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内容
平阳畲民调查
序
闽浙之畲民，亦犹湘黔桂粤之苗瑶，同为我国特殊民族之一种。其在吾浙，分布极广，除处属各县外，平阳泰顺等县均有之，徒以其文化低落，种族不繁，遂不为世人所注意。晚近著作如林，而关于畲民之著述，殊不多见。
二十二年春，余偕范翰芬、王虞辅两君，赴平阳考查矿业时，闻知该县畲民有居住于该地者，而后，因舆王君着手调查。穷数日之力，始克藏事。同年六月，复由王君作再度之调查，并摄取影片多帧。经此两度之调查，关于该民族之来源，分布，社会组织，及生活习尚，已得其梗概。王君并将两次调查所得一一笔之于册，本书即王君就调查笔记，参以旧籍，经纂而成者也。
吾人于此次从事畲民调查之余，觉该民族虽无文化可言，顾其聪明才智，殊不亚于汉人；且其勤俭笃实之德性，团结互助之精神，远非汉人所能及。本党民族主义，以国内诸民族一律平等，及扶持弱小民族为原则，吾人函宜化除种族偏见，从而扶持协助之，使其与我同化而共跻予自由平等之域。
惟此番调查，尚属初步，本书所述，复以材料缺乏，内容殊欠充实，不足以服读者之望。从此当更作有计划，有系统的调查，以供留心畲民生活及研究畲族问题者参考。此篇之作，不过欲为引起国人对于畲民问题之注意云耳。
许蟠云
民国二十三年一月十五日
平阳畲民调查（有删略）
王虞辅 范翰芬
一、种族来源及其支派
畲民，当地称之为苗民，或曰畲客，或曰畲客人。其称苗民，盖以其为苗族之一种；而所谓畲客，则以其为由外迁入之故。惟畲字竟义，不见释于字典。其来源如何，又乏书籍可供参考。兹谨能就该民族族谱所载，及一般传说，加以推断。
（一）畲字释义
据畲民雷氏族谱载：前清乾隆初年，闽省督抚部宁郝虞，曾奉旨查明畲字意义，具奏云：历朝来，广东、广西、江南、江西等处，皆有蓝、雷、李散居，服贾力田者有之，登科第、录仕籍者有之，未见有畲民二字名也。惟浙江、福建有畲民之称，畲名之号，不知其何谓也。字典不载畲字，惟字典内有畲名一音，释如三岁治田曰畲，奢又曰，火种也，其义近农民，嗣又据督抚部院查核，召问老者雷有金云：开山为田，以供赋税，高地无水之处，栽种山苗，山苗我们所谓耆禾，该地邻人因我们栽种耆禾，遂称呼我们曰畲客。如今之采茶人称茶客一类。世人不其义，且不知来历，以猜疑我们往古之日大抵从番而人，捏造人番一字，合即读畲字近是云耳。依上记载，大抵可推断畲字义近农田，而该族之主要职业，于此亦可见一斑。
（二）关于来源之记述
其语言，十分之二三，颇似广东之土音，妇女之精神与装束，亦有类似广东乡下女子者，且民间之传说，亦均称广东为该族之发祥地，则该族最初发源于广东，似较可信。
（三）关于来源之传说
一般人对于该族之来源，有各种神话式之传说，似有荒诞不经之嫌，然此等传说之基础，皆渊源于轻视该族之心理，适与民族自尊之神话为相反之穿系，兹不具述……
（四）支派及其分布
该族盘、蓝、雷、钟各自衍传。盘氏至今绝嗣；蓝、钟二姓，均无记载可见，惟雷氏宗谱所述雷氏支派之流徙，证之今日该族之居住地，尚觉可靠。兹摘录于此：
“唐光启二年，盘、蓝、雷、钟、李有三百六十余丁口，从闽王王审知为向导官，由海来闽，至连江马鼻道登岸，徙罗源大坝头居焉。盘王碧一船，被风漂流，不知去向，故盘姓于今无传。”
……厥后抵福安，由福安福鼎之牛埕下，生三子：长仍居牛埕下，二次选鼎邑分水关，再徒章山，三名法罡公，移居平邑五十一都黄家坑而居焉。生有七子：
长曰晓山公派，移处州黄家垅（今莲都老竹畲族镇内）；次曰有山公派，原居黄家坑沙垟，复徙瑞安深坑，桥亭樵坑水企头，小沿口，莒溪、漈头；
三曰元山公派，分白楼下；再迁泰顺玉塔金狮垟、黄洞、东湖、西坑、车头山、会浃溪、三罗、长久乡店头、大坎、上垟仔；
四曰霆山公派、分漳坑、下许、福掌、西庵；
五曰凤山公派，分蒲门、坑门岭、泰顺下洪、下垟东坑；
六曰云山公派，分云垟、东云、五岱、小垟、九亩埔地、雀王饮地、小王埔、三坪、吴家墩、炉屯、宗俪；
七曰霞山公派、衍苔湖坳里、陈家山、坭山、龙潭……
二、平阳畲民之居住地及其人口
该族入闽，迁福安，复徙福鼎。后分三派，分住于福鼎章山及浙江平阳等处。平阳畲民多姓雷，盖即所谓法罡公之后裔。法罡公居平阳五十一都，其支派之流徙，既如前述，其居平阳者，则多在南港、北港、蒲门三区，然其户口数目究有若干，尚未有精确之调查与统计。兹据熟悉畲民情形者言，此三区中，以南港为最多，计凤阳约千人，松垟约七百人，昌禅约六百人，王湾约八百人，大源坝钟坑合约三百人，小沿口约百余人。
次为北港，计钟山约四百人，王臣洞（王神洞）、山垟各约四五百人，王家坑约三百人。蒲门以马站为较多，约三百余人，牛皮岭约二百人，赤溪之仓头约二百五十人，山庵约百余人。
三、畲民之生活
（一）职业及出产
畲民率皆务农，作工者不过占百分之一二。此等作工之畲民，大部为木匠、泥水匠、裁缝及首饰匠之类。因其他畲民，每日孜孜于农田，而于造屋女红等事，均无暇顾及。故此等工人，即应此种需求而生焉。
畲民多处深山穷谷之中，欲望低小，需求简单，自耕而食，自织而衣，其余各种低度之消费如烟酒等物，亦多为自己所生产，不必仰赖外界之供给，故其需于商人者甚少，而畲民经商者，亦不多见也。
畲民之出产，以山地农田生产之番薯为大宗，米麦次之；菜蔬茶业烟草之类，为其副产，鸡鸭鱼兔之类，亦甚多。此等副产物，率供自己食用，有余，则由妇女挑入市中，易币以购各种棉纱布匹等物什而归焉。
（二）家庭状况
（甲）家庭之组成畲民家庭组成，与汉人无异，亦为父系制。族有族长，以处事公正，能孚众望者任之。家有家长，以辈分最高者当之。兄弟能自立者，即行分居。女子无承继权。无子者得抚嗣子。赘婿习惯，亦极常见。过继嗣子，或招纳赘婿，先从本家选择而次及于本族。如本家本族子弟均无当意者，得以外姓子弟充之，然绝不与汉族发生此种关系。婚姻仍是一夫一妻制，对于女子贞操观念，亦甚重视也。
（乙）家庭之经济畲民家庭经济，纯为原始农业之自给自足经济，并无大量储蓄，且均是小农，家有六十亩者甚少，近来与汉族接近，结果陷于永受压迫之佃农者颇不少，而畲民受制于汉人者，亦以此为最酷。强行加租，勒摊公债，或巧立名义，多方攫取。故畲民终年辛苦之所得，本已难圆一己之生存，经此额外之剥削；生活愈陷于窘境，其情实至可悯！
（三）日常生活
（甲）起居。畲民山居僻远，无钟表以计时刻，唯以太阳之出没为标准，每日黎明即起，服役家庭劳锄，早饭后携工具赴田间工作。有时男子作家中杂务，兼看管房屋。婴孩亦由其母携往田间，如有碍工作则置之草堆中，任其啼哭，非至定时，不哺以乳。日午始饭，饭毕，复工作如故。日暮晚膳。稍息片刻即睡。此畲民日常生活之大概情形也。
（乙）饮食。平阳畲民之主要食品，厥唯番薯，无论早午晚餐，均必具备。虽偶亦食米，然不能引为常例。佐膳之菜蔬鱼肉，大半为自己生产。鸡及鸡卵为待客上品。于酒为其特殊嗜好。家常饮食类多简单，有客则招待甚丰，鲜鱼、大肉、绝无吝啬，且其烹调技术，亦殊不恶也。
（丙）衣饰。畲民服饰均极简朴，布衣温饱，颇存古风。平阳虽不产棉，但买纱自织，非惟国货，且是土货。惟妇女系腰之绿色带子，间有用丝质者。衣多黑色。女衣之袖口襟边及鞋面，均喜织以红绿花纹，色鲜而纹繁。男衣式样，与汉族乡人无异。女衣长及膝，袖口以红绿相间之布条，作假袖四五层，致其来源相传，是裹昔内衣袖较外衣长，观袖口层数之多少，即可知者衣之多少，其后乃作假袖以炫其着衣之多，降至现在，乃成饰品云。颌下领口左右系红球两个，相传是昔帝后装饰。鞋有二式。鞋头有作方形者，有作六角形者，满织花纹。平日无论男女，均赤足不穿鞋袜，盖节省也。
妇女之装饰，除衣服外，尚有钗钏之类，以助其美。顶上有帽，以二英寸许之毛竹管制成，外裹以布，上置以长寸许之长方小板，板之两端，都以珠穗，两旁复赏以长珠串，经耳际垂于两眉。帽下周围，更以银制之花，遍插头上，复有珠串由前额垂及眼际。
此帽颇似古昔帝后之冠冕，惟近因欲避免人嘲笑，已不复作此种装束矣。其余耳有耳环，指有约指，一如汉人。
（四）居住及卫生
畲民不喜居住平地，多藏身山间及深谷中。所居房屋，亦与汉人无殊。家庭经济较宽裕者，屋以木建，上覆以瓦，房屋每所约在十间左右。贫者则结茅舍以居之，但听居之瓦屋与草房，均未能得充分之光线与空气，既黑暗，又少通风之处。因彼等脑海中，没有卫生二字之观念，顾畲民体格甚强，患病者极少，其享寿七八旬者，数见不少，此盖由其终年从事劳动所致也。
四、畲民之教育
畲民几乎全数业农，生活于深山穷谷之中，绝少与外间相周旋。故其家庭教育之课程，不过为种田牧畜诸般技能而已，而此耕种牧畜技能之养成，与夫所主谓勤苦诚实等做人条件之具备，均一任其自然发展，鲜有由父母兄长加以训道者，实言之，在畲民中实无所谓家庭教育也。
至言学校教育，实无萌芽可言，畲民能在学校读书者，不过千分之一。据云福鼎有一蓝姓、钟姓，平阳亦有一蓝姓、钟姓，曾卒业于高等小学。又有二钟姓卒业于中学及师范。
以数万之畲民，仅有三数人曾受中等教育，亦可怜矣。惟近来有畲民渐送其子弟与汉人共读于私塾者，平阳灵溪之县立南港小学，亦有数畲民儿童入读，在该校三百儿童之中，出类拔萃者，有二畲民儿童与焉。甚聪颖而活泼，为全校儿童所信服，曾被举主持课外活动之自治组织，平日操行均列甲等。由此可见该族本来天赋，并不下于汉人，特为环境所束缚，无由发展耳。此当局所应积极注意者也。
五、畲民之言语文字
畲民有其特殊之语言，外人称之为畲客话。此项畲客话，颇类国粤音，而甚难解。外人熟习畲客话者甚少。畲民多能操两种以上语言，其自相对话时，用畲客话，其与当地汉人会谈时，则用当地之土话。平阳南港人民多用福建话，畲民亦能熟习福建话与其应付。
闻昔日畲客，亦有其特殊文字。字多象形，现已失传，渐以汉字代替之。但识汉字者则仍甚少，此因文字之在该族，应用当不甚之故也。
六、畲民之习俗
（一）婚嫁
畲民婚嫁习俗，今昔各殊，兹略述于此：畲民以前婚姻之构成，当事人有绝对自由权，男女相悦即可订婚，父母无不同意，但请媒人为形式之介绍，再依男家之经济状况而纳彩礼若干，无所谓生辰八字红帖合婚等习俗之拘束。订婚后经相当时日乃义迎娶。迎娶前一月，出嫁之女子，必至各亲戚家与男女亲友唱歌和答，以示其将嫁之意。吉期率皆用花轿接送新娘于男家，间亦有新郎至女家亲迎者。新妇进门，先拜祖宗挂图，次拜天地。一方欢宴来宾，一方新郎新妇相将携手入山，至极幽静处纵情谈笑，尽一日之乐而归，于是夫妇之名义始告成立。
现因渐与汉族同化，其习惯多仿汉制，由绝对自由，变为相对自由，必得父母之同意，如父母不予赞同，婚约即归无效，即或家长同意，而彼等生辰不合，仍不得婚配。至其唱歌入山习惯，除居住深山之畲民外，均已不复保留矣。
（二）丧葬
畲民丧葬，渐趋于汉礼，相差甚微。间仍有其特殊处，如死者之近亲属，傍坐敲竹杠而哭之，哭声抑扬，颇合节奏，当地因有人以为人死唱歌之误传。死者家属，仍请该族之法家，披发舞剑踏罡步斗以超度亡魂。尸身置于棺中，藏于山洞，越三年劈棺收骸，装于瓷瓶，埋置山洞，或土坑，以享子孙之祭扫。
（三）迷信
畲民颇信鬼，每逢疾病，不问医药，就请族内术者捉鬼。如属厉鬼，则不敢捉而向之请求。供奉之神像，亦颇难与汉人分别，惟所奉祀之神虽多，但无财神，此其特黠耳。
每逢六月初六，必入水一涉。出门忌逢三七之日。此种迷信来源如何，则不可解。
（四）嗜好
酒之于畲民，似已成为亚于番薯之必需品。无论大小男女，均嗜之如命。每家必藏酒若干，以备日用。此外，烟之一物，亦为该族特殊嗜好。畲民八九岁即养成吸烟之嗜好，十五岁以后，几乎人各一烟袋，与谈话时，呼呼之声不绝。尝见一青年吸烟，可连续吸至十余筒不辍。小儿偶见地上有香烟头，纳口中吸之，观其鼻孔出烟，深长吸气之状态，殊令人发笑也。
畲民除烟酒嗜好外，并无吸食鸦片之恶习。至赌博一事，则在该民族中严为厉禁。
（五）特殊习俗
畲民之特殊习俗甚多，惟近来与汉人日趋同化，能长久保持者甚少，兹将至今仍保留于该民族中之特殊风俗，略举一二，以供研究民俗学者之参考。
1．畲民兄弟之间，可以代行夫权。倘兄死，未娶或已稣之诸弟，如征得寡嫂之同意，得对其行使夫权。惟第一子仍归兄亲。如诸弟中无当嫂氏之意者，可待诸弟之主许可，而招同族人为赘婿。如仍无适当者，请求族众之同意，招外姓之人入赘，或改姓，或不改，但生子则归前夫。
2．女已订婚，在迎娶之前一月，必遍访各亲戚家唱歌，以示其将嫁之意。所至之亲戚家，必广招彼之亲眷，于夜分男女两排对坐，互相唱和问答，其始，先起立鼓掌。然后坐下，男女两排，各先由一人互相歌唱问答，其词句多属言情，往往有因戏谑过分而起冲突者，故当时必有族长监视于其旁。一方被问不能对答，则由同坐之另一个代为应答。如一方应对欠圆满，即认为失败，同方诸人皆蒙羞耻。其唱和时间之久暂，由族长决定之，通常辄为一夜。如女性姿态美丽口齿伶俐往往被留至第二夜继续唱和云。
七、畲民之民族性
畲民民族，富有坚固之团结力与保守性，且极服从。如勤劳、诚实、勇敢诸美德，亦俱具备，实为一般汉人所难及。
畲民平日相处，亲爱异常，无论蓝、雷、钟、李均亲如骨肉，不拘熟识与否，相爱若家人。此盖因其人数少，而所处环境又往往受外力之压迫，亲爱团结，乃一种自然之趋势。故一是同抵外侮，无论蓝雷钟李，认识与否，都能一致团结，起而抵抗之。
山居之畲民，特富保守性，自耕自食，自己料理自己之事，与外间几老死不相往来，惟较近市镇之畲民，互以其土产入市与汉人易其必要之物品，或因耕地问题，与汉人发生佃农关系，然除此外，亦互坚壁自守，不愿多与汉族相周旋。
婚姻一项，绝不与汉族相通，惟此种保守顽固之风气，在较近市镇之畲民，近已渐见开通矣。
该族社会组成，亦颇简单，家有家长，族有族长，已如前述。族长为当地之首领，亦为当地一切事件解决之总头脑，具有无上之权威。族长地位之由来，非以年长，亦非世袭，乃由该族共推德高而服众望者任之。故所有畲民，对于族长之指挥命令，均极服从，不敢稍抗。外人有前往调查，非先与族长接洽说明，殊难收效，即其他诸事，亦莫不如是，此则不可不知也。
勤劳一端，尤为目观畲民者所啧啧称道，无论男女，黎明即起，早饭后即携其工具或背婴孩赴田间工作，或入山砍柴采茶挑担拔草。女之耐劳，尤胜男子，在畲民居住区域之山间道上，随地可见肩负重担健步如飞之畲妇，往来不绝。闻该族有“女人不作工，讨来作什么？”之说，此亦可见该族女子工作之能力。
儿童五六岁时，即随父母任摘茶放牛拔草畜兔诸般工作。总之家无大小，均有其相当之劳役，因其多事劳勤之结果，故其体格健全，女子尤著健美。
畲民秉性，诚实浑厚，与汉人交易，分文必偿，与人约，必实践。其待贵客，切实淳厚，而少虚伪之客套。
畲民之勇敢，亦为人所共悉，其怯于私斗，勇于公愤之精神，尤为可佩。遇有外侮，得族长之许可，即团结共赴战场，此仆彼继，绝不畏缩，虽全家赴难，亦所不惜。兹将该民族最流行之歌谣一首，抄录于左，以见勇敢精神之一斑：
一打莫与争，二打莫看轻，三打着拼命，最后我光荣。
八、与当地汉人相处情形
畲客具有诚实之美德，已如前述，故当地居民均乐与之交。其与当地汉人之交往，多属于商店与顾客，地主与佃农这关系中。商店以其不违约，不短欠，认为好主顾；地主以其不抗租，不欠粮，引为良佃农。
然正因其诚实可欺，又往往被当地汉人所欺侮。售低货色，抬高物价，鼎充赝品，为一般商民惯施之伎俩；强加地租勒派公债，亦为一些地主绅士常施之奸谋。善良之畲客，惟有听其欺蒙与鱼肉而已。更因该族居处之僻塞，进化较迟，其一切风俗习惯，装饰服用，俱显该族特殊之风气。其民族本富保守性格，今陷此四面压迫之环境中，益增其对外界交际之避回，而阻其文化之进展。故畲民与当地汉人相处之情形，自一方面言之，因甚融治，而自另一方面言之，则殊形隔膜。此则负有训练民众与领导民众之责者，所应更加注意也。
浙江平阳县王神洞畲族情况调查
章以淦、陈佳荣、袁钟秀、蓝天两等（1958年）
一、民族名称、人口与来源
（一）民族名称
本地畲族自称“前客”，意思是畲族人来到此地比汉族早。也有的自称“苗族”和“小姓人”。附近汉族称畲族为“山客”，意即住在山上的人。由于“山”“前”音相近，以后畲族也称自己为“山客”。畲族称汉人为“哈（音）老”或“明家人”和“大姓人”。
（二）人口分布
王神洞村属于浙江省平阳县山门公社青街大队，位于青街小镇西南3里，与附近广后、白岩等汉族村相距极近。
本村现有71户，人口317人，其中男子172人，女子145人（解放前有63户，共258人，其中男子143人，女子115人），大多为3至6口的小家庭，人口最多的有9口1家、8口2家，其余7口4家、6口13家、5口19家、4口9家、3口12家、2口8家、1口3家。每户平均人口4.28人。全村有劳力149人（男劳动力98人，女劳动力51人）。
解放前全村从事农业劳动，其中有兼做手工业者12人（木匠2人，做木板2人，切烟丝4人，理发3人，做竹工1人），解放后又出现工人1人，国家机关干部2人。
解放以后畲族人口增加的情况。九年以来，除死亡以外，净增人口59人，尤其是女孩增长很快，解放前1—5岁的女孩仅有8人，解放后24人，增加两倍。畲族人民在解放以前由于生活贫困，溺婴现象非常普遍，尤其是女婴，每家至多只留1个女孩。解放后，人民生活普遍提高，促进了人口的增加。
据族谱源流序中记载：原籍为广东潮州府凤凰山，明朝因倭寇作乱携家眷来胥望宇，后又迁址莒溪垟尾居住，其中一支迁北港青街王神洞，一支迁闹村东湾，一支迁凤岭脚，一支迁熊岭并大峨。据老人传说，来王神洞时间是在清雍正年间。
二、政治情况
（一）解放前的保甲制度
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王神洞属于青街乡第二保，乡长是李介中，第二保保长由李岳中、李余中、李仰中轮流担任。第二保的管辖范围包括十五亩、禾山、大垟、王神洞。王神洞村分5个甲，蓝茂申、蓝德衔、蓝茂各、蓝响仁、蓝德捧等人都曾任过甲长，乡长和保长是直接骑在人民头上的恶霸；甲长负责替保长收税派款，在税收不齐的时候，也要挨骂挨打，除蓝茂申（地主）外，他们大多也和人民一样受剥削压迫。
畲族人民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之下，毫无政治权利，经常被派款抓丁，解放前在本村63户中，被抽过壮丁的就有34人，其中被抓兵的有12人，买壮丁的22人。据不完全的统计，全村买壮丁共花去2790元，9600斤谷和1.5亩土地。被抓去的12人中，有7个死在外面，回来一个不久也死了。
蓝茂林的眼睛坏了，也被抓了壮丁，只好把自己的房子卖掉，买了壮丁顶替，自己在山上搭起草棚住。蓝响渡被抓壮丁死在外面，他的老婆也饿死了，搞得家破人亡。蓝德浮被抓壮丁，父亲年老无依投河自尽，老婆也吊死。老百姓被抓壮丁连独生子也不能幸免，而保长李岳中有5个儿子却从未抽过一次壮丁。
保长经常借抽壮丁为名，任意向人民敲诈勒索，畲族人民每逢年节必须向保长送礼，一般送鸡兔、年糕，或请吃酒吃饭，如果不送保长礼，抽丁就一定跑不掉。国民党反动派向畲族人民所派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谁也说不清到底有哪些项目。如果谁敢提出问题来就要挨打坐牢，蓝德荣的父亲就是因此被捉去关了好多日子才被保出来的。保长到村里收税总要带上5至10个兵，到村里就抓鸡捉兔，大吃大喝。在1941年年关时乡长在蓝茂申家里吃饭，门外有个小孩子吹口哨，他就叫来十几个国民党兵，硬说村里有土匪，到处乱放枪，把全村人都吓跑了，他们却到各家抢东西，把准备过年的东西抢得一干二净。
畲族人民在国民党统治下，受压迫极其严重，畲族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在旧社会所受的痛苦。
（二）农会和民兵组织情况
多少年来，畲族人民渴望翻身解放，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站起来。1948年9月，王神洞开始组织农会，贫农、中农都参加了。当时水头区未解放（王神洞村属于水头区），但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的农民，就不再向地主交租，也不给国民党政府纳粮了，他们开展了“收回押金运动”，向地主进行面对面的斗争，结果取得了胜利，几乎所有过去佃种土地的全部押金都收回来了。
在农会的领导下，1948年冬王神洞村组织民兵，所有青壮年都参加了，全村共有基干民兵34人，普通民兵34人。民兵都用土枪武装起来，并自制土药。
原来这一带土匪非常猖狂，经常有人受到绑架，民兵组织起来后，日夜站岗放哨，使土匪不敢活动。解放军渡长江后，国民党军队开始逃窜，经过这一带向福建逃跑。第一批国民党军队南逃时，这里的民兵全部调到文成、泰顺一带狙击，保卫劳动人民。国民党军队在泰顺进行烧杀抢掠，民兵英勇打击敌人，缴获大批武器和马匹。第二批国民党兵经过平阳、山门、青街一带，民兵又连夜急速调回，把守这一带的山头，狙击敌人，群众也都组织起来为民兵送弹药、粮食。后来第三批国民党败兵从平阳过来驻在水头，他们经常在晚上出来把人民的猪、鸡抢走，并乱抓挑夫。本村民兵在仙姑洞一带与国民党兵对仗一次，打死国民党兵数人，使匪兵退回水头。在解放军强大的攻势和民兵不断的打击下，1949年4月水头区获得了解放，王神洞也随之解放了。
农会在刚刚组织起来时，就已开始进行土改的宣传。1951年12月青街来了土改队，群众情绪非常高涨，在青街开土改大会时，本村几乎所有的人都去参加了。回来以后全村人民开大会，干部进行土改学习，选出土改代表7人（贫农占70％，中农占30％），分为行政组、材料组、分配组、没收组、评议组。土改共分为五个阶段进行，和青街一起斗争了三个地主（其中有本村的一个畲族地主）。到1952年4月土改胜利结束，本村农民分得土地113亩。畲族人民真正成了国家和土地的主人，多年在外的长工和讨饭度日的人也返回了自己的家园，有了土地和房屋，畲族人民开始了幸福的生活。
三、经济
（一）解放前的生产方式
1．生产力
（1）作物种类与土地的利用：畲族人民主要从事农业。
作物的种类很多，以番薯、水稻为主，此外还有大麦、小麦、马铃薯、大豆、黄豆、油菜、芋头、苎麻、黄麻、高粱、玉米、茶叶、生姜、萝卜、包菜、大葱、蒜、南瓜、冬瓜、花生等。
水稻只种一季，品种有糯谷、满谷等。番薯品种有台湾红、台湾白、大月早3种。
山上竹林茂盛，树木有马尾松、杉树、针叶松、油桐、柏树、油茶等。
这里的耕地，多分布于有溪水流经的山坡上，以石垒为逐级梯田，依山势成狭长形，面积很小，每块田一般只有0.2—0.5亩，超过0.5亩的很少，根本无1亩以上的。仅在靠近溪流的极少地方有面积较大和较平坦的耕地，每块面积也仅1亩左右。在无水流的山坡高溪处和一些较矮的山顶上，畲族人民开垦一些面积不大，只能种番薯、豆类等作物的园地。
本村水田比旱地多，解放前全村耕地（包括租入田地）220亩，其中水田190亩，占耕地的86.36％，旱地30亩，占耕地的13.64％。此外，还有竹林36.9亩，山林8.4亩。
水田和旱地是畲族人民的主要生产资料。
这里的耕地无“轮歇地”，但水稻和番薯皆不能在某块田地连种两年以上，否则将耗尽地力，每隔两年水稻与番薯轮换种植一年，就是把稻田水排尽改种番薯或把番薯田灌水改为水稻田。
这里耕地的收益情况如下：
水稻：上等田每亩收水谷500斤，折干谷400斤，需谷种8斤，收获量为种子的50倍；中等田收水谷400斤，折干谷320斤，需谷种7斤，收获量为种子的45.7倍；下等田收水谷300斤，折干谷240斤，需谷种6斤，收获量为种子的40倍。
本村水田（包括租入的）190亩，其中上等田有57亩，占水田面积的30％，中等田38亩，占水田面积的20％，下等田95亩，占水田面积的50％。
番薯：田番薯（种在将水排尽的水稻田里），一般亩产鲜番薯2800斤（折番薯丝700斤），需番薯种（鲜番薯）100斤，收获量为薯种的28倍；地番薯（种在旱地里）一般亩产鲜番薯1200斤（折番薯丝300斤），需番薯种60斤，收获量为薯种的20倍。
旱地番薯的亩产量，远不如田番薯，因旱地土质贫瘠，一般土层厚度仅1—3尺。番薯的收成也决定于施肥的多少，所以收获量比较不固定。
解放前的土地利用率很低，一般每年只收获一次，水稻是单季稻，在割稻后仅很少的田里再种点麦子、芥菜、油菜、红花、草子。番薯挖出后，有的地里再种点油菜、麦子、豌豆、蚕豆、花生。解放前全村各户人家，除收获番薯、水稻外，其他作物的收获总共也不过几十斤或百余斤。
解放前的粮食平均亩产500斤。
1948年本村农业人口258人，平均每人租入和自有耕地0.85亩。
（2）生产工具：解放前这里的畲族已使用铁制农具，农具与附近汉族地区无差别。本民族无铁匠，农具皆购自顺溪汉族打铁铺。主要农具有犁、耙、板锄、山锄、柴刀、砍刀、镰刀、草刀、打谷筒等。全村缺乏农具和耕牛：
农具：犁32张、耙27张、山锄108把、板锄105把、柴刀91把、镰刀87把、草刀103把、打谷筒61个。
耕牛：水牛4头，黄牛15头。
畲族人民在解放前生活非常贫困，大部分农具都是破烂不堪的，例如锄头、山锄，许多只剩两三寸铁头。耕牛中有些是小牛，不能犁田，黄牛虽然有15头，但力量小，犁田困难。
租牛1工谷16斤（牛力差的或黄牛15斤），1工可犁或耙田1亩，牛力差的一工翻犁或耙田1亩。由于每块梯田面积很小，耕牛使用受到限制，很多地方根本无法使用耕牛。
（3）耕作技术：水稻：插秧前2犁2耙，犁田深度仅4—6寸，在插秧后隔半月时间接连耘田除草2次，种水稻并不施肥料，灌溉是引山水依梯田地势在田边挖水沟进行自流灌溉。一般行距一尺五寸，株距一尺一、二寸，亩插仅五六千株。
种水稻一亩须22个人工和4个牛工。畲族种水稻是比较粗放的，一般不施肥，田间管理差。主要原因：畲族虽种水稻多，但收获的稻谷绝大部分被地主掠夺去了，他们自己主要靠番薯丝度日，因而对水稻的种植不感兴趣，把主要精力放在种植番薯上；种植水稻的经验技术缺乏，不仅不知施肥，全村会犁田的不过三四个人，会插秧的也少，仅15人；耕牛农具缺乏。
番薯：畲族人民种植番薯经验丰富，而且种番薯的历史比较久。在种番薯前，刨地、翻地各两次，施基肥并追肥各两次，田间管理较水稻好，除草两次，翻藤三次。种番薯前不用牛犁，人刨深度八九寸，亩株2000左右。
解放前由于地主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酷剥削，畲族人民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以很多时间从事卖工挑担，全年劳动时间中从事农业仅占40％，但卖工和其他副业多在农闲时进行。
（4）劳动力：全村整劳动力106人（男73人，女33人），半劳动力41人（男17人，女24人），整、半劳动力共147人，占全村总人口258人的57％。
每个劳动力平均一年从事农业劳动100天（每个劳动力平均负担耕地1.74亩），种番薯1亩，需60天，其余耕种水稻25天，再种些其他作物需15天。
残酷的剥削压迫，使畲族人民丧失生产积极性，更由于农业收入被反动的封建地主和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掠夺后所剩无几，只有经常出外卖工和搞些其他副业，才能维持半饥半饱的生活。
在从事农业生产上，只有男女差别极小的分工，妇女不犁田，不插秧，一般也不打谷子，男的不拔秧苗、不种菜，其他劳动男女皆同样担负。畲族妇女很能干，不仅从事家务劳动，而且在其他劳动上都不比男子差，仅在挑担上有时不如男人，但一般也能挑一百五六十斤。
种水稻1亩，须24人工，4牛工（按强劳动力整日劳动计算），培育秧苗1.5工，犁、耙田8人工和4牛工，拔草修田埂3工，插秧1工，耘田3工，看田水2工，割、打、挑、晒稻谷3工，挑稻草0.5工。
种番薯一亩，须54人工。刨地5工，翻地3工，施基肥、追肥7工，插秧1工，除草8工，翻藤3工，刨、挑番薯12工，洗、刨、晒丝15工。
按强劳动力一年出整工100天计算，能种水稻4亩，如果种番薯只能种2亩，能收获1400斤番薯丝或1280斤谷（按干谷计算）。一个劳动力的口粮按吃谷600斤或吃番薯丝700斤计算，能剩番薯丝700斤，折谷520斤，或剩稻谷680斤。
卖工100天，得稻谷1143斤（每工国民党币0.4元，当时3.5元能买谷100斤）。
砍柴和作其他劳工50天，得谷500斤（按每天收入10斤计算）。
总计，一个人全年劳动创造价值为稻谷2923斤，或稻谷1643斤与番薯丝1400斤，减去口粮600斤谷，创造的剩余产品为稻谷2323斤。
本村劳动力有剩余，全村劳动力186.5个，按每人一年出工250天计算，全年可出工46625个。从事农业仅18650工，只占40％，剩余27975工。由于高额地租剥削和高利贷盘剥以及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要维持半饿半饱的生活主要靠卖工，全村全年卖工挑担18650工，占40％，从事砍柴、卖零工9325工，占20％。
在封建剥削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畲族人民对生产必然是消极的，赌风很盛，每年秋收后至来年春，即阳历9月至转年2月最为严重，全村男人几乎都不生产，终日赌博。
每个工所创造的价值如下：
种水稻：种上等田为14.5斤干谷（收获干谷400斤，农具折旧10斤，谷种8斤，租牛64斤，需22工）；种中等田为10.9斤（收获干谷320斤，谷种7斤，农具折旧、牛租，需工数同上）；种下等田为7.5斤（收获干谷240斤，谷种6斤，农具折旧、牛租，需工数同上）。
种番薯：种田番薯为12.3斤番薯丝（收获番薯丝700斤，农具折旧6斤，折番薯丝10斤，薯种25斤，需54工）；种地番薯为5.2斤（收获番薯丝300斤，农具折旧需工数同上，薯种15斤）。
（5）农业灾害与防治：这里主要是虫灾和风灾，因田地是引山水或溪水自流灌溉，抗旱能力30天左右，所以旱灾不严重。但地处沿海，经常有台风侵袭，解放前又无台风预报，无法采取预防措施，危害很大。虫害以蝗虫为害最严重，解放前毫无办法，只有抬菩萨，对蝗虫采用燃菜油灯杀灭，对田间的虫害使用砺灰，有一定效力。
2．生产关系
（1）阶级结构：畲族地区在解放以前，内部阶级分化明显，已出现了地主、富农阶级，但数量少；中农不多，而且大部分是佃中农，租种汉族与本族地主的土地；贫农占绝大多数，在全村63户（全部是畲族）中，地主1户，占总户数的1.5％；中农23户，占36.5％；贫农37户，占59％；雇农1户，占1.5％；讨饭1户，占1.5％；贫雇农与讨饭的占全村总户数的62％。
（2）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畲族地区以农业经济为主，土地（水田、农地）是农业主要的生产资料，此外还有耕牛、农具等。
解放前这里的土地、山林都是私人占有。在封建制度统治下，地主与高利贷者残酷的剥削，土地的占有发生极不合理的情况，占人口大多数的畲族农民无地或少地。他们的耕地中有很多是向外乡畲、汉地主及本村地主租入的。据王神洞党支书兰响时说，解放前本村共拥有自耕地90—100亩，租入地主的土地113亩。
根据土改时不完全的统计资料：本村耕地面积为198亩，其中自耕田129.6亩，地10.2亩，租入水田56.8亩，地1.4亩，租入田地占耕地面积的29.4％。全部自耕田地以人口计算，每人平均有水田0.5亩，地0.05亩。
在自耕土地中，畲族内部各阶级占有土地也不平衡，占总户数1.5％的地主占田15.7亩，地0.3亩；占36.5％的中农占田76.4亩，地4.4亩；而占总户数50％的贫农却仅占田40.9亩，地5.5亩。
贫农与中农所占有田地是极少的，以水田为例，全村除地主外，占有5—6亩的4户，4—5亩的4户，3—4亩的5户，2—3亩的15户，1—2亩的14户；1亩以下的15户；有3户贫农没有水田。
除了死人占土地外，畲族地区尚有一小部分公有的田地。王神洞在解放前，约有4亩“坟中地”的农民每年把租谷送至办坟酒的人家里。本房又推选1个“坟中地”的管理人，负责安排每年办坟酒家的次序，没有其他报酬。
畲族耕牛、农具也属于私人所有。由于山腰梯田间田亩狭窄，使用耕牛不便，故耕牛数不多。王神洞解放前，全村63户中有耕牛10头，平均6.3户中才有1头耕牛。
中农家一般农具齐全，而贫农很多缺少犁耙，就是有锄头、山锄等，也多破损。
（3）土地买卖与贫富分化：畲族地区很早就出现了土地私有与买卖。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畲族人民虽终日辛勤劳动，仍摆脱不了破产与贫困的厄运，最终纷纷丧失了自己的田地、财产，变为无地、少地的农民。而地主阶级，高利贷者则通过地租、雇工及高利贷的剥削，占有农民的土地。
据王神洞人所称，解放前60年以来，本村共卖出土地一两百亩。在解放前，不仅贫农无地、少地，变成本村、外村地主的佃户，就是中农也大多佃耕地主的土地，王神洞的23户中农中，租入土地的就有13户。
农民丧失土地的原因，有的是因为祖宗没有遗留田产，有的是天灾人祸及繁重的苛捐杂税、抓丁派款而受高利贷残酷的盘剥，也有少数是赌博、抽大烟及大吃大喝负债而倾家荡产。我们接触的十多起土地买卖事件，都是通过高利贷来进行的，地主借钱给农民，几年后就把土地夺了过来，并使农民变成他的佃户。
贫农蓝德情家本有田3亩、地1亩多、山林2.5亩，20年前，因母亲病亡，向本村地主蓝响文及外村地主借钱医、葬，利息一年滚一年，终把自己的土地卖光，自己也变成地主的佃户。贫农蓝茂廪因家中困难，向地主蓝响文借140元，结果也卖掉土地，变成佃户。雇农蓝德浙家中原有两片很好的山林，约值80多块银元，因向本村地主借10块钱，还不起，地主就再给他4块银元，夺了这两片山林。蓝德越在1946年因抽壮丁而卖去土地1亩。类似这些例子为数不少。
解放前，这一带抽大烟及赌风甚盛。青街有大烟馆两家，赌场十几处。赌博与抽大烟很早就传入王神洞，赌博方式有麻将、牌九等等。全村有赌场多处，每年秋收后到来年春，即阳历九月至转年二月，赌风最为盛行。不但耽误了生产，而且很多人因赌博、抽大烟借高利贷而破产。贫农蓝德打家本有十几亩田地，但其祖父与父亲因抽大烟、赌博，年年借债，把土地卖个精光，甚至连楼板房子也卖了出去。蓝响宣的父亲也因抽大烟，赌博负债而把十几亩田卖给顺溪地主，据了解，解放前因赌博、抽大烟而卖出土地的有6家，因大吃大喝而破产的有一家。
本村唯一的地主高利贷蓝德浪，其父亲就是利用农民的贫困破产而发财致富的。本村大部分人都向他家借过债，几十年来，从其祖父到父亲手里，通过高利贷剥削，夺取了农民的土地20多亩。
在王神洞，也有一些小生产者，依靠自己辛勤的劳动，积累钱买进点土地。
在中农中间，很多是通过做手工、烟丝、砍竹及其他生产而挣钱买田地的。中农蓝响贵，其祖父本来一无所有，后靠植树、抬轿、卖工等买入4亩田。但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他们同样受到层层压迫勒索，保长见他们生活稍好，即经常要他们请酒，加重派款等等。
农民由于丧失了自己的土地，生活陷入极度贫困的境地。1949年，全村56户中，有4户到外村要饭，无番薯丝过年的有15户，粮食吃到清明的有13户，有半年口粮的有19户，够吃的只有5户。一般农民吃野菜、米糠、麦皮、地瓜叶等以度日，甚至一年有十几天饿肚子。有14户没有棉被、棉衣过冬，不得不用棕衣当棉被，或用火笼御寒。有的终年到村外给人家当长工或卖工，至三四十岁都娶不上老婆。至于到外地乞食的人家，其情形之惨不堪言状，很多因吃死狗、死羊、草根而全身腐烂而死。
（4）剥削关系：主要是封建的剥削形式。
租田：解放前，王神洞的贫农与佃中农向本村地主及顺溪、青街、莒溪、山门、晓坑等乡的汉、畲地主租种土地。本村地主蓝德浪有近3亩田出租给本村的贫农蓝茂奢、蓝茂廪、蓝德米等。顺溪沙坪畲族地主雷盛夏出租本村12.18亩，其佃户共12户。
全村佃耕户共有44户，租入田56.8亩，地1.4亩。其中贫农31户，占佃耕户的30％，租入田15.7亩，地0.1亩，全村佃耕户约占全村总户数的70％。
向地主租种土地要先付一定数量的押金。一般租1亩水田要付6块银元，等于白白送给地主，押金付得多则租田期限也长久一些，押金付得少，地主则借口任意夺佃。贫农蓝德情租顺溪地主雷盛夏的1.5亩田，交押金11元，中农蓝德曹租莒溪地主雷天保的田半亩，押金6块。地主还可以随意增加押金，如中农蓝响市租种莒溪地主雷兴如家1亩水田已3代之久，原付押金3块，至地主雷兴如时，增加押金100元。如付不出，地主则收回田转租给其他的佃户耕种，这样又可以剥削一些押金。
地租形式主要是实物地租，租地主的土地，要付谷租。租额固定，不分年成丰歉，按固定租额交租，一般按田土质量好坏定产量，然后以产量的50％为固定额租。租谷以水谷计算，但在年成好的时候，地主则要佃户挑干谷交租。这样实际上等于加租20％—30％。
根据实地调查，全村1948年要交租25450斤谷子，如以全村租地计算，每亩租地要交租430多斤谷。一般地租均超过产量的50％。畲族劳动人民往往以高额地租租入地主的土地，如贫农蓝德如原有1亩水田，因借顺溪地主郑亦系的高利贷，无力偿还，结果把自己辛勤劳动开辟的这亩年产900斤的水田，虚报产量为1500斤卖给地主，又向地主租进这亩土地，每年地租按产量1500斤计算为750斤，租额占实际年产量（900斤）的83.33％。贫农蓝德情租雷盛夏1.5亩田，产量650斤，交租550斤，占产量的84.6％。蓝德浙租地主雷盛夏1.5亩田，年产量500斤，但交租也要500斤，自己仅剩下些稻草。
每当收成时，地主狗腿都带着“警备班”与一些流氓到佃户家中催租，并要佃户供他们大吃大喝。租谷由佃户挑送至地主家。
农忙时地主往往叫佃户去帮工，有的佃户怕地主夺佃，不敢要报酬，有的收报酬，工资也很低，一般一天仅1.5斤米，住地主家附近的佃户每年约有两个月被叫至地主家帮工。
地主还要佃户为他饲养牛、猪，不负担饲料，生下牛犊，地主占一半，生下小猪，挑最好的1头。为地主饲养牛、猪的还必须是和地主有亲戚关系或地主认为较“可靠”的佃户。
高利贷：高利贷的剥削十分残酷，地主富农主要通过高利贷的剥削而兼并土地，贫苦农民往往因缺乏粮食或遇到天灾人祸，向地主借债，结果丧失了自己的土地。由于赌风的盛行，也使高利贷大大猖獗，很多人因赌博、不务正业而破产。
1948年全村63户中，借债户即达50户之多，占总户数的79％。我们调查了22户借债户（其中15户贫农，6户中农），在1948年共借了1228块银元，全年要交利息8810斤谷。地主蓝德浪是本村唯一的高利贷者，每年约放贷150块银元，每次借债给农民时，都要农民用田地抵押。
地主放高利贷往往在青黄不接、谷价高昂的时候用钱贷出，农民借得钱，只能买少量粮食。至收成时，地主却要农民把债款折谷交还，这时谷子低贱，即可多剥削一些粮食。
一般年利率为20％，但也有100％。贫农蓝德巧1948年借150斤谷，每年要交利息100斤，年利率为67％。贫农蓝德如由于家口大，劳动力多，欲多租土地，为了付租地的押金，在1940年左右向地主郑某借入120块大洋，而利息加二，后增为“加三”，每年利息24元，除每年养1头猪一百斤出卖抵还利息18元外，尚欠6元，利上加利，至解放前夕，除10年已付的180元利息外，本利相加还欠地主250元，只好把自己的土地卖给地主。
高利贷的利率逐年增加，1926年利率为20％，至1947年上升为50％。解放前夕几年，因国民党币贬值，很多人不愿意贷出，有的采取了月息，一个月折算一次利息，甚至有12天折算一次的。1944年高利贷每月利率为40％，年利率为480％,1947年月利100％，年利为1200％。贫农蓝德城1942年6月，借地主15000元（能买500多斤谷），最初24天本利折算一次，后改为12天一折算，到年底时，把自己仅有的1亩田卖了33000元，其中30000元还给地主，剩下的3000作为租佃这亩土地的押金也给了地主。
雇工：种类有长工、短工两种。
由于畲族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或只有很少的一点土地，为了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因此，王神洞畲族人民很多给地主家当长工与短工。
解放前，本村当长工的有12户，除了1户雇工（蓝德浙）外，贫农家当长工的有9户，中农2户，此外，还有1个无家可归、终日在外当长工的蓝德凋。每年春天农忙时，到本村及外村地主家做短工的很多，我们调查28家，平均每家每年做短工约30天，有的达70天之多。本村只有1户地主雇工，每年雇一个半长工（一个耕地、一个看牛），农忙时约雇200个短工。
雇工以货币工资为主，工资数目极低。
当长工除住在地主家，吃地主的番薯丝外，一般每年工资约30元，看牛的长工只有4、5元。长工每年出工320天以上，耕田、砍柴、砍毛竹、烧炭、养猪，什么都得干。看牛工实际上也被当作一般工使用。以每个劳动日创造的劳动产品15斤谷计算，全年320天所创造的劳动产品为4800斤谷，除去长工每年口粮600斤谷与工资20元折谷850斤外，1个长工每年有3350斤谷的剩余产品被地主剥削去。实际上还不止于此，因为雇工全年出工320天中，只有一部分干农活，其他多系副业。而副业生产每天所创造的价值要比农业高。
蓝德凋在解放前无家可归，给本村及外村地主干了7年放牛工，6年长工，每年出工达340天，仅过年休息几天，每天干活十几小时。空余时间，还要替地主去卖工，收入全部归地主，自己一个钱也没挣到。全年约创造5100斤谷，除去口粮600斤工资500斤谷外，被地主剥削去4000斤。
雇农蓝德浙，给地主当看牛工，每年工资仅两三块，顿顿吃番薯丝，整年只有过年闲几天。什么活都干，在最热的天气里，中午也要割草、耕地。
短工工资视农活轻重及劳动力强弱而定。一般每天是4角（合2斤谷），低的只有2角。短工在地主家吃饭，每天约3斤谷子。一般地主经营的土地比较肥沃，亩产可达350—400斤，1个工一天可生产22.8斤谷，除去口粮与工资5斤谷，剥削量为17.8斤。
（5）手工业、商业、副业及其他：
手工业与商业：解放前畲族的手工业只是一种副业，它尚未脱离农业生产而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从事手工业活动是在农闲期间，平时都参加农业劳动。
本村有做篾的1人（蓝响尾），锯板的2人，造房子的2人，切烟丝7人。
切烟丝（切旱烟丝）。本村从事切烟丝已有70年的历史，现在最老的会切烟丝的是蓝响茂，他是跟蓝茂算学的，蓝茂算又是跟蓝宗可学的。他又教会蓝德衔。学切烟丝比较容易，仅一两个月就可学会，在跟别人学的时间里，无报酬。切烟丝较固定的季节6—8月份最忙。切1斤旱烟国民党币5角（折谷2市斤），主家管饭，一天能切12斤，挣6元，每年一般能切到1000斤左右。收入国民党币500元（折谷2000斤）。切烟丝的工具：大凳子1张，木板2块，绳子3条，木棍1根，切刀2把，镶头1支。
锯板（专门锯造房用的木墙板、地板）。本村锯板已有40多年的历史，蓝宗日是跟蓝茂叠学的。学徒期3年，跟老师在一起工作，第一年无报酬，第二年得一部分报酬，第三年拿全部工资。解放前每日工资8斤谷，主家管饭。一年可作50—80工，每年收入400—640斤谷，工具是：铁锤子、锯、斧头。
做篾（制竹器）。本村作篾已有百余年，这是蓝响尾听他老师钟合县说的。人家请去做，每天工钱6.5斤谷，每年做70—150天，收入455—975斤谷。工具有剖竹刀、锯、钻……能做百余种生产与生活所需的竹器。
造房（建筑木工）。系向汉人老师学会的，学徒期3年，第一年无报酬，第二、第三年仅有一部分报酬。解放前每年做150天左右，每天工资10斤谷，主家管饭，一年收入1500斤谷，工具是锯、斧、刨、钻等。
畲族人民从事的一般都是技术较简单的手工业，而且手工业者本人并不制作商品，与市场也不发生关系，报酬的方式与农业的帮工类似。
畲族没有从事商业的。本村没有店铺与经常挑担卖货的汉族商人。购买生产生活必需品都要到汉族地区，主要的购买地点：青街、水头、顺溪。
水头的水产鱼虾之类较便宜，而且店铺较多。顺溪铁铺多，本村农具皆购自顺溪。青街离此较近，仅3里路，商品齐全，可以买到盐、布、粉干、油等生活日用品。
购买商品皆用钞票，在临近解放，国民党币贬值时，使用银元。只是偶尔有小贩挑鱼、粉干到村里，买时是用稻谷与番薯丝换。
副业：打猎在农闲时进行，不经常，亦无固定组织。打猎妇女不去，男孩子十多岁的跟去牵猎狗，搜寻野兽。大家携带鸟枪、铁叉，分头埋伏。在野兽活动的路上，用哄的办法把野兽赶出。打中的人分皮，其他参加的人分猎获物的肉，谁的猎狗搜寻到野兽分给头与肝。不仅用枪打，还有“土炮”，即将炸药包上食物，野兽一咬就会把它炸死。在对付老虎、豹子等猛兽时，多采用伏弩射杀，用此法一定要事先布告，以防伤人。打猎的对象是野猪、山羊、狐狸、狼、虎、豹等。
畲族居于山区，交通不便，仅有山间小路通行，运输全靠肩挑，只有大批放木排、竹排时利用较宽的溪流。畲族并无做木材、毛竹生意的人。但有人为木商放木排、竹排。
山上有毛竹和各种树木，几乎每户都有山林，面积大小不等，从一、二分到一、二亩都有，出产最多的是毛竹，砍伐毛竹和树木出卖是作为副业收入，补贴生活费用的。
家禽饲养比较普遍，主要是兔、鸡、猪、山羊。1948年全村计有：猪57头、羊21头、兔255只、鸡166只、鸭60只。养猪主要是出卖，极少自食，有的人家养猪，出卖小猪仔，收入较多，本村还有1户养种猪（俗称猪头），养羊也是为出卖。兔子和鸡、鸭主要是自食，出卖很少，此地畲族非常喜欢食兔。
卖工：解放前，这一带畲族劳动人民因受封建统治的压迫剥削，单靠农业收入不足以维持自己的生活，且各户耕种土地极少，全年除农业生产外，尚剩余大量的劳动力。同时由于附近汉族地区烧炭、开矾、制茶等工业甚发达，因此，这里畲族地区，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做长短工及副业生产外，卖工现象非常普遍。王神洞的畲族每年有相当多的时间到汉族村去卖工。
卖工主要有三种：一种是烧炭，主要是替汉族商人把从泰顺来的炭，从莒溪挑到青街，然后由青街用木筏把炭运到平阳等地，供碾米厂与船舶用。从莒溪挑炭到青街，每担约需一天时间，工资是3角。也有的直接从泰顺挑来青街，路途有五六百里，一次需三天半时间。第二种是挑矾，把附近矾山的矾挑至赤溪，每担有150多斤，需一天到一天半时间，工资是1.2—1.5元。另一种是挑茶，把茶叶从莒溪挑到腾蛟的茶厂，每担也要一天多时间，工资1.5元。此外，也有为汉商挑布、挑盐及放木排运货的。
王神洞解放前，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卖工。一般各家都是男女两个劳动力一起卖工，女劳动力主要是挑炭。在全村63户中，平均每户每年有100天从事卖工，与农业劳动所花的劳动日一样。有的人家，全年有半年以上时间在外面卖工。根据我们了解的28户中，每年从事卖工达150—200天的有18户，200天以上的4户，150天以下的6户。贫农蓝德情除本人每年做短工70天外，夫妻两人卖工达280天（男150天，女130天）。这使农村生产力的提高大受影响。
总之，这里的自然条件较好，但在封建制度统治下，封建的生产关系束缚了畲族人民的农业生产力，因此生产技术比较粗放，影响产量的提高。
从生产关系来看，这里的畲族地区的社会性质，在解放前已达到封建社会的阶段。表现在土地早已个体私有。农村中个体小农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内部阶级分化明显，与汉族经济紧密结合，成为一个完整的封建经济体系。佃户受到封建地主的剥削，农民往往因借高利贷而丧失土地，逐渐变成无地的贫苦农民。手工业尚未脱离农业，而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加以遭受国民党反动派苛捐杂税的横征暴敛，使得畲族人民生活处于十分贫困的境况。
附：典型户材料
（一）地主：蓝德浪（46岁）
本村唯一的地主蓝德浪，高利贷与雇工剥削者。
解放前全家有6口人：本人、母亲、妻子、3个儿子，本人与妻子两个劳动力参加插秧、除草、割稻等劳动。
解放前先由其父蓝响文当家（1947年死）。有田12.3亩，地0.3亩，山林12.8亩，房屋8间，耕牛1头，犁2把，锄2把，耙2把，山锄5把。全年收入谷子153担，1750元。
（二）中农蓝响贵（51岁）
解放前有6口人：本人、妻子、母亲、儿子、媳妇、女儿，有4个劳动力。1954年收入谷子2500斤、地瓜米1800斤、麦子800斤、油菜20斤、毛猪120元、毛竹90元、柴火20元、油茶15元。全年计交公粮375斤、卖余粮1800斤。
四、物质生活、社会组织与风俗习惯
（一）畲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及其变化
畲族村王神洞位于低矮的山坡上，四周群山环抱山峦起伏，中有山涧流水汇成小溪，风景很美。交通很不方便，通向外村只有曲折的山坡小路，没有任何交通工具，运输只靠肩挑。为了改善山区人民的交通条件，1957年10月已在此地进行公路测量，一条从王神洞到青街，一条从山门到莒溪经过王神洞，预计今年年底可开始动工兴建。
畲族人民有自己的民族服装。妇女上衣前襟绣有五彩花纹，新做的服装有两层花纹，预备穿坏后去掉上面的，里面还有一层，下装穿裤，一般都是黑色；妇女头上戴有凤冠，高约3寸，配有珠穗和银片作为装饰，在节日和结婚时戴；解放前畲族妇女全部留有头发梳在脑后，少女梳一根发辫垂在后面，解放以后，由于和汉族往来密切相互学习，为节省时间，在妇女代表雷月枝的带头下，1952年全部改为短发。解放后由于生活提高，畲族人民做了很多新衣，多仿照汉人服装制成。现在，畲族的民族服装在日常生活中已看不到，仅有的几件只放在家里保存，以备节日时穿着。男子服装与汉人没有差别，只在劳动时腰间围一块自制的布巾，巾带上编织有各种花纹，为了保护衣服，保持清洁，至今仍然采用。
畲族人民主食以番薯丝为主，有少量的稻米、糯米、马铃薯，最喜欢吃的是用糯米做成的食巴，也称山客饭，每逢年节和请酒办事都是不可缺少的食品。并喜食肉类，一般家庭都饲养几只鸡、兔和一两头猪，日常一般菜蔬是萝卜、大豆和鱼等。
住的为木屋，上盖稻草或瓦片，窗户很小，屋内光线很差，因年代长久，房屋全部熏黑。解放以后才开始大量建造新房，1954年一年就造就新房20多间，到1958年共建新房47间半，原来的草棚都换了新房，人民的居住条件大大改善。
（二）社会组织
本村共有蓝、雷两姓，蓝姓67户，雷姓4户。雷姓来此较晚，到现在只住了三代，是从莒溪搬来的；蓝姓到这里已有200多年。本村蓝姓是同属于第二房（第一房在泰顺，第三房在垟尾，第四房在福鼎上陶）。第二房以下又分为4个房，每房成员已打破血缘聚居的关系，并不与同房住在一起，但同一小房的人来往更为密切，如一般结婚、做坟、办酒，小房中的人多聚在一起，小房没有专门的负责人。本村蓝姓同属于一个祠堂，雷姓属于一个祠堂，蓝姓祠堂在垟尾，雷姓祠堂在章山，每年一月十五要在祠堂祭祖，祭祖由各房轮流主持，每次祭祖摆两桌酒席，出席人也要轮流（上年岁的男人），祭祖用的钱一部分由祭田的收成上支出，一部分由各家平均分摊。
过去本村有1个“头人”（蓝茂周），是由大家推选的，条件是公道、忠厚、又会说话。头人威信很高，大家都听他的话，头人如果不称职也可以改选，其职务是负责管理族谱和公田，解决村内发生的问题。如过去本村蓝茂续家里很穷，无法过年，就到地主蓝德浪家扛了几根竹子，地主不肯，要罚他，因他家很穷无钱，地主就把他家的农具全部搬走，并把人捆起来，头人蓝茂周到地主家求情，于是叫蓝茂续办理1桌酒请地主、头人和村里一些其他的人，就算过去了，如果没有头人从中说话，地主是不肯的。
（三）家庭与婚姻
本村畲族多为2—6口的小家庭，没有几代住在一起的，兄弟结婚以后就分家，父亲自己住或和小儿子住在一起。财产继承问题一般是兄弟平均分配，但长子可以多分一些，如果长子有长孙，可先抽出一部分约相当于每股所分的土地，其余再按几个兄弟平均分配，一般田地太少只适当照顾一下长子就可以了。父母在世时，要留一部分财产，够其生活，父母死后再把父母的一份财产平均分配，没有娶老婆的兄弟可以多得一些，称为“老婆本”。妇女在家庭没有继承权，如果招女婿上门的，可享有家庭财产继承权。
结婚的范围：同姓的可以结婚，同一祠堂的不许结婚，姨表兄妹可以结婚，姑表兄妹结婚的很少。
结婚的过程：首先订婚，一般男女从七八岁就开始订婚，有媒人从中说合，媒人大多为男人，到男女方家说明对方的情况，如果双方同意，由男方父母到女方相看女子的相貌和品德；也由女方父母到男方家看家庭情况和财产，双方家庭同意后就下定礼，由女方家要多少钱，一般是40块银元，也要看家庭情况而定，定礼钱不一定一年拿出，可以分几年拿，但必须在结婚以前交完。下定时男方要请客，预备糯米巴、酒、面和4样小菜，要挑到女方家请客，送去时女方家只留一半，其余一半挑回；女方要备衣服1套、毛巾、花生饼给男方。结婚一般在十七八岁。结婚前3个月男方要送“日子”给女方，用红纸写上结婚日期。送“日子”也要挑东西，有糖年糕（60斤米的），猪肉40斤、面15斤、8条鱼、4样菜，女方收2/3请客，其余挑回；女方要预备衣服、帽子、鞋、袜、毛巾、花生饼带给男方，并有五色彩线（红、绿、蓝、白、黑）。结婚前一天还要送礼，称“轿前聘”。有年糕（60斤米做的）、猪肉、4样菜，还有半斤面（作为媒人的点心）送到女方，女方全部收下；女方要预备陪嫁，有被子、衣服、家具等，结婚当天把陪嫁抬到男方家。结婚要用花轿，并打锣、打着灯笼，新娘上轿前一定要哭，骂父母狠心。结婚当天男方要备酒请客。结婚3天后回娘家，由兄弟来接。对媒人的酬谢是1件衣服、1个猪脚、1包面、1块银元。
畲族人民为一夫一妻，没有抢亲的现象，有因感情不合而卖妻子的。
由于结婚仪式频繁花钱太多，因此有些人娶不起妻子，有的因结婚变卖家产。解放后新婚姻法颁布后，畲族人民也按婚姻法办事，由父母包办改为自由恋爱结合。
（四）丧葬
畲族习惯人死后用棺材，有的用几块木板抬到山上，过两三年拣骨入罐，选择好日期再葬埋。丧葬时要吹打，备酒席，请巫师做功德。巫师不参加农业劳动。
（五）节日
有一月十五、八月十五两次祭祖，三月清明办酒扫墓，五月初五端阳节吃糯米粽，九月九日祭齐天大圣的生日，能保家口平安。
（六）禁忌
压地瓜和插秧要选择好日子，否则庄稼不易生长。小孩子生下来就要算命，以知道小孩犯的是什么关，如果算出不详，便要请巫师改关。正月初一不许借火种，债主不许讨债，一般借债的农民过年要躲藏起来，到了正月初一才敢回家。初一、十五不许挑粪。八月初一不许出门。
五、文教与卫生
（一）文教情况
畲族人民由于生活贫困与反动政府的统治，解放前很少有入学的机会，本村在解放前只有4人（其中一人是地主子弟）念过2—4年私塾，其他全部是文盲。反动政府在文化教育上也实行民族歧视，畲族子弟入学比同年级的汉族学生学费要多缴1/3，否则就不收。他们在学校里，什么话也不敢说，什么事也不敢做，并受到同学的欺辱。有的少数民族子弟到小学念书，就要瞒名改姓，例如蓝长行（莒溪人）在鳌江中学读书时，改为姓曾。在畲族中流行着两句话：“找人无人，要告无钱”，意识是说本民族没有文化，要告状，写状纸都找不到人。
解放前全县只有少数民族教师3人（其中1人是反革命），教师生活水平很低，每年工作700斤米，生活很不安定，每年寒暑假都要东奔西跑找工作，以解决最低水平的生活，而且职业不固定，反动政府随时可以解聘。
1956年9月，本村开始办起小学，有学生29人（畲族28人，汉族1人）；1957年10月，学生数发展到34人。至今年10月已有学生43人，其中有8人在乡完全小学，2人上中学，1人上幼儿师范。学校经费，除校舍是由民房改造，桌椅等由社里自制，其他一切经费和教师工资完全由政府发给。
畲族人民喜欢唱山歌，至今仍很流行，不论在劳动中和饭后休息时间或看戏、看电影回来，在路上都可以听到他们的歌声。山歌内容以情歌为主，为男女对唱方式，如果有外地客人（畲亲）到此，本村青年便以挑战方式邀其对唱，对唱时有竞赛的性质，如果一方被唱倒，便予以讽刺与讥笑。近年来，畲族人民所唱的山歌也增加了新的内容，对共产党的感谢、对新生活的颂赞等均通过唱歌表达出来。
（二）卫生情况
由于生活贫困，解放前畲族人民的卫生条件很差，有的一家住半间房，什么东西都堆在一起，养猪就在床的旁边、养鸡养兔就放在床下，经常不进行打扫。解放前一些畲族人民未用过肥皂（以茶饼代替）。由于衣服破烂脱下来就没有换的，所以衣服也不常洗，只有天气暖和的中午脱下来洗一洗晒干后马上穿上。吃的东西也不太注意卫生，有病就请巫师到家请鬼，一次不好再请，有的连请好几次，病人死掉的很多。解放前请巫师的现象非常普遍，很少人有病请医生看，畲族人民中有性病的很多，有的小孩生下来就死掉，但一直未得到过治疗。
解放以后，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健康非常关怀。1957年政府派防毒队到王神洞，给畲族人民普遍进行了验血检查，共检查202人，检查出性病的14人。对患者马上进行了治疗，对家庭贫困的进行免费治疗。此外，政府还经常派卫生队，给畲族人民种牛痘和打预防针，实行免费治疗的如蓝德水、蓝德足二人，在1953年和1954年两年免费治疗达300余元。1956年流动保健站在此地建立，并培养了1个畲族保健员。
解放后经常开展卫生运动，每年都要进行几次大扫除，从楼前楼后，灶前灶后，到各种农具都进行彻底的打扫，改善了畲族人民的卫生条件，更主要是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了换的衣服，使用了肥皂，衣服经常换洗，有病就请医生看，请鬼治病的方法已完全绝迹，畲族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
六、民族关系
解放前，在封建制度残酷压迫与剥削下，畲族人民过着极其贫困的牛马般的生活。王神洞的畲族农民大都租种外村汉族地主的土地，遭受地主的封建地租及其高利贷的剥削。国民党反动派对畲族也进行了政治压迫，当时青街等地，都是汉族池姓、李姓当保长、乡长，经常到王神洞抓丁派款及强迫送礼。因此汉族统治阶级与畲族人民之间矛盾极深。同时由于统治阶级的大汉族主义，也造成民族间的一些隔阂，统治阶级中流传这样的话：“无人找马，无马找畲族”，把畲族人民视同牛马。
但是畲、汉两族劳动人民之间长期以来却建立了友好密切的关系，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极其融洽，互通有无。畲族原来耕作技术落后（刀耕火种），以后从汉族区传入较先进的水稻、番薯等耕作技术。手工技术、手工工具及农具等也都自汉区传入。畲族没有本民族的商人与市场，一切商品交换都必须到汉区进行。王神洞附近的青街、水头等实际上便是汉、畲两族人民共同的市场。
解放后，畲族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成为自己土地上的主人，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畲、汉两族劳动人民悠久而友好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畲族人民与汉族劳动人民一起斗争了两族的封建地主，没收地主的土地，共同进行分配，王神洞畲族在土改时就曾把15亩土地划送给贡后汉族村。以后王神洞又与附近十五亩汉族村建立了联合社，社领导由汉、畲两村人共同充当，他们互相商量工作，统一领导两村的生产。过去，本村柴火不多，想到汉族村（十五亩）山上去砍，人家不让砍，现在他们自动请畲族去砍柴。贡后汉人陈宝廷家里房子坏了，本村有20多人前去帮助他修房子，并且不肯在他家吃饭，陈宝廷感激地说：“这是过去从来没有的！”贡后老人家也很感动，说：“现在真正是畲汉一家人了”。过去两族小孩在一起放牛，常常互相辱骂，解放后经过民族政策的教育后，关系相处很好。在婚姻关系上，也打破了历史上汉畲互不通婚的惯例，有两个畲族人娶了汉族妻子，有1个畲族妇女嫁给了汉人。
在党的教育与关怀下，畲族人民的觉悟空前提高，他们明白了过去民族间的一些隔阂是反动统治所造成的。他们说，从前和这些汉人相处，关系不好，解放后也是和这些人相处，但是却互相帮助，互相关心；从前国民党军队来了，抓鸡抢劫，现在解放军却帮助我们，如有的畲族老人到莒溪挑东西挑不动，解放军就帮他们挑了。他们认为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团结是不行的，全国应该团结得像一家人一样。附近的贡后与十五亩等汉族人民也说，我们应该向王神洞的畲族人民学习，特别是应该学习畲族妇女爱劳动的习惯。两族人民通过共同的劳动与生活，彼此之间建立了崭新的民族关系。
浙江平阳县矾山公社畲族人民革命斗争
章以凎 陈佳荣 袁钟秀 蓝天两等（1958年）
浙南党的活动从1922年就开始了。在国民党叛变之前，党的主要工作是帮助国民党改组，党的干部领导国民党基层组织发动群众。1927年国民党叛变后，浙南党受到敌人的摧残，但仍坚持斗争。1931年，浙南党组织被敌人摧毁。1932年，党又在平阳的南部地区——蒲门、马站、矾山一带进行活动。
1934—1935年，党广泛地发动与组织群众，不仅在汉族劳动群众中进行工作，也在畲族人民中进行宣传教育与发动工作。1936年，刘英、粟裕同志到浙南，建立了浙闽边区，不久鼎平县委成立，平阳县南部地区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许多畲汉地区建立起群众的革命组织——抗租团、分青苗委员会、民兵队、肃反队、贫农会、青年团、妇女会、儿童团……畲族人民与汉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在党的领导下对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1936—1937年的斗争环境非常残酷，国民党反动派集中了几个团上万的兵力，并组织了大批地主反革命武装，如“编联甲”“自卫队”等，对红军与边区进行围剿，一方面对革命地区实行军事“围剿”，另一方面采取反动的政治措施，在农村实行联保、连坐法。但就是这样，畲、汉两族群众仍然不屈不挠地展开武装斗争，大量地歼灭敌人。
1935年红军北上抗日后，国民党顽固派更加疯狂地镇压革命，但革命活动一直未间断过，而且更加广泛与深入。
由于党的领导，许多畲族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畲族人民组织起来，与汉族劳动群众携手并肩对国民党反动派与封建地主阶级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许多畲族群众参加了红军、游击队，广大的畲族群众支持红军、游击队作战，为红军送粮送饭、掩护红军与党的工作人员，探听敌人消息，为红军、游击队送信带路。在残酷的斗争中，不少优秀的畲族干部与革命群众英勇牺牲。
1941年，鼎平县委被敌人摧毁，该地区革命运动受到暂时的挫折，许多地区的畲、汉两族群众与党失去了联系。但1944年，鼎平县委恢复，党的活动更加强了。1946—1947年，党广泛地发动与组织群众、扩大革命根据地，普遍建立了党的组织，在畲族地区也建立了党的组织，发展吸收了大量的畲族党员，游击战争更加激烈，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有力地配合了全国大反攻的形势。1949年5月，在平阳县彻底地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畲、汉两族人民获得了解放。
下面就是几个畲族村庄在党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的事迹。
一、凤阳大队章家山畲族的革命斗争（1932—1950）
章家山是一个在群山之中非常偏僻的畲族村庄。全村23户，96人。解放前全村有田地71.5亩，其中仅20多亩属于本村人。全村只有一片山林是自己的，大部分田地、山林都属于凤阳乡内朱姓大地主所有，就是房子的地基也是地主的。
地租、高利贷的剥削非常残酷，每年要交租70担。这里的高利贷多以卖青苗的方式进行，即每年四五月份农民缺粮时向地主借钱，将田里的青苗卖给地主，田里的稻谷收成后全部归地主，等于借一百斤谷还二三百斤。全村每年卖青苗60多担。
国民党反动派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仅这里畲族人民知道的而且现在还记得的就有十余种，如铁路捐、公路捐（这里既无铁路，也无公路）、学校捐、乡丁捐、壮丁捐、保长津贴费、乡长津贴费、保队副训练费、猪税、酒税、房屋捐、压岁捐（每到旧历年得给保长、乡长送礼）。还有月税，有时一个月之中派款即达200多斤。一年最少的人家也要八九担，有的高达20多担。每年的稻谷都给地主、国民党夺了去，全村群众每年仅剩下二百五六十担番薯丝。
全村23户人家中，仅4户中农勉强够吃全年，18户贫农、1户雇农一般只能维持生活到四五月，有的到正月就没粮食吃了。例如雷必钰每年要卖青苗十多担。有的人家甚至出卖小孩，如钟发洪因家庭困难，只得先后卖掉6个（2女4男）。由于无法生活，“溺婴”现象非常普遍，每年全村溺婴都在三四个以上，雷必钰就溺婴4个。有3户人家整年讨饭，每年有四五个人给地主当长工。每人每年卖工都在一百五六十天以上。钟士发全家三口都为地主当长工，他母亲也为地主当长工，被稻谷压死，他自己从9岁起就给地主当了11年长工。
畲族人民不仅经济上受到残酷的剥削，而且在政治上毫无权利，受尽国民党乡保长的欺压。乡长保长横行霸道，地主狗腿作威作福。国民党反动派收税派款，畲族人民根本不敢过问，如果谁敢问一下就要挨揍。对国民党的派款稍微有不服的表示，立即被捆走，并在烈日下晒几个钟头。全村23户人家中被抓壮丁的有3人，其中2人死在外边，村里买壮丁的有4个。
畲族人民长期受着国民党反动派及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几十年不得翻身，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才起来向反动统治作坚决斗争，以求得自己民族的解放，推翻封建的压迫。
大约在1930年，这一带的畲、汉两族劳动人民从福建的亲戚朋友那里听到福建有支为农民做事的红军，打地主分田地，将地主的粮食、钱等没收给贫苦的老百姓，大家都盼望着红军快来，急着说：“红军什么时候才会到咱这儿来啊？”章家山的畲族也非常盼望着红军的到来。
1932年冬，福建来的革命同志到了章家山一带，认识了雷汉答、雷汉里、雷汉坚3个，由拉家常逐渐向他们讲解国家大事：“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国民党卖国，不管人民死活，捐税太多，农民生活太苦，收成连交租都不够”，又经常宣传“农民受地主、国民党压迫，过着牛马一般的生活，应该团结起来，打倒地主与国民党反动派”等革命道理，说红军就是为农民谋利益的。在革命同志的教育下，1933年1月，本村的雷汉里到福鼎参加了红军游击队，而雷汉答、钟友行等则在这一带少数民族中进行革命宣传。不久，林辉山同志动员雷汉答脱产参加工作，帮助党在南港、灵溪、桥墩、马站、矾山、鼎平等地进行宣传。
1933年2月，在章家山召集了西边、羊头贡、仓楼、揹头贡、三十亩等地的少数民族十余人开贫农座谈会，宣传抗日救国与农民应该组织起来的道理。会后，开始了大规模的群众宣传发动工作，参加会议的人回去后不仅向本村而且向别处宣传。经过这次宣传，群众的觉悟大大提高，党又在群众基础好的村里召集贫苦农民座谈，深入进行工作。
到1933年冬，章家山组织了农会、贫农团，全村都参加了。主要活动是搜集敌人情报，为党的工作同志带路等。同时开始抗租抗税每个村都组织了抗租团，抗租团还到外村宣传抗租抗税，路上遇到给地主挑谷的说服动员他们把谷子担回去，并抓住给地主与国民党收租收税的人。
1934年春，闽浙交界地区20多个农村组织的60多名干部在章家山开会，讨论如何更进一步地发动群众与组织人民参加红军的问题。会后在许多地方公开地进行宣传活动，各地建立了妇女会、青年团、儿童团。
对敌斗争的肃反队也组织起来了，镇压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反革命分子。革命运动在南港一带开展起来。
1934年9月10日，国民党县大队开到南港，由雷天昌、林学城带领在各处逮捕革命群众与积极分子，本村钟大模、钟发行、雷必丑等被捕，其中钟发行在遭敌人严刑拷打折磨后释放，不久即死去。当时斗争非常残酷，国民党军队经常搜捕革命群众，有时一天来两三次，乱抢乱夺，杀猪宰羊。群众把谷子收割后都藏在山里，从村里搬到山上去住。群众加强了对敌斗争，提出了“除奸抗租”的口号。1934年，游击队从福建过来，群众积极参加游击队，本村有十余人参加，1935—1936年也陆续有人参加。
1935年4月，刘英同志的队伍由雷汉答带路到了浙南。5月，就吸收了雷汉答等四人入党，由雷汉答负责蒲门区党的活动，建立了北港、南港、江南、蒲门四区区委。7月，蒲门党支部成立，有党员3人：雷汉答、雷子魁、范均庭，雷汉答任书记。
1936年5月，一支汉、畲两族人民组成的游击队成立，有40多人，其中有19个畲族人，队长是陈计株，指导员是本村畲族人雷汉里。游击队配合刘英同志的队伍作战4次，独立作战13次，其中1次，游击队12人化装进入宜山，消灭了国民党防务队，缴获十九支枪和3箱子弹，毫无损失地结束了战斗。
1936—1937年，国民党19师在这一带进行“围剿”，团部设在赤溪，凤阳驻有1连军队，又组织了许多反革命武装，如“编联甲”等，天天搜山，各村天天清早打锣集合，编联甲配合国民党军搜山，一些群众与我有联系的保长在打锣时，都高喊：“今天要搜山了”，以便让山上的游击队听到与转移。每次，群众都积极给游击队送信，高喊今天要搜××山了。所以虽然国民党每次都有几千人搜山，但游击队都及时地转移到敌人后方去。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消灭章家山的少数民族，要把全村人并到南宋去，大家坚决反抗，都到山上去，住在山头、石洞、坟穴里，半夜烧饭吃，始终坚决不屈。
党在艰苦的时刻经常教育群众：“敌人虽然猖狂一时，但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敌人经常至章家山，每次都是二三十个防务队和六七个便衣特务，有时一天来三四次，到处抓人抢东西。
1937年4月，在国民党强大的进攻下，刘英同志转移到北港区，这一带失去了与上级党委的联系，游击队也撤走了。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全国开始了国共合作的新时期。浙南党也提出“枪口对外，共同抗日”的口号，开始与国民党实行抗日合作。国民党出布告停止对我“围剿”。粟裕与刘英同志也在平阳山门办党校。不久，我红军又北上抗日。
但是浙南地区的国共合作仅维持8个月，即遭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
1937年7月，林辉山同志来章家山与雷汉答等革命同志接上关系，并交代雷等说：“以后此地可能会来很多国民党军、土匪、大刀会、五龙会等，你们千万要提高警惕，不要受欺骗，有介绍信的人才承认，没介绍信的就不能相信”。从此，章家山失去3个月的联系又接上了，当地党组织又开始进行革命工作。国共合作时，章家山也与国民党保长取得联系。1938年7月，钟光城（畲族）与刘洪玉两同志也来章家山联系过。
从国共合作开始，我党成立了鼎平县委，并以政治工作为主，恢复与巩固老区；在学校中进行串联工作，发展学生组织；对于新区，一般只发展条件较好，国民党统治较弱的地区。在章家山老区，恢复党组织后，开始进行巩固工作，派干部去组织群众，建立许多群众小组，每组选出1个较可靠的当组长，由组员经常向组长汇报敌军、大刀会、五龙会等反动组织及土匪的情况，小组长再向上级汇报，以严防敌人冒充共产党混入革命组织。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使反革命分子进不来，因而，革命组织没有遭到破坏。
1940年（应为1942年——编者注）春，原鼎平中心县委书记周义群叛变革命，出卖刘英同志，刘英同志被捕牺牲。以后陈必躬同志任鼎平中心县委书记，陈必躬同志仍开展地下组织，恢复与巩固老区等工作。他曾至章家山等地，宣传反帝国主义侵略等道理，说明国民党反动派还统治着我们，苛捐杂税还很繁重，因此我们必须继续革命。当时雷汉答配合陈必躬同志开展工作。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破坏了国共合作，开始全面的反共高潮。叛徒陈新希把320名革命同志的名单都泄露给国民党反动派，福建福鼎的防务队也开来矾山，准备镇压浙南革命。国民党反动派限定在3月18日以前，320名革命同志全部要自新。陈必躬等同志认为绝不能自新，于是召集了全部县委机关及各个农会的干部积极分子开会，决定隐蔽起来，并组织一次武装突袭。3月14日，章家山的雷汉坚同志带十几个人，伪装成国民党警备班，假言因收捐税得很多钱，准备请霞关的海关防务队吃一顿酒肉，混入防务队驻处。当时海关防务队有20多人，而我配合镇长张传道、南坪校长张传富及霞关事务员等内应，终于缴了防务队的24支枪。
袭击霞关后，陈必躬同志把队伍带至鹤顶山，准备以后撤至北港。中途在观美、亭然两乡交界的毛徐坑，曾和敌人交火过。
5月，陈必躬与另外两个革命同志被捕牺牲。鼎平县工作没人负责。七八月，老同志也都被捕杀，县委会干部都给抓光。很多老同志跑至海岛，章家山重新失去组织联系，革命同志都把房子封闭，逃亡外地。雷汉里同志逃到江南给人家招婿。国民党反动派认为章家山是红区，对之实行“围剿”，并大肆抢劫，矾山协管、赤溪等地的反动防务队前后来章家山“围剿”4次，把群众的鸟枪、衣服及毯子等抢走了。国民党又对章家山实行残酷的统治，保长每天来村里派款两三次，拿走老百姓的鸡。并大肆捕人，放在六月天的太阳底下晒。又大抽壮丁，本村被抓去13人，死在外边5人，逃回8人。
虽然反动派残酷摧残压迫，但是畲族人民仍积极参加革命斗争，跟着共产党走。雷汉里兄弟4人在1933年就都参加了革命，其弟雷汉坚家原有妻子、儿女等6人，因参加游击队，生活困难，卖掉两个女儿给别人当童养媳，又病死一个儿子。当他的另一个儿子也病危时，正好有十几个红军被国民党反动军队包围，路途又不熟，逃不出去，雷汉坚毅然带领红军同志脱围，不顾儿子死去。以后，他的妻子被别人欺骗，说他是土匪，把其妻拐去，家中只剩他1个人。但他忍住了个人的悲痛，仍旧一心干革命。
1941年冬，张世芳、陶大躬、林乃芳等工作队同志来章家山、霞关、南坪一带，恢复过去断了的关系。他们了解各区国民党保长及赤溪国民党军队的情况，在章家山整理抄写，并发下《浙南周报》。当时有一个冒充共产党员名义、到处敲诈勒索、写恐吓信的土匪，我党即展开宣传，并在1945年把这个土匪捕杀，把其诈骗的钱还给原主。
1947年冬，县里得知解放军快要渡长江，于是重新组织农会与民兵，以准备配合大军南下。陶大躬等同志首先在章家山建立农会、民兵组织，经常开会宣传，动员大家入农会，章家山全村18—40岁的青壮年全部参加民兵，共四五十人，民兵队长是钟大可。因当时蒲门区区长卓文华的便衣特务经常扮成乞丐混入本村，一次展开了防特工作，对生人实行检查，过路要通行证，白天民兵参加生产，由妇女放哨，晚上民兵站岗放哨。
农会、民兵组织后，章家山即开始实行“二五减租”，原收100斤交75斤租，当地主组织警备班等狗腿来逼租，并欲抢走农民的棉被、棕衣、年糕及牵走耕牛时，我们一方面叫保长写个签条把东西要回来，使得地主无法得逞，减租工作得以省力。由于遭受地主的地租、高利贷及放青苗等剥削，农民的粮食都不够吃，1948年春又组织贫苦农民，发动全面的向地主借余粮的运动。山区的几十个村镇都到赤溪去，本村去了一百多人。地主剥削多少粮食，就借多少粮食。当时地主大多不敢反抗。这次发动，共借了五千多斤余粮。至此时，我已公开活动，白天都鸣锣开会。
1948年2月，章家山与凤阳其他村及南宋乡、昌禅乡的民兵配合游击队20多支枪，攻打赤溪国民党联防队，并缴了其枪。当时国民党在马站大修工事、炮台，反动头子卓文华的秘密情报员范恒颜为我所杀，卓从赤溪逃至马站霞关。
1949年4月，章家山解放。当时国民党的苛捐杂税、租粮都被抗掉了，挑夫、兵丁也已免，而反动的卓文华又逃至灵溪、平阳，因此民兵开始拆赤溪炮台，接管与没收木板、材料等，并把粮食分给老百姓。
解放之后，章家山的人民，立即积极参加与支援对敌斗争。实行封船、控制海船运输，以支援解放舟山。民兵全部整顿组织，配合解放军放哨，本村50多个民兵全部集中在中墩睡觉，水手们驾驶海船，日夜不眠，老百姓则杀猪杀鸡，用年糕及草鞋、布鞋等慰劳解放军。
1949年8月，章家山开始反霸斗争，把保长雷必立及其狗腿许明芽抓起来，在全村游行，并进行斗争，后逃至蒲门。
章家山人民也大力开展反特防奸工作。1950年7月13日，章家山挑柴的农民在赤溪发现5个化装成采茶农民的匪特，当即怀疑，派民兵雷子贵及钟娇莲、雷贵英等两个妇女监视其行动，跟随至山上寺院，发现该匪记号是几把布的雨伞及一担有漏洞的篓筐，并当即回村报告。村里开干部会研究，组织本村的60多个民兵，分两路上山，在石洞里从半夜一直搜到次日中午，终于抓到4个特务。
章家山民兵曾配合解放军抓海匪两次。1950年5月14日，国民党海匪五六百人从海上登陆，进行骚扰。本村即大力支援解放军部队与海匪作战，全村男女老幼齐出动，妇女烧饭给解放军吃，男人则挑水供部队饮用，民兵分成两班，一班为解放军带路与放哨，另一班至赤溪搬运弹药。这样终于打退了敌人的骚扰。
综上所述，章家山人民是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
二、南宋大队李家旺畲族的革命斗争（1934—1949）
李家旺的畲族群众很早就知道了红军，在受着地主、国民党的残酷剥削、压迫时，时常说：“红军来了就好了！”
1934年，吴毓同志在垟头一带工作，向群众宣传“共产党起义是为了人民，我们人民受压迫、受痛苦，应该团结起来打倒地主反动派，红军就是为人民打天下的。我们一定会胜利的，将来一定有好日子过”，群众把这些话句句刻在心上，时刻盼望着红军快点来。
1936年2月25日，罗船绸领导的一支红军队伍30多人，由钟光城、雷汉里等带领到了李家旺，群众像招待亲人一样地为红军安排吃住。红军干部也教育大家一定要保密，“红军来了，大家一定不要乱讲，敌人如果知道了，红军走后敌人就会来杀人烧房子”。
从此红军经常来李家旺。正如红军同志讲的一样：“李家旺地点好，人也好”。李家旺是距垟头3里的畲族小村，四周都是高山，进口处很狭，只居住8户人家，这个村子地形极好，从外边根本看不到村子，就是进入山口以后，由于茂密的树木，也不易找到。
这里的群众像保护眼珠一样地保护红军。红军或党的工作同志一到李家旺，群众就自动在山头上放哨，而且还与垟头群众联系，从其路旁开始，每隔一里多就有一个步哨，步哨直达李家旺，只要敌人一有动作，步哨就举起一只手表示，一个接一个地把消息传到李家旺，红军可以马上采取行动。
群众不仅放哨，还为红军探听消息。钟有周是个残疾人（缺只耳朵，背有毛病），敌人不会注意他，他就经常在大路上侦察敌人情况。
李家旺群众不仅使红军与工作同志在那里吃好、住好、休息好，而且还争着为红军带路、送信、买东西。只要红军有信要送，不管多远、多危险，大家都抢着去送。又一次钟有周给红军送信，中途被敌人发现，他机警得躲在坟洞里逃过了敌人的搜捕，完成了任务。群众想尽办法为红军购买必需品，例如衣服、鞋、电池、肥皂……红军或工作同志离开李家旺时，群众也给带路。
1936年有一次，罗船绸的队伍到李家旺，被垟尾的吴振海、钟显隆告发，敌军百余人突然袭击包围了李家旺，但由于群众放了步哨，及时地使部队与群众都撤走了，村里只剩下1个半聋半哑的妇女，敌人盘问她红军哪去了，她就东南西北地乱指划，敌人找不到红军，就大抢群众家里的东西，从首饰、衣服直到围裙都被敌人抢光了。
群众对红军如同亲人，红军来后大家让床给红军，自己睡在地上，吃饭、睡觉时群众多加步哨，不让红军放哨，使红军能好好休息、吃饭。1937年过旧历年时，红军80余人被群众留住过年，群众杀猪、打年糕……摆了12桌酒席请红军吃。当红军执行任务化装时，大家就把短衫、长袍拿给红军，帮助红军完成任务。
群众奋不顾身地掩护被敌人追捕的同志。1938年2月有两个被敌人从福建一直追到浙江的同志，钟光城带他们到钟有周家住了17天，躲过了敌人的搜捕。又一次，4个红军被敌人发现，单倍红把他们4人藏在谷仓里，外面加上锁，贴上假的国民党的封条，使敌人追捕落空。1941年1月，欧阳宽、陈必躬等4个同志被敌人紧紧追赶，到一个悬崖，爬不上了，钟有进发现并立刻把悬崖上的毛竹弄弯，使他们4人顺毛竹爬上来，并把他们藏在家里的谷仓中，这等于从敌人手中救出了这4个同志。
畲族群众为了革命，为了掩护红军，对敌人的任何拷打威胁都不怕。如钟大锐被敌人抓走，敌人把他带到山头，用枪托打他叫他说出红军在哪儿，他坚决不说，敌人又把他带到别处准备枪毙他，他也是咬紧牙关一字不漏，后来，由于群众出保与敌人抓不到证据才被放出。又如1个反动恶霸保长被红军枪毙了，敌军大队人马搜寻，并且把全乡人集中起来宣布，告发的有重赏，如果知道在哪儿不自首的话，查出来杀绝全村，但李家旺的群众也不怕，把这个保长的尸首抬到很远的地方抛在溪里，使敌人找不到。
掩护红军，严格地保守秘密，不仅放哨站岗，就是女儿、女婿或是母舅以及欺压近亲来了，也不叫他们看到红军。红军来时与去后，都不对任何人讲，红军经过的地方，红军走后马上整理好，使坏人看不到丝毫漏洞。这样好的群众条件，又加上地理条件好，李家旺就成了红军与工作同志的根据地与中心联络点。从1941年起，郑颜宗等同志在南港一带进行工作，经常在李家旺留宿。红军游击队也在这里休整，1937年红军一支队伍就曾在李家旺进行整训。
虽然自红军北上抗日后，环境非常恶劣，敌军在周围骚乱，与编联甲成千人不断地搜山、围剿，但李家旺始终是革命根据地。1947年，村里有了党小组，民兵也组织起来了，对敌进行武装斗争，配合游击队参加观美、灵溪、前歧等战斗。1949年4月，李家旺终于获得了解放。
三、华阳大队牛角湾畲族的革命斗争（1935—1949）
牛角湾是华阳大队的1个80多户的畲族村庄。
很早以前，这里有人到福建去卖工，从福建亲戚那里带来了红军的消息。本村人李圣夫在福建参加了红军，1935年10月7日，领着红军的杨锡创连队百余人到达牛角湾，红军向大家宣传革命道理，而且队伍里还有不少畲族战士，跟大家交谈得非常亲切。群众马上给红军送来了200多斤大米，并到南宋为红军买菜，红军待群众非常客气，买的东西本来是一块钱，却给群众一块多钱，大家感到红军真是人民的队伍。
这支红军住了一夜走后，红军与工作同志就不断地来牛角湾。1935年周建兴率领的工作队，在牛角湾、水尾、旺馒窟、瓦尾一带进行宣传组织工作，李圣夫担任区委书记。
1936年春，村里建立了各种群众的革命组织——农会、贫农团、抗租团、青年团、儿童团、妇女会。这年六七月，华阳党支部成立，本村有8个党员，区委会设在牛角湾。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的群众对地主、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1936年这一年里，群众再也不给地主挑担了，国民党的苛捐杂税群众更不交了，国民党收税派款的只要来村里，民兵就抓住他们。以后他们也就不敢来了，地主更是害怕。
民兵队成立后，部分民兵日夜在村四周的山上、路上站岗放哨，捕抓敌特。1936年8月，全村200多群众，将观美至灵溪的敌人的十多里电话线全部破坏掉。
1936年红军打福建桥亭后，有伤员17人，村里三十余个群众连夜赶去把伤员抬至村里，由于敌情紧张，四十余个群众又连夜抬送伤员到昌禅去。
群众大力协助红军作战，红军走到哪里，他们都为红军准备好吃的住的，并且想尽办法，不怕危险地为红军采购军需品，许多人分头去买，不敢说是牛角湾人，就将买来的东西包装成送礼的样子混过敌人的检查。同时积极地为红军带路、送信，红军来时妇女们不仅给红军烧饭做菜，而且将战士的衣服抢来洗干净、补好。
村里成立了二三十人的肃反队，“抓反动”“捉财政”（“反动”指敌特等反动分子。“财政”指有钱的财主富户），几乎每天夜里都根据上级指示出动，有时不仅肃反队，连全村青壮年都一齐出动，分头捕捉敌特，捉来后连夜押着他们通过白区交给红军处理。有一次，李学论、李先海、雷衍远等3人曾押送3个敌人，通过敌人的盘查地区，送给红军，红军特意备酒招待他们。全村那时共捉了五六十个“反动”与“财政”。
1936年9月，有一天1个敌人的连长带两个马弁跑回去，带来大队敌军从后追赶，敌军喊话威胁，但群众什么都不怕，把这个敌连长杀死，全村群众转移到山里去。但有十几个被敌人抓去，他们坚强地经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李先进被叛徒出卖牺牲。群众被抓后，红军立即把这一带的保长抓来，强迫他们把被捕的群众保出来。
1936年10月8日，敌保安团百余人，向这里进攻，全村群众组织起来，在山头上用土枪英勇地抗击敌人，虽然把正面的敌人击败，但敌人便衣队从后山摸上来了，群众被迫撤退。4天后即10月13日，敌军三四百人、“编联甲”数百人，计千余人“围剿”牛角湾，全村被烧抢一光。敌人烧毁了107间房子，连厕所、牛栏、烧草灰肥的房子都烧光了，1个救火的群众当场被枪杀，猪、鸡、鸭等全给抢光，全村变成了瓦砾。二十余个群众被敌人抓去，敌人使用了惨无人道的酷刑——灌辣椒水、火烙、压杠子等，结果九名革命群众牺牲，其余的人都被国民党折磨几个月至一两年之久才陆续放回。
牛角湾被烧后，群众失掉了住所与衣食，但坚决不向敌人屈服，敌人想消灭牛角湾根本办不到。群众住到牛角湾附近的山洞、坟穴、祠堂、破庙里，红军马上从苏区组织群众挑来大批的粮食给牛角湾的群众度日，牛角湾的妇女也到其他畲族村亲戚朋友处请求帮助。红军送给牛角湾村的救济粮和三百多块银元，却被可耻的叛徒（这个叛徒后来当上保长）贪污了。
群众在山上度了五六个月，过着受冻挨饿的痛苦日子。当时的环境非常恶劣，南宋有大批敌人驻扎，敌人又在华阳筑了碉堡，每天敌军与编联甲都要搜山“围剿”，群众仍坚持革命，革命意识更坚强。村被烧后的1937年1月，刘英同志队伍驻在附近山上，群众虽受敌人摧残，痛苦不堪，但以更大的热情来迎接红军，大家凑钱买了一头80多斤的猪杀掉，又凑了百余斤米做成年糕送给红军，还送去几百双草鞋，有很多人不会打草鞋，但男女老少齐动手，一夜间就打成了，最少的人家也送了四五双，还送了上百个慰问袋。不久刘英同志的队伍又打南宋，经过大贡朱，这里群众得知后，虽然没吃的，仍然凑了1200斤大米给红军挑去。这些行动使红军战士非常感动。
序
闽浙之畲民，亦犹湘黔桂粤之苗瑶，同为我国特殊民族之一种。其在吾浙，分布极广，除处属各县外，平阳泰顺等县均有之，徒以其文化低落，种族不繁，遂不为世人所注意。晚近著作如林，而关于畲民之著述，殊不多见。
二十二年春，余偕范翰芬、王虞辅两君，赴平阳考查矿业时，闻知该县畲民有居住于该地者，而后，因舆王君着手调查。穷数日之力，始克藏事。同年六月，复由王君作再度之调查，并摄取影片多帧。经此两度之调查，关于该民族之来源，分布，社会组织，及生活习尚，已得其梗概。王君并将两次调查所得一一笔之于册，本书即王君就调查笔记，参以旧籍，经纂而成者也。
吾人于此次从事畲民调查之余，觉该民族虽无文化可言，顾其聪明才智，殊不亚于汉人；且其勤俭笃实之德性，团结互助之精神，远非汉人所能及。本党民族主义，以国内诸民族一律平等，及扶持弱小民族为原则，吾人函宜化除种族偏见，从而扶持协助之，使其与我同化而共跻予自由平等之域。
惟此番调查，尚属初步，本书所述，复以材料缺乏，内容殊欠充实，不足以服读者之望。从此当更作有计划，有系统的调查，以供留心畲民生活及研究畲族问题者参考。此篇之作，不过欲为引起国人对于畲民问题之注意云耳。
许蟠云
民国二十三年一月十五日
平阳畲民调查（有删略）
王虞辅 范翰芬
一、种族来源及其支派
畲民，当地称之为苗民，或曰畲客，或曰畲客人。其称苗民，盖以其为苗族之一种；而所谓畲客，则以其为由外迁入之故。惟畲字竟义，不见释于字典。其来源如何，又乏书籍可供参考。兹谨能就该民族族谱所载，及一般传说，加以推断。
（一）畲字释义
据畲民雷氏族谱载：前清乾隆初年，闽省督抚部宁郝虞，曾奉旨查明畲字意义，具奏云：历朝来，广东、广西、江南、江西等处，皆有蓝、雷、李散居，服贾力田者有之，登科第、录仕籍者有之，未见有畲民二字名也。惟浙江、福建有畲民之称，畲名之号，不知其何谓也。字典不载畲字，惟字典内有畲名一音，释如三岁治田曰畲，奢又曰，火种也，其义近农民，嗣又据督抚部院查核，召问老者雷有金云：开山为田，以供赋税，高地无水之处，栽种山苗，山苗我们所谓耆禾，该地邻人因我们栽种耆禾，遂称呼我们曰畲客。如今之采茶人称茶客一类。世人不其义，且不知来历，以猜疑我们往古之日大抵从番而人，捏造人番一字，合即读畲字近是云耳。依上记载，大抵可推断畲字义近农田，而该族之主要职业，于此亦可见一斑。
（二）关于来源之记述
其语言，十分之二三，颇似广东之土音，妇女之精神与装束，亦有类似广东乡下女子者，且民间之传说，亦均称广东为该族之发祥地，则该族最初发源于广东，似较可信。
（三）关于来源之传说
一般人对于该族之来源，有各种神话式之传说，似有荒诞不经之嫌，然此等传说之基础，皆渊源于轻视该族之心理，适与民族自尊之神话为相反之穿系，兹不具述……
（四）支派及其分布
该族盘、蓝、雷、钟各自衍传。盘氏至今绝嗣；蓝、钟二姓，均无记载可见，惟雷氏宗谱所述雷氏支派之流徙，证之今日该族之居住地，尚觉可靠。兹摘录于此：
“唐光启二年，盘、蓝、雷、钟、李有三百六十余丁口，从闽王王审知为向导官，由海来闽，至连江马鼻道登岸，徙罗源大坝头居焉。盘王碧一船，被风漂流，不知去向，故盘姓于今无传。”
……厥后抵福安，由福安福鼎之牛埕下，生三子：长仍居牛埕下，二次选鼎邑分水关，再徒章山，三名法罡公，移居平邑五十一都黄家坑而居焉。生有七子：
长曰晓山公派，移处州黄家垅（今莲都老竹畲族镇内）；次曰有山公派，原居黄家坑沙垟，复徙瑞安深坑，桥亭樵坑水企头，小沿口，莒溪、漈头；
三曰元山公派，分白楼下；再迁泰顺玉塔金狮垟、黄洞、东湖、西坑、车头山、会浃溪、三罗、长久乡店头、大坎、上垟仔；
四曰霆山公派、分漳坑、下许、福掌、西庵；
五曰凤山公派，分蒲门、坑门岭、泰顺下洪、下垟东坑；
六曰云山公派，分云垟、东云、五岱、小垟、九亩埔地、雀王饮地、小王埔、三坪、吴家墩、炉屯、宗俪；
七曰霞山公派、衍苔湖坳里、陈家山、坭山、龙潭……
二、平阳畲民之居住地及其人口
该族入闽，迁福安，复徙福鼎。后分三派，分住于福鼎章山及浙江平阳等处。平阳畲民多姓雷，盖即所谓法罡公之后裔。法罡公居平阳五十一都，其支派之流徙，既如前述，其居平阳者，则多在南港、北港、蒲门三区，然其户口数目究有若干，尚未有精确之调查与统计。兹据熟悉畲民情形者言，此三区中，以南港为最多，计凤阳约千人，松垟约七百人，昌禅约六百人，王湾约八百人，大源坝钟坑合约三百人，小沿口约百余人。
次为北港，计钟山约四百人，王臣洞（王神洞）、山垟各约四五百人，王家坑约三百人。蒲门以马站为较多，约三百余人，牛皮岭约二百人，赤溪之仓头约二百五十人，山庵约百余人。
三、畲民之生活
（一）职业及出产
畲民率皆务农，作工者不过占百分之一二。此等作工之畲民，大部为木匠、泥水匠、裁缝及首饰匠之类。因其他畲民，每日孜孜于农田，而于造屋女红等事，均无暇顾及。故此等工人，即应此种需求而生焉。
畲民多处深山穷谷之中，欲望低小，需求简单，自耕而食，自织而衣，其余各种低度之消费如烟酒等物，亦多为自己所生产，不必仰赖外界之供给，故其需于商人者甚少，而畲民经商者，亦不多见也。
畲民之出产，以山地农田生产之番薯为大宗，米麦次之；菜蔬茶业烟草之类，为其副产，鸡鸭鱼兔之类，亦甚多。此等副产物，率供自己食用，有余，则由妇女挑入市中，易币以购各种棉纱布匹等物什而归焉。
（二）家庭状况
（甲）家庭之组成畲民家庭组成，与汉人无异，亦为父系制。族有族长，以处事公正，能孚众望者任之。家有家长，以辈分最高者当之。兄弟能自立者，即行分居。女子无承继权。无子者得抚嗣子。赘婿习惯，亦极常见。过继嗣子，或招纳赘婿，先从本家选择而次及于本族。如本家本族子弟均无当意者，得以外姓子弟充之，然绝不与汉族发生此种关系。婚姻仍是一夫一妻制，对于女子贞操观念，亦甚重视也。
（乙）家庭之经济畲民家庭经济，纯为原始农业之自给自足经济，并无大量储蓄，且均是小农，家有六十亩者甚少，近来与汉族接近，结果陷于永受压迫之佃农者颇不少，而畲民受制于汉人者，亦以此为最酷。强行加租，勒摊公债，或巧立名义，多方攫取。故畲民终年辛苦之所得，本已难圆一己之生存，经此额外之剥削；生活愈陷于窘境，其情实至可悯！
（三）日常生活
（甲）起居。畲民山居僻远，无钟表以计时刻，唯以太阳之出没为标准，每日黎明即起，服役家庭劳锄，早饭后携工具赴田间工作。有时男子作家中杂务，兼看管房屋。婴孩亦由其母携往田间，如有碍工作则置之草堆中，任其啼哭，非至定时，不哺以乳。日午始饭，饭毕，复工作如故。日暮晚膳。稍息片刻即睡。此畲民日常生活之大概情形也。
（乙）饮食。平阳畲民之主要食品，厥唯番薯，无论早午晚餐，均必具备。虽偶亦食米，然不能引为常例。佐膳之菜蔬鱼肉，大半为自己生产。鸡及鸡卵为待客上品。于酒为其特殊嗜好。家常饮食类多简单，有客则招待甚丰，鲜鱼、大肉、绝无吝啬，且其烹调技术，亦殊不恶也。
（丙）衣饰。畲民服饰均极简朴，布衣温饱，颇存古风。平阳虽不产棉，但买纱自织，非惟国货，且是土货。惟妇女系腰之绿色带子，间有用丝质者。衣多黑色。女衣之袖口襟边及鞋面，均喜织以红绿花纹，色鲜而纹繁。男衣式样，与汉族乡人无异。女衣长及膝，袖口以红绿相间之布条，作假袖四五层，致其来源相传，是裹昔内衣袖较外衣长，观袖口层数之多少，即可知者衣之多少，其后乃作假袖以炫其着衣之多，降至现在，乃成饰品云。颌下领口左右系红球两个，相传是昔帝后装饰。鞋有二式。鞋头有作方形者，有作六角形者，满织花纹。平日无论男女，均赤足不穿鞋袜，盖节省也。
妇女之装饰，除衣服外，尚有钗钏之类，以助其美。顶上有帽，以二英寸许之毛竹管制成，外裹以布，上置以长寸许之长方小板，板之两端，都以珠穗，两旁复赏以长珠串，经耳际垂于两眉。帽下周围，更以银制之花，遍插头上，复有珠串由前额垂及眼际。
此帽颇似古昔帝后之冠冕，惟近因欲避免人嘲笑，已不复作此种装束矣。其余耳有耳环，指有约指，一如汉人。
（四）居住及卫生
畲民不喜居住平地，多藏身山间及深谷中。所居房屋，亦与汉人无殊。家庭经济较宽裕者，屋以木建，上覆以瓦，房屋每所约在十间左右。贫者则结茅舍以居之，但听居之瓦屋与草房，均未能得充分之光线与空气，既黑暗，又少通风之处。因彼等脑海中，没有卫生二字之观念，顾畲民体格甚强，患病者极少，其享寿七八旬者，数见不少，此盖由其终年从事劳动所致也。
四、畲民之教育
畲民几乎全数业农，生活于深山穷谷之中，绝少与外间相周旋。故其家庭教育之课程，不过为种田牧畜诸般技能而已，而此耕种牧畜技能之养成，与夫所主谓勤苦诚实等做人条件之具备，均一任其自然发展，鲜有由父母兄长加以训道者，实言之，在畲民中实无所谓家庭教育也。
至言学校教育，实无萌芽可言，畲民能在学校读书者，不过千分之一。据云福鼎有一蓝姓、钟姓，平阳亦有一蓝姓、钟姓，曾卒业于高等小学。又有二钟姓卒业于中学及师范。
以数万之畲民，仅有三数人曾受中等教育，亦可怜矣。惟近来有畲民渐送其子弟与汉人共读于私塾者，平阳灵溪之县立南港小学，亦有数畲民儿童入读，在该校三百儿童之中，出类拔萃者，有二畲民儿童与焉。甚聪颖而活泼，为全校儿童所信服，曾被举主持课外活动之自治组织，平日操行均列甲等。由此可见该族本来天赋，并不下于汉人，特为环境所束缚，无由发展耳。此当局所应积极注意者也。
五、畲民之言语文字
畲民有其特殊之语言，外人称之为畲客话。此项畲客话，颇类国粤音，而甚难解。外人熟习畲客话者甚少。畲民多能操两种以上语言，其自相对话时，用畲客话，其与当地汉人会谈时，则用当地之土话。平阳南港人民多用福建话，畲民亦能熟习福建话与其应付。
闻昔日畲客，亦有其特殊文字。字多象形，现已失传，渐以汉字代替之。但识汉字者则仍甚少，此因文字之在该族，应用当不甚之故也。
六、畲民之习俗
（一）婚嫁
畲民婚嫁习俗，今昔各殊，兹略述于此：畲民以前婚姻之构成，当事人有绝对自由权，男女相悦即可订婚，父母无不同意，但请媒人为形式之介绍，再依男家之经济状况而纳彩礼若干，无所谓生辰八字红帖合婚等习俗之拘束。订婚后经相当时日乃义迎娶。迎娶前一月，出嫁之女子，必至各亲戚家与男女亲友唱歌和答，以示其将嫁之意。吉期率皆用花轿接送新娘于男家，间亦有新郎至女家亲迎者。新妇进门，先拜祖宗挂图，次拜天地。一方欢宴来宾，一方新郎新妇相将携手入山，至极幽静处纵情谈笑，尽一日之乐而归，于是夫妇之名义始告成立。
现因渐与汉族同化，其习惯多仿汉制，由绝对自由，变为相对自由，必得父母之同意，如父母不予赞同，婚约即归无效，即或家长同意，而彼等生辰不合，仍不得婚配。至其唱歌入山习惯，除居住深山之畲民外，均已不复保留矣。
（二）丧葬
畲民丧葬，渐趋于汉礼，相差甚微。间仍有其特殊处，如死者之近亲属，傍坐敲竹杠而哭之，哭声抑扬，颇合节奏，当地因有人以为人死唱歌之误传。死者家属，仍请该族之法家，披发舞剑踏罡步斗以超度亡魂。尸身置于棺中，藏于山洞，越三年劈棺收骸，装于瓷瓶，埋置山洞，或土坑，以享子孙之祭扫。
（三）迷信
畲民颇信鬼，每逢疾病，不问医药，就请族内术者捉鬼。如属厉鬼，则不敢捉而向之请求。供奉之神像，亦颇难与汉人分别，惟所奉祀之神虽多，但无财神，此其特黠耳。
每逢六月初六，必入水一涉。出门忌逢三七之日。此种迷信来源如何，则不可解。
（四）嗜好
酒之于畲民，似已成为亚于番薯之必需品。无论大小男女，均嗜之如命。每家必藏酒若干，以备日用。此外，烟之一物，亦为该族特殊嗜好。畲民八九岁即养成吸烟之嗜好，十五岁以后，几乎人各一烟袋，与谈话时，呼呼之声不绝。尝见一青年吸烟，可连续吸至十余筒不辍。小儿偶见地上有香烟头，纳口中吸之，观其鼻孔出烟，深长吸气之状态，殊令人发笑也。
畲民除烟酒嗜好外，并无吸食鸦片之恶习。至赌博一事，则在该民族中严为厉禁。
（五）特殊习俗
畲民之特殊习俗甚多，惟近来与汉人日趋同化，能长久保持者甚少，兹将至今仍保留于该民族中之特殊风俗，略举一二，以供研究民俗学者之参考。
1．畲民兄弟之间，可以代行夫权。倘兄死，未娶或已稣之诸弟，如征得寡嫂之同意，得对其行使夫权。惟第一子仍归兄亲。如诸弟中无当嫂氏之意者，可待诸弟之主许可，而招同族人为赘婿。如仍无适当者，请求族众之同意，招外姓之人入赘，或改姓，或不改，但生子则归前夫。
2．女已订婚，在迎娶之前一月，必遍访各亲戚家唱歌，以示其将嫁之意。所至之亲戚家，必广招彼之亲眷，于夜分男女两排对坐，互相唱和问答，其始，先起立鼓掌。然后坐下，男女两排，各先由一人互相歌唱问答，其词句多属言情，往往有因戏谑过分而起冲突者，故当时必有族长监视于其旁。一方被问不能对答，则由同坐之另一个代为应答。如一方应对欠圆满，即认为失败，同方诸人皆蒙羞耻。其唱和时间之久暂，由族长决定之，通常辄为一夜。如女性姿态美丽口齿伶俐往往被留至第二夜继续唱和云。
七、畲民之民族性
畲民民族，富有坚固之团结力与保守性，且极服从。如勤劳、诚实、勇敢诸美德，亦俱具备，实为一般汉人所难及。
畲民平日相处，亲爱异常，无论蓝、雷、钟、李均亲如骨肉，不拘熟识与否，相爱若家人。此盖因其人数少，而所处环境又往往受外力之压迫，亲爱团结，乃一种自然之趋势。故一是同抵外侮，无论蓝雷钟李，认识与否，都能一致团结，起而抵抗之。
山居之畲民，特富保守性，自耕自食，自己料理自己之事，与外间几老死不相往来，惟较近市镇之畲民，互以其土产入市与汉人易其必要之物品，或因耕地问题，与汉人发生佃农关系，然除此外，亦互坚壁自守，不愿多与汉族相周旋。
婚姻一项，绝不与汉族相通，惟此种保守顽固之风气，在较近市镇之畲民，近已渐见开通矣。
该族社会组成，亦颇简单，家有家长，族有族长，已如前述。族长为当地之首领，亦为当地一切事件解决之总头脑，具有无上之权威。族长地位之由来，非以年长，亦非世袭，乃由该族共推德高而服众望者任之。故所有畲民，对于族长之指挥命令，均极服从，不敢稍抗。外人有前往调查，非先与族长接洽说明，殊难收效，即其他诸事，亦莫不如是，此则不可不知也。
勤劳一端，尤为目观畲民者所啧啧称道，无论男女，黎明即起，早饭后即携其工具或背婴孩赴田间工作，或入山砍柴采茶挑担拔草。女之耐劳，尤胜男子，在畲民居住区域之山间道上，随地可见肩负重担健步如飞之畲妇，往来不绝。闻该族有“女人不作工，讨来作什么？”之说，此亦可见该族女子工作之能力。
儿童五六岁时，即随父母任摘茶放牛拔草畜兔诸般工作。总之家无大小，均有其相当之劳役，因其多事劳勤之结果，故其体格健全，女子尤著健美。
畲民秉性，诚实浑厚，与汉人交易，分文必偿，与人约，必实践。其待贵客，切实淳厚，而少虚伪之客套。
畲民之勇敢，亦为人所共悉，其怯于私斗，勇于公愤之精神，尤为可佩。遇有外侮，得族长之许可，即团结共赴战场，此仆彼继，绝不畏缩，虽全家赴难，亦所不惜。兹将该民族最流行之歌谣一首，抄录于左，以见勇敢精神之一斑：
一打莫与争，二打莫看轻，三打着拼命，最后我光荣。
八、与当地汉人相处情形
畲客具有诚实之美德，已如前述，故当地居民均乐与之交。其与当地汉人之交往，多属于商店与顾客，地主与佃农这关系中。商店以其不违约，不短欠，认为好主顾；地主以其不抗租，不欠粮，引为良佃农。
然正因其诚实可欺，又往往被当地汉人所欺侮。售低货色，抬高物价，鼎充赝品，为一般商民惯施之伎俩；强加地租勒派公债，亦为一些地主绅士常施之奸谋。善良之畲客，惟有听其欺蒙与鱼肉而已。更因该族居处之僻塞，进化较迟，其一切风俗习惯，装饰服用，俱显该族特殊之风气。其民族本富保守性格，今陷此四面压迫之环境中，益增其对外界交际之避回，而阻其文化之进展。故畲民与当地汉人相处之情形，自一方面言之，因甚融治，而自另一方面言之，则殊形隔膜。此则负有训练民众与领导民众之责者，所应更加注意也。
浙江平阳县王神洞畲族情况调查
章以淦、陈佳荣、袁钟秀、蓝天两等（1958年）
一、民族名称、人口与来源
（一）民族名称
本地畲族自称“前客”，意思是畲族人来到此地比汉族早。也有的自称“苗族”和“小姓人”。附近汉族称畲族为“山客”，意即住在山上的人。由于“山”“前”音相近，以后畲族也称自己为“山客”。畲族称汉人为“哈（音）老”或“明家人”和“大姓人”。
（二）人口分布
王神洞村属于浙江省平阳县山门公社青街大队，位于青街小镇西南3里，与附近广后、白岩等汉族村相距极近。
本村现有71户，人口317人，其中男子172人，女子145人（解放前有63户，共258人，其中男子143人，女子115人），大多为3至6口的小家庭，人口最多的有9口1家、8口2家，其余7口4家、6口13家、5口19家、4口9家、3口12家、2口8家、1口3家。每户平均人口4.28人。全村有劳力149人（男劳动力98人，女劳动力51人）。
解放前全村从事农业劳动，其中有兼做手工业者12人（木匠2人，做木板2人，切烟丝4人，理发3人，做竹工1人），解放后又出现工人1人，国家机关干部2人。
解放以后畲族人口增加的情况。九年以来，除死亡以外，净增人口59人，尤其是女孩增长很快，解放前1—5岁的女孩仅有8人，解放后24人，增加两倍。畲族人民在解放以前由于生活贫困，溺婴现象非常普遍，尤其是女婴，每家至多只留1个女孩。解放后，人民生活普遍提高，促进了人口的增加。
据族谱源流序中记载：原籍为广东潮州府凤凰山，明朝因倭寇作乱携家眷来胥望宇，后又迁址莒溪垟尾居住，其中一支迁北港青街王神洞，一支迁闹村东湾，一支迁凤岭脚，一支迁熊岭并大峨。据老人传说，来王神洞时间是在清雍正年间。
二、政治情况
（一）解放前的保甲制度
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王神洞属于青街乡第二保，乡长是李介中，第二保保长由李岳中、李余中、李仰中轮流担任。第二保的管辖范围包括十五亩、禾山、大垟、王神洞。王神洞村分5个甲，蓝茂申、蓝德衔、蓝茂各、蓝响仁、蓝德捧等人都曾任过甲长，乡长和保长是直接骑在人民头上的恶霸；甲长负责替保长收税派款，在税收不齐的时候，也要挨骂挨打，除蓝茂申（地主）外，他们大多也和人民一样受剥削压迫。
畲族人民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之下，毫无政治权利，经常被派款抓丁，解放前在本村63户中，被抽过壮丁的就有34人，其中被抓兵的有12人，买壮丁的22人。据不完全的统计，全村买壮丁共花去2790元，9600斤谷和1.5亩土地。被抓去的12人中，有7个死在外面，回来一个不久也死了。
蓝茂林的眼睛坏了，也被抓了壮丁，只好把自己的房子卖掉，买了壮丁顶替，自己在山上搭起草棚住。蓝响渡被抓壮丁死在外面，他的老婆也饿死了，搞得家破人亡。蓝德浮被抓壮丁，父亲年老无依投河自尽，老婆也吊死。老百姓被抓壮丁连独生子也不能幸免，而保长李岳中有5个儿子却从未抽过一次壮丁。
保长经常借抽壮丁为名，任意向人民敲诈勒索，畲族人民每逢年节必须向保长送礼，一般送鸡兔、年糕，或请吃酒吃饭，如果不送保长礼，抽丁就一定跑不掉。国民党反动派向畲族人民所派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谁也说不清到底有哪些项目。如果谁敢提出问题来就要挨打坐牢，蓝德荣的父亲就是因此被捉去关了好多日子才被保出来的。保长到村里收税总要带上5至10个兵，到村里就抓鸡捉兔，大吃大喝。在1941年年关时乡长在蓝茂申家里吃饭，门外有个小孩子吹口哨，他就叫来十几个国民党兵，硬说村里有土匪，到处乱放枪，把全村人都吓跑了，他们却到各家抢东西，把准备过年的东西抢得一干二净。
畲族人民在国民党统治下，受压迫极其严重，畲族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在旧社会所受的痛苦。
（二）农会和民兵组织情况
多少年来，畲族人民渴望翻身解放，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站起来。1948年9月，王神洞开始组织农会，贫农、中农都参加了。当时水头区未解放（王神洞村属于水头区），但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的农民，就不再向地主交租，也不给国民党政府纳粮了，他们开展了“收回押金运动”，向地主进行面对面的斗争，结果取得了胜利，几乎所有过去佃种土地的全部押金都收回来了。
在农会的领导下，1948年冬王神洞村组织民兵，所有青壮年都参加了，全村共有基干民兵34人，普通民兵34人。民兵都用土枪武装起来，并自制土药。
原来这一带土匪非常猖狂，经常有人受到绑架，民兵组织起来后，日夜站岗放哨，使土匪不敢活动。解放军渡长江后，国民党军队开始逃窜，经过这一带向福建逃跑。第一批国民党军队南逃时，这里的民兵全部调到文成、泰顺一带狙击，保卫劳动人民。国民党军队在泰顺进行烧杀抢掠，民兵英勇打击敌人，缴获大批武器和马匹。第二批国民党兵经过平阳、山门、青街一带，民兵又连夜急速调回，把守这一带的山头，狙击敌人，群众也都组织起来为民兵送弹药、粮食。后来第三批国民党败兵从平阳过来驻在水头，他们经常在晚上出来把人民的猪、鸡抢走，并乱抓挑夫。本村民兵在仙姑洞一带与国民党兵对仗一次，打死国民党兵数人，使匪兵退回水头。在解放军强大的攻势和民兵不断的打击下，1949年4月水头区获得了解放，王神洞也随之解放了。
农会在刚刚组织起来时，就已开始进行土改的宣传。1951年12月青街来了土改队，群众情绪非常高涨，在青街开土改大会时，本村几乎所有的人都去参加了。回来以后全村人民开大会，干部进行土改学习，选出土改代表7人（贫农占70％，中农占30％），分为行政组、材料组、分配组、没收组、评议组。土改共分为五个阶段进行，和青街一起斗争了三个地主（其中有本村的一个畲族地主）。到1952年4月土改胜利结束，本村农民分得土地113亩。畲族人民真正成了国家和土地的主人，多年在外的长工和讨饭度日的人也返回了自己的家园，有了土地和房屋，畲族人民开始了幸福的生活。
三、经济
（一）解放前的生产方式
1．生产力
（1）作物种类与土地的利用：畲族人民主要从事农业。
作物的种类很多，以番薯、水稻为主，此外还有大麦、小麦、马铃薯、大豆、黄豆、油菜、芋头、苎麻、黄麻、高粱、玉米、茶叶、生姜、萝卜、包菜、大葱、蒜、南瓜、冬瓜、花生等。
水稻只种一季，品种有糯谷、满谷等。番薯品种有台湾红、台湾白、大月早3种。
山上竹林茂盛，树木有马尾松、杉树、针叶松、油桐、柏树、油茶等。
这里的耕地，多分布于有溪水流经的山坡上，以石垒为逐级梯田，依山势成狭长形，面积很小，每块田一般只有0.2—0.5亩，超过0.5亩的很少，根本无1亩以上的。仅在靠近溪流的极少地方有面积较大和较平坦的耕地，每块面积也仅1亩左右。在无水流的山坡高溪处和一些较矮的山顶上，畲族人民开垦一些面积不大，只能种番薯、豆类等作物的园地。
本村水田比旱地多，解放前全村耕地（包括租入田地）220亩，其中水田190亩，占耕地的86.36％，旱地30亩，占耕地的13.64％。此外，还有竹林36.9亩，山林8.4亩。
水田和旱地是畲族人民的主要生产资料。
这里的耕地无“轮歇地”，但水稻和番薯皆不能在某块田地连种两年以上，否则将耗尽地力，每隔两年水稻与番薯轮换种植一年，就是把稻田水排尽改种番薯或把番薯田灌水改为水稻田。
这里耕地的收益情况如下：
水稻：上等田每亩收水谷500斤，折干谷400斤，需谷种8斤，收获量为种子的50倍；中等田收水谷400斤，折干谷320斤，需谷种7斤，收获量为种子的45.7倍；下等田收水谷300斤，折干谷240斤，需谷种6斤，收获量为种子的40倍。
本村水田（包括租入的）190亩，其中上等田有57亩，占水田面积的30％，中等田38亩，占水田面积的20％，下等田95亩，占水田面积的50％。
番薯：田番薯（种在将水排尽的水稻田里），一般亩产鲜番薯2800斤（折番薯丝700斤），需番薯种（鲜番薯）100斤，收获量为薯种的28倍；地番薯（种在旱地里）一般亩产鲜番薯1200斤（折番薯丝300斤），需番薯种60斤，收获量为薯种的20倍。
旱地番薯的亩产量，远不如田番薯，因旱地土质贫瘠，一般土层厚度仅1—3尺。番薯的收成也决定于施肥的多少，所以收获量比较不固定。
解放前的土地利用率很低，一般每年只收获一次，水稻是单季稻，在割稻后仅很少的田里再种点麦子、芥菜、油菜、红花、草子。番薯挖出后，有的地里再种点油菜、麦子、豌豆、蚕豆、花生。解放前全村各户人家，除收获番薯、水稻外，其他作物的收获总共也不过几十斤或百余斤。
解放前的粮食平均亩产500斤。
1948年本村农业人口258人，平均每人租入和自有耕地0.85亩。
（2）生产工具：解放前这里的畲族已使用铁制农具，农具与附近汉族地区无差别。本民族无铁匠，农具皆购自顺溪汉族打铁铺。主要农具有犁、耙、板锄、山锄、柴刀、砍刀、镰刀、草刀、打谷筒等。全村缺乏农具和耕牛：
农具：犁32张、耙27张、山锄108把、板锄105把、柴刀91把、镰刀87把、草刀103把、打谷筒61个。
耕牛：水牛4头，黄牛15头。
畲族人民在解放前生活非常贫困，大部分农具都是破烂不堪的，例如锄头、山锄，许多只剩两三寸铁头。耕牛中有些是小牛，不能犁田，黄牛虽然有15头，但力量小，犁田困难。
租牛1工谷16斤（牛力差的或黄牛15斤），1工可犁或耙田1亩，牛力差的一工翻犁或耙田1亩。由于每块梯田面积很小，耕牛使用受到限制，很多地方根本无法使用耕牛。
（3）耕作技术：水稻：插秧前2犁2耙，犁田深度仅4—6寸，在插秧后隔半月时间接连耘田除草2次，种水稻并不施肥料，灌溉是引山水依梯田地势在田边挖水沟进行自流灌溉。一般行距一尺五寸，株距一尺一、二寸，亩插仅五六千株。
种水稻一亩须22个人工和4个牛工。畲族种水稻是比较粗放的，一般不施肥，田间管理差。主要原因：畲族虽种水稻多，但收获的稻谷绝大部分被地主掠夺去了，他们自己主要靠番薯丝度日，因而对水稻的种植不感兴趣，把主要精力放在种植番薯上；种植水稻的经验技术缺乏，不仅不知施肥，全村会犁田的不过三四个人，会插秧的也少，仅15人；耕牛农具缺乏。
番薯：畲族人民种植番薯经验丰富，而且种番薯的历史比较久。在种番薯前，刨地、翻地各两次，施基肥并追肥各两次，田间管理较水稻好，除草两次，翻藤三次。种番薯前不用牛犁，人刨深度八九寸，亩株2000左右。
解放前由于地主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酷剥削，畲族人民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以很多时间从事卖工挑担，全年劳动时间中从事农业仅占40％，但卖工和其他副业多在农闲时进行。
（4）劳动力：全村整劳动力106人（男73人，女33人），半劳动力41人（男17人，女24人），整、半劳动力共147人，占全村总人口258人的57％。
每个劳动力平均一年从事农业劳动100天（每个劳动力平均负担耕地1.74亩），种番薯1亩，需60天，其余耕种水稻25天，再种些其他作物需15天。
残酷的剥削压迫，使畲族人民丧失生产积极性，更由于农业收入被反动的封建地主和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掠夺后所剩无几，只有经常出外卖工和搞些其他副业，才能维持半饥半饱的生活。
在从事农业生产上，只有男女差别极小的分工，妇女不犁田，不插秧，一般也不打谷子，男的不拔秧苗、不种菜，其他劳动男女皆同样担负。畲族妇女很能干，不仅从事家务劳动，而且在其他劳动上都不比男子差，仅在挑担上有时不如男人，但一般也能挑一百五六十斤。
种水稻1亩，须24人工，4牛工（按强劳动力整日劳动计算），培育秧苗1.5工，犁、耙田8人工和4牛工，拔草修田埂3工，插秧1工，耘田3工，看田水2工，割、打、挑、晒稻谷3工，挑稻草0.5工。
种番薯一亩，须54人工。刨地5工，翻地3工，施基肥、追肥7工，插秧1工，除草8工，翻藤3工，刨、挑番薯12工，洗、刨、晒丝15工。
按强劳动力一年出整工100天计算，能种水稻4亩，如果种番薯只能种2亩，能收获1400斤番薯丝或1280斤谷（按干谷计算）。一个劳动力的口粮按吃谷600斤或吃番薯丝700斤计算，能剩番薯丝700斤，折谷520斤，或剩稻谷680斤。
卖工100天，得稻谷1143斤（每工国民党币0.4元，当时3.5元能买谷100斤）。
砍柴和作其他劳工50天，得谷500斤（按每天收入10斤计算）。
总计，一个人全年劳动创造价值为稻谷2923斤，或稻谷1643斤与番薯丝1400斤，减去口粮600斤谷，创造的剩余产品为稻谷2323斤。
本村劳动力有剩余，全村劳动力186.5个，按每人一年出工250天计算，全年可出工46625个。从事农业仅18650工，只占40％，剩余27975工。由于高额地租剥削和高利贷盘剥以及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要维持半饿半饱的生活主要靠卖工，全村全年卖工挑担18650工，占40％，从事砍柴、卖零工9325工，占20％。
在封建剥削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畲族人民对生产必然是消极的，赌风很盛，每年秋收后至来年春，即阳历9月至转年2月最为严重，全村男人几乎都不生产，终日赌博。
每个工所创造的价值如下：
种水稻：种上等田为14.5斤干谷（收获干谷400斤，农具折旧10斤，谷种8斤，租牛64斤，需22工）；种中等田为10.9斤（收获干谷320斤，谷种7斤，农具折旧、牛租，需工数同上）；种下等田为7.5斤（收获干谷240斤，谷种6斤，农具折旧、牛租，需工数同上）。
种番薯：种田番薯为12.3斤番薯丝（收获番薯丝700斤，农具折旧6斤，折番薯丝10斤，薯种25斤，需54工）；种地番薯为5.2斤（收获番薯丝300斤，农具折旧需工数同上，薯种15斤）。
（5）农业灾害与防治：这里主要是虫灾和风灾，因田地是引山水或溪水自流灌溉，抗旱能力30天左右，所以旱灾不严重。但地处沿海，经常有台风侵袭，解放前又无台风预报，无法采取预防措施，危害很大。虫害以蝗虫为害最严重，解放前毫无办法，只有抬菩萨，对蝗虫采用燃菜油灯杀灭，对田间的虫害使用砺灰，有一定效力。
2．生产关系
（1）阶级结构：畲族地区在解放以前，内部阶级分化明显，已出现了地主、富农阶级，但数量少；中农不多，而且大部分是佃中农，租种汉族与本族地主的土地；贫农占绝大多数，在全村63户（全部是畲族）中，地主1户，占总户数的1.5％；中农23户，占36.5％；贫农37户，占59％；雇农1户，占1.5％；讨饭1户，占1.5％；贫雇农与讨饭的占全村总户数的62％。
（2）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畲族地区以农业经济为主，土地（水田、农地）是农业主要的生产资料，此外还有耕牛、农具等。
解放前这里的土地、山林都是私人占有。在封建制度统治下，地主与高利贷者残酷的剥削，土地的占有发生极不合理的情况，占人口大多数的畲族农民无地或少地。他们的耕地中有很多是向外乡畲、汉地主及本村地主租入的。据王神洞党支书兰响时说，解放前本村共拥有自耕地90—100亩，租入地主的土地113亩。
根据土改时不完全的统计资料：本村耕地面积为198亩，其中自耕田129.6亩，地10.2亩，租入水田56.8亩，地1.4亩，租入田地占耕地面积的29.4％。全部自耕田地以人口计算，每人平均有水田0.5亩，地0.05亩。
在自耕土地中，畲族内部各阶级占有土地也不平衡，占总户数1.5％的地主占田15.7亩，地0.3亩；占36.5％的中农占田76.4亩，地4.4亩；而占总户数50％的贫农却仅占田40.9亩，地5.5亩。
贫农与中农所占有田地是极少的，以水田为例，全村除地主外，占有5—6亩的4户，4—5亩的4户，3—4亩的5户，2—3亩的15户，1—2亩的14户；1亩以下的15户；有3户贫农没有水田。
除了死人占土地外，畲族地区尚有一小部分公有的田地。王神洞在解放前，约有4亩“坟中地”的农民每年把租谷送至办坟酒的人家里。本房又推选1个“坟中地”的管理人，负责安排每年办坟酒家的次序，没有其他报酬。
畲族耕牛、农具也属于私人所有。由于山腰梯田间田亩狭窄，使用耕牛不便，故耕牛数不多。王神洞解放前，全村63户中有耕牛10头，平均6.3户中才有1头耕牛。
中农家一般农具齐全，而贫农很多缺少犁耙，就是有锄头、山锄等，也多破损。
（3）土地买卖与贫富分化：畲族地区很早就出现了土地私有与买卖。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畲族人民虽终日辛勤劳动，仍摆脱不了破产与贫困的厄运，最终纷纷丧失了自己的田地、财产，变为无地、少地的农民。而地主阶级，高利贷者则通过地租、雇工及高利贷的剥削，占有农民的土地。
据王神洞人所称，解放前60年以来，本村共卖出土地一两百亩。在解放前，不仅贫农无地、少地，变成本村、外村地主的佃户，就是中农也大多佃耕地主的土地，王神洞的23户中农中，租入土地的就有13户。
农民丧失土地的原因，有的是因为祖宗没有遗留田产，有的是天灾人祸及繁重的苛捐杂税、抓丁派款而受高利贷残酷的盘剥，也有少数是赌博、抽大烟及大吃大喝负债而倾家荡产。我们接触的十多起土地买卖事件，都是通过高利贷来进行的，地主借钱给农民，几年后就把土地夺了过来，并使农民变成他的佃户。
贫农蓝德情家本有田3亩、地1亩多、山林2.5亩，20年前，因母亲病亡，向本村地主蓝响文及外村地主借钱医、葬，利息一年滚一年，终把自己的土地卖光，自己也变成地主的佃户。贫农蓝茂廪因家中困难，向地主蓝响文借140元，结果也卖掉土地，变成佃户。雇农蓝德浙家中原有两片很好的山林，约值80多块银元，因向本村地主借10块钱，还不起，地主就再给他4块银元，夺了这两片山林。蓝德越在1946年因抽壮丁而卖去土地1亩。类似这些例子为数不少。
解放前，这一带抽大烟及赌风甚盛。青街有大烟馆两家，赌场十几处。赌博与抽大烟很早就传入王神洞，赌博方式有麻将、牌九等等。全村有赌场多处，每年秋收后到来年春，即阳历九月至转年二月，赌风最为盛行。不但耽误了生产，而且很多人因赌博、抽大烟借高利贷而破产。贫农蓝德打家本有十几亩田地，但其祖父与父亲因抽大烟、赌博，年年借债，把土地卖个精光，甚至连楼板房子也卖了出去。蓝响宣的父亲也因抽大烟，赌博负债而把十几亩田卖给顺溪地主，据了解，解放前因赌博、抽大烟而卖出土地的有6家，因大吃大喝而破产的有一家。
本村唯一的地主高利贷蓝德浪，其父亲就是利用农民的贫困破产而发财致富的。本村大部分人都向他家借过债，几十年来，从其祖父到父亲手里，通过高利贷剥削，夺取了农民的土地20多亩。
在王神洞，也有一些小生产者，依靠自己辛勤的劳动，积累钱买进点土地。
在中农中间，很多是通过做手工、烟丝、砍竹及其他生产而挣钱买田地的。中农蓝响贵，其祖父本来一无所有，后靠植树、抬轿、卖工等买入4亩田。但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他们同样受到层层压迫勒索，保长见他们生活稍好，即经常要他们请酒，加重派款等等。
农民由于丧失了自己的土地，生活陷入极度贫困的境地。1949年，全村56户中，有4户到外村要饭，无番薯丝过年的有15户，粮食吃到清明的有13户，有半年口粮的有19户，够吃的只有5户。一般农民吃野菜、米糠、麦皮、地瓜叶等以度日，甚至一年有十几天饿肚子。有14户没有棉被、棉衣过冬，不得不用棕衣当棉被，或用火笼御寒。有的终年到村外给人家当长工或卖工，至三四十岁都娶不上老婆。至于到外地乞食的人家，其情形之惨不堪言状，很多因吃死狗、死羊、草根而全身腐烂而死。
（4）剥削关系：主要是封建的剥削形式。
租田：解放前，王神洞的贫农与佃中农向本村地主及顺溪、青街、莒溪、山门、晓坑等乡的汉、畲地主租种土地。本村地主蓝德浪有近3亩田出租给本村的贫农蓝茂奢、蓝茂廪、蓝德米等。顺溪沙坪畲族地主雷盛夏出租本村12.18亩，其佃户共12户。
全村佃耕户共有44户，租入田56.8亩，地1.4亩。其中贫农31户，占佃耕户的30％，租入田15.7亩，地0.1亩，全村佃耕户约占全村总户数的70％。
向地主租种土地要先付一定数量的押金。一般租1亩水田要付6块银元，等于白白送给地主，押金付得多则租田期限也长久一些，押金付得少，地主则借口任意夺佃。贫农蓝德情租顺溪地主雷盛夏的1.5亩田，交押金11元，中农蓝德曹租莒溪地主雷天保的田半亩，押金6块。地主还可以随意增加押金，如中农蓝响市租种莒溪地主雷兴如家1亩水田已3代之久，原付押金3块，至地主雷兴如时，增加押金100元。如付不出，地主则收回田转租给其他的佃户耕种，这样又可以剥削一些押金。
地租形式主要是实物地租，租地主的土地，要付谷租。租额固定，不分年成丰歉，按固定租额交租，一般按田土质量好坏定产量，然后以产量的50％为固定额租。租谷以水谷计算，但在年成好的时候，地主则要佃户挑干谷交租。这样实际上等于加租20％—30％。
根据实地调查，全村1948年要交租25450斤谷子，如以全村租地计算，每亩租地要交租430多斤谷。一般地租均超过产量的50％。畲族劳动人民往往以高额地租租入地主的土地，如贫农蓝德如原有1亩水田，因借顺溪地主郑亦系的高利贷，无力偿还，结果把自己辛勤劳动开辟的这亩年产900斤的水田，虚报产量为1500斤卖给地主，又向地主租进这亩土地，每年地租按产量1500斤计算为750斤，租额占实际年产量（900斤）的83.33％。贫农蓝德情租雷盛夏1.5亩田，产量650斤，交租550斤，占产量的84.6％。蓝德浙租地主雷盛夏1.5亩田，年产量500斤，但交租也要500斤，自己仅剩下些稻草。
每当收成时，地主狗腿都带着“警备班”与一些流氓到佃户家中催租，并要佃户供他们大吃大喝。租谷由佃户挑送至地主家。
农忙时地主往往叫佃户去帮工，有的佃户怕地主夺佃，不敢要报酬，有的收报酬，工资也很低，一般一天仅1.5斤米，住地主家附近的佃户每年约有两个月被叫至地主家帮工。
地主还要佃户为他饲养牛、猪，不负担饲料，生下牛犊，地主占一半，生下小猪，挑最好的1头。为地主饲养牛、猪的还必须是和地主有亲戚关系或地主认为较“可靠”的佃户。
高利贷：高利贷的剥削十分残酷，地主富农主要通过高利贷的剥削而兼并土地，贫苦农民往往因缺乏粮食或遇到天灾人祸，向地主借债，结果丧失了自己的土地。由于赌风的盛行，也使高利贷大大猖獗，很多人因赌博、不务正业而破产。
1948年全村63户中，借债户即达50户之多，占总户数的79％。我们调查了22户借债户（其中15户贫农，6户中农），在1948年共借了1228块银元，全年要交利息8810斤谷。地主蓝德浪是本村唯一的高利贷者，每年约放贷150块银元，每次借债给农民时，都要农民用田地抵押。
地主放高利贷往往在青黄不接、谷价高昂的时候用钱贷出，农民借得钱，只能买少量粮食。至收成时，地主却要农民把债款折谷交还，这时谷子低贱，即可多剥削一些粮食。
一般年利率为20％，但也有100％。贫农蓝德巧1948年借150斤谷，每年要交利息100斤，年利率为67％。贫农蓝德如由于家口大，劳动力多，欲多租土地，为了付租地的押金，在1940年左右向地主郑某借入120块大洋，而利息加二，后增为“加三”，每年利息24元，除每年养1头猪一百斤出卖抵还利息18元外，尚欠6元，利上加利，至解放前夕，除10年已付的180元利息外，本利相加还欠地主250元，只好把自己的土地卖给地主。
高利贷的利率逐年增加，1926年利率为20％，至1947年上升为50％。解放前夕几年，因国民党币贬值，很多人不愿意贷出，有的采取了月息，一个月折算一次利息，甚至有12天折算一次的。1944年高利贷每月利率为40％，年利率为480％,1947年月利100％，年利为1200％。贫农蓝德城1942年6月，借地主15000元（能买500多斤谷），最初24天本利折算一次，后改为12天一折算，到年底时，把自己仅有的1亩田卖了33000元，其中30000元还给地主，剩下的3000作为租佃这亩土地的押金也给了地主。
雇工：种类有长工、短工两种。
由于畲族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或只有很少的一点土地，为了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因此，王神洞畲族人民很多给地主家当长工与短工。
解放前，本村当长工的有12户，除了1户雇工（蓝德浙）外，贫农家当长工的有9户，中农2户，此外，还有1个无家可归、终日在外当长工的蓝德凋。每年春天农忙时，到本村及外村地主家做短工的很多，我们调查28家，平均每家每年做短工约30天，有的达70天之多。本村只有1户地主雇工，每年雇一个半长工（一个耕地、一个看牛），农忙时约雇200个短工。
雇工以货币工资为主，工资数目极低。
当长工除住在地主家，吃地主的番薯丝外，一般每年工资约30元，看牛的长工只有4、5元。长工每年出工320天以上，耕田、砍柴、砍毛竹、烧炭、养猪，什么都得干。看牛工实际上也被当作一般工使用。以每个劳动日创造的劳动产品15斤谷计算，全年320天所创造的劳动产品为4800斤谷，除去长工每年口粮600斤谷与工资20元折谷850斤外，1个长工每年有3350斤谷的剩余产品被地主剥削去。实际上还不止于此，因为雇工全年出工320天中，只有一部分干农活，其他多系副业。而副业生产每天所创造的价值要比农业高。
蓝德凋在解放前无家可归，给本村及外村地主干了7年放牛工，6年长工，每年出工达340天，仅过年休息几天，每天干活十几小时。空余时间，还要替地主去卖工，收入全部归地主，自己一个钱也没挣到。全年约创造5100斤谷，除去口粮600斤工资500斤谷外，被地主剥削去4000斤。
雇农蓝德浙，给地主当看牛工，每年工资仅两三块，顿顿吃番薯丝，整年只有过年闲几天。什么活都干，在最热的天气里，中午也要割草、耕地。
短工工资视农活轻重及劳动力强弱而定。一般每天是4角（合2斤谷），低的只有2角。短工在地主家吃饭，每天约3斤谷子。一般地主经营的土地比较肥沃，亩产可达350—400斤，1个工一天可生产22.8斤谷，除去口粮与工资5斤谷，剥削量为17.8斤。
（5）手工业、商业、副业及其他：
手工业与商业：解放前畲族的手工业只是一种副业，它尚未脱离农业生产而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从事手工业活动是在农闲期间，平时都参加农业劳动。
本村有做篾的1人（蓝响尾），锯板的2人，造房子的2人，切烟丝7人。
切烟丝（切旱烟丝）。本村从事切烟丝已有70年的历史，现在最老的会切烟丝的是蓝响茂，他是跟蓝茂算学的，蓝茂算又是跟蓝宗可学的。他又教会蓝德衔。学切烟丝比较容易，仅一两个月就可学会，在跟别人学的时间里，无报酬。切烟丝较固定的季节6—8月份最忙。切1斤旱烟国民党币5角（折谷2市斤），主家管饭，一天能切12斤，挣6元，每年一般能切到1000斤左右。收入国民党币500元（折谷2000斤）。切烟丝的工具：大凳子1张，木板2块，绳子3条，木棍1根，切刀2把，镶头1支。
锯板（专门锯造房用的木墙板、地板）。本村锯板已有40多年的历史，蓝宗日是跟蓝茂叠学的。学徒期3年，跟老师在一起工作，第一年无报酬，第二年得一部分报酬，第三年拿全部工资。解放前每日工资8斤谷，主家管饭。一年可作50—80工，每年收入400—640斤谷，工具是：铁锤子、锯、斧头。
做篾（制竹器）。本村作篾已有百余年，这是蓝响尾听他老师钟合县说的。人家请去做，每天工钱6.5斤谷，每年做70—150天，收入455—975斤谷。工具有剖竹刀、锯、钻……能做百余种生产与生活所需的竹器。
造房（建筑木工）。系向汉人老师学会的，学徒期3年，第一年无报酬，第二、第三年仅有一部分报酬。解放前每年做150天左右，每天工资10斤谷，主家管饭，一年收入1500斤谷，工具是锯、斧、刨、钻等。
畲族人民从事的一般都是技术较简单的手工业，而且手工业者本人并不制作商品，与市场也不发生关系，报酬的方式与农业的帮工类似。
畲族没有从事商业的。本村没有店铺与经常挑担卖货的汉族商人。购买生产生活必需品都要到汉族地区，主要的购买地点：青街、水头、顺溪。
水头的水产鱼虾之类较便宜，而且店铺较多。顺溪铁铺多，本村农具皆购自顺溪。青街离此较近，仅3里路，商品齐全，可以买到盐、布、粉干、油等生活日用品。
购买商品皆用钞票，在临近解放，国民党币贬值时，使用银元。只是偶尔有小贩挑鱼、粉干到村里，买时是用稻谷与番薯丝换。
副业：打猎在农闲时进行，不经常，亦无固定组织。打猎妇女不去，男孩子十多岁的跟去牵猎狗，搜寻野兽。大家携带鸟枪、铁叉，分头埋伏。在野兽活动的路上，用哄的办法把野兽赶出。打中的人分皮，其他参加的人分猎获物的肉，谁的猎狗搜寻到野兽分给头与肝。不仅用枪打，还有“土炮”，即将炸药包上食物，野兽一咬就会把它炸死。在对付老虎、豹子等猛兽时，多采用伏弩射杀，用此法一定要事先布告，以防伤人。打猎的对象是野猪、山羊、狐狸、狼、虎、豹等。
畲族居于山区，交通不便，仅有山间小路通行，运输全靠肩挑，只有大批放木排、竹排时利用较宽的溪流。畲族并无做木材、毛竹生意的人。但有人为木商放木排、竹排。
山上有毛竹和各种树木，几乎每户都有山林，面积大小不等，从一、二分到一、二亩都有，出产最多的是毛竹，砍伐毛竹和树木出卖是作为副业收入，补贴生活费用的。
家禽饲养比较普遍，主要是兔、鸡、猪、山羊。1948年全村计有：猪57头、羊21头、兔255只、鸡166只、鸭60只。养猪主要是出卖，极少自食，有的人家养猪，出卖小猪仔，收入较多，本村还有1户养种猪（俗称猪头），养羊也是为出卖。兔子和鸡、鸭主要是自食，出卖很少，此地畲族非常喜欢食兔。
卖工：解放前，这一带畲族劳动人民因受封建统治的压迫剥削，单靠农业收入不足以维持自己的生活，且各户耕种土地极少，全年除农业生产外，尚剩余大量的劳动力。同时由于附近汉族地区烧炭、开矾、制茶等工业甚发达，因此，这里畲族地区，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做长短工及副业生产外，卖工现象非常普遍。王神洞的畲族每年有相当多的时间到汉族村去卖工。
卖工主要有三种：一种是烧炭，主要是替汉族商人把从泰顺来的炭，从莒溪挑到青街，然后由青街用木筏把炭运到平阳等地，供碾米厂与船舶用。从莒溪挑炭到青街，每担约需一天时间，工资是3角。也有的直接从泰顺挑来青街，路途有五六百里，一次需三天半时间。第二种是挑矾，把附近矾山的矾挑至赤溪，每担有150多斤，需一天到一天半时间，工资是1.2—1.5元。另一种是挑茶，把茶叶从莒溪挑到腾蛟的茶厂，每担也要一天多时间，工资1.5元。此外，也有为汉商挑布、挑盐及放木排运货的。
王神洞解放前，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卖工。一般各家都是男女两个劳动力一起卖工，女劳动力主要是挑炭。在全村63户中，平均每户每年有100天从事卖工，与农业劳动所花的劳动日一样。有的人家，全年有半年以上时间在外面卖工。根据我们了解的28户中，每年从事卖工达150—200天的有18户，200天以上的4户，150天以下的6户。贫农蓝德情除本人每年做短工70天外，夫妻两人卖工达280天（男150天，女130天）。这使农村生产力的提高大受影响。
总之，这里的自然条件较好，但在封建制度统治下，封建的生产关系束缚了畲族人民的农业生产力，因此生产技术比较粗放，影响产量的提高。
从生产关系来看，这里的畲族地区的社会性质，在解放前已达到封建社会的阶段。表现在土地早已个体私有。农村中个体小农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内部阶级分化明显，与汉族经济紧密结合，成为一个完整的封建经济体系。佃户受到封建地主的剥削，农民往往因借高利贷而丧失土地，逐渐变成无地的贫苦农民。手工业尚未脱离农业，而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加以遭受国民党反动派苛捐杂税的横征暴敛，使得畲族人民生活处于十分贫困的境况。
附：典型户材料
（一）地主：蓝德浪（46岁）
本村唯一的地主蓝德浪，高利贷与雇工剥削者。
解放前全家有6口人：本人、母亲、妻子、3个儿子，本人与妻子两个劳动力参加插秧、除草、割稻等劳动。
解放前先由其父蓝响文当家（1947年死）。有田12.3亩，地0.3亩，山林12.8亩，房屋8间，耕牛1头，犁2把，锄2把，耙2把，山锄5把。全年收入谷子153担，1750元。
（二）中农蓝响贵（51岁）
解放前有6口人：本人、妻子、母亲、儿子、媳妇、女儿，有4个劳动力。1954年收入谷子2500斤、地瓜米1800斤、麦子800斤、油菜20斤、毛猪120元、毛竹90元、柴火20元、油茶15元。全年计交公粮375斤、卖余粮1800斤。
四、物质生活、社会组织与风俗习惯
（一）畲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及其变化
畲族村王神洞位于低矮的山坡上，四周群山环抱山峦起伏，中有山涧流水汇成小溪，风景很美。交通很不方便，通向外村只有曲折的山坡小路，没有任何交通工具，运输只靠肩挑。为了改善山区人民的交通条件，1957年10月已在此地进行公路测量，一条从王神洞到青街，一条从山门到莒溪经过王神洞，预计今年年底可开始动工兴建。
畲族人民有自己的民族服装。妇女上衣前襟绣有五彩花纹，新做的服装有两层花纹，预备穿坏后去掉上面的，里面还有一层，下装穿裤，一般都是黑色；妇女头上戴有凤冠，高约3寸，配有珠穗和银片作为装饰，在节日和结婚时戴；解放前畲族妇女全部留有头发梳在脑后，少女梳一根发辫垂在后面，解放以后，由于和汉族往来密切相互学习，为节省时间，在妇女代表雷月枝的带头下，1952年全部改为短发。解放后由于生活提高，畲族人民做了很多新衣，多仿照汉人服装制成。现在，畲族的民族服装在日常生活中已看不到，仅有的几件只放在家里保存，以备节日时穿着。男子服装与汉人没有差别，只在劳动时腰间围一块自制的布巾，巾带上编织有各种花纹，为了保护衣服，保持清洁，至今仍然采用。
畲族人民主食以番薯丝为主，有少量的稻米、糯米、马铃薯，最喜欢吃的是用糯米做成的食巴，也称山客饭，每逢年节和请酒办事都是不可缺少的食品。并喜食肉类，一般家庭都饲养几只鸡、兔和一两头猪，日常一般菜蔬是萝卜、大豆和鱼等。
住的为木屋，上盖稻草或瓦片，窗户很小，屋内光线很差，因年代长久，房屋全部熏黑。解放以后才开始大量建造新房，1954年一年就造就新房20多间，到1958年共建新房47间半，原来的草棚都换了新房，人民的居住条件大大改善。
（二）社会组织
本村共有蓝、雷两姓，蓝姓67户，雷姓4户。雷姓来此较晚，到现在只住了三代，是从莒溪搬来的；蓝姓到这里已有200多年。本村蓝姓是同属于第二房（第一房在泰顺，第三房在垟尾，第四房在福鼎上陶）。第二房以下又分为4个房，每房成员已打破血缘聚居的关系，并不与同房住在一起，但同一小房的人来往更为密切，如一般结婚、做坟、办酒，小房中的人多聚在一起，小房没有专门的负责人。本村蓝姓同属于一个祠堂，雷姓属于一个祠堂，蓝姓祠堂在垟尾，雷姓祠堂在章山，每年一月十五要在祠堂祭祖，祭祖由各房轮流主持，每次祭祖摆两桌酒席，出席人也要轮流（上年岁的男人），祭祖用的钱一部分由祭田的收成上支出，一部分由各家平均分摊。
过去本村有1个“头人”（蓝茂周），是由大家推选的，条件是公道、忠厚、又会说话。头人威信很高，大家都听他的话，头人如果不称职也可以改选，其职务是负责管理族谱和公田，解决村内发生的问题。如过去本村蓝茂续家里很穷，无法过年，就到地主蓝德浪家扛了几根竹子，地主不肯，要罚他，因他家很穷无钱，地主就把他家的农具全部搬走，并把人捆起来，头人蓝茂周到地主家求情，于是叫蓝茂续办理1桌酒请地主、头人和村里一些其他的人，就算过去了，如果没有头人从中说话，地主是不肯的。
（三）家庭与婚姻
本村畲族多为2—6口的小家庭，没有几代住在一起的，兄弟结婚以后就分家，父亲自己住或和小儿子住在一起。财产继承问题一般是兄弟平均分配，但长子可以多分一些，如果长子有长孙，可先抽出一部分约相当于每股所分的土地，其余再按几个兄弟平均分配，一般田地太少只适当照顾一下长子就可以了。父母在世时，要留一部分财产，够其生活，父母死后再把父母的一份财产平均分配，没有娶老婆的兄弟可以多得一些，称为“老婆本”。妇女在家庭没有继承权，如果招女婿上门的，可享有家庭财产继承权。
结婚的范围：同姓的可以结婚，同一祠堂的不许结婚，姨表兄妹可以结婚，姑表兄妹结婚的很少。
结婚的过程：首先订婚，一般男女从七八岁就开始订婚，有媒人从中说合，媒人大多为男人，到男女方家说明对方的情况，如果双方同意，由男方父母到女方相看女子的相貌和品德；也由女方父母到男方家看家庭情况和财产，双方家庭同意后就下定礼，由女方家要多少钱，一般是40块银元，也要看家庭情况而定，定礼钱不一定一年拿出，可以分几年拿，但必须在结婚以前交完。下定时男方要请客，预备糯米巴、酒、面和4样小菜，要挑到女方家请客，送去时女方家只留一半，其余一半挑回；女方要备衣服1套、毛巾、花生饼给男方。结婚一般在十七八岁。结婚前3个月男方要送“日子”给女方，用红纸写上结婚日期。送“日子”也要挑东西，有糖年糕（60斤米的），猪肉40斤、面15斤、8条鱼、4样菜，女方收2/3请客，其余挑回；女方要预备衣服、帽子、鞋、袜、毛巾、花生饼带给男方，并有五色彩线（红、绿、蓝、白、黑）。结婚前一天还要送礼，称“轿前聘”。有年糕（60斤米做的）、猪肉、4样菜，还有半斤面（作为媒人的点心）送到女方，女方全部收下；女方要预备陪嫁，有被子、衣服、家具等，结婚当天把陪嫁抬到男方家。结婚要用花轿，并打锣、打着灯笼，新娘上轿前一定要哭，骂父母狠心。结婚当天男方要备酒请客。结婚3天后回娘家，由兄弟来接。对媒人的酬谢是1件衣服、1个猪脚、1包面、1块银元。
畲族人民为一夫一妻，没有抢亲的现象，有因感情不合而卖妻子的。
由于结婚仪式频繁花钱太多，因此有些人娶不起妻子，有的因结婚变卖家产。解放后新婚姻法颁布后，畲族人民也按婚姻法办事，由父母包办改为自由恋爱结合。
（四）丧葬
畲族习惯人死后用棺材，有的用几块木板抬到山上，过两三年拣骨入罐，选择好日期再葬埋。丧葬时要吹打，备酒席，请巫师做功德。巫师不参加农业劳动。
（五）节日
有一月十五、八月十五两次祭祖，三月清明办酒扫墓，五月初五端阳节吃糯米粽，九月九日祭齐天大圣的生日，能保家口平安。
（六）禁忌
压地瓜和插秧要选择好日子，否则庄稼不易生长。小孩子生下来就要算命，以知道小孩犯的是什么关，如果算出不详，便要请巫师改关。正月初一不许借火种，债主不许讨债，一般借债的农民过年要躲藏起来，到了正月初一才敢回家。初一、十五不许挑粪。八月初一不许出门。
五、文教与卫生
（一）文教情况
畲族人民由于生活贫困与反动政府的统治，解放前很少有入学的机会，本村在解放前只有4人（其中一人是地主子弟）念过2—4年私塾，其他全部是文盲。反动政府在文化教育上也实行民族歧视，畲族子弟入学比同年级的汉族学生学费要多缴1/3，否则就不收。他们在学校里，什么话也不敢说，什么事也不敢做，并受到同学的欺辱。有的少数民族子弟到小学念书，就要瞒名改姓，例如蓝长行（莒溪人）在鳌江中学读书时，改为姓曾。在畲族中流行着两句话：“找人无人，要告无钱”，意识是说本民族没有文化，要告状，写状纸都找不到人。
解放前全县只有少数民族教师3人（其中1人是反革命），教师生活水平很低，每年工作700斤米，生活很不安定，每年寒暑假都要东奔西跑找工作，以解决最低水平的生活，而且职业不固定，反动政府随时可以解聘。
1956年9月，本村开始办起小学，有学生29人（畲族28人，汉族1人）；1957年10月，学生数发展到34人。至今年10月已有学生43人，其中有8人在乡完全小学，2人上中学，1人上幼儿师范。学校经费，除校舍是由民房改造，桌椅等由社里自制，其他一切经费和教师工资完全由政府发给。
畲族人民喜欢唱山歌，至今仍很流行，不论在劳动中和饭后休息时间或看戏、看电影回来，在路上都可以听到他们的歌声。山歌内容以情歌为主，为男女对唱方式，如果有外地客人（畲亲）到此，本村青年便以挑战方式邀其对唱，对唱时有竞赛的性质，如果一方被唱倒，便予以讽刺与讥笑。近年来，畲族人民所唱的山歌也增加了新的内容，对共产党的感谢、对新生活的颂赞等均通过唱歌表达出来。
（二）卫生情况
由于生活贫困，解放前畲族人民的卫生条件很差，有的一家住半间房，什么东西都堆在一起，养猪就在床的旁边、养鸡养兔就放在床下，经常不进行打扫。解放前一些畲族人民未用过肥皂（以茶饼代替）。由于衣服破烂脱下来就没有换的，所以衣服也不常洗，只有天气暖和的中午脱下来洗一洗晒干后马上穿上。吃的东西也不太注意卫生，有病就请巫师到家请鬼，一次不好再请，有的连请好几次，病人死掉的很多。解放前请巫师的现象非常普遍，很少人有病请医生看，畲族人民中有性病的很多，有的小孩生下来就死掉，但一直未得到过治疗。
解放以后，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健康非常关怀。1957年政府派防毒队到王神洞，给畲族人民普遍进行了验血检查，共检查202人，检查出性病的14人。对患者马上进行了治疗，对家庭贫困的进行免费治疗。此外，政府还经常派卫生队，给畲族人民种牛痘和打预防针，实行免费治疗的如蓝德水、蓝德足二人，在1953年和1954年两年免费治疗达300余元。1956年流动保健站在此地建立，并培养了1个畲族保健员。
解放后经常开展卫生运动，每年都要进行几次大扫除，从楼前楼后，灶前灶后，到各种农具都进行彻底的打扫，改善了畲族人民的卫生条件，更主要是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了换的衣服，使用了肥皂，衣服经常换洗，有病就请医生看，请鬼治病的方法已完全绝迹，畲族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
六、民族关系
解放前，在封建制度残酷压迫与剥削下，畲族人民过着极其贫困的牛马般的生活。王神洞的畲族农民大都租种外村汉族地主的土地，遭受地主的封建地租及其高利贷的剥削。国民党反动派对畲族也进行了政治压迫，当时青街等地，都是汉族池姓、李姓当保长、乡长，经常到王神洞抓丁派款及强迫送礼。因此汉族统治阶级与畲族人民之间矛盾极深。同时由于统治阶级的大汉族主义，也造成民族间的一些隔阂，统治阶级中流传这样的话：“无人找马，无马找畲族”，把畲族人民视同牛马。
但是畲、汉两族劳动人民之间长期以来却建立了友好密切的关系，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极其融洽，互通有无。畲族原来耕作技术落后（刀耕火种），以后从汉族区传入较先进的水稻、番薯等耕作技术。手工技术、手工工具及农具等也都自汉区传入。畲族没有本民族的商人与市场，一切商品交换都必须到汉区进行。王神洞附近的青街、水头等实际上便是汉、畲两族人民共同的市场。
解放后，畲族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成为自己土地上的主人，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畲、汉两族劳动人民悠久而友好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畲族人民与汉族劳动人民一起斗争了两族的封建地主，没收地主的土地，共同进行分配，王神洞畲族在土改时就曾把15亩土地划送给贡后汉族村。以后王神洞又与附近十五亩汉族村建立了联合社，社领导由汉、畲两村人共同充当，他们互相商量工作，统一领导两村的生产。过去，本村柴火不多，想到汉族村（十五亩）山上去砍，人家不让砍，现在他们自动请畲族去砍柴。贡后汉人陈宝廷家里房子坏了，本村有20多人前去帮助他修房子，并且不肯在他家吃饭，陈宝廷感激地说：“这是过去从来没有的！”贡后老人家也很感动，说：“现在真正是畲汉一家人了”。过去两族小孩在一起放牛，常常互相辱骂，解放后经过民族政策的教育后，关系相处很好。在婚姻关系上，也打破了历史上汉畲互不通婚的惯例，有两个畲族人娶了汉族妻子，有1个畲族妇女嫁给了汉人。
在党的教育与关怀下，畲族人民的觉悟空前提高，他们明白了过去民族间的一些隔阂是反动统治所造成的。他们说，从前和这些汉人相处，关系不好，解放后也是和这些人相处，但是却互相帮助，互相关心；从前国民党军队来了，抓鸡抢劫，现在解放军却帮助我们，如有的畲族老人到莒溪挑东西挑不动，解放军就帮他们挑了。他们认为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团结是不行的，全国应该团结得像一家人一样。附近的贡后与十五亩等汉族人民也说，我们应该向王神洞的畲族人民学习，特别是应该学习畲族妇女爱劳动的习惯。两族人民通过共同的劳动与生活，彼此之间建立了崭新的民族关系。
浙江平阳县矾山公社畲族人民革命斗争
章以凎 陈佳荣 袁钟秀 蓝天两等（1958年）
浙南党的活动从1922年就开始了。在国民党叛变之前，党的主要工作是帮助国民党改组，党的干部领导国民党基层组织发动群众。1927年国民党叛变后，浙南党受到敌人的摧残，但仍坚持斗争。1931年，浙南党组织被敌人摧毁。1932年，党又在平阳的南部地区——蒲门、马站、矾山一带进行活动。
1934—1935年，党广泛地发动与组织群众，不仅在汉族劳动群众中进行工作，也在畲族人民中进行宣传教育与发动工作。1936年，刘英、粟裕同志到浙南，建立了浙闽边区，不久鼎平县委成立，平阳县南部地区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许多畲汉地区建立起群众的革命组织——抗租团、分青苗委员会、民兵队、肃反队、贫农会、青年团、妇女会、儿童团……畲族人民与汉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在党的领导下对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1936—1937年的斗争环境非常残酷，国民党反动派集中了几个团上万的兵力，并组织了大批地主反革命武装，如“编联甲”“自卫队”等，对红军与边区进行围剿，一方面对革命地区实行军事“围剿”，另一方面采取反动的政治措施，在农村实行联保、连坐法。但就是这样，畲、汉两族群众仍然不屈不挠地展开武装斗争，大量地歼灭敌人。
1935年红军北上抗日后，国民党顽固派更加疯狂地镇压革命，但革命活动一直未间断过，而且更加广泛与深入。
由于党的领导，许多畲族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畲族人民组织起来，与汉族劳动群众携手并肩对国民党反动派与封建地主阶级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许多畲族群众参加了红军、游击队，广大的畲族群众支持红军、游击队作战，为红军送粮送饭、掩护红军与党的工作人员，探听敌人消息，为红军、游击队送信带路。在残酷的斗争中，不少优秀的畲族干部与革命群众英勇牺牲。
1941年，鼎平县委被敌人摧毁，该地区革命运动受到暂时的挫折，许多地区的畲、汉两族群众与党失去了联系。但1944年，鼎平县委恢复，党的活动更加强了。1946—1947年，党广泛地发动与组织群众、扩大革命根据地，普遍建立了党的组织，在畲族地区也建立了党的组织，发展吸收了大量的畲族党员，游击战争更加激烈，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有力地配合了全国大反攻的形势。1949年5月，在平阳县彻底地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畲、汉两族人民获得了解放。
下面就是几个畲族村庄在党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的事迹。
一、凤阳大队章家山畲族的革命斗争（1932—1950）
章家山是一个在群山之中非常偏僻的畲族村庄。全村23户，96人。解放前全村有田地71.5亩，其中仅20多亩属于本村人。全村只有一片山林是自己的，大部分田地、山林都属于凤阳乡内朱姓大地主所有，就是房子的地基也是地主的。
地租、高利贷的剥削非常残酷，每年要交租70担。这里的高利贷多以卖青苗的方式进行，即每年四五月份农民缺粮时向地主借钱，将田里的青苗卖给地主，田里的稻谷收成后全部归地主，等于借一百斤谷还二三百斤。全村每年卖青苗60多担。
国民党反动派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仅这里畲族人民知道的而且现在还记得的就有十余种，如铁路捐、公路捐（这里既无铁路，也无公路）、学校捐、乡丁捐、壮丁捐、保长津贴费、乡长津贴费、保队副训练费、猪税、酒税、房屋捐、压岁捐（每到旧历年得给保长、乡长送礼）。还有月税，有时一个月之中派款即达200多斤。一年最少的人家也要八九担，有的高达20多担。每年的稻谷都给地主、国民党夺了去，全村群众每年仅剩下二百五六十担番薯丝。
全村23户人家中，仅4户中农勉强够吃全年，18户贫农、1户雇农一般只能维持生活到四五月，有的到正月就没粮食吃了。例如雷必钰每年要卖青苗十多担。有的人家甚至出卖小孩，如钟发洪因家庭困难，只得先后卖掉6个（2女4男）。由于无法生活，“溺婴”现象非常普遍，每年全村溺婴都在三四个以上，雷必钰就溺婴4个。有3户人家整年讨饭，每年有四五个人给地主当长工。每人每年卖工都在一百五六十天以上。钟士发全家三口都为地主当长工，他母亲也为地主当长工，被稻谷压死，他自己从9岁起就给地主当了11年长工。
畲族人民不仅经济上受到残酷的剥削，而且在政治上毫无权利，受尽国民党乡保长的欺压。乡长保长横行霸道，地主狗腿作威作福。国民党反动派收税派款，畲族人民根本不敢过问，如果谁敢问一下就要挨揍。对国民党的派款稍微有不服的表示，立即被捆走，并在烈日下晒几个钟头。全村23户人家中被抓壮丁的有3人，其中2人死在外边，村里买壮丁的有4个。
畲族人民长期受着国民党反动派及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几十年不得翻身，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才起来向反动统治作坚决斗争，以求得自己民族的解放，推翻封建的压迫。
大约在1930年，这一带的畲、汉两族劳动人民从福建的亲戚朋友那里听到福建有支为农民做事的红军，打地主分田地，将地主的粮食、钱等没收给贫苦的老百姓，大家都盼望着红军快来，急着说：“红军什么时候才会到咱这儿来啊？”章家山的畲族也非常盼望着红军的到来。
1932年冬，福建来的革命同志到了章家山一带，认识了雷汉答、雷汉里、雷汉坚3个，由拉家常逐渐向他们讲解国家大事：“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国民党卖国，不管人民死活，捐税太多，农民生活太苦，收成连交租都不够”，又经常宣传“农民受地主、国民党压迫，过着牛马一般的生活，应该团结起来，打倒地主与国民党反动派”等革命道理，说红军就是为农民谋利益的。在革命同志的教育下，1933年1月，本村的雷汉里到福鼎参加了红军游击队，而雷汉答、钟友行等则在这一带少数民族中进行革命宣传。不久，林辉山同志动员雷汉答脱产参加工作，帮助党在南港、灵溪、桥墩、马站、矾山、鼎平等地进行宣传。
1933年2月，在章家山召集了西边、羊头贡、仓楼、揹头贡、三十亩等地的少数民族十余人开贫农座谈会，宣传抗日救国与农民应该组织起来的道理。会后，开始了大规模的群众宣传发动工作，参加会议的人回去后不仅向本村而且向别处宣传。经过这次宣传，群众的觉悟大大提高，党又在群众基础好的村里召集贫苦农民座谈，深入进行工作。
到1933年冬，章家山组织了农会、贫农团，全村都参加了。主要活动是搜集敌人情报，为党的工作同志带路等。同时开始抗租抗税每个村都组织了抗租团，抗租团还到外村宣传抗租抗税，路上遇到给地主挑谷的说服动员他们把谷子担回去，并抓住给地主与国民党收租收税的人。
1934年春，闽浙交界地区20多个农村组织的60多名干部在章家山开会，讨论如何更进一步地发动群众与组织人民参加红军的问题。会后在许多地方公开地进行宣传活动，各地建立了妇女会、青年团、儿童团。
对敌斗争的肃反队也组织起来了，镇压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反革命分子。革命运动在南港一带开展起来。
1934年9月10日，国民党县大队开到南港，由雷天昌、林学城带领在各处逮捕革命群众与积极分子，本村钟大模、钟发行、雷必丑等被捕，其中钟发行在遭敌人严刑拷打折磨后释放，不久即死去。当时斗争非常残酷，国民党军队经常搜捕革命群众，有时一天来两三次，乱抢乱夺，杀猪宰羊。群众把谷子收割后都藏在山里，从村里搬到山上去住。群众加强了对敌斗争，提出了“除奸抗租”的口号。1934年，游击队从福建过来，群众积极参加游击队，本村有十余人参加，1935—1936年也陆续有人参加。
1935年4月，刘英同志的队伍由雷汉答带路到了浙南。5月，就吸收了雷汉答等四人入党，由雷汉答负责蒲门区党的活动，建立了北港、南港、江南、蒲门四区区委。7月，蒲门党支部成立，有党员3人：雷汉答、雷子魁、范均庭，雷汉答任书记。
1936年5月，一支汉、畲两族人民组成的游击队成立，有40多人，其中有19个畲族人，队长是陈计株，指导员是本村畲族人雷汉里。游击队配合刘英同志的队伍作战4次，独立作战13次，其中1次，游击队12人化装进入宜山，消灭了国民党防务队，缴获十九支枪和3箱子弹，毫无损失地结束了战斗。
1936—1937年，国民党19师在这一带进行“围剿”，团部设在赤溪，凤阳驻有1连军队，又组织了许多反革命武装，如“编联甲”等，天天搜山，各村天天清早打锣集合，编联甲配合国民党军搜山，一些群众与我有联系的保长在打锣时，都高喊：“今天要搜山了”，以便让山上的游击队听到与转移。每次，群众都积极给游击队送信，高喊今天要搜××山了。所以虽然国民党每次都有几千人搜山，但游击队都及时地转移到敌人后方去。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消灭章家山的少数民族，要把全村人并到南宋去，大家坚决反抗，都到山上去，住在山头、石洞、坟穴里，半夜烧饭吃，始终坚决不屈。
党在艰苦的时刻经常教育群众：“敌人虽然猖狂一时，但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敌人经常至章家山，每次都是二三十个防务队和六七个便衣特务，有时一天来三四次，到处抓人抢东西。
1937年4月，在国民党强大的进攻下，刘英同志转移到北港区，这一带失去了与上级党委的联系，游击队也撤走了。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全国开始了国共合作的新时期。浙南党也提出“枪口对外，共同抗日”的口号，开始与国民党实行抗日合作。国民党出布告停止对我“围剿”。粟裕与刘英同志也在平阳山门办党校。不久，我红军又北上抗日。
但是浙南地区的国共合作仅维持8个月，即遭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
1937年7月，林辉山同志来章家山与雷汉答等革命同志接上关系，并交代雷等说：“以后此地可能会来很多国民党军、土匪、大刀会、五龙会等，你们千万要提高警惕，不要受欺骗，有介绍信的人才承认，没介绍信的就不能相信”。从此，章家山失去3个月的联系又接上了，当地党组织又开始进行革命工作。国共合作时，章家山也与国民党保长取得联系。1938年7月，钟光城（畲族）与刘洪玉两同志也来章家山联系过。
从国共合作开始，我党成立了鼎平县委，并以政治工作为主，恢复与巩固老区；在学校中进行串联工作，发展学生组织；对于新区，一般只发展条件较好，国民党统治较弱的地区。在章家山老区，恢复党组织后，开始进行巩固工作，派干部去组织群众，建立许多群众小组，每组选出1个较可靠的当组长，由组员经常向组长汇报敌军、大刀会、五龙会等反动组织及土匪的情况，小组长再向上级汇报，以严防敌人冒充共产党混入革命组织。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使反革命分子进不来，因而，革命组织没有遭到破坏。
1940年（应为1942年——编者注）春，原鼎平中心县委书记周义群叛变革命，出卖刘英同志，刘英同志被捕牺牲。以后陈必躬同志任鼎平中心县委书记，陈必躬同志仍开展地下组织，恢复与巩固老区等工作。他曾至章家山等地，宣传反帝国主义侵略等道理，说明国民党反动派还统治着我们，苛捐杂税还很繁重，因此我们必须继续革命。当时雷汉答配合陈必躬同志开展工作。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破坏了国共合作，开始全面的反共高潮。叛徒陈新希把320名革命同志的名单都泄露给国民党反动派，福建福鼎的防务队也开来矾山，准备镇压浙南革命。国民党反动派限定在3月18日以前，320名革命同志全部要自新。陈必躬等同志认为绝不能自新，于是召集了全部县委机关及各个农会的干部积极分子开会，决定隐蔽起来，并组织一次武装突袭。3月14日，章家山的雷汉坚同志带十几个人，伪装成国民党警备班，假言因收捐税得很多钱，准备请霞关的海关防务队吃一顿酒肉，混入防务队驻处。当时海关防务队有20多人，而我配合镇长张传道、南坪校长张传富及霞关事务员等内应，终于缴了防务队的24支枪。
袭击霞关后，陈必躬同志把队伍带至鹤顶山，准备以后撤至北港。中途在观美、亭然两乡交界的毛徐坑，曾和敌人交火过。
5月，陈必躬与另外两个革命同志被捕牺牲。鼎平县工作没人负责。七八月，老同志也都被捕杀，县委会干部都给抓光。很多老同志跑至海岛，章家山重新失去组织联系，革命同志都把房子封闭，逃亡外地。雷汉里同志逃到江南给人家招婿。国民党反动派认为章家山是红区，对之实行“围剿”，并大肆抢劫，矾山协管、赤溪等地的反动防务队前后来章家山“围剿”4次，把群众的鸟枪、衣服及毯子等抢走了。国民党又对章家山实行残酷的统治，保长每天来村里派款两三次，拿走老百姓的鸡。并大肆捕人，放在六月天的太阳底下晒。又大抽壮丁，本村被抓去13人，死在外边5人，逃回8人。
虽然反动派残酷摧残压迫，但是畲族人民仍积极参加革命斗争，跟着共产党走。雷汉里兄弟4人在1933年就都参加了革命，其弟雷汉坚家原有妻子、儿女等6人，因参加游击队，生活困难，卖掉两个女儿给别人当童养媳，又病死一个儿子。当他的另一个儿子也病危时，正好有十几个红军被国民党反动军队包围，路途又不熟，逃不出去，雷汉坚毅然带领红军同志脱围，不顾儿子死去。以后，他的妻子被别人欺骗，说他是土匪，把其妻拐去，家中只剩他1个人。但他忍住了个人的悲痛，仍旧一心干革命。
1941年冬，张世芳、陶大躬、林乃芳等工作队同志来章家山、霞关、南坪一带，恢复过去断了的关系。他们了解各区国民党保长及赤溪国民党军队的情况，在章家山整理抄写，并发下《浙南周报》。当时有一个冒充共产党员名义、到处敲诈勒索、写恐吓信的土匪，我党即展开宣传，并在1945年把这个土匪捕杀，把其诈骗的钱还给原主。
1947年冬，县里得知解放军快要渡长江，于是重新组织农会与民兵，以准备配合大军南下。陶大躬等同志首先在章家山建立农会、民兵组织，经常开会宣传，动员大家入农会，章家山全村18—40岁的青壮年全部参加民兵，共四五十人，民兵队长是钟大可。因当时蒲门区区长卓文华的便衣特务经常扮成乞丐混入本村，一次展开了防特工作，对生人实行检查，过路要通行证，白天民兵参加生产，由妇女放哨，晚上民兵站岗放哨。
农会、民兵组织后，章家山即开始实行“二五减租”，原收100斤交75斤租，当地主组织警备班等狗腿来逼租，并欲抢走农民的棉被、棕衣、年糕及牵走耕牛时，我们一方面叫保长写个签条把东西要回来，使得地主无法得逞，减租工作得以省力。由于遭受地主的地租、高利贷及放青苗等剥削，农民的粮食都不够吃，1948年春又组织贫苦农民，发动全面的向地主借余粮的运动。山区的几十个村镇都到赤溪去，本村去了一百多人。地主剥削多少粮食，就借多少粮食。当时地主大多不敢反抗。这次发动，共借了五千多斤余粮。至此时，我已公开活动，白天都鸣锣开会。
1948年2月，章家山与凤阳其他村及南宋乡、昌禅乡的民兵配合游击队20多支枪，攻打赤溪国民党联防队，并缴了其枪。当时国民党在马站大修工事、炮台，反动头子卓文华的秘密情报员范恒颜为我所杀，卓从赤溪逃至马站霞关。
1949年4月，章家山解放。当时国民党的苛捐杂税、租粮都被抗掉了，挑夫、兵丁也已免，而反动的卓文华又逃至灵溪、平阳，因此民兵开始拆赤溪炮台，接管与没收木板、材料等，并把粮食分给老百姓。
解放之后，章家山的人民，立即积极参加与支援对敌斗争。实行封船、控制海船运输，以支援解放舟山。民兵全部整顿组织，配合解放军放哨，本村50多个民兵全部集中在中墩睡觉，水手们驾驶海船，日夜不眠，老百姓则杀猪杀鸡，用年糕及草鞋、布鞋等慰劳解放军。
1949年8月，章家山开始反霸斗争，把保长雷必立及其狗腿许明芽抓起来，在全村游行，并进行斗争，后逃至蒲门。
章家山人民也大力开展反特防奸工作。1950年7月13日，章家山挑柴的农民在赤溪发现5个化装成采茶农民的匪特，当即怀疑，派民兵雷子贵及钟娇莲、雷贵英等两个妇女监视其行动，跟随至山上寺院，发现该匪记号是几把布的雨伞及一担有漏洞的篓筐，并当即回村报告。村里开干部会研究，组织本村的60多个民兵，分两路上山，在石洞里从半夜一直搜到次日中午，终于抓到4个特务。
章家山民兵曾配合解放军抓海匪两次。1950年5月14日，国民党海匪五六百人从海上登陆，进行骚扰。本村即大力支援解放军部队与海匪作战，全村男女老幼齐出动，妇女烧饭给解放军吃，男人则挑水供部队饮用，民兵分成两班，一班为解放军带路与放哨，另一班至赤溪搬运弹药。这样终于打退了敌人的骚扰。
综上所述，章家山人民是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
二、南宋大队李家旺畲族的革命斗争（1934—1949）
李家旺的畲族群众很早就知道了红军，在受着地主、国民党的残酷剥削、压迫时，时常说：“红军来了就好了！”
1934年，吴毓同志在垟头一带工作，向群众宣传“共产党起义是为了人民，我们人民受压迫、受痛苦，应该团结起来打倒地主反动派，红军就是为人民打天下的。我们一定会胜利的，将来一定有好日子过”，群众把这些话句句刻在心上，时刻盼望着红军快点来。
1936年2月25日，罗船绸领导的一支红军队伍30多人，由钟光城、雷汉里等带领到了李家旺，群众像招待亲人一样地为红军安排吃住。红军干部也教育大家一定要保密，“红军来了，大家一定不要乱讲，敌人如果知道了，红军走后敌人就会来杀人烧房子”。
从此红军经常来李家旺。正如红军同志讲的一样：“李家旺地点好，人也好”。李家旺是距垟头3里的畲族小村，四周都是高山，进口处很狭，只居住8户人家，这个村子地形极好，从外边根本看不到村子，就是进入山口以后，由于茂密的树木，也不易找到。
这里的群众像保护眼珠一样地保护红军。红军或党的工作同志一到李家旺，群众就自动在山头上放哨，而且还与垟头群众联系，从其路旁开始，每隔一里多就有一个步哨，步哨直达李家旺，只要敌人一有动作，步哨就举起一只手表示，一个接一个地把消息传到李家旺，红军可以马上采取行动。
群众不仅放哨，还为红军探听消息。钟有周是个残疾人（缺只耳朵，背有毛病），敌人不会注意他，他就经常在大路上侦察敌人情况。
李家旺群众不仅使红军与工作同志在那里吃好、住好、休息好，而且还争着为红军带路、送信、买东西。只要红军有信要送，不管多远、多危险，大家都抢着去送。又一次钟有周给红军送信，中途被敌人发现，他机警得躲在坟洞里逃过了敌人的搜捕，完成了任务。群众想尽办法为红军购买必需品，例如衣服、鞋、电池、肥皂……红军或工作同志离开李家旺时，群众也给带路。
1936年有一次，罗船绸的队伍到李家旺，被垟尾的吴振海、钟显隆告发，敌军百余人突然袭击包围了李家旺，但由于群众放了步哨，及时地使部队与群众都撤走了，村里只剩下1个半聋半哑的妇女，敌人盘问她红军哪去了，她就东南西北地乱指划，敌人找不到红军，就大抢群众家里的东西，从首饰、衣服直到围裙都被敌人抢光了。
群众对红军如同亲人，红军来后大家让床给红军，自己睡在地上，吃饭、睡觉时群众多加步哨，不让红军放哨，使红军能好好休息、吃饭。1937年过旧历年时，红军80余人被群众留住过年，群众杀猪、打年糕……摆了12桌酒席请红军吃。当红军执行任务化装时，大家就把短衫、长袍拿给红军，帮助红军完成任务。
群众奋不顾身地掩护被敌人追捕的同志。1938年2月有两个被敌人从福建一直追到浙江的同志，钟光城带他们到钟有周家住了17天，躲过了敌人的搜捕。又一次，4个红军被敌人发现，单倍红把他们4人藏在谷仓里，外面加上锁，贴上假的国民党的封条，使敌人追捕落空。1941年1月，欧阳宽、陈必躬等4个同志被敌人紧紧追赶，到一个悬崖，爬不上了，钟有进发现并立刻把悬崖上的毛竹弄弯，使他们4人顺毛竹爬上来，并把他们藏在家里的谷仓中，这等于从敌人手中救出了这4个同志。
畲族群众为了革命，为了掩护红军，对敌人的任何拷打威胁都不怕。如钟大锐被敌人抓走，敌人把他带到山头，用枪托打他叫他说出红军在哪儿，他坚决不说，敌人又把他带到别处准备枪毙他，他也是咬紧牙关一字不漏，后来，由于群众出保与敌人抓不到证据才被放出。又如1个反动恶霸保长被红军枪毙了，敌军大队人马搜寻，并且把全乡人集中起来宣布，告发的有重赏，如果知道在哪儿不自首的话，查出来杀绝全村，但李家旺的群众也不怕，把这个保长的尸首抬到很远的地方抛在溪里，使敌人找不到。
掩护红军，严格地保守秘密，不仅放哨站岗，就是女儿、女婿或是母舅以及欺压近亲来了，也不叫他们看到红军。红军来时与去后，都不对任何人讲，红军经过的地方，红军走后马上整理好，使坏人看不到丝毫漏洞。这样好的群众条件，又加上地理条件好，李家旺就成了红军与工作同志的根据地与中心联络点。从1941年起，郑颜宗等同志在南港一带进行工作，经常在李家旺留宿。红军游击队也在这里休整，1937年红军一支队伍就曾在李家旺进行整训。
虽然自红军北上抗日后，环境非常恶劣，敌军在周围骚乱，与编联甲成千人不断地搜山、围剿，但李家旺始终是革命根据地。1947年，村里有了党小组，民兵也组织起来了，对敌进行武装斗争，配合游击队参加观美、灵溪、前歧等战斗。1949年4月，李家旺终于获得了解放。
三、华阳大队牛角湾畲族的革命斗争（1935—1949）
牛角湾是华阳大队的1个80多户的畲族村庄。
很早以前，这里有人到福建去卖工，从福建亲戚那里带来了红军的消息。本村人李圣夫在福建参加了红军，1935年10月7日，领着红军的杨锡创连队百余人到达牛角湾，红军向大家宣传革命道理，而且队伍里还有不少畲族战士，跟大家交谈得非常亲切。群众马上给红军送来了200多斤大米，并到南宋为红军买菜，红军待群众非常客气，买的东西本来是一块钱，却给群众一块多钱，大家感到红军真是人民的队伍。
这支红军住了一夜走后，红军与工作同志就不断地来牛角湾。1935年周建兴率领的工作队，在牛角湾、水尾、旺馒窟、瓦尾一带进行宣传组织工作，李圣夫担任区委书记。
1936年春，村里建立了各种群众的革命组织——农会、贫农团、抗租团、青年团、儿童团、妇女会。这年六七月，华阳党支部成立，本村有8个党员，区委会设在牛角湾。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的群众对地主、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1936年这一年里，群众再也不给地主挑担了，国民党的苛捐杂税群众更不交了，国民党收税派款的只要来村里，民兵就抓住他们。以后他们也就不敢来了，地主更是害怕。
民兵队成立后，部分民兵日夜在村四周的山上、路上站岗放哨，捕抓敌特。1936年8月，全村200多群众，将观美至灵溪的敌人的十多里电话线全部破坏掉。
1936年红军打福建桥亭后，有伤员17人，村里三十余个群众连夜赶去把伤员抬至村里，由于敌情紧张，四十余个群众又连夜抬送伤员到昌禅去。
群众大力协助红军作战，红军走到哪里，他们都为红军准备好吃的住的，并且想尽办法，不怕危险地为红军采购军需品，许多人分头去买，不敢说是牛角湾人，就将买来的东西包装成送礼的样子混过敌人的检查。同时积极地为红军带路、送信，红军来时妇女们不仅给红军烧饭做菜，而且将战士的衣服抢来洗干净、补好。
村里成立了二三十人的肃反队，“抓反动”“捉财政”（“反动”指敌特等反动分子。“财政”指有钱的财主富户），几乎每天夜里都根据上级指示出动，有时不仅肃反队，连全村青壮年都一齐出动，分头捕捉敌特，捉来后连夜押着他们通过白区交给红军处理。有一次，李学论、李先海、雷衍远等3人曾押送3个敌人，通过敌人的盘查地区，送给红军，红军特意备酒招待他们。全村那时共捉了五六十个“反动”与“财政”。
1936年9月，有一天1个敌人的连长带两个马弁跑回去，带来大队敌军从后追赶，敌军喊话威胁，但群众什么都不怕，把这个敌连长杀死，全村群众转移到山里去。但有十几个被敌人抓去，他们坚强地经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李先进被叛徒出卖牺牲。群众被抓后，红军立即把这一带的保长抓来，强迫他们把被捕的群众保出来。
1936年10月8日，敌保安团百余人，向这里进攻，全村群众组织起来，在山头上用土枪英勇地抗击敌人，虽然把正面的敌人击败，但敌人便衣队从后山摸上来了，群众被迫撤退。4天后即10月13日，敌军三四百人、“编联甲”数百人，计千余人“围剿”牛角湾，全村被烧抢一光。敌人烧毁了107间房子，连厕所、牛栏、烧草灰肥的房子都烧光了，1个救火的群众当场被枪杀，猪、鸡、鸭等全给抢光，全村变成了瓦砾。二十余个群众被敌人抓去，敌人使用了惨无人道的酷刑——灌辣椒水、火烙、压杠子等，结果九名革命群众牺牲，其余的人都被国民党折磨几个月至一两年之久才陆续放回。
牛角湾被烧后，群众失掉了住所与衣食，但坚决不向敌人屈服，敌人想消灭牛角湾根本办不到。群众住到牛角湾附近的山洞、坟穴、祠堂、破庙里，红军马上从苏区组织群众挑来大批的粮食给牛角湾的群众度日，牛角湾的妇女也到其他畲族村亲戚朋友处请求帮助。红军送给牛角湾村的救济粮和三百多块银元，却被可耻的叛徒（这个叛徒后来当上保长）贪污了。
群众在山上度了五六个月，过着受冻挨饿的痛苦日子。当时的环境非常恶劣，南宋有大批敌人驻扎，敌人又在华阳筑了碉堡，每天敌军与编联甲都要搜山“围剿”，群众仍坚持革命，革命意识更坚强。村被烧后的1937年1月，刘英同志队伍驻在附近山上，群众虽受敌人摧残，痛苦不堪，但以更大的热情来迎接红军，大家凑钱买了一头80多斤的猪杀掉，又凑了百余斤米做成年糕送给红军，还送去几百双草鞋，有很多人不会打草鞋，但男女老少齐动手，一夜间就打成了，最少的人家也送了四五双，还送了上百个慰问袋。不久刘英同志的队伍又打南宋，经过大贡朱，这里群众得知后，虽然没吃的，仍然凑了1200斤大米给红军挑去。这些行动使红军战士非常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