楼船将军杨仆讨伐南越。余善率师至揭阳，以风浪大为由，滞留不前，并派人暗与南越勾结。汉军灭南越之后，杨仆建议乘势引军讨伐东越。武帝以士卒劳倦，命屯兵豫章梅岭待命，并委任朱买臣为会稽太守，“治楼船，备粮食、水战具”，待诏随征东越。元鼎六年秋，余善起兵反汉。他一面派兵扼守要道，一面主动出击，命驺力等为吞汉将军、徇北将军，分路进攻白沙、武林、梅岭，杀了汉军三名校尉。余善初战获胜，便自立为东越武帝，刻制玉玺。汉武帝分进合击。元封元年（前110年）冬，杨仆率军吏辕终古阵斩徇北将军，攻克武林，其余三路汉军也攻入东越境内。东越将军弃军投降。原住汉地的越衍侯吴阳受命回东越规劝余善，余善不听，当横海将军从海上（福州沿海）登陆时，吴阳率其封邑七百人反攻汉阳城，随后又与越建成侯敖、繇王居股等合谋杀余善，率领部众向横海将军投降。东越国亡。汉武帝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闽越的叛乱才被平息。汉武帝征服闽越后，认为“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①此后数十年间从东瓯到闽越的十多万平方公里没有行政区。
于是一些汉人入闽。史书记载，汉族较大规模入闽主要有五次，即梁朝侯景之乱的难民入闽，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子率兵入闽，唐末五代时期王潮、王审知率兵平闽，南宋末期赵罡（端宗）、赵昺（帝昺）在福建就位引来北方保驾抗元者入闽。
福建的汉族，都认同中原，是从中原来的，各姓的族谱也记载了一个说法。广东潮州等地汉族认同自己是从福建去的。特别是分子人类学的研究印证“地遂虚”说法，如今的福建、广东潮州的汉族来自中原等地。侗傣族群和马来族群基本都是百越的后裔。所以遗传结构上，可把古代的百越族群和现在的后裔都称为“澳泰族群”。Y染色体DNA显然是研究较小区域内的族群关系的最佳材料，对于东亚各个族群之间的关系，其他的DNA区段很难做出清晰的结构。而Y染色体的各个类型（单倍群）却分布于不同的族群，相互之间又有明确的渊源关系。东亚的主要Y染色体类型是0型，其下又有三个亚型（01,02,03）,其中01是澳泰族群的特征类型。各亚型之下又有次亚型，以及更多的突变类型可以追寻群体之间的遗传轨迹。1999年宿兵的“东亚群体北迁”论文中发表了一组福建群体的数据，调查的是福州人群，属于闽东话人群。这一群体的结构与其他南方群体有很大差异。这一群体没有01单倍群，在南方群体中显得格外特别。2003年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李辉等发表了一组福建长汀客家人的Y染色体数据，其中01的频率也非常低。这些数据都揭示福建的客家和闽东人群中可能已经基本没有闽越的遗传结构。他们后又调查了福建莆田、广东潮州、汕头和南澳岛的闽语群体，并取代表中原的河南安阳人群作对比。
从上表中我们发现，所有群体的03单倍群频率都非常高。除了广东沿海的两个群体以外，其他闽语人群的01单倍群都很低，远远低于东南方汉族人群的平均水平，而与河南安阳的群体处于同一水平。汕头的01单倍群达到广东粤语人群的平均水平，南澳人群略高于广东粤语人群。这进一步表明闽越族人已不存在于现代闽语人群中。
图中我们看到浙江和上海的汉族群体中01的频率最高。现在侗傣族群分布集中的西南地区的汉族群体中01单倍群频率反而不高。这说明浙江、上海的汉族群体中包含大量被同化的百越成分，而西南地区的百越成分被同化的很少，所以至今还是属于其他民族。在全国的分布图上，福建的01频率显得格外低。特别是在南方群体中，与浙江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不是闽越族离开福建，这种现象是不会发生的。
03e是汉藏语系人群的高频单倍群，在其他类群中相对较少。从各地汉族的这一单倍群频率的分布看来，福建汉族和华北汉族的频率最高，浙江汉族最低。这一单倍群在浙江和福建之间又体现出强烈的对比反差，分布方式与01正好相反。所以这可能揭示了福建汉族中来自北方汉族的成分要远高于浙江。
03*单倍群是南方来源族群的普遍类型，在南方各族中，特别是“濮—蛮—羌”系统的高频类型。图中显示福建汉族的这一频率是各地汉族中最高的，而甘青内蒙一带则大幅降低。这提示北方阿尔泰系统族群的融入可能是造成北方汉族033频率降低的原因，而江西、福建一带则是汉族成分比较纯正的地区，特别是福建，很少受到外界影响。所以，在汉族之前，闽越族是福建的隔离群体，闽越之后汉族成为福建特殊地形造成的隔离群体。
02a单倍群是中国西南部的特征单倍群，原初的汉族群体可能并没有02a单倍群。从图中看来，福建南部和广东东部人群中这一单倍群尤其高频，可能来自畲族。
结论：闽越基本上在福建失踪了，现代闽语支人群并不是闽越人的后代，而主要是北方汉人后代。①
然而，闽地的土著，除被强制移民到江淮，成为汉民族外，有的为避灾难，出海去了台湾、南洋，还有的留遁山中。但并不是所有遁入山中的都有成为畲族，闽东、闽北的不是，只有榕江、晋江流域遁入山中，九龙江以西和韩江流域没有迁徙的，即凤凰山文化区遁入山中和留下来的，才发展成为如今的畲族。
（二）留遁理由
一是文献记载的是徙“东越”、“东越地遂虚”。东越不等于福建，东越指的是福建东部和浙南，不包括凤凰山区。凤凰山区，特别是如今属于漳州的地域，没有被迁徙。迁徙的地区——晋江流域，也没有所有的人都被徙走，走的主要是军队、官家等。证据是不到50年，许多进山的人又走出山区，所以只好又在福州建立县治。故《后汉书•灵帝纪》中出现了称这部分人为“山越”的记载。《资治通鉴•汉纪》胡三省注曰：“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险，不纳王租，故日山越。”《龙岩州志》曰：“武帝灭之，徙其民而虚其地，其民不从徙者复生聚。”《南海县志》曰：“岭表溪洞之民，号“同僚，古称山越”；《嘉应州志》曰：“峒僚，岭表溪洞之民，古称山越。”到唐宋时期，出现了新的一些民族称呼，《隋书•南蛮传》就提到南蛮诸少数民族，“古先所谓百越是也”。在韩江流域则有"僚”、“蛮僚”、“峒蛮”等称呼。《资治通鉴•唐纪（三一）》提到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岭南五府经略绥靖夷、僚，统经略、清海二军。”《唐纪（七一）》提到882年“高安（属江西洪州）人钟传聚蛮僚。”《唐纪（七五）》提到昭宗乾宁元年（894年）”黄连峒蛮二万围汀州。”《临汀汇考》记载：“唐时初置汀州，徙内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杂处其间，今汀人呼曰畲客。畲字不见于史，各省诸苗，……皆元称畲者，……是闽地之蛮皆称曰畲也。”史书记载也只讲到唐初有“徙内地民（北方汉族）居之，而本土之苗仍杂处其间”，由此可知，漳、汀两地汉人迁入较晚，唐代汉人移民时，汀州地区聚居的土著民族是畲族。
二是留遁山中，凤凰山区是个较理想之地。因凤凰山区属三省交界地，即三不管之地，远离中原，天高皇帝远。晋江、榕江流域地势较平坦，易被迁徙，而九龙江以西、韩江以东的凤凰山区，山势险俊，利于生存。晋江、榕江流域的先民一部分被迁，也有的进入山区，原在山区的没动，即凤凰山区的留来了。
三是畲家特点所决定的。当时凤凰山区社会状况如何？没有文字记载，但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刘邦的孙子、武帝的叔叔、淮南王刘安给汉武帝刘彻的奏书中，可看出闽越国的基本情况。奏书说，现在听说有关官员将要率兵去攻闽越，我刘安私下替陛下感到担忧。他说，越人生活在中原之外的土地上，是剪断头发，在身上刺刻花纹的野蛮人，不能用礼义之邦的法度进行治理。早在当年夏商周三代最强盛的时期，胡人（北方句奴）和越人都不受中原的统治，并不是三代王朝的军威不能克制他们，而是因为三代王朝认为胡人、越人的土地无法居住，胡人、越人野蛮无法统治，不值得烦劳中原王朝。自从汉朝初定天下以来，七十二年间，越人自相攻击的事件，数都数不过来，但是天子从来没有发兵进入越人居住区域。我听说，越人没有城池村庄，而生活在山谷溪流之间、丛林密竹之中，习惯于水上战斗，擅长划船行舟，地形复杂，草木丛生，而且有许多河流险阻，中原地区的人不了解当地的地势险阻而进入境内，即使一百个人也抵不过一个越人。占领了他们的土地无法设置郡县进行统治，进攻他们又不能迅速取胜，从地图上看，越地的山川河流、屯兵要塞相距也不过只有几寸的地方，而实际距离都有几百里或千里，险要的地形和丛林不能完全画在地图上，看上去很容易通过，真正走起来就很难了。越人名义上是国家的藩属国，实际上不向进行缴纳任何贡品和酬金，不为朝廷负担一兵一卒的徭役。臣私下听他们说，越的风土和中国不同。因为被高山所限制，人迹断绝，车子道路也不通，是天地自然把他们内外隔断。他们要进入中国，一定要从领水下去，而领水的山陡峭高峻，水流快速到漂动石头，击破舟船。臣听说越武装的士卒不少于几十万，所以我们要讨伐他们，要有五倍的兵力才够，而拉车、补给粮食的士兵还不在这数目内。南方气候炎热潮湿，接近夏天时更为炎热，士卒暴露阳光下，住在水上，到处是毒蛇毒虫、疾病就会发生。士卒还没和敌人交锋，就有十分之二三病死了，就是把越国都俘虏了，也不足够补偿我们的所有损失。陛下如果要接纳他们到中原居住，那就应该派出大臣到他们的国家慰问他们，施恩德给他们，奖赏他们。陛下只要用一寸见方的印玺，丈二长的印绶，就可以镇抚四方之外的越地，不必劳累一个士卒，也不会损坏一件武器。臣听长老说，秦的时候，曾经派郡都尉屠睢攻击越，派监部御史祿开凿沟渠，使道路相通，结果越人逃入深山丛林里，无法攻进去，军队屯驻守卫在空旷的地方，越人乘机出来攻击，结果秦兵失败了。①表明的确当时此处“山深林木秀茂，……地多瘴疠”，②“莽莽万重山，苍然一色，人迹罕至”。③这种生态环境，封建统治者难以进入，为畲家的存在提供了条件。
四是一些文献记载，在隋、唐之前，闽、粤、赣三地交界的凤凰山区是畲民及其先人聚居生活的地方。《广东通志》载；“潮州府畲猫民有山峰日径，其种有二：曰平鬃，日崎鬃。其姓有三：日盘、曰蓝、日雷。依山而居，采猎而食，三姓自为婚”。
《西山杂志》载：“《闽中记》述，南安郡西南有汰溪，古畲邦之域也”。《北溪纪胜》载：“汰水西汇大江，以小舟入，古称桃源洞，蓝、雷所居，今号汰内”，漳州北部华安地区所住居民为畲民。《云霄厅志》也载，云霄地区“盘、蓝、雷氏，系陈玉铃所征蛮獠”。
《临汀汇考》称：“唐时初置汀州，徙内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杂处其间，今汀人呼为畲客。”仙游县西边的度尾镇历史悠久，史藉记载，早在汉代就有史书记载畲族人在此地活动的踪迹。《资治通鉴》记载，唐景福元年（892年），“王潮以弟彦复为都统，弟王审知为都监，将兵攻打福州，民自请输米饷军，平湖洞及滨海蛮夷皆以兵船助之。”①平湖洞位于今仙游县城北的大蜚山。
《建阳县志》载：“汉武帝时，迁闽越民虚其地，有匿于深山而迁之未尽者，日余民，俗呼为狗头摇。”
而且这些地方唐宋时人数众多，势力强大。从反证法看，如果汉时畲民不是留遁凤凰山区，那么，这些人数众多，势力强大的畲民，那里来？！
五是分子人类学也证明这一点。“官方的强迫移民是从福建移往江浙，但是这种移民的幅度是有限的，可能只是移了一些闽越的官员和军队。而老百姓大部分不会跟他们走——与其到陌生而复杂的江浙民族混杂区去，还不如逃往民族相近的广东南越国故地去。所以，如果侗水语支群体包括闽越国成分的话，他们迁徙的第一步就是从福建到广东东部。笔者在现代福建人群中做调查发现，福建几乎没有任何岭南人群特证的遗传成分，相比之下，广东和浙江的岭南人群特征就非常高。”②
最后，“五通庙”、畲江等是例证。
五通庙位于今漳州市云霄县火田镇西林村漳江边。《平和县志》、《云霄厅志》的《名迹》篇《五通庙》条记载：“在西林，旧志传，元将陈君用建城时，遂有此庙，中祀五方之神，国朝里人吴墉募众重修。疍此庙石柱镌有盘、蓝、雷氏字样，盘、蓝、雷氏系陈玉铃听征蛮僚。庙柱为蛮所畲，则建庙必在开屯之先，云霄宫庙惟此最古。”如今，庙门口的碑上刻着：原庙柱上有“盘、蓝、雷捐舍字样”。此庙建于唐之前，为土著“蛮僚”所建，即畲民所建。说明在唐之前，这里畲民已经形成村落，有一定数量的畲民在此生产、生活，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已较高。
唐代，晋江流域山区仍然有畲民的存在。唐时的著名宫廷乐师，善弹琵琶的雷海青，就是出生于南安县坑口（今南安罗东镇振兴村坑口宫自然村）的畲族家庭，为人豪爽，忠心耿耿，又才华横溢。唐玄宗任命他为掌管宫廷歌舞的伶官和梨园戏剧的教官。他精研戏曲，通晓乐理；身居大唐乐府著名乐师，依然不耻下问，对音乐歌舞精益求精。安史之乱平定以后，唐玄宗从四川避难归来，获悉了雷海青忠贞不屈的悲壮事迹，诰封“天下梨园大总管”，赐迁尸骨回乡安葬，筑祠祀之。墓与祠在今泉州南安市罗东振兴坑口村前小溪旁，祠俗称“坑口宫”，至今犹存。唐肃宗时又加封为“田都元帅”，受万民祀拜。
在南安罗东镇与晋江市区之间的马甲镇，有一双髻山，南北朝始又名“仙公山”，山势险峻，只有西、北各一个石门可以出入。其主峰海拔758.5米，总面积25平方公里。山顶小髻峰巅，有一畲族小寨，寨中有指挥台、屯兵洞、练兵场。这是当地畲族先人所建立的一个军事防御工事。寨中怪石林立，突兀嶙峒，独成景观，置身其间，山风阵阵，云海滔滔，确是军民两用的好山寨。
畲江、畲江镇，位于梅县西南部，处于梅县区、兴宁市、丰顺县、五华县的交界处，属于凤凰山区。畲江为梅江上游；畲江镇，别名“畲坑”，都因直至唐代还是畲家聚居而得名。《梅县地名考》等有考证。我们驱车赶到镇政府时，天已黑，但镇领导刚下班，得知我们来历，领导肯定地说，畲江、畲江镇，都因直至唐代还是畲家聚居而得名。
人从哪里来？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从猿进化而来的。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哲学教育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和人学学科的开创者、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教育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北京大学资深教授黄柵森指出，“人的发展包含作为个体的人的发展和作为类的人的发展两个层次。”“类人猿演化为人不是单个的猿演化为人，而是猿的社会演化为人的社会。人的社会诚然是由个体的人构成的,没有个人也就没有社会，但历史上并不是先有个人，然后再由个人组成社会。个人始终是在社会中出生、发育、成长和发展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人的发展的历史前提。”“作为个体的人的发展和作为类的人的发展,同人类社会的发展一样,都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作为类的人的发展，同样也包括作为类的人的身体的发展，大致经历了猿、猿人、智人、现代人四个阶段。”①
学界对猿、猿人、智人、现代人四个阶段在时间界限上存在不同的划分标准，为了便于南北比较，本书采用陕西的划分标准。
凤凰山区近些年来的考古发掘，收集到大量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各种遗迹和遗物，畲族是由此处的古人类发展而来的。
一、凤凰山域
民族，最主要特征是：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表现于文化之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共同地域，是形成后三个特征的基础，是一种联系人们的外在的自然纽带，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是一种联系人们内在的社会纽带。有了这两条纽带，就将分散的、众多的民族部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在古代，每一个民族都由于物质关系和物质利益（如各个部落的敌视等等）而团结在一起。”②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同一地域上，进行着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共同经济生活，并操着同一语言，进行着思想、感情的交流，这样久而久之，他们相互间就形成了一种“自己人”感，这就是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最初形成，从而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
凤凰山，地处如今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属亚热带区，气候温暖，雨量充沛。东临大海，与台湾隔海相望，更远可达东南亚诸岛国。背靠崇山、戴云山、武夷山，仅如今的凤凰镇范围内就有凤鸟髻山、鸡公髻山、万峰山、鸡神山、大质山、笔架山、大狮岽山、二尖山、大尖山、竹竿山、乌石壁山、长龙山、乌泰山、飞凤山、漆树垭山等大大小小的50多座千米的高山。
山高路陡。如今虽建了公路，但非本地车不敢上、不能上、不让上。
这些高山不仅挡住北方的寒流，历史上也将中原纷争板荡隔绝于外，成偏安之局。区内有韩江、九龙江等江河，交通之利。而往外仅有有限的通道，如向北，只有漆树垭山山口的一条道可通往丰顺、大埔县，因而可进可退，易守难攻。
如今，人们所指凤凰山，主要是潮州市潮安区的凤凰镇一带。历史上畲民活动范围是否就在这个范围内？
刘克庄在《漳州谕畲》中指出，当时畲民的活动范围，“西畲隶龙溪，犹是龙溪人也。南畲隶漳浦，其地西通潮、梅，北通汀、赣，”西畲只局限在当时龙溪县的范围内，所以可称为是龙溪人。南畲名义上隶属于漳浦，但是在宋代漳浦县的范围很大，西通潮、梅，北通汀、赣，除了现南靖、平和、诏安、云霄、东山等县，其西部邻接潮州、梅州，西北部则邻接汀州并经由汀州与赣州相通。刘克庄所云畲民活动范围，因是《漳州谕畲》，局限于漳州，没有包括广东。“通”字，表明，实际上，应该包括潮、梅、汀、赣这一区域,是“南畲”的范围。因此，当时畲民的活动范围不能局限于如今广东潮州的凤凰山。从当时的畲民活动来看，唐、宋时期，凤凰山指的是韩江与九龙江流域。杜佑的《通典》及唐宋时期的地理总志都把潮州划为“古闽越地”或“七闽地”，而古闽越地的范围，除今福建省地外，还包括潮州等。
闽南、粤东由于属于不同的省份，考古及研究以往各自进行，至21世纪，大量的考古发现，研究人员把二个区域对比，从文化类型看，闽南、粤东文化同一类型。考古表明，闽南粤东位于我国东、南海的交接处，闽江与珠江两大流域之间，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呈现出明显的层状地貌，山地、丘陵、台地、平原等由内陆向沿海逐级下降。地理位置和相同的地理环境，使得闽南粤东地区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的面貌十分接近。“粤东与毗邻的福建闽南、闽西南同属闽南方言区，《舆地纪胜》谈到广南与福建的语言时说'虽境土有闽广之分，而风俗无漳潮之别'，我们曾根据先秦时期两区土文物对比论证了粤东闽南构成同一史前文化区域，两地浮滨类型文化遗存的共同性就是主要的论据。①
所以，秦汉及之前，畲家活动范围、畲家人的“凤凰山”，是三省交界的广大区域，闽南地区的九龙江、晋江流域，包括如今福建省的厦门、泉州、漳州三市以及龙岩市的长汀、上杭、永定、连成、武平、漳平等县；粤东地区是韩江、榕江流域，主要包括广东省的潮州、汕头、揭阳、汕尾、梅州五市以及江西的南部。共同的远古文化，构成一个“凤凰山文化区”（Cuituralarea）。
这一区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良好区域，为畲家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很好的自然条件。凤凰山东面，拥有今福建最平坦的土地，即福建四大平原中的两个——最大的漳州平原和位居第四的泉州平原，加上丘陵，闽南丘陵平原总面积25536.3平方公里。凤凰山西南面,是潮汕平原，为广东第二大的平原，仅次于珠江三角洲，面积4000多平方公里。凤凰山北面，是赣南丘陵，海拔一般在100米左右，丘陵之中间夹有盆地，多沿河作带状延伸。凤凰山区内，丘陵及台地、阶地面积占55％,平原面积占14％,河流等水面积占6％。其中如今龙岩地区丘陵3101平方公里，平原985平方公里；广东省东北部主要盆地有兴宁盆地，面积320平方公里；梅江盆地，面积约110平方公里；蕉岭谷地，面积约100平方公里；汤坑盆地，面积约100平方公里。凤凰山文化区不但地势平坦，且气候温暖湿润，沿海无雪无霜，光热资源丰富，雨量充沛，河网密布，土地肥沃，农耕条件优越，作物可一年二熟或三熟。
不同时代，畲家人的活动范围不同，即凤凰山域的大小是不同的。汉之前最大，包括韩江、榕江、九龙江、晋江的四江流域。唐宋时期主要活动范围在韩江与九龙江之间。明代畲民多数迁出之后，各地畲民指的凤凰山，其范围更小，主要是指潮州凤凰山。
畲族如今之所以把凤凰山域局限于潮州凤凰山，其原因：一是凤凰山的名称在此处。二是唐宋时期主要活动范围以凤凰山区为中心，特别是这个时期是畲家活动的重要时期，印象深刻。三是由凤凰文化特点决定的，凤凰文化崇尚的是和谐，《山海经•南山经》云：“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者天下安宁。”凤凰是外美与内美的统一，是至德、至慧、至情的统一性，是祥和、幸福、恩爱的像征，合乎畲家的愿望。四是此处是畲家最后离开的地方，离开之地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
二、直立人
“直立人”，原称晚期猿人，生存于距今约200万年到20万年的早更新世晚期至中更新世。主要特征：一是能两足直立行走，因而称“直立人”。头则像猿，其头骨扁平，骨壁厚，眼眶上脊粗壮，脑子明显增大，脑容量大约为800—1200毫升，平均身高为160厘米，其下肢结构与人类十分相似。仍保持较多猿类的体质特征。头盖低平、颅腔小、骨壁厚、眉崎粗大、颌部向前突出、无颏等。下肢骨与现代人相似。二是能制造工具。“手斧”是直立人文化的代表作品，可以说是制造工具的工具，为了制造它，石器制造者心中应有一个想制造的石器形状，有意识的将这种形状施加于他们利用的石头上。因此，直立人在思维和语言方面比能人均大有进步。三是直立人的另一大突破是火的使用。由于有了火，不仅可以御寒，而且可以煮食、自卫和狩猎。但都还兼有猿的特性，并未完全脱离动物的范畴，食人习惯的保留，就是其重要表现。①
晋江深沪湾旧石器遗址、漳州莲花池山旧石器遗址，从时间上看，当时的人处于这一阶段，因此，本文把其称为“晋江直立人”、“漳州直立人”。
（—）晋江直立人
晋江深沪湾旧石器遗址，在东石镇不远的南面，是2002年被发现并确定的。迄今为止，共发现七个旧石器地点，发现石制品36件。
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组织了北京大学等11位专家对深沪湾发现的旧石器进行鉴定评审。为测定旧石器的年代，专家先后采集了古地磁、光释光等多种测年方法所需的样品，除在国内多个权威机构检测外，还送到美国等十多个国家进行检测，美国检测的
结果是40万年以上。然而，由于该地层为典型网纹红土，目前国内外对网纹红土的测年仍是一个难题，至今尚未获得具有一致的年龄值，只能根据地层对比进行推测，多数专家认为遗址时代大致在距今50万年〜80万年。①目前专家看法不完全一致，尚没有正式对外公布。本文采用博物馆图片介绍的观点，即与周口店北京猿人同一时期。
“晋江深沪湾旧石器遗址的年代为距今80万〜50万年前，这也意味着，早在80万年前就有古人类在晋江地区生活与活动。”2002年8月参与深沪湾旧石器考古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黄慰文，高度评价了晋江旧石器的发现，“这是国内首次在海成地层里发现旧石器，以往发现的古人类都是居住在内陆湖边或者河边，晋江古人却是依海而居。”
深沪湾发现的旧石器可分为重型和轻型两类。再参考时代相近的周口店北京直立人，当时，生活在海边的晋江先民应该是过着狩猎和采集的生活。重型的石器用来砍树，做成狩猎的武器，轻型石器可以当刀子切割兽肉。80万年前晋江先人的长相也应与周口店北京直立人相差不多：身材不高，在1.60米左右，高眉脊，体格健壮，特别是两只手臂很有力量，脑袋很小，平均脑量在1000毫升左右；他们无法站直，看上去有点像猿，所以叫猿人。不过他们有点驼背，不能像现代人那样完全直立。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不高，食物有限，一般是二三十个人过着族群生活。与北京猿人有所不同的是，晋江猿人生活在海边，他们捕食海鲜。周口店北京猿人居住在山洞里，会烤火。晋江猿人则居住在用石头和树枝，或动物骨头盖起来的窝棚中，而且还懂得用火烤熟食。①
旧石器遗址有一条条的英砾石带，专家检测，年代分别为3万年、3—9万年、7—10万年之间。表明这个旧石器遗址具有连续性。
（二）漳州直立人
莲花池山遗址位于漳州北郊台地里，此处离出海口也不远。
2005年，考古人员对漳州莲花池山旧石器时代遗址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抢救性发掘，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重大收获，发掘至更新世文化层，揭露出不同时期的旧石器时代遗物,即上、中、下三个砾石带所包含的旧石器，有石核、石片、砍斫器、刮削器等，石器类型丰富。石器不同于陕西大荔等到地的细石器，也不同于广东阳春的砾石石器，从打制工艺和器物的类型看，属于小石器传统；而从所含石器的层位上看，其年代比前二者还要早。特别是下层文化出土的石器，存在于距今40万年的网纹红土层中，是福建史前考古的重大发现，将福建人类史推前20万年。
根据这些出土物的石器，专家推测，那是当时人们生活用的工具：当时人们可能过着群聚的生活，靠这些石器来砸开植物的块根，以及植物硬果壳。在这批工具中，发现了一个被打制得十分尖锐的器具，专家说，这是最原始的“剥皮器”。估计当时的人们已经懂得用这个器具把皮毛剥去，再食用；这一时期生活在漳州莲花池山的老祖宗们，可能也懂得享受烧烤的美味。
（三）直立人来自哪里？
考古学资料表明，他们来自元谋人，即元谋人的一支沿海岸线向东，进入今广东，然后进入如今的闽南地区。
分子人类学也得出同样的结论。“最新的分子人类学材料——Y染色体DNA能对民族系统进行精细的分析。百越系统被发现与中国的其他系统差异很大，而与南岛语系民族（马来系统）特别是台湾语族群体相当接近。已经研究的百越群体显示出遗传发生关系和语言文化类型的差距，这与百越的整体认同和地域分化有关。”根据数据的主成分分析，“百越有单起源的遗传学迹象，可能大约三、四万年前发源于广东一带，而后慢慢扩散开来。”
“这些群体的Y染色体遗传结构体现出相当大的一致性，而与其他系统中研究过的群体完全不同。他们都有大量的M119、M110或M95、M88突变，而外族极少有这些遗传标记，与百越接触少的群体则没有。”
“根据现有的百越民族群体Y染色体数据,我们应用主成分分析的数理统计方法,把数据中的主要趋势信息抽提出来,得到了三个主成分（趋势）。按各个群体的对应值把三个主成分按等高线绘制原理作成三张地图。这三张地图体现了百越遗传结构中的三个主要特点。第一主成分占到信息总量的47.0％，从图3中单一中心、梯度平缓的分布格局明显看出，所有的百越群体首先是有整体性的,共性是最主要的。因此百越的血统只有一个主要来源。图中的分布中心在广东一带,所以广东最有可能是百越民族血统最早的发源地,而后渐渐向四周扩散。”
三、早晚智人
智人（Homo sapiens）一般又分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
早期智人（earlystageH.sapiens）又称古人（Paleoanthropus）。生活于距今约20万年至5万年前的古人类。主要特征是脑量较大，男女平均为1400毫升，但脑的结构却比较原始。眉嵴发达，前额倾斜，鼻部肩宽，颌部前突。“晚期智人”又称新人（NeoanthropusHomosapienssapiens）,生活在5万年前至1万年前的古人类。东山海域、石狮海域、漳州北郊甘棠、清流狐狸洞、漳平奇和洞等地发现的人类化石，都属于智人范畴。
凤凰山文化区，近年来发现数十处旧石器遗址，仅漳州与晋江两地就有多处，出于序列性及篇幅考虑，仅以莲花池山遗址、东山人为例，漳平奇和洞遗址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
（—）漳州人
1989年漳州北郊台地里建设北环城路，考古人员在莲花池山地表捡到了8—4万年前的小石器。
1990年5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福建省博物馆、漳州市文化局联合组成的发掘队，对莲花池山遗址进行了试发掘。发现了以砾石英结晶体、硬砂岩为原料打制的23件石制品，其中有石核、石片、砍斫器和刮削器4种，属距今约8—4万年前的旧石器。在上层的红黄色砂质土中发现了小型石制品，以黑褐、黑灰、青白、灰白色燧石打制而成，年代在距今1.3—0.9万年间。这次试发掘被认为是“闽台史前考古的重大发现”、“填补了福建省旧石器文化的空白”。我国著名的古人类学专家、“北京人之父”贾兰坡认为，这里发现的小石器独具特色，不仅以凹刃的居多，而且刃口多是特意修制出来的。
（二）东山人
东山岛是漳州的一个海岛，位于福建省最南端，处在东海和南海的交汇点、闽粤的接合部，与台湾隔海相望。人类肱骨残段原存于东山海底，被当地渔民打捞出来后又埋于陆地。1987年华福酒店建筑工地施工时挖掘出来。肱骨残段表面呈浅灰色，系化石埋藏于海底时间长，地层中的锰质侵入的结果。前缘光滑且圆，外侧缘的上1/3段保留大致完整,并可见到为一锐缘，表面较粗糙；内侧缘比较圆钝：肱骨体的后面相当平整，向下渐渐增宽；肱骨体的横断面呈三角形；骨壁明显地薄。经鉴定，属于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期这一过渡时期，绝对年代为距今1万年前，属于晚期智人,被称之为“东山人”。
此处还采集到哺乳动物化石21种，其中1件磨光的轴鹿左角，眉枝已被截断，目的是方便于磨光和刻划。主枝保存长度33mm,角柄长7mm,角柄下面还连带部分头骨。
在保存的主枝上端，内侧、外侧和后侧都有明显的刻划痕迹。内侧：靠近上端的中间位置45mm长范围内，有15道刻划痕迹，道与道之间均为等距离，痕迹的大小、深浅、长短都很一致。外侧：在靠上端中间位置60mm长范围内，共有18道刻划痕迹，道与道之间也等距，大小、长短和深浅也都相同。后侧：在距离主枝顶部的截面以下30mm处，自上而下分布有9道刻划痕迹，道与道距离大致相等。
东山采集的石器总体上与福建沿海石器基本相同，具有特色的是细小石器，是一种与南方砾石石器传统大相径庭的、特殊的工具组合，明显地代表一种与周边地区不同的文化传统，而且分布十分广泛。专家将年代定在旧石器时代末期至中石器时代，即界定在距今9000—13000年前。“这种文化的主要特点是，（1）石制品普遍细小，最大的不超过60mm；大多数在30—40mm之间；（2）釆用锤击和砸击两种方法；（3）制作石器的毛坯基本上是石片，原料多样，但以燧石为主；（4）具有第二步和第三步加工的石器占主导地位；（5）类型繁多，制作精细。”石制品数量巨大，存在相当数量的凹缺刃刮削器，特别是存在石箭镞和石杵类型，而其他地点未见。特别是发现1件砾石砍砸器。原料为变质斜长岩砾石，质地坚硬，韧度大，磨圆度良好。砍砸器器型甚大，长137mm,宽116mm,高71mm。在砾石的一端有打去两个大片的疤痕。两个疤痕都是以砾石较平的一面作为自然台面向隆起的一面打击的。在较小的疤痕上还可见再次轻击的较小疤痕，使其成为一个约70mm的锋利韧缘。在砾石左侧边缘也有砸片的痕迹,两个打击点清楚可见，再以该片疤为台面向同一个面打去一个大片,但片疤不平齐，可能是岩石质地原因造成的。其他部位均遗留原砾石面。根据该石制品所处的地层层位推测，其年代至少在距今3万年以上。
以上记述大致描绘了在距今10000多年前，“东山人”依靠石质工具和骨角器从事狩猎、捕鱼和采集，并在生产斗争中逐渐学会在骨骼上刻划，以表示自身的思想意识和某种愿望。像东山海域发现的既有磨光又有刻划痕迹的不多。刻划痕迹是旧石器时代人类的一种有意识和有目的的行为。K.P.奥克莱曾经指出："早期人类在骨骼上、鹿角上或在象牙上进行的刻划，实际上是一种装饰。”“装饰是艺术的根源。”但在我们看来还有它更深层次的含义。首先，刻划痕迹主要代表数字，其次是装饰。三组刻划痕迹分别代表不同的数字，或者表示狩猎时所获的数量，或记录某类动物的数。这种理解，主要基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即晚期智人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关于数字的概念。无论早期人类是有意识的，或者是无意识的刻划，都最终导致艺术的产生。①
这一文化被命名为“漳州文化”，它是一种海洋型文化，仅仅局限于沿海地带，不同于北方和华北小石器文化。北方的细石器文化向南可分布到北纬35°,北可抵达寒带荒原地区，并一直延伸到阿拉斯加和加拿大。其文化主要特征是普遍存在典型的细石器石核，如楔型石核和锥型石核，产生石片采用硬锤和软锤，以长、薄石片为主；还有多种狩猎工具如箭镞、矛头等。漳州文化也不同于华北常见的小石器传统的文化。华北小石器传统以狩猎动物为其主要经济活动，适应温带草原环境，基本上采用锤击方法制作石器，但在后来的发展中，由于技术的不断改进，才逐渐萌发细石器文化。漳州文化与上述两者不同。从石制品类型看，更加适应热带、亚热带沿海地带的自然环境，所显示的经济活动显然与渔猎密切相关。
（三）漳平人
漳平，名于“邑居漳水上流、千山之中，此地独平”之意，位于九龙江上游。主要少数民族为畲族。
漳平人遗址在奇和洞，地处漳平市象湖镇灶头村东北4公里，黛烟山下，海拔266米,奇和洞当地人也称蝙蝠洞。在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疍专题调查中被发现，面对奇和洞面临矿山开采随时可能被炸毁的现实，福建博物院、龙岩市文化与出版局和漳平市博物馆联合组成考古队，分别于2009年、2010年对其进行了两次抢救性考古发掘。
2009年抢救性试探发掘，在洞穴地表的钙板层下，发现了数百件哺乳动物的牙齿化石,集中了更新世华南哺乳动物大熊猫——剑齿象群的精华：包括灵长目的猴科，长鼻目的东方剑齿象，食肉目的犬科、熊科、大熊猫科等，奇蹄目的华南巨貘、中国犀等，偶蹄目的獐、鹿、野猪、牛等。其中，灵长类化石数量超过福建其他地方已发现文物数量的总和。初步判断，史前奇和洞一直就有人类活动。
2010年进行抢救性全面发掘。在第一期发掘中，专家发现大量的古生物化石和古人类使用的石器、陶器和骨器，其中骨制鱼钩和石制鱼形陶饰件在福建省境内是首次发现。经过北京大学专家测定，这些文物大约为新石器时代的，时间约12000年前。
2011年1月底，考古队对奇和洞进行第二次考古发掘。2011年1月3日15时50分,考古队队员、汉城博物馆的赵兰玉在清理T2西部的扩方时，在地层下80cm处发现了一具完整的成年个体头盖骨。专家们研究分析的结论是，这个头盖骨为晚期智人，属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已一万多年。
专家们高度评价奇和洞发现的科学价值。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高星认为，奇和洞遗址发掘多个文化层面表明了这里不同时代都有人类活动，从挖掘出的大量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特别是人类头骨及肢骨的发现，表明奇和洞遗址的发现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考古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星灿说：“奇和洞考古发现除了出土的大量文物国内外罕见外，文化层现象更是堪称奇特。南方是个多雨地区，由于常发洪水以及潮湿等原因，一个文化层形成并能如此完整保留下来是难以想象的。”美国毕士普博物馆人类学部主任、美国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焦天龙博士评价道：“人类进化史上有几个重大转变，或者说未解之谜，其中一个就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时间跨度从15000年前—10000年前，人类畜牧业、陶器出现，全世界都在寻找这类线索，而奇和洞古老的陶器、完整的地层，非常罕见，非常难得。”
通过这些专家多次现场察看及2011年福建省召开专题论证会和终评会，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院等的权威考古专家认为，奇和洞遗址考古发现填补了福建乃至中国东南地区史前文化新、旧石器过渡阶段空白，对探讨人类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期的生存技术发展和生计模式转变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对探讨农业起源、陶器起源和早期燃煤历史以及分析海峡两岸古人群迁徙和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等课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①
漳平奇和洞遗址入选201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在奇和洞西边不远、更近凤凰山主峰有个“百家畲洞”。《明史》载，福建漳州府漳平“南有百家畲洞，踞龙岩、安溪、龙溪、南靖、漳平五县之交”。②明代黄仲昭《八闽通志》载，“百家畲洞在县南永福里。界龙岩、安溪、龙溪、南靖、漳平五县之间，万山环抱，四面阻塞，洞口陡隘，仅通人行，其中深速宽广，可容百余家，畲田播种，足给衣食。”③《漳平县志》载：“……则永福自为一区，其山之名者有双害山、猛虎山、大壮山与百家畲洞于环阻之中又复有平者，然其细已甚不胜纪”。“闽中山溪高深处往往有之,在漳平三姓，日蓝、日雷、日钟。随山种插，去瘠就腴。编获架茅以居。善射猎，涂矢以毒，中兽立毙。其贸易，刻木大小长短为符验。能辨华文者，其酋也。族处，猜猜然，喜倾杀。或侵之，一人讼则众人同，一山论则众峒。明设抚瑶土官，计刀出赋。官府有征剿，无不听调也。后抚者索取山兽皮张，因以失赋，官随亦废。昔元时，南胜李志甫之乱,未必不由此起，岂瑶之罪也哉。”④在漳平流传着关于畲民与百家畲洞的故事和歌谣，其会歌云：“春秋战国乱纷纷，七国鼎立相并吞。楚国蛮奢江南地，百家畲洞我为居。”“祖公原先住蓝田，百家畲洞名相连。官府欺压地主占，逃转别处去开荒。”《百家畲洞与
畲族来历的传说》讲的是畲民源于百家畲洞。邱水才《百家畲洞与畲族探源》一文云，漳平“永福里”现为永福镇。直到明清时期，永福里范围还很广，“包括了现在的永福、官田、拱桥等乡镇，总面积达二千多平方公里。……”经疍找，百家畲洞现名“石岩洞”，位于漳平市永福镇北部海拔1365米的大苍山南侧半山拗上。此洞分上下两个，均由巨大的岩石堆垒而成。洞口有一小土坪，前方有大石自然围屏，洞口朝南，太阳从东山一露面即能照到。这里地势险峻，视野广阔，居高临下，放眼可看到半个永福。古时畲族“太姥”就居住在这里，指挥百家畲人种地打猎。百家畲洞盛产兰花，为福建的“建兰”主产地，这里有畲家太姥艺兰为生的传说。《漳平县志》卷一《疆里》记载，百家畲村在明朝属“永福里腔头社”的一个小自然村，现名“白涤坑”。又载，在百家畲洞所处的永福镇蓝田村有蓝、陈两家共建的祖祠。原先蓝、陈两族为了争夺土地，多次格斗，后双方谈判后，决定建祠以修好。会歌《苦历歌》云：“畲家最先住永福，永福本称百家畲。祖公就住石岩洞，蓝田有祖合陈家。”根据以上的文献资料、口碑资料及专家的考证，百家畲洞是畲家早期的一居住地。当然，此洞是否也有奇和洞那样的发现、或者与奇和洞直接关联呢？只有挖掘才能知道。
奇和洞与百家畲洞之间的山羊隔村，保留着畲家的传统文化。1953年，中央派出畲民识别调查组调查了三个点，山羊隔是其中的一个点。
“类人猿变成人以后，人在体质上基本上没有变化的话,人在实践上的变化则是很大的,而且变化越来越快。人的最基本的实践是劳动,劳动的发展具体体现为劳动方式的变化和劳动效率的提高，其标志则是劳动工具的发展。”“从劳动工具看，旧石器时代包括了猿人和智人，新石器时代的人已经是现代人了。”①
四、现代之人
旧石器时代以打制石器为主要工具，生活以采集和狩猎为主，与人类伴生的哺乳动物群为含有灭绝种的古老群。新石器时代（NeolithicPeriod）,在考古学上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在地质年代上已进入全新世，凤凰山区年代大约从9000年前开始，结束时间为距今3000多年。其主要特征是开始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发明了陶器、出现了农业和养畜业。新石器时代以磨光石器为主要工具，伴以陶器的使用，生活以原始的农耕活动和部分驯化了的家畜结合着狩猎和采集为主，而与之伴生的哺乳动物群为现生种动物群，偶或有一两种灭绝种动物如犀牛、象等。
凤凰山文化区这一时期的遗址与遗物较丰富，至今已经发现数百处。已经挖掘的来看,的沙丘兼贝丘类型的聚落遗址，也是目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该时期沙丘遗址。东石镇东北面的百崎音楼山遗址，出土了许多动物和鱼类的骨骼，经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尤玉柱鉴定，哺乳动物类有梅花鹿、水鹿、羊，还包括鲨鱼脊椎骨和至少3种各类鱼的骨骼和鳍。土层中有陶片和蛎、蚌壳等包含物及地表零星陶片，石凤凰山区自成体系。不仅打磨小石器有自身特点，生产、生活如上晋江的颜厝村，有自己特点，特别是陶器富有自身特色。其几何形印纹陶的纹样上，竖行兰纹等基本不见于其他地区：从陶器的类别和形制作风来说，差别更大，高领壶、尊、瓶以及外加小平底的作风等也是只见于本区：生产工具、武器等，大型无阑石戈等,更是独具特征，其他地区很少见到的。李伯谦在《我国南方几何形印纹陶遗存的分区、分期及其有关问题》中，把南方几何形印纹陶遗存分为七个区，凤凰山区单独作为一个区。①
凤凰山文化区还可分为若干小区，每个小区域内，人类的进化不但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且自成体系。如晋江，已发现28处明确的古人遗址，采集到石器，有石锛、石钺、石拍，还发现一些打制石器时产生的废石片和石核，其中一些为未加工完的石器半成品。这里具备了石器加工场的一些基本要素。数量众多的古人类遗址、石器加工场的发现，揭示了古人制作石器的过程。在东石附近的的思母山、八仙山、岭山和霞美村陆续发现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址，专家对出土的石戈、石斧等的鉴定，这些石器是距今约7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居住于此的先民的生产工具，同时出土的还有方格形印纹陶片和网坠等文物。在东石镇北面的丰州山区，发现两处新石器时代遣址，即柯屠山、狮子山。特别是庵山遗址，是福建省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末期至青铜时代蛎1件，残陶拍1件；这里捡到的碎片，可认的有罐、壶、釜等陶器，有红、灰、黑夹砂陶和黑、灰泥陶等，以具有东南沿海文物特征的几何形印纹陶为主。山上发现的由柱子洞所构成的属于立柱干栏式的建筑。第4层出土的贝壳标本测定，音楼山遗址的年代距今约3500年。它与福建境内已知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较明显区别，带有海洋文化特征的史前时期典型遗址。
晋江这一时期的遗址，有的已被毁，有的还没有挖掘，如晋江直立人（猿人）活动不远的颜厝村，考古专家在考察旧石器遗址时，在一个小山包，又发现了4000—7000年前的新石器沙丘遗址。在遗址的土层里发现了大量的贝壳堆积物和一些陶碎片，贝壳品种竟达到十几种之多。专家说，堆积在沙土里的贝壳是史前人类食用后丢弃的生活垃圾。古人类从海里拣回海生贝类后，将它们烧熟食用后，就将外壳扔到居所周围，时间一长，就堆成了一个小山包，从堆积物高达1米高和宽度可以推断，曾经有古人类的一个族群长时间生活在那里。后来，风沙将那些堆积物覆盖住，并渐渐将它深埋到沙丘底下。
山包上长着许多高大的木麻黄，底下为大量海沙，那些贝壳堆积在距山体表面两米深处。近年来，由于山体遭到了疯狂釆砂，小山包四周已经被挖下了近十米深。为保护这一遗址，政府改变土地使用规划，由企业用地改为考古保护用地。我们期待今后的挖掘能有更多的惊喜。
凤凰山东边这些早期的人类，有的出海了，有的向北了，肯定的有留下来的，因而，“畲家寨”的存在也就很自然了。
凤凰山西侧，即广东方面也如此。①
（一）象山人
象山遗址位于南澳县后宅镇后江海湾侧旁,西、西北均面向海湾,是一座从东向西缓坡伸延的低丘,海拔高度约5～30米。
在该遗址采集了近百件石器标本和50余件石片,6件石核。石质绝大多数为黑色、棕色、灰白色隧石，个别石器用石英砂岩，白色石英制作，这些石器形体扁薄细小，长度一般为2～4厘米。品种包括尖状器、雕刻器、石钻、刮削器等,而以刮削器的种类、数量最多，可以细分为直刃、凹刃、凸刃、凹凸刃、圆头和多边刃等类。大部分石器采用单向加工,部分采用两面交互加工,少数使用错向加工。其中弧背长刮削器、“人字形”凹刃刮削器、“山字形”石钻头可以作为象山人文化的典型器物。在遗址断崖距表土深1.55米、1.88米的文化层中曾分别采集到一片夹砂灰陶片、一件凹刃刮削器。这批细小石器材料与在福建漳州、平和、诏安、东山等地发现的石器制品，无论在石料、器形、加工工艺上看，都有惊人的相似,应属同一文化系统。
陶片表里均有纹饰,陶片外饰斜绳纹，内壁有浅印的方格纹,火候偏低等特点。
根据石器与陶器特点，其时间可定为距今8000年。
（二）陈桥人
陈桥遗址在原潮安城西3公里的陈桥村沟北的海积台地上。如今已经成为潮州市区。当时翻开数十万斤蚝壳的堆积地层,埋藏着一批轻微石化的人骨，被称之为“陈桥人”。
与其相类似的潮安、澄海、揭阳境内还陆续发现有石尾山、海角山、梅城澳西、管珑、内底村、池湖等一批贝丘遗址，与福建平潭县海坛岛壳丘头贝丘等遗址，处于同一时期，距今6000—5000年。
陈桥古遗址文化堆积厚达1.40米,除了含贝壳和灰黑色粘土外，还发现了非常丰富的遗物，有石器、骨器、陶片。自然遗物包括大量贝类软体动物：牡蝎、魁蛤、文蛤、海蛙、海螺、鸟蜘等咸水生物及规蚌等淡水生物的硬壳。地层中发现有10个个体的人骨。
陈桥遗址属沿海地带的一类贝丘遗址，石器以打制的砾石石器为主,均选用椭圆形砾石在边缘及尖端采用交互打击法制成。有一种大型尖状器，保留了大部分自然岩面,加工只限于尖端附近，形器酷似广西北部湾东兴（今防城）海边贝丘遗址发现的“蚝蝎啄”。石器中还有手斧状石器、砍研器和敲砸器,并发现少量半磨制的石镇。
陈桥人还采用牛、鹿、猪、鱼等骨制作骨器，如磨制的骨斧、骨刀、骨铲、骨锤、骨针、骨链。遗址中骨器、锯切的骨料、半成品很多，若按骨器制作用料推算,陈桥人宰杀的动物，估计百头以上。这些动物多数为狩猎动物，猪、牛类可能已驯养。其中带单肩或双肩的骨斧、骨铲类。保存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一件长身骨铲系采用牛的肋骨锯切后磨刃而成，在这骨铲的上端遗留有安柄时使用的藤条捆扎的清晰痕迹。骨斧、骨铲与稻作农业的耕作有关，由此,专家推测陈桥人也可能已有稻作农业。
陈桥人使用的陶器全系夹砂陶，以灰胎质最多，兼有红、黑胎，火候很低、手制,器表有的经磨光，有的则胎面石英砂裸露，有的陶片的口沿部位、内壁、腹部涂拷红色或施红陶衣。出土众多陶片均无法复原，完整的陶器只有直口圈底小陶杯和一件葫芦状小压褪。
（三）后山人
凤凰山区山岗遗址以普宁池尾的后山遗址为代表，带有强烈的土著性特点。
后山遗存以鸡形陶壶、方格纹凹底陶罐和磨光石器共存为特征。在后山发掘出土了7个个体的鸡形壶，这类陶壶的共同点是器身横截面为椭圆形、尖唇、高领,用手捏合罐口沿的中部构成前端翘起的壶口，尾端则成喇叭状流口，两口之间附有宽扁状把手作提梁，器底内凹，器身拍印方格纹。后山的鸡形壶可分宽体长身型和窄体短身型。与鸡形壶共存的陶器有罐、钵、盂、豆等。陶罐敞口、高领、折肩或折腹、圆凹底，饰方格纹。早于后山一些山岗遗址如潮阳左宣公山、揭阳地都娱蛤山、普宁虎头埔等遗址，已出现了部分的几何形印纹陶，它们可能是受到莲花山北的几何印纹陶文化的影响，但到了后山人阶段,陶器中的几何印纹陶突然锐减,只留下一种方格纹，出现了一类与后来浮滨文化折腹豆相近的圈足豆。
（四）浮滨人
浮滨文化跨闽粤两省，分布在韩江、榕江、九龙江、晋江四个流域的一支考古学文化。
饶平县浮滨区塔仔金山、联饶区顶大埔山是典型代表。
浮滨区塔仔金山、联饶区顶大埔山出土的石器类有戈、矛、镑、斧、凿、砺石及环、瑛等饰物，陶器类有大口尊、尊、壶、豆、杯、盆、钵、孟、罐、纺轮等。陶器质料有夹砂红陶、黑陶、泥质灰陶，并有部分陶器施酱褐色釉，发现有的陶器的腹部或肩部上刻有符号或文字，其中石戈，大口尊、深腹豆最具特色。
浮滨人拥有少量的青铜兵器、青铜生产工具，使用刻划于陶器上的简单文字。浮滨人已有发达的制陶业,掌握轮制技术,创造了广东境内最早的釉陶。浮滨人处在一个战争频繁的时代,除了使用部分青铜兵器之外，还使用大批制作精美的仿铜石兵器（石戈、石矛）等，饶平21座古墓便出土石戈33件、石矛7件,显示了浮滨人的尚武精神。浮滨文化在铜器、陶器、石器以及埋葬习俗上与商周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凹石、印纹陶、条纹褐釉灰陶系、有段铜铸等方面则反映出浮滨人所具有的土著特征。反映了中原的华夏文化与岭南土著文化的第一次融合。
从象山人制造细小石器，陈桥人制造骨器，到后山人以鸡形陶壶为特色，再到浮滨人使用的仿铜石戈，这是考古学资料所能提供的凤凰山新石器时代从肇始到终结的一个粗轮廓。说明了在商周时代,韩江流域的文化已经发展到相当于中原的商周。考古学者认为，创造这里印纹陶文化的主人是畲族先人。
从50万年前的晋江直立人到4000年前的后山人，凤凰山区的人类只有向外迁出，而没有外面向内迁入，直到浮滨人才出现中原华夏文化与凤凰山土著文化的第一次融合，而这里的土著就是现在的畲族，说明畲族源于凤凰山文化区。
（五）现代遗留
从象山人到陈桥人、后山人再浮滨人，陶器都有印纹，器表装饰的纹样成几何形，图案比较规整而富有变化,学术界便命名“几何印纹陶”。几何印纹陶可分印纹软陶和印纹硬陶两种，一般胎质为紫褐色、红褐色、灰白色、灰褐色及黄褐色。陶瓷烧成温度比正常较高，因此敲击胎体有铿锵之声，有的陶器表面还有透明体。几何印纹陶是我国古代陶器体系中的一大类别，几何印纹陶的纹样，是以平面几何为基础而构成，是应用点、线、面的变化所组成的一种图案，即以各种直线、曲线及圆形、方形、菱形等构成的规则或不规则的几何图形，以这种方法组织的图案就称为几何形图案。几何形图案的构成,亦可分为单独图案和连续图案两种。在印纹陶纹样的装饰中一般采用几何形单独图案、二方连续、四方连续图案，在艺术形式上可分为三种形式排列和变化。形式,有圆、方、三角和菱形等；排列，有斜向、水平、垂直、平行、曲线和螺旋形等；变化，有大小、多少、反复和空格的变化。根据艺术特性可分为直线和曲线两类。直线是点在同一方向的运动轨迹，直线有垂直线、水平线和倾斜线三种。水平的直线使人感到开阔、宁静。垂直线使人感觉上腾与挺拔。
斜线使人感到危急和空间上的变化。曲线,是点在空间逐渐变换方向的轨迹,所表现出美学特征是流动、变化、柔和、轻巧、优美，具有一定规律的流动曲线与直线相比更能体现形式美，使人产生轻快愉悦之感。折线，以两根不同角度的线结合一起为折线。由两线结合角度的锐、钝、重复、交叉、倾倒等作基本线图可组合成：菱形纹、雷纹、曲折纹、复线菱形纹、方格纹、勾连雷纹、双线方格纹、回字纹，双线芝形等。用三条以直线或曲线组成的形迹而无厚度的称为面。①
印纹源于陶器制作的拍打技术。陶器成型方法起初主要采用泥条盘筑法，初步成型后要用“抵手”抵住内壁，用拍子拍打器壁。拍，不但对当时的泥条、泥环盘筑技术制作的陶坯有紧固器壁和修整器型起作用，而且对后起的慢轮技术制作的陶坯的成型也是有效的手段；拍打必然在陶器表面留下痕迹，也就是印；印,乃是从属于拍的必然表现。拍印技术是以拍作为其主要之功用，但后来为了装饰陶器的外表,常在拍上常见性的纹样,例如叶脉纹、旋涡纹、条纹、席纹等等。再后来，往往还在陶器表面装饰上一些属于观念性的纹样,来反映当时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总结和归纳；己成图案化的纹样，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这些意味。就是这样，拍与印这两种功用便在陶坯成型步骤本身中有机地结合起来了。②
这也印证了恩格斯关于“线、面、角、多角形、立方体、球体等等观念都是从现实中得来的”③的观点。几何印纹陶的纹样产生于自然界的景与物以及人为的多种因素，即人类通过社会实践,对自然界某些事的刻划和对某些物的模拟,用一种抽象的形式,经过美学原理加以表现出来的艺术作品，具有审美和实用的双重价值,是包括我国畲族先人在内的人们遗留下来的珍贵艺术资料。凤凰山区地域辽阔，山河秀丽，气候温和,是人类起源、生息、繁衍的重要地区之一。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先民们,在漫长的岁月里,给大自然打上自己的烙印，开创了远古的文明时代,创造了优秀的历史文化,而几何形印纹装饰艺术则是这一优秀历史文化的奇葩。丰富多彩的几何纹装饰艺术，是从物质产品的加工劳动过程和自然界客观存在的素材中产生的。长期劳动实践发展了人们的技能,锻炼出灵巧的双手和发达的大脑。人的各项感觉器官对大自然的客观世界,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逐渐发展升华,给几何印纹陶装饰艺术的产生提供了物质的前提，从而出现了艺术的创作。如，水波纹，用连续弧线组成的图案,层层叠叠,这正是对自然界连绵起伏的山脉的联想和艺术的表现,是南方山峦起伏的自然地理状况的真实写照。江河的波浪只是短暂或瞬间出现，水波纹不是江河碧波的再现，而自然的山脉则可永存，人们出门见山，每天面对大山，山能给人提供永久性的视觉对象，能定格于人们的视觉中，易于产生形象思维。因此，"水波纹”应是起源于山脉的形象，应称“山脉纹”为宜。在几何图纹样中常见的曲折纹、锯齿纹等应是对“山脉纹”的抽象化。
石器时代先人用简单的线条去描绘他们所认知的世界，用折线代表曲折的山脉，用曲线代表蜿蜒的河流，用意象的符号代表自己关心的事物等，用几何纹饰把人的某种心理或者说是与审美感受表现在彩陶上。这一形式，在当今的畲族文化中仍有遗留，主要表现在畲族的服饰上，尤其是彩带，它是“活”着的畲族“文物”。
彩带，畲语为“dai”，是畲族传统的具有自身特色的手工编织品，是畲民服饰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是美化衣着的装饰物，以及用作腰带、背带、裤带、刀鞘带等的生活生产实用品，还是畲族青年男女定情信物、定亲回礼和驱邪祝福的吉祥物。定亲时，不论男方送什么礼物，姑娘回礼必需有自己亲手织的彩带。织带，畲语称“gangdai”，是畲族姑娘们必学的手艺，小姑娘五、六岁时就跟妈妈学织带，能否织彩带、特别是彩带的粗细与花纹是衡量一个姑娘是否心灵手巧的重要标志。
畲族彩带、衣服织纹上的几何形纹，从构图方式上来看大致有以下两类：一类纹样是单独纹样。这类纹样通常以一个独立“单位纹”构成，主题突出，骨架相对严谨，构图均衡，简洁明快。①主要是在以45。角倾斜的骨线上依排列单位纹，有些是由相同的单位纹排列，有些则是由不同的“单位纹”构成。排列规律上，有的是单位纹连续排列没有接缝,而有的则是有间隙的，从而构成不同的带状纹样。45°角倾斜，一是便于编织，二是美观。主要有山纹、水纹、云纹、雷纹、牙纹、螟蚣脚纹、万字纹、蝇脚纹等。
线形纹，一般不具有文化内涵，主要为单纯的装饰类纹饰。纹样以曲线、波线、折线、旋涡线等线性图案呈现。这类纹饰主要以花边的形式进行装饰，在彩带文字、图案的空旷处，衣服的领与袖口上应用较为广泛，主要勾勒纹饰边缘，或者和纹饰排列在一起，使图案造型更加丰满，更加美观。
云纹，在汉文化中，云纹具有重要的地位，云因从雨，变化多端，并且与传说的龙有联系，而喻意吉祥，素有“祥云”之称，在各类装饰中以各异形态加以运用。畲族服饰中运用云纹更多的是来源于生活环境，畲族长期生活在大山之中，山项终年云雾缭绕。因此畲族的云纹多以云气纹的形式出现，正如他们日常所见，如烟、如气，效法自然。
牙纹，有的写为“犬牙纹”，这是不了解畲族的历史、畲民心理。畲民尤其是浙江的畲民，最反感的是把其文化与“犬”相关联，因为历史上封建统治者对畲民实行文化歧视,把“犬”说成是畲民的祖先。牙纹，主体为三角形，也有为钝角、呈锐角。排列起来有的紧实，有的平缓，排列的轨迹由所在图案而定，有的呈曲线排列，有的呈直线排列，多作为花边运用于畲族传统服饰的边缘、衣角、领口等处。
牙纹是畲族中运用最为广泛的，最常见的一种纹饰，在畲族服饰上是必不可少的纹饰,成为畲族服饰的标志。闽东、特别是浙南畲民认为，畲族的衣服不在于花边多少，衣服上绣了多少的图案，而在于有无牙纹——“老鼠牙”。
畲族织物几何纹饰与先人的陶印纹一样，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劳动，是无数次的亲身接触、近距离的观察、认识，用抽象的表现形式与载体紧密结合，体现了质朴的生活之美。
如彩带是否漂亮，在于是否能灵活地把生产与生活中事象抽象化地在带面上表达。内容多取法于自然，但又不是直接截取自然形态，而是对自然的物象进行提炼与升华。所以，畲族传统几何纹饰不仅是纯粹的纹饰，也是生活的纹饰，其融入本民族特色，“其纹饰已不仅仅是简单的一种视觉符号，而是蕴藏着深深民族情感和思维意识的独特艺术体系。”其间内蕴着民族风情，具有“以物寄情”之美。①
五、图象文字
凤凰山区不仅地下埋藏大量的古人活动遗物、遗址，而且地表也有许多古人活动遗址。华安汰内、官畲、蕉林、石门坑、草仔山、高安，龙海的云洞岩，南靖的村雅，云霄县仙人亭、仙人峰、青崎村，漳浦县墓坑、海月岩、大荟山、赵家堡，东山县咕嵯山、东门屿，长泰县紡洋镇等地，均发现远古摩崖石刻。漳州是福建省发现并对外公布远古摩崖石刻最多的地区，数量已经超过50幅。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岩画被发现，从华安到诏安，构成一条延绵数百公里的弧形的远古摩崖石刻分布带。
漳州史前摩崖石刻以华安仙字潭为典型代表，最著名，素有“江南一绝”、“千古之谜”之美誉，因其“有文纵横如篆书”、“虫文鸟篆不可识”、“天书”、“仙书”或“仙篆”、“雷劈显字”“人莫能识”之说等，故其地名为仙字潭，摩崖符号为“仙字潭岩刻”。且多数专家、学者，尤其是早期的专家，都认为是“畲民”所为，因此，把仙字潭岩画单独作一小节。
（一）地理位置
仙字潭位于漳州市区北34公里处，属华安县沙建乡苦田村。《龙溪县志》载：“汰溪在二十五都，西汇大江，达桃源洞。”“大江”，即是现今的九龙江，江水自北而南，纵贯龙溪、华安两县全境。而汰溪流经华安县沙建乡汰内约2公里处时，忽折而东流，由此形成一个较大的河湾，水深成潭，面积10余亩，潭南低丘连绵绵，草木丛生，形成一块冲积地；溪北为蛆盘山，山脚下峭壁高约30米，因受天然剥蚀，形成参差不齐的大小石面，“仙字”就在离水面2米以上约200平方米的岩面上。如今汰溪水量稀微，完全不能通航，人可涉水过溪。
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笔者去了三次，每次看到的都不相同。第一次步行至河南冲积地；第二次开车直达河边冲积地。第三次去时，相关部门在冲积地盖了一间砖瓦木房，供老人看管仙字潭崖刻。
（二）形态结构
现在石面黝黑，又蔓着苔，有的字形几乎很难辨别。所刻画字没有整齐的序列，笔画也不整齐，有深有浅。按不同部位算，共有六处，自东往西分布，长20米左右。除一处汉字“营头至九龙山南安县界”外，其他5处共36个符号，最大的长0.74米、宽0.35米，最小的长0.13米、宽0.1米。既象图画，又象文字，有的如王者坐地，有的仿武士争斗，有的若舞女踹跹，有的如兽面狰狞，有的象俘虏被执，有的似人首落地，千奇百怪,其意难以索解。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957年调查时，把其分为6处。
第一处：石面构1.55米见方，是文字最多的一处，但因表面风化，字迹不清，字作人体形，大小不一，最大的字长宽分别为38与26厘米，小的长宽分别是16与12厘米，没有固定的横鉴排列，犹如一幅表示事物的图画。
第二处：汉字楷书，石面长1.13米、宽0.88米，文为“营头至九龙山南安县界”，刻作三行，第一行六字，第二行三字，第三行一字，字径大的14厘米，小的6厘米，下半部石面，已有裂健一道。
第三处：石面长4米、宽2.8米，零星分散五个字形，大小不一，大的长74厘米、宽35厘米，小的长22厘米、宽16厘米。
第四处：石面长2.8米、宽2.5米，刻二个人体形，左面大的长30厘米、宽26厘米,右面小的长13厘米、宽10厘米。
第五处：石面凸凹不平，长1.5米、宽1米，刻一字，长30厘米、宽20厘米。
第六处：又分两处，靠左的一处，石面长1.4米、宽0.50米，似有二行，无序列，刻得较深，形态一种作人体状，一种作人面形，大的长26厘米、宽18厘米，小的径20厘米。靠右的一处石面长1.4米、宽0.4米，单往似为三个字，有人体形和兽形，字大的长20厘米、宽18厘米，小的长15厘米、宽9厘米。
尤玉柱在《漳州史前文化》一书中，刻划得更具体，把其分为13组，共50个图象。①（三）学术探讨仙字潭岩画，早在1000多年前就被发现。据北宋的《太平广记》引唐张读的《宣室志》云：“泉州之南，有山焉，峻起壁立，下有潭，水深不可测，周十余亩……石壁之上有凿成文字一十九言，字势甚古，郡中士庶，无能知者。”首次披露仙字潭上“仙字”的信息，时年为唐元和五年（810年）。后有热心人持仙字的拓本，请教大学问家韩愈，韩愈“见识之”，将仙字破译为：“诏赤黑视之鲤鱼天公界杀人牛壬癸神书急急”，有“上帝斥责蛟螭”之意。《漳州府志》也载：“长泰良岗山石铭里，峻削壁立，下有深渊不可测，周十余亩，有蛟螭为害，或牛马慢饮于此，吞食之。唐元和一夕，南有雷暴震，数百里若山崩状，旦视之，石壁数百仞摧堕，潭水湮塞，流注四野，蛟螭之血，遍若玄黄，石壁凿成蝌蝌大篆一十九字，字势奇古，人莫相识，郡守因名其地为‘石铭里'。后有人持其字至东洛，时韩愈以尚书郎为河南令，见而识之，其文曰‘诏赤黑视之鲤鱼天公界杀人牛壬癸神书急急'，评究其义，似上帝责蛟螭之词，不知韩公何所据也。”明何乔远《闽书》卷二十九《方域》、清乾隆《福建通志》和清光绪《漳州府志》卷48•记遗，也类似的记载。李协也曾提出“漳泉两州，分地太平，万里不惑，千秋作程，南安龙溪，山高气清”的24字“地界说”。仙字潭岩刻一直受学界关注，但一千多年来都无法突破。
岭南大学教授黄仲琴先生深入实地调查，并在1935年将其调查情况和研究论文《汰溪古文》发表在《岭南大学学报》上，就岩画的位置、形态、结构第一次作了科学描述，可惜黄教授只是在潭边遥观，仅发现10个图像，记述也过于精略。其后，沉寂40多年后，1957年8月，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林钊、曾凡再次前往调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了仙字潭崖刻的实测资料，为科学研究提供了确切可靠的资料，从而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国内学术界围绕着华安仙字潭的考古发现，就该此石刻的性质、时代、族属诸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在内容上，除韩愈的“天公责蛟螭”说、李协的“地界说”外，还有“纪功说”、“舞蹈说”、“图腾（或族徽）说”、“宴饮说”、“事件说”、“征战说”、“媚神、娱神说”、“祭祀说”和“生殖崇拜说”等等。
在性质上，有“文字说”、图画说”及“图文说”。
在年代上，下限在唐代以前已无多大异议，因为唐代已有文献记录可证，上限这比较复杂，有“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后期”、“青铜时代”、“铁器时代”、“金属时代”、“唐以前”、“古文字出现以前”，具体点的有“殷周”、“商周”、“商至西周”、“商至春秋”、“秦汉”等说，更具体的还有“相当于中原西周时期的浮滨类型文化时期”、“吴太伯、寿梦？阖闾之间”、“魏晋南北朝至王审知主闽”等。多数专家把其相对年代定在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周时期。
近年发现的云霄“太阳石”与仙字潭岩刻属于同一类型。笔者专程进行了考察。
“太阳石”位于云霄县树洞村附近的仙人峰上，因形态如太阳状，被称为“太阳石”。“太阳石”高4.2米，宽3.5米，向东的一面在下部凿成圆弧状，其边缘相连刻画着6道连续而有序的放射线。圆弧壁上有明显人工雕凿的痕迹，这些规整而粗犷的放射线也系人工刻意所为。而巨石的西面平整如壁，虽已严重风化，但隐约可见刻画有类似“王”字的一组竖行刻画符号。这块巨石位处石坪东部，在太阳升起的方位，后边的石坪是古人类的一个主祭祀台。岩画是以太阳神崇拜为中心的天体岩画。“太阳石”西侧50米的陡峭崖壁上，岩面刻画粗犷流畅的线条，组合成状如山川流水、飞鸟悬鱼、行云走日、叶脉穗纹和手印足迹的图案，面积约40平方米，是以生殖崇拜和自然崇拜为主题的大型祭祀岩画。这两处岩画属于新石器时代至商周以前的史前遗迹。此外，在仙峰岩山坡一带散布着多处人工雕凿的圆凹穴岩画。考古者还采集到一件石锛。确证云霄仙人峰在1万至5000年前就有古人类活动。
在仙字潭三公里处的北山边发现大型旧石器，表明一万年前汰溪两岸的人类活动十分活跃。在仙字潭南岸龟形山上，面积约1500平方米范围内采集到砺石、石斧等。内容上看，仙字潭岩刻没有明显的祭祀性，因而，其时间应比“太阳石”还要早。
（四）族属为畲
在族属上，学界有古代土著民族、古代“七闽”部落、古代越族，及畲族先民说，其实这些说法，归结起来是“畲族先民说”。1.古代土著民族、古代“七闽”部落、古代越族等等，是不同时期对畲族先民的不同称呼，因此，其实这些说法，归结起来是“畲族先民说”。
2.漳州古代少数民族即是如今的畲族。仙字潭摩崖岩刻早在1961年就已被福建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石碑醒目地镌着“少数民族遗存的图象文字”字样，一幢空房边还竖有具体保护条款的文告。
少数民族，是哪个少数民族？漳州是如今畲族的重要发源地；并且，还没有发现漳州古代有其他的少数民族，因此，漳州古代少数民族，也就是如今的畲族。文献也记载这一史实。《闽中记》记载，“南安郡西南有汰溪，古畲邦之域也。“陈元熙教授考证，闽地最早的居民，无论称闽称越，都是畲。万里云先生也指出：“畲苗为古代七闽后裔当无疑,至于闽与越融合成为‘闽越’，那是汉代以后的事”。他不仅论述了畲族曾经有文字、说明福建许多地方有“仙字”不足为奇，且明确指出：“在这（唐代）之前，汰内始终聚居着畲族，没有别的氏族。自古以来都是畲族居住、生产、生殖的地方出现‘仙字'，自然非畲族莫属，其他部族不可能飞到这里来创作‘仙字'的”。也就说，古代土著民族、古代“七闽”部落、古代越族、畲族先民，其实指的都是“畲族先民”。
畲，刀耕火种也。远古时期，汰溪盆地滨海而居，外通舟辑，内连林莽，又及块块冲积平地，为古代畲族先人渔猎耕种的绝佳场所。在汰溪之上，有山名石蚵山（今叫石高尖），山上至今仍可寻见堆积的贝壳残片，对此《龙溪县志》明确记载：“石虫可山在城北四十里,高入云表，顶有粘蚵石，相传昔时海水所浸”。印证《山海经•海内南经》“闽在海中”之说。明朝，著名旅行家徐霞客于1630年游闽，在《徐霞客游记》中第一次详细记述了经华安之时，所见汰溪盆地的蛮荒之景：遥望西数里外，滩石重叠，水势腾激，至有一滩纯石，中断而不见水者，此峡中最险处。自念前以雨阻不能达，今奈何交臂失之？乃北下三里，得村一坞，以为去溪不远。沿坞西行里许，欲临溪，不得路，始从蔗畦中下。蔗穷，又有蔓植者，花如荳，细荚未成，复践蔓行，上流沙削不受覆，方藉蔓为级，未几蔓穷，皆荆棘藤刺，丛不能入。初侧身投足，不辨高下，时时陷石坎，挂树杪细梢。既忽得一横溪，大道沿之。西三里，瞰溪咫尺，滩声震耳，谓前所望中断之险，必当其处。时大道直西去，通吴镇、罗埠。觅下溪之路，久不得，见一小路伏丛棘中，乃匍匐就之。初犹有路影，未几不一会，走不多远之意下皆积叶，高尺许，蜘网翳之；上则棘莽蒙密，钩发悬股，百计难脱；比等到脱，则悬涧注溪，危石叠嵌而下。石皆累空间，登其上，始复见溪，而石不受足，转堕深莽。余计不得前，乃即从涧水中攀石践流，遂抵溪石上。其石大如百间屋，侧立溪南，溪北复有崩崖壅水。水既南避巨石，北激崩块，冲捣莫容，跃隙而下，下即升降悬绝，倒涌逆卷，崖为之倾，舟安得通也？踞大石坐，又攀渡溪中突石而坐，望前溪西去，一泻之势，险无逾此。久之，溯大溪，践乱石，山转处溪田层缀，从之，始得路。循而西转，过所踞溪石二里许，滩声复沸如前，则又一危矶也。西二里，得小路，随山脊直瞰溪而下，始见前不可下之滩，即在其上流，而岭头所望纯石中断之滩，即在其下流。此嘴中悬两滩间，非至此，则两滩几有遁形矣几乎隐遁而看不见。①
1915年8月26日，岭南大学黄仲琴先生调查了华安汰内石刻。关于当时的调查经过情况，有这样一段描述：“其初，言者不能实指其地，旋觅得一知者为导，是夜寄宿汰溪纵南之文浦山。越日黎明，偕导者乘村人常乘狭且长之梭船，船夫四人，二掌竿，二在前后推挽之，自文浦山下，嗜浅沙，渡飞瀑，……七里许，到潭边，潭乃汰溪之一部分，以是处水较深，别名之为潭也。”
如此自然环境，是刀耕地火种的理想之地。
3.文物专家考证，是畲民所为。1957年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专家曾凡、林剑对仙字潭摩崖进行了仔细调查，其结论是，从历史记载来看：华安原名华身，履龙溪县二十五都，民国才设县，全境崇山峻岭，高山之上，至今仍有畲村畲民，汰溪在华安县南六十里，东南距龙溪县治四十余里，古属华身之桃源保，保因附近之桃源洞得名。民间相当普遍地流传着所谓“杨文广平蛮十八洞"的故事。漳州府志卷四十古迹条：“柳营江在今江东地……先是六朝以来，戍闽者屯于泉州之龙溪，阻江为界，插铆为营，江当溪海之交，两山夹峙，波涛激涌，隔绝东西，至是阴遣人沿溪而北就上流援缓处结筏连渡，从间道袭击之，遂建寨柳江之西，以为进取，恩威井济，土黎归附，豁其地为唐化里，……永隆元年，请于朝，移镇漳浦……阻盘陀藉山为塞，其西北山峒之黎，率依险阻，林木阴戮不相通，乃开山伐道剪除荆棘遣士民诱而化之，渐成村落，拓地千里，垂拱间请置漳州。”故事与府志记载之事，是陈元光镇压畲民历史事件，因而，仙字潭摩崖是畲民所为。
4.学界多数专家认为，是畲民所为。明末陈天定的《北溪纪胜》中说：“入自龙潭……稍上为汰溪滩，汰水西汇大江，以小舟入，古称桃源洞，兰雷所居，今号汰内。”这就是说汰内在明之前为兰、雷诸姓所居住，兰、雷诸姓是畲族的主要姓氏。今天此处还有蓝雷居住。
开创仙字潭摩崖研究先河的是岭南大学教授黄仲琴先生，1915年8月，不避风险，劈荆斩剌，深入实地调查，并在1935年又将其调查情况和研究论文《汰溪古文》在《岭南大学学报》四卷二期上发表。他根据史志、族谱对汰溪流域远古居民的记载、汰内乡人的口述及物质遗存，认为汰溪摩崖石刻“疑即古代兰雷民族所用，为爨字或苗文的一种”。
清代晋江人蔡永兼撰写的《西山杂志》残本，所引《古丹簾释义》记：畲族为古代七闽之后裔当无疑。其中《仙字潭》一文，竟详细介绍了他到实地考察及相关佐证情况：
《闽中记》述南安郡西南有汰溪，古畲邦之域也。溪之上有摩崖，镌蝌蚪之虫痕鸟迹，象形古篆文。自晋唐以来，咸不之识焉。晋邑欧阳詹、许谡、陈虫乔、王玫、潘存实、杨在尧、谢谌、曾严、罗山甫，莫能晓焉。王翊为京兆令，将拓本访之韩愈，都不之知也。
武陵太守吴公瑾，访之道士蔡明濬云，《古丹簾释义》皇使瓠掌闽为七族：泉郡之畲家，三山之譙户，剑州之高山，邵武之武夷，漳岩之龙门，漳郡之蓝太武，汀戆之客家，此即七闽也。七闽各有各之文字也。仙字潭摩崖之石刻古文，是畲家与龙门、蓝太武三种古文，称之日楔字，乃如飞云浮云焉，成舞女盘旋，武士挥刀，羽毛怪状矣。
《九鼎铭汉隶篆释义》云，汰溪即古傣人之故乡，畲人有吴昱为君，因争甲指之山，炎帝之世也，畲傣战争焉。傣君日超越被斩也，部众俘为隶矣，余走之滇粤。畲吴昱之世，正当炎帝之世也，洪崖先生亦此时人焉。摩崖石刻，乃商周之时畲人留伯所镌。其次露有汉文，乃汉明帝时楚王大夫沙世坚摹古畲字篆刻，纪畲吴昱战傣君越庆功时，太母夫人称贺。太母者太姥也。摩崖石刻古文如舞女，即蓝太武族翩翩起舞祝贺也。兽形古文，龙门人之文也，余咸畲文耳。余慕之往阅焉。此地原属南安，唐贞元时割界于武荣州漳也，后隶于华封。汰溪清碧，湾流潺潺，松青竹翠而幽静也。古文不剥落，见者疑之矣，然则《闽中记》迄今亦千年矣，未可为不信也。
据《释义》云：炎帝之世，傣君超越无道，畲吴昱战越，斩越首，俘越属，傣余越走滇。龙门、蓝太姥朝贺，洪崖刻石以纪事焉。盖迄于今五千余载矣。古文若九鼎铭也，世之名家难识之矣。
宋《桑莲诗集》有《汰溪诗》日：“汰溪上古在南方，仙字奇书千古昂；韩愈难明斯怪字，书风书穗不成行。”
《紫云诗集》云：“仙字风云变化文，畲君伐越竞超群；傣溪陈迹万年事，摩石刻崖岂不分。”
《安仁诗钞》云：“傣人古国汰溪滨，吴越春秋炎帝人；镌石古文东汉刻，千年万载纪荆榛。”
《仁和诗集》云：“傣越畲吴史不存，惟看石刻古文言语；当年争国斯溪地，纪事闽中有七番。”①
蔡永兼这段话指是根据《闽中记》记载，从《古丹簾释义》得知，古代闽时分“七闽”，有泉郡之畲家、漳岩之龙门、漳郡之蓝太武等。仙字潭摩崖石刻的古文，是畲家与龙门、蓝太武这三种古文，称作“楔字”。又根据《九鼎铭汉隶篆释义》，可知汰溪就是古傣人的故乡，畲人以“吴昱”的首领，因争甲指之山，在炎帝之世发生畲傣战争。傣君名叫“超越”，被斩，部众则被俘为奴隶，其余的逃往滇粤。……摩崖石刻，乃商周时畲人“留伯”所镌。纪畲吴昱战傣君越庆功时，太母夫人来庆贺。摩崖石刻古文如舞女，就是蓝太武族翩翩起舞来祝贺。还有，一些兽形古文，那是龙门人的文字。其余的则都是畲族文字了。也就是说，仙字潭摩崖石刻的古文，是畲家、龙门以及蓝太武这三种古文，蔡永兼把它称作“楔字”。
中国泉州学研究所林少川所长指出，蔡永兼《西山杂志》之所以能够如此翔实而生动地解开仙字潭的“仙字”之谜，是因为他根据大量的文献史料、文物史料以及一些已佚的重要古籍，综合研究而得来的，并不是凭空想像。
如今的地名也证明之。前来庆贺的漳岩之龙门潭人、漳郡之兰太武，距汰内都不远，“龙门潭”在龙岩市郊，还建有龙门塔，较闻名；“漳郡兰太武”，据邱水才《<百家畲洞>与畲族探源》说，百家畲洞在漳平永福镇大苍山南侧半山坳……古时，畲族“太姥”就居住在这里。今龙海县东南也有太姥山。从其间的关系看，这些部族当为畲族的支系。不然，外族挺进到家门口，只有提防而不至于去祝贺的。
2007年华安民宗局编辑出版的《畲家民歌》一书中，作序者为黄元德，在“序言”中谈到仙字潭摩崖石刻是何人所为时说：“不管是谁，我认为与畲人有关”；石井猴形树岭顶部石刻“专家认为是放牧图，此石刻近九龙廓之蓝雷寨，我认为可能是畲人作品”。
5.岩刻表现形式表明，是畲民所为。从岩刻方向看，岩刻6处除一处朝向南方之处，几乎所有符号都朝西南方，而东岩壁则一个符号也没有。根据畲族人思维，汰内原始氏族是从沿海一带迁徒而来的，所以他们能够牢牢记住祖宗或自己走过道路的方向。从岩刻符号看，整个图案没有南方其他的“蛇”符号，基本上是“人”形。有形态各异的舞者，或从容如王者坐地，或兴奋如蹁跹舞女，或勇猛如武士争斗、或痛苦如兽面狰狞，或颓丧如俘虏被执，或惨烈如人首落地，所有的曲肘、跳跃、撕牙裂嘴，抑或射击状、怪兽图像，似在庆典、祭礼、游行模样。这些模样，与当今畲族的“传师学师”中的动作有相似之处。
6.从畲族语言、文字特点看，系畲民所为。如今，畲族还存在少量的文字，存在于畲民的彩带、歌本与传师学师的经书中。
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福建顺昌县的研究人员都整理出一些畲族文字，只是无系统文字而已，其特点是直观性、形象性，用具体的形象符号作文字。语言也是如此，且改编能力能强，直到如今还遗留，如现代的自行车，就改讲“gu。taoqia”，即汉语的“踏脚车”。畲族语言、文字的之一特点，及如今少量的文字看，与岩刻的形象表达相一致，故此岩刻应是畲民所为。
7.畲族的族内教育表明，是畲族先民所为。畲族民歌唱道：”桃源洞里是我家”。
畲族的族内教育是“传师学师”，其中的祭祀仪式当与“桃源洞”相关。如今畲族举行“传师学师”仪式时，要请八位“法师”边唱边舞向族人进行畲族迁徙艰难历程的历史教育。逐一演绎直至福建“桃源洞”，并有“打桃源洞”“开桃源洞”“贴桃源洞”等环节，且要连演三次，然后烧纸钱。畲族4法师手握龙角、令刀盘旋而舞，那些象征性的动作，平常人看不大懂。但“打桃源洞”时，主祭法师还要表演“团兵”“统兵”“赏兵”等情节。很清楚，这是一次打仗胜利的军事行动。“开桃源洞”后是“纳钱”，犹畲民开发一新地盘后的“社祭”仪式。“贴桃源洞”之"贴”，是告示于人，所以"龙门潭”“兰太姥”获讯而来贺。浙江丽水下松坑的畲族法师蓝明亮、蓝德章等说，开桃源洞是为了“藏身”，可能就是建立“根据地”了。畲民把这事以宗教仪式演绎出来，可以想见，在好巫重祭的氛围中，他们态度甚是诚笃，不可能在崇信的神祀面前无中生有。畲民为死者超渡“做公德”的“开桃源洞”经文也有“桃源洞里圣三姐，圣人殿前马五娘”“点出千兵扶弟子，点出万兵扶弟郎”等语。因此，可以认为畲族的“打桃源洞”，与仙字潭岩画直接关联。
（五）消失原因
岩刻为畲家的早期图象文字，然而后来文字哪里去了？答案是消失了。为什么会消失了呢？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由岩刻的性质所决定的。人类最早的记事方法是结绳纪事，随着事情越来越多，结绳纪事远不能满足需要，而且，那些纪事的绳子多得堆积如山，经常造成失误和混乱。受日月图形的启发，把不同的实物绘成相似的图形符号，按实物摹写来表示特定的意义，用来记述事情。《风俗演义》一书记载：“三皇结绳，五帝画像，三王肉刑，罢世黜巧，此言步骤稍有优劣也。”说的是人类从黄帝时期开始一改结绳纪事方法，按照动物、植物、山川等各自不同的形状随形画影，造出了一个个图形和符号，尝试用图形画像法记事的历史。这种方法一经流传开来，人们便纷纷依葫芦画瓢似的效仿，即所谓“画成其物，随体诘诎。”这就是图画文字或象形文字。所摹写的，都是人眼所能见到的实物，与绘画颇似。并且刻在不同的实物上，如距今8000多年，最有名的半坡陶器刻符，刻在陶器上。但这样的文字，为数不多，满足不了人们表达思想、传播信息的需要。仙字潭岩刻性质虽有“文字说”、图画说”及“图文说”，正确的应该是“图文说”，是介于"图”与“文”之间的过渡阶段，正是处于这一阶段。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想日益复杂，象形文字逐渐向符号化发展、演变，记录和传播信息的文字也日益增多，原有的、为数不多的象形文字已难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导致文字向指事、会意、转注、形声、假借，即所谓“六书”发展、演进。这样，文字的数量大增，可以完整地表达人们的思想了。因而，原有的象形文字就被淘汰了。只有少数存在，如福建古田富达畲族村，该村早在唐时，就从凤凰山迁到此处。村口石牛上的“仙字”，虽然比汰内的抽象，更加近于“字”，但也无人能辨。
二是因秦始皇统一文字、统一度量等所致。秦之前，各地区、各部落渐渐造出了许多图形和符号，即使是同一事物，图形和符号也不一而足，很不统一，无法交流、通用。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宰相李斯对当时的文字进行收集整理然后进行删繁就简美化加工，几乎完全脱离了图画文字，成为整齐和谐、十分美观的基本上是长方形的方块字体。由于文字是一种交流工具，整个社会都采用统一后的文字，作为一个弱小民族的文字不可能继续，用则进，不用则废，因此，包括畲族在内的各民族的早期图形文字就消失了。
六、留遁山中
（一）时代背景
商、周时期（公元前1600至前256年），生活在凤凰山区的畲家部落，与包括在今福建及其邻接的浙江南部、江西东南部、广东东部地区的散居部族，在《周礼》、《山海经》等先秦典籍中被称之“七闽”。所谓“七闽”不就是七个部落，泛指部落种类的繁多，还处于部落联盟的状态。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至前221年），七闽之地曾先后为吴、越、楚等诸侯强国的势力范围。①战国中期，楚灭越后，越王族子孙一部分进入闽地，这是福建的一次人口较大迁入，主要在如今福建省地域的东部、西北部，与此地的土著部族融合，建立许多王国或君国。“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②越王勾践的后代无诸、摇，即在七闽之地称王，建立政权。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派兵南下平“百越”，“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③。无诸等战败，皆被废为君长。秦遂以其地为闽中郡。《史记》卷一百十四《东越列传》称：“秦已并天下，（无诸、摇）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史记》又称“自秦时弃弗属”。秦也未派守尉令长到闽中任职。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领导大规模农民起义，旧诸侯乘机纷纷起兵反秦。无诸、摇等也率闽中兵随鄱阳令吴芮北上，与诸侯共灭秦，后又助汉伐楚，为汉统一中国做出了贡献。为此，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重立无诸为闽越王，建都于冶（今福州），统治原闽中郡地区。十二年（公元前195年），汉又立南武侯织为南海王，班固《前汉书•高帝纪》载：十二年三月，“诏曰，南武侯织亦粤之世也，立以为南海王”，其领土为今之闽西南、粤东、赣南地区。汉文帝初年，南海王反汉，汉淮南王刘长派楼船军讨伐，南海“以其军降，处之上淦”。《汉书•严助传》载，淮南王刘安上书文帝称："前时，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将军间忌将兵击之，以其军降，处之上淦"。④。南海之地遂归闽越所有。上淦为今江西省樟树市一带。到上淦后，“南海民处庐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击之。……南海民王织，上书献璧皇帝。忌擅燔其书，不以闻。”削王为民的织曾上书献璧，因间忌作梗，致其"复反",指的是南海国遗民在庐江起兵，再次反叛汉朝。刘长率军前往镇压。因该地气候湿热，汉朝军队死亡过半。而此时被降为庶人的织向汉文帝上书献币献帛，但淮南王刘长的大臣却从中作梗，烧毁其书，将币帛据为己有。南海国遗民的叛乱最终被刘长镇压，南海国的遗民从此也在历史上失去了记载。
樟树市古称曷明，江西省中部，鄱阳湖平原南缘，跨赣江中游两岸。历史上曾是中国中原与岭南舟车孔道，自古有“八省通衢之要冲，赣中工商之闹市”之称。在历史上曾名清江县，是江西四大古镇之一，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在樟树境内始建新淦县,县治淦阳（今樟树城区）。
南海国封地，从诏书“南武侯织亦粤之世也，立以为南海王”看，南武之地当在今汀潮赣之间。根据史学典籍记载、专家考证，其国土大致在今广东、福建、江西交界之处,即如今的凤凰山区。其族属，潮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专家、潮州江夏文化研究会研究员黄锦树在《南海王国之族属、地域、城址考析》一文中认为，是如今的畲族，该文获得潮州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南海国故城有揭阳河婆镇、饶平南武山、福建武平县的不同争论，但都是凤凰山区范围。有可能这三处当时都是南海国的城邑，如闽越王复立后，就在今福州、邵武、建阳、崇安、浦城均建有城邑；或者说南海王在此三处都留下痕迹。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王郢举兵犯南越。汉武帝发两路大军讨伐闽越，郢派兵扼险抗汉。余善恐招致灭国，杀郢降汉。汉武帝封未参与郢谋乱的无诸之孙繇君丑为越繇王。后余善擅自称王。武帝不愿轻于出兵，又封余善为东越王，与越繇王并处。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相吕嘉反汉，汉武帝兴兵征讨。东越王余善自请带领八千兵，随汉楼船将军杨仆讨伐南越。余善率师至揭阳，以风浪大为由，滞留不前，并派人暗与南越勾结。汉军灭南越之后，杨仆建议乘势引军讨伐东越。武帝以士卒劳倦，命屯兵豫章梅岭待命，并委任朱买臣为会稽太守，“治楼船，备粮食、水战具”，待诏随征东越。元鼎六年秋，余善起兵反汉。他一面派兵扼守要道，一面主动出击，命驺力等为吞汉将军、徇北将军，分路进攻白沙、武林、梅岭，杀了汉军三名校尉。余善初战获胜，便自立为东越武帝，刻制玉玺。汉武帝分进合击。元封元年（前110年）冬，杨仆率军吏辕终古阵斩徇北将军，攻克武林，其余三路汉军也攻入东越境内。东越将军弃军投降。原住汉地的越衍侯吴阳受命回东越规劝余善，余善不听，当横海将军从海上（福州沿海）登陆时，吴阳率其封邑七百人反攻汉阳城，随后又与越建成侯敖、繇王居股等合谋杀余善，率领部众向横海将军投降。东越国亡。汉武帝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闽越的叛乱才被平息。汉武帝征服闽越后，认为“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①此后数十年间从东瓯到闽越的十多万平方公里没有行政区。
于是一些汉人入闽。史书记载，汉族较大规模入闽主要有五次，即梁朝侯景之乱的难民入闽，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子率兵入闽，唐末五代时期王潮、王审知率兵平闽，南宋末期赵罡（端宗）、赵昺（帝昺）在福建就位引来北方保驾抗元者入闽。
福建的汉族，都认同中原，是从中原来的，各姓的族谱也记载了一个说法。广东潮州等地汉族认同自己是从福建去的。特别是分子人类学的研究印证“地遂虚”说法，如今的福建、广东潮州的汉族来自中原等地。侗傣族群和马来族群基本都是百越的后裔。所以遗传结构上，可把古代的百越族群和现在的后裔都称为“澳泰族群”。Y染色体DNA显然是研究较小区域内的族群关系的最佳材料，对于东亚各个族群之间的关系，其他的DNA区段很难做出清晰的结构。而Y染色体的各个类型（单倍群）却分布于不同的族群，相互之间又有明确的渊源关系。东亚的主要Y染色体类型是0型，其下又有三个亚型（01,02,03）,其中01是澳泰族群的特征类型。各亚型之下又有次亚型，以及更多的突变类型可以追寻群体之间的遗传轨迹。1999年宿兵的“东亚群体北迁”论文中发表了一组福建群体的数据，调查的是福州人群，属于闽东话人群。这一群体的结构与其他南方群体有很大差异。这一群体没有01单倍群，在南方群体中显得格外特别。2003年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李辉等发表了一组福建长汀客家人的Y染色体数据，其中01的频率也非常低。这些数据都揭示福建的客家和闽东人群中可能已经基本没有闽越的遗传结构。他们后又调查了福建莆田、广东潮州、汕头和南澳岛的闽语群体，并取代表中原的河南安阳人群作对比。
从上表中我们发现，所有群体的03单倍群频率都非常高。除了广东沿海的两个群体以外，其他闽语人群的01单倍群都很低，远远低于东南方汉族人群的平均水平，而与河南安阳的群体处于同一水平。汕头的01单倍群达到广东粤语人群的平均水平，南澳人群略高于广东粤语人群。这进一步表明闽越族人已不存在于现代闽语人群中。
图中我们看到浙江和上海的汉族群体中01的频率最高。现在侗傣族群分布集中的西南地区的汉族群体中01单倍群频率反而不高。这说明浙江、上海的汉族群体中包含大量被同化的百越成分，而西南地区的百越成分被同化的很少，所以至今还是属于其他民族。在全国的分布图上，福建的01频率显得格外低。特别是在南方群体中，与浙江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不是闽越族离开福建，这种现象是不会发生的。
03e是汉藏语系人群的高频单倍群，在其他类群中相对较少。从各地汉族的这一单倍群频率的分布看来，福建汉族和华北汉族的频率最高，浙江汉族最低。这一单倍群在浙江和福建之间又体现出强烈的对比反差，分布方式与01正好相反。所以这可能揭示了福建汉族中来自北方汉族的成分要远高于浙江。
03*单倍群是南方来源族群的普遍类型，在南方各族中，特别是“濮—蛮—羌”系统的高频类型。图中显示福建汉族的这一频率是各地汉族中最高的，而甘青内蒙一带则大幅降低。这提示北方阿尔泰系统族群的融入可能是造成北方汉族033频率降低的原因，而江西、福建一带则是汉族成分比较纯正的地区，特别是福建，很少受到外界影响。所以，在汉族之前，闽越族是福建的隔离群体，闽越之后汉族成为福建特殊地形造成的隔离群体。
02a单倍群是中国西南部的特征单倍群，原初的汉族群体可能并没有02a单倍群。从图中看来，福建南部和广东东部人群中这一单倍群尤其高频，可能来自畲族。
结论：闽越基本上在福建失踪了，现代闽语支人群并不是闽越人的后代，而主要是北方汉人后代。①
然而，闽地的土著，除被强制移民到江淮，成为汉民族外，有的为避灾难，出海去了台湾、南洋，还有的留遁山中。但并不是所有遁入山中的都有成为畲族，闽东、闽北的不是，只有榕江、晋江流域遁入山中，九龙江以西和韩江流域没有迁徙的，即凤凰山文化区遁入山中和留下来的，才发展成为如今的畲族。
（二）留遁理由
一是文献记载的是徙“东越”、“东越地遂虚”。东越不等于福建，东越指的是福建东部和浙南，不包括凤凰山区。凤凰山区，特别是如今属于漳州的地域，没有被迁徙。迁徙的地区——晋江流域，也没有所有的人都被徙走，走的主要是军队、官家等。证据是不到50年，许多进山的人又走出山区，所以只好又在福州建立县治。故《后汉书•灵帝纪》中出现了称这部分人为“山越”的记载。《资治通鉴•汉纪》胡三省注曰：“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险，不纳王租，故日山越。”《龙岩州志》曰：“武帝灭之，徙其民而虚其地，其民不从徙者复生聚。”《南海县志》曰：“岭表溪洞之民，号“同僚，古称山越”；《嘉应州志》曰：“峒僚，岭表溪洞之民，古称山越。”到唐宋时期，出现了新的一些民族称呼，《隋书•南蛮传》就提到南蛮诸少数民族，“古先所谓百越是也”。在韩江流域则有"僚”、“蛮僚”、“峒蛮”等称呼。《资治通鉴•唐纪（三一）》提到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岭南五府经略绥靖夷、僚，统经略、清海二军。”《唐纪（七一）》提到882年“高安（属江西洪州）人钟传聚蛮僚。”《唐纪（七五）》提到昭宗乾宁元年（894年）”黄连峒蛮二万围汀州。”《临汀汇考》记载：“唐时初置汀州，徙内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杂处其间，今汀人呼曰畲客。畲字不见于史，各省诸苗，……皆元称畲者，……是闽地之蛮皆称曰畲也。”史书记载也只讲到唐初有“徙内地民（北方汉族）居之，而本土之苗仍杂处其间”，由此可知，漳、汀两地汉人迁入较晚，唐代汉人移民时，汀州地区聚居的土著民族是畲族。
二是留遁山中，凤凰山区是个较理想之地。因凤凰山区属三省交界地，即三不管之地，远离中原，天高皇帝远。晋江、榕江流域地势较平坦，易被迁徙，而九龙江以西、韩江以东的凤凰山区，山势险俊，利于生存。晋江、榕江流域的先民一部分被迁，也有的进入山区，原在山区的没动，即凤凰山区的留来了。
三是畲家特点所决定的。当时凤凰山区社会状况如何？没有文字记载，但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刘邦的孙子、武帝的叔叔、淮南王刘安给汉武帝刘彻的奏书中，可看出闽越国的基本情况。奏书说，现在听说有关官员将要率兵去攻闽越，我刘安私下替陛下感到担忧。他说，越人生活在中原之外的土地上，是剪断头发，在身上刺刻花纹的野蛮人，不能用礼义之邦的法度进行治理。早在当年夏商周三代最强盛的时期，胡人（北方句奴）和越人都不受中原的统治，并不是三代王朝的军威不能克制他们，而是因为三代王朝认为胡人、越人的土地无法居住，胡人、越人野蛮无法统治，不值得烦劳中原王朝。自从汉朝初定天下以来，七十二年间，越人自相攻击的事件，数都数不过来，但是天子从来没有发兵进入越人居住区域。我听说，越人没有城池村庄，而生活在山谷溪流之间、丛林密竹之中，习惯于水上战斗，擅长划船行舟，地形复杂，草木丛生，而且有许多河流险阻，中原地区的人不了解当地的地势险阻而进入境内，即使一百个人也抵不过一个越人。占领了他们的土地无法设置郡县进行统治，进攻他们又不能迅速取胜，从地图上看，越地的山川河流、屯兵要塞相距也不过只有几寸的地方，而实际距离都有几百里或千里，险要的地形和丛林不能完全画在地图上，看上去很容易通过，真正走起来就很难了。越人名义上是国家的藩属国，实际上不向进行缴纳任何贡品和酬金，不为朝廷负担一兵一卒的徭役。臣私下听他们说，越的风土和中国不同。因为被高山所限制，人迹断绝，车子道路也不通，是天地自然把他们内外隔断。他们要进入中国，一定要从领水下去，而领水的山陡峭高峻，水流快速到漂动石头，击破舟船。臣听说越武装的士卒不少于几十万，所以我们要讨伐他们，要有五倍的兵力才够，而拉车、补给粮食的士兵还不在这数目内。南方气候炎热潮湿，接近夏天时更为炎热，士卒暴露阳光下，住在水上，到处是毒蛇毒虫、疾病就会发生。士卒还没和敌人交锋，就有十分之二三病死了，就是把越国都俘虏了，也不足够补偿我们的所有损失。陛下如果要接纳他们到中原居住，那就应该派出大臣到他们的国家慰问他们，施恩德给他们，奖赏他们。陛下只要用一寸见方的印玺，丈二长的印绶，就可以镇抚四方之外的越地，不必劳累一个士卒，也不会损坏一件武器。臣听长老说，秦的时候，曾经派郡都尉屠睢攻击越，派监部御史祿开凿沟渠，使道路相通，结果越人逃入深山丛林里，无法攻进去，军队屯驻守卫在空旷的地方，越人乘机出来攻击，结果秦兵失败了。①表明的确当时此处“山深林木秀茂，……地多瘴疠”，②“莽莽万重山，苍然一色，人迹罕至”。③这种生态环境，封建统治者难以进入，为畲家的存在提供了条件。
四是一些文献记载，在隋、唐之前，闽、粤、赣三地交界的凤凰山区是畲民及其先人聚居生活的地方。《广东通志》载；“潮州府畲猫民有山峰日径，其种有二：曰平鬃，日崎鬃。其姓有三：日盘、曰蓝、日雷。依山而居，采猎而食，三姓自为婚”。
《西山杂志》载：“《闽中记》述，南安郡西南有汰溪，古畲邦之域也”。《北溪纪胜》载：“汰水西汇大江，以小舟入，古称桃源洞，蓝、雷所居，今号汰内”，漳州北部华安地区所住居民为畲民。《云霄厅志》也载，云霄地区“盘、蓝、雷氏，系陈玉铃所征蛮獠”。
《临汀汇考》称：“唐时初置汀州，徙内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杂处其间，今汀人呼为畲客。”仙游县西边的度尾镇历史悠久，史藉记载，早在汉代就有史书记载畲族人在此地活动的踪迹。《资治通鉴》记载，唐景福元年（892年），“王潮以弟彦复为都统，弟王审知为都监，将兵攻打福州，民自请输米饷军，平湖洞及滨海蛮夷皆以兵船助之。”①平湖洞位于今仙游县城北的大蜚山。
《建阳县志》载：“汉武帝时，迁闽越民虚其地，有匿于深山而迁之未尽者，日余民，俗呼为狗头摇。”
而且这些地方唐宋时人数众多，势力强大。从反证法看，如果汉时畲民不是留遁凤凰山区，那么，这些人数众多，势力强大的畲民，那里来？！
五是分子人类学也证明这一点。“官方的强迫移民是从福建移往江浙，但是这种移民的幅度是有限的，可能只是移了一些闽越的官员和军队。而老百姓大部分不会跟他们走——与其到陌生而复杂的江浙民族混杂区去，还不如逃往民族相近的广东南越国故地去。所以，如果侗水语支群体包括闽越国成分的话，他们迁徙的第一步就是从福建到广东东部。笔者在现代福建人群中做调查发现，福建几乎没有任何岭南人群特证的遗传成分，相比之下，广东和浙江的岭南人群特征就非常高。”②
最后，“五通庙”、畲江等是例证。
五通庙位于今漳州市云霄县火田镇西林村漳江边。《平和县志》、《云霄厅志》的《名迹》篇《五通庙》条记载：“在西林，旧志传，元将陈君用建城时，遂有此庙，中祀五方之神，国朝里人吴墉募众重修。疍此庙石柱镌有盘、蓝、雷氏字样，盘、蓝、雷氏系陈玉铃听征蛮僚。庙柱为蛮所畲，则建庙必在开屯之先，云霄宫庙惟此最古。”如今，庙门口的碑上刻着：原庙柱上有“盘、蓝、雷捐舍字样”。此庙建于唐之前，为土著“蛮僚”所建，即畲民所建。说明在唐之前，这里畲民已经形成村落，有一定数量的畲民在此生产、生活，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已较高。
唐代，晋江流域山区仍然有畲民的存在。唐时的著名宫廷乐师，善弹琵琶的雷海青，就是出生于南安县坑口（今南安罗东镇振兴村坑口宫自然村）的畲族家庭，为人豪爽，忠心耿耿，又才华横溢。唐玄宗任命他为掌管宫廷歌舞的伶官和梨园戏剧的教官。他精研戏曲，通晓乐理；身居大唐乐府著名乐师，依然不耻下问，对音乐歌舞精益求精。安史之乱平定以后，唐玄宗从四川避难归来，获悉了雷海青忠贞不屈的悲壮事迹，诰封“天下梨园大总管”，赐迁尸骨回乡安葬，筑祠祀之。墓与祠在今泉州南安市罗东振兴坑口村前小溪旁，祠俗称“坑口宫”，至今犹存。唐肃宗时又加封为“田都元帅”，受万民祀拜。
在南安罗东镇与晋江市区之间的马甲镇，有一双髻山，南北朝始又名“仙公山”，山势险峻，只有西、北各一个石门可以出入。其主峰海拔758.5米，总面积25平方公里。山顶小髻峰巅，有一畲族小寨，寨中有指挥台、屯兵洞、练兵场。这是当地畲族先人所建立的一个军事防御工事。寨中怪石林立，突兀嶙峒，独成景观，置身其间，山风阵阵，云海滔滔，确是军民两用的好山寨。
畲江、畲江镇，位于梅县西南部，处于梅县区、兴宁市、丰顺县、五华县的交界处，属于凤凰山区。畲江为梅江上游；畲江镇，别名“畲坑”，都因直至唐代还是畲家聚居而得名。《梅县地名考》等有考证。我们驱车赶到镇政府时，天已黑，但镇领导刚下班，得知我们来历，领导肯定地说，畲江、畲江镇，都因直至唐代还是畲家聚居而得名。
附注
①黄相森：《略谈人的发展的整体图景》，《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5月。
①赵荣：《人文陕西》，陕西旅游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6页。
①曾骐等：《粤东，闽南史前文化区域》，《汕头史志》1994年第1期。
②许永杰、范颖：《闽南粤东地区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分期及相关问题》，《北方文物》2013年04期。
①http：//baike.baidu.com/view/456244.htm
①http：//www.qzwb.com/gb/content/2007-03/26/content_2418209.htm
①http：//www.docin.com/p—380821939.html
①尤玉柱：《漳州史前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9页。
①李辉：《百越遗传结构的一元二分迹象》，《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
①陈立群：《福建东山岛旧石器时代文化》，《汕头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①四图片来自http：//myfj.qq.com/t—187713—1.htm
①http：//www.longyan.gov.cn/zwpd/gzdt/1yyw/jrly/201204/t20120414_219853.htm
②《明史》卷四五《地理》六。
③《八闽通志》卷之八《地理・山川》。
④［清］道光《漳平县志》卷一《舆地・山川》。
①黄枏森：《略谈人的发展的整体图景》，《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5月。
①李伯谦：《我国南方几何形印纹陶遗存的分区、分期及其有关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01期。
①曾骥：《从象山人到浮滨人——潮州远古文化的历程》，《岭南历史》1999年第4期。
①魏峻：《粤东闽南地区先秦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与谱系》，《考古学研究》2012年第1期。
①龙福廷：《论几何印纹陶纹饰的艺术特征和起源》，《南方文物》1996年第1期。
②李放：《关干南方地区几何印纹陶产生、变化和衰退原因的分析》，《江西历史文物》1981年第1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①张抒：《中国几何形形装饰》，广酉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①张洁：《浙西南山区畲族传统纹样研究》，《艺术与设计理论》2012年第1期。
①尤玉柱：《漳州史前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5〜146页。
①http：//baike.so.com/doc/8336036—8653026.html
①http：//blog.sina.com.en/s/blog_4d85a05a0100qye7.html
①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6fc9c0010130s3.html
②《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③刘安：《淮南子·人间训》
④《汉书》卷六十四上《严助传》
①《史记》卷一百十四东越列传第五十四记。
①李辉：《分子人类学所见历史上闽越族群的消失》，《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9卷，2007年第2期。
①http：//blog.sina.com.cn/s/blog_7f8fab880100yjpp.html
②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二，《江南大道》十四，汀州。
③杨澜：《临汀汇考》，卷一，《山川考》。
①《资治通鉴》卷255《唐纪七十五》，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457页。
②徐杰舜、李辉：《岭南民族源流史》，云南出版社2014年版，第25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