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畲族的族长理事带有明显的乡村自治性质，明、清时期闽东畲族迁入时间不长，族内自耕农并不多，而佃农只负责向地主交租，没有缴纳田赋的义务，和当地政府间直接发生关系亦不多。因此，畲民也被视为“王化所不及”。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至少在明末，畲民已经开始承担差役义务。南明隆武元年（1645年、清顺治二年），隆武帝和右佥都御史刘中藻有一段对话：“上谓金衢巡抚刘中藻曰：‘选练精兵，可取于苎寮、菁寮、畲寮三项，此议诚是。取用之后，即当给示，免其差徭，仍勉令与百姓相安……’”①这里既然需要“即当给示，免其差徭”，说明此前畲民就已经要服差役，政府也已经对畲族社区负有管理责任：“仍勉令与百姓相安。”清康熙间，畲民迁入人数激增，福宁州各都乡保大量向畲民摊派差役。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因各县乡都“滥派畲民差徭”，知州董鸿勋赐立石碑，“永禁各都乡保滥派畲民差徭”。为闽东官方首次发布维护畲民利益的告示。清雍正间（1723—1735年），旨准畲民“一体编入民籍”。清乾隆二年（1737年），朝廷复颁旨绘画畲民图册进览。清乾隆五年（1740年），对畲民实施“编图隶籍”、“编甲完粮”。当局正式向畲民征收田赋，畲民也开始享受更充分一点的政治待遇。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霞浦知县曹鸣谦根据畲民钟允成等的申述，报请福宁府知府徐元批准，再次檄示各都，不许滥派畲民差徭，借端索贴扰累，并索砍竹木等。并获准立碑，永彰禁示。其碑文曰：“示仰各都乡保人等知悉：嗣后务遵照宪檄，毋得仍前滥派蓄民差徭，借端索贴扰累，并索砍竹木等项，俾得安生业。倘敢故违，许受累苗民指名直禀，以凭掌究。各宜凛遵毋违。”
  康、乾期间，福宁府（州）县，多次发布告示（刻石立碑）禁止“滥派畲民差徭”，这除说明畲民所受盘剥的严重性外，示禁本身，也是清廷对畲族社区实施管理的佐证。
  清嘉庆七年（1802年），福建巡抚李殿图在审结福鼎童生钟良弼呈控“县书串通生监诬指畲民不准与试”一案的饬文中批道：“尔等将版图之内，曾经输粮纳税，并有入学年分确据者，以为不入版图，阻其向往之路，则又不知是何肺腑也！”李殿图这般话是当时畲民“编图隶籍”后和当地汉居民一样“输粮纳税”的确证。政府对畲村、畲民利益持保护态度也是较明朗的。
  清光绪三年（1877年）三月，宁德知县据二都长园村钟振德等呈称，其祖业山场遭匪贼盗砍践踏一案发布《告示》（立碑该村）：“示仰二都长园村附近人等知悉，尔等村内凡有田园山场地的竹木茶叶，各宜派丁轮流看守，勿得始勤终怠。如有匪徒窃取兹扰，尔等协保拿获送县，以凭讯究……”也是用立碑示禁的方法，对畲民的合法权益予以保护。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福建提刑按察使司兼管驿传事盐法道余为告示称：“此种山民（畲民）完粮纳赋，与考服官，一切与齐民相同。”要求“百姓亦各屏除畛域，等类齐观，勿仍以畲民相诟病，喁喁向化，耦俱无猜，以成大同之治”。劝喻汉畲消除民族隔膜，可谓用心良苦。
  光绪三十年（1904年），宁德知县李为因丐帮骚扰七都海潮和赤溪岑田村事发出告示：“如有恶丐到村强乞，任意逞凶，倘敢再犯前情，准该乡民会同地保押送赴县，凭律惩办。”这告示被刻石立于上述两村。可见清代地方政府已实施对畲族社区的管理。立碑示禁，已经成为朝廷对畲村管理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模式和做法。但畲村内具体民事仍听凭各姓族长调解裁决，或由村社组织协调处理。

① 《思文大纪》，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