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民族事务管理

知识类型: 析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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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闽东畲族文化全书·现代文明卷》 图书
唯一号: 130920020220002030
颗粒名称: 第七节 民族事务管理
分类号: D923
页数: 16
页码: 330-345
摘要: 本节记述了明至2005年福建省宁德市畲族民族事务管理发展情况。
关键词: 畲族 事务管理 宁德市

内容

明至民国时期,政府未设专门管理民族事务机构,有关畲村民族事务均由祠堂公推的族长出面解决。族长掌管一族(祠)大权,村内大小事情,均由族长裁决、排解,极少诉之官府,其处事标准,往往以族规、家规和社会习惯法为准绳。
  1913年春,霞浦县畲族雷石嫩等人为维护畲民权益,在霞浦松城举办“山民会馆”(三明会馆),成为闽东、浙南畲族政治、文化活动中心。畲民遇有不平之事,便由会馆出面帮助解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均把民族工作列入议事日程。1952年,福安专员公署民政科配备专职民族干部两名,负责管理民族事务。1953年,福安地委、专署把民族工作当作统一战线工作内容之一,在中共福安地委统战部内设立民族事务股,配备畲族干部4人,股长雷锦灼。同年,地委统战部和福安、霞浦、宁德、福鼎4县民政科开始设民族事务股,配备专职畲族干部。1957年,福安、霞浦、宁德、福鼎4县和福安专署先后设民族事务科,干部编制28人。同年9月21日,成立福安专署民族事务科,配备畲族干部3人,科长蓝慈仲。1958年专署、县两级民族事务科撤销。1963年4月8日,恢复专署民族事务科,编制3人;科长由民政科科长兼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撤销。1968—1970年,地区与各县先后成立党政合一的革命委员会,在委员会内设政治处民事组,分管民政、民族、宗教、复员退伍军人安置、老区建设、劳动就业安排等项工作。民事组安排1人处理民族工作。1974年,地区根据福建省民族工作座谈会“凡是畲族人口较多县和乡(公社)也要指定1名领导干部分管(民族)工作”的精神,地区设民族专职干部1人(全区共9人)负责处理日常民族事务。1975年12月,地区民事组改称地区民政局,下设人秘、优抚、社会救济福利、民族事务4个组。
  1983年10月6日,成立宁德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办公室干部编制8人。同年起,各县先后复设民族事务委员会,全区配备民族专职干部27名。1989年4月,在地区民委内设经济科。1996年民委内设办公室、经济科和文教科等3个科室,编制9名,实有人员7人;其中处级领导干部2人、科级领导干部3人。宁德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局(以下简称“民宗局”)历任局长(民委主任)均由畲族干部担任。各县(市、区)民宗局的主要领导亦由畲族干部担任。民宗局是政府负责管理民族宗教事务的职能部门。负责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检查民族政策、法规的执行情况。办理有关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合法权益事宜。协调有关部门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科技等事业。参与制订有关民族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管好用好民族专项资金。配合组织、人事部门做好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教育和使用工作。管理、识别、认定民族成分。组织接待少数民族学习、参观、考察以及来信来访等事宜。
  一、民族工作
  1952年7月8日,福安专署民委配合福建省人民政府调查并写出《畲族福安县仙岭洋村调查情况》。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第一份畲族社会调查报告。它对畲族族称及迁徙历史、生活习俗作了简要叙述,并对群众的要求作了反映。1953年6月1日,以福安专员公署的名义对福安双留乡少数民族(畲族)情况进行调查,同年9月,又组织人员深入福安、福鼎、宁德、周宁等县进行畲族情况调查。同年11月,以中共福安地委统战部的名义到福安仙岩、双留、可洋3个乡调查,写出畲、苗、瑶族源报告。1954年3月10日,省、地、县三级统战部和民族部门一行9人,到福安岳秀乡进行调查。该乡11个自然村,除岳秀、兰田两村外,其余梧桐、黄卢头、港里、中坂、七定、横林、岐山、王厝、龙腰河9个畲族村均定为革命老根据地。同年10月12日,中共福建省委统战部、福安地委统战部,组织福安、寿宁、柘荣3县畲族干部5人,到福安下逢乡畲、汉民族杂处地区,调查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情况,写出《福安县下逢乡畲族地区生产情况、特点及今后意见》。
  1958年,专署抽调大批畲族干部,配合福建省民政厅办公室主任兼民族事务处处长白子文、厦门大学讲师陈国强、中央民族学院讲师施联朱等人组成的福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分别到福安、霞浦、福鼎、宁德等县畲族乡村进行调查,写成《畲族简史》和《畲族社会历史调查》两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4年后,经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福安县坂中、康厝、穆云,霞浦县盐田、崇儒、水门,宁德县金涵,福鼎县硖门等8个畲族乡,设立畲族乡人民政府。民委参与有关部门制定畲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划和措施,使各项补助款与资金得到合理的分配及使用,帮助畲族贫苦农民脱贫致富;协同有关部门制订规划,举办各项培训班,发展畲族地区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科技事业。地、县民族事务委员会自1986年以来,举办茶叶、果树、食用菌、水产养殖、农村医生等培训班20多期,培训畲族青年5000余人次。受训人员基本上都能掌握一到几门实用技术;民委干部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畲族群众,收集、反映情况。协助人事组织部门做好民族干部的培养与使用工作。在物色人才上起推荐作用、参谋作用;组织畲民参观学习,扩大视野。福安、霞浦、宁德、福鼎民族工作部门自1956年以来,还相继在城关设立少数民族招待所,以优惠价接待畲族旅客、方便畲族群众;配合有关部门开展民族政策、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反馈民族政策、法规在本地区执行情况,处理协调民族关系,增强民族团结。民委还负责管理民族识别和民族成分的鉴定工作。
  二、扶持畲族地区,改善生活,发展生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为帮助畲族地区发展生产,在各方面采取优惠政策,从人力、财力、物力上给予扶持。1962—1963年,全区先后3批发放少数民族专款42.49万元,棉布21.5万尺,棉花5425公斤。1963年发放少数民族专用款使用效果统计:用于生产的占80%,用于生活的占20%;受救济49个大队、169个生产队、9718户、38514人。同年少数民族救济物资有单衣1102件、羽纱985米、红头绳185公斤、毛线111公斤、绣花线221累、纱带484公斤、大号角梳2211把、食糖23.22吨、化肥84吨,以及首饰、银镯、银戒指等。
  1962—1965年初,人民政府拨给畲族地区的补助专款达79万元。其中1963年、1964年专用款43万元;帮助畲族地区垦复茶园8000亩,购买耕牛、猪、羊2000多头,购置农具1000件,兴修水利35条,购进肥料90吨,为困难户添制寒衣2900多件,修建房340间。1962—1967年,全区发放少数民族救济款110.5万元、棉花26.58吨、棉布19.40万尺、妇女用布5.86万尺。
  1979年投放少数民族地区补助款132.5万元,用于帮助畲族农村集体新建小型水电站158处,兴修山塘水库、水利和围垦30处,新建粮食、茶叶加工厂192个,修建集体粮库305座,修建道路桥梁30处,添置手扶拖拉机67台,补助发展村茶果与海产养殖137个单位。自1954—1979年,宁德地区通过民政、民族事务部门发放的少数民族生活困难救济款达26.46万元,生产补助费237.84万元,救济棉布9.34万米,布票14.17万尺,棉花17.7吨,棉夹被339条,棉衣、卫生衣962件,少数民族妇女特殊布票7.359万尺。
  1984年,宁德地区赊销少数民族棉布89.8万尺,棉制服4202件,絮棉53.5吨,棉被1643条,蚊帐布54.12万尺,蚊帐76条,棉毛衫10330件,被单、棉毯1345条,折合人民币62465946元。赊销61.701,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41%。为加速畲族地区脱贫致富步伐,1986年,人民政府在农村大规模开展扶贫工作,各单位部门对畲族地区采取“倾斜”优惠措施。
  1984—1990年,全区发放民族专项补助经费达1000万元以上。其中有偿经费占30%,发放重点是改善畲族农村基础设施。福安市有28%用于畲族村基础设施建设,34%用于发展畲村农业生产,24%用于畲族教育卫生与社会福利。发放范围是村级集体经济实体及个体经营者(含各种专业户、重点户、贫困户等)。与此同时,7个畲族乡还享受贫困乡待遇,在乡财政留成、企业税收减免、公粮减免、粮食定购加价、认购国库券等方面采取优惠政策。从霞浦县3个畲族乡看,单田赋税一项,1984—1989年,就免征或减征粮食3987吨,折合人民币142.63万元,平均每人受益19元。
  1994—2005年,宁德市委、市政府把“实施少数民族贫困村搬迁造福工程”作为帮助少数民族打好“贫困攻坚战”战役的大事来抓。全区1789个少数民族自然村中10户以下的自然村有357个,2570户、11500人居住条件十分恶劣,生产生活受到极大的限制。周宁县决定从城区划出耕地8亩,作为大前坪、陈家山少数民族“造福工程”新村用地。福安市委、市政府领导先后两次到坂中畲族乡召开现场办公会,在市郊地带划出100亩作为少数民族搬迁用地,制定减免土地税费、规划费等优惠政策,解决启动资金30万元。全市涉及88个乡(镇)的296个行政村,搬迁513个自然村,5445户24678人,占全市畲族人口的12.4%。其中福安市搬迁227个自然村,2246户10493人,分别占宁德全市的44.2%和41.2%和42.5%。畲族山村群众的生存环境得到很大程度改善。
  三、优惠政策
  中华人民和国成立后,为改变畲族地区经济落后状况,地委行署除了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福建省有关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和制订区内相应的有关优惠规定,优先安排有关项目,积极扶持发展畲族地区经济。
  1962年,闽东地、县卫生部门定期组织巡回医疗队,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巡回医疗,开展疾病防治和对基层卫生机构进行技术指导,对危害畲族人民健康较大的疾病,进行重点积极防治,对畲族贫苦病人,给予适当医疗费减免,其费用在各地卫生事业费内调整解决。并在社会救济款发放,农业生产贷款和公粮减免、生活用品供应等方面亦考虑优先照顾畲族地区。
  1973年,闽革政民(73)37号、闽革财预(73)44号文规定:在福建省内定居的少数民族(除壮族外),包括国家干部、职工和城乡居民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在特殊情况下由本人申请,乡镇审核,经县(市)计划生育部门批准,可以有计划地安排生育3个孩子,但生育期间隔必须满四周年;畲族耕地承包期30年,并允许转让承包权。
  1981年银发字(81)306号规定:对少数民族聚居区,生产少数民族用品企业,发展生产所需的流动资金和中、短期设备贷款,银行要按照条件先给予支持,对其贷款给予低息照顾,按月息3.3%计息。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生产批量少、工艺复杂,利润低的集体所有手工业的贷款,按月息3%计息。从1983年起,凡在畲族山区任教的小学教师,每月有3~10元的生活津贴费。随带家属是农业人口且没有劳动力者,口粮由当地用返销粮定量供应。民办教师工资除国家发给部分外,社队集体和学生家长还要给予适当补贴。对家在农村的公、民办教师,生产队不得向他们收取“三金”和摊派义务工。
  1985年起,分别情况减免畲族乡村农业税。最贫困区免征农业税5年,困难较轻者,酌量减征1~3年。鼓励贫困区畲族农民兴办民营性企业(林场、畜牧场、电站、采矿、工厂等),5年内免交所得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同年12月,福建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对畲族乡享受省定贫困乡优惠政策作了规定:粮食合同定购任务改为议价收购,差价部分由省财政给予补贴,每购100公斤补6~8元,补贴金70%归卖粮户、30%留在民族乡办公益事业。取消国库券认购任务,让少数民族农民完全自由认购建立乡财政,实行财政包干后,财政收入增收部分全部留给民族乡使用。竹木特产税,由原30%提高到50%留乡使用。将农村集贸市场税、特产税、屠宰税划给乡财政收入。免征农业税5年,新办企业免征产品税、增值税两年,民族乡新、老企业一律免征所得税5年。外乡、外地在民族乡办企业可享受免征所得税5年。3年内为民族乡办2至3个企业在资金、技术、项目上给予优先支持。民族乡办小水电可无偿拨款30%~50%。修建民族乡、村道路作为各级财政、交通部门扶持的重点在民族乡中、小学任教员工资浮动一级,民办教师符合条件可优先转正。民办教师的负担,从群众负担改为省、地、县三级共同负担。大、中专招生,同等条件下民族乡考生优先录取。建立健全民族乡卫生院、医疗所(站),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医疗人员。国营、集体单位可在民族乡内招收符合条件的农村青年做工(不转户粮关系)。
  1986年起,福建省对11个贫困县153个贫困乡和14个民族乡新办的乡镇企业、基层供销社、新办的工业企业免征产品税、增值税3年,免征所得税5年。外地企业到以上地方投资,所得的利润5年内免征所得税。属于生产性以及教育卫生、科技等方面自筹基建项目的投资免征建筑税3年。贫困乡的企事业单位免征奖金税两年。对人均口粮在200公斤以下的老区(包括老区中的少数民族),可以调减粮食征购任务。畲族子弟升学可以降低分数给予照顾录取,对在少数民族地区任教的民办教师转公办,也可以降低分数照顾。
  1985—1992年,宁德地区教育局拨款92万元资助宁德地区民族中学,福安市民族职业中学、宁德市(蕉城区)民族中学修建教学楼和学生宿舍。同期,宁德地委行署,为福安市民族村发展集体经济筹集资金100万元。地区每年安排财政周转金30万元用于畲族地区经济建设、改善民族地区办学条件,采取财力、物力重点投入的倾斜政策,重点支持民族中小学校舍的新扩建工程。1999年开始进行民族寄宿制中小学建设,其受取省专项补助奖金800万元,对56所民族寄宿制中小学进行新建、改建和扩建,极大地改善了民族乡村的办学条件。“十五”期间全市被录用大专以上院校学习的畲族学生1900多人。
  同时,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畲族村基本实现通水、电、路、电话、闭路电视节目的“五通”。2005年,234个畲族村通公路总里程为1022公里,其中位于公路国道、省道线边的12个村,通柏油路面的13个村,实现水泥硬化的89个村,里程304公里,通沙石路的135个村。
  四、组织参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增进各民族的相互了解,促进民族团结,党中央和国务院十分重视组织少数民族干部到各地参观学习。
  1952年,区内福安畲族代表雷霖其参加华东区少数民族代表团,赴京参加国庆观礼,在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在怀仁堂聆听毛泽东主席的报告,观看了国庆阅兵和各项活动。福建少数民族代表返榕后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叶飞接见代表,并在八一剧场举行少数民族代表进京观礼团传达大会,雷霖其用畲族语在会上作了报告。1957年8月,福建组织畲族国庆观礼团,由省人大代表、福安凤洋乡党支部书记雷全妹为副团长,雷恒春任秘书长,代表团共14人,8月25日到北京,在东北各省参观1个月后,9月27日返北京参加国庆观礼,10月6日下午4时毛泽东主席、刘少奇、朱德、陈云副主席,邓小平总书记接见各族代表团,并合影留念,接见时毛泽东主席走到福建代表团与代表一一握手,并向刘少奇等人介绍说“这是畲族,在福建浙江一带”,代表们心情激动不已。10月10日代表团离开北京赴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参观,全程历时48天。1959年国庆节闽东畲族代表再度参观国庆10周年庆典。
  1963年,福建和浙江省合组一个少数民族参观团,全团42人,其中福建省21人畲族代表18人,团长由福安县副县长雷锦灼担任,区内代表共11人,分别是福安雷锦灼、钟勤淑、雷姿淑,宁德雷贤家、钟秀凤,霞浦李细妹,福鼎雷朝菊,寿宁蓝任兴,柘荣雷良兴,周宁蓝成勤等共11人。代表团9月23日从福州出发,27日抵达北京,11月13日返回福州,历时52天,代表们参加周总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十一”观礼,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此外,福建省民政厅组织两次少数民族参加省国庆观礼。宁德地区代表36人。同时,还组织到福州、三明、厦门等地参观。
  1975—1978年,全国开展“农业学大寨”。中共宁德地委、地区行署与民族事务部门,分别在福安、霞浦召开了三次全区少数民族农业学大寨——生产经验交流会。全区各县公社、大队民族干部100多人次分别参加会议,并到福安、霞浦有关的生产队、大队进行参观、学习。1980年,宁德钟木成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次年,宁德雷珍昌赴京参加国庆观礼。
  1984年7月1日,地区民委主任雷锦灼、副主任蓝致兴和老区及畲族代表28人一道参加闽东苏维埃政府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中顾委委员范式人,原省军区副司令员陈挺,副政委钟大湖,地委书记吕居永等领导与全体代表座谈。代表们还参加了闽东革命纪念馆、闽东畲族革命纪念馆奠基仪式。同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宁德地区二院医生蓝品英(女)、福安松罗后洋乡党支部书记钟成祥两位畲族代表,光荣参加全国少数民族观礼团,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同时宁德地委、行署组织少数民族基层干部、专业户、联全体代表40人到福州参加省庆祝国庆活动。
  1952—1984年,宁德地区畲族代表参加全国少数民族国庆观礼团的共有20批90人。1986年12月18日,宁德地区民委组织各县民委主任,古田县民政局分管民族工作的领导,畲族乡乡长一行14人,由蓝致兴副主任带队,前往浙江丽水等地区以及温州市少数民族地区参观考察。1979年,宁德雷祥斌赴京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大会。1952年起先后共有100多位畲族代表先后晋京参加国庆观礼和参观学习。通过参观学习,拓宽代表们的视野,增进民族间的理解和团结,促进区内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
  附:
  难忘的岁月
  ——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记
  雷锦灼
  第一次北京参观记
  在党和人民的关怀下,1963年我被推荐为福建、浙江二省少数民族参观团团长,带团出席在北京举行的建国14周年国庆节大会,会后还到祖国各地参观访问。现将当时经历的情况记录下来,谨供参考。一切成就归功于党、归功于关心我的各级领导同志们,归功于人民。
  1963年,福建、浙江两省少数民族代表合并一起,组成少数民族参观团,我为团长,蓝书记(名字我已忘了,当时任浙江丽水县某公社书记)为副团长,全团42人,其中福建省21名代表,我区(原宁德地区)有代表11人,分别是来自福安的我、钟勤淑、雷姿淑,宁德雷贤加、钟秀风,霞浦李细妹,福鼎雷朝菊,寿宁蓝任兴,柘荣雷良兴、周宁蓝成勤等人。连江县马鼻老烈士杨而昌的母亲杨母,受当时邓子恢同志的邀请参加了我团活动。代表团于1963年9月23日从福州出发,行前省委书记叶飞、代省长伍洪祥等领导同志在福州西湖宾馆会客厅(当时会客厅设在大门进去的对面),设宴款待代表团一行,叶飞同志询问了闽东少数民族革命斗争情况,并询问了蓝阿嫩家庭(柘荣住址)的情况,我一一作了答复。25日,我们到达上海,住上海大厦17楼。27日抵达北京。11月13日返回福州,共历时52天。当时,北京为庆祝国庆节,一个月前北京城内就采取内紧外松的原则进行清理,到北京的人数较少。
  在北京期间,我们住在北京西苑饭店,距离钓鱼台国宾馆只有二三公里,北边是动物园、北京展览馆,东靠天文馆。西苑饭店有10多座,除招待各地少数民族西藏、新疆、贵州、内蒙古等8个代表团1000多人外,10号楼还接待有外宾。我住在二号楼二层的一个套间,有会客厅。
  1963年9月30日,我接到周恩来总理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4周年国庆招待会的请柬(原件还在),当晚我应邀出席了宴会,招待会的来宾有2000多人,我被安排在88桌,由国家典礼局局长余心清陪同,宴会笼罩在团结、隆重、热烈的氛围中,宴会桌组成一鲜花图案,另加4个热菜、蛋糕和水果,饮料有矿泉水、青岛啤酒、葡萄酒、贵州茅台。食物由各大饭店分工制作,按时按量分工负责,我们的菜由北京饭店负责。
  周总理致词后,宴会就开始,互相祝酒,庆贺建国14年来的伟大成就。8时30分,灯光齐亮,响起一片欢呼声,奏起《东方红》,毛泽东主席出现在主席台,全场雷动,外宾代表团欢呼的尤其热烈,鼓掌近半个小时,掌声经久不息。陪同毛主席接见的还有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宴会至9时才结束。
  10月1日上午6时,我们早就起床,整理行装,8时就到达天安门,我们被安排在左边6号观礼台。10时整,大家见到了毛泽东主席,陪同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及中共其他首长,首都100万人的队伍经过天安门,行进一直持续到下午1时,中间累了就到台下的休息室小憩,室内备有矿泉水、水果等。当晚,我们仍在左边6号观礼台观看焰火表演,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也一起参加观看,天安门成了欢乐的海洋,灯光璀璨,人声鼎沸。焰火分四次燃放,图案各式各样,有菊花、葡萄等各种形状,美轮美奂,是我一生中少见的精彩节目。那天,在天安门,我还碰上了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福安地委副书记王安珍同志。
  10月4日下午3时,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副主席在中南海后花园接见少数民族代表团全体成员,全场掌声雷动,陪同接见的有贺龙、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元帅,我坐在毛主席左手边第115位(有照片)。
  从9月30日到10月4日5天时间里,4次见到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副主席等中央领导,这是少有的事,是我一生中光荣的大事。
  在京期间,我们参观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故宫、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中山公园、长城、十三陵、颐和园、北海,参观了安定门西北角一片原始森林,约三百亩,原是想盖五大书记的别墅(五大书记指的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后因有不同意见未盖成,这种地方很幽静。由皮定均中将陪同下,我们在南苑飞机场观看了飞机表演,参观了坦克基地坦克表演。在八宝山公墓瞻仰了任弼时、张澜的墓地。在这期间还参观了故宫珍宝馆,看到了纯金的柱子、各式脸盆,及被慈禧逼遭投井的珍妃井。在景山看了崇祯皇帝上吊的那棵树,在香山我们还参观了孙中山先生的衣冠冢。……
  10月中旬,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在天津期间,我们参观了海港大桥,百货公司,这个公司的规模当时在全国是数一数二的。随即,我们到了唐山,由一位专员同志接待,他陪同我们参观了英国人办的煤矿,一条隧道下去后,跑了约几十公里才到采煤的地方,证明了英国人经营的一二百年,掠夺了多少中国人民的血汗。随后,我们到遵化人民公社,这是我们参观的重点,住了3天,王国藩亲自日夜不离,参观了庄稼、森林,那个地方是个贫困地方,人民是勤劳的,他们种下的松树四五年了,同南方比较相差三四年。
  10月下旬到达上海,住上海静安寺附近饭店。当天上海市委副书记张承先在国际饭店设宴招待我们,张承先致欢迎词,我作为代表团团长致答谢词,当时《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报纸都刊发了有关消息,主要是歌颂建国14年来取得的成就。第二天,我们参观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这个地方是二层建筑,地方不大,但很庄严。参观之后,他们要每个参观团负责人题词,在金黄色的纸上,我写了歌颂党和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原件存上海第一次代表会议档案)。10月下旬又参观了南京路上好八连,他们住的地方不大,由指导员介绍了成绩,我也讲了话,主要是赞美他们艰苦朴素,一尘不染,发扬了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
  10月下旬,我们一行到达杭州,住西湖饭店,由李副省长设宴招待代表团。随后,我们参观了西湖苏堤、三潭印月、湖心亭、花港公园、西冷、断桥、平湖秋月、虎跑、灵隐、岳坟、楼外楼、小瀛洲……喝了龙井茶、玉泉水……当时中共杭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希忠同志(1951年福安县县长)上门看望,双方叙述了别后情况。
  10月下旬,我们返回福州,继续参观访问。
  第二次北京参观记
  1983年5月,由于中央的关怀,再次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参观团由我任团长,全团15人,兰致兴副主任是代表团成员。5月17日达到北京,同行的有北京、贵州、安徽、浙江、内蒙古等8个代表团,近200人。在京期间受到了中央领导李先念、邓颖超、万里、杨尚昆、习仲勋等同志的亲切接见,接见地点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进行。另外,我们瞻仰了毛泽东主席纪念堂、毛泽东主席故居——丰泽园、颐年堂,游览了瀛台、春藕斋、菊香书屋、合和堂、静谷等,重游了故宫三大殿:太和殿、保和殿、中和殿;三十六宫,各宫装潢都很豪华,尤其慈禧的住地养一斋。宋庆龄故居,此地原为清王朝皇叔居住的地方,面积很大,养有白鸽,外面停放有飞机,与中央卫生部所在地毗邻。我还再次参观了长城、十三陵,参观了长陵、定陵、雍和宫等。在京期间拜访了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副秘书长赵守训同志(1952年福安专员),他住在东交民巷。还看望了中共海淀区委副书记罗效良同志(原系福安地委组织部副部长)。
  5月下旬,我们赴成都,受到四川省委的高度重视,由中央候补委员亲自接待,我被安排在原西藏头人住的地方,我被安排在一幢小别墅,有六七间房间,并有文工团专门演出。我们参观了都江堰、温江花圃、刘备墓、杜甫草堂,参观川西化肥厂,该厂规模很大,我们在该厂用餐,菜肴很丰盛,连上20、30道菜,由于贯彻中央节约的精神,没有上酒,送给我们每人半斤化肥。
  在重庆期间同样受到欢迎。我们住在朝天门八宝庄饭店,这里吃辣很厉害,参观了桂园,这是毛泽东主席在国共谈判期间的住地,是张治中将军自己的别墅,在当时是较好的住宅。我们还瞻仰了红梅新村、红岩革命纪念馆、白公馆、杨虎城将军、江姐遇害的地方,瞻仰了重庆人民大会堂。
  从重庆坐船到万县,1963年6月5日到达西陵峡(历史上火烧连营700里的地方),经过神女峰屈原的故乡,据说忠州颜严为张飞所俘,颜说:只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将军。后被张飞奉为上宾。白帝城(刘备托孤刘禅的地方)、秭归、巴东,沿江参观了悬棺、猴猩共舞,在宜昌参观了过三峡的地方……在武汉期间,参观了武汉长江大桥、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武汉钢铁厂。在武昌参观了东湖,东湖确实比西湖大10多倍……
  6月中旬,我们抵达郑州,参观了登封,访问了少林寺、石塔,参观了黄河,在“黄河!我的母亲”的雕塑前留影,在毛主席视察的地方参观。
  在开封期间,参观了龙亭、铁塔。在郑州参观了卷烟厂,还送给代表团每个成员一条香烟,磨具厂送一个小磨具。在郑州和开封的宴会上,我代表代表团讲了话,主要从宏观上肯定了大好形势,把当地实际和好人好事结合起来,讲话受到一些领导和代表们的称赞。一个长江,一个黄河,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多少仁人志士为此而英勇奋斗,多少英雄儿女作出了可歌可泣的牺牲。我在短短的时间内历了两个地方,心情十分欣慰。我于6月下旬由上海返回。
  时代在进步,人民在前进,经过20~40多年的努力,我所走过的地方,和全国各地一起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正确领导下,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
  我写这片断的目的是:不忘过去的苦,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努力学习,保持晚节;另一方面,教育子孙后代,希望他们一定要虚心谨慎,戒骄戒躁,牢记党的恩情,永远跟党走。
  2005年10月写于宁德
  五、参政议政
  (一)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49年12月—1950年12月,福安、霞浦、宁德、福鼎4个县当选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共803人,其中畲族代表13人,畲族代表占代表总数的1.62%;1952年7月—1953年3月,上述4县二届一次会议代表总数972人,其中畲族代表57人,占比例的5.86%。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1954年,福安、霞浦、宁德、福鼎4县一届人大选举人大代表953人,其中畲族人大代表80人,畲族代表占代表总数的8.4%。1957年,福安专区45个畲族乡,选举人民代表788人,其中畲族代表613人,占代表总数的78.95%。同年,全区当选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329人,县人大代表116人。1963年,区内9个畲族乡共有畲族人大代表266人,占全部人大代表总数410人的64.87%。1984年,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中,区内畲族当选乡、镇人大代表1299人,县人大代表253人。1953—1993年,福安、霞浦、宁德、福鼎4县(市)选举畲族县人大代表1400人,占同期人大代表总数13879人次的10.09%。同时畲族当选全省人大代表32人次,全国人大代表6人。
  (二)推荐政协委员
  1956年9月,福安、霞浦、福鼎先后召开政协会议,畲族当选县政协委员者4人。1966年,全区有畲族县政协委员5人,其中福安2人、霞浦1人、福鼎2人;福建省政协委员4人,其中福安3人、福鼎1人;当选县政协秘书长、副主席4人。1956—1993年,福安、霞浦、宁德、福鼎、周宁5个县(市),担任县(市)政协委员者共126人,福省政协委员7人,全国政协委员2人。
  当选其他代表于1957年3月28日,在福安专区召开首次少数民族代表会议,到会的畲族代表共100多人,代表全区10.08万畲族人民。会上代表们就畲族地区的生产建设等问题广泛发表意见。此后逐年都安排召开少数民族工作会议。1962年,召开全省少数民族代表会议,闽东亦推选代表参加会议。1965年,召开福安专区少数民族工作会议,全区代表220人,其中福安81人、霞浦54人、福鼎38人、宁德30人、周宁和寿宁各5人、柘荣4人、政和3人。参加会议的代表为纯畲族公社的党委书记和纯畲族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先进单位代表和积极分子。此外,党代会、团代会、妇代会、老区代表会、贫下中农代表会,均安排畲族代表出席。
  (三)办理提案
  在人大、政协“两会”及其他有关会议上,畲族代表行使法律赋予的参政议政权力,广泛发表意见,谈见解,提建议,提交提案、议案。1957年3月,福安专区第一次少数民族代表会议共收到畲族代表的有关提案48案、268件。其中:有关政法类的21案、59件(民政6件、民族20件、老区7件、司法22件、监察4件),生产合作类的5案、17件(合作16件、生产1件),财经类的7案、23件(粮食9件、银行9件、建设5件),文教卫生类的10案、108件(文化10件、教育76件、卫生22件),其他5案、23件(干部13件、党团6件、妇女2件、其他2件)。会后有关部门逐项落实,及时办理答复代表提出的种种问题,并采纳了要求成立地、县民族事务工作机构,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民族乡,发展畲村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培养畲族干部等意见。
  1980年,政协福安四届一次会议第56号提案,要求加强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领导,培养“四化”建设的民族人才,议案提出后,福建省政府领导、省教育厅厅长亲临闽东视察,及时采取解决办法。从1981年起,将少数民族师范毕业生分配到畲族地区任教,以加强师资力量,并从经济上尽可能支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此外,在历届人民代表大会上,畲族代表提出有关加强畲族村扶贫工作、畲族文化遗产发掘整理、加强畲族干部队伍建设、处理民族纠纷等议案,政府亦逐件予以办理落实,对推动畲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起到重要作用。
  (四)参与行政决策
  民主革命时期,区内畲族人民就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建设。1934年,在中共闽东党组织领导下成立闽东苏维埃政府。福安、福鼎、宁德、霞浦等县的3个区、21个乡和600多个畲族村相继成立苏维埃政府。此外,大部分苏维埃政府均配备畲族干部,分别担任主席、副主席或军事、土地、财政、肃反、粮食、交通、文化等委员,畲族人民实现当家做主的愿望。据统计,民主革命时期全区畲族担任县(团)级以上干部的22人、区(营)级干部55人、乡(连)级干部92人,村苏维埃干部2000多人,畲族干部为穷人掌权,带领群众进行减租反霸、土地改革、发展生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批畲族干部先后走上领导岗位。1956年全区畲族脱产干部146人,其中县处级2人,区级37人;此外在基层担任党支部书记、乡长等主干的127人;合作社正、副社长371人,担任乡镇人委委员的425人。1973年,全区畲族干部426人,其中担任省、地区、县、公社领导职务和委员的就有72人。1984年,全区在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和政社分开工作中,畲族干部当选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1人、副主任4人、委员8人、县长1人、副县长1人、乡镇长12人、副乡(镇)长19人。全区畲族干部670人、其中地区领导1人、县级15人、乡级69人。1993年,区内畲族干部增至1300多人,其中副厅级以上3人、处级22人、科级127人。2005年宁德市共有畲族干部2200人,其中处级以上36人,科级290人,党政干部487人。畲族领导干部在各级领导岗位上,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维护民族团结,有效地行使法律所赋予的权力,参与各项重大决策,管理地方大政和本民族事务,在政治生活和各项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六、民族团结
  历史上,统治阶级对畲汉民族奉行“分而治之”的政策,畲民处于被排斥的“边缘”地位,畲汉两族人民之间关系,不断有争田、争山、争水事端和挑起械斗。大族欺小族,大村压小村,侮骂畲民更是常有的事。
  但畲汉两族人民在频繁的生产、生活交往中,逐步形成的互相谅解、信任、互相学习、依存的友谊传统却始终是主流,是牢不可破的。霞浦溪坪、上水一带畲村把当地汉族肇基先民奉为“开山地主”,立香位加以供祀。福安后门坪村畲族称当年协助开拓后门坪的魏姓汉族先民为“魏公侯王”,建魏公庙宇,并在每年农历二月二日举行庙会公祭,表示他们对汉族先民怀念的虔诚。而有的汉人,接受畲族文化,从饮食起居到风俗习惯都与畲族无异。不少畲族村通晓汉族方言,历史上畲族生员同样接受汉族儒家思想文化的教育。畲汉通婚,亦较常见。根据清光绪三年(1877年)福安溪柄东山村《雷氏宗谱》载,自乾隆至同治年间,雷氏娶妻454人中,钟氏女272人,蓝氏女160人,雷氏女1人,吴氏女7人,李氏女6人,杨氏女3人,汉族陈氏女两人,郭、郑、王、董家女各1人。在嫁女的260人中,嫁钟家154人,蓝家70人,吴家5人,杨家4人,汉族郑家6人,张、李家各3人,郭、林、蒋、叶、宋、阮、何、龚、罗、徐家各1人。1946年,霞浦松城畲族畦有金之母钟氏百岁寿辰,汉族群众为其在“中山堂”举办庆贺“雷母百寿”活动,百多位知名人士为其书写“寿”字,合成“百寿图”。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畲汉两族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在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深厚革命友谊。霞浦龙潭村在受到国民党军“三光政策”洗劫之后,畲汉群众在深山盖起草寮,居住一处、生死与共,度过漫长艰难岁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闽东各级党政部门十分重视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积极探索畲族区域发展路子。
  1951年,各级党政部门大力宣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内各民族,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各“民族一律平等”与“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的规定以及政务院《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霞浦县七星曲村汉族取消了对畲民收取“海埕租”、“茶亭谷”和“官谷”等不合理的负担,建立起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互利的新型民族关系。1955年,浙江省有几户汉族迁到霞浦茶岗居住,畲民积极帮助搭盖草寮。不久,霞浦岭头畲族村失火,邻近汉族村民伸出友爱之手,募集口粮1750公斤、现金236元和衣物相助,并出工410日,帮助灾民重建家园。
  1958年,福安甘江汉族大队塘堤在八月大潮有被冲溃的危险,山岭大队畲族群众闻讯后,连夜出动200多人,抬着木头,拿着锄头下山支援抢险。1960年6月,福安溪柄公社扆山汉族大队惨遭水灾,碧后畲族大队组织40多人,随带粮食、农具与20万棵蕃薯下山,帮助汉族社员补种救灾。
  1970年,宁德地区“农业学大寨”期间,各县掀起兴修水利,围塘造田,新辟公路的热潮。福安兴修炉山水库、建设福(安)穆(阳)公路、围垦溪尾塘田、开凿龙溪水利。霞浦兴修溪西水库、七宝洋水利。宁德兴修马坂水利,围垦东湖塘、新建宁(德)古(田)公路、兴修金涵水库,这些工程规模宏大,均动用各所在县的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广大畲族群众主动献工献料。宁德金涵水库工程修建时,全县19个畲族行政村就出动1200多人,自带口粮、行囊、工具到工地与汉族兄弟并肩施工数月。
  1983年,宁德地区与所属的福安、福鼎、霞浦、宁德等县先后成立了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工作有了专门机构和专人管理,民族关系也更加融洽,各地更加深入地、系统地进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随民族关系的融洽,畲汉通婚者日益增加,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仅宁德、福鼎2个县(市)统计,汉族姑娘嫁畲族的2433人,畲族姑娘嫁汉族的2697人。从1983—2005年,全市
  受省级以上表彰的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83个先进个人有49人。宁德地委、行
  署表彰的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单位88个、先进个人146人。

知识出处

闽东畲族文化全书·现代文明卷

《闽东畲族文化全书·现代文明卷》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本书介绍了畲族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畲族文化研究;畲族文化展示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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