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家庭的产生和婚姻关系、生产力发展紧密相连。由夫妻关系与子女关系组成的最小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共同体，谓之家庭；几个或更多的同姓家庭，由于血缘关系则构成了家族。家族，不仅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而且它本身又是重要的民俗事象，这种民俗事象有它自己独特的功能。畲民族经历了长期的繁衍，主要的四大姓氏为“盘、蓝、雷、钟”。其家族、宗族的观念根深蒂固，长期以来封建的宗族制度与其他民族基本相同，是一种以族长的权力为核心，以家谱、族规、祠堂等方面的规范或活动为手段，是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社会形态。其表现形式：
  第一，通过修家谱划定宗族范围。家谱是宗族的档案，它记载着家庭的世系源流、祖宗基地、族规家法等内容，而且具有别亲疏、明尊卑的意义。
  第二，通过修祠堂乞灵于祖宗。祠堂是供奉祖先牌位，祭祀祖先的神圣所在，也是向畲民灌输宗族观念，宣布家法家规，处理家族事务的场所。
  第三，通过订族规维护统治秩序，族规是畲民必须恪守的行为准则，畲族、家族、宗族制度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满足了漫长封建社会、畲民族以血缘为主的宗族稳定发展。解放以后，虽然作为组织形态的家族宗法制度已不复存在，但家族、宗族文化的影响依然潜在，随着社会文明的程度的提高，畲民族家族、宗族文化中敦厚、质朴、忍让、坚强、善良的传统美德，作为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将为和谐社会构建发挥作用。
  一、家庭组成
  闽东畲族以家庭作为生产、生活和社会组织结构的基层单位。其家庭大多属于一夫一妻制的父系小家庭。畲族家庭，大多是一对夫妻加上未成年的子女作为核心成员组成的小家庭（核心家庭），或再加上前辈老人（夫方或妻方的父母、祖父母），而形成稍为扩大的核心家庭。入迁初期，几乎全是小家庭；定居家族之后，体现封建宗法权威的大家庭逐渐增多。人们把数代同堂、人口众多看作是家庭兴旺的标志。一个家庭里往往由两对或两对以上没有分家的同一代夫妻，加上各自未成年子女和前辈老人，组成多核心的大家庭（联合家庭）。这种大家庭，在白露坑、水漕垅、清水壑、青皎、岚青、塆里、草岗等受封建文化影响较深的大宗族、大村落尤为多见。
  以草岗为例，该村畲族自清乾隆入迁以来，长期都保持大家庭制，直到20世纪20年代，尚有一家四代同堂、人口多达48人的典型联合大家庭。柏洋西坑岙岭雷桂增（向平）一家四代同堂，人口多至22人，直至1989年才分成4家。
  以霞浦县为例：畲族每户平均人口1953年为3.17人，1989年为4.13人，绝大部分都是小家庭。以全县最大的畲族自然村白露坑为例，1989年全村168户635人，平均每户3.8人。每户人数分组统计情况如下：其中每户3～4人的小家庭，占总户数62％，占总人数58％；每户5～6人的扩大核心家庭，占有相当比例；每户7～8人的大家庭，占总户数4％，占总人口8％，而这些大家庭中，有半数以上（4户）是一对新婚不久的夫妻，不便马上分家，实际还存在着不稳定因素。若以世代统计，村中一代之家．25户，占14.88％；两代之家102户，占60.71％；三世之家41户，占24.40％。三代同堂多是独子户，或父母跟随分家后的已婚子女共同生活。没有四世之家。全县诸畲村的情况，亦大体如此。
  二、家庭关系
  闽东畲民的家庭关系与当地汉族相类似，均以平衡的夫妻姻缘关系和垂直的亲子血缘关系组成的。其中，父母子女的血缘关系居主要地位，夫妻姻缘关系是为发展血缘关系而处于从属地位的。但所受封建礼教的束缚，比当地汉族稍为宽松，“家人妇子嘻嘻，各食其力，亦无（少）阅墙之事”，①家庭关系比较融洽。
  家长（家主、户主、当家人）居主导地位，对内主持、统管家庭事务，掌握全家人的命运，对外全权代表家庭参与宗族、村落的社会活动。其意见，家庭成员都得尊重和服从，尤以一些大村落、大宗族、大家庭为甚。家长通常是男子，父亲去世，儿子继承；丈夫去世，儿子尚幼，妻子暂代，儿子成年再继其位。家长年迈，儿子已长成，可以先行接替。畲族比较看重田园山林，把保有祖宗留下的田地和增置田产，看作是家庭事业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兄弟分家时，都要请母舅做“公道人”分配财产。父母在者，可由母舅提留一部分财产，供其生活。父母辞世后，再行分配，或留做父母修坟墓以及每年祭墓时开支，俗称“众田”。然后，给生有男儿的长子留一份“长子田”（一般不得超过全部田产的1/10），要是田产太少，适当照顾一下长子即可。余下由数子平均分配。分配时由抓阄决定，然后立下分家契约，写明权利、义务。兄弟间若发生财产纠纷，由母舅出面裁决。
  在家庭中，仍然有男尊女卑的现象，但没有当地汉族那么严重。宗祀由男子继承，男子有财产继承权，女子一般没有继承权。女儿出嫁从夫居，所生孩子从父姓。但有女无男，留女招赘，宗谱载“无子而产育有女者，即将其女留家招赘，入赘为嗣，此是祖宗血缘，有所遗留也，可入正系图派矣”。赘婿通常要照例改从妻家姓氏，特别是汉族入赘者，更要改姓，所生孩子亦随母姓，以保证这一招赘家庭有父系继承人。无子无女多以侄为嗣，或抱养子女，传宗接代，承继宗祀、产业。抱养女儿而后招赘的相对更多。嗣子、养子、养女及寡妇再嫁所带来前夫所生的儿子，在家庭中的地位与亲生儿女等同。招赘的女婿不予歧视，可以继承财产。
  闽东畲族“男女皆力穑，夫妇同耕作”。妇女劳动与男子同耕同劳，在家庭中的地位比当地汉族妇女高。大多数主妇可参与家庭重大事务的商议、管理，部分家庭实际由主妇当家。丈夫虐待妻子之事件极少发生，而丈夫如果赌博、酗酒等，常常受到妻子的训斥。女子外出对歌或参加其他活动，不受封建礼教约束。在少数畲村，女子还同男子一样，享有财产继承权。有些家庭，甚至留女儿在家招赘，却让儿子出赘别家。有的地方，发生纠纷斗殴，也往往由妇女出面调解、制止。此外，传说畲族祖婆是公主出身，结婚行大礼，新郎要跪拜，新娘则免之。丈夫死亡，妻子不一定戴孝。寡妇改嫁或另招男人“上门”成亲，亡夫的亲戚，一般很少干预。但大部分妇女，在家庭中仍以充当贤妻良母、服侍丈夫为应尽的本分，任劳任怨，逆来顺受。在社会上，一般也不参加祭祖等重大活动，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更不平等。白露坑歌有“当先书语男人传，与尔女人是无缘”之说，据说，从其祖公开基以来，女子就没有读书的。此外，家有男客，主妇只能端茶、端饭，而不能上桌作陪。
  “一家珍重是生男孩”，生男孩普遍高兴、贵重，生再多的女孩也一定要生个男的。过去不少地方“生女留长，余悉溺之”。寡妇再嫁，虽然比当地汉族相对自由，但仍多认为不祥、命贱，多少还受人歧视。长幼在家庭中不大平等。长子有支配财产和继承宗祀的优先权，除痴呆、恶疾、夭亡、无能等特殊情况外，是家长的当然继承人。俗语有“长子阿爷（父亲）职”、“长兄为父，嫂为娘”之谓，兄弟分家，一般“长子不离居”（保留原住屋），或者分得最好的房间，其他兄弟，按长幼依次分配，其余财产也是长子多得，其他兄弟再平均分配。旧社会有田产的，还先留“长子田”、“长孙田”（一般不超过总数的1/10）。丈夫逝世、子幼，财产由其妻子管理。若其妻子改嫁，则由同胞兄弟或侄儿继承或管理；若死者无子媳，其财产则归亲房兄弟继承。一般家庭，老年人不参加劳动，便处于从属地位，不负责家庭管理，年轻一辈的夫妇便居主要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封建制度的解体，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闽东畲族家庭内部关系也起了根本变化，家长制逐渐削弱，民主协商、男女平等、尊老爱幼、团结互助的新家庭关系逐步形成。以血缘关系为家族重心的旧观念，也逐渐向以姻缘关系为重心的夫妻、子女感情融合的新观念转移。旧道德、旧礼仪规范，也逐渐被社会主义新道德新风尚所取代。家庭财产支配与继承，也都随着社会的变革失去了必然的联系。但是，诸如男女双方的财产、地位与身份，对建立夫妻关系的影响；妻子生育与否，生男与生女在家中的不同位置；父权、夫权在家庭生活中支配作用的大小；直系血亲对嫁入的外姓女子的态度和约束等，这几千年的家族封建残余，在社会生活中，还是相当复杂的问题。
  三、宗族组织
  畲村多由血缘相近的同姓聚族而居。畲族的宗族结构分总祠（公祠）、同姓宗祠（支祠）、房（宗祠内子孙派系分支）、家庭4个层次。畲族群众认为“蓝、雷、钟”三姓本为一家人，因而视为同宗。区内畲村珍藏的清代“蓝、雷、钟”三姓宗谱中，均附有“盘、蓝、雷、钟”4姓血脉相承的图表。福安县范坑乡洋坑《汝南蓝氏宗谱》载，“顾我盘、蓝、雷、钟四姓大宗祠肇基于广东凤凰山，与南京一脉相连，建祠之地即吾祖旧址也”，祠内供奉四姓始祖“并列封牌位”。同姓畲族关系更为密切，在宗谱内对同姓著名人物有详尽的记载，同姓畲族不管血缘亲疏都以叔伯相称。至于“祠——房——家庭”的结构方式和当地汉族宗族结构基本相同。即“支祠”是以地域开基祖为首由血缘相近的同姓子孙组成的宗族组织。“房”是以开基祖的各儿孙组成的宗族支派。“家庭”是组成宗祠的基本单位。随着时间推进和子孙繁衍，人口增多，一些村落中原有家庭演进成“房”，“房”升级为“支祠”，“支祠”演进为祠，形成新的“祠——房——家庭”宗族网络。而祠（支祠）往往以建有供族人活动的公共建筑——祠堂作为标志。
  宗族的领袖由年龄辈分决定，房有房长，族有族长，称“父老”，由辈分大、年事高、威望重的族人担任。族长、房长逝世后，在支派内另择合适人选担任，不世袭。族长协调处理族内外、村内外的各种关系，处理宗祠内外社交和主持神事活动，调解裁决族内民事纠纷，财产权转让分配，保管族谱祖图及祭祀用品，掌握族产、兴办公益事业等。特别是宗祠内建祠、修谱、祭祖3件大事，均由族长亲自主持操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族长随封建宗法制的消灭而废除。畲乡民政、民事，皆由村干部负责管理。
  宗谱是一族人文历史的档案文书。畲家有“五世不修谱，乃祖宗之罪人”的提法。宗谱一般隔20年修一次。现各畲村保存的宗谱大多为清及清代以后编纂。清光绪间刑部主事钟大焜编纂的《颍川钟氏支谱》现藏福建省图书馆，为全省钟氏连环谱。畲族宗谱通常由名录、图纪、源流序列、行第排列、公产记载补遗以及附录官府文告等几个部分组成。
  聚居人口在百户以上宗族，一般建有宗祠，畲村祠堂建筑格局与当地汉族同。宗祠的功能，民国九年（1920年）修的甘棠坑源里（坑门里）《钟氏族谱祠堂》说得很清楚：“祠堂之设，原以奉祖牌而妥先灵者也。凡祖龛几案务求其洁，祠前祠后必取乎净，至栋宇墙垣更应随时修整，勿使崩坏。除祭祀、公议、演戏之外，如有寄顿杂物及幼稚入祠喧哗者，共宜斥之。祠堂公项，后人宜蓄积些微，以为宗人登科发甲谒祖需用。”祠堂是供族人祭拜祖先、集体议事、举行公演的神圣场所。据统计：1993年，全区各畲村共有大小宗祠100多座。一年一度畲族最隆重的祭祖仪式就是在宗祠或祖厝或公厅内进行，届时将祖宗牌位、祖图、祖杖等并行陈列，供上香烛牲醴，由族长或房长读祭文，族内人丁逐一拜祭，祈求祖宗保佑子孙平安吉祥。
  四、宗族内部管理
  明代畲族大量迁入闽东后，直至民国时期，族长制一直是畲族社区管理的主要形式。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畲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书对此有较详细的记载。解放前，宁德漈头和南山均有祠堂，一姓一个族长。“族长权力很大，在村里的一切事宜都要由族长决定，人们也愿意听从族长的意见与指挥。在南岗了解到族长由推选产生，村里年长有威望、做事秉公的人就被推举为族长，村中有了什么事情，要族长出来决定，甚至家庭的纠纷，财产分家，都要父老出来调解。父老死后便可以在本村另找一位有威信的、合适的人来担任，并非世袭制的。”①福安甘棠山头庄在民国期间有钟姓祠堂1所，下分4个房，房有房长，族有族长。族长称“父老”，由德高望重的老人担任，平时为群众调解纠纷，主持祠堂祭祖活动。谁家有喜事，就请他饮酒，以示敬老。祠堂过去有举行祭祖活动，近几十年来已不重视祭祖。②福鼎县的调查结合《族谱》记载得更具体：“各姓都有祠堂组织，有族长，族长由德高望重，能说会道的担任。下设理事若干，系公众推举产生，负责经营公众财产，主持祭祀事务，解决内部纠纷。而充任族长的，一般都是‘名门望族’，至少也是小康之家。族长职责，除‘玉成’公务，‘建本村神宇，辑合族谱书’之外，还‘剖析’、‘调停’闾里中的‘睚眦起衅’，还要‘团壮丁，联里甲’。有些族长还拥有地主武装，与官府有瓜葛”。①可见，畲族社区在民国以前曾普遍奉行族长和祠堂制度。通常一姓一位族长（又称父老），由族人推选村中年长、有威望、做事秉公者担任，村中大小事情均由族长决定。对内主持祭祖、修谱、建祠，处理族内有关家庭纠纷、财产继承分配和有关民事纠纷；对外协调祠际、村际关系，维护本族利益。族长逝世后由族人另选有威信者担任，不世袭。
  族长行使权力的依据是祠堂制度和“习惯法”。一姓宗祠，通常由血缘相近的同姓子孙组成，祠下分若干房，族长和房长，按祠堂《族规》分别负责处理祠内和房内的大小事务。
  建祠、修族谱、祭祖是宗族内的3件大事，也是族长份内的工作。祠堂是一祠集体议事和举行祭祀场所；《族谱》通常以显著的位置记载“族规”、“家训”，视同族内法典，族长借此约束族众，管理祖业，调处民族内外纠纷。《族规》主要内容有：宗祠、祖坟、宫庙和祖产建（置）于何时何地；强调春秋祀典应有专人专款办理；要尊敬族长，族内大事应由族长主持裁决，族人应协同。族长办理祭祖、造桥、修路等公益事业；维护祖业山场和山界，不使破坏，违者施以杖责，控官究办；族内财务应谨慎秉公，账目必须张榜公布；载明族谱20～30年一修；及时清理续嗣顺序，妥善安置孤寡；房内嗣份缺人，允许本房子侄过继，抱养男孩续嗣；无子有女者可招婿承嗣，无子女者亦可抱养女赘婿（女婿入赘后，要改姓方许祭谱入族）等。
  畲族除《族规》外，还有《家规》。《家规》以蕉城猴盾雷氏宗谱为例：有尊祖宗、孝父母、和兄弟、睦宗族、务农业、崇节俭、善治家、戒赌博、息争讼、敦人伦等十条。其一至三条是处理家庭关系准则，第四条是处理族内人际关系之本，第五条强调立业，第六条强调生活作风，第七条讲家庭管理，第八条是戒赌，第九条讲民事调解，“族中有授受不明，数目不清，先禀族长，听凭公断，
  依旧平心静气复归于好，勿致行苇践履之伤”，强调和平解决族内纠纷，第十条强调夫妻和睦。
  族长除凭借《族规》、《家规》管教族众外，还常以传统惯例即“习惯法”的方式，裁决族内纠纷。如遇偷砍林木罚以扦苗还山，赔偿损失；偷挖竹笋要罚放鞭炮认错；偷宰大型牲畜，受害者有权追回赃款，并扒下偷盗者屋顶瓦片；虐待、殴打妻子，要受“娘家头”舅姑的责罚，跪请恕罪等。
  闽东畲族社区村落偏小，多处在边远山区，又比较分散，历代政府鞭长莫及。因此，其管理长期以宗族制为主要形式。民国在畲族乡村设置保甲后，族长制受到挑战，族长地位有所削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畲族社区设立乡村政权，乡村领导就是族内权威，基本上废除了族长制。
  五、立碑示禁
  畲族的族长理事带有明显的乡村自治性质，明、清时期闽东畲族迁入时间不长，族内自耕农并不多，而佃农只负责向地主交租，没有缴纳田赋的义务，和当地政府间直接发生关系亦不多。因此，畲民也被视为“王化所不及”。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至少在明末，畲民已经开始承担差役义务。南明隆武元年（1645年、清顺治二年），隆武帝和右佥都御史刘中藻有一段对话：“上谓金衢巡抚刘中藻曰：‘选练精兵，可取于苎寮、菁寮、畲寮三项，此议诚是。取用之后，即当给示，免其差徭，仍勉令与百姓相安……’”①这里既然需要“即当给示，免其差徭”，说明此前畲民就已经要服差役，政府也已经对畲族社区负有管理责任：“仍勉令与百姓相安。”清康熙间，畲民迁入人数激增，福宁州各都乡保大量向畲民摊派差役。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因各县乡都“滥派畲民差徭”，知州董鸿勋赐立石碑，“永禁各都乡保滥派畲民差徭”。为闽东官方首次发布维护畲民利益的告示。清雍正间（1723—1735年），旨准畲民“一体编入民籍”。清乾隆二年（1737年），朝廷复颁旨绘画畲民图册进览。清乾隆五年（1740年），对畲民实施“编图隶籍”、“编甲完粮”。当局正式向畲民征收田赋，畲民也开始享受更充分一点的政治待遇。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霞浦知县曹鸣谦根据畲民钟允成等的申述，报请福宁府知府徐元批准，再次檄示各都，不许滥派畲民差徭，借端索贴扰累，并索砍竹木等。并获准立碑，永彰禁示。其碑文曰：“示仰各都乡保人等知悉：嗣后务遵照宪檄，毋得仍前滥派蓄民差徭，借端索贴扰累，并索砍竹木等项，俾得安生业。倘敢故违，许受累苗民指名直禀，以凭掌究。各宜凛遵毋违。”
  康、乾期间，福宁府（州）县，多次发布告示（刻石立碑）禁止“滥派畲民差徭”，这除说明畲民所受盘剥的严重性外，示禁本身，也是清廷对畲族社区实施管理的佐证。
  清嘉庆七年（1802年），福建巡抚李殿图在审结福鼎童生钟良弼呈控“县书串通生监诬指畲民不准与试”一案的饬文中批道：“尔等将版图之内，曾经输粮纳税，并有入学年分确据者，以为不入版图，阻其向往之路，则又不知是何肺腑也！”李殿图这般话是当时畲民“编图隶籍”后和当地汉居民一样“输粮纳税”的确证。政府对畲村、畲民利益持保护态度也是较明朗的。
  清光绪三年（1877年）三月，宁德知县据二都长园村钟振德等呈称，其祖业山场遭匪贼盗砍践踏一案发布《告示》（立碑该村）：“示仰二都长园村附近人等知悉，尔等村内凡有田园山场地的竹木茶叶，各宜派丁轮流看守，勿得始勤终怠。如有匪徒窃取兹扰，尔等协保拿获送县，以凭讯究……”也是用立碑示禁的方法，对畲民的合法权益予以保护。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福建提刑按察使司兼管驿传事盐法道余为告示称：“此种山民（畲民）完粮纳赋，与考服官，一切与齐民相同。”要求“百姓亦各屏除畛域，等类齐观，勿仍以畲民相诟病，喁喁向化，耦俱无猜，以成大同之治”。劝喻汉畲消除民族隔膜，可谓用心良苦。
  光绪三十年（1904年），宁德知县李为因丐帮骚扰七都海潮和赤溪岑田村事发出告示：“如有恶丐到村强乞，任意逞凶，倘敢再犯前情，准该乡民会同地保押送赴县，凭律惩办。”这告示被刻石立于上述两村。可见清代地方政府已实施对畲族社区的管理。立碑示禁，已经成为朝廷对畲村管理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模式和做法。但畲村内具体民事仍听凭各姓族长调解裁决，或由村社组织协调处理。

① 范绍质：《瑶民纪略》。 ① 见《宁德县畲族情况调查》。 ② 《福安县甘棠乡山岭联社畲族调查》。 ① 《福鼎县畲族情况调查》。 ① 《思文大纪》，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