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清末民国期间，境域内各县畲村一度有村社和保甲组织，在官方的授意或直接管辖下实施履行乡村管理之职责。
  一、村社
  清末，畲村成立有“农社组织”。农社俗称“巡洋社”，主要以防盗、防劫、防火等三防为目的。其组合或以村为单位，组成村自卫社；或数村联合，组成联合社。农社由公众推选办事公道、敢于负责、且有一定武术本领和威信者领头；并选拔有办事能力者四五人作为常任理事，加以管理。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经宁德县正堂核准，发给猴盾“巡洋社”执照。清光绪年间，因时局混乱，村人雷成元复出面组织“巡洋社”。后来由于成元办事公道，防盗护村得力，为附近各村所拥戴，合并组织十八村联社，时称“十八社”，成元任社长。“农社”按例每年秋季举行一次会餐，叫“会周”，以总结一年的办社成效，规划安排下年度巡洋、巡庄任务。因此“农社”组织实际成为畲村群众自发组成的村庄管理组织。农社存续期间畲村许多大小事务均由农社出面调解裁决。类似猴盾的农社组织在畲村中普遍存在。
  福鼎牛埕下《汝南蓝氏宗谱》（承祖公传）云：“（公）英姿卓荦，气度雍容，莫若浮柳洋蓝君之卓越恒流也。居名承祖，官章胜云，生平裕，干济之才，凡乡族闾里中有睚眦起衅，欲兴鼠角雀牙者，兄剖析之，调停之。法语巽言，人钦其论。当咸丰辛酉，金钱（会）猖獗，人心汹汹，兄乃团壮丁，联里甲，一乡保固，鸡犬无惊。秦统帅歼除会匪，论功进赏，授加六品军功。论君之齿未臻强仕之年者，考君之业已倾中外之望也！”这里提到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浙江金钱会起义时，福鼎牛埕下畲村就有“团壮丁，联保甲”之举，这“团壮丁、联保甲”，实际也是在组织联社并拥有联社武装，在某种程度上联社和联社武装均受官府节制，故有“论功进赏，授六品军功”一事。可见，“农社”、“巡洋社”是经过官方授权批准成立的民间联防组织，并奉命“派丁轮流看守，勿得始勤终怠”［清光绪三年（1877年）宁德县《告示》］。当时这些畲村民间联防组织，实际上在行使政府对畲族乡村的管理职能。
  二、保甲设置
  民国初期，对畲村管理仍然沿袭清例，实行以宗族和村社管理。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土地革命后，为加强对畲族人民的镇压和防范，在畲族村推行保甲制度，保设保长，甲设甲长。“八都南岗片，1934年土地革命失败后，1936年开始国民党便在这里推行保甲制度和发展国民党员，当时把后岗山、上元、水尾、寒垅和南岗合成一保，分10个甲，派3个国民党员担任正副保长，在群众中敲诈、勒索，无恶不作。畲族人民真是吃尽了保甲制度之苦。”①
  保甲制度抓丁害民，压迫剥削也相当严重：其一是派保甲费，群众不论贫富，每年都要送20～100斤谷子给保长本人，秋收时保长还亲到田头等着要，如果碰上抽壮丁时就不止100斤谷子。二是收房捐，保甲长以收房捐为名向群众派款，群众负担已经很重，可是保长还要从中敲诈剥削。比如原来派100元，保长就要收到150～200元之多。三是办学校费，保长和联保主任常常互相勾结，以办学为名，向群众勒索。每户应出银元1～3元。四是联保税，老百姓每月出1元大洋，一年出12元以负担联保保丁的给养费。《福安县甘棠乡山岭联社畲族调查》记载：“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设置保甲制度，奴役畲族人民，如山岭与西隐村在过去是一个‘联保’，保长是西隐汉族地主官僚，经常来抓丁派粮。缴不完的苛捐杂税，使得畲族人民过着悲惨的生活。有些人甚至背井离乡，让田园荒落，野草丛生，大大地破坏农村的生产力。甲长多为本族的中农或贫农，一般是受保长驱使，大多数没有勒索行为。”《霞浦县盐田乡西胜片畲族情况调查》也有：“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在这里建立保甲制度，进行抓壮丁、派捐等，群众无法对抗，就采取回避的方法，常常露宿山中。保甲长就用封屋、牵牛、不让群众烧饭等手段来胁迫。群众生活困苦，生产也受到影响。”
  民国期间，仅福安县畲族地区就设有吴厝下、廉岭、仙岭洋、王松洋、燕坑、马山、林洋、井口等8个保。保、甲长大多由汉族地主或畲族富户担任，甲长则轮流当。国民党政府利用保甲制度，控制畲民，实行连坐切结，发放良民证，向畲族社区摊粮派款、收取捐税、抓壮丁。“各村成立保甲长，月月派款几多两”，畲民得交纳保甲费等名目繁多的捐税。传统的畲村族长制度受到严重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