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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①畲族的族源，长期以来，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探讨，直至如今，尚没有达成共识，众说纷纭，仍然是一桩众论不决的学术公案。
一、长期争论
畲族的族源问题，历史上有指称这个共同体开始，就涉及其"源”问题。
商周时期被称“蛮”、“南蛮”，秦汉时被称为“百越人”、“山越”，唐代被称为“蛮療”等，那么其“源”就是南方的土著。明清时期被一些文人称为“盘瓠子孙”，盘瓠源于北方，那么其“源”就在北方，即"外来说”。
较系统化的争论，出现在20世纪的初期，粗略统计，有浮云的《畲客风俗》等23篇论文。
20世纪60年代开始，关于畲族族源问题，一度成为畲族研究的重点。从1962年徐规的《畲族的名称、来源和迁徙》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达到了高潮。《福建论坛》、《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等刊物开辟专栏进行讨论。《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开始接连发表了王克旺等《关于畲族来源》、石光树《从盘瓠神话看苗、瑶、畲三族的渊源关系》、吴炳奎《梅县新石器遗物与畲族历史》、费孝通《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施联朱《关于畲族来源与迁徙》等文章。这个时期公开发表论文有30余篇，还有一些尚未公开发表的或不是以畲族名称出现的文章。
畲族族源的探讨，不仅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兴趣，也引起畲族干部、群众的关注，同时也受到畲族地区民族部门的重视。为了把这个问题的讨论引向更加深入，由广东民族研究所倡议，并得到广东、福建、浙江等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支持，全国第一届畲族史学术讨论会于1985年3月13至17日在广东潮州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国内专家、学者，国家民委与相关省市的民族工作者、畲族干部，还有日本、法国、香港的一些专家、留学生，共57人。会议收到论文35篇。大家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就畲族族源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讨论会上，畲族族源主要观点有“武陵蛮后裔说”、“南蛮后裔说”、“徐夷后裔说”、“源于河南夷一支说”、“越人后裔说”、“畲为山越说”等，没有达成共识，众说纷纭，各抒己见，莫衷一是，但起到了相互交流、启发和学习的作用。会议期间，与会人员还到潮州凤南畲乡进行了实地考察。会后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畲族研究论文集》。
广东潮州会议后，学界继续探讨。每次的畲族经济、畲族文化研究会，都涉及畲族族源问题，甚至成为矛盾的焦点。
2015年6月8日的中国民族宗教网《众说纷纭的畲族民族起源》中，认为畲族族源有畲瑶同源于汉晋时代长沙的“武陵蛮”（又称"五溪蛮”）说、东夷说、“越人”后裔说、“南蛮”说、福建土著"闽”族后裔说，总之，关于畲族的来源，目前尚无定论。①
二、众说纷纭
1.武陵蛮说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畲族源于“武陵蛮”或畲、瑶同源于“武陵蛮”，是盘瓠之后。长沙“武陵蛮”，史藉又称“五溪蛮”或"长沙黔中五溪蛮”，指的是秦汉时期居住于洞庭湖至五溪地区的少数民族。依据是文献记载，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就云：“瑶人楚粤为盛，而闽中山溪高深之处间有之。漳瑶人与虔、汀、潮、循接壤错处，亦以盘、兰、雷为姓……山中自称狗王后，各画其像，犬首人身，岁时祝祭。”②“瑶本盘瓠种，地界潮蜀溪峒间，即长沙黔中五溪蛮。兵团滋蔓亘数千里，南粤在有之。至宋时称蛮。瑶在其邑者，俱来自别境。……粤人以山林中结竹木樟复居息为鞏故称。瑶，所指曰輋，自信狗王后，家有画象，犬首人身，岁时祝祭。”①明代邝露《赤雅》亦云：
“瑶民輋客，古八蛮之种，五溪以南，穷极岭海，迤延巴蜀。兰、胡、盘、侯四姓，盘姓居多，皆高辛狗王后。”谢肇制《五杂俎》说：“畲人，相传盘瓠种也。有苟、雷、兰等五姓。”清时一些县也记载，畲民与瑶人都有为盘瓠之后。《连江志》“畲民，五溪盘瓠之后也。”旧《罗源县志》“畲民，祖出于盘瓠之后，即瑶人也。隋时大功，封为王，生三子一女。”《福安县志》“深山中有异种者日畲民，……相为五溪蛮盘瓠之后。”《遂昌县志》也有“遂昌有畲民者，本盘瓠之种，其缓蔓衍为五溪蛮，在长沙黔中。"
因有历史上出现“畲瑶”之称，所以有的学者更明确地认为，“畲”实际上是“瑶”的一支。张其昀的《中华民族发展史》就说：“畲民实瑶之一支，亦称畲瑶。”何之星《畲民问题》中说：“闽浙的畲民，原为瑶民的一支，相传盘瓠遗种，是瑶民中最进化的民族。”范绍质《瑶民纪略》也说：“汀东南百余里，有瑶民也，……呼其名曰畲客。”
建国之后，这一观点得到进一步的强化、系统化。1980年出版的《畲族简史》，对畲族族源的看法，基本上倾向于这一观点。在介绍不同观点后写道：主张畲族和瑶族同源于武陵蛮的说法比较普遍。他们认为畲族和瑶族在历史上关系极为密切。比如：一些汉文化史书上往往把畲族称为“瑶人”或“畲瑶”，有些地区畲族也称自己是“瑶人"或“畲家”，分布在粤东的操苗瑶语族接近苗语支语言的部分畲族，在海丰、惠阳两县被汉人称为“畲人”，但在增城、博罗两县却被称为“山瑶”；畲族保存的《开山公据》（又名《抚徭券牒》）和部分瑶族的《迁徙榜牒》（又名《过山榜》）都同样载有原始图腾性质的槃瓠（或作盘瓠、盘护）传说，两族的姓氏（盘、兰、雷、钟）及民间的歌谣、祖图祭祀仪式等也都与此传说有关。持这一说法的主要论据是槃瓠传说。有些人并据此上溯到《后汉书•南蛮传》，把《南蛮传》所记信奉该传说的武陵蛮作为畲和瑶族的祖先，认为汉晋时期居住在湖南长沙一带的武陵蛮，由于汉族封建统治阶级的迫害，其中一部分陆续向附近地区迁徙，分布在五岭山脉西部的称为瑶，住在东部的遂发展为今天的畲族。②1983年施联朱《关于畲族来源与迁徙》一文，系统的阐述了畲族源于“武陵蛮”的观点：从图腾信仰考察，畲瑶两族都崇信盘瓠为本民族的始祖；从史籍记载来看，往往畲瑶并称，甚至说畲族就是瑶族；从姓氏上看，畲与瑶有相同的姓氏；从语言方面看，畲族原有的民族语言与苗瑶语言比较接近；从《过山榜》和《开山公据））（又称《抚瑶券喋》）来看,表明畲瑶祖先开荒辟田的经历相同。因此畲瑶同源于“武陵蛮”。徐规《畲族的名称、来源和迁徙》一文中，认为畲族为瑶族的一支，畲族是出于唐宋时代住在五岭东端的瑶人，而远源于汉晋时代的“五溪蛮”。蓝万清《畲族盘姓去向探讨——兼论畲瑶关系》中，认为盘瑶与畲族同源，他们原是一个部落内的几个氏族，而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盘瑶融合别的民族因素，重新组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瑶族，而另一胞族的蓝、雷、钟氏在闽粤、赣交界区，与当地居民组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畲族。张永国的《试论苗族的来源和形成》，亦认为盘瓠是苗瑶语民族先民的一种图腾崇拜，据畲族高皇歌（七言诗）叙述畲族始祖“盘瓠”的图腾崇拜；从语言上看，苗、瑶、畲族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三个民族都善于歌唱，有许多相似的民歌和文化习俗；经济生活上也有共同点，如善射猎等：三族都有“盘瓠”的族源传说，因此这三个民族是同源于“盘瓠蛮”，在秦代，五溪地区正式建立黔中郡，“盘瓠蛮”被称为“黔中蛮”，汉代称为“武陵蛮”，东汉又被称为''五溪蛮”等等。吴永章《盘瓠考述》认为，盘瓠是南方民族中较为普遍的一种图腾崇拜，而盘瓠作为瑶畲的始祖是有详实的史籍记载的，他列举了十几种史书的史料，来说明盘瓠是瑶畲的始祖。石光树《从盘瓠神话看苗、瑶、畲三族的渊源关系》认为，苗、瑶、畲三族都应属于“长沙武陵蛮”。李维信《试论瑶族族源间题》认为，瑶畲两族都来源于蛮（或长沙武陵蛮）。韩肇明《试论瑶族族源的几个问题》认为，畲族是与山越、苗、瑶同源于"长沙、武陵蛮”（或“五溪蛮”）。①
黄家教、李新魁《潮安畲话概述》，罗美珍《畲族所说的客家话》，毛宗武、蒙朝吉《博罗畲语概述》等，从语言角度论述了畲族与瑶族的渊源关系十分密切。
由于此观点占主导地位，很多学者对畲族源于“武陵蛮”说质疑，反对意见也最多，认为武陵蛮并非是畲族族源或苗瑶畲并非同源。李干芬《瑶族族源探讨》认为，在两干多年前的秦汉时期，瑶、苗、畲三个民族仍然处在被称为“蛮”族的时代，还没有具备形成民族的条件；共同的一种图腾信仰不一定就是一个民族，汉族、傣族、藏族都信奉佛教，但不是一个民族，操相同的语言也并不一定是同一民族，如：回族操汉语却不是汉族，所以，瑶、苗、畲三个民族，虽在语言上有某些相同的地方却是不同的民族。蓝青魁《畲族族源试论》也认为，畲族原非“盘瓠种”，瑶畲并非同源。蒋炳钊《关于畲族来源问题》，特别是1988年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畲族史稿》一书的第45至59页，系统地“对畲族源于武陵蛮和畲族是瑶族一支”提出质疑。一是畲族是否在唐初才进入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用历史事实与文献记载否定"唐初才进入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二是畲、瑶两族的名称与发展的历史不同。三是关于槃瓠传说。倡导武陵蛮者的主要依据是它们在《后汉书•南蛮传》中有共同的盘瓠传说，但《后汉书》关干盘瓠传说的记载是集过去诸家之言而成的，并非传说始于此时，也不是诞生于武陵地区，更不是只有长沙武陵蛮才信仰和流传这一传说的。根据史籍记载，最早流传盘瓠传说的是在浙江的会稽一带。而《搜神记》关于盘瓠传说地区最为详细，载明其分布几乎遍及长江以南一大片地区，长沙武陵蛮只是其中分布之一。因此，把信仰盘瓠传说的民族都认为源于武陵蛮是值得怀疑的。四是关于姓氏相同问题。从文献记载、族谱、民歌等看，畲族与瑶族姓氏并非完全相同。而且迁徙路线看，畲族不是从两广向福建迁徙，而是福建向广东迁徙。五是从语言方面看，“以极少数讲布努语的畲族为例，就推断整个畲族与瑶族同源，都是来自武蛮，这样的推论不能不使人产生怀疑。众所就知，在瑶族中也操有三四种语言。这都是与我国民族的交错杂居相互影响有一事实上的关系。”
钟昌瑞“也谈畲族族源”、石弈龙“关于畲族族源的若干问题”、雷阵鸣与雷银才的“再论把'盘瓠'神话当作畲族史实之虚妄”等论文认为：（1）“武陵蛮”说的主要依据是畲瑶具有共同的盘瓠传说，但盘瓠传说并不是始于武陵地区，更不是只有长沙武陵蛮才信仰和流传这一传说；对盘瓠图腾中“鸟与犬二合一”的图腾质疑；盘瓠传说即“高皇歌”的不定型性危及《史诗宝座》，因此，把盘瓠传说作为史实、史据值得商榷。（2）“武陵蛮”说的论者认为畲族起源于荆湖之区，从中原或长江中游南迁而来，大概汉晋以后、隋唐之际已遍布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这也值得商榷。首先是迁移地点不明确；其次，论者论证迁徙时间和路线的立论是引用族谱材料作依据，这些族谱材料的可信度也值得怀疑；提倡畲族为瑶族一支者认为瑶人的一支约在唐初进入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与史书记载不符，故不足信。（3）论者为说明畲族来源于武陵蛮，又从同源的瑶族中寻找论据，引用湖南瑶族《盘古歌》中唱词及《梁书•张瓒传》关于“莫瑶”的记载材料作为畲族从湖南南迁各地的论据，用瑶族的历史来论证畲族的迁徙历史也是很勉强的，且两族分布、聚居地明显不同。（4）“武陵蛮”说论者从语言方面加以论证也值得商榷。广东惠阳等畲族使用“布努”语，属苗瑶语族苗语支，约一千多人，占人口千分之四左右，其他地区占畲族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使用汉语客家方言，如果以极少数畲族说“布努”语就推断整个畲族与瑶族同源、都来自武陵蛮也是缺乏说服力的。①
2.东夷说
持这一学说者认为，畲族源于“东夷”迁居鄂、湘西部地区后，融合其他民族成分而成的“武陵蛮”。张崇根《畲族族源东夷说新证》，通过对上古“东夷”民族的迁徙、考古文物和民族学资料的研究，对畲族源于“东夷”进行了详细论证。一是从槃瓠传说的历史背景看畲族与“东夷”的关系，认为槃瓠图腾是鸟与犬二合一的图腾，而不是单一的犬图腾。二是东夷各族向西南迁徙，其中一部分迁徙到湘地，成为武陵蛮来源之一。三是畲族来源于“诞（莫摇）”，是由东夷族群迁到这里来之后，融合了东夷的徐、彭和三苗、氏羌的成分而形成的。大约在唐宋之际，莫摇在迁徙过程中，又分别形成了新的族体——畲族、瑶族。①陈训先《论粤东畲族的族源及其图腾崇拜》，也认为畲族曾经经过海路和陆路的迁徙，畲族仍源于东夷。②
3.徐夷说
畲族源于“东夷”中的“徐夷”。潘光旦教授曾在20世纪50年代初对于畲族来源作了一番考证与研究，他认为，畲族源于“武陵蛮”，与东夷靠西南的“徐夷”——徐偃王有密切的渊源关系。1982年费孝通《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一文，提到潘光旦先生通过族名和地名的联系对民间信仰和传说的研究。潘先生从徐、舒、畲一系的地名和族名中推想出一条民族迁移的路线，认为春秋战国时代生活在淮河和黄河之间的东夷中靠西南一支的族名可能就是徐，现在还留下徐州这个地名。这时期的文献中也看得到该地区的人称作舒。从瑶、畲的盘瓠传说联系到徐偃王的记载，他认为瑶族中的过山榜有它的历史背景。这一批人，后来向长江流域移动进入南岭山脉的那一部分可能就是瑶；而从南岭山脉向东，在江西、福建、浙江的山区和汉族结合的那一部分可能就是畲。另外有一部分曾定居在洞庭湖一带，后来进入湘西和贵州的可能就是苗。费孝通教授也认为春秋战国时代生活在淮河和黄河之间的“东夷”里靠西南的一支“徐夷”，与苗、瑶、畲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这一批人，后来向长江流域移动，进入南岭山脉的那一部分可能就是瑶,而从南岭山脉向东，在江西福建、浙江的山区里和汉族结合的那一部分可能就是畲，另外有一部分曾定居在洞庭湖一带，后来进入湘西和贵州的可能就是苗。③蓝周根在《关于畲族来源》（打印稿）中提出：畲族，既不是百越的后裔，又不是“武陵蛮”，而是“东夷”的“徐夷”，从族谱中找到畲族与东夷的关系记载，如据《宣邑钟氏宗谱》卷一第六页，松阳县雅溪乡……石马源《雷氏宗谱》卷一第二十八页载：……我陛下有东夷王献美女奇珍、奇珪、奇珠三人，美貌丰姿，将此长女奇珍赐配长男盘自能，次女奇珪赐配次子蓝光辉，三女奇珠赐配雷巨佑，龙郎官主配钟志深为婚。而这种亲属关系，由徐偃王率领东夷和九夷联合抗周时结下的亲属关系。邹身城《古代夷越、畲族关系探微》，也认为畲族源于徐夷，并与于越关系密切。④
4.河南说
畲族属于古代河南夷的一支，立论的主要依据是盘瓠传说。肖孝正在《畲族渊源初探》中认为，畲族源于古代河南夷人的一支，是属高辛氏近亲的一支夷人氏族部落。他主要论据：从高辛帝所处的时代和各氏族部落形成各民族的情况看，畲族是由高辛这一支夷人氏部落演变而成的；从高辛氏部落联盟的兴荣，对照畲族族谱等资料，分别从''高辛帝其人与畲族的民间崇拜”、“高辛帝的辖区与忠勇王的功绩”、“高辛帝氏族部落与畲族的四姓始祖”三方面进行探讨，可以看出畲族是源于远古河南高辛夷：从高辛帝的民风传说与畲族传统习俗的对比中也能看出其渊源关系。①钟玮琦《关于畲族族源问题的考证》，通过查阅大量的族谱资料，然后综合推断，认为高辛氏是黄帝正妻雷祖的长子，居“毫”即河南省堰师县，高辛氏的第五个妻刘君秀于公无前2325年生龙麒，龙麒即忠勇王，也即畲族祖先。龙麒生三男一女，即盘、蓝、雷、钟（婿）姓。河南"汝南”、“冯翊”、“颍川”，就是畲族的故乡和发源地。因此畲族是古代河南夷中属高辛氏近亲的一个氏族部落。雷阵鸣的《论畲族非出于“武陵蛮”》一文中也持此观点，他主要从图腾崇拜的角度来看畲族历史发展的轨迹：“鸟夷卉服”，中国的凤鸟崇拜最早出于东夷，畲族与“太皞风姓”、九夷之“风夷”应有渊源关系。畲族不仅与高辛氏及凤夷等的凤鸟图腾一脉相传，从现在许多资料看，其活动范围也相吻合。畲族宗教活动“学师”中反映的与河南大有关系；畲族也信奉龙、麒麟图腾。刻有“龙麒”头像的“师爷杖”就是“畲族宗教标志和宗教权威的象征”，“龙麒”是两种图腾标志的组合，是畲族实行族外婚的表证，是龙族与麒麟族联婚的产物。据考古发现，麒麟也是河南夷的图腾，由此可以看出二者的密切关系；在民间寻找畲族的“祖歌”（或称史歌），则非“凤凰山”莫属，而非“高皇歌”，“凤凰山”是否指今广东潮州的凤凰山也值得商榷。许多学者曾论证，历史上地名随移民一起搬迁的史实，那么，畲族先民也可能把河南的“凤凰山”带到广东潮州，“凤凰山”祖歌中也提到了"神犬”，但其与“宝马"并称，不可能成为畲族的“始祖”。②
5.越人说
畲族为古代越人的后裔，但有三种不同说法：
一种认为畲族乃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或范蠡的子孙。王新民《越王勾践子孙移民考》中认为，“东海王摇，疑为瑶族，今之畲民也。瑶人而为族长者”。傅衣凌《福建畲姓考》云，"在福建特殊部族中，畲与蜒实推巨臂，此两族其先盖同出于越，后乃辗转流布于今闽、粤、赣三省地区，并深入于粤东。以其有居山、居水之异，爱分为二，实则一也。惟山居之民，在宋之前，多称为越、南蛮、峒蛮或洞僚。宋元之际，畲名始渐通行。”③
另一种认为畲族源自百越，是战国、秦、汉时代的越人后裔。石奕龙《关于畲族族源若干问题》一文，支持“畲族源于百越"说，并提出了“畲、瑶均源于百越的摇越”,以及“信奉盘瓠传说的武陵蛮，来源于古代百越"的观点。因摇越又称越摇，即贩人，主要聚居地在贩水流域，即今浙江南部，摇越人以盘瓠传说为图腾。西汉，摇越迁庐江（五溪地区）等地逐渐成为今之瑶族，而南迁跟南海（今粤东、闽南、赣南地区）越人融合，逐渐成为畲族。李筱文、朱洪《从我省畲族〈祖图〉与瑶族〈过山榜〉的对比研究探讨其渊源关系》认为，畲、瑶两个民族历史上是同源异流的关系，都是百越民族的后裔。图腾崇拜中盘瓠出世、报国立功、围猎身亡等记述相同；畲、瑶两族都认为自己的祖先原居南京、会稽山一带；生产方式、生产力水平上都是居住山地，从事刀耕火种的耕放农业，并辅以弓弩狩猎为生；两个民族姓氏相同，今畲族无盘姓，恰在瑶族中多盘姓；都有招郎入赘的婚俗。这两个民族在早期应是一个民族，随着历史的演进，迁移路线的不同，而逐渐出现异流，成为不同语言、不同地域的民族。
第三种认为，畲族源于汉晋时代的“山越”。蒋炳钊《福建畲族的族称、源流和迁徙》等文章认为，唐以前畲族祖先已经聚居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畲族是汀州的土著民族。主要根据是清扬澜的“唐初置汀州，徙内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杂处其间，今汀人呼日畲客。”①而解放后在闽粤赣交界地区发现了大量印纹陶文化的遗址，这是古代百越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证明该地区在秦汉以前就有越人生息繁衍着，因此，畲族的早期历史和族源可溯至隋唐的“蛮僚”，汉晋时代的“山越”，秦汉时代的越族，总之，畲族就是古代越族的后裔。②蓝万清《畲族族源之线索》提出“畲为山越的支”。因“山越”是古越族的后裔，"依阻山险，不纳王租”，自汉至隋唐，其一部分在闽粤赣交界处成为“蛮”、“僚”，即畲族之直接先民。雷志榜《对畲族族源问题的探讨》中指出，福建宁德地区畲族自称"山哈”，“山哈”与“山越”音、意相通。“畲瑶同源、源于瑶越”说。李瑾《论现代瑶族与古越人之关系》从古越人分布的地区出发，根据舞、山越、溪人以及现代畲族活动之地理范围，畲、瑶二族的图腾意识形成及姓氏相同以及古溪人也同具此一图腾崇拜等史实，将其族属源流作了一个粗略的考察后，认为现代畲族和瑶族是同源于我国的古越人。蓝青魁《畲族族源试论》认为畲族主要分布于浙、闽、粤、赣、皖五省，虽无本族文字，却有全族通行的山哈话；有大致相同的风俗、习惯，而且一致自称为山哈，今日之山哈即古之山夏、山越。③
1988年蒋炳钊《畲族史稿》出版，书中用了一章的篇幅（第四章）作了更为系统的论证。第一节是“隋唐以前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是古越人的居住地”；第二节“畲族祖先与南武侯织这支越人的关系最为密切”；“百越”是个多民族的泛称，持畲族是越族（山越）后裔的观点，均未指出属于百越民族中的哪一支发展而来，泛泛而谈，不能完整解决畲族族源问题。畲族祖先与南武侯织这支越人的关系最为密切。第三节是“畲族相传祖先来自广东潮州凤凰山”，从畲族的族谱、歌谣、传说及传统文化等论述畲族源自广东潮州凤凰山。
施联朱对于“越人后裔说”也提出质疑，他在《关于畲族来源与迁徙》中认为，畲族早在隋、唐之际，就已劳动、生息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宋代才陆续向闽中、闽北一带迁徙，约在明清时大量出现于闽东、浙南地区。他们秦汉以前与闽、浙等为主要分布地区的古越人毫无渊源关系。畲族属于“蛮”族系统，而“蛮”族大部分是以盘瓠为图腾信仰，而古越人则是拜龙蛇为祖的图腾信仰。畲族在武陵地区有自己的风俗习惯，他们不是越人，只不过吸收了一些越人的习俗而已。越人主要从事种植水稻和渔业生产，不知狩猎。而早期畲族则从事“刀耕火种”和狩猎。汉武帝时，闽越居地浙南、闽东北一带，尚无畲族分布。而畲族名称最早见于宋代史书上，指的是福建南部和广东北部的畲族。①陈元煦《试论闽、越与畲的关系》也认为，越族在战国以后迁来福建，原是浙江土著，他与畲族有极大差异。其一是经济生活特点不同，其二是图腾崇拜及其所表现的心理状态不同，其三是语言无丝毫共通因素。②
6.南蛮说
畲族源自“南蛮”的一支。王克旺、雷耀锉、吕锡生《关于畲族来源》一文，根据畲族的民间传说和《高皇歌》等，认为畲族的来源最早可追溯到东汉时期“南蛮”族的一支古老民族。吕锡生《畲族迁移考略》认为，畲族源于南蛮，早在隋唐以前就聚居在粤东，潮州风凰山带是他们的发祥地。
7.闽族说
畲族源于福建土著，是福建土著居民。陈元煦《试论闽、越畲族的关系》认为，闽、越是我国南方的两个古老民族。福建是闽族的世界，浙江是越族的摇篮。畲族是源于“古闽人”而非衍出于越族。一是根据“畲”、“闽”、“蛮”字音来分析畲族的族源。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把“闽”解释为“蛇种”。《集韵》说：“畲，诗车切”，音奢：又食遮切,音蛇，福建人对畲、邪的读与“蛇”字同音。因此，畲民为“福建的土人”、“古闽人”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蛮”字是我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的总称，蛮族在南方，史书称之为“南蛮”，其根据地在今湘、桂、黔、粤、赣、闽等地。《史记索隐》云：“蛮者，闽也”。《说文解字》在注释“夏”字时亦有“南方蛮闽”的提法，这都说明了“古闽人”是南蛮大族系中的一员。古籍也把“古闽人”分布的地方，以“闽”或以“蛮”命名；古代闽族分布地域包括今福建全省和广东的部分地区。而这些地区正是今天畲族的分布地。二是越族是福建的客族，畲族非衍出于越。三越语与畲语完全不同。①
王天杞的《试论畲族来源》一文对福建土著说进行了质疑：从畲族祖先的居住地及迁徙来看，畲与秦汉以前闽、浙等地为主要分布区的古越人毫无渊源关系；从考古资料看，畲族也不是福建的土著居民：二者在经济生活、生产方式、语言和图腾崇拜及宗教信仰、心理素质等方面都迥然不同；畲族传说中广东潮州凤凰山是畲族发祥地为误传。②
8.多元说
畲族是多民族融合的结果。陈训先在《论粤东畲族的族源及其图腾崇拜》中认为，畲人曾经经过海路与陆路迁徙，他们并非只有一个来源，在陆路迁徙过程中，畲人曾与其他民族融合，故畲人的居民成分并不单一。容观琼在《广东畲族族源问题管见》中认为，瑶族、畲族同源，但不等于说畲族是瑶族的一支。谢重光的《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中提出，据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在畲族起源问题上的“外来说”和“土著说”并不是绝对对立，不可调和的，各有不足之处，又各有合理内核，摒弃其不合理部分，取其合理内核，正可互相补充。“综合以上各点，略作小结如下：最迟不晚于南宋中叶，在赣闽粤边的汀、漳、潮、梅、循、赣等州郡的山区，活跃着一个新兴的民族，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畲族。畲族是闽越土著民与南迁的武陵蛮及其他南方种族——包括部分逃入溪洞的汉人--经过长期的融合而形成的，在南宋，它已经具备了作为一个独立民族所应具备的各种要素，但在族称方面，尚有自称与他称之别，在他称中，并存着几个音义基本相同而写法不同的异体字，甚至还有称为‘徭’、‘蛋’、‘峒僚'的情况，所以如此之故，可能出于汉字的通假，也可能是不同地区对这一新起民族的观察角度不同所致。”③
汤韵旋、周典恩认为，《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中关于畲族概念的界定：“畲族是历史上在赣闽粤交界区域形成的一个民族共同体，它的来源很复杂，包括自五溪地区迁移至此的五陵蛮、长沙蛮后裔，当地土生土长的百越种族和山都、木客等原始居民，也包括自中原、江淮迁来的汉族移民即客家先民和福佬先民。这些不同来源的居民以赣闽粤边的广大山区为舞台，经过长期的互相接触、互相斗争、互相交流、互相融合，最后形成一种以经常迁徙的粗放山林经济和狩猎经济相结合为主要经济特征，以盘瓠崇拜和相关文化事象为主要文化特征，椎髻左衽、结木架棚而居为主要生活特征的特殊文化,这种文化的载体就是畲族”，显得片面，提出值得商榷。①2015年11月6日，在福州西湖宾馆召开的“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雷氏委员会筹备会”上，福州一位长期在组织部门工作的基层领导，激动地向会议展示了他看了《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等著作后写出的书稿——《畲族史源探寻》，文字不亚于《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等，全书是反驳性的体例，反驳《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等提出的观点。
9.山夏说
畲族自称“山哈”，是渊源于古代的"山夏"。夏代开始，中原人即统称为夏，夏少康帝庶子无余受封越地，史书把无余之夏裔人称作越，不称夏。越被楚灭后，其国人犹以夏之裔而自豪，不甘以“夏变于夷”，自称“夏人”。因居山区，日“山夏”，只供本族内部口头使用，后改称“山铪”，也就是如今的“山哈”。
10.汉族说
畲族不是少数民族，而是“第一批殖民闽地的汉族”。董作宾《说畲——闽南杂记之二》就持这一观点。他从“畲”字的音、体、义，并结合畲民的经济生活考证，得出“畲的一名，绝无种族意思”，“可以推想这种人就是第一批殖民闽地的汉族，在唐宋之交”,后来汉人陆续迁入，“他们就被驱赶而居于深山之中，又因他们善于垦山，称他们为畲。”如今有的学者也认为，畲族本来是汉族，是“建构”的结果。
综上所述，关于畲族族源问题的探讨，从解放前到现在，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没有形成共识。
三、理论缺陷
学界、畲族人对上述畲族族源不同的观点，都有质疑的文章、声音，不再重复学界、畲族人对每一观点的反驳。此处在排除价值观因素外，纯粹从学理的视角，指出其缺陷。
1.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上述10种不同的观点，可以说都正确也都不正确。所谓“正确”，是从某一点上看,有道理，所以“正确”；之所以“不正确”，是从总体上、从客观事实、科学上看，多数都不正确。
出现不同的观点，重要的因素是不同学者，分别从自身特定的理论背景、研究角度和所掌握的材料，甚至从所在的地域出发，试图对它给予原创性的阐释。由于研究者的族别不同、研究角度、研究材料、研究时代、研究手段等不同，乃至受到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的影响，因而，结论也就必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资料上，都从自身掌握的资料出发。“武陵蛮说”、“徐夷说”、“东夷说”、“河南夷说”等，都是“外来说”。“武陵蛮说”是“外来说”的代表。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们自己己把源于“武陵蛮”的看法，向前推到“东夷”，而东夷是活跃于新石器时代的东方大族，东夷可分为蚩尤、帝俊、莱夷、徐夷和维夷5大部落联盟。“河南说”认为，畲族是高辛的后代，高辛即帝喾，《史记•五帝本记》索隐：“高辛，地名，因地为号。喾，名也。”帝喾是东夷一支的首领。所以，“外来说”实际上统一于“东夷说”，基础是“武陵蛮说”，最主要的是从神话盘瓠传说及由此而成的族谱、“高皇歌”出发。“多元论”是从史藉资料出发。“南蛮说”、“闽族说”、“越人后裔说”等是“土著说”，所引用的材料多数是明清时期的，最大的问题在于由秦至晋之间的一段历史难以连续。秦汉以后，关于古越人活动的记载在文献中消失，后来在同一区域里的“蛮僚”是否就是先时的越人？除了居住区域相同外，他们的生活方式已发生了变化。“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可见越人的习水性，善驶舟、会造船，主要从事种植水稻和渔业生产。而早期畲民从事“刀耕火种”和狩猎，这与越人的生产方式根本没有渊源关系。如果说，作为古越人一支的畲族后来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改变了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又是何时开始的？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改变?这些没有交待。越人是以“蛇”为图腾崇拜，而畲族人一般自称为“山客”或“生客”，乃因为他们住山区的人，后来地主豪绅用音近“畲”的“蛇”字来称他们为“蛇客”，遭到畲族人民的反感，就表明了畲民不图腾崇拜信仰“蛇”，可见也没有追根溯源的历史记忆和族群认同感。
在时间上，都从某一时间点出发，“武陵蛮说”、“徐夷说”、“东夷说”、“河南夷说”等从明清时期出发。“多元说”，从南宋出现“畲”这一点出发，这时畲与其他共同体融合已经相当长时期，自然是“多元”的了。当然，到一定时期，每个民族肯定都是多元的了，这就如一条江河，到下游某一地开始称其名，这时其形成肯定是多元的。如长江，全长6397公里，是中国、亚洲第一和世界第三大河流，也是世界上最长的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河流。整个长江水系的流域面积达180万平方公里，占中国陆地面积的18.8％。其支流众多。长江干流各段名称不同，源头至当曲口称沱沱河，为长江正源，长358公里；当曲口至青海省玉树县境的巴塘河口，称通天河，长813公里。巴塘河口至四川省宜宾岷江口，称金沙江，长2308公里。宜宾岷江口至长江入海口，约2800余公里，通称长江，其中宜宾至湖北省宜昌间称"川江”（奉节至宜昌间的三峡河段又有“峡江”之称），湖北省宜昌宜都至湖南省城陵矶间称荆江（荆江有“九曲回肠”之称），江苏省扬州、镇江以下又称扬子江，在上海市注入东海。如果从称长江这个点--宜宾岷江口开始，那么长江肯定是多元的，其支流有雅砻江、岷江、沱江、赤水河、嘉陵江、乌江、湘江、沅江、汉江、赣江、青弋江、黄浦江等，湖泊有滇池、草海、洪湖、洞庭湖、鄱阳湖、巢湖、太湖等，在江苏省镇江市同京杭运河相交。①但我们说，长江之源，源于中国青海省唐古拉山各拉丹冬雪山的姜根迪如冰川中，源头至当曲口称沱沱河，为长江正源，汉江是长江的最大支流。这在哲学上，就是一个事物有多种矛盾，事物的性质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不能就“多元”而已。讲畲族的族源，就如长江要找出最主要最早的来源。
在空间上，往往从自身的特定空间出发。“武陵蛮说”、“徐夷说”、“东夷说”、“河南夷说”等主要从中国北部空间出发，而“越人后裔说”、“闽族说”、“南蛮说”等主要从中国的南部空间出发，“闽族说”还仅从福建省出发。
在概念上，都从某一特定的概念、概念的语音出发。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有丰富、深刻的内涵，而学者们探讨一个具体民族的族源时的“多元”，与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多元”，在内涵与外延上，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历史上官府、文人在不同时期对“畲”这个共同体有不同的指称，因而，学者不能从自身的意象进行诠释，不能从某一特定的指称出发进行推理，如“畲”是刀耕火种，那么“渔”就不是畲民；住在山上，那么坐船的，就不是“畲”了，就认为历史记载不实，不能采纳了，其实畲家早期多数还是生活在平原、海边。更不能简单地从语音出发。“闽族说”从“畲”、“闽”、“蛮”字音来分析畲族的族源。“山夏说”从畲民自称“山哈”、“山铪”，与“山夏”音相同，得出源于“山夏”。"汉族说”从“畲”字的音、体、义，并结合畲民的经济生活考证，得出“畲的一名，绝无种族意思”，“可以推想这种人就是第一批殖民闽地的汉族。”
民族的形成是长期、动态发展过程。凤凰山先民在此山还没有被称为“凤凰山”时，就已经有数千年的生活历史，并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出现的，是长期逐步形成的。因此，在族源研究中，以某一个事件或物品的出现推断畲族的历史是不科学的，也是不恰当的，这在逻辑上犯了“为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在哲理上是以“实例”取代“实事”。“实例”，是指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个别或部分情况，是全部事实总和中的一个局部。“实例”与“实事”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尤其是在社会生活领域，因此列宁曾说”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所以“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例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的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上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面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①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往往不能从整体上、从事物的联系上、从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上把握事物的总和，而是从个别的事例、“实际”出发，从而陷入“实例”=“实事”的认识误区。以“实例”取代“实事”，并非主体之本意。之所以陷入这一误区，是由于主体实践的局限性决定的。一定历史阶段中的主体，其实践的范围是极其有限的，因而，作为客体的认识对象的数量也是有限的。人的认识，都是从个别到一般，主体所接触的客体，是一个个的具体事物，于是，易把这种个体作为“实事”。不同客体，可以得出不同结论，甚至相反的认识。换言之，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2.仅用社会意识，没用社会存在
哲学上看，每一个民族的图腾信仰、歌谣、生活习俗、姓氏、语言、族谱，史籍对一个民族这些事象的描述等文史资料等，都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用社会意识来阐述民族的起源，是社会意识说明社会存在，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看，是社会意识决定论，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因马克思主义主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民族学上看，民族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作为一种人们共同体，它具有语言、地域、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基本特征。但是，如今中国的民族，几乎没有一个是由古代某个族体单一发展而成的，而是许多古代族体长期分离聚合的结果。在这个分离聚合的过程中，文化融合最快，共性明显，如果仅以社会文化来推导一个民族的源，易导致结论的错误。如从语言方面来论证畲族的族源，用畲族语言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土著说”与“外来说”。正如王明珂所说：语言与族群的密切关系是不能否定的，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语言分类与族群并没有一对一的对应关系。说同样语言的可能是不同族群；同一族群可能说不同语言。因此，即使我们假定畲、苗、瑶族语支语言都是同源，也不能证明在远古的某一时候他们是同一“民族”。而且，由于各族人群之间的互动关系，世界上许多人群都不只说一种语言，也不只有一种族群认同。
逻辑上看，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民俗学等方面的资料，以民族文化现状为出发点，通过现状追溯原因，这种推理过程，在逻辑学中被称为回溯推理。一般来说，回溯推理的结论不是必然性的结论，而是或然性的结论。
从现实看，学者们把民族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即“文化说”，用信仰、语言、习俗、服饰、生活工作方式等文化现象，来推理民族的起源，这是不科学性，道理很简单。如今才半个多世纪，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服饰的形式基本上是西方的样式，许多年轻人还过西方的“圣诞节”等节日，中文语言中不少是西方的语汇、语音，生活中用手机进行沟通交流，工作用电脑，那么，能否说我们是西方人、我们的族源是德国人、英国人？这连小孩都知道：不是。
3.只引用资料，而缺乏批判
上述各种学说，基本上是从传统的文化的视角来探讨的，主要是从历史文献记载和民间族牒、口头传说、歌谣、仪式等等进行论证的，共同的是从文化特别是口传文化来探讨的。我们知道，文字的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字的历史与历史的实际总是有差距的，甚至有的文字资料是违背事实的。在我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下，畲家等少数民族深受封建统治者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根本没有话语权，更没有参与修史的权利，特别是畲族，封建社会中被剥夺了上学权利，很少人识字，处于边缘状态的人，历史按封建统治者的观点记载，所以记载他们的历史，也就不一定是信史，许多还带有侮辱的描述。畲族的族谱等，也是请汉人代笔，即使是在今天，许多地方还是如此。浙江丽水碧湖等畲族聚居地，直到20世纪40年代，还不准畲民上学、考试、在戏台前看戏。畲民不识字，往往吃苦头，受骗上当。笔者家史也有一例，建国前，爷爷、奶奶和父母四人都身强力壮，没有小孩，有一年养了一头大肥猪，临村的财主赌博输了缺钱，就说把租我家种的二分地卖给父亲，并写字据，父亲高兴地收起字据。地只种了一年，财主就说，地要拿回去。父亲说，卖给我了为什么要拿回去？财主说，不是卖而是租，有字为证。父亲拿出字据请人一看，果然是租而不是卖。地，就让财主拿回去。童年的记忆非常深刻，当我没上学前，看到春节时村中家家买来红纸，裁剪后贴在门上、柱子上，没有写字。原来，村里没人写对联，请外面人写，一是要花钱，二是写的内容往往不是吉祥如意，有的甚至是讽刺性的，所以只能贴红纸。整个民族也如此，如唐代畲民被称为“蛮僚”，“僚”还要写成“療”；清代，浙江丽水有的把“畲”字造写为“畲”，上为“入”、下是“番”二部分构成，意为“闯入来种田的野蛮人”。
如今是21世纪，地方政府重视畲族文化，搞畲族文化节、畲族文化旅游等，这是件好事，但编写、做宣传广告等资料时，往往是请广告公司来制作，而这些公司的人基本上是汉族的，不了解畲族文化，基本上是从网络上下载文字、图片，许多不合乎畲族文化实际。这种现象，在畲族乡镇、自治县也存在，因而有的畲乡畲族领导干部说：“畲族文化畲族人说了不算，没有发言权！”
对历史上封建统治者侮辱少数民族的东西，1951年5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为加强民族团结，禁止民族间的歧视与侮辱，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十条之规定，对于历史上留遗下来的加于少数民族的称谓及有关少数民族的地名、碑碣、匾联等，如带有歧视和侮辱少数民族意思者，应分别予以禁止、更改、封存或收管。但畲族是1956年才正式被认定的，因此许多畲乡没有执行、或者是执行得不彻底，直到如今，有的地方还存在。尤其是观念性的，不可能彻底消失。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封建文化、汉族文化是主流文化，畲族文化被边缘化，被强行同化，因此，仅仅把文化作为探讨畲族的族源的依据不够的。这种历史典籍研究范式，如不考证历史典籍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就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即研究推理过程非常严密，得出的结论，与实际情况差之千里。原因在于，推理的前提是不真实的，犯了“前提虚假”的逻辑错误。
历史上在东南地区存在苗、瑶、畲不分的现象，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还把“畲”称为“苗”或“瑶”，建国后的第一次人口普查，闽东、浙南的许多畲民是作为“苗”或“瑶”来统计的。历史文献中更是如此。许多关于“苗”或“瑶”的记载实际上是“畲”：而有的“畲”的描述实际上是“苗”或“瑶”。
同一文字，在不同语境中有不同的内涵，有的没有注意语境。如“盘瓠”学说，虽然在部分地方还存在，但畲族文化保留较好的畲族居住地是闽东与浙江，闽东与浙江的绝大多数畲民是不认同盘瓠的，并且极力反对的。瑶族也如此，只有部分图腾信仰盘瓠。雷陈鸣等许多专家说，盘瓠信仰是当时位居于湖南、湖北众多民族中的一种泛文化现象，而不是“武陵蛮”特有的文化现象。因此，仅仅以畲、瑶两族都信仰盘瓠传说来推断畲族渊源于“武陵蛮”，就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况且据凌纯声研究，以盘瓠为祖先的传说除畲族、瑶族流行外，还有海南岛的黎族、高山族的泰雅。其分布范围之广，就国内来说，东起沿海的浙、闽，中经粤、湘、桂、滇，北至东京湾北部，西经缅甸之景东，而止怒江东岸，还包括海南和台湾两个岛屿。在世界各民族中崇拜狗为祖先的就更多了，如瓜哇的卡郎，日本的北海道与库页岛的虾夷，琉球岛人等十多个地区。这难道说都是从长沙“武陵蛮”流传迁去的吗？因此，考察畲、瑶两族盘瓠信仰时，要考证盘瓠图腾的来龙去脉，考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畲族具有这一图腾崇拜？雷陈鸣等不少专家都有考证过：槃瓠说，是封建统治者镇压劳动人民时用的精神工具。在封建社会，除镇压畲民的刽子手、反动文人外，历来的学者、官员都认为，把盘瓠、狗作为畲族的来源是“荒诞不经，未足置信”。
因此，文字资料性需要考证。正如谢重光教授在《关于史料与研究方法的几个问题》中所说，“在史料的应用方面，应该十分注意的是对于史料真伪的鉴别和考证。特别是对于民间的谱牒和晚近方志上的资料，鉴别辩伪工作可以说是首要的。就拿人们经常引用的所谓唐初发生在闽粤边境的‘陈元光平蛮僚'的有关史料来说，史料的来源是明朝后期以降的方志，如《漳州府志》、《云霄厅志》之类，而这些方志记载的根据是陈氏族谱、家谱，细一追究，有关谱牒的陈元光平蛮资料大部分是伪造的。由于疏于考证辨伪，一大批学者都依据这一伪史料作文章、搞学问，岂不悲哉！”“陈氏族谱、家谱中关于陈元光家世、生平的说法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龙湖集》也是后人伪托之作，是完全经不起推敲的。笔者著有《陈元光与漳州早期开发史研究》一书，从多种角度揭露了晚近有关谱、志的伪托、假造成之迹。”“畲民本来没有编写谱牒之俗，畲族谱牒的编造是畲族汉化至相当程度时的产物，而且往往是聘请汉人为之执笔，因而攀附名人、伪造郡望之事比比皆是。像蓝氏出于汝南，雷氏出于冯翊，钟氏出于颖川之类，完全不可据信。”①
4.只用求同法，没用科学归纳法
科学归纳法（Science Induction）,是从事物的因果关系中揭示事物的必然联系，作出关于这一门类的全部对象一般结论的推理方法，也叫判断因果联系的归纳法。它由哲学家培根创立，经穆勒发展的归纳理论，包括契合法、差异法、契合差异法、剩余法和共变法。契合法是异中求同，差异法是同中求异，契合差异法是两次求同一次求异，再运用共变法与剩余法，从而得出事象的原因。而上述许多观点，往往只用求同法，没用科学归纳法。如畲、苗、瑶三者之源问题，只描述三者文化事象的一些相同处，就得出“同源”的结论。其实畲、苗、瑶三者各方面都可找出不同之处，不同之处比相同之处更多。有的方面就根本没有相同之处，如"音调往往具有民族或民系的标志”，蓝雪霏教授多次深入畲、苗、瑶地区田野调查，结论是“要找到其相似的旋律音调有相当困难”。②这些不同，再用契合差异法、剩余法和共变法，就可得出三者不同源。
5.注重资料性，缺乏实证性
在科学研究中，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是学科发展的生命力，研究族源也如此。族，从方从人从矢。通镞，利也。象形，旌旗下面有箭头。《说文》：箭头，矢锋也。束之族族也。“族”就是有某种共同性的群。古代同一氏族或宗族的人，不但有血缘关系，更需要在族旗下面共同协力战斗。旌旗所以属人耳目，旌旗所在而矢咸在焉。众之意也。③源,从水，原声。“原”有表义作用，指水源。本义：水源，源泉。字本作“原”，同本义或源也，或委也。《礼记•学记》祈祀山川百源。源头，事物的根由、来源。民族是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因而，研究一个民族的源头，研究范式需要多元化。尤其是畲族，历史悠久,早期与各氏族、部落相互交融，后与汉等民族杂居一起，对其族源研究单靠某一种范式,很难有新的突破，也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要综合考虑地理状况、战争状况、民族迁徙、民族融合等多方面因素，它需要将多种研究范式进行综合应用，这就需要研究范式转换。
“范式”，英文为“Paradigm”，源自希腊词“Paradeig-ma”，意指“模范”或“模型”，由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于1962年在其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库恩对科学发展持“历史阶段论”，认为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内在结构，而体现这种结构的模型即“范式”。研究范式是一门学科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工具。范式不仅是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学科成熟的标志：只有当一门学科的研究者形成了共同的范式，该学科才能从前科学时期进入科学时期。范式是指"特定的科学共同体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式'，它包括共有的世界观、基本理论、范例、方法、手段、标准等等与科学研究有关的所有东西。”①
上述不同观点的研究，从范式上看，主要是采用神话传说研究范式与历史典籍研究范式，而且许多是“可能”、“据说”、“听说”、“某某人说”等，从而“推断”、“肯定”是什么，缺乏实证。族源结论要科学，就要采用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当代主要有田野调查、考古、DNA检测等，也就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综合应用考古学、遗传学等方法。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比起历史典籍研究方法在进行文化特征的编年史上更具有科学性、精确性。当由民族学、民俗学材料所显示的时间上的深度与文献材料没有关系的时候，就提供了通过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来思考的方法。同时，在根据考古学的调查弄清物质文化的功能或其社会背景的时候，就能够将民族志的材料和民族学的解释作为线索。分子遗传学则主要研究基因的本质、基因的功能以及基因的变化等问题。DNA是生物的遗传物质，基因以遗传密码的形式编码在DNA分子上。目前的DNA分析技术已经使人们可以从基因水平上直接研究人类自身的体质特征和遗传演化规律。人类基因组中的基因包含着所有有关人类生长发育、衰老、疾病乃至性格的全套遗传信息,控制着人类个体乃至群体的遗传特征。对人类DNA的分析将揭示出人类个体和群体特征的众多信息和复杂的变异，这就为进行民族识别和分析民族起源、迁徙、流动、融合提供了依据。②而上述不同观点的研究者，基本上是从族谱里、图书馆里翻资料，很少真正深入畲民中去调查；往往是定性，很少甚至几乎没有运用现代定量分析的问卷调查；更没有运用考古资料和进行DNA分析。
如畲族图腾研究者许多根本没有见过“祖图”，对畲族的祖图指的是什么？可以说90％以上研究者都是错的，都没有分清“祖图”与“长联”的关系，更不明确其地位。都是根据“据说”来阐述，认为畲民都有图腾“盘瓠”，甚至认为盘瓠是“畲族文化核心”。
本人曾带领调查组去景宁畲族自治县、丽水市（今为莲都区）的畲村进行调查，生活在畲民家中，采取点面结合的方法。点是选择几个点进行实地考察、召开畲民座谈会，面是对畲民采取大量问卷。问卷的第20题，“你有否听说过‘盘瓠'传说？”答“经常听说”有26.92％：“不知道”的30.77％；“偶然听到”为42.31％。第22题，“你是否喜欢吃狗肉？”答“很喜欢”占38.89％；“不喜欢”的53.70％；“不能吃”为7.41％。座谈中,畲民们认为“不喜欢”、“不能吃”狗肉是因为狗吃屎，不干净，与图腾无关；对盘瓠、狗图腾，一致认为是人家侮辱畲民的东西，并气愤地说“他们才是狗！”。第54题，“你见过祖图吗?”答“见过”有50.94％；“没有”的28.30％；“见过照片”为15.09％。第55题，“你知道祖图的内容吗？医院答“知道”只有0.23％；“不知道”的70.74％；“一知半解”为29.03％。这些数字可定量表明，畲民绝大多数不了解盘瓠，也就谈不上图腾信仰盘瓠，是反对把盘瓠作为祖先的。
闽南也一样，原来许多畲民没有经历明清时期的民族岐视与压迫，不知道盘瓠传说与自身关系及危害，但一旦知道，也极力反对。如漳浦县赤岭畲族乡的"种玉堂”，是闽南当代畲族文化一大标志，许多畲村族谱记载从这里迁徙而去。2015年10月20日，其理事长应邀到闽东参加一个畲村文化活动，看到一宗谱把盘瓠作始祖后，非常恼火：“族谱怎么会如此？！”迫切要求省民族研究会组织力量加以纠正。
一、长期争论
畲族的族源问题，历史上有指称这个共同体开始，就涉及其"源”问题。
商周时期被称“蛮”、“南蛮”，秦汉时被称为“百越人”、“山越”，唐代被称为“蛮療”等，那么其“源”就是南方的土著。明清时期被一些文人称为“盘瓠子孙”，盘瓠源于北方，那么其“源”就在北方，即"外来说”。
较系统化的争论，出现在20世纪的初期，粗略统计，有浮云的《畲客风俗》等23篇论文。
20世纪60年代开始，关于畲族族源问题，一度成为畲族研究的重点。从1962年徐规的《畲族的名称、来源和迁徙》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达到了高潮。《福建论坛》、《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等刊物开辟专栏进行讨论。《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开始接连发表了王克旺等《关于畲族来源》、石光树《从盘瓠神话看苗、瑶、畲三族的渊源关系》、吴炳奎《梅县新石器遗物与畲族历史》、费孝通《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施联朱《关于畲族来源与迁徙》等文章。这个时期公开发表论文有30余篇，还有一些尚未公开发表的或不是以畲族名称出现的文章。
畲族族源的探讨，不仅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兴趣，也引起畲族干部、群众的关注，同时也受到畲族地区民族部门的重视。为了把这个问题的讨论引向更加深入，由广东民族研究所倡议，并得到广东、福建、浙江等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支持，全国第一届畲族史学术讨论会于1985年3月13至17日在广东潮州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国内专家、学者，国家民委与相关省市的民族工作者、畲族干部，还有日本、法国、香港的一些专家、留学生，共57人。会议收到论文35篇。大家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就畲族族源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讨论会上，畲族族源主要观点有“武陵蛮后裔说”、“南蛮后裔说”、“徐夷后裔说”、“源于河南夷一支说”、“越人后裔说”、“畲为山越说”等，没有达成共识，众说纷纭，各抒己见，莫衷一是，但起到了相互交流、启发和学习的作用。会议期间，与会人员还到潮州凤南畲乡进行了实地考察。会后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畲族研究论文集》。
广东潮州会议后，学界继续探讨。每次的畲族经济、畲族文化研究会，都涉及畲族族源问题，甚至成为矛盾的焦点。
2015年6月8日的中国民族宗教网《众说纷纭的畲族民族起源》中，认为畲族族源有畲瑶同源于汉晋时代长沙的“武陵蛮”（又称"五溪蛮”）说、东夷说、“越人”后裔说、“南蛮”说、福建土著"闽”族后裔说，总之，关于畲族的来源，目前尚无定论。①
二、众说纷纭
1.武陵蛮说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畲族源于“武陵蛮”或畲、瑶同源于“武陵蛮”，是盘瓠之后。长沙“武陵蛮”，史藉又称“五溪蛮”或"长沙黔中五溪蛮”，指的是秦汉时期居住于洞庭湖至五溪地区的少数民族。依据是文献记载，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就云：“瑶人楚粤为盛，而闽中山溪高深之处间有之。漳瑶人与虔、汀、潮、循接壤错处，亦以盘、兰、雷为姓……山中自称狗王后，各画其像，犬首人身，岁时祝祭。”②“瑶本盘瓠种，地界潮蜀溪峒间，即长沙黔中五溪蛮。兵团滋蔓亘数千里，南粤在有之。至宋时称蛮。瑶在其邑者，俱来自别境。……粤人以山林中结竹木樟复居息为鞏故称。瑶，所指曰輋，自信狗王后，家有画象，犬首人身，岁时祝祭。”①明代邝露《赤雅》亦云：
“瑶民輋客，古八蛮之种，五溪以南，穷极岭海，迤延巴蜀。兰、胡、盘、侯四姓，盘姓居多，皆高辛狗王后。”谢肇制《五杂俎》说：“畲人，相传盘瓠种也。有苟、雷、兰等五姓。”清时一些县也记载，畲民与瑶人都有为盘瓠之后。《连江志》“畲民，五溪盘瓠之后也。”旧《罗源县志》“畲民，祖出于盘瓠之后，即瑶人也。隋时大功，封为王，生三子一女。”《福安县志》“深山中有异种者日畲民，……相为五溪蛮盘瓠之后。”《遂昌县志》也有“遂昌有畲民者，本盘瓠之种，其缓蔓衍为五溪蛮，在长沙黔中。"
因有历史上出现“畲瑶”之称，所以有的学者更明确地认为，“畲”实际上是“瑶”的一支。张其昀的《中华民族发展史》就说：“畲民实瑶之一支，亦称畲瑶。”何之星《畲民问题》中说：“闽浙的畲民，原为瑶民的一支，相传盘瓠遗种，是瑶民中最进化的民族。”范绍质《瑶民纪略》也说：“汀东南百余里，有瑶民也，……呼其名曰畲客。”
建国之后，这一观点得到进一步的强化、系统化。1980年出版的《畲族简史》，对畲族族源的看法，基本上倾向于这一观点。在介绍不同观点后写道：主张畲族和瑶族同源于武陵蛮的说法比较普遍。他们认为畲族和瑶族在历史上关系极为密切。比如：一些汉文化史书上往往把畲族称为“瑶人”或“畲瑶”，有些地区畲族也称自己是“瑶人"或“畲家”，分布在粤东的操苗瑶语族接近苗语支语言的部分畲族，在海丰、惠阳两县被汉人称为“畲人”，但在增城、博罗两县却被称为“山瑶”；畲族保存的《开山公据》（又名《抚徭券牒》）和部分瑶族的《迁徙榜牒》（又名《过山榜》）都同样载有原始图腾性质的槃瓠（或作盘瓠、盘护）传说，两族的姓氏（盘、兰、雷、钟）及民间的歌谣、祖图祭祀仪式等也都与此传说有关。持这一说法的主要论据是槃瓠传说。有些人并据此上溯到《后汉书•南蛮传》，把《南蛮传》所记信奉该传说的武陵蛮作为畲和瑶族的祖先，认为汉晋时期居住在湖南长沙一带的武陵蛮，由于汉族封建统治阶级的迫害，其中一部分陆续向附近地区迁徙，分布在五岭山脉西部的称为瑶，住在东部的遂发展为今天的畲族。②1983年施联朱《关于畲族来源与迁徙》一文，系统的阐述了畲族源于“武陵蛮”的观点：从图腾信仰考察，畲瑶两族都崇信盘瓠为本民族的始祖；从史籍记载来看，往往畲瑶并称，甚至说畲族就是瑶族；从姓氏上看，畲与瑶有相同的姓氏；从语言方面看，畲族原有的民族语言与苗瑶语言比较接近；从《过山榜》和《开山公据））（又称《抚瑶券喋》）来看,表明畲瑶祖先开荒辟田的经历相同。因此畲瑶同源于“武陵蛮”。徐规《畲族的名称、来源和迁徙》一文中，认为畲族为瑶族的一支，畲族是出于唐宋时代住在五岭东端的瑶人，而远源于汉晋时代的“五溪蛮”。蓝万清《畲族盘姓去向探讨——兼论畲瑶关系》中，认为盘瑶与畲族同源，他们原是一个部落内的几个氏族，而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盘瑶融合别的民族因素，重新组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瑶族，而另一胞族的蓝、雷、钟氏在闽粤、赣交界区，与当地居民组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畲族。张永国的《试论苗族的来源和形成》，亦认为盘瓠是苗瑶语民族先民的一种图腾崇拜，据畲族高皇歌（七言诗）叙述畲族始祖“盘瓠”的图腾崇拜；从语言上看，苗、瑶、畲族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三个民族都善于歌唱，有许多相似的民歌和文化习俗；经济生活上也有共同点，如善射猎等：三族都有“盘瓠”的族源传说，因此这三个民族是同源于“盘瓠蛮”，在秦代，五溪地区正式建立黔中郡，“盘瓠蛮”被称为“黔中蛮”，汉代称为“武陵蛮”，东汉又被称为''五溪蛮”等等。吴永章《盘瓠考述》认为，盘瓠是南方民族中较为普遍的一种图腾崇拜，而盘瓠作为瑶畲的始祖是有详实的史籍记载的，他列举了十几种史书的史料，来说明盘瓠是瑶畲的始祖。石光树《从盘瓠神话看苗、瑶、畲三族的渊源关系》认为，苗、瑶、畲三族都应属于“长沙武陵蛮”。李维信《试论瑶族族源间题》认为，瑶畲两族都来源于蛮（或长沙武陵蛮）。韩肇明《试论瑶族族源的几个问题》认为，畲族是与山越、苗、瑶同源于"长沙、武陵蛮”（或“五溪蛮”）。①
黄家教、李新魁《潮安畲话概述》，罗美珍《畲族所说的客家话》，毛宗武、蒙朝吉《博罗畲语概述》等，从语言角度论述了畲族与瑶族的渊源关系十分密切。
由于此观点占主导地位，很多学者对畲族源于“武陵蛮”说质疑，反对意见也最多，认为武陵蛮并非是畲族族源或苗瑶畲并非同源。李干芬《瑶族族源探讨》认为，在两干多年前的秦汉时期，瑶、苗、畲三个民族仍然处在被称为“蛮”族的时代，还没有具备形成民族的条件；共同的一种图腾信仰不一定就是一个民族，汉族、傣族、藏族都信奉佛教，但不是一个民族，操相同的语言也并不一定是同一民族，如：回族操汉语却不是汉族，所以，瑶、苗、畲三个民族，虽在语言上有某些相同的地方却是不同的民族。蓝青魁《畲族族源试论》也认为，畲族原非“盘瓠种”，瑶畲并非同源。蒋炳钊《关于畲族来源问题》，特别是1988年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畲族史稿》一书的第45至59页，系统地“对畲族源于武陵蛮和畲族是瑶族一支”提出质疑。一是畲族是否在唐初才进入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用历史事实与文献记载否定"唐初才进入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二是畲、瑶两族的名称与发展的历史不同。三是关于槃瓠传说。倡导武陵蛮者的主要依据是它们在《后汉书•南蛮传》中有共同的盘瓠传说，但《后汉书》关干盘瓠传说的记载是集过去诸家之言而成的，并非传说始于此时，也不是诞生于武陵地区，更不是只有长沙武陵蛮才信仰和流传这一传说的。根据史籍记载，最早流传盘瓠传说的是在浙江的会稽一带。而《搜神记》关于盘瓠传说地区最为详细，载明其分布几乎遍及长江以南一大片地区，长沙武陵蛮只是其中分布之一。因此，把信仰盘瓠传说的民族都认为源于武陵蛮是值得怀疑的。四是关于姓氏相同问题。从文献记载、族谱、民歌等看，畲族与瑶族姓氏并非完全相同。而且迁徙路线看，畲族不是从两广向福建迁徙，而是福建向广东迁徙。五是从语言方面看，“以极少数讲布努语的畲族为例，就推断整个畲族与瑶族同源，都是来自武蛮，这样的推论不能不使人产生怀疑。众所就知，在瑶族中也操有三四种语言。这都是与我国民族的交错杂居相互影响有一事实上的关系。”
钟昌瑞“也谈畲族族源”、石弈龙“关于畲族族源的若干问题”、雷阵鸣与雷银才的“再论把'盘瓠'神话当作畲族史实之虚妄”等论文认为：（1）“武陵蛮”说的主要依据是畲瑶具有共同的盘瓠传说，但盘瓠传说并不是始于武陵地区，更不是只有长沙武陵蛮才信仰和流传这一传说；对盘瓠图腾中“鸟与犬二合一”的图腾质疑；盘瓠传说即“高皇歌”的不定型性危及《史诗宝座》，因此，把盘瓠传说作为史实、史据值得商榷。（2）“武陵蛮”说的论者认为畲族起源于荆湖之区，从中原或长江中游南迁而来，大概汉晋以后、隋唐之际已遍布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这也值得商榷。首先是迁移地点不明确；其次，论者论证迁徙时间和路线的立论是引用族谱材料作依据，这些族谱材料的可信度也值得怀疑；提倡畲族为瑶族一支者认为瑶人的一支约在唐初进入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与史书记载不符，故不足信。（3）论者为说明畲族来源于武陵蛮，又从同源的瑶族中寻找论据，引用湖南瑶族《盘古歌》中唱词及《梁书•张瓒传》关于“莫瑶”的记载材料作为畲族从湖南南迁各地的论据，用瑶族的历史来论证畲族的迁徙历史也是很勉强的，且两族分布、聚居地明显不同。（4）“武陵蛮”说论者从语言方面加以论证也值得商榷。广东惠阳等畲族使用“布努”语，属苗瑶语族苗语支，约一千多人，占人口千分之四左右，其他地区占畲族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使用汉语客家方言，如果以极少数畲族说“布努”语就推断整个畲族与瑶族同源、都来自武陵蛮也是缺乏说服力的。①
2.东夷说
持这一学说者认为，畲族源于“东夷”迁居鄂、湘西部地区后，融合其他民族成分而成的“武陵蛮”。张崇根《畲族族源东夷说新证》，通过对上古“东夷”民族的迁徙、考古文物和民族学资料的研究，对畲族源于“东夷”进行了详细论证。一是从槃瓠传说的历史背景看畲族与“东夷”的关系，认为槃瓠图腾是鸟与犬二合一的图腾，而不是单一的犬图腾。二是东夷各族向西南迁徙，其中一部分迁徙到湘地，成为武陵蛮来源之一。三是畲族来源于“诞（莫摇）”，是由东夷族群迁到这里来之后，融合了东夷的徐、彭和三苗、氏羌的成分而形成的。大约在唐宋之际，莫摇在迁徙过程中，又分别形成了新的族体——畲族、瑶族。①陈训先《论粤东畲族的族源及其图腾崇拜》，也认为畲族曾经经过海路和陆路的迁徙，畲族仍源于东夷。②
3.徐夷说
畲族源于“东夷”中的“徐夷”。潘光旦教授曾在20世纪50年代初对于畲族来源作了一番考证与研究，他认为，畲族源于“武陵蛮”，与东夷靠西南的“徐夷”——徐偃王有密切的渊源关系。1982年费孝通《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一文，提到潘光旦先生通过族名和地名的联系对民间信仰和传说的研究。潘先生从徐、舒、畲一系的地名和族名中推想出一条民族迁移的路线，认为春秋战国时代生活在淮河和黄河之间的东夷中靠西南一支的族名可能就是徐，现在还留下徐州这个地名。这时期的文献中也看得到该地区的人称作舒。从瑶、畲的盘瓠传说联系到徐偃王的记载，他认为瑶族中的过山榜有它的历史背景。这一批人，后来向长江流域移动进入南岭山脉的那一部分可能就是瑶；而从南岭山脉向东，在江西、福建、浙江的山区和汉族结合的那一部分可能就是畲。另外有一部分曾定居在洞庭湖一带，后来进入湘西和贵州的可能就是苗。费孝通教授也认为春秋战国时代生活在淮河和黄河之间的“东夷”里靠西南的一支“徐夷”，与苗、瑶、畲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这一批人，后来向长江流域移动，进入南岭山脉的那一部分可能就是瑶,而从南岭山脉向东，在江西福建、浙江的山区里和汉族结合的那一部分可能就是畲，另外有一部分曾定居在洞庭湖一带，后来进入湘西和贵州的可能就是苗。③蓝周根在《关于畲族来源》（打印稿）中提出：畲族，既不是百越的后裔，又不是“武陵蛮”，而是“东夷”的“徐夷”，从族谱中找到畲族与东夷的关系记载，如据《宣邑钟氏宗谱》卷一第六页，松阳县雅溪乡……石马源《雷氏宗谱》卷一第二十八页载：……我陛下有东夷王献美女奇珍、奇珪、奇珠三人，美貌丰姿，将此长女奇珍赐配长男盘自能，次女奇珪赐配次子蓝光辉，三女奇珠赐配雷巨佑，龙郎官主配钟志深为婚。而这种亲属关系，由徐偃王率领东夷和九夷联合抗周时结下的亲属关系。邹身城《古代夷越、畲族关系探微》，也认为畲族源于徐夷，并与于越关系密切。④
4.河南说
畲族属于古代河南夷的一支，立论的主要依据是盘瓠传说。肖孝正在《畲族渊源初探》中认为，畲族源于古代河南夷人的一支，是属高辛氏近亲的一支夷人氏族部落。他主要论据：从高辛帝所处的时代和各氏族部落形成各民族的情况看，畲族是由高辛这一支夷人氏部落演变而成的；从高辛氏部落联盟的兴荣，对照畲族族谱等资料，分别从''高辛帝其人与畲族的民间崇拜”、“高辛帝的辖区与忠勇王的功绩”、“高辛帝氏族部落与畲族的四姓始祖”三方面进行探讨，可以看出畲族是源于远古河南高辛夷：从高辛帝的民风传说与畲族传统习俗的对比中也能看出其渊源关系。①钟玮琦《关于畲族族源问题的考证》，通过查阅大量的族谱资料，然后综合推断，认为高辛氏是黄帝正妻雷祖的长子，居“毫”即河南省堰师县，高辛氏的第五个妻刘君秀于公无前2325年生龙麒，龙麒即忠勇王，也即畲族祖先。龙麒生三男一女，即盘、蓝、雷、钟（婿）姓。河南"汝南”、“冯翊”、“颍川”，就是畲族的故乡和发源地。因此畲族是古代河南夷中属高辛氏近亲的一个氏族部落。雷阵鸣的《论畲族非出于“武陵蛮”》一文中也持此观点，他主要从图腾崇拜的角度来看畲族历史发展的轨迹：“鸟夷卉服”，中国的凤鸟崇拜最早出于东夷，畲族与“太皞风姓”、九夷之“风夷”应有渊源关系。畲族不仅与高辛氏及凤夷等的凤鸟图腾一脉相传，从现在许多资料看，其活动范围也相吻合。畲族宗教活动“学师”中反映的与河南大有关系；畲族也信奉龙、麒麟图腾。刻有“龙麒”头像的“师爷杖”就是“畲族宗教标志和宗教权威的象征”，“龙麒”是两种图腾标志的组合，是畲族实行族外婚的表证，是龙族与麒麟族联婚的产物。据考古发现，麒麟也是河南夷的图腾，由此可以看出二者的密切关系；在民间寻找畲族的“祖歌”（或称史歌），则非“凤凰山”莫属，而非“高皇歌”，“凤凰山”是否指今广东潮州的凤凰山也值得商榷。许多学者曾论证，历史上地名随移民一起搬迁的史实，那么，畲族先民也可能把河南的“凤凰山”带到广东潮州，“凤凰山”祖歌中也提到了"神犬”，但其与“宝马"并称，不可能成为畲族的“始祖”。②
5.越人说
畲族为古代越人的后裔，但有三种不同说法：
一种认为畲族乃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或范蠡的子孙。王新民《越王勾践子孙移民考》中认为，“东海王摇，疑为瑶族，今之畲民也。瑶人而为族长者”。傅衣凌《福建畲姓考》云，"在福建特殊部族中，畲与蜒实推巨臂，此两族其先盖同出于越，后乃辗转流布于今闽、粤、赣三省地区，并深入于粤东。以其有居山、居水之异，爱分为二，实则一也。惟山居之民，在宋之前，多称为越、南蛮、峒蛮或洞僚。宋元之际，畲名始渐通行。”③
另一种认为畲族源自百越，是战国、秦、汉时代的越人后裔。石奕龙《关于畲族族源若干问题》一文，支持“畲族源于百越"说，并提出了“畲、瑶均源于百越的摇越”,以及“信奉盘瓠传说的武陵蛮，来源于古代百越"的观点。因摇越又称越摇，即贩人，主要聚居地在贩水流域，即今浙江南部，摇越人以盘瓠传说为图腾。西汉，摇越迁庐江（五溪地区）等地逐渐成为今之瑶族，而南迁跟南海（今粤东、闽南、赣南地区）越人融合，逐渐成为畲族。李筱文、朱洪《从我省畲族〈祖图〉与瑶族〈过山榜〉的对比研究探讨其渊源关系》认为，畲、瑶两个民族历史上是同源异流的关系，都是百越民族的后裔。图腾崇拜中盘瓠出世、报国立功、围猎身亡等记述相同；畲、瑶两族都认为自己的祖先原居南京、会稽山一带；生产方式、生产力水平上都是居住山地，从事刀耕火种的耕放农业，并辅以弓弩狩猎为生；两个民族姓氏相同，今畲族无盘姓，恰在瑶族中多盘姓；都有招郎入赘的婚俗。这两个民族在早期应是一个民族，随着历史的演进，迁移路线的不同，而逐渐出现异流，成为不同语言、不同地域的民族。
第三种认为，畲族源于汉晋时代的“山越”。蒋炳钊《福建畲族的族称、源流和迁徙》等文章认为，唐以前畲族祖先已经聚居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畲族是汀州的土著民族。主要根据是清扬澜的“唐初置汀州，徙内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杂处其间，今汀人呼日畲客。”①而解放后在闽粤赣交界地区发现了大量印纹陶文化的遗址，这是古代百越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证明该地区在秦汉以前就有越人生息繁衍着，因此，畲族的早期历史和族源可溯至隋唐的“蛮僚”，汉晋时代的“山越”，秦汉时代的越族，总之，畲族就是古代越族的后裔。②蓝万清《畲族族源之线索》提出“畲为山越的支”。因“山越”是古越族的后裔，"依阻山险，不纳王租”，自汉至隋唐，其一部分在闽粤赣交界处成为“蛮”、“僚”，即畲族之直接先民。雷志榜《对畲族族源问题的探讨》中指出，福建宁德地区畲族自称"山哈”，“山哈”与“山越”音、意相通。“畲瑶同源、源于瑶越”说。李瑾《论现代瑶族与古越人之关系》从古越人分布的地区出发，根据舞、山越、溪人以及现代畲族活动之地理范围，畲、瑶二族的图腾意识形成及姓氏相同以及古溪人也同具此一图腾崇拜等史实，将其族属源流作了一个粗略的考察后，认为现代畲族和瑶族是同源于我国的古越人。蓝青魁《畲族族源试论》认为畲族主要分布于浙、闽、粤、赣、皖五省，虽无本族文字，却有全族通行的山哈话；有大致相同的风俗、习惯，而且一致自称为山哈，今日之山哈即古之山夏、山越。③
1988年蒋炳钊《畲族史稿》出版，书中用了一章的篇幅（第四章）作了更为系统的论证。第一节是“隋唐以前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是古越人的居住地”；第二节“畲族祖先与南武侯织这支越人的关系最为密切”；“百越”是个多民族的泛称，持畲族是越族（山越）后裔的观点，均未指出属于百越民族中的哪一支发展而来，泛泛而谈，不能完整解决畲族族源问题。畲族祖先与南武侯织这支越人的关系最为密切。第三节是“畲族相传祖先来自广东潮州凤凰山”，从畲族的族谱、歌谣、传说及传统文化等论述畲族源自广东潮州凤凰山。
施联朱对于“越人后裔说”也提出质疑，他在《关于畲族来源与迁徙》中认为，畲族早在隋、唐之际，就已劳动、生息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宋代才陆续向闽中、闽北一带迁徙，约在明清时大量出现于闽东、浙南地区。他们秦汉以前与闽、浙等为主要分布地区的古越人毫无渊源关系。畲族属于“蛮”族系统，而“蛮”族大部分是以盘瓠为图腾信仰，而古越人则是拜龙蛇为祖的图腾信仰。畲族在武陵地区有自己的风俗习惯，他们不是越人，只不过吸收了一些越人的习俗而已。越人主要从事种植水稻和渔业生产，不知狩猎。而早期畲族则从事“刀耕火种”和狩猎。汉武帝时，闽越居地浙南、闽东北一带，尚无畲族分布。而畲族名称最早见于宋代史书上，指的是福建南部和广东北部的畲族。①陈元煦《试论闽、越与畲的关系》也认为，越族在战国以后迁来福建，原是浙江土著，他与畲族有极大差异。其一是经济生活特点不同，其二是图腾崇拜及其所表现的心理状态不同，其三是语言无丝毫共通因素。②
6.南蛮说
畲族源自“南蛮”的一支。王克旺、雷耀锉、吕锡生《关于畲族来源》一文，根据畲族的民间传说和《高皇歌》等，认为畲族的来源最早可追溯到东汉时期“南蛮”族的一支古老民族。吕锡生《畲族迁移考略》认为，畲族源于南蛮，早在隋唐以前就聚居在粤东，潮州风凰山带是他们的发祥地。
7.闽族说
畲族源于福建土著，是福建土著居民。陈元煦《试论闽、越畲族的关系》认为，闽、越是我国南方的两个古老民族。福建是闽族的世界，浙江是越族的摇篮。畲族是源于“古闽人”而非衍出于越族。一是根据“畲”、“闽”、“蛮”字音来分析畲族的族源。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把“闽”解释为“蛇种”。《集韵》说：“畲，诗车切”，音奢：又食遮切,音蛇，福建人对畲、邪的读与“蛇”字同音。因此，畲民为“福建的土人”、“古闽人”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蛮”字是我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的总称，蛮族在南方，史书称之为“南蛮”，其根据地在今湘、桂、黔、粤、赣、闽等地。《史记索隐》云：“蛮者，闽也”。《说文解字》在注释“夏”字时亦有“南方蛮闽”的提法，这都说明了“古闽人”是南蛮大族系中的一员。古籍也把“古闽人”分布的地方，以“闽”或以“蛮”命名；古代闽族分布地域包括今福建全省和广东的部分地区。而这些地区正是今天畲族的分布地。二是越族是福建的客族，畲族非衍出于越。三越语与畲语完全不同。①
王天杞的《试论畲族来源》一文对福建土著说进行了质疑：从畲族祖先的居住地及迁徙来看，畲与秦汉以前闽、浙等地为主要分布区的古越人毫无渊源关系；从考古资料看，畲族也不是福建的土著居民：二者在经济生活、生产方式、语言和图腾崇拜及宗教信仰、心理素质等方面都迥然不同；畲族传说中广东潮州凤凰山是畲族发祥地为误传。②
8.多元说
畲族是多民族融合的结果。陈训先在《论粤东畲族的族源及其图腾崇拜》中认为，畲人曾经经过海路与陆路迁徙，他们并非只有一个来源，在陆路迁徙过程中，畲人曾与其他民族融合，故畲人的居民成分并不单一。容观琼在《广东畲族族源问题管见》中认为，瑶族、畲族同源，但不等于说畲族是瑶族的一支。谢重光的《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中提出，据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在畲族起源问题上的“外来说”和“土著说”并不是绝对对立，不可调和的，各有不足之处，又各有合理内核，摒弃其不合理部分，取其合理内核，正可互相补充。“综合以上各点，略作小结如下：最迟不晚于南宋中叶，在赣闽粤边的汀、漳、潮、梅、循、赣等州郡的山区，活跃着一个新兴的民族，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畲族。畲族是闽越土著民与南迁的武陵蛮及其他南方种族——包括部分逃入溪洞的汉人--经过长期的融合而形成的，在南宋，它已经具备了作为一个独立民族所应具备的各种要素，但在族称方面，尚有自称与他称之别，在他称中，并存着几个音义基本相同而写法不同的异体字，甚至还有称为‘徭’、‘蛋’、‘峒僚'的情况，所以如此之故，可能出于汉字的通假，也可能是不同地区对这一新起民族的观察角度不同所致。”③
汤韵旋、周典恩认为，《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中关于畲族概念的界定：“畲族是历史上在赣闽粤交界区域形成的一个民族共同体，它的来源很复杂，包括自五溪地区迁移至此的五陵蛮、长沙蛮后裔，当地土生土长的百越种族和山都、木客等原始居民，也包括自中原、江淮迁来的汉族移民即客家先民和福佬先民。这些不同来源的居民以赣闽粤边的广大山区为舞台，经过长期的互相接触、互相斗争、互相交流、互相融合，最后形成一种以经常迁徙的粗放山林经济和狩猎经济相结合为主要经济特征，以盘瓠崇拜和相关文化事象为主要文化特征，椎髻左衽、结木架棚而居为主要生活特征的特殊文化,这种文化的载体就是畲族”，显得片面，提出值得商榷。①2015年11月6日，在福州西湖宾馆召开的“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雷氏委员会筹备会”上，福州一位长期在组织部门工作的基层领导，激动地向会议展示了他看了《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等著作后写出的书稿——《畲族史源探寻》，文字不亚于《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等，全书是反驳性的体例，反驳《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等提出的观点。
9.山夏说
畲族自称“山哈”，是渊源于古代的"山夏"。夏代开始，中原人即统称为夏，夏少康帝庶子无余受封越地，史书把无余之夏裔人称作越，不称夏。越被楚灭后，其国人犹以夏之裔而自豪，不甘以“夏变于夷”，自称“夏人”。因居山区，日“山夏”，只供本族内部口头使用，后改称“山铪”，也就是如今的“山哈”。
10.汉族说
畲族不是少数民族，而是“第一批殖民闽地的汉族”。董作宾《说畲——闽南杂记之二》就持这一观点。他从“畲”字的音、体、义，并结合畲民的经济生活考证，得出“畲的一名，绝无种族意思”，“可以推想这种人就是第一批殖民闽地的汉族，在唐宋之交”,后来汉人陆续迁入，“他们就被驱赶而居于深山之中，又因他们善于垦山，称他们为畲。”如今有的学者也认为，畲族本来是汉族，是“建构”的结果。
综上所述，关于畲族族源问题的探讨，从解放前到现在，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没有形成共识。
三、理论缺陷
学界、畲族人对上述畲族族源不同的观点，都有质疑的文章、声音，不再重复学界、畲族人对每一观点的反驳。此处在排除价值观因素外，纯粹从学理的视角，指出其缺陷。
1.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上述10种不同的观点，可以说都正确也都不正确。所谓“正确”，是从某一点上看,有道理，所以“正确”；之所以“不正确”，是从总体上、从客观事实、科学上看，多数都不正确。
出现不同的观点，重要的因素是不同学者，分别从自身特定的理论背景、研究角度和所掌握的材料，甚至从所在的地域出发，试图对它给予原创性的阐释。由于研究者的族别不同、研究角度、研究材料、研究时代、研究手段等不同，乃至受到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的影响，因而，结论也就必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资料上，都从自身掌握的资料出发。“武陵蛮说”、“徐夷说”、“东夷说”、“河南夷说”等，都是“外来说”。“武陵蛮说”是“外来说”的代表。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们自己己把源于“武陵蛮”的看法，向前推到“东夷”，而东夷是活跃于新石器时代的东方大族，东夷可分为蚩尤、帝俊、莱夷、徐夷和维夷5大部落联盟。“河南说”认为，畲族是高辛的后代，高辛即帝喾，《史记•五帝本记》索隐：“高辛，地名，因地为号。喾，名也。”帝喾是东夷一支的首领。所以，“外来说”实际上统一于“东夷说”，基础是“武陵蛮说”，最主要的是从神话盘瓠传说及由此而成的族谱、“高皇歌”出发。“多元论”是从史藉资料出发。“南蛮说”、“闽族说”、“越人后裔说”等是“土著说”，所引用的材料多数是明清时期的，最大的问题在于由秦至晋之间的一段历史难以连续。秦汉以后，关于古越人活动的记载在文献中消失，后来在同一区域里的“蛮僚”是否就是先时的越人？除了居住区域相同外，他们的生活方式已发生了变化。“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可见越人的习水性，善驶舟、会造船，主要从事种植水稻和渔业生产。而早期畲民从事“刀耕火种”和狩猎，这与越人的生产方式根本没有渊源关系。如果说，作为古越人一支的畲族后来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改变了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又是何时开始的？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改变?这些没有交待。越人是以“蛇”为图腾崇拜，而畲族人一般自称为“山客”或“生客”，乃因为他们住山区的人，后来地主豪绅用音近“畲”的“蛇”字来称他们为“蛇客”，遭到畲族人民的反感，就表明了畲民不图腾崇拜信仰“蛇”，可见也没有追根溯源的历史记忆和族群认同感。
在时间上，都从某一时间点出发，“武陵蛮说”、“徐夷说”、“东夷说”、“河南夷说”等从明清时期出发。“多元说”，从南宋出现“畲”这一点出发，这时畲与其他共同体融合已经相当长时期，自然是“多元”的了。当然，到一定时期，每个民族肯定都是多元的了，这就如一条江河，到下游某一地开始称其名，这时其形成肯定是多元的。如长江，全长6397公里，是中国、亚洲第一和世界第三大河流，也是世界上最长的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河流。整个长江水系的流域面积达180万平方公里，占中国陆地面积的18.8％。其支流众多。长江干流各段名称不同，源头至当曲口称沱沱河，为长江正源，长358公里；当曲口至青海省玉树县境的巴塘河口，称通天河，长813公里。巴塘河口至四川省宜宾岷江口，称金沙江，长2308公里。宜宾岷江口至长江入海口，约2800余公里，通称长江，其中宜宾至湖北省宜昌间称"川江”（奉节至宜昌间的三峡河段又有“峡江”之称），湖北省宜昌宜都至湖南省城陵矶间称荆江（荆江有“九曲回肠”之称），江苏省扬州、镇江以下又称扬子江，在上海市注入东海。如果从称长江这个点--宜宾岷江口开始，那么长江肯定是多元的，其支流有雅砻江、岷江、沱江、赤水河、嘉陵江、乌江、湘江、沅江、汉江、赣江、青弋江、黄浦江等，湖泊有滇池、草海、洪湖、洞庭湖、鄱阳湖、巢湖、太湖等，在江苏省镇江市同京杭运河相交。①但我们说，长江之源，源于中国青海省唐古拉山各拉丹冬雪山的姜根迪如冰川中，源头至当曲口称沱沱河，为长江正源，汉江是长江的最大支流。这在哲学上，就是一个事物有多种矛盾，事物的性质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不能就“多元”而已。讲畲族的族源，就如长江要找出最主要最早的来源。
在空间上，往往从自身的特定空间出发。“武陵蛮说”、“徐夷说”、“东夷说”、“河南夷说”等主要从中国北部空间出发，而“越人后裔说”、“闽族说”、“南蛮说”等主要从中国的南部空间出发，“闽族说”还仅从福建省出发。
在概念上，都从某一特定的概念、概念的语音出发。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有丰富、深刻的内涵，而学者们探讨一个具体民族的族源时的“多元”，与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多元”，在内涵与外延上，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历史上官府、文人在不同时期对“畲”这个共同体有不同的指称，因而，学者不能从自身的意象进行诠释，不能从某一特定的指称出发进行推理，如“畲”是刀耕火种，那么“渔”就不是畲民；住在山上，那么坐船的，就不是“畲”了，就认为历史记载不实，不能采纳了，其实畲家早期多数还是生活在平原、海边。更不能简单地从语音出发。“闽族说”从“畲”、“闽”、“蛮”字音来分析畲族的族源。“山夏说”从畲民自称“山哈”、“山铪”，与“山夏”音相同，得出源于“山夏”。"汉族说”从“畲”字的音、体、义，并结合畲民的经济生活考证，得出“畲的一名，绝无种族意思”，“可以推想这种人就是第一批殖民闽地的汉族。”
民族的形成是长期、动态发展过程。凤凰山先民在此山还没有被称为“凤凰山”时，就已经有数千年的生活历史，并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出现的，是长期逐步形成的。因此，在族源研究中，以某一个事件或物品的出现推断畲族的历史是不科学的，也是不恰当的，这在逻辑上犯了“为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在哲理上是以“实例”取代“实事”。“实例”，是指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个别或部分情况，是全部事实总和中的一个局部。“实例”与“实事”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尤其是在社会生活领域，因此列宁曾说”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所以“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例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的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上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面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①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往往不能从整体上、从事物的联系上、从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上把握事物的总和，而是从个别的事例、“实际”出发，从而陷入“实例”=“实事”的认识误区。以“实例”取代“实事”，并非主体之本意。之所以陷入这一误区，是由于主体实践的局限性决定的。一定历史阶段中的主体，其实践的范围是极其有限的，因而，作为客体的认识对象的数量也是有限的。人的认识，都是从个别到一般，主体所接触的客体，是一个个的具体事物，于是，易把这种个体作为“实事”。不同客体，可以得出不同结论，甚至相反的认识。换言之，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2.仅用社会意识，没用社会存在
哲学上看，每一个民族的图腾信仰、歌谣、生活习俗、姓氏、语言、族谱，史籍对一个民族这些事象的描述等文史资料等，都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用社会意识来阐述民族的起源，是社会意识说明社会存在，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看，是社会意识决定论，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因马克思主义主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民族学上看，民族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作为一种人们共同体，它具有语言、地域、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基本特征。但是，如今中国的民族，几乎没有一个是由古代某个族体单一发展而成的，而是许多古代族体长期分离聚合的结果。在这个分离聚合的过程中，文化融合最快，共性明显，如果仅以社会文化来推导一个民族的源，易导致结论的错误。如从语言方面来论证畲族的族源，用畲族语言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土著说”与“外来说”。正如王明珂所说：语言与族群的密切关系是不能否定的，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语言分类与族群并没有一对一的对应关系。说同样语言的可能是不同族群；同一族群可能说不同语言。因此，即使我们假定畲、苗、瑶族语支语言都是同源，也不能证明在远古的某一时候他们是同一“民族”。而且，由于各族人群之间的互动关系，世界上许多人群都不只说一种语言，也不只有一种族群认同。
逻辑上看，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民俗学等方面的资料，以民族文化现状为出发点，通过现状追溯原因，这种推理过程，在逻辑学中被称为回溯推理。一般来说，回溯推理的结论不是必然性的结论，而是或然性的结论。
从现实看，学者们把民族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即“文化说”，用信仰、语言、习俗、服饰、生活工作方式等文化现象，来推理民族的起源，这是不科学性，道理很简单。如今才半个多世纪，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服饰的形式基本上是西方的样式，许多年轻人还过西方的“圣诞节”等节日，中文语言中不少是西方的语汇、语音，生活中用手机进行沟通交流，工作用电脑，那么，能否说我们是西方人、我们的族源是德国人、英国人？这连小孩都知道：不是。
3.只引用资料，而缺乏批判
上述各种学说，基本上是从传统的文化的视角来探讨的，主要是从历史文献记载和民间族牒、口头传说、歌谣、仪式等等进行论证的，共同的是从文化特别是口传文化来探讨的。我们知道，文字的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字的历史与历史的实际总是有差距的，甚至有的文字资料是违背事实的。在我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下，畲家等少数民族深受封建统治者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根本没有话语权，更没有参与修史的权利，特别是畲族，封建社会中被剥夺了上学权利，很少人识字，处于边缘状态的人，历史按封建统治者的观点记载，所以记载他们的历史，也就不一定是信史，许多还带有侮辱的描述。畲族的族谱等，也是请汉人代笔，即使是在今天，许多地方还是如此。浙江丽水碧湖等畲族聚居地，直到20世纪40年代，还不准畲民上学、考试、在戏台前看戏。畲民不识字，往往吃苦头，受骗上当。笔者家史也有一例，建国前，爷爷、奶奶和父母四人都身强力壮，没有小孩，有一年养了一头大肥猪，临村的财主赌博输了缺钱，就说把租我家种的二分地卖给父亲，并写字据，父亲高兴地收起字据。地只种了一年，财主就说，地要拿回去。父亲说，卖给我了为什么要拿回去？财主说，不是卖而是租，有字为证。父亲拿出字据请人一看，果然是租而不是卖。地，就让财主拿回去。童年的记忆非常深刻，当我没上学前，看到春节时村中家家买来红纸，裁剪后贴在门上、柱子上，没有写字。原来，村里没人写对联，请外面人写，一是要花钱，二是写的内容往往不是吉祥如意，有的甚至是讽刺性的，所以只能贴红纸。整个民族也如此，如唐代畲民被称为“蛮僚”，“僚”还要写成“療”；清代，浙江丽水有的把“畲”字造写为“畲”，上为“入”、下是“番”二部分构成，意为“闯入来种田的野蛮人”。
如今是21世纪，地方政府重视畲族文化，搞畲族文化节、畲族文化旅游等，这是件好事，但编写、做宣传广告等资料时，往往是请广告公司来制作，而这些公司的人基本上是汉族的，不了解畲族文化，基本上是从网络上下载文字、图片，许多不合乎畲族文化实际。这种现象，在畲族乡镇、自治县也存在，因而有的畲乡畲族领导干部说：“畲族文化畲族人说了不算，没有发言权！”
对历史上封建统治者侮辱少数民族的东西，1951年5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为加强民族团结，禁止民族间的歧视与侮辱，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十条之规定，对于历史上留遗下来的加于少数民族的称谓及有关少数民族的地名、碑碣、匾联等，如带有歧视和侮辱少数民族意思者，应分别予以禁止、更改、封存或收管。但畲族是1956年才正式被认定的，因此许多畲乡没有执行、或者是执行得不彻底，直到如今，有的地方还存在。尤其是观念性的，不可能彻底消失。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封建文化、汉族文化是主流文化，畲族文化被边缘化，被强行同化，因此，仅仅把文化作为探讨畲族的族源的依据不够的。这种历史典籍研究范式，如不考证历史典籍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就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即研究推理过程非常严密，得出的结论，与实际情况差之千里。原因在于，推理的前提是不真实的，犯了“前提虚假”的逻辑错误。
历史上在东南地区存在苗、瑶、畲不分的现象，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还把“畲”称为“苗”或“瑶”，建国后的第一次人口普查，闽东、浙南的许多畲民是作为“苗”或“瑶”来统计的。历史文献中更是如此。许多关于“苗”或“瑶”的记载实际上是“畲”：而有的“畲”的描述实际上是“苗”或“瑶”。
同一文字，在不同语境中有不同的内涵，有的没有注意语境。如“盘瓠”学说，虽然在部分地方还存在，但畲族文化保留较好的畲族居住地是闽东与浙江，闽东与浙江的绝大多数畲民是不认同盘瓠的，并且极力反对的。瑶族也如此，只有部分图腾信仰盘瓠。雷陈鸣等许多专家说，盘瓠信仰是当时位居于湖南、湖北众多民族中的一种泛文化现象，而不是“武陵蛮”特有的文化现象。因此，仅仅以畲、瑶两族都信仰盘瓠传说来推断畲族渊源于“武陵蛮”，就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况且据凌纯声研究，以盘瓠为祖先的传说除畲族、瑶族流行外，还有海南岛的黎族、高山族的泰雅。其分布范围之广，就国内来说，东起沿海的浙、闽，中经粤、湘、桂、滇，北至东京湾北部，西经缅甸之景东，而止怒江东岸，还包括海南和台湾两个岛屿。在世界各民族中崇拜狗为祖先的就更多了，如瓜哇的卡郎，日本的北海道与库页岛的虾夷，琉球岛人等十多个地区。这难道说都是从长沙“武陵蛮”流传迁去的吗？因此，考察畲、瑶两族盘瓠信仰时，要考证盘瓠图腾的来龙去脉，考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畲族具有这一图腾崇拜？雷陈鸣等不少专家都有考证过：槃瓠说，是封建统治者镇压劳动人民时用的精神工具。在封建社会，除镇压畲民的刽子手、反动文人外，历来的学者、官员都认为，把盘瓠、狗作为畲族的来源是“荒诞不经，未足置信”。
因此，文字资料性需要考证。正如谢重光教授在《关于史料与研究方法的几个问题》中所说，“在史料的应用方面，应该十分注意的是对于史料真伪的鉴别和考证。特别是对于民间的谱牒和晚近方志上的资料，鉴别辩伪工作可以说是首要的。就拿人们经常引用的所谓唐初发生在闽粤边境的‘陈元光平蛮僚'的有关史料来说，史料的来源是明朝后期以降的方志，如《漳州府志》、《云霄厅志》之类，而这些方志记载的根据是陈氏族谱、家谱，细一追究，有关谱牒的陈元光平蛮资料大部分是伪造的。由于疏于考证辨伪，一大批学者都依据这一伪史料作文章、搞学问，岂不悲哉！”“陈氏族谱、家谱中关于陈元光家世、生平的说法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龙湖集》也是后人伪托之作，是完全经不起推敲的。笔者著有《陈元光与漳州早期开发史研究》一书，从多种角度揭露了晚近有关谱、志的伪托、假造成之迹。”“畲民本来没有编写谱牒之俗，畲族谱牒的编造是畲族汉化至相当程度时的产物，而且往往是聘请汉人为之执笔，因而攀附名人、伪造郡望之事比比皆是。像蓝氏出于汝南，雷氏出于冯翊，钟氏出于颖川之类，完全不可据信。”①
4.只用求同法，没用科学归纳法
科学归纳法（Science Induction）,是从事物的因果关系中揭示事物的必然联系，作出关于这一门类的全部对象一般结论的推理方法，也叫判断因果联系的归纳法。它由哲学家培根创立，经穆勒发展的归纳理论，包括契合法、差异法、契合差异法、剩余法和共变法。契合法是异中求同，差异法是同中求异，契合差异法是两次求同一次求异，再运用共变法与剩余法，从而得出事象的原因。而上述许多观点，往往只用求同法，没用科学归纳法。如畲、苗、瑶三者之源问题，只描述三者文化事象的一些相同处，就得出“同源”的结论。其实畲、苗、瑶三者各方面都可找出不同之处，不同之处比相同之处更多。有的方面就根本没有相同之处，如"音调往往具有民族或民系的标志”，蓝雪霏教授多次深入畲、苗、瑶地区田野调查，结论是“要找到其相似的旋律音调有相当困难”。②这些不同，再用契合差异法、剩余法和共变法，就可得出三者不同源。
5.注重资料性，缺乏实证性
在科学研究中，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是学科发展的生命力，研究族源也如此。族，从方从人从矢。通镞，利也。象形，旌旗下面有箭头。《说文》：箭头，矢锋也。束之族族也。“族”就是有某种共同性的群。古代同一氏族或宗族的人，不但有血缘关系，更需要在族旗下面共同协力战斗。旌旗所以属人耳目，旌旗所在而矢咸在焉。众之意也。③源,从水，原声。“原”有表义作用，指水源。本义：水源，源泉。字本作“原”，同本义或源也，或委也。《礼记•学记》祈祀山川百源。源头，事物的根由、来源。民族是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因而，研究一个民族的源头，研究范式需要多元化。尤其是畲族，历史悠久,早期与各氏族、部落相互交融，后与汉等民族杂居一起，对其族源研究单靠某一种范式,很难有新的突破，也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要综合考虑地理状况、战争状况、民族迁徙、民族融合等多方面因素，它需要将多种研究范式进行综合应用，这就需要研究范式转换。
“范式”，英文为“Paradigm”，源自希腊词“Paradeig-ma”，意指“模范”或“模型”，由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于1962年在其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库恩对科学发展持“历史阶段论”，认为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内在结构，而体现这种结构的模型即“范式”。研究范式是一门学科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工具。范式不仅是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学科成熟的标志：只有当一门学科的研究者形成了共同的范式，该学科才能从前科学时期进入科学时期。范式是指"特定的科学共同体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式'，它包括共有的世界观、基本理论、范例、方法、手段、标准等等与科学研究有关的所有东西。”①
上述不同观点的研究，从范式上看，主要是采用神话传说研究范式与历史典籍研究范式，而且许多是“可能”、“据说”、“听说”、“某某人说”等，从而“推断”、“肯定”是什么，缺乏实证。族源结论要科学，就要采用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当代主要有田野调查、考古、DNA检测等，也就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综合应用考古学、遗传学等方法。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比起历史典籍研究方法在进行文化特征的编年史上更具有科学性、精确性。当由民族学、民俗学材料所显示的时间上的深度与文献材料没有关系的时候，就提供了通过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来思考的方法。同时，在根据考古学的调查弄清物质文化的功能或其社会背景的时候，就能够将民族志的材料和民族学的解释作为线索。分子遗传学则主要研究基因的本质、基因的功能以及基因的变化等问题。DNA是生物的遗传物质，基因以遗传密码的形式编码在DNA分子上。目前的DNA分析技术已经使人们可以从基因水平上直接研究人类自身的体质特征和遗传演化规律。人类基因组中的基因包含着所有有关人类生长发育、衰老、疾病乃至性格的全套遗传信息,控制着人类个体乃至群体的遗传特征。对人类DNA的分析将揭示出人类个体和群体特征的众多信息和复杂的变异，这就为进行民族识别和分析民族起源、迁徙、流动、融合提供了依据。②而上述不同观点的研究者，基本上是从族谱里、图书馆里翻资料，很少真正深入畲民中去调查；往往是定性，很少甚至几乎没有运用现代定量分析的问卷调查；更没有运用考古资料和进行DNA分析。
如畲族图腾研究者许多根本没有见过“祖图”，对畲族的祖图指的是什么？可以说90％以上研究者都是错的，都没有分清“祖图”与“长联”的关系，更不明确其地位。都是根据“据说”来阐述，认为畲民都有图腾“盘瓠”，甚至认为盘瓠是“畲族文化核心”。
本人曾带领调查组去景宁畲族自治县、丽水市（今为莲都区）的畲村进行调查，生活在畲民家中，采取点面结合的方法。点是选择几个点进行实地考察、召开畲民座谈会，面是对畲民采取大量问卷。问卷的第20题，“你有否听说过‘盘瓠'传说？”答“经常听说”有26.92％：“不知道”的30.77％；“偶然听到”为42.31％。第22题，“你是否喜欢吃狗肉？”答“很喜欢”占38.89％；“不喜欢”的53.70％；“不能吃”为7.41％。座谈中,畲民们认为“不喜欢”、“不能吃”狗肉是因为狗吃屎，不干净，与图腾无关；对盘瓠、狗图腾，一致认为是人家侮辱畲民的东西，并气愤地说“他们才是狗！”。第54题，“你见过祖图吗?”答“见过”有50.94％；“没有”的28.30％；“见过照片”为15.09％。第55题，“你知道祖图的内容吗？医院答“知道”只有0.23％；“不知道”的70.74％；“一知半解”为29.03％。这些数字可定量表明，畲民绝大多数不了解盘瓠，也就谈不上图腾信仰盘瓠，是反对把盘瓠作为祖先的。
闽南也一样，原来许多畲民没有经历明清时期的民族岐视与压迫，不知道盘瓠传说与自身关系及危害，但一旦知道，也极力反对。如漳浦县赤岭畲族乡的"种玉堂”，是闽南当代畲族文化一大标志，许多畲村族谱记载从这里迁徙而去。2015年10月20日，其理事长应邀到闽东参加一个畲村文化活动，看到一宗谱把盘瓠作始祖后，非常恼火：“族谱怎么会如此？！”迫切要求省民族研究会组织力量加以纠正。
附注
①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http：//politics.people.com.en/n1/2016/0519Zcl024-28361447.html
①http：//www.mzb.com.cn/html/report/1602232222-1.htm
②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16册《福建》《防闽山冠议》。
①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27册《广东•博罗县》。
②《畲族简史》编写组：《畲族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
①胡阳全：《近年国内畲族族源研究综述》，《历史教学（下半月刊）》1992年第05期。
①岳雪莲、王真慧：《兰台世界》2012年10月。
①张崇根：《畲族族源东夷说新证》，《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4期。
②陈训先：《论粤东畲族的族源及其图腾崇拜》，《汕头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③费孝通：《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
④邹身城：《古代夷越、畲族关系探微》，《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
①肖孝正：《畲族渊源初探》，《福建论坛》1986年第4期。
②岳雪莲、王真慧：《兰台世界》2012年10月。
③傅衣凌：《福建畲姓考》，《福建文化》第2卷第1期。
①《临汀汇考》卷三，畲民。
②蒋炳钊：《福建畲族的族称、源流和迁徙》，《福建论坛》1983年第2期。
③胡阳全：《近年国内畲族族源研究综述》，《历史教学（下半月刊）》1992年第05期。
①施联朱：《关于畲族來源与迁徙》，《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
②陈元煦：《试论闽、越与畲的关系》，《福建论坛》1984年第6期。
①陈元煦：《试论闽、越与畲的关系》，《福建论坛》1984年第6期。
②岳雪莲、王真慧：《兰台世界》2012年10月。
③谢重光：《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页。
①汤韵旋、周典恩：《经济文化意义上的政治表述—由谢重光的畲族概念所引发的思考》，《学理论》2010年15期。
①http：//baike.so.com/doc/5338203-5573642.html
①《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9—280页。
①谢重光：《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6、17页。②蓝雪霏：《畲族仪式音乐与盘瑶仪式音乐文化之比较》，《中国音乐学》2008年第1期。
③http：//baike.haosou.com/doc/1081031-1143958.html
①http：//wiki.mbalib.com/wiki/％E8％8C％83％E5％BC％8F
②谢小冬、王勋陵、安黎哲：《从群体遗传的DNA线索看东乡族族源问题》，《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