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1956年，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抢救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指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民族委员会和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1958年，在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领导下，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具体主持、中央民族学院以及在京和各省区有关单位的1000多人的积极参加下，全国组成16个调查组，从北京出发，分赴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一面进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一面着手做好编写出版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准备工作。施联朱教授被委任为福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组长，率领包括著名音乐指挥家郑小瑛在内的北京大学、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等单位的12位同志，分赴福建省福安、福鼎、宁德、罗源、连江、霞浦，浙江省景宁、平阳、泰顺、温州、丽水，江西省贵溪、铅山等县部分畲族地区进行调查。
  1958年8月福建省组成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由福建省民政厅办公室主任兼民族事务处处长白子文为组长，陈国强、施联朱两同志为副组长，陈元煦同志为秘书。全组共41人，其中：省民政厅两人，厦门大学6人，省文化局5人，福安专署、福安、霞浦县等派干部12人，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人，中央民族学院8人，北京大学6人，中央音乐学院1人（不包括文艺组所配备的翻译人员），其中参加一个阶段工作的占17人。全组党员15人，团员14人，群众12人。并成立调查组的行政领导小组和党团临时支部组织。
  调查组又分为高山族和畲族两个小组。高山族小组7人，畲族小组33人。调查组在进行调查和编写中，除搜集各级党政部门所积累的有关畲族和高山族丰富的资料，听取各级党委的指示和报告外，听取乡社干部畲族的情况介绍会议30次、小型座谈会318次，个别访问1783人次，以及采取在劳动中、入户访问等多种方式进行调查。截至1958年底，除基本上完成福安专区的福鼎、福安、霞浦、宁德，浙江的景宁、平阳，江西的铅山、贵溪等县的畲族情况调查工作外，还完成了福建福安专区的罗源、连江和浙江的泰顺等3个县部分畲族地区的调查。共调查了23个以上畲族乡（片）、村。文艺小组还巡回调查了20个村的畲族文艺方面的情况。摘录了原始材料105万字，并整理出各组调查的调查报告将近100万字。调查中收集到畲族山歌3000首（另记歌谱400首）、服饰123件、祖图以及宗教风俗方面文物39件，族谱19本、革命文献15件以及绘画170幅。
  畲族小组工作分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准备阶段，8月16日—9月9日），在8月底以前集中福建省有关单位抽调参加调查工作的干部，搜集省有关单位对过去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的材料和一些文献资料。9月1日至9日，听取和讨论福建省委统战部张副部长的指示报告，并公布分组名单，白子文组长介绍福建少数民族情况；施联朱同志传达全国民族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统战部汪锋副部长的报告、中央民委谢副主任的报告、中国科学院哲学部潘梓年副主任的报告、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苏副所长等的报告，并组织参观学习。
  第二阶段（9月10日—10月12日），畲族小组9月10日到福安，向中共福安地委统战部报到，汇报了调查组的工作任务，并由荆部长介绍福安专区大跃进情况以及对这次调查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9月10日至13日，搜集和摘录了地委、专署、县委、县人委等部门有关畲族材料6万字。9月14日起，分五个组分赴福安甘棠乡山岭联社，福鼎佳阳乡双华片，霞浦水门人民公社草岗村，宁德飞鸾乡南山片等地进行了畲族社会历史情况的调查；文艺组同志调查了福安城关镇仙岩大队的仙岭洋和满洋村，穆阳乡的南坪、砧溪，湾坞乡的马山村、天地村等地有关畲族的文化艺术方面的情况；浙江分组亦完成了景宁县畲族情况调查并参加了全省少数民族代表会议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各组整理出调查报告共约18万字。10月10日各社会历史调查分组结束第一阶段的调查工作，各分组长集中于福安，在中共福安地委统战部荆部长、丰秘书亲自领导下，进行了为时两天（11、12日）的工作小结。
  第三阶段（10月13日—12月5日），各分组调查了福建福安县潭溪乡的凤阳，城关镇的仙岩，福鼎县潘溪乡牛埕下片，南溪乡浮柳片，宁德县七都漈头，八都南岗、霍童，霞浦县的西胜、墓斗、南塘，以及浙江平阳县王神洞等11个点的畲族社会历史。文艺组亦完成了福鼎的双华、浮柳、瑞云，霞浦的鲤鱼山、白坑、青皎、草岗，宁德的南山、南岗、新楼、猴盾、雷东片、金涵片、后山片等14个调查点的畲族文艺调查工作。在这一阶段调查工作中，编写了各调查点的调查报告共约57万字，并写出调查工作汇报材料2万多字，于11月28日向福安地委、专署汇报，地委统战部部长、专署王专员、文化局王局长等领导同志作了汇报。
  第四阶段（12月6日—12月底）把全组人员重新划分为6个分组，分赴浙江平阳、泰顺两县，福建罗源城关人民公社八井大队和飞竹人民公社西兰大队两个调查点，连江的长龙乡总洋村，江西的铅山、贵溪等地的畲族进行调查。
  畲族历史调查组在广大畲族人民和干部的热情支持下，历经半年的调查，写出29篇调查报告共40余万字，搜集畲族山歌2万多行，记录469首，绘制了各种速写等草图200多张，舞蹈素材3套，文物250件等。在此基础上，由施联朱（主编），陈元煦、陈佳荣等执笔，于1961年编写《畲族简史简志合编》。此外，他们还撰写《土地革命时期闽东畲族人民的革命斗争》一篇论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党在根本指导思想方面完成了拨乱反正，中国的民族工作不仅得到了恢复，民族工作的“左”的错误也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而且在新的基础、新的深度和广度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编写“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民族研究工作又继续开展起来。由施联朱教授（主编）、蒋炳钊教授、陈元煦教授、陈佳荣同志等到福建、浙江等畲族地区进行补充调查，在原有的《畲族简史简志合编》的基础上，修订成《畲族简史》，于1980年出版。
  《畲族简史》的出版就是在畲族人民的热情支持下完成，尤其当时宁德地区民政局长雷恒春召集了全区各县畲族代表50余人，集中连江，对《畲族简史》征求意见稿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提出宝贵意见，无疑对该书质量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畲族简史》的出版不是一帆风顺的，它经历了许多挫折，而终于取得有关领导和畲族人民的认可后出版。《畲族简史》的正式出版较早，这是国家预定要出版55本全国各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的第四本，在全国影响较大。在该书正式编辑出版过程中，发生了两个棘手问题：一是在连江审稿会议上，畲族代表强烈要求更改畲族的族称，部分代表真正提出族称不更改就不能出书。对此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领导十分重视，并郑重指出，全国55个少数民族族称乃国务院正式公布的，至于民族名称的更改，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应尊重畲族人民的意愿，可以更改的，但要经过一定手续才能确定，因此，《畲族简史》一书仍用“畲族”族称出版。一个民族的族称来源极其古远，是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全体成员所接受、约定俗成的，它往往是伴随着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而形成的，也是长期民族历史发展的产物，有相对的稳定性、延续性。它标志着一个人们共同体全体成员认同的大家都属于一个族体的自家人的亲切感情，也是区别于其他族体的一种标志。所以民族名称的提出，绝不是少数人臆造出来的，是民族意识的表现，又是一个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一种表现，是民族特征的重要标志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民委鉴于畲族人民对族称问题反应十分强烈，曾多次召集畲族代表座谈，广泛征求意见，但因各地畲族代表意见不统一，最终未能得到更改。今天，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不断巩固和发展，利用族称来侮蔑畲族人民的现象已逐渐得到克服与消除。二是当《畲族简史》正式出版后不久，部分畲族工作者在尚未看到正式出版的《畲族简史》之前，仅仅依据《畲族简史》征求意见稿中存在的问题，向国家民委写信，强烈要求国家民委禁止此书的出版发行。这对于作为该书主编的施教授是一次严重的打击，处境十分尴尬。为了澄清问题，国家民委专门责成政研室的两位同志，花了一个月时间，认真审读该书，发现正式出版的《畲族简史》并不存在部分畲族干部所说的严重错误问题，该书立场观点基本正确。这个结论与共识，使施教授如释重负，解除了精神负担。当然，施教授认为，《畲族简史》的出版为时较早，编写力度不够，加以作者之间在族源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难免编写的不尽如人意，同时广泛征求畲族干部群众意见也做得不够，表示今后在该书修订再版时，一定进一步广泛征求意见，努力把它修改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调查研究，为了适应民族地区实现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需要，繁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科学研究，在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的直接领导下，1982年，国家民委主任杨静仁亲自批款给中央民族学院，责成校领导委派施联朱教授为调查组组长，赴畲族地区进行畲族传统文化的调查研究。
  1982年施教授率领调查组深入调查福建霞浦县白露坑、茶岗，福安县金斗洋，罗源县福湖大队，以及浙江景宁张村、遂昌县等畲区和浙江省少数民族师范学校外，还调查了畲族的祖居地广东潮州凤凰山的碗窑、山犁、石古坪、雷厝山以及江西畲族聚居地铅山县太源、贵溪县樟坪等畲村。搜集到一批有关畲族历史文献资料，收获颇大。由施联朱教授（主编）、蒋炳钊教授、陈元煦教授和陈佳荣同志参加，把建国以来历次对畲族社会的调查报告和搜集有关畲族的历史文献资料、图片和文物资料等，编辑为60万字的《畲族社会历史调查》，于198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