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民族识别，就是通过对一定地域内，一定时间里一些人们共同体的特征进行识别，确定其民族的属性和民族的成分。解放以来，我国政府对各民族的识别，是根据各民族共同体的实际情况为依据进行的，一个民族的物质生活、精神文化、风俗习惯、历史传统、文学艺术、宗教信仰以及民族风俗等特点，都是这个民族的共同心理状态的具体表现，畲族的共同心理，在衣、食、住、行等物质文化生活和婚、丧、节日、礼仪、禁忌等习俗上都得以表现。在这一节中，我们主要介绍20世纪50年代，中央民委派出民族识别小组，施联朱等教授对畲民的识别依据与成果，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从民族特征的调查入手，辨别畲民不是汉族，而是一个少数民族；二是从民族特征、历史渊源的追溯和分析确认，畲民与瑶族同源，但不是瑶族的一支。
  一、畲族民族识别
  1953年，施联朱被委任为畲族识别调查组长，与黄淑娉（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教授）、陈凤贤（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一起，开始了他们的第一次畲乡之行。在华东军事行政委员会和福建、浙江省委统战部等领导的支持下，调派了雷关贤（畲族、华东军事行政委员会民族科长）、雷恒春（畲族、后任福建省民委主任）担任识别组的翻译和向导。他们深入浙江景宁县东衙，福建罗源县八井、上杭县庐丰、漳平县山羊隔等畲村调查研究，每处都住了20多天。他们与畲胞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对畲族的历史和现状有了具体的了解，确认畲民既不是汉族，也不是“瑶族的一支”，而是一个有自己特点的单一的少数民族。
  1955年，中央民委又派出一个调查组，专门对广东畲民进行识别调查。国务院根据他们的调查报告，于1956年正式确认畲族为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成为新中国统一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平等成员。
  二、少数民族历史调查
  1956年，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抢救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指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民族委员会和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1958年，在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领导下，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具体主持、中央民族学院以及在京和各省区有关单位的1000多人的积极参加下，全国组成16个调查组，从北京出发，分赴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一面进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一面着手做好编写出版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准备工作。施联朱教授被委任为福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组长，率领包括著名音乐指挥家郑小瑛在内的北京大学、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等单位的12位同志，分赴福建省福安、福鼎、宁德、罗源、连江、霞浦，浙江省景宁、平阳、泰顺、温州、丽水，江西省贵溪、铅山等县部分畲族地区进行调查。
  1958年8月福建省组成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由福建省民政厅办公室主任兼民族事务处处长白子文为组长，陈国强、施联朱两同志为副组长，陈元煦同志为秘书。全组共41人，其中：省民政厅两人，厦门大学6人，省文化局5人，福安专署、福安、霞浦县等派干部12人，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人，中央民族学院8人，北京大学6人，中央音乐学院1人（不包括文艺组所配备的翻译人员），其中参加一个阶段工作的占17人。全组党员15人，团员14人，群众12人。并成立调查组的行政领导小组和党团临时支部组织。
  调查组又分为高山族和畲族两个小组。高山族小组7人，畲族小组33人。调查组在进行调查和编写中，除搜集各级党政部门所积累的有关畲族和高山族丰富的资料，听取各级党委的指示和报告外，听取乡社干部畲族的情况介绍会议30次、小型座谈会318次，个别访问1783人次，以及采取在劳动中、入户访问等多种方式进行调查。截至1958年底，除基本上完成福安专区的福鼎、福安、霞浦、宁德，浙江的景宁、平阳，江西的铅山、贵溪等县的畲族情况调查工作外，还完成了福建福安专区的罗源、连江和浙江的泰顺等3个县部分畲族地区的调查。共调查了23个以上畲族乡（片）、村。文艺小组还巡回调查了20个村的畲族文艺方面的情况。摘录了原始材料105万字，并整理出各组调查的调查报告将近100万字。调查中收集到畲族山歌3000首（另记歌谱400首）、服饰123件、祖图以及宗教风俗方面文物39件，族谱19本、革命文献15件以及绘画170幅。
  畲族小组工作分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准备阶段，8月16日—9月9日），在8月底以前集中福建省有关单位抽调参加调查工作的干部，搜集省有关单位对过去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的材料和一些文献资料。9月1日至9日，听取和讨论福建省委统战部张副部长的指示报告，并公布分组名单，白子文组长介绍福建少数民族情况；施联朱同志传达全国民族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统战部汪锋副部长的报告、中央民委谢副主任的报告、中国科学院哲学部潘梓年副主任的报告、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苏副所长等的报告，并组织参观学习。
  第二阶段（9月10日—10月12日），畲族小组9月10日到福安，向中共福安地委统战部报到，汇报了调查组的工作任务，并由荆部长介绍福安专区大跃进情况以及对这次调查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9月10日至13日，搜集和摘录了地委、专署、县委、县人委等部门有关畲族材料6万字。9月14日起，分五个组分赴福安甘棠乡山岭联社，福鼎佳阳乡双华片，霞浦水门人民公社草岗村，宁德飞鸾乡南山片等地进行了畲族社会历史情况的调查；文艺组同志调查了福安城关镇仙岩大队的仙岭洋和满洋村，穆阳乡的南坪、砧溪，湾坞乡的马山村、天地村等地有关畲族的文化艺术方面的情况；浙江分组亦完成了景宁县畲族情况调查并参加了全省少数民族代表会议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各组整理出调查报告共约18万字。10月10日各社会历史调查分组结束第一阶段的调查工作，各分组长集中于福安，在中共福安地委统战部荆部长、丰秘书亲自领导下，进行了为时两天（11、12日）的工作小结。
  第三阶段（10月13日—12月5日），各分组调查了福建福安县潭溪乡的凤阳，城关镇的仙岩，福鼎县潘溪乡牛埕下片，南溪乡浮柳片，宁德县七都漈头，八都南岗、霍童，霞浦县的西胜、墓斗、南塘，以及浙江平阳县王神洞等11个点的畲族社会历史。文艺组亦完成了福鼎的双华、浮柳、瑞云，霞浦的鲤鱼山、白坑、青皎、草岗，宁德的南山、南岗、新楼、猴盾、雷东片、金涵片、后山片等14个调查点的畲族文艺调查工作。在这一阶段调查工作中，编写了各调查点的调查报告共约57万字，并写出调查工作汇报材料2万多字，于11月28日向福安地委、专署汇报，地委统战部部长、专署王专员、文化局王局长等领导同志作了汇报。
  第四阶段（12月6日—12月底）把全组人员重新划分为6个分组，分赴浙江平阳、泰顺两县，福建罗源城关人民公社八井大队和飞竹人民公社西兰大队两个调查点，连江的长龙乡总洋村，江西的铅山、贵溪等地的畲族进行调查。
  畲族历史调查组在广大畲族人民和干部的热情支持下，历经半年的调查，写出29篇调查报告共40余万字，搜集畲族山歌2万多行，记录469首，绘制了各种速写等草图200多张，舞蹈素材3套，文物250件等。在此基础上，由施联朱（主编），陈元煦、陈佳荣等执笔，于1961年编写《畲族简史简志合编》。此外，他们还撰写《土地革命时期闽东畲族人民的革命斗争》一篇论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党在根本指导思想方面完成了拨乱反正，中国的民族工作不仅得到了恢复，民族工作的“左”的错误也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而且在新的基础、新的深度和广度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编写“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民族研究工作又继续开展起来。由施联朱教授（主编）、蒋炳钊教授、陈元煦教授、陈佳荣同志等到福建、浙江等畲族地区进行补充调查，在原有的《畲族简史简志合编》的基础上，修订成《畲族简史》，于1980年出版。
  《畲族简史》的出版就是在畲族人民的热情支持下完成，尤其当时宁德地区民政局长雷恒春召集了全区各县畲族代表50余人，集中连江，对《畲族简史》征求意见稿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提出宝贵意见，无疑对该书质量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畲族简史》的出版不是一帆风顺的，它经历了许多挫折，而终于取得有关领导和畲族人民的认可后出版。《畲族简史》的正式出版较早，这是国家预定要出版55本全国各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的第四本，在全国影响较大。在该书正式编辑出版过程中，发生了两个棘手问题：一是在连江审稿会议上，畲族代表强烈要求更改畲族的族称，部分代表真正提出族称不更改就不能出书。对此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领导十分重视，并郑重指出，全国55个少数民族族称乃国务院正式公布的，至于民族名称的更改，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应尊重畲族人民的意愿，可以更改的，但要经过一定手续才能确定，因此，《畲族简史》一书仍用“畲族”族称出版。一个民族的族称来源极其古远，是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全体成员所接受、约定俗成的，它往往是伴随着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而形成的，也是长期民族历史发展的产物，有相对的稳定性、延续性。它标志着一个人们共同体全体成员认同的大家都属于一个族体的自家人的亲切感情，也是区别于其他族体的一种标志。所以民族名称的提出，绝不是少数人臆造出来的，是民族意识的表现，又是一个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一种表现，是民族特征的重要标志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民委鉴于畲族人民对族称问题反应十分强烈，曾多次召集畲族代表座谈，广泛征求意见，但因各地畲族代表意见不统一，最终未能得到更改。今天，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不断巩固和发展，利用族称来侮蔑畲族人民的现象已逐渐得到克服与消除。二是当《畲族简史》正式出版后不久，部分畲族工作者在尚未看到正式出版的《畲族简史》之前，仅仅依据《畲族简史》征求意见稿中存在的问题，向国家民委写信，强烈要求国家民委禁止此书的出版发行。这对于作为该书主编的施教授是一次严重的打击，处境十分尴尬。为了澄清问题，国家民委专门责成政研室的两位同志，花了一个月时间，认真审读该书，发现正式出版的《畲族简史》并不存在部分畲族干部所说的严重错误问题，该书立场观点基本正确。这个结论与共识，使施教授如释重负，解除了精神负担。当然，施教授认为，《畲族简史》的出版为时较早，编写力度不够，加以作者之间在族源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难免编写的不尽如人意，同时广泛征求畲族干部群众意见也做得不够，表示今后在该书修订再版时，一定进一步广泛征求意见，努力把它修改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调查研究，为了适应民族地区实现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需要，繁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科学研究，在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的直接领导下，1982年，国家民委主任杨静仁亲自批款给中央民族学院，责成校领导委派施联朱教授为调查组组长，赴畲族地区进行畲族传统文化的调查研究。
  1982年施教授率领调查组深入调查福建霞浦县白露坑、茶岗，福安县金斗洋，罗源县福湖大队，以及浙江景宁张村、遂昌县等畲区和浙江省少数民族师范学校外，还调查了畲族的祖居地广东潮州凤凰山的碗窑、山犁、石古坪、雷厝山以及江西畲族聚居地铅山县太源、贵溪县樟坪等畲村。搜集到一批有关畲族历史文献资料，收获颇大。由施联朱教授（主编）、蒋炳钊教授、陈元煦教授和陈佳荣同志参加，把建国以来历次对畲族社会的调查报告和搜集有关畲族的历史文献资料、图片和文物资料等，编辑为60万字的《畲族社会历史调查》，于1986年出版。
  附：
  福建、浙江的畲民识别①
  施联朱
  在我国东南部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安徽5省80县的山区里，居住着一个被称为“畲民”的人们共同体，人口约63万余人（1990年）②，其中以福建、浙江两省的人数最多。他们居住分散，一般是几户或几十户聚居成村，周围是汉族村落，彼此交错杂处，也有的与汉族杂居在一个村中。
  新中国建立前，由于反动统治阶级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剥夺了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平等权利，使畲民被迫隐瞒、更改自己的民族成分。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畲民纷纷提出要求确定其民族成分和族称，强烈要求承认为新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由于畲民长期与汉族人民交错杂居，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形成了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有些地区畲民的民族特征消失较大，加以新中国建立前，有些专家、学者认为畲民讲的是汉语，是一种移植闽、粤的汉族农民的后裔；有些学者认为畲民是瑶族的一支，等等。因此，畲民的民族识别问题就提到了党和政府的工作议事日程上来。
  1953年，中央民委派出畲民识别调查小组，赴浙江景宁县张村东衕、福建罗源县八井、漳平县山羊隔等畲村进行畲民识别调查。1955年，中央民委又派出畲民疍民识别调查小组，赴广东潮州凤凰山畲民地区进行识别调查。对畲民的识别基本上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从民族特征的调查入手，辨别其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另一个除要从畲、瑶民族特征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外，还要从历史渊源的追溯和分析，来确认畲民是瑶族的一支还是单一的少数民族。
  （一）畲民不是汉族，而是一个少数民族
  主张畲民是汉族的主要论据，在于认为畲民所操语言是汉语，畲民的民族特征已消失殆尽，与汉族关系密切，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新中国建立前，有的学者认为，依据畲民的语言特征，畲民中绝大多数人使用汉语客家方言，因此认定畲民是汉族的一部分，而不是少数民族。有的学者认为畲语近于官话，有的学者认为畲语近于客家话，有的学者认为畲语是广东话，有的学者根据沈作乾先生以括苍畲语为例，认为畲语是福州话，①西人关于福建畲民的论著也都认为他们就是广东的客家。但无论如何，畲语和汉语是一个语根，这是可断言的。据此，他们认为畲民是第一批殖民闽、粤的汉族农民。
  经过识别调查认为，一般说来，每个民族都具有一种共同语言，这是识别民族的重要依据之一。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存在着一个民族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和操同一种语言却不是同一民族等情况。五省畲民除了广东增城、博罗、惠阳、海丰等地1000多畲民使用苗瑶语族的语言外，绝大部分畲民彼此之间用直接近汉语客家方言的语言为其共同语言。五省畲民代表会聚在民族参观团时，就是以接近汉语客家方言的语言为交流思维和交际的工具，这种语言又不同于当地的汉语方言（指闽东、浙南汉语方言），这就具备了作为单一民族的条件。这个现实说明一个民族并非必须具备自己独特的语言不可。
  在对畲民语言的识别调查中，我们认为畲民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更具体地说，主要有两种语言：居住在广东增城、博罗、惠阳、海丰一带的畲民使用的畲语，属于苗瑶语族苗语支（瑶族“布努”话），兼通客家话，这一部分畲民约1000多人，占畲民总人口的4％。左右；其他地区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以及广东潮安、丰顺等约占畲民总人口99％以上的畲民，使用接近于汉语客家方言（部分为潮州方言）的语言为其共同语言，但与现代客家话不同，在语音上与客家话稍有区别，有少数语词与客家话完全不同，也不是当地的汉语借
  词，有的与苗瑶语族的某些语言相近或相同。
  据考证，隋唐之际，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聚居着包括畲民先民在内的“蛮”、“蛮僚”、“峒僚”、“峒蛮”等少数民族，而客家先民原居中原地区，东晋时始南迁，在南迁过程中进入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时，曾与那里的畲民先民交错杂居，共同开发我国东南山区。民族的相互杂居和自然融合导致民族语言的相互融合和演化，客家人是来自中原的汉族，有较高的文化和生产技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而畲民长期处于刀耕火种的游耕生活，文化、生产技术都比较落后。为了与客家人交往，畲民先民不断接受汉语客家方言的影响，学了客家话，逐渐使自己固有的民族语言特点发生变化（但不是完全丧失掉），自然地废弃了自己的、比较有限的、和汉语不一致的固有词汇或语法结构。因而，现在各地畲民都会说接近客家方言而又有差别的语言，即使后来离开了客家地区，远迁到闽东、浙南的畲民也使用这种语言为共同语言，这是畲民与客家人长期交错杂居互相影响的结果。
  再从畲民的其他民族特征加以剖析，也足以说明他们不是汉族，而是一个具有自己民族特点的单一的少数民族。畲民古称“畲民”或“〓民”。前者指福建漳州一带的畲族，是由于历史上畲民到处迁徙，开荒辟地、刀耕火种的经济生产特点而被命名的；后者指广东潮州一带的畲民，意为“在山里搭棚居住的人”。宋末元初，畲民抗元武装队伍被称为“余军”，“余”字读音有二，读“余”（yu），意为刚开垦出来二三岁的田地；一读“奢”（she），意为刀耕火种。其都含有开荒辟地、刀耕火种之意。他们开出来的地曰“畬田”，种植这种畬田的人，就称之为“畬民”，正如《龙泉县志》卷11中所说：“民以畬名，其善田者也。”说明这个称呼是汉称。畲民自称“山哈”或“山达”，这个称呼不见于史籍记载，但在畲民中却普遍流传。畲语“哈”、“达”都是“客”的意思。“山哈”、“山达”即“山里人”或“居住在山里的客人”。闽东、浙南的畲民都说自己是从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迁来而逐渐定居下来的族体，不是当地的土著居民，他们在山区落脚，开荒辟地，刀耕火种，或租种汉人地主的土地，深受汉族地主的压迫和剥削。当地汉人视他们为外地迁来的陌生人，侮称他们为“畲客”。在大汉族主义和汉族统治阶级的压迫和歧视下，各地畲民还被侮称为“老畲客”等。畲民则贬称汉族为“阜老”、“河老”，自称为“小姓人”，称汉人为“大姓人”，或称汉人为“你边人”，称自己为“我边人”。畲、汉两族历史上深重隔阂的民族关系依然十分明显，民族之间的界限一清二楚，有力地说明了畲族不是汉族，而是少数民族。
  在居住地域上，由于畲民在长期历史发展中，隋唐时期已聚居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一部分往东迁徙，形成今天主要分布于闽、浙、赣、粤、皖五省部分山区的局面，其中闽东、浙南的畲民与安徽宁国、江西铅山、贵溪等县的畲族地区，基本上连成一片。畲民和汉族交错杂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方面，畲、汉两族人民都密切地联结在一起，这是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两族人民相互交往而形成的自然现象。
  畲民在经济生活这个特征上是不明显的。由于畲民是个杂散居的少数民族，是后来迁来的民族，长期与汉族交错居住，关系十分密切，没有也不可能形成自己独立的民族市场和民族经济中心。新中国建立前，他们基本上处于封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十分不发达。畲民地区出产的物品除自给自足和交租外，所剩无几。他们把为数不多的土特产（柴火等）拿到汉族集市去销售，换回自己生产生活的必需品。没有专业商人，手工业尚未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他们在阶级结构上，地富少，佃中农多，贫农占绝大多数，深受汉族地主的剥削。畲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多数住在山腰地带，倚山坡，筑梯田，可耕面积少，农作物种类、生产工具、耕作技术都与当地汉族大致相同。除农业外，还兼营茶叶、林业、狩猎、纺织、编制竹器、养蜂酿蜜、烧木炭、养鱼、饲养家畜、采集药材、砍柴草等副业。
  “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个要素在畲民识别中十分重要。畲民的服饰、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民族风格等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
  在服饰方面，男子服装已与汉族无异，唯妇女仍保留着有显著民族特色的服饰。畲民传统服装斑斓绚丽、丰富多彩。衣尚青、蓝色，多着自织的苎麻布。早期说畲民“织绩木皮，染以果实，好五色服”。清代，“男女椎髻，跣足，衣尚青蓝。男子短衫，不巾不帽，妇女高髻垂缨，头戴竹冠蒙布，饰缨珞状”。妇女衣领、袖口和右襟镶花边，色彩艳丽。妇女发式与汉族不同，少女用红绒缠在一起编成一条辫子，缠盘在头上。已婚妇女一般都把头发从后梳成螺式（罗源）或截筒高帽式（福安）盘在头上，高高隆起，形似凤头。结婚时，头戴凤冠，凤冠系用一根细小、精制的竹管，外包红布帕，下悬一条一尺长、一寸宽的红绫，表示戴的是“三公主”的凤冠。畲族妇女不缠足，普遍以番薯丝（又称“地瓜米”）为主食，吃大米饭的少，住茅草房和木结构的泥墙瓦屋。
  在社会组织方面，畲民比较集中的村寨一般都有“祠堂”和“房”组织。同姓同祖多属于同一祠堂（亦称宗祠）。祠堂是由各“房”构成的，设族长一人，由辈分最高、年纪较大、办事公正、有一定威信的老人担任。族长按习惯法主持或负责处理族内、外的各种纠纷，管理族内公共事务，如收缴族租，掌管族账，执行族规，给晚辈排行，主持祭祖活动等。祠堂下设有“房”的组织，乃以血缘的亲疏而组成。同姓近亲的人为一“房”，称为“共房”、“介寮”（即“一家人”的意思），同“房”的人聚居在一起，有的还修有房谱。
  畲民以一夫一妻制的父系小家庭为社会生产、生活的基层单位。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比汉族妇女高，妇女往往同男子一样享有财产的继承权，这是畲民妇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反映。畲民仍保留一些母系氏族社会的残余，集中表现在舅父的权力很大。
  畲民男子至少有三个名字：乳名、世名（本名）和讳名。凡祭过祖的人，还可以取个法名。讳名乃按辈分排行的不同而命名的。畲民为了辨别是否本族或本姓人辈分以及血缘的亲疏，各祠堂每隔若干年要排行一次。排行时，先将本祠堂若干年内出生的男女按出生的年、月、日进行登记，由族长和族中长辈数人，将登记的人按辈分和出生前后进行排行并于死后写入族谱。畲民以盘、蓝、雷、钟四姓为主要姓氏，排行辈分的区别是：蓝姓以大、小、百、千、万、念；雷姓以大、小、百、千、万；钟姓以大、小、百、万、念等字为行次，周而复始。如祖父排行为蓝大二十二郎，父则为蓝小××郎，本人则为蓝百×××郎。
  畲民口头文学十分丰富，作品有山歌、民族起源和诸天神传说、民间故事、谚语、谜语、儿歌等，音乐、舞蹈绚丽多彩，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传统山歌有关于民族起源和迁徙的长篇叙事诗歌《高皇歌》，有歌颂劳动和爱情的“杂歌”，有取材于汉族的民间神话故事、章回小说、评话唱本等编成的“小说歌”等。畲民民间流行着“打尺寸”（“尺”即断弓，“寸”就是箭矢，乃缅怀民族英雄抗敌斗争事迹的传统体育形式）、“盘柴槌”（武术之一的“棍术”）、节日登高、骑“海马”（又称滑溜板，海边讨小海的交通工具）和“竹材竞技”等十分有趣、别具一格的传统体育活动。
  畲民善唱歌。他们不但在各种节日和喜庆场合唱歌，即使在丧事中也成夜地唱歌，在日常生产、生活中，更常以歌当话，互相对答。每当村中来了客人，必会有“陪来客唱歌”，通宵达旦。待嫁姑娘被母舅家请去做客，当晚全村必将举行“作表姐”的赛歌活动。婚前，男家请一个好歌手全权代表男家去女家送礼。当晚必有一场对歌活动，叫作“亲家伯”。每年还要定期举行盛大歌会。
  畲民一般同姓不婚，都在本民族内部盘、蓝、雷、钟四姓中互相婚配。由于姓氏少，加上居住分散，所以同姓不同“房”或五服以外的也可以通婚，但比较少见。新中国建立前，严禁与汉族通婚。男女恋爱比较自由，在婚礼中，对唱山歌是十分重要的活动，可说是贯穿始终、具有独特风格的一种习俗，真有“不会唱歌娶亲难”之感。原来婚姻是不要聘金的，女儿出嫁时的陪嫁妆奁十分简朴，除一般高脚柜、衣箱外，还有农具、斗笠、蓑衣等，稍微富裕者，也有以耕牛作陪嫁的。这是畲民保留下来的古朴遗风。历史上，畲民曾盛行火葬，现已改为土葬。丧仪程序有报丧、戴孝、大殓、小殓、择日、送葬、卜葬、祭奠、扫墓等，仍保持以歌代哭、做功德、拾骨重葬等丧俗。
  节日与汉族大致相同，如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元、中秋、重阳、冬至等。本民族传统节日有二月二“会亲节”、三月三染乌饭祀祖先、立秋“分龙节”等。
  畲民十分重视祖先崇拜。不同姓氏的畲民在祭祖时，不仅祭祀同祖、同姓族人的祖先，还虔诚地祭祀整个民族的共同始祖忠勇王（盘瓠王）。畲民家喻户晓地流传着“盘瓠传说”，传说他们的始祖盘瓠在上古时代……其时犬戎入寇，高辛帝下诏求贤，出榜示众：能斩番王头者妻以三公主。盘瓠揭榜，前往敌国，乘番王酒醉，断其头，回献给皇帝。盘瓠因平番有功，高辛帝赐封为忠勇王，并娶帝女三公主为妻，入山居住，生下三男一女，长子姓盘，次子姓蓝，三子姓雷，女儿嫁给钟姓为妻，繁衍子孙，逐渐发展成为今天以盘、雷、蓝、钟为主要姓氏的畲民。他们把这个传说记载于族谱，绘制成“祖图”，编成长篇史诗《高皇歌》，来叙述始祖忠勇王的出生、成长、生活等不平凡的经历，歌颂忠勇王英勇杀敌和繁衍子孙的丰功伟绩。每个家族都有一根雕刻成龙头的“祖杖”，妇女发型髻梳成凤凰式，头戴凤冠以纪念他们的始祖，反映了畲民原始社会残留下来的图腾崇拜。
  畲民具有的以上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特点，都是这个人们共同体共同心理状态的具体表现。这种共同的心理感情是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是客观存在的，畲民每一个成员都可以用自己的经验体察到的。尽管有些地区的畲民在语言、生活习俗上接受汉族的影响较大，但他们的心理感情仍意识到自己不是汉人，而是“山哈”（畲民自称）人。更重要的是畲民广泛流传着“盘瓠传说”，反映其原始社会残留的图腾崇拜，而且赋予强烈的感情，把它升华为畲民的独特标志，使畲民成员都共认大家同属于一个始祖，用以表示本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维系着他们成为不同于汉族的一个民族共同体。
  （二）畲民与瑶族同源，但不是瑶族的一支
  有的学者主张畲民是瑶族的一支，其主要论据在于畲民与瑶族在姓氏、语言、文化生活、风俗习惯、图腾崇拜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而忽视了对畲民形成、发展的历史以及历史上畲民与瑶族的渊源关系的剖析。
  关于畲民族源的探讨，从新中国建立前到现在，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畲民源于古代“蛮”人；另一种则认为畲民是古代越人的后裔。
  “蛮”人后裔说基本上有两种不同说法：一为畲民源于汉代的“武陵蛮”说；二为畲民源于“南蛮”的一支说。前者主要论据是畲民与古代“武陵蛮”都具有相同的盘瓠传说的图腾崇拜。历史文献记载“长沙黔中五溪蛮（又称‘武陵蛮’），大率皆盘瓠之后”。福建深山中“有一种畲人，相传盘瓠种也”。（明谢肇淛：《五杂俎》）“连江深山中有异种曰畲民，五溪盘瓠之后也。”（《连江县志》）“深山中有异种者曰畲民……相传为五溪盘瓠之后。”（《摭闻录》）等。后者则认为盘瓠传说不仅流传于“武陵蛮”，还应包括古代南中国的“南蛮”，畲民乃上古定居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南蛮”的一支，与畲民传说广东凤凰山为其民族发祥地相吻合，故认定畲民是东汉时久居广东的“南蛮”的一支，是广东的土著民族。
  越人后裔说也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即：畲民乃春秋时越王勾践或范蠡的子孙；战国、秦、汉时代的越人后代；源于汉晋时代的“山越”，等等。持此说的主要论点为：第一，多半根据畲民和越人今古地理分布的对照，民间传说和历史记载的偶同，或从族称义、音的演变去推论；第二，畲民与越人有共同的盘瓠传说；第三，畲民与百越有共同的生活方式和相同的生产水平；最后，畲民、越人有共同的风俗习惯等。
  不论是“蛮”人后裔说还是越人后裔说，都承认畲民与瑶族同源，在历史上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只是在畲、瑶两族的渊源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关于畲、瑶同源说的主要论点有：
  1．畲民与约占瑶族总人口一半的自称为“勉”的“粱瓠瑶”，或称“盘瑶”、“板瑶”、“顶板瑶”、“过山瑶”，以及自称为“门”的“山子瑶”等，都具有相似的盘瓠图腾崇拜，均以盘瓠为本民族的始祖。
  2．从史籍、族谱记载以及分布在广东增城、博罗一带畲民的自称看，往往是畲、瑶并称，甚至说畲族就是瑶族。在古籍记载中，畲、瑶是相通的。如“徭名〓客（即畲族）”，“畲客……盘瓠为姓，是亦闽之畲与粤之瑶种同也。”畲族族谱中有自称为“瑶户”、“徭人子孙”的，广东增城、博罗、惠阳、海丰的畲民有自称为“粤瑶”的，在海丰、惠阳他们被汉人称为“畲民”，但在增城、博罗却被汉人称为“山瑶”。把畲、瑶两族相提并论，甚至把畲民当作瑶族看待，足证两族在历史上有密切的渊源关系。
  3．具有相同的姓氏（都以盘、蓝、雷、钟为主要姓氏）和风俗习惯。
  4．畲民的《开山公据》与瑶族的《过山榜》（又称《评皇券牒》、《过山帖》或《盘古圣皇榜文》）都载有基本相同内容，属于原始图腾信仰性质的盘瓠传说。
  5．畲民同瑶族语言上有亲属关系，“民族近亲，是语言亲属关系的基础”，从而说明其同源关系是可信的，等等。
  主张畲族是瑶族的一支说，只片面地看到上述畲、瑶同源在民族特征上有许多相同、相似之处，但没有从历史发展上去追溯其渊源关系，没有看到他们之间已各自发展成单独的民族。潘光旦教授在20世纪50年代初对畲民来源作了研究，他的论点是：畲民源于“武陵蛮”，而“武陵蛮”是“东夷”迁居鄂、湘西部地区后，融合了其他民族成分而形成的。畲、苗、瑶与春秋战国时代生活在淮河、黄河之间的“东夷”里靠西南的一支“徐夷”——徐偃王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费孝通教授认为，这批人后来向长江流域移动，进入南岭山脉的那一部分可能就是瑶；而从南岭山脉向东，在江西、福建、浙江的山区和汉族（客家人）结合的那一部分可能是畲；另外曾定居在洞庭湖一带，后来进入湘西和贵州的那一部分可能就是苗。
  畲、瑶虽然同源，但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已彼此疏远，各自分开居住，独自发展而形成不同的族体。尤其是畲族先民与客家人长期交往、互相影响而融合成为一支新的族体——畲民，这从畲民和瑶族现实民族特征的比较分析上，可以得到有力的佐证。
  首先，从语言上看，自明、清以来，一些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民俗学家根据畲民的图腾崇拜、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风俗习惯以及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等。论证畲、瑶同源的密切关系，但都没有在语言方面做具体说明。新中国建立以来，经过语言学者们的不断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到广东增城、博罗、惠阳、海丰一带的畲民使用的是苗瑶语族苗语支（瑶族“布努”语的炯奈话）语言，而其他地区的畲民则使用接近于汉语的客家方言。虽然在语言上与客家话稍有差别，有少数语词跟客家话完全不同，也不是当地的汉语借词，有的跟苗瑶语族的某些语言相近或相同，就算这部分畲民的固有语言似乎与苗瑶语族语言有密切的亲属关系，但在广大畲民语言中所占成分却已是微乎其微了。在语言共同性上说，畲、瑶已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因而有人提出畲民是与瑶族同源而客家化了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
  其次，从民族迁徙路线看，畲民与瑶族不同。瑶族《过山榜》中一再提到其民族迁徙路线是从南京路上来的，或由长沙武陵地区南下，大致是从北到南的民族迁徙路线。畲民在民族长篇史诗《高皇歌》中虽然也提到“南京”，但畲民对此意识比较淡薄。隋、唐之前，畲民如何迁徙，何时与瑶族分开，何时迁到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等问题，已无从稽考。但可以肯定在隋、唐之际，畲民已聚居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唐王朝曾派兵前来镇压畲民先民的反抗。闽东、浙南乃至江西东部、安徽占畲族总人口的96％以上的畲民，都一致认为他们是从广东潮州凤凰山迁来的，也就是说迁徙的总趋势是由南往北，他们对凤凰山有特殊的怀念之情，普遍流传着他们的始祖盘瓠王是在那里繁衍子孙，那里是该族神圣的发祥地，也是盘瓠王的葬身之地，存有盘瓠王的坟墓等传说。在识别调查时，无论走进畲民的任何一个山村，每当提起有关畲民的来源时，老人们都会异口同声、滔滔不绝地告诉你：他们的祖先在很早的古代来自广东凤凰山，其始祖名叫盘瓠，死后就葬在那里，等等。为了缅怀始祖盘瓠王的英勇业绩，他们一直向往着这个民族发源地，有人甚至还计划亲自跋涉去凤凰山“朝圣”。这些都反映了畲民具有独特、强烈的共同心理感情。
  再次，从分布地域看，长期以来，畲、瑶两族早已各自分居在不同的地域。由于地理条件的不同，其历史发展也各自不同。畲民至迟在隋、唐时即已居住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地区，在历史上与客家人交往密切，深受影响，从而打破了原来的血缘关系，而形成地域性的关系，产生了新的人们共同体。自明、清以来，又由于历史原因，迁徙到今闽东、浙南等地，形成了今天畲民主要分布在这些地区的状况。畲民由于与汉人交错杂居，深受影响，所以，其固有的民族特点消失较多。瑶族却不同，瑶族虽然居住也很分散，主要分布在广西境内、湘南、粤北以及云南河口等地，但在居住分散中又相对集中，有多处比较集中的聚居区，如金秀、都安、巴马、富川、大化、恭城、河口、乳源、连南、江华等地，都是瑶族比较集中的聚居地区。瑶族固有的民族特征保持得比较完整。可见畲、瑶两族各自居住在不同的地域，已各自独立发展成为不同的民族共同体。
  最后，从民族名称来看，畲、瑶两族的名称来源不同。瑶族的名称一般认为来自隋代的“莫徭”。《梁书·张缵传》云：“州界零陵、衡阳等郡，有莫徭蛮者，依山险而居，历政不宾服。”《隋书·地理志》载：“长沙郡又杂有夷蜒，名曰莫徭。”唐代诗人刘禹锡曾为武陵地区的“蛮”人作诗，著有《莫徭歌》、《连州腊月观莫徭猎西山》等。“莫徭”同现在瑶族关系比较密切。“徭人”一词见于宋代史籍，《宋史·蛮夷列传》载：“庆历三年（1043年）桂阳监蛮徭内寇，诏发兵捕击之。蛮徭者，居山谷间……不事赋役，谓之徭人。”可见，瑶族名称乃因“不事赋役”而得名。畲族名称也同时出现于南宋刘克庄的《漳州谕畲》中。约在隋、唐之际，聚居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包括畲民先民在内的少数民族被泛称为“蛮僚”、“峒蛮”、“峒僚”、“蛮”等，未见有称“莫徭”的。“畲民”一词来源于他们当时采用的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畲民自称“山哈”，人们走进畲民山庄，经常会听到畲胞之间的一句亲昵称呼：“我们山哈人……”如果干部进村，碰到畲胞时尊称他们一声“山哈兄弟”，就会感到对方对你的亲切和信任，有时还会受到一番盛情的接待。这说明他们赋予了这个自称强烈的感情，表现出他们的共同心理感情和民族认同感。
  综上所述，我们对畲民历史来源进行分析，认为历史上畲民与瑶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他们是同源民族，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早已分隔居住在不同地域，彼此疏远了，各自发展成为单一的少数民族。

① 摘自施联朱：《施联朱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② 畲族人口1964年为23.4万余人，1982年为36.8万余人。 ①沈作乾于1924年调查浙江丽水地区的畲民情况，著有《括苍畲民调查》，载《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925年第1卷第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