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1997年）
  一
  畲族是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畲族人民勤劳勇敢，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仅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同汉族人民一起共同开发祖国东南地区，又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创造和传承了具有本民族特点的多姿多彩的传统文化，丰富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并与各族人民一起，在共同反抗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斗争中，结成了亲密的友谊，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共同缔造我们伟大祖国的历史和文化中，畲族人民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中国的史书上，大量记述了各个时代分布在各个地方的畲族名称、族源、经济生产、文化生活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情况。13世纪中期，南宋末年，史书上开始出现了畲族的古称“畬民”和“〓民”。刘克庄在《漳州谕畬》一文中日：“畬民不悦（役），畬民不税，其来久矣。”文天祥在《知潮州寺丞东岩先生洪公行状》中亦载：“潮与漳、汀接壤，盐寇、〓民群聚……”自此以后，明、清两代的方志，更大量记录了有关畲民的历史和文化、来源与迁徙、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以及畲族人民反封建斗争等情况。大量丰富的史料，为我们建国后开展畲族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近现代以来，许多学者对畲族的族源、语言、文化、风俗习惯进行了研究探讨，写下了许多论文，据不完全统计截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共有50篇文章，其中有不少是高水平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如沈作乾的《畲民调查记》（1924年）、董作宾的《说畲》、《畲族十八名》、《福建畲族考略》等（1926—1927年）、魏应麒的《畲民之起源与“畲”字之商订》（1932年）、李化民的《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1933年）、何联奎的《畲民的图腾崇拜》（1936年）、傅衣凌的《福建畲姓考》（1944年）、凌纯声的《畲民图腾文化的研究》（1947年）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力作，对于建国后开展畲族研究都有深刻的影响和重要的参考价值。
  1949年，新中国诞生，举国上下，群情振奋，百废待兴，民族工作的任务十分繁重，遭受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歧视的一个个兄弟民族，他们的安危冷暖得到党和国家的关怀，他们的政治权利受到尊重。1951—1952年，中央派出4个民族访问团（西北、西南、中南、内蒙东北），代表党中央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分赴各少数民族地区，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对各少数民族人民进行亲切的慰问与关怀，缓和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矛盾，疏通民族关系。为了更好地贯彻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发扬党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优良传统，党和政府积极开展对各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只有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为党制定政策而提供翔实可靠的情况与资料。建国40多年来，党和政府对畲族人民关怀备至，曾多次组织专人，派出调查组，深入畲乡进行调查研究。据我所知，中央对畲族进行了3次规模较大的调查研究，即1953年的畲民识别调查，1958年的畲族社会历史的调查，1982、1986年两次的畲族传统文化的调查。此外，各地方党和政府对畲族也都进行多次的调查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由于大量的调查研究，调查的面广点多，遍及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安徽等省的众多畲乡，搜集了大量的文物资料，写下了许多颇具科研价值的第一手的调查报告，为畲族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实践证明，许多畲族著作、论文，所依据的资料大都来自这些宝贵的调查报告。在广大畲族研究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和努力下，自20世纪80年代起陆续出版和发表了许多有关畲族的著作和论文。据不完全统计约有150多篇本，比建国前增加3倍多，其中仅著作就有20本之多。如：施联朱、蒋炳钊、陈元煦、陈佳荣：《畲族简史》（1980年）；施联朱（主编）、蒋炳钊、陈元熙、陈佳荣：《畲族社会历史调查》（1986年）；施联朱撰写与主编的有《民族知识丛书·畲族》（1988年）、《畲族风俗志》（1989年）、《畲族研究论文集》（1987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畲族文化史》（1994）；施联朱、雷文先主编：《畲族历史与文化》（1995年）；蒋炳钊：《畲族史稿》（1988年）；朱洪、姜永兴：《广东畲族研究》（1991年）；《景宁畲族自治县概况》（1986年）；《丽水地区畲族志》（1992年）；《福安市畲族志》（1995年）；《霞浦县畲族志》（1993年）；《上杭县畲族志》（1994年）；毛宗武、蒙朝吉：《畲语简志》（1986年）；浙江省民委等：《畲乡风云录》（1991年）以及景宁畲族自治县民族事务委员会：《景宁畲族自治县畲族志》（内部发行）（1991年）；钟大湖：《闽东畲族革命斗争纪实》（内部刊物）（1984年）；施联朱、陈元煦、陈佳荣：《畲族简史简志合编》（内部刊物）（1963年）；福建省民委等：《畲族经济研究文集》（内部发行，1987年）等。事实说明，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畲族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大超过了建国前。
  二
  新中国成立后，畲族研究在畲族研究工作者的长期辛勤努力下，取得了显著成绩。而这些成绩之取得首先应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次与畲族人民、干部的热忱支持与帮助分不开。没有党的领导和民族政策的贯彻，没有广大畲族人民、干部的支持，我们的畲族研究绝不可能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新中国建立之初，全国各地陆续自报登记了400多个不同的民族名称，仅云南一省就有260多个。为了贯彻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结束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民族成员结构、民族成分和族称混淆不清的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伊始，国家即组织大批科研人员和民族工作者分赴各民族地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民族理论为指导，从中国的国情和民族实际出发，就各个族体的族称、分布地域、经济生活、语言文字、心理素质和社会历史等进行综合的调查研究和深入的分析，并在充分尊重该族体人民意愿的基础上，科学地甄别各个族体的民族成分和族称。民族识别是党在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工作中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理论性、科学性、政策性很强而又相当复杂的基础工作。它关系到具体落实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大局，特别是关系到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贯彻执行，胜利地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繁荣。因此，民族识别工作既有着重大政治意义的实际工作，又是一项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研究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旧中国惨遭民族压迫和歧视的畲族人民纷纷提出确认自己的族称和公开自己的民族成分，要求确认为新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这是畲族人民当家做主自我觉醒的表现，只有在实行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的国家里，这种自觉的返本归源恢复本来民族面貌的要求才能得到实现。1953年，中央派出了畲民识别调查小组。由于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是1953年才被真正提上议事日程的，所以畲民识别小组也就是新中国由中央派出的第一个民族识别调查组，这体现着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对于我们畲族人民的尊重和亲切关怀。当时华东军事行政委员会派雷关贤、福建省民政厅派雷恒春两位畲族同志参加，与北京派出的3人（黄淑娉教授、陈凤贤教授和我）组成5人的畲民识别调查小组，赴浙江、福建的景宁县东衕、罗源县八井、漳平县山羊隔等畲村进行为期3个月的识别调查；认定畲族是一个具有自己民族特点的单一的少数民族，上报中央，于1956年由国务院正式予以公布。实践证明畲民的识别是成功的，这里面凝聚着广大畲族人民和干部的汗水和心血。畲民识别的成功应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英明的民族政策，对此，我个人亲身体验更深，的确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畲族”。
  1958年，我们遵循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抢救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指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从北京派出由1000多人组成的16个调查组，分赴全国各民族地区进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为编写出版“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作准备。福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12人从北京出发，到了福建，省民政厅、文化局、厦门大学等单位又派了不少同志参加，调查组人数多达50多人，分赴浙江、福建、江西等省二十几个畲村调查。其中有不少畲族干部如钟志亮（安徽）、蓝天两（浙江）、雷炳炎（江西）、雷恒春、雷霖其、雷鸣扬、蓝清凤、蓝兴发、钟生弟、钟德铭、雷爱娇（福建）等直接参加调查组，为畲族社会历史的调查作出自己的贡献。调查组写出了二十几个点的调查报告，为编写《畲族简史》等做好准备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党中央提出：要在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基础上，为畲族人民编写自己的民族历史，还畲族人民以原来应有的历史地位。《畲族简史》的编写和出版是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它是在畲族人民、干部的热情支持下完成的。尤其时任宁德地区民政局长雷恒春同志召集各县畲族代表50余人，云集连江，历时5天，对《畲族简史》初稿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无疑对该书质量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次的讨论会，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于畲族人民的尊重和关怀，也体现了畲族人民当家做主的主人翁精神，反映了畲族人民、干部对畲族研究热烈支持的态度。
  从上所述畲民识别和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的事例，足以说明，建国后畲族研究所取得的成绩都是在党的领导和广大畲族人民、干部的支持下取得的。我深信今后的畲族研究也必将在党的领导和畲族人民、干部的大力支持下，将以更加辉煌的成就迎接21世纪的到来。
  更令人鼓舞的是建国以来党为畲族培养了大批人才，回忆新中国成立初期，畲民识别调查组出发前，要找一个畲族大学生都找不到。而今天，大批的畲族知识分子、干部茁壮成长，畲族有自己的教授、博士研究生、工程师，有的直接参加了畲族研究，充实科研队伍，注入新生力量，发挥巨大潜力。对此，我由衷地感到高兴。我们相信由于他们的加入，我们的畲族研究，必将结出更加辉煌、灿烂的硕果，必将极大地鼓舞着我们以更大的信心和热情去夺取畲族研究事业的新胜利。
  三
  新中国成立后，畲族研究虽然作出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特提出个人意见，仅供畲族研究者参考。
  第一，必须重视对畲族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全民大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把工作中心转移到发展经济上来。党的十五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迈向21世纪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它为中国社会繁荣、经济发展、各族人民的幸福提出了各项方针、政策、纲领、路线、奋斗目标和行动指南。十五大指出：“全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面对21世纪的畲族，经济的发展应为一切工作中的重点，而过去对畲族经济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的。在建国后150篇论文和文章中，涉及畲族经济发展的文章却寥寥无几，仅有二三篇，这不能不说是畲族研究的一个缺陷、一个薄弱环节。众所周知建国前由于历史原因，畲族多居住在山区，自然条件差，丰富的物产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和发挥，经济生产发展迟缓，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商品经济不发达，交通闭塞，信息不灵，几乎没有民族工业，现代科技及工业设施几乎空白，经济生产底子薄，长期以来是靠体力劳动和自然界进行交换，人民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仍依靠自然界的恩赐，处于十分贫困的境地。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汉族人民的帮助下，在畲族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努力下，畲族地区经济生产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畲乡经济大为改观，但与汉族地区相比，差距还是很大。因此，如何发展畲乡经济，使之迅速发展，跻身于先进民族的行列，是一项跨世纪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所以，开展畲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研究，必然成为当前畲族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
  1987年，福建省民委在福州召开了“畲族经济研讨会”，会后出了论文集，揭示出有关畲族经济发展所急需探讨的许多问题。必须指出，要发展畲族地区经济，必须结合畲族地区特点、畲族特点进行，正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改革如何进行，尤其应充分考虑本地区的特点。也就是说，畲族地区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从畲族地区的实际出发，从当地的自然特点、社会状况、民族特点出发，充分发挥畲族地区经济的潜力和发挥自然条件的优势，广开生产门路，改变过去单一农业生产，开展多种经营，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发展畲族地区经济，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生产，密切畲、汉两族密不可分的关系，加强团结，同心协力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二，开展畲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协调发展问题的研究。
  畲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范畴，它包含着畲族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丰富的物质文化和多彩的精神文化，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宝库的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发表的150多篇文章中，大多数属于畲族文化方面的文章，其中大多停留在正面的论述与介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的发展，势必影响畲族传统文化的变革与发展。这是大势所趋，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众所周知，民族文化作为意识形态是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也是一个民族历史发展水平的反映。畲族传统文化是畲族历史积淀的产物。它对于畲族的生存和发展起过重大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与现代生产力和社会进步要求不相适应的消极因素，尤其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相互矛盾就更为突出。一些文化因子已经与时代的脉动不相契合，它们通过其所具有的巨大惯性力，或多或少地对畲族地区的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一些消极影响。当前，畲族与中国其他民族一样，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畲族地区所面临的迫切问题。因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任何民族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涌起的今天，畲族传统文化应尽快与社会主义市场接轨而协调发展，使之为畲族经济繁荣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促进畲族地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弘扬畲族优良的传统文化。因此，畲族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也就成了畲族研究领域中最为紧迫的课题之一。
  畲族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既有冲突的存在，也有调适的可能。在看到畲族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产生制约作用的同时，也要看到两者之间存在着衔接点。脱离民族文化传统，机械地搬用别人的模式，最终只能导致经济文化的畸形发展。在畲族地区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必须结合传统文化背景和社会实际进行，做到畲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商品经济的协调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只是要求畲族传统文化做出符合时代需要的调整，并吸收其他民族的先进成分，从而形成一种新型的现代化的畲族文化，让畲族的传统文化发出更加瑰丽夺目的光彩，并不是对畲族传统的全盘抛弃。原有的民族优秀传统将继续传承和发扬光大，是民族自我意识存在并得到强化的坚实基础，是畲族传统文化获得新生、畲族民族共同体保持旺盛生命力的保证。
  第三，关于族源问题的研究。
  关于畲族族源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建国前就已存在。建国后仍继续争论不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20世纪80年代，达到了高潮。1985年3月13日全国首届畲族史学术讨论会在广东、福建、浙江三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局）的共同领导与支持下，在广东潮州召开。与会的有国内外研究畲族问题的专家、学者和从事民族工作者57人，大会遵循党的“双百”方针，对畲族族源展开了广泛的研讨与交流，归纳起来有土著说和外来说两种：土著说包括古越人的后裔、“南蛮”的一支为广东的土著居民、福建土著“闽”族的后裔等；外来说有畲、瑶源于汉晋时代的“武陵蛮”、畲族与“东夷”靠西南的一支“徐夷”有密切渊源关系，河南“夷”或源自河南，其祖是“龙麒”等。讨论会对畲族族源展开探讨虽然尚未形成统一的共识，但起到了相互交流、启发和学习的作用。
  畲族族源的争论纯属学术性问题的讨论，并未影响到畲族识别问题的解决，也不影响《畲族简史》的出版，更不影响当前畲族地区社会进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目前由于各说论据不足，各持己见，未能达成共识。关于这个课题可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希望有关畲族族源的研究更上一层楼，但它不是当前畲族研究的重点。
  这里，我对畲族族源研究的方法提出一些意见，以冀与畲族研究工作者共勉。我着重介绍潘光旦、费孝通两位老教授对畲族研究所持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治史治学方法，以资畲族研究工作者借鉴。
  已故的潘光旦教授几乎是以毕生的精力从事土家族研究，他从二十四史中摘录了几万张卡片，掌握了大量的资料，深入调查与科学的分析研究，在宏观上从整个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迁徙的动态，结合微观上土家民族地区和民族特点情况加以考察，得出土家族源于古代巴人一支的论断，这个结论迄今仍为学术界所接受与肯定。与此同时，潘光旦教授在研究土家民族史的过程中，发现了畲、瑶、苗三族的渊源关系，可说是潘光旦教授研究土家民族史的一个副产品。他谦虚地说：“这样一个带有总结性的初步看法，姑且借此机会提出，将来研究苗瑶由来的问题时，可作参考之用。”潘光旦教授还与费孝通教授一起于20世纪60年代初到过罗源、福安等地考察畲族。潘光旦教授对于我国各民族历史的研究，一向不主张孤立地去研究某一民族的历史，而要用民族比较的方法来研究。这种宏观结合微观的民族历史的研究方法，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我们都自叹不如，尤其是潘光旦教授锲而不舍的研究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
  费孝通教授长期以来对畲族研究予以积极支持并作出重要的贡献。1953年畲民识别调查就是在他（当时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的具体领导与指导下进行的。在我们出发识别调查前，他写了一本小册子《畲民概况》（打印稿）供我们参考。1985年在全国首届畲族史学术讨论会上决定由我主编《畲族研究论文集》。我请费老作序，他说“序”不写，要写一篇文章，并让我为他搜集有关潘光旦教授生前研究土家民族史的资料，只用两个晚上，就写成了《潘光旦先生关于畲族历史问题的设想》一文，完稿后还亲自送到我家。当时我深受感动，老一辈学者如此认真负责的态度来对待民族科学的研究，令人钦佩，值得我们学习，也反映了费老对我们畲族研究的重视与支持。这些宝贵的经验与设想都将成为我们开展畲族研究的借鉴。
  第四，关于畲族语言问题的研究。
  畲族语言问题的争论也很长久了。
  1926年，董作宾教授指出“畲语与汉语是一个语根”，像官话、广东话、福建话。他根据畲语属于汉语这一点，错误地断定畲族不是少数民族，而是“汉族的一种农民”。
  1953年，畲民识别调查时，由于对畲语没有深入调查研究而作出不够全面的判断：“畲语基本上是以汉语客家方言为其共同语言。”当时只注重畲族作为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一般必须具备的是共同语言，而不要求其具有独特的语言特征。
  20世纪50年代语言学者在《国内各少数民族语言系属概况简况表》中，把畲族与回、满列入“通用汉语文”，引起中央民族学院畲族学生的强烈不满。
  1963年，中山大学黄家教、李新魁的《潮安畲话概述》（《中山大学学报1963年1-2期合刊》）说：“畲话与汉语十分接近，但也有与汉语不同的特点。”作者对这个“不同的特点”究竟属于那一种语言，并没有作出进一步的阐明。
  1980年，罗美珍教授在《畲族所说的客家话》（《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中指出：“畲族使用两种语言：广东惠阳、海丰、增城、博罗一带的畲族使用的是畲语，属苗瑶语族苗语支，约有1000人，占整个畲族人口的4％。左右；其他地区占总人口百分之99％以上的畲族，使用汉语客家方言。”“这种客家方言同现在汉族使用的客家方言不完全相同，……这种话是一种超地域而又具有一定特点的客家话，……它在语音、词汇、语法上都与现在汉族所说的客家话不同。”这个“不同”作者也没有进一步说明。我认为罗美珍教授对畲语研究的结论是建立在深入调查研究和语言的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把畲语现状摆出来。有人却误会罗教授把畲语等同客家话，而引起不满。
  1980年的《畲族简史》一书中指出：“畲族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畲语和汉语的客家方言很接近，但在广东的海丰、增城、惠阳、博罗等县极少数畲族使用接近瑶族‘布努’语（属苗语支）。”这个写法比较全面，基本上符合当前畲族语言的现状。
  1982年，毛宗武、蒙朝吉在《博罗畲语概述》一文中，明确提出：“畲族现在使用两种语言：福建、浙江、江西、安徽等省以及广东的潮安、丰顺两县的畲族使用的……语言属于汉语客家方言，但在语音上与客家话稍有差别，有少数语词跟客家话完全不同，也不是当地的汉语借词，有的跟苗瑶语族的某些语言相近或相同；……居住在广东的博罗、增城、惠东、海丰等县的畲族，约1000多人……使用的是另一种语言。”这种语言“跟苗瑶语族……的关系要比壮侗语族诸语言的关系亲密得多。特别是属苗语支的瑶族布努语的炯奈话跟畲语更为接近”。1983年，陈其光教授从畲语、瑶族勉语、布努语、苗语之间在语音、词汇、语法结构等方面作了系统的比较研究，得出“畲语归于瑶语支”的结论。1986年，毛宗武、蒙朝吉的《畲语简志》是根据惠东、博罗等地的畲语写成的，说：畲族绝大多数使用汉语客家方言，但是在语音与现代客家话又稍有差别，有少数词语跟客家话完全不同。只有广东博罗、增城、惠东和海丰这一小部分畲语保留着本民族原有的语言，这种语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跟属苗语支的瑶族布努语炯奈话非常接近。
  综上所述，建国后专家学者对畲族语言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得出一个结论性的共识，即：“畲族使用两种语言：一种是增城、博罗、海丰、惠阳一带占人口4％。的畲族讲属于苗瑶语族的语言；而另一种是占总人口99％以上的畲族讲接近于汉语客家方言的语言，但与现代客家话又有不同。”问题是这个“不同”一直是个“谜”，是否古汉语或古越语的残留或是与瑶语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的探讨。
  纵观建国后的畲语研究论文，绝大多数研究的是广东人数很少的畲族语言，而对人口众多的闽东、浙南等地的畲族语言研究却寥寥无几，仅罗美珍教授调查了福安甘棠畲语，并与中古汉语、梅县客家话、福安汉语（属闽北方言）作了比较，而写出《畲族所说的客家话》一文。游文良先生对闽东、浙南畲语也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我认为闽东、浙南占畲族总人口99％以上的畲族语言应该是畲语研究的重点。
  以上管见，难免挂一漏万，谬误之处一定很多，请同志们不吝指正。
  （1977年11月于福建省民委召开全国畲族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② 施联朱：《施联朱民族研究文集》，335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