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畲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我们对于畲族语言的认识有个过程。
  新中国成立前，董作宾教授指出：“畲民的语言，有人说似官话，有人说似广东话，但据沈作乾先生所举括苍畲语的例，又极像福州话，但无论如何……畲语和汉语是一个语根，这是可断言的。”①董作宾就是根据畲族语言属于汉语这一点而断言畲族不是少数民族，而是“汉族的一种农民”。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在畲族识别调查中，由于只注重畲族作为一个单一少数民族一般所必须具备的是共同语言，而不苛求其具有独特语言的特征，由于当时对畲语本身没有深入的调查研究，因而得出“畲族基本上是以汉语客家方言为其共同语言的”不够全面的结论。
  20世纪50年代，语言学者在《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系属概况简况表》中，一般把畲族列入与回、满一样“通用汉语文”，在撰文介绍畲族情况时，也多写为“各民族中除回族、满族、畲族通用汉语外，其余均使用本民族语言”。当时中央民族学院畲族学生对此反应强烈，提出不同的看法。
  1961年8月，黄家教、李新魁发表了《潮安畲话概述》，调查了广东潮安县凤南公社山犁大队碗窑畲村（雷岳）的畲话，指出：“畲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其系统十分接近汉语。这就是说，它很接近汉语的潮州方言（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地方是接近客家方言的）。从现在畲话的整个系统看来，它既接近潮州方言而又保存着相当多的中古汉语的语音特点……现在的畲话与汉语十分接近，这是畲话长期‘汉化’的结果，但它还保存一些自身的特点，仍然不与汉语完全合一。”该文又指出：“古代的畲话也许和现在的畲话不一样。《潮州府志》载：畲人把火叫做‘桃花溜溜’，把饭叫做‘拐燶’，这与现代的畲话大异。”文章所说的“畲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指的是“还保存一些自身的特点，仍然不与汉语完全合一”的这一部分。文章的主要结论明显提出：畲语是接近于汉语潮州方言或客家方言，但文章对畲语保有一些自身的特点以及《潮州府志》中所列示的古代畲语与现代畲语大异的部分，究竟是属于那一种语言，并没有作进一步的阐明。
  1980年，罗美珍在《畲族所说的客家话》一文指出：“畲族使用两种语言：广东惠阳、海丰、增城、博罗一带的畲族使用的畲语，属苗瑶语族苗语支，约有1000人，占整个畲族人口的4‰左右；其他地区占总人口99％以上的畲族，使用汉语的客家方言。……但它在语音、语法、词汇上都与现在汉族所说的客家话不同。”该文肯定了惠阳一带畲语的语言系统，但对99％以上的畲族所说的客家话与现代汉语客家话在语音、语法、词汇上的不同之处属于哪一种语言特点却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
  1980年出版的《畲族简史》中第一次提出：“畲族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畲语和汉语的客家方言很接近，但在广东的海丰、增城、惠阳、博罗等县极少数畲族使用接近瑶族‘布努’语（属苗语支）。”比较客观地实事求是的阐明畲语的现状，并明确提出畲族有自己的语言。与此同时，在1981年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一书中，语言学者在《中国民族语言系属简表》中把畲语归入苗瑶语族苗语支，只反映少数畲族的语言，而忽视广大畲族所使用的语言是接近于汉语客家方言这一现实。我认为在汉语中应加上“畲”，与处理满语一样，一方面在汉语中写上“满”，如实反映大部分满族通用汉语文的现实，同时又在阿尔泰语系中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中列“满”，反映了满族有自己独特的语言。
  1982年毛宗武、蒙朝吉在《博罗畲语概述》一文中明确指出：“畲族现在使用两种语言。福建、浙江、江西、安徽等省以及广东的潮安、丰顺两县的畲族使用的是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属于汉语客家方言，但在语音上与客家话稍有差别；有少数语词跟客家话完全不同，也不是当地的汉语借词，有的却跟苗瑶语族的某些语言相近或相同。居住在广东的博罗、增城、惠东、海丰等县，约1000多人，自称‘活聂’（‘山人’之意）。他们使用的另一种语言，这种畲语跟苗瑶语族诸语言的关系要比壮侗语族诸语言的关系亲密得多，特别是属苗语支的瑶族‘布努’语、炯奈话跟畲话更为接近。”与此同时，该文还解决了黄家教等《潮安畲话概述》中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即《潮州府志》所载的古代畲语语词，“证实了潮州一带的畲族过去也是说现今博罗、增城一带的畲话的”。
  1983年陈其光从畲语、勉语、布努语、苗语之间在语音、词汇、语法结构等方面作了系统的比较研究，指出：“畲语与勉语比较接近，而对苗语和布努语要疏远一些，畲语与说勉语的瑶族还有相同的历史记载和神话传说。但畲语与勉语的语音差异、词汇差异、语法差异、畲语与勉语结构的差别很大，畲语和瑶族处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发展条件下，彼此用民族语不能通话，已形成不同的民族，因此畲语和勉语是两种独立的语言。”①这样苗语和布努语组成了苗语支，畲语与勉语组成了瑶语支，苗语支与瑶语支组成了苗瑶语族。把畲语归于瑶语支的结论与以前的论述略有不同。
  据上所述，我们可以初步推断：畲族的固有语言似乎应与苗瑶语族的语言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我们所说“畲族有自己的语言”，它的内涵也在于此。但也有个别人对“畲族有自己的语言”持不同的理解，认为畲族操接近于客家方言的语言形成乃畲语与后来的汉人语言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而成的，就是“畲族的自己语言”，甚至有人以汉人听不懂畲话而认为畲族有自己的语言。至于历史上语言融合问题，有人说先居在广东的畲族不可能完全放弃自己的语言而学后来者的客家人语言，以及认为部分畲族操瑶族“布努”语即彻底否定了畲族的自己语言，这些论点都值得进一步探讨与商榷。
  自明、清以来，一些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民俗学家根据畲族的图腾崇拜、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风俗习惯以及大量的文献资料等论证畲瑶同源的密切关系，但却没有在语言方面作具体说明。新中国成立以来，语言学者不断地深入调查研究，揭示了畲语跟苗瑶语族语言的亲属关系，“民族近亲，是语言亲属关系的基础”。因而给我们进一步搞清畲、瑶两族的族源问题上的密切渊源关系得到启示。
  此外，语言的调查研究，表明历史上畲族与客家人的关系十分密切。一般学者认为客家先民原居中原一带，东晋开始南迁，宋代以后形成客家。那么，客家何时进入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谁是当地的土著居民？畲族与客家之间如何相互影响渗透？畲语如何演变？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有关畲族的研究如何面向现实，如何密切配合当前畲族地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进一步为党的民族工作服务。建国以来，在畲族研究中虽然紧密为党的民族工作服务，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对畲族的识别调查研究直接与畲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关系密切，但对当前畲族地区的“四化”建设问题的调查研究却做得很不够，畲族主要居住在山区，山区民族经济如何发展？文教卫生事业又如何发展？山区民族经济的发展不能单一的抓农业生产，不能把眼睛盯在几亩耕地上，要因地制宜抓林业、抓畜牧业、抓多种经营。特别是畲族地区如何结合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进行经济生产的发展，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的调查研究，也是我们研究畲族的新课题。几年来，我们对畲族的现实问题却探讨研究得很少，发表这方面的文章也是寥若晨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视。
  总之，建国35年来，有关畲族的科学研究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亲切关怀与领导下，由于民族科学研究工作者的辛勤努力，在广大畲族人民和干部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对畲族的科研工作中，虽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引下开展学术争鸣，各抒己见，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我们的工作成绩是很大的。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指引下，在十二大精神鼓舞下，我们对畲族的研究必将取得辉煌的成就。①

① 载《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1983（1）。 ① 本节根据载于《民族研究动态》1985年第2期及《畲族研究论文集》（民族出版社，1987）内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