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族群为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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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畲族源流研究》 图书
唯一号: 130920020230000585
颗粒名称: 第三章 族群为畲
分类号: K288.3
页数: 51
页码: 52-102
摘要: 本文记述了畲族族群包括漳州谕畲、畲家寨、东畲寨、南蛮峒療、确定为畲、“畲”字内涵、杰出拓荒者情况。
关键词: 畲族 少数民族 族群

内容

族群,英语为Ethnic group或ethnicity,指的是人类区分我族与“他者”的一种分类方式,在民族学中指地理上靠近、语言上相近、血统同源、文化相同的一些人族的集合体。①
  畲族,作为单一的少数民族,是1956年被正式认定的,但这个共同体不是此时才形成的,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漫长历史过程,汉文史藉中不同时期对其不同的称呼,因此,采用“族群"这一概念。
  一、漳州谕畲
  刘克庄云:“畲民不悦,畲田不税,其来久矣。”②《漳州谕畲》在南宋出现,所以,学界普遍认为,“shangha"这个社会共同体被称为“畲”,始于南宋末年刘克庄的《漳州谕畲》。
  刘克庄(1187-1269年),字潜夫,号后村,福建莆田人。曾在潮州、吉州、漳州、袁州等地任职,对三省交界地及百姓较了解。淳佑三年(1243年)授右侍郎官,后再次被免;景定三年(1262年)授权工部尚书,升兼侍读。一生“前后四立朝”,故晚年趋奉贾似道,谀词谄语,连章累牍,为人所讥。《漳州谕畲》,是刘克庄应邀为卓德庆镇压畲民起义功业立碑而作。南宋理宗景定三年,漳州发生畲、汉人民起义,卓德庆镇压了畲、汉人民的起义,为刻制石碑表彰卓德庆的功绩,刘克庄应邀撰写了《漳州谕畲》的文稿。这一背景决定了文稿不可能为畲民说话,但文中也透露出一些研究畲族有价值的信息。
  由于许多志书、研究都运用这一文稿,而且各自进行“校点”,如,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畲族社会历史调查》(1986年)、《福建省民族志》(2012年)等,内容差距较大,为全面准确地掌握该文内容,且后面章节也涉及此文内容,兹将原文复制于下:
  与本节相关的信息有二:
  一是共同体被称为“畲”的缘由,是“刀耕火种”。“畲”者,“刀耕火耘,崖栖谷汲”。由于这个共同体刀耕火种,居住山中,故被称“畲”。且这个名称为后来一些史学家、特别是宋元时期所用。如《宋季三朝政要》记载文天祥、张世杰领兵入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时,称这里的畲族武装为“畲军”,“诸畲军皆骚动”,“诸洞畲军”。《元经世大典序录》和《元史纪事本末》都以“畲”称之。明清时期福建、浙江等省的地方志也有的用“畲民”这一名称,有的志书还专门列了“畲民篇二有的学者还对畲民的生产、生活作了调查,在有关的报刊上作了报道。如1924年沈作乾的《畲民调查记》,1932年德国学者史图博的《浙江景宁敕木畲民调查记》,1934年王虞辅的《平阳畲民调查》等。
  二是“畲民”在刘文之前早就存在了。如今学界却基本上认为,《漳州谕畲》在南宋出现,所以,畲族是在南宋形成的。其实,文中非常明确地指出:“畲民不悦,畲田不税,其来久矣。”“其来久矣”,表明,“畲民”在文前早已经存在了。也不是“不悦,不税”早存在,因“畲民”是这句话的主语,畲民是“不悦,不税”的主体。
  “其来久矣”,到底有多久?“畲”何时出现?
  地名,作为文化现象,是人类实践活动留下的痕迹,是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广东地名中许多带“畲”字、其中潮州凤凰山有793处;福建漳州、龙岩、三明、南平、泉州等市的各县都有许多“畲”字为地名:江西赣州地也是很多地名带“畲”或“鞏”字。
  “畲”字大量留存于地名当中,绝不是偶然的现象,与今粤东北、赣南、闽南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众多畲民是紧密相关的。畲族先民在这些地方开垦畲田、搭棚居住所留下的遗迹,后衍化为地名。正如胡曦《兴宁图志考》“鞏人”条云:“曦案:輋本粤中俗字,兴宁大信鞏、上下鞏、菜鞏诸也,皆旧峯民所居也。或又书作畲字,土音并读近斜,皆六书之所未有也。”
  当然,是否与畲族相关,要进行实地考证,下面举两例进行过实地考证的地名。
  二.畲家寨
  晋江市,位于福建省南部,凤凰山文化区的东北部,当今中国著名的县级市,至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但是,在晋江市有一个地方,其历史却比晋江市更长,这就是晋江市东石镇标志性建筑——东石古寨。①
  东石地处晋江市南部滨海,石井江北岸,与郑成功故乡——石井仅一水之隔,东南为海边的金井、深沪,对面为金门岛。东石古寨位于东石镇区西侧,濒临龙江,坐北朝南、倚山筑高台,周围城堞,北望晋南山岳村落,向南虎视围头湾,与金门岛遥相呼应,是一座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古寨,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东石古寨”的前身是“畲家寨”。
  东石寨碑文首句:“东石寨即春秋时闽中畲家寨”。
  镇史主要内容:东石原来是畲家族酋长的住地,整个寨当时只是用石头和栅木垒起来的。不过好景不长,畲家族人想在这里安居乐业的愿望并不能如愿。永嘉五年(311年),爆发了“五胡乱华”,史称“永嘉之乱”,为了避乱,中原的官员、百姓纷纷南迁到相对安定的南方。洛阳林尚书名开基号西山,与姓安的员外并舟南来,
  舟泊南安江崎海滩,怆惶不知何适。是夜,月色朦胧胧,林开基与夫人步出舱外,望月兴思,临江浩叹,忽见江北毫光灿炎。翌晨,即与安员外带家眷转舟过江泊於畲家寨。畲家寨半波乱石参差,景色宜人,大有祥瑞之兆。因为当时东边有一块大石,叫做龙山石,林尚书则正式建屋于寨之东偶,命名“东石”。这就是东石名称的由来。后来,“畲家寨”也就改名为“东石寨”。“东石寨”海陆位置优越,东石港港面宽广,港域水深无
  礁石,水面平静,出入无风涛之险,是得天独厚的良港,为居住于此的先民们提供了商贸便利,商贸渐渐兴盛起来。更由于此处地势高,视野广,又正好跟金门、台湾构成了椅角之势,成为了一个军事要塞。隋朝之时,为了开发夷洲(台湾),把先前的石头和栅木拆掉,重新建寨。
  同样记载的还有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的《东石寨》一书,在《东石古寨话古今》一页云:东石寨高闻遐、旷达、历史悠久,是座露天的博物馆。历史可追溯到汉武帝建武年间(25—27年),那个时候此寨是闽中畲家族酋长住地,称“畲家寨”。永平年间(58—78年),汉明帝征服了散居在闽南沿海的畲家族,畲族被迫迁徙到闽东等地。三国时东石寨隶属东吴,孙权黄武元年(222年),孙权派陈时任交州(今越南河内)太守,因时遇台风而避泊于龙江北岸的东石寨下,“畲人侑歌侑酒”、热情接待,风平浪静后,陈时轻装简从,就把一部分族人留住,遂开东石汉人定居(陈厝坑村已废,地名尚在)之先。接着而来的是河南洛阳林尚书,因五胡乱华,欲避兵祸带了一批族人,从水路沿海南下居于寨之东,“东石”地名由此而生,“畲家寨”也就改名为“东石寨”。……隋开呈元年(581年),隋文帝遣使开发夷洲(台湾),原寨栅被焚,改用乱石垒成,并派府兵驻扎。
  故此书在第一页《千年古寨》诗云:
  畲人在这里以石筑寨“海丝"在这里浓墨着笔汉人在这里依寨定居龙江在这里滚滚逝去
  朱熹在这里结庐讲学文明在这里悄然掀开
  成功在这里屯兵训师历史在这里不断延伸
  晋江政协陈仲初的《晋江族姓渊源概说》云:夏朝时,《禹贡》称闽东南沿海为扬州域,晋江属之。晋江有氏族聚居的记载最早见于《周礼》:“职方氏所掌,东南有七闽”。周朝初时,晋江属七闽地。根据晋江的一些族谱,民间史书和传说推断,周朝至秦汉,聚居晋江的主要氏族是否是福建最古老的土著畲族人?如安海的西畲村(注:东石镇附近),周朝为畲族聚居地。
  《西山杂志》的《东石寨》一篇中记载:“福建省周时有七闽其地域也即泉郡之畲家……畲家居闽中故泉郡为七闽之冠秦置闽中郡后人误指福州畲家寨相传东石寨在泉郡晋邑之南为畲家人族长之所居……沿海畲家人俱从之往。”《西山杂志》,是清代嘉庆年间,晋江县东石蔡永兼撰著。
  《西山杂志》关于《东石寨》的记载是可信的。中国泉州学研究所所长林少川介绍:①在《序言》和《叙引》里,人们可以了解到东石文人蔡永兼的经历确实不平凡,由于其七世祖伯随郑成功抗清,遭到清朝政治迫害,祸及蔡家未能科举登仕,只好转航海经商。后来又遇海难船破,则到异乡设塾授徒,偶然之机在富室吴氏家读万卷藏书,尤其是接触到一批当时尚存今已绝迹之重要佚书最有价值,如《闽中记》、《嘉定温陵府志》、《宋代二十四村志》、《士族谱图》、《古国考陈》、《青阳诗集》、《青莲诗集》、《开元十乡志》、《紫云诗集》、《鲁东诗集》、《仁和诗集》等等。这也说明,蔡永兼所写的一些东西,是他看到当时尚能见到而今却已失传的佚书中的详细史料,有所依据,而不是凭空杜撰出来的。蔡永兼特别注重实地调查
  研究,他曾航海游历东南亚各地,对碑刻铭志特感兴趣,“录之成帙”,是一个有心人,经他实地考据的记述,可信性较强。由于书中字里行间多斥骂满清王朝,是犯禁之书,在清朝当然不能公开刊印。20世纪80年代初一经发现,国内不少学者如获至宝,纷纷撰文引用,并多加以勾稽考校。书中记录的奇闻,不可不信,亦不可全信。值得肯定的
  是,该书存有大量的、有价值的闽南地方史料,蕴藏着丰富的可供考古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地名学、宗教史、华侨史、海外交通史、人物传记、姓氏源流等研究的内容!作为野史杂志,道正史不敢言或不便言,自有其可取之处,有时可补正史不足。尤其是一些今已绝迹的史料,幸经作者勤于笔录辑佚,弥足珍贵。因而,书中关于“畲家族”的记载属于当地史料,是可信的。
  林少川所长的这一分析近年也得到佐证,如中华雷氏文化研究会学者、河南省雷氏修谱主编雷德正,在先秦的文献《逸周书》中,就发现用“畲”称呼如今“畲族”这个共同体的记载。他在河南省登封市雷家沟村专门给予笔者作了介绍。
  根据晋江族谱等资料,以前由于封建统治者镇压畲民,晋江畲民被迫改姓,雷姓改为许、施姓,蓝姓改为徐姓。如今晋江许、施、徐姓人数不少。这也说明晋江在汉之前是畲家人居住地。
  如今东石寨附近尚存“西畲”、“畲下”、“畲店”、“雷厝”等地名与蓝、雷、钟姓畲族人,在晋江动车站门口还有内坑霞美畲族村,亦是一个佐证。
  浙江丽水《富村皈钟氏家谱》有商时蓝、雷、钟姓迁凤凰山的记载;《赤坑雷氏宗谱》、《湾山雷氏宗谱》有雷、蓝姓迁凤凰山的记载。这也可佐证周时有畲民在凤凰山活动。
  “畲家”,这一称呼,是自称,也是被称,是自称与被称的统一,表明这一称呼、概念得到畲民与社会的认同。而且如今看,畲民与社会也都认同,说明当时这一概念的科学性。
  “畲家”这一概念,不同于“畲民”概念。“畲家”已经是个共同体概念,而“畲民”还不是共同体概念,即“畲家”是单独概念、集合概念、实体概念、正概念;而“畲民”是普遍概念、非集合概念。表明远在周代,畲民与社会已经认同“畲”是个独立的族群。
  三、东畲寨
  松口,地处广东梅县东北部,在梅江的下游,距离梅州城50公里,属凤凰山区的范围。历史上“松口”包括松北、松南、松东乡及松口镇范围,总面积360平方公里。
  松口是广东的四大古镇之一。来到松口,呈现眼前的是,苍茫的暮色,悠闲的江水,灰淡的远山,临江峭壁上挺拔傲视的元魁塔,身披金阳的渔翁,远去拉着很长气笛声的驳船,微风吹动摇摆发出沙沙响声的护堤竹林……浓缩的景点相聚一起,构成一幅情景交融意境深远的山水画图。①
  松口地理位置优越,地处闽粤要冲,北通福建的上杭、武平,东邻永定,西连蕉岭,南接大埔,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她既属依山傍水的小盆地,又处梅江下游,因而两岸土地肥沃,利于农耕,又水陆交通方便,利于商贸。故松口有句震慑人的话:“自古松口不认(嘉应)州”。松口之所以不认州,旧时这里是广东第二大的内河港,广东的四大古
  镇之一,地处闽赣粤的交汇地,水陆交通发达,历史上便是商贸重镇,无论是货物还是人流的聚集地,松口人对海外通邮、通航、通商均不用经过当时的嘉应州城,海外信件的信封上只要写明“中国汕头松口转某村某人”,便经汕头港直转松口。
  西汉时,松口的主户是畲家人,故称为“东畲寨”。
  《梅州市志》、《梅县志》载:西汉时期,松口归属南海郡揭阳县。当时松口主户是畲族人,置名“东畲寨”。两晋时,先后属广州东官郡和义安郡海阳县,松口改称“义安围”。宋代开宝四年(971年),梅州地区由南齐建置之程乡改敬州后,再改为梅州开始,松口设置了梅口镇,意为梅州出口处,迄今有一千多年。《松口镇志》载:西汉赵佗称南越王时,曾统一岭南,当时梅县属南海郡龙川县,并无独立县名,那时在松口居住的是畲族人,所以又称“东畲寨”。现在溪南有上寨、中寨、下寨的地名。
  而且畲家在此地具有相当势力。王充《论衡•率性》载,南越王赵佗“化南夷之俗,背叛王制,椎髻箕坐”。赵佗虽为南越王,还仿效畲民的发式和坐容,可见畲民在赵佗心目中具有相当的地位。另外,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一“赵蓝”象牙印,据专家考证,“赵蓝”是第二代南越王赵眛夫人之名。因古代同姓不婚,“赵蓝”应是“赵蓝氏”的简化。赵蓝两
  姓联姻的目的也是“政治行为”,由此可见,畲家当时的南越国中人口众多,具有相当的势力。因此,如今之松口镇在当时称为“东畲寨”也是理所当然。
  松口这一交通要道当时为畲家人居住,那么当时附近自然是有畲家人。的确如此,在离“东畲寨”、即现松口镇所在地约4公里的山口村,它南向五指峰北倚鳌头峰,山清水秀,钟灵毓秀。村中美景引人入胜,蜚声遐尔。该村分上、中、下三个村,上村有个“谷公畲”,该地围还有旧屋基存在,前面约500米有个叫“千人万鼓”的地方。老人们说:以往此地有官兵在围攻“山盗”,“山盗”在此山腰上据险抵抗,用几百面旗帜鸣锣劳鼓,虚张声势吓退官兵。上村有一座七世祖屋名叫“上寨”。与土著畲族人的“畲寨”相关。当地畲民保留着畲族的传统文化。
  查阅松口各姓族谱,唐代,才有部分汉人陆续迁入松口。宋末元初,来自福建汀州府各县的汉人大量迁入松口,这些汉人来自宁化县石壁的居多。松口镇梁德新、吴世育的田野调查资料云:汉族客家先民之大量南迁是从公元4世纪西晋时的“永嘉之乱”开始,居住在黄河流域、长江以北中原一带汉族,为避战乱,纷纷南迁至鄂豫南部及赣皖沿长江北岸,或辗转迁徙江西、福建、少数来到粤东北梅州等地。
  梅州有的地名没有“畲”字,但早期也居住着畲家。例如“黄沙嶂”,梅城之南,有嶂连绵,临江跨邑,其名黄沙。中有高峰,耸立巍然,傲视则群山俯首,举目则云天可及。《嘉应州志》卷四《山川》载:黄沙嶂,在城南二十五里,中皆种畲人。卷八《礼俗》载"土瘠民贫,其畲民尤作苦。"
  四、南蛮峒獠
  华夏族群居于中原,周人自称“华夏”,开始以血缘、地缘区分,把华夏周围四方的人,分别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
  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主张,“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六经,指的是《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等儒家经典。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实行中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礼仪等文化成为区分族群的重要标准。因而,居于我国东南部包括畲家在内的少数民族,地域、文化与华夏族不同,汉文史籍上,被称为“南蛮”。
  《说蛮》云:“刀耕火种是畲蛮”。《集韵》曰:“畲,火种也”。《尔雅•释天》:畲田为療。《说文》释療曰:“猎也”。《永春县志》载:“畲民巢居崖处,射猎为业,耕山而食,去瘠就腴,率二、三岁一徙”。《龙溪县志》载:“穷山之内有蓝、雷之族焉,不知其所始。姓蓝、雷,无土地,随山迁徙而种谷,三年土瘠则弃去,去则种竹偿之。无征税,无服役”。
  唐代,畲民在凤凰山区,仍然主要从事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仍被泛称为“蛮”,且增加了“僚”、“峒”等词,被称为“蛮僚”、“峒蛮”或“峒僚”。《史记•吴太伯世家》“索引”称:“蛮者、闽也,南夷之名。蛮亦称越”。《资治通鉴》卷二五九《唐纪》七五云:“是岁,黄连峒蛮二万围汀州,福建观察使王潮遣其将李永勋将万人击之,蛮解去……。”《云霄厅志》曰:“高宗总章二年(669年),泉、潮间蛮僚啸乱”。《福建通志》载:“六朝以来,戍闽者屯兵于龙溪,阻江为界,插柳为营,两岸尽属蛮療”。《重纂福建通志》卷85《关隘》《龙溪县志》载:“六朝至唐,漳江以西及南北一片之地,皆群苗窟穴”。《上杭县志》称:“畲民编茅别是蛮”。福建云霄县五通庙庙柱上镌有“盘、蓝、雷氏系陈玉铃所征蛮僚”。“蛮僚”者,盘、蓝、雷氏畲族也。《广东通志》载:“峒獠者,岭表溪峒之民,古称山越。唐宋以来,开拓浸广。皆推其雄长为首领,籍其民为壮丁。不可羁縻者则依山林而居,无酋长、版籍、年甲、姓名,以射生物。凡活虫豸,能蠕动者,皆取食之,谓之山療”。《广东通志》卷330《白石丁氏古谱》记载:“先是,泉潮之间故绥安地,负山阻海,林泽荒僻,为蛮療之薮。互相引援,出没无常,岁为闽广患”。《白石丁氏古谱》指出“蛮療”聚居的自然环境和活动的地域范围在闽粤之间、山海之际的广大地区。
  宋元时期,畲民仍主要在闽南、闽中、闽西等地山区继续从事“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畲为“烧榛种田”,畲,火种也,诗车切。于是宋代文人把此地从事刀耕火种者称为“畲民”。
  南宋末年,元兵大举南下,战火蔓延到东南沿海之时。张世杰到潮州一带召集义军。潮州畲妇许夫人当即应时而出,“倡率诸峒,畲户应命”,为保卫乡邦,揭起了“畲家军”的义旗。景炎二年(1277年)七月,张世杰从潮州出兵围攻泉州,讨伐蒲寿庚,许夫人即率领“诸峒畲军”,会集了所谓“汀漳诸路剧盗”陈遂的军队,北伐泉州,顿使宋军“兵势稍振”。不久,刘深率军进攻浅湾。许夫人闻讯,再次挥师出征。《潮州志•兵防志》载,她会陈吊眼之师,出黄岗,与元军大战于东洋屯,这一役,许夫人亲率畲军,驰骋沙场,披甲血战。“许夫人战处,烈血所涂,足使土壤增光。”宋亡后,陈遂还一直坚持抗元斗争,曾攻陷揭阳,分将筑城,自称定王,两陷漳州,最后据守三饶,成为元初的地方割据势力。民间称陈遂为陈吊王。钟明亮领导的畲民抗元斗争声势比陈吊眼还要大。故《元一统志》日:"汀之为郡,山重复而险阻,……舟车不通,商旅罕至,惟从耕凿为业,故无甚貧甚富之家。蚕业不宜,丝绵罕得,惟从麻臬为业。西邻赣,南接海湄,山林深密,岩谷阻窍,西境堆埋顽横之徒,党与相聚,声势相倚,负固得险,动以千百计,号为畲民。”
  元初是畲民人口最多时期。当时福建省行政区域分八路,汀、漳、泉、邵四路人口共1043748人,畲民有80余万人,也就说,福建半省人口的80%是畲民。广东比福建更多。粗略统计,当时畲民至少有210万人。①
  明代封建统治者不但军事镇压,文化上把“蛮獠”与盘瓠族联系起来,认为“畲”是盘瓠后裔,称畲民为“盘瓠子孙”。顾炎武《天下郡利国利病书》称畲族为“盘王子孙”。光绪《处州府志》称畲民为“盘瓠遗种”等等。
  总之,如专家所云“畲族发展衍变的源流是可以理出脉络的:发祥于古代南方土著民族,夏代称苗蛮;商周时期称闽蛮(案:古代苗、蛮、闽为一音之转);秦汉时或与越人融合为闽越人,或被闭锁山林,泛称山越;六朝以后称“蛮獠”,仍世居山林,以畲耕为业;宋元以后,被称作畲民,并开始大规模的迁徙过程。“畲蛮”于是广泛地分布于闽粤、闽赣、闽浙交界处,以及闽东、沿海一带。①
  五、确定为畲
  1956年前,虽然没有正式确定“畲”的民族成份,但浙江、福建等省及某些报刊已有畲民人口统计数。
  《东方杂志》21卷7号刊登沈作乾民国13年(1924)1月27日《畲民调查记》,有关浙江省畲民人口为"在浙江的畲民,多居于雁荡以西,括苍山脉的南部,即旧处州府属的丽水、松阳、遂昌、云和、龙泉、庆元、景宁等县,占处州总人口七分之一,总数二十万。此外如衢州府属的龙游和温州府属的泰顺等处,尚有少数。"
  民国18年(1929年)上海《时报》(来自史图博摘录浙江省政府编的关于畲民分布与人数的统计数字)载:
  景宁县17400人遂昌县6085人
  丽水县6000人宣平县4905人
  龙泉县3000人青田县3000人
  松阳县1136人平阳县2600人
  合计44126人
  (德国学者史图博在其《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中说,在这个统计中没有列入缙云、云和、与泰顺三个县,而据我们所知,那里肯定有畲民。在云和县,我们在旅行中到处见到他们。在庆元县似乎也有畲民在那里生活。)
  1949年丽水地区各县畲族人口:
  景宁县8884人遂昌县7982人
  丽水县5921人(不包括宣平县划入部分)
  龙泉县3250人松阳县3043人
  云和县1262人青田县691人
  庆元县201人缙云县154人
  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浙江省畲族人口数:
  温州专区53540人金华专区24846人
  建德专区2133人嘉兴专区1157人
  杭州专区99人
  合计81775人
  占浙江省少数民族人口83530人的97.90%;全省总人口22415747人的0.37%。其中平阳县12327人,是全省畲族人口最多的县。①
  1952年10月,浙江省于云和县黄水碓瓦窑(现云和中学所在地)创办了“浙江云和初级师范学校短训班”,招收畲族学生86人(原定招100名)。1953年初,短训班转为初
  师;是年8月,正式定名为“浙江省立少数民族初级师范学校”。
  1937年《福建省统计年鉴》载:福建“各县区苗夷民族概况”中畲族人口,其分布如下:连江874户3841人,宁德1600户4300人,三都30户343人,福鼎1250户5000人,福安2000户8400人,顺昌319户1499人,寿宁206户925人,长泰9户56人,宁化30户100人,南平90户248人,闽侯199户(缺人数),罗源1413户5552人。许多蓝、雷、钟姓统计为“苗”。②
  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福建省畲族人口96375人,占福建省人口总数的0.75%,占福建省少数民族人口的82.73%。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贯彻执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协助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1952年7月8日,福建省人民政府《畲族福安县仙岭洋村调查情况》中认为“根据共同纲领精神,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二1953年2月8日畲族仙岩乡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3月10日《新农村》报作了专题报道。
  江西省铅山县1949年5月解放,县政府对境内少数民族,尤其是聚居于县境西南部天柱山下狐狸岩村(今太源畲族乡狐狸岩畲族村)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当时也把这些少数民族定为“苗族”,该村也被称之为“苗民村”。1952年,中央民族访问团中南区的一个访问组,由县长戴本仁等陪同,翻山越岭到狐狸岩村访问,访问团中的专家,对当地居民语言、生产方式、生活习俗等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并召开多种形式的会议进行了座谈之后,得出结论:当地居民是“畲族”。翌年,经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将畲族聚居的太源、西坑二乡改为畲族自治区。①
  江西省铅山县太源、西坑畲族自治区和贵溪县樟坪畲族自治区成立后,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函)[1954]厅族字第5号,“根据中南民族事务委员会批示",特将几个有关的问题转知如下:一、贵溪县樟坪畲族自治区及江西省铅山县太源、西坑畲族自治区的名称可按现名,待宪法公布后,按宪法处理。二、铅山县二个自治区的代表和政府委员均以汉族为主,与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之精神不符,应逐步使其民族化,可适当增选少数民族代表。三、乡级自治区主要根据民族特点办事,不需要订单行法规。以上各点,请查办理。②
  据浙江平阳县志《卷三十三少数民族华侨》载,畲族干部雷必彬把平阳《雷氏族谱》寄给周恩来总理,“1950年,周恩来总理亲自审阅了平阳《雷氏族谱》。”
  中央人民政府从五十年代初起开展了史无前例的民族识别工作。这次识别工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民族理论为指导,遵循斯大林的民族四特征和"名从主人”的原则。1953年,中央派出了畲民识别调查小组,这是新中国由中央派出的第一个民族识别调查组,体现中央、政府对畲族的重视。当时华东军事行政委员会派雷关贤、福建省民政厅派雷恒春两位畲族同志参加,与北京派出的3人(施联朱、黄淑娉、陈凤贤)组成5人的畲民识别调查小组,赴浙江景宁县东彻、福建罗源县八井、漳平县山羊隔等畲村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识别调查。1955年,中央又派杨成志、黄淑娉、陈凤贤等赴广东识别调查畲民、“查民”。两次的调查均认定畲族既不是汉族,也不是
  苗族、瑶族的一支,是一个具有自己民族特点的单一的少数民族。
  专家依据文献记载以及当地汉人的指称,将族称定为“畲”时,许多畲民不同意这个名称,特别是闽东许多畲民不同意这个名称,甚至激烈反对。他们说:“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自己是畲族。”“共产党对我们什么都好,就是给我们加上畲族不好"。福建霞浦县牛胶岭乡普选工作组宣传民族政策时说:“畲族人民要起来积极参加普选”,结果第二次开会时多数群众就不来参加了,原因是对工作组称他们为“畲族”不满。福安城关南湖街人口登记时,工作组将一家雷姓登记为畲族,结果他与工作组发生冲突,说:“告到哪里都行,不能登记为畲族,国民党时受人骂不敢说话,盼望解放了又是畲族那不行,现在被他登记进去,以后亦变为畲族了,人家称我们为畲客,有何道理可说呢?"总之,畲民认为“畲”与"蛇”同音,是带有侮辱、歧视色彩的,不愿接受这个称呼。因许多地方称畲民为“苗民”,人口登记时不少登记“苗族”,所以提出说:“畲族是苗族的一支,干脆改称为'苗族'”;还有人说”改为'三民族'或'山嚇族'”。于是中央统战部1956年8月11日,给浙、闽、粤、赣省委统战部发出《关于确定畲民民族成分问题》的电报:
  浙江、福建、广东、江西省委统战部:
  根据几年来各方面调查材料及畲民的意见,均说明了畲族不是汉族,畲民也不承认自己是汉族,迫切要求确定自己为一个少数民族。在语言方面,根据调查了解,浙、闽、赣三省畲话彼此相通,语法结构相同,基本词汇绝大部分一样,可以说有共同的语言。同时,畲民也有与汉族不同的风俗习惯、历史传说与信仰。我们认为,根据畲民的自愿及目前存在的特点,是可以确定为一个少数民族的。
  至于畲与瑶(或苗)的关系问题,也就是畲与瑶历史上是否同一民族还是不同民族的问题,尚需有科学上作进一步研究,但这并不妨碍目前承认畲族为一个少数民族。
  畲族的名称问题,据过去的调查及报告,闽东的畲族(约占畲民人口的一半)不愿被称为“畲”,认为有侮辱之意,而愿改为自称“SAN—HAK”(音译:山嚇)。其他地区愿采取何名,也请你们设法了解。
  以上请你们研究提出意见,以便迅速解决这一问题。
  中央统战部
  1956年8月16日
  畲族族称确定过程中,浙江省少数民族师范学校做了大量工作。1955年春,该校成立了民族研究室。他们到各县收集资料,编印了“畲族诗歌”三集。秋季开学要求学生带族谱与歌本,收到130余本山歌原本,蓝、雷、钟姓族谱10多本。经省民族事务处同意,于1956年4月又向各地家长发出请柬,以学校名义召开家长会,与会的有40余人,多数为歌手或传师学师能手,收到族谱21本,“祖图”7幅,山歌本300余本,传师学师书9部。在广泛听取家长意见的基础上,研究室人员结合文献,进行反复讨论,取得了一致的认识:畲民不是汉族,也不是苗族、瑶族、而是一个独立的民族;民族族称拟定为“畲”。“畲”字是个多音多义字,历史上有许多写法,作为民族族称要有一个统一的写法,确切的含义。经过分析,大家认为,写成“畲”字为好,由“人”、“示”、“田”三部分构成,“人”和“示”组成“佘”字,故这个字就只能念“she”,不会再是多音多义字。含义作这样的解释:上面的“人”字,是搭草寮的人字架;中间“示”字,表示这个古老民族人民;下面的“田”字,有三层含义,第一表示这个古老民族不是游牧民族,而是靠游耕为生存手段的民族;第二表示这个古老民族迁徙到哪里,就在荒芜人烟的山坳里、山坡上,用草木搭寮安下家,开始烧畲、垦畲、种畲;第三表示这个古老民族受压迫数千年,如今实现民族平等,成为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土地改革,都分得一份土地之意。并且写成论文。
  民族族称是件大事,要经本民族人民的同意,经多次协商,由浙江省民族事务处打报告,省人民政府批准,于1956年10月18日—20日,在杭州召开畲族代表座谈会,讨论畲族族称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各地区畲族代表、省级机关有关部门干部,共47人。少数民族师范学校民族研究室负责人作了中心发言,其他人作了补充,统一了大家的认识,与会代表一致同意族称定为“畲族”。会后,以少数民族师范学校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写出报告,上报中央。
  1956年12月8日,中央统战部根据浙江、江西、福建和广东省委统战部的报告和电报,发出《关于确定畲族的民族成分和民族名称问题》并报中央的电报。
  浙江、福建、广东、江西省委统战部并报中央:
  浙江省委统战部10月25日报告、江西省委统战部10月31日电、福建省委统战部11月15日电和广东省委统战部11月17日电均悉。由于各省对于确定畲民为一个少数民族意见一致,因此,我们认为,现在可以正式确定畲族为一个少数民族。
  关于畲族的民族名称问题,从各省的文电来看,浙江、广东、江西三省的畲民都同意叫畲族,认为他们的宗谱和历史记载都叫畲族,这个名称并不带有污辱性质;福建省的畲民也认为“畲”字原来是不含恶意的,不过畲与"蛇”同音,他们怕确定叫畲族的名称以后,汉人仍像过去一样叫他们“畲客"、“畲婆”、“蛇人”,而这样叫是带侮辱性的,所以他们觉得改换一个名称如叫“山嚇”好一些。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认为,确定对畲民称为“畲”族还是比较恰当。对福建省畲民中的那种顾虑,同意由省委统战部在最近期间召开畲民代表会议予以讨论和解释,并且注意教育当地汉族人民尊重畲族人民,改变过去对畲族那些带有侮辱性的称呼。畲族代表会议对民族名称问题讨论的结果,并望电告我们。
  中央统战部
  1956年12月8日
  六、“畲”字内涵
  直至如今,许多畲民只知道自己是“shangha”,而不知道“畲族”,更不了解“畲”字的含义。景宁畲族自治县成立20周年时,笔者带调查组对县城周围的畲民进行问卷调疍,有64%不知“畲”字来历与涵义,还有31%“知道"涵义,但他们讲的涵义是“社”,因"社”与“畲”在畲语中同音,不是真正了解“畲”字的内涵。在丽水市城郊畲民聚居区,问卷的结果也差不多。“畲”字涵义“不知道”的占34.5%,“一知半解”的占32%,“知道”的占33.5%,而所谓的“知道”是:“畲”就是“shangha”。闽东等地部分畲民不愿被称为“畲”。
  那么,“畲”字的文化内涵是什么?
  (—)畲,火种也
  汉文史籍中,“畲”是对“刀耕火种”土著民的称谓,或者对于“山林中结竹木障复居息”的族群之称呼。《诗经》的《周颂•臣工》有"新畲”,《易•无妄》有“不耕获而不甾畲”之句。“畲”字读音有二,一念yu(余),二念shd(奢)。读音不同,其含义也有区别。《说文解字》中,“畲”,三岁治田也。《易》云:“不留畲,田。从田、余声(以诸切)。”《尔雅•释地》曰:“田一岁日留,二岁日新田,三岁日畲。“也有将二岁之田称为“畲”的,如郑玄注《礼记•坊记》时,“因二岁曰畲”。不论二岁三岁,都是指的刚开垦出来二三年的田地,作此解时,其音念yù
  。作she音念的“畲”,意为刀耕火种。《集韵》:“畲,火种也,诗车切。”无论念何音,是开荒辟地、刀耕火种之意。故《广韵•麻韵》:“畲,烧榛种田也。”因此,把“畲”作为族称,是由于当时畲民到处开荒种地的游耕经济生活特点而被命名的。刘克庄《漳州谕畲》中称之为“畲民”,也是因这个共同体从事刀耕火种的经济生活。
  史书上与“畲民”同时代出现,还有“鞏民”的称呼。文天祥《知潮州寺丞东岩先生洪公行状》载:潮与漳、汀接壤,盐寇鞏民群聚。”①“輋”音she,是广东汉人俗字。胡曦《兴宁图志考》“鞏人”条云:“曦案:輋本粤中俗字,兴宁大信輋
  、上下輋、菜輋诸也,皆旧輋民所居也。或又书作‘畲'字,土音并读近‘斜',皆六书之所未有也。”《广东通志》载:“畲与輋同,或作畲”。二者虽读音相同,但涵义略有不同。顾炎武云:“粤人以山林中结竹木障复居息为輋”。②李调元《▲斋琐录》载:“輋音斜,近山之地日輋。”檀萃《说蛮》云:“輋,巢居也。"这些论述表明,“輋”,指的是在山里居住,以此作族称,则重于居住形式,意为在山间搭棚居住的人。二字涵义虽有不同,但不是指二个不同的民族,也不是同一个民族二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而是汉人对粤、闽两地畲民经济生活观察、记载的着眼点不同,才出现异称。正如《广东新语•畲人》云:
  “澄海山中有輋户,……其人耕无犁锄,率以刀治土,种五谷,日刀耕;燔林木,使秋入土,火暖而蛇虫死,以为肥,曰火耨。是以畲蛮之类”。③
  “畲”字的来历及涵义在畲族族谱中也有记载。福建省霞浦县水门茶岗等处的《冯翌郡雷氏宗谱》有《释明畲字义》之专文:十七年,又蒙疍明“畲”字义。广东、江西、广西、江南未有“畲民”二字,唯浙江、福建固有“畲民”之称,“畲客”之号,不知何谓也?而字书不载“畲”字,惟有字典内有“畲奢”二音,释为,三岁治田曰畲奢,又日火种也。其义近农民。命督抚部院疍核,督抚部院召向老叟雷有金云,开山为田,以供赋税,高地无水之处种山苗。山苗,我们所谓“畲禾”,该地邻人因我们业种奢禾,遂称我们日“奢客(一作畲客)。”如今之釆茶人俱称日“茶客”之类。世人不认其义,且不知来历,以猜疑我们往古之日大抵从番而入,挪造入番二字合,即读“審”字。以是云耳。崇儒上水等处所存《汝南郡蓝氏宗谱》也有《释明畲字义》,与上文相同。还记叙汉顺章时,因四姓种奢禾济饥有功,山米助田米,就以入田米成一字,曰“畲”,四姓子孙也封为“畲家人民”。溪南白露坑等地的《福建福宁府颍钟氏宗谱》之谱序,则以“多山居力农,只与蓝、雷二姓联姻,而人遂称‘畲民'。考《说文解字》:烧榛种田为畲,音余。本一字二音,并无畲字。今福宁土民俗书为畲,即官府案牍也从俗为畲。然考其字,并无恶劣之称,不过山居农民而已。”
  畲民早期种畲禾,一些地方志中有记载。《梅州志》卷六《物产•谷之属》载:百日禾,自下种至收获,计期不过百日,故谓之百日子。每届五月即登于市。近城民命藉以接济。宜高田,产畲坑,所谓“五月畲田收火米。”《梅州志》卷三二《丛谈》载:《舆地
  纪胜•梅州景物上》菱禾:菱禾植于旱山,不假耒耜,不事灌溉,逮秋自熟,粗之精粝,间有糯,亦可酿。此本山客輋所种。今居民往往取其种而莳之。《长汀县志•杂录》谓:“畲客所树艺日稜禾,实大且长”。百日禾,民国初年,岭东乡下仍有莳种。
  从语音上看,在畲语
  中,“畲”与"地”同音,都念“xia”,直到如今,浙江丽水、福建罗源与宁德等地,畲民还保留这一古老的叫法,“种地”畲语为“zhongxia”。"稻”与“禾”同音,都念作“wo”,畲民在无水之处种山稻,称之为“zhongxiawo”。
  从“畲”字的内涵、语音来看,这个民族的族称是以该民族长期的生产方式来命名的,体现了这个民族是个勤劳勇敢的民族。
  (二)畲不是蛇
  “畲”与“蛇”音相同,于是社会上有的人把“畲”与“蛇”等同。
  德国学者史图博在《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中,对浙江省关于“畲”字含义几种有代表性的说法,进行了分析。第一家是丽水县教谕屠本仁的看法,他主张“畲应作,畲、式车切,烧榛治田也”。第二家是青田县令吴楚椿的看法,他以为,根据中文字典,“畲”字可以解释为“新田,”是由于当地的汉人不愿意给土人一个体面的名称,从“畲“中一部分造成一个“番”字,从而使“畲”字取得了“自番而入”的涵义。第三家是云和的魏兰,字浮云,他主张“畲音蛇”,从“番”从“入”。畲之为畲,处州之人无所不知,有畲字,必有来源,不得因字典未收,遂云捏造。因乃作“畲”。史图博作了综合的分析,肯定了前二家,并指出应把“畲”字写成“畲”字。把“畲”解释为由“入”
  与“番”二字组成,是有意歪曲和丑化这个民族。史图博的分析是客观公正的。“畲客”之称,是因“业种畲禾”,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汉族人民称畲民为“畲客”,本无恶意,是刀耕火种的客人。
  闽东等地曾用“蛇”来侮辱畲民,如把蛇挂在畲家门口。因1956年前畲族没有被正式
  认定,仙岩畲族乡自治区撤消,有的人就说,“蛇来蛇去还是蛇不出去”,所以许多畲民对“畲”这个称呼反感。1956年12月8日,中央统战部给浙江、江西、福建和广东省委统战部电报《关于确定畲族的民族成分和民族名称问题》就有“福建省的畲民认为'畲'字原来是不含恶意的,不过畲与、蛇'同音,他们怕确定叫畲族的名称以后,汉人仍象过去叫他们‘畲客'、‘畲婆'、‘蛇人',而这样叫是带侮辱性的,所以他们觉得改换一个名称如叫‘山吓'好些。"
  闽、浙方言中,“畲”与“邪”音也相同。封建统治阶级实行民族歧视,极力贬低少数民族,于是“畲”是"邪”。“畲”这一称呼内涵转变为贬义性。“畲客人”、“畲客公”、“畲客婆”、“畲客仔"成为辱骂性的语言。
  (三)畲不是奢
  有的史书上把“畲客”写成"奢客”,其依据就是,“畲”与"奢”音相同,所以,“畲”是“奢”、奢侈。畲民很奢侈,因此,畲族穷、落后。"奢”——“畲客吃”,主要表现为一是畲民嗜酒,二是猎物不过夜,三是茶不离口,一句话,畲民穷,是因为很会吃,是吃穷了。
  1.“畲民嗜酒”
  以前有关描述畲族饮食习俗的历史资料中,都记载了“畲民嗜酒”。在传统文化中,酒是被作为奢侈的像征,畲族温饱都得不到解决,为什么还一直大缸大缸地酿酒,大碗大碗地喝酒?
  首先是畲民热情好客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以酒相等,是好客的表现,是主人对客人的尊敬。客人一到畲家,主人恭恭敬敬地用双手捧上一大碗酒,用甜甜的目光看你喝下大碗酒;酒桌上诚挚地请客人喝下一碗碗美酒,这不能不说是好客的体现。正如德国学者史图博说的,“我们在敕木山村停留的时候,蓝村长以显然十分令人感动的殷勤,尽力把他可能设法弄到的食品,端到桌上来,每餐尽量改变花样。”“吃饭时则以黄酒款待我们。这黄酒是畲民自己酿制的,他们以极大的热忱享用它。就餐时按照汉人的方式向我们敬酒,这酒是一种相当浓的、暗灰色的、完全不透明的、还有曲子的悬浮物。它显然含有极少的酒精,因而酸得几乎象醋一样。”“有曲子的悬浮物,酸得几乎象醋一样”,是由于村长临时酿的酒,时间没有到就用来招待他了,体现的是畲民的热情好客。
  其次御寒祛湿壮神的需要。繁重的山区体力劳动,畲民补身体的办法,就是喝酒。劳动之余,或者晚上,喝上一碗黄酒,顿觉消尽疲劳,来了精神,养气补身。因此,家家都是把最好的酒留在农忙时享用。特别是一些加了活血、安神、补气草药的药酒,喝下去之后,用畲民的话是"胜过喝一碗人参汤”,就起到“补身骨"的作用。而加了祛风湿药的药酒,起着祛风去湿功能,比吃药强得多。冬天,天气寒冷,天寒地冻,畲民都要上山、下地,出门前,喝上一碗薯烧,全身发热。晚上回家,再喝上一碗,睡上一觉,寒冷、疲劳一去而光。实在太疲劳了,就把上好的黄酒加热到50度左右,打进一只鸡蛋,搅拌一下,就成了“卵丝酒”,喝上一碗,就能补身体了。
  三是改善食物结构。刀耕火种、山地农耕,种植的是番薯、玉米,全年吃玉米、番薯,食物单—,而且番薯加工成丝或片后,再做成饭,不如鲜番薯煮熟味道好,而整块的鲜薯,多了实在是难以下肚,玉米饼更硬,用水送番薯、玉米饼下肚,清淡无味,这就需要饮料。于是畲民用番薯酿成酒,味道好,就解决了饮料问题。所以酿酒是把粗糙的食物,转化为更为精细、易于消化的食物,改变了饮食结构。
  四是脚料的充分利用。畲民一般酿的酒是“十月缸”,就是在农历十月份酿酒,因为这时有了糯米,天气又暖和,可以酿好酒。一般一家做一大缸,然后分成几个小醰,最好的“缸面清”,放到第二年春耕大忙请人帮工时用;滤下的混浊的春节享用;第二次再加水酿成的叫“ni lao ya”(汉语:二老爷),味较淡,留着平时自己饮用。秋冬季节,做玉米饼或煮番薯时,锅中间放一壶“ni lao ya”米酒,等饼好或番薯熟时,酒也烫好了。热气腾腾的番薯、玉米饼,配上烫口的米酒,别有一番风味。酿酒后的下脚料是“酒糟”,加上煎糖后的下脚料,拌在一起,闭于醰中,月余,再蒸出蒸馏水,就是“白酒”。冬季晒番薯丝时,要一天干,如果天气不好要二、三天,就发酵。南方遇到雨天,也是经常的事,番薯丝干不了,发起酵来,畲民就将计就计,干脆将其煮熟,拌上曲或酒糟,封于醰中,把其蒸出蒸馏水,这就是“番薯烧”,其酒精度可达50度以上。这种白酒中放入草药、蛇等,又是一种“药酒”。
  2.“猎物不过夜”
  所谓“猎物不过夜”,指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前,畲民捕到猎物、特别是小猎物后,立即拿来煮熟,然后大家一起尝鲜。其原因主要是:
  一是猎物小,大家一起狩猎,人多不易分,一小块肉拿回家不好煮,不如大家一起尝。
  二是在当时的条件下,猎肉不容易保存,而鲜的味道更好。
  三是保留了平分食物的原始习俗。“有事大家做,有食大家尝”,老幼、主客无别,人均一份。早期,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抵御自然界、其他动物的能力很低,为了生存,为获得食物,必须结成群体,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平均分配。如果离开群体,独立的个人就不可能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下去。除了一些个人制作的简单劳动工具、武器外,没有其他私人财产,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团结互助、平等相待的关系,在这个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产生了共同劳动、团结互助的原始共产主义的分配习俗。要求无论男女,只要有劳动能力,都必须自觉地参加劳动,并与共同体的其他成员团结一致,共同与自然抗争。正如拉法格所说,最坚定的和最牢固的团结把部落成员、氏族成员结成一个整体,把他们变成希腊神话中的“万手巨人”。的确是这样,畲民只要一听说狩猎,就积极参加;一听到土铳响,就是在同野兽作斗争,所以,大家都纷纷跑来。只要参加了劳动,都可以参与分配。怎样才算猎物得手呢?这是区分有没有参加劳动的标志。动物能跑,因而四肢捆起来,动物不能跑了,才算捕取了猎物。于是,只要是猎物四肢未捆好之前到的人,都视为参与了劳动,都可以得一份猎物。孤寡老人虽未参加劳动,也得一份,是因为没有劳动能力,作为“特殊”,是尊老的习俗。平分食物,在酒筵上也表现出来。沈作乾《畲民调查》中《宴会》一节写道:“最可笑的,凡正式的宴食,必有猪肉一大盘,切成方块,如鸡卵大小,半熟而干,每人数方,席散后,置于衣袋中携归。”这基本上是事实,的确酒筵肉块不同汉族,汉族在桌上吃掉,而畲族在桌上是不吃的,主人当桌发给每位客人一张荷叶,让客人包肉回家。为什么要带回家?这熟肉相当于主人的回礼,但不能回生的,于是用半熟之肉,便于携带;二是平分食物,一人赴宴,只是一人尝,而肉带回家之后,可以全家尝。因此,这并不可笑,而是畲族保留了原始习俗而已。平时家中有好吃的,也都平分。这一原始习俗,利于共同体内在凝聚力的增强,为民族存在与发展提供了条件。
  3.“口不离茶”
  喝茶,是畲民的饮食习俗。节日里离不开茶,正月出行要喝“出行茶”,清明要喝“清明茶”,十二月要喝“送神茶”,春节要喝“春节茶”;订婚要用“茶礼”,婚礼时要给母舅敬“九节茶”,新人要"食蛋茶";丧礼上,“祭动身”、“宣娘家”要用茶;礼俗上有“擂麻茶”、“打油茶”。畲族风俗离不开茶,日常生活是“无茶不讲话”,养成了“口不离茶”的常年喝茶习惯。其原因是:
  首先茶是“神汤”。畲民认为茶不但能解渴,而且能提神、清目、祛病、健身。
  闽东民间传说,尧时,太姥山下才堡村一蓝姓女子,为抗争包办婚姻,栖居山中,乐善好施,人称蓝姑。
  有一年,太姥山周围流行麻疹,病魔夺去了一个又一个幼小的生命,这深深刺痛了蓝姑那颗善良的心。一天夜里,受南极仙翁指点,蓝姑攀上鸿雪洞顶,在榛莽之中找到一株与众不同的小茶树。她遵照仙翁的嘱咐,将茶树上的芽叶采摘下来,送到每个村庄,告诉村民们怎样煮茶给孩子们喝,终于战胜了病魔。传说未必真实可信;但是,传说是历史的影子和折光,美丽的传说告诉我们,太姥山茶曾用于医救百姓病痛危急。这与“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的说法不谋而合。茶先为药用,以后才发展为饮料。这株茶树,傲霜雪于百丈,历枯荣于千年,受云雾之呵护,得泉露之滋养,仍亭亭玉立于太姥山一片瓦旁的鸿雪洞顶,成为“福鼎大白茶”的始祖,被《中国茶叶大辞典》收入《中国野生茶树种质资源名录》。与茶结下不解之缘的福鼎人民,以这株老茶树为母本扦插,利用本地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土壤条件,推广繁衍,遍种太姥山脉,福鼎成为“中国名茶之乡”、“中国白茶之乡”、“中国茶文化之乡”。
  畲民有一套精细的制茶技术,茶叶享有盛名。凤凰山是乌龙茶制作的发源地。
  史料记载,唐永泰二年(766年),僧人昌森父子和雷进裕一家五口,从福建罗源县十八都苏坑境角坑来到今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敕木山居住,砍伐山林,开山种地。到会昌至大中年间,“行脚寻常到寺稀,一技藜杖一禅衣”的惠明和尚来到景宁化斋,见敕木山(南泉山)重峦叠嶂,白云缠绕,是处寺院所在,于是在此建寺,咸通二年建成,寺因僧名。此僧来自四川峨眉山,他把随身所带的茶种子种到山泉边。第二年,茶籽出芽,生起嫩叶,再经山泉水浇灌,眼看日长夜大。清明时节,长老把茶叶摘下来,搓成茶条,将茶条炒青,加工成茶干。时山下病疫流行,十家九空,活着的人四散逃命。一日傍晚,一个“shangha”囡背着一个后生人一步一倾地爬上茶岗,还不到山寮就爬不动了。长老见这两人又病又饥又饿,慌忙泡了两碗浓茶灌下去,才过一袋烟功夫,两个人就慢慢醒了过来。问起原因,方知男的叫做李贵,是山下财主儿,女的叫蓝珠,李家的梅香。李家其他老少都已病死,李贵也眼看不行了,求蓝珠背他连夜逃出来。长老听说山下生病的人还很多,便带着茶叶到山下走门串户,问病送茶。没有几日,得病等死的人一个个都好起来了。从此,茶叶能冶病救命便老少皆知了。李贵知道茶叶不但能冶病,而且长期喝茶可以延年益寿,于是想害长老,霸占这片茶园。不巧被蓝珠知道,尽力劝他莫恩将仇报,财主儿不但不听,反而驮起锄头,到山岗上乱挖。蓝珠追上去夺锄头,财主儿对着蓝珠就是一脚,蓝珠被踢落山涧,财主儿捞起一些茶树就逃。长老从山下回来,见茶树被掘得乱七八糟,心疼煞。寻到山涧,救上蓝珠,得知李贵绝情无义,便对蓝珠说:“囱啊囡,你太痴情,也太忠厚,天下只有穷帮穷,富横富,从今以后,听我的话,找个穷后生成个家,过日子吧。”蓝珠流泪咬着牙根点了点头。财主儿抢了茶树逃回家后,栽到菜园里,起初也是日长夜大,刚长出叶就摘来搓炒泡茶,口不离杯,肚胀得直打滚,连泻三日,一命归天。不久,茶树也死了。故《景宁县志》记载,唐咸通二年(861年),敕木山惠明寺周围畲民普遍开始种茶。现在寺后尚存一棵古茶,1979年经专家测定,树令已逾千年.此茶叶芽乳白带淡黄,冲泡后又呈白色,含氨基酸2.59%,茶多酚24.7%,咖啡碱4.73%,水浸出液39.7%,色香味俱佳,人称“白茶”、“仙茶”。
  明成化十八年(1482年),惠明茶列为贡品,年贡芽茶2斤。严用光的《惠明寺茶歌》有"入京马上争矜黄,黄封红裹呈枫宸”的佳句。民国4年(1915年),在旧金山举行庆祝巴拿马运河通航的万国博览会上,惠明寺村畲族妇女雷成女夫妇种植、制作的茶叶,获一等奖证书和金质奖章。《福安县志》中记载,唐代畲民就开始种茶,并有“比屋皆饮”之风.驰名中外的坦洋工夫茶,1915年与2010年两次获巴拿马金奖。
  其次是喝茶就要喝三道。“饮三道茶”,是畲族最具有独特风情的饮茶方式。凡客人一到家中,或左邻右舍来串门,畲族妇女就含笑相迎,热情招呼客人到厅堂落座,“人客落寮就泡茶”,生火用泥壶烧山泉水。主人一边烧水一边洁净茶碗,放入自种自制的”“细茶”,有几个客人就准备几碗,不多也不少,茶壶水沸,主人把壶提起,轻轻朝外吹悼壶盖上的火灰,将水高高地冲入茶碗,茶叶在碗中团团打转,茶香四溢。第一次冲水,水不能太多,只能四五分,片刻,茶叶就沉入碗底。畲民认为,水不开或是“ting tong”的水(水开后,过一会的水)是不能泡茶的。等茶叶沉底,茶水能进口时,主人就双手端碗,一一向来客敬茶,说声“ning ha xi cha”(汉语:“人客食茶”)。凡到畲山,喝过茶的,无不赞道:“好茶,好茶。”并认为胜过其他名茶。第一道饮毕,主人又用沸水冲第二道茶,水至八分。第二道茶主人不再敬,由客人自己端,要求客人自认好自己的茶碗,不能端错他人的茶。如有错端,不但失礼,且被认为没有修养,所以主人会提醒客人,不要端错自己的碗。喝完第二道后冲第三道。主人在冲第一或第二道时,如果发现没有喝的茶,主人就要疍问,谁不喝茶?不喝主人泡的茶,认为你是看不起他,是对她的不尊;只喝一道,不喝第二道,主人自然很不高兴,所以当来人走时,主人就会把茶水往其脚后跟泼去。到畲家作客时千万要注意了。你如没有饮茶的习惯,也没关系,只要你提前说一声,主人自然不会强求,就少泡一碗。当然,三道茶不等于三碗茶,一道,就是一次,一次喝多少,那是主随客便了。第三道茶,也有的地方不一定要喝,主人已冲过了,喝不喝,也是由客人自定了。因俗语是“一碗苦,二碗补,三碗洗洗肚”。如果客人口渴,或是时间较长,喝了三碗之后还要喝,则不管茶味浓淡,主人一概倒掉,重新放茶叶再泡,泡好后由客人自端。
  畲族“饮三道茶”的习俗,体现了珍惜劳动成果、勤俭节约的美德。畲民认为,“别看几粒茶叶,来自不易”,一定要珍惜。封建统治阶级设立了贡茶、茶税、榷茶等税法,而且越来越重。贡茶,是一种实物税。朝廷不顾百姓疾苦,要各地官员搜求各地名茶,定时、定量、定质向朝廷贡献。茶叶纳税,始于唐德宗。中唐安史之乱,造成国库空虚。于是,按十取其一的比例,诏征天下茶税。起初,只是筹建常平仓的临时性措施,但官府看到有如此重利,便改为章程,把茶与盐并列,确立为一种固定的税制,并不断地增长,到贞元时期,茶税收入每年增加到40万缗。武宗会昌年间,又新增一种“塌地税”,即过境税。唐代建立“榷茶”制度,茶叶的专营专卖。宋朝盛行一时,直到清代后期才结束。这种茶税制度,严重地阻碍了我国茶叶的生产。劳动人民不敢公开种茶,不能多种茶,只能在林中或地边种几棵供自家用。作为被镇压对象的畲民更是如此。且畲民长期处于迁徙之中,没有土地,不可能种植茶叶。不少是采山茶;多数是靠帮汉民采摘茶叶,取得一点茶叶劳务;还有的是砍柴卖后,再买点茶叶。特别是茶叶要经过多少道的手续才能完成,畲族妇女体会很深。种茶,采茶,制茶,要化不少的劳动。就拿制茶来说,传统手工制作,要灵活运用“抛、闷、捞、抖、带、甩、搓、抓、理、拉”等多种手势。白天采茶,晚上炒茶,全家一起干。烘干要一夜,所以夜里还得起来翻几次,一夜不得安宁。茶叶的精细程度是衡量一个妇女是否能干的一项标准。畲族妇女用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来招待来人,当然要你喝三道。体现了珍惜劳动成果、勤俭节约的美德,而不是“奢侈”。
  七、杰出拓荒者
  《生活科学》网站曾报道美国研究人员的一项研究成果,人类几千年来的刀耕火种,使大规模的森林遭到焚烧,向大气中释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足以改变全球气候,并导致了全球变暖的趋势一直持续到今天。①这一研究成果还公布在国际顶级地学期刊《第四纪科学评论》(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上。研究报告的第一作者、弗吉尼亚大学环境科学名誉教授威廉•拉迪曼(William Ruddiman)认为,早期的人类使用刀耕火种的方法来种植粮食,将森林烧掉后就地挖坑下种。用林木的灰作为农作物的肥料,等到产量开始下降后,又开始对另一个区域的森林进行焚烧种植。随着人口的增长,他们的这种刀耕火种的方式也开始变本加厉,烧的森林越来越多,面积越来越广。通常每次烧的森林面积为实际上种植面积的5倍或者更多。随着人口的增长越来越多,农业用土地越来越少后,“由于他们缺少对土地产量进行改造的动机,因此他们要使用更多的土地进行耕种,所以焚烧了大量的森林,从而无意中改变了地球气候。”
  于是,国内外把刀耕火种危害概括为:由于这种方式是直接以破坏地表植被为主要工作对象,而地球地表植被号称地球的外衣,因而破坏的后果不仅是影响人们的生存环境,还引发一系列生态问题。一是产生气候异常。没有森林,水从地表的蒸发量将显著增加,引起地表热平衡和对流层内热分布的变化,地面附近气温上升,降雨时空分布相应发生变化,由此会产生气候异常,造成局部地区的气候恶化,如降雨减少,风沙增加。更加严重的是全球因二氧化碳气体不能被植被吸收固化而导致全球升温,产生“温室效应”。二是增加二氧化碳排放。森林植被对调节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有重要作用。科学家认为,世界森林总体上每年净吸收大约15亿吨二氧化碳,相当于化石燃料燃烧释放的二氧化碳的1/4。森林砍伐减少了森林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把原本贮藏在生物体及周围土壤里的碳释放了出来。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由于砍伐热带森林,每年向大气层释放了15亿吨以上的二氧化碳。三是物种灭绝和生物多样性减少。森林植被生态系统是物种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由于世界范围的森林破坏,生物地域生存环境缩小或者严重改变,数千种动植物物种受到灭绝的威胁。热带雨林的动植物物种可能包括了已知物种的一半,但它正在以每年460万公顷的速度消失。四是加剧水土侵蚀。大规模森林植被砍伐破坏,通常造成严重的水土侵蚀,加剧土地沙化、滑坡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五是减少水源涵养,加剧洪涝灾害。森林和植被破坏还从根本上降低了土壤的保水能力,加之土壤侵蚀造成的河湖淤积,导致大面积的洪水泛滥,加剧了洪涝的影响和危害。①因而,如今盛行观点认为历史上的刀耕火种使水土流失加重,是对农业生态的极大破坏,“刀耕火种”已“臭名昭著”。
  那么因“刀耕火种”而被命名的畲族,是否也对自身生存的自然环境产生如此的危害、不符合科学发展呢?结论是否定的。
  首先,刀耕火种,是人类最初的农业生产方式。农业源于采集活动,是采集活动的产物,采集活动导致了农作物载培技术的产生。继而人们发现,被自然火烧过的土地,植物种子掉在上面,长得茁壮,果实也大。于是,人类就采用了火种的办法。农业逐步取代采集,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同时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大变革。人类从被动地适应自然变为主动地利用和改造自然,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创造出人工生态系统,以满足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作为人工生态系统子系统的生态文化遂告诞生。美国生态学家奥德姆指出,生态系统发展的原理,对于人类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有重要的影响,生态系统发展的对策是获得最大的保护,而人类的目的则是"最大生产量”。在远古时期,蛮荒四野,人少林多,人类利用火种方式,使猛兽出没威胁人类基本生存的森林部分变成耕地,这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应是一种进步,自然不可简单地与今天的乱砍滥伐造成水土流失相提并论。
  从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看,它是山地民族对于生境的适应方式。那么,山地民族为什么要从事刀耕火种而不从事别种农业,为什么只选择这种适应方式而不选择其它适应方式呢?适应,是生物学的一个重要的概念。“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自然界的一条永恒的法则。对于人类来说,其生存繁衍是否也是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人类无论与其它生物多么不同,不管其大脑多么发达、体格如何健全,仍然首先是生物的人、自然的人。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创造历史,只能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人类的生物属性决定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基本关系,那就是适应的关系。人类对于自然的能动改造利用所能达到的程度却是有限的,而且任何改造利用都必须以适应为前提。
  从经济效益看,当时历史条件下,粗放耕作比集约耕作省力、产出高、生态效益好。刘禹锡《田行》称“巴人拱手吟,耕耨不关心;由来得地势,径寸有余阴”,说明当时田的经济效益较好。范成大《劳序》称,巫山民以收粟300斛为率。以一斛120斤计算,共可收36000斤左右。以一家六口计,人均一年仅粟便有6000斤。由此可见正常年景其不可能有饥迫之苦。“虽平生不认粳稻,而未尝苦饥,却非虚语。”现代人类学研究也表明,在人口稀少而林地广袤的条件下,火烧后的肥力是十分丰富的。国外学者罗依•那帕坡特对新几内亚的赞比亚人刀耕火种的研究表明,其输入与输出的比例是1:17.4,也证明了这一结论。
  唐宋及之前的凤凰山区,“山深林木秀茂,地多瘴疠”,①“莽莽万重山,苍然一色,人迹罕至”。②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畲民早期从事的生产方式同整个人类早期一样,是刀耕火种、狩猎和采薪等,符合人类最初农业生产方式,没有对环境产生影响。
  其次,畲族刀耕火种是被迫行为。中国建立封建社会后,封建统治者对畲家等边疆少数民族实行民族压迫,畲民被迫进入山中,在山中只能从事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方式。唐王朝在畲区设置郡县,实行“劝农桑,定租税”③的措施,残酷压迫和剥削畲民,畲民不断反抗,最终失败,被迫外迁,沿山而行,没有土地、森林和农具等生产资料,只有刀、铳等简单的生产工具,只能继续从事刀耕火种。因南方山区土壤比较贫疮,山坳和盆地中的泉水、河流很难利用于山地灌溉,加之高山天冷水寒风大,不利于水稻生长,因而很多地方不宜发展水田灌溉农业。山地森林资源丰富,可以利用其作为土地投入,充沛的季风雨量足以满足作物生长的需要,不必为难以建造水利设施而担优,刀耕火种于是成为山地自然环境可供利用的生业形态。同时,人类对于生业形态的选择,不仅必须遵循适应生境的原则,而且还要求其具有满足人类需求的健全的功能。山地作为人类生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封闭。受交通的制约,自给自足是畲民对其生业功能的最基本的要求。水田农业生态系统是单一的粮食生产系统,虽然有高产稳产的优越性,然而却满足不了人的衣、食、住等方面的需要。刀耕火种地俗称“百宝地”,一块地可间、套种陆稻、玉米、高粱、粟、棉、麻、花生、瓜、豆、芋头、山药、时薯、青菜等作物。其中既有多种粮食,又有丰富的蔬菜;既有穿衣的原料,又有经济作物。在山地封闭的生活条件之下,还有什么样的生业具有如此众多的功能,能如此有效地满足畲民生活的多方面的需求呢?由此看来,畲民之所以从事刀耕火种,之所以选择这种适应方式,归根结底是因为生境条件的限制和刀耕火种农业生态系统的特殊的功能所致。正如美国学者A•特里•拉博所说”当在适当的人口密度水平下实行刀耕火种耕作时,这种耕作方式乃遭受最小的病虫害侵扰,几乎不会引起环境生产力的退化而提供可靠的产量”。
  再次,刀耕火种非历史上畲民的主业。凤凰山区自然资源丰富,刀耕火种只是作为采集、射猎和渔猎的补充。“椎足跣行,随山散处,刀耕火种,釆实猎毛,食尽一山则他徙。”①“畲民巢居崖处,射猎其业,耕山而食,率二三岁一徙”。②唐初陈元光《请建州县表》云:“……况兹镇地七闽,境连百粤,左衽椎髻之半,可耕乃火田之余,……所事者搜狩为生,……”。③这些描述表明,采集、搜狩是畲家的主业,刀耕火种只是作为采集、射猎的补充。
  唐代开始,畲民开始千年大迁徙,没有土地、山林,只有一把刀,采薪就成了畲民一项主要的生产活动。畲民采薪大部分作为商品。许多地方志记载畲民”负薪鬻于市”、“鬻薪入市廛”,并遍及福建、浙江各地区。明代福建太姥山一带畲民,有的还以“樵苏为生”。乾隆《皇清职贡图》记载罗源等地畲民“力作采薪捕鱼,以供食用”。但一担柴换不到1公斤米,辛劳一天,只能糊口,故浙江遂昌畲族山歌云:"挑柴挑到北隅街,财主看见来买柴,一担只卖三落米,黑心财主米落小”。采薪,不能采鲜活的林木,只能到山上采枯木枯枝,因林地是他人的,因此,也不会伤害自然生态。从事采薪活动的,多数是畲族妇女,经常看到妇女釆薪鬻市,“三五市负薪,鬻市两脚赤”,“衣冠斑履苴芦,薪担压户走风砂。”男子狩猎时,女子采薪;男女共同狩猎时,女子还带一挑柴回家。《景宁县志》亦云“其出而作,男女必偕,皆负米负薪于青障缘野间”。妇女去采薪时,头裹头巾,腰系围裙,脚穿草鞋,身缚一把草刀,手拿一小绿草包饭上山。到深山老林后,大家各自分开,避免大家挤在一块找不到薪柴。同时又不失去联系,便于交流进度,于是大家一边砍柴,一边唱山歌。畲族妇女极耐劳苦,有了小孩,家中没有人带,就背着小孩上山砍柴。砍柴时,先喂饱小孩,然后把小孩放在草上,或者用“xugun”(背小孩用的布带,约0.3米宽、2米长)把小孩捆在树脚下。砍好柴,整好柴担,再用“水巾”背起小孩,肩上压着柴担,背上驮着孩子,一边唱着山歌,把柴挑回家。采薪都要到深山老林中去,路途较远,一般要带饭采樵,清代朱同汉“缘蒲畲家饭,红叶女郎樵”的诗句,就是对畲族妇女艰苦采薪的写照。
  畲民迁入浙江后,主业不再是刀耕火种,主要是租种他人田,实行佃耕水田。《景宁县志》云:畲民”佃耕之以活,邑之垄亩,其治者半”,《云和县志》有“佃田都是盘瓠种,雨过夫妻尽把犁”的记载;遂昌县“吾乡佃作黎,强半属畲客”;故《处州府志》日“问之畲客者,十县皆有之,盖佃田都是盘瓠种”。
  再再次,畲族历史上的刀耕火种是可持续发展的类型。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刀耕火种方式具有很大的差异,其差异性表现于生产组织、耕作方式、轮歇周期、栽培作物、生产工具等所有方面。蓝勇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经典的刀耕火种主要是指中国南方亚热带、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条件下以游动耕作和砍烧山林为基本特征的山地旱作的耕作方式,即人们说的“砍烧制”(Sashandbum)、“游耕制”(Shiftingagriculture),但类型具有多样性。一是非游耕性火耕,即是《盐铁论》称的“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开垦山林为耕地的垦地方式,即《齐民要术》卷一《耕田篇》:“凡开荒山泽田,皆七月芟艾之,干即放火,至春而开垦,其林木大者杀之,叶死不扇,便任耕种。三岁后,根枯茎朽,以火烧之”。开垦出来就不能短期内休耕再成森林。固定耕地内每年耕前放火烧掉干枯稻秆、杂草以肥田。二是典型的砍烧的耕作制下的火耕,这种火耕特征是游动撂荒制、砍伐对象为原始木材为主。植被一经砍荃,连续耕种即无后续投入,而在山高坡陡的条件下,积肥运肥又十分困难,于是抛荒旧地,砍荃新地,采取休闲与耕种相结合的方法,这就是刀耕火种赖以延续的轮歇耕作制度。通常又有两种方式:无序轮耕制和有序轮耕制。所谓无序轮耕,即一块土地的耕种年限不定,地力衰竭即抛荒,然后又选择茂盛的林地耕种。如果居住地附近森林退化,则搬迁到较远的地方去。若干年后,或再度搬迁回来,或迁移到更远的地方。从事无序轮耕的刀耕火种民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他们逐林而徙就地而居,所以被称之为“游耕民”。所谓有序轮歇耕作制,就是山民根据当地树木生长的规律,将林地规划为若干块数,每隔几年砍种一块或几块,形成一个有序循环轮歇耕种的制度。根据不同的生境条件或同一生境中的不同土地类型,有序轮歇耕作制。一般有三种形式:一是一年耕种轮歇制,二是短期耕种轮歇制,即耕种二三年休闲十余年或更长的时间,其配套技术是刀耕点播和锄耕撒播顺序进行。适宜此制耕作的对象,是中等坡度中等肥力的土地。三是长期耕种轮歇制,即连续耕种四五年,休闲十七八年或更长的时间。其相应的技术可以是刀、锄、犁顺序耕种,也可以是锄耕或犁耕。适宜此制的土地,必须坡度平缓而肥沃。①而畲民历史上的刀耕火种不是这些典型的类型,决不能进行简单概念化的臆测,不是单纯的某一类型,而是综合发展类型。
  畲民被迫遁入山区、迁徙至新地点后,每至一地,土地已为他人所占有,畲民只能向山主承包山地,且是山主正需要开发的山地。畲民在荒僻山谷中刀耕火种,对封建统治阶级来说,是十分有利的,它利于山区的开发,所以统治者还“招合畲蛮,……聚众盗耕”,进行垦荒。①自然当地人不会把寨神林、坟林、村寨防火林、山箐水源林、山梁隔火林用来让畲民刀耕火种,只有荒山才能用来刀耕火种,把荒山租让给畲民刀耕火种。其条件是,开为梯田的,三年后必须交还或者交租,不能开为梯田的,火种后点桐、点茶还山,或者是插杉还山。并且事先要交一定的山租。于是经畲民的开发,凡山谷坡地“皆治为垄亩”,有水源地方开为梯田,仰赖天雨的山地,辟为旱地。《遂昌县志》中邑人周应枚所作《畲民诗》云“负耒氓自远方来,相传旧姓有蓝、雷,茅居偏面垄头结,佃种无辞荒处开”,宋云会诗"夫妇并耕邑,荒田多赖开垦”,描述了畲民垦山筑田情景。经过日积月累的辛勤开发,山区的可耕面积迅速扩大。
  闽西,漳平县山羊隔村,位于九龙江上游海拔900米的深山中,进村有一段连续13公里的上坡。“山羊隔,一道窝,地无三尺平,出门就下坡,山羊也难把脚落。”因“山羊也难把脚落”,故名为“山羊隔”。畲民迁到此地后,硬是一锄一锄地开出了梯田,而周围生态保护良好。
  闽东畲村有的一分梯田20多块。
  浙江云和梯田,总面积达51平方公里,海拔跨度为200〜1400米,垂直高度为1200多米,跨越高山、丘陵、谷地三个地质带,有700多层,是华东地区最大的梯田群,被称为“中国最美的梯田”。
  云和梯田是唐初来自福建的畲民所开垦。
  畲民巧妙地运用森林的涵水功能,适度开发梯田,即山有多高水有多高。1000多米的高山上常年水流不断。
  其实,畲民开垦的类似的梯田,不仅仅是这二处,在浙南、闽东畲乡可以找出许多处,如景宁畲族自治县的勃海等地梯田群,比此处规模更大、更震撼。
  畲民开垦出耕地后,山主即收回土地或要畲民交租,畲民沦为佃户。
  从栽培植物的利用看。在刀耕火种农业中,栽培作物既是生产的对象,同时又被作为更新地力的技术手段而被巧妙地利用着。这种利用既是刀耕火种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山民适应水平的体现。也有三种方式。第一是间、套种技术。第二是轮作作物的配置技术。第三是代表着刀耕火种较高发展水平的粮林轮作技术。畲民除间套种技术与轮作作物的配置技术外,不可能采用粮林轮作技术,而是点桐、点茶还山,或者是插杉还山,即第三年种上油桐、油茶、茶叶、毛竹、杉木等,第四或第五年,林木开始生长,就还给山主。
  明清时代,畲民”并有种青靛者”①“大菁,制为菁靛,可以染,高二尺,性好阴,栽于背阳之处。”②于是当时又称畲民为“菁客”、“菁民”,畲民的住房被称为“菁寮”。同时他们培育的菁质量好,享有盛名,“福建菁”,闻名全国,品质极佳,染色为“天下之最”,历史上有“福建西南,蓝甲天下”之说。
  尤其是在提高土地肥力方面下了一番功夫,刀耕火种时是火烧土后提高肥力,而四五年后的田地怎么办?畲民就把山上的杂草运到田地中,一堆堆地堆起来,上面盖上土,点火慢慢燃烧,这样每年把土烧透,一是可以提高肥力,二是防止病虫害,三是一家一户、一丘丘田分别烧,可以烧上几天,不会发生火灾。由草山烧土到田中烧草,这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后来畲民又发现草木灰主要是磷为主,缺氮肥,于是改为草木灰拌人粪尿,当天拌当天用,防止肥力散发。插秧时,秧根下水田刚好有手指印,一个小窟隆,把一小团一小团的尿灰团放进这个窟隆,男插秧女插灰,“插秧没技术,插灰要有技术”,灰团压根,不会使秧苗浮起,且秧苗直接吸收肥力,所以秧插下后三天即返青。继而用绿肥,但不同于汉族,一般汉族地区当时秋天稻子收割前撒“chaozhu。”(紫云英)种子,春天长,耕后当绿肥,一年种一季稻子。而畲民是秋天收割后,再种一季豆,豆收后冬天种麦子或萝卜等青菜,麦子或青菜收后种水稻,这样一是轮作,提高肥力,防止病虫害;二是稻谷交租,麦子、黄豆两季的收成归自己,虽然一年忙到头,没有一天闲,但有稳定的二季收成,这也是畲民为何一直佃耕的奥秘所在。那绿肥呢?还是靠勤劳,采用割青蒿的办法。也就是在春天,水田第一次翻耕耙平后,这时山上的柴草刚好长出大嫩叶,割来一担担柴叶,如操场上跑道线一样把柴叶一把把的放在田里,第二次犁时把柴叶压入土中,就解决了绿肥问题,“冬灰加柴叶,稻谷最大粒”
  通过畲民的辛勤劳动,荒山野岭变为良田、茶园、油茶林、杉木林,实际上畲民起着开垦队的作用,开了一山又一山。怪不得畲族研究专家、厦门大学蒋炳钊教授称畲民为“东南山区杰出的拓荒者”。①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张英明教授,研究了江西畲族的历史,认为:畲族是开发江西山区的先锋,畲族的发展史值得肯定。在长期的开荒垦山的过程中,畲族人培育出著名的旱稻品种“畲禾”。畲禾适宜在缺水的山地种植,高产耐旱。在畲族民众中还流传着一句俗语:“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水有多高,梯田就有多高。”②
  最后,畲族居住的山区一直是山清水秀,没有出现因刀耕火种而环境恶化的现象。凤凰山区唐宋时期畲民刀耕火种,但没有导致环境恶化的记载,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水土流失现象。凤凰山由大小几百座山峰组成,系福建戴云山脉向西延伸的斜脉,整个山脉呈东北一西南走向,延绵在大埔、丰顺、潮安、饶平等县交汇处,有''潮汕屋脊”之称。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有50多座,境内群峰竟秀、万壑争流。直到如今,森林覆盖率达90%,林木遮天蔽日,空气和水体质量均达国家一级标准。青山、蓝天、白云,风景格外秀丽。
  凤凰天池海拔1325米,面积50616平方米,池水如明镜,天池四周漫山遍野有近百亩野生杜鹃花。常年泉水喷涌。天泉瀑布区形成瀑布群,瀑布共分七级,总落差约200米,第一级落差约70米,水面最宽处约30—50米。瀑布群景区所处位置的山脉植被保护良好。
  凤凰山区所有的畲族村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水清山秀空气清新。所有畲族村的村前村后都有哗哗的山泉水流过。这些清澈见底的溪水,“为有清泉源头来”。所有的村落都是树木成荫,空气清新。各畲族村的村口、后门山或者村旁的附近都留有拔地参天的松、杉、樟、榕、柯、枫等大树。林区常年云雾缭绕,雨量充沛。植物资源十分丰富,拥有的野生维管植物1281种,分隶691属,193科。其中有珍稀濒危野生植物12种,还有一批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如七叶一枝花、石仙桃、土茯苓、黄花倒水莲等80多种。动物种类颇为丰富,陆栖脊椎动物有225种,分隶72科、27目。其中国家1级重点保护动物3种,国家2级重点保护动物31种,是潮汕地区首屈一指的动植物“物种宝库”,素有“广东生态屏障”、“潮汕植物大观园”之美誉。①
  福州北峰是畲民聚居区之一,小沧畲族乡、霍口畲族乡,还有畲族人口较多的潘渡乡、宦溪乡、日溪乡(畲族人口占30.1%)等连成一片。林森壑美,森林覆盖率82.7%,素有"绿色宝库”美誉;动植物资源丰富;风清气爽。泉流瀑泄,畲山湖—畲家的山仔水库,高山平湖、碧水澄泓、山色湖光、波光潋滟、湖水澄碧,青山绿水相映成辉,令人心旷神怡;没有污染,水质清晰洁净,成为福州第二水源。
  闽东山清水秀,溪流纵横,溪水潺潺,清澈见底,水电资源十分丰富。全市河流总流域面积达11899平方公里,可开发电力185.49万千瓦。广阔的山地盛产林、茶、果、竹等经济作物,茶叶、食用菌、四季柚、槟榔芋、荔枝、龙眼、油奈、无核柿、板栗等畅销海内外,是发展名优特稀农副产品的好基地。全年空气优良天数比例98.9%。生态环境质量等级为优,市域生态环境状况指数(E1)值为95.94,位居福建省首位。①霞浦是中国大陆滩涂面积最大的县,岛屿星罗棋布。县城周边山区是三个畲族乡,水都流向大海,直到如今,滩涂美如画,形成独特的闽东海上自然风光,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滩涂”,并被评为摄影人必去的"十大风光摄影圣地之首”。②
  浙南山区丽水,全市林地面积2100多万亩,人均8.4亩;森林覆盖率达到79.1%,林木蓄积量3811万立方米,立竹量1.88亿株,森林覆盖率在全国位居第二,被誉为“浙南林海”。丽水是瓯江、钱塘江、闽江、飞云江、灵江和福安江“六江之源二全市可开发的水电资源约300万千瓦,占全省的三分之一强,是华东地区最大的待开发水能基地。境内自然风景名胜有数百处之多。省级风景名胜区有南明山一东西岩和青田石门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凤阳山——百山祖、遂昌九龙山和瓯江竜自然保护区。据国家环境监测总站对全国2348个县开展的生态环境综合评价,丽水9个县市区全部进入全国前50名,其中有4个县市进入前10名。“好山好水好空气”的自然禀赋使丽水成为驰名海内外的“华东氧吧”、“中国生态第一市”,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区,被誉为“浙江绿谷”。①2009年,丽水成功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2011年,丽水荣膺“国际休闲养生城市二2012年底,丽水存活百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户籍总人口比例超过十万分之七,全市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5岁,是名副其实的“长寿之乡”。2013年,丽水获得“中国长寿之乡”称号,成为全国首个获此殊荣的地级市。②2013年,全国旅游业入境游接待人数下降,浙江入境游市场总体也不乐观,省内的四市还出现罕见的负增长。但是丽水的入境游市场却逆势增长,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同比增长30.62%,增速名列全省首位。
  景宁畲族自治县,全县植被覆盖较好,森林覆盖率达85%以上。常年云雾缭绕,富含负氧离子,年均354天空气优良。山清水秀。空气清新。县城的PM2.5均值为15微克/立方米。景宁其他地方的PM2.5均值少于10微克/立方。湿地资源丰富。全县境内有三个较为集中的高山湿地群,望东洋高山湿地、大仰湖湿地、仰天湖湿地,总共湿地面积约1200多亩。望东洋高山湿地,海拔1230米,面积达600多亩,湿地内的江南恺木林属省内罕见,绝无仅有,国内也属凤毛麟角。耕地土质条件优越,利用价值较高,土壤结构好。全县有植物178多科,691多属,1552余种。植被以马尾松、杉木等针叶林为主,夹杂着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竹林,灌丛、草甸等。林相多种,其中有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伯乐树、南方红豆杉、鹅掌楸、福建柏、香果树、银杏、厚朴等30多种。野生动物有国家一类保护动物黑鹿、白颈长尾雉、云豹、金雕、短尾猴等44种。全县共有脊椎动物31目78科272种。其中:兽类8目20科48种;鸟类15目40科162种;爬行类3目9科30种;两栖类2目5科18种;鱼类3目4科40多种。①
  安徽云梯畲族乡,是中国最北面的畲族乡,位于天目山西麓,宁国市南部,与浙江省临安市横路乡交界。境内风景秀丽,森林覆盖率达80%以上。
  江西省畲乡也都是青山碧水,森林茂密,空气清新,风光旖旎。如太源畲族乡有11.34万亩山林,其中毛竹林3万亩,国家公益林44040亩,国家级森林公园7820亩,森林覆盖率达96.3%,动植物200多种,是天然的动植物宝库。

附注

①http://baike.haosou.com/doc/1237749-1309096.html ②刘克庄:《漳州谕畲》卷九十三。 ①http://www.mafengwo.en/i/829283.html ①http://news.sohu.com/20060220/n241915387.shtml ① http://baike.so.com/doc/7541873—7815966.html下三张图片来自《梅县松口镇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彩页。 ①谢重光:《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2页。 ①卢美松、陈春惠:《福建“蛮獠”源流初探》,http://www.flsq.gov.cn/showtext.asp?ToBook=1037&index=199 ①浙江省少数民族志编纂委员会:《浙江省少数民族民族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105页。 ②陈永成:《福建畲族档案资料选编》,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7〜10页。 ③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志•民族志》,海峡出版发行集团/鹭江出版社2013年版,第59页。 ①《铅山畲族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 ②《铅山畲族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419—420页。 ①《文山先生全集》卷十一。 ②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00,《广东》上。 ③《广东新语》卷7,《人语》。 ①http://www.sznews.com2009—08—19深圳新闻网 ①http://www.baike.com/wiki/%E5%88%80%E8%80%95%E7%81%AB%E7%A7%8D#5 ①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二,《江南大道》十四,汀州。 ②杨澜:《临汀汇考》,卷一,《山川考》。 ③《资治通鉴》,卷二五九,《唐纪》,七五。 ①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27册《广东•博罗县志》。 ②《福建通志》《风俗志》卷1《永春州》。 ③[清]嘉庆《云霄厅志》,卷一七,《艺文》。 ①蓝勇:《“刀耕火种”重评—兼论经济史研究内容和方法》,《学术研究》2000年第1期。 ①《天下郡国利病书》第28册,广东下。 ①余种英:《古田县志》,卷二一,《礼俗志.畲民附》。 ②卢建其、张君宾:《宁德县志》,卷一,《舆地志.物产》。 ①蒋炳钊:《畲族史稿》,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9页。 ②张英明:《武夷山江西畲族迁徙走廊》,http://www.sijy.com/html/2013/zuozufengqing_0129/1209.html ①http://baike.haosou.com/doc/2060105—2179589.html ①http://www.ndwww.cn/news/ndxw/201202/241642.htm ②http://traveI.sina.com.cn/china/2014—06—27/1451267620.shtml ①http://baike.sogou.eom/v1319804.htm ②http://www.raresd.com/brownew.asp?n_ID=15958 ①http://baike.so.com/doc/5857177—6070020.html

知识出处

畲族源流研究

《畲族源流研究》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本书研究了畲族的来龙去脉,内容包括研究方法、学术公案、族群为畲、考古根据、文献依据、基因证据、外来文化、千年迁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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