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制度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层面，它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中介。制度文化是人们为适应人类生存、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主动创制出来的有组织的规范体系。制度文化作为有组织的社会规范系统，它既是物质文化的反映形式，又是精神文化的物化形态。制度文化服务与制约着人类的群体活动，在文化体系中具有相对稳定的特性，畲族传统的经济基础是农业型的自然经济，与这一基础相适应的是以血缘家庭、宗法宗族为核心的社会关系，从宗族管理到民间礼仪俗规，畲族传统社会的各项制度无不具有农业宗法社会的文化特性。
  第一节 家庭与宗族
  家庭的产生和婚姻关系、生产力发展紧密相连。由夫妻关系与子女关系组成的最小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共同体，谓之家庭；几个或更多的同姓家庭，由于血缘关系则构成了家族。家族，不仅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而且它本身又是重要的民俗事象，这种民俗事象有它自己独特的功能。畲民族经历了长期的繁衍，主要的四大姓氏为“盘、蓝、雷、钟”。其家族、宗族的观念根深蒂固，长期以来封建的宗族制度与其他民族基本相同，是一种以族长的权力为核心，以家谱、族规、祠堂等方面的规范或活动为手段，是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社会形态。其表现形式：
  第一，通过修家谱划定宗族范围。家谱是宗族的档案，它记载着家庭的世系源流、祖宗基地、族规家法等内容，而且具有别亲疏、明尊卑的意义。
  第二，通过修祠堂乞灵于祖宗。祠堂是供奉祖先牌位，祭祀祖先的神圣所在，也是向畲民灌输宗族观念，宣布家法家规，处理家族事务的场所。
  第三，通过订族规维护统治秩序，族规是畲民必须恪守的行为准则，畲族、家族、宗族制度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满足了漫长封建社会、畲民族以血缘为主的宗族稳定发展。解放以后，虽然作为组织形态的家族宗法制度已不复存在，但家族、宗族文化的影响依然潜在，随着社会文明的程度的提高，畲民族家族、宗族文化中敦厚、质朴、忍让、坚强、善良的传统美德，作为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将为和谐社会构建发挥作用。
  一、家庭组成
  闽东畲族以家庭作为生产、生活和社会组织结构的基层单位。其家庭大多属于一夫一妻制的父系小家庭。畲族家庭，大多是一对夫妻加上未成年的子女作为核心成员组成的小家庭（核心家庭），或再加上前辈老人（夫方或妻方的父母、祖父母），而形成稍为扩大的核心家庭。入迁初期，几乎全是小家庭；定居家族之后，体现封建宗法权威的大家庭逐渐增多。人们把数代同堂、人口众多看作是家庭兴旺的标志。一个家庭里往往由两对或两对以上没有分家的同一代夫妻，加上各自未成年子女和前辈老人，组成多核心的大家庭（联合家庭）。这种大家庭，在白露坑、水漕垅、清水壑、青皎、岚青、塆里、草岗等受封建文化影响较深的大宗族、大村落尤为多见。
  以草岗为例，该村畲族自清乾隆入迁以来，长期都保持大家庭制，直到20世纪20年代，尚有一家四代同堂、人口多达48人的典型联合大家庭。柏洋西坑岙岭雷桂增（向平）一家四代同堂，人口多至22人，直至1989年才分成4家。
  以霞浦县为例：畲族每户平均人口1953年为3.17人，1989年为4.13人，绝大部分都是小家庭。以全县最大的畲族自然村白露坑为例，1989年全村168户635人，平均每户3.8人。每户人数分组统计情况如下：其中每户3～4人的小家庭，占总户数62％，占总人数58％；每户5～6人的扩大核心家庭，占有相当比例；每户7～8人的大家庭，占总户数4％，占总人口8％，而这些大家庭中，有半数以上（4户）是一对新婚不久的夫妻，不便马上分家，实际还存在着不稳定因素。若以世代统计，村中一代之家．25户，占14.88％；两代之家102户，占60.71％；三世之家41户，占24.40％。三代同堂多是独子户，或父母跟随分家后的已婚子女共同生活。没有四世之家。全县诸畲村的情况，亦大体如此。
  二、家庭关系
  闽东畲民的家庭关系与当地汉族相类似，均以平衡的夫妻姻缘关系和垂直的亲子血缘关系组成的。其中，父母子女的血缘关系居主要地位，夫妻姻缘关系是为发展血缘关系而处于从属地位的。但所受封建礼教的束缚，比当地汉族稍为宽松，“家人妇子嘻嘻，各食其力，亦无（少）阅墙之事”，①家庭关系比较融洽。
  家长（家主、户主、当家人）居主导地位，对内主持、统管家庭事务，掌握全家人的命运，对外全权代表家庭参与宗族、村落的社会活动。其意见，家庭成员都得尊重和服从，尤以一些大村落、大宗族、大家庭为甚。家长通常是男子，父亲去世，儿子继承；丈夫去世，儿子尚幼，妻子暂代，儿子成年再继其位。家长年迈，儿子已长成，可以先行接替。畲族比较看重田园山林，把保有祖宗留下的田地和增置田产，看作是家庭事业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兄弟分家时，都要请母舅做“公道人”分配财产。父母在者，可由母舅提留一部分财产，供其生活。父母辞世后，再行分配，或留做父母修坟墓以及每年祭墓时开支，俗称“众田”。然后，给生有男儿的长子留一份“长子田”（一般不得超过全部田产的1/10），要是田产太少，适当照顾一下长子即可。余下由数子平均分配。分配时由抓阄决定，然后立下分家契约，写明权利、义务。兄弟间若发生财产纠纷，由母舅出面裁决。
  在家庭中，仍然有男尊女卑的现象，但没有当地汉族那么严重。宗祀由男子继承，男子有财产继承权，女子一般没有继承权。女儿出嫁从夫居，所生孩子从父姓。但有女无男，留女招赘，宗谱载“无子而产育有女者，即将其女留家招赘，入赘为嗣，此是祖宗血缘，有所遗留也，可入正系图派矣”。赘婿通常要照例改从妻家姓氏，特别是汉族入赘者，更要改姓，所生孩子亦随母姓，以保证这一招赘家庭有父系继承人。无子无女多以侄为嗣，或抱养子女，传宗接代，承继宗祀、产业。抱养女儿而后招赘的相对更多。嗣子、养子、养女及寡妇再嫁所带来前夫所生的儿子，在家庭中的地位与亲生儿女等同。招赘的女婿不予歧视，可以继承财产。
  闽东畲族“男女皆力穑，夫妇同耕作”。妇女劳动与男子同耕同劳，在家庭中的地位比当地汉族妇女高。大多数主妇可参与家庭重大事务的商议、管理，部分家庭实际由主妇当家。丈夫虐待妻子之事件极少发生，而丈夫如果赌博、酗酒等，常常受到妻子的训斥。女子外出对歌或参加其他活动，不受封建礼教约束。在少数畲村，女子还同男子一样，享有财产继承权。有些家庭，甚至留女儿在家招赘，却让儿子出赘别家。有的地方，发生纠纷斗殴，也往往由妇女出面调解、制止。此外，传说畲族祖婆是公主出身，结婚行大礼，新郎要跪拜，新娘则免之。丈夫死亡，妻子不一定戴孝。寡妇改嫁或另招男人“上门”成亲，亡夫的亲戚，一般很少干预。但大部分妇女，在家庭中仍以充当贤妻良母、服侍丈夫为应尽的本分，任劳任怨，逆来顺受。在社会上，一般也不参加祭祖等重大活动，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更不平等。白露坑歌有“当先书语男人传，与尔女人是无缘”之说，据说，从其祖公开基以来，女子就没有读书的。此外，家有男客，主妇只能端茶、端饭，而不能上桌作陪。
  “一家珍重是生男孩”，生男孩普遍高兴、贵重，生再多的女孩也一定要生个男的。过去不少地方“生女留长，余悉溺之”。寡妇再嫁，虽然比当地汉族相对自由，但仍多认为不祥、命贱，多少还受人歧视。长幼在家庭中不大平等。长子有支配财产和继承宗祀的优先权，除痴呆、恶疾、夭亡、无能等特殊情况外，是家长的当然继承人。俗语有“长子阿爷（父亲）职”、“长兄为父，嫂为娘”之谓，兄弟分家，一般“长子不离居”（保留原住屋），或者分得最好的房间，其他兄弟，按长幼依次分配，其余财产也是长子多得，其他兄弟再平均分配。旧社会有田产的，还先留“长子田”、“长孙田”（一般不超过总数的1/10）。丈夫逝世、子幼，财产由其妻子管理。若其妻子改嫁，则由同胞兄弟或侄儿继承或管理；若死者无子媳，其财产则归亲房兄弟继承。一般家庭，老年人不参加劳动，便处于从属地位，不负责家庭管理，年轻一辈的夫妇便居主要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封建制度的解体，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闽东畲族家庭内部关系也起了根本变化，家长制逐渐削弱，民主协商、男女平等、尊老爱幼、团结互助的新家庭关系逐步形成。以血缘关系为家族重心的旧观念，也逐渐向以姻缘关系为重心的夫妻、子女感情融合的新观念转移。旧道德、旧礼仪规范，也逐渐被社会主义新道德新风尚所取代。家庭财产支配与继承，也都随着社会的变革失去了必然的联系。但是，诸如男女双方的财产、地位与身份，对建立夫妻关系的影响；妻子生育与否，生男与生女在家中的不同位置；父权、夫权在家庭生活中支配作用的大小；直系血亲对嫁入的外姓女子的态度和约束等，这几千年的家族封建残余，在社会生活中，还是相当复杂的问题。
  三、宗族组织
  畲村多由血缘相近的同姓聚族而居。畲族的宗族结构分总祠（公祠）、同姓宗祠（支祠）、房（宗祠内子孙派系分支）、家庭4个层次。畲族群众认为“蓝、雷、钟”三姓本为一家人，因而视为同宗。区内畲村珍藏的清代“蓝、雷、钟”三姓宗谱中，均附有“盘、蓝、雷、钟”4姓血脉相承的图表。福安县范坑乡洋坑《汝南蓝氏宗谱》载，“顾我盘、蓝、雷、钟四姓大宗祠肇基于广东凤凰山，与南京一脉相连，建祠之地即吾祖旧址也”，祠内供奉四姓始祖“并列封牌位”。同姓畲族关系更为密切，在宗谱内对同姓著名人物有详尽的记载，同姓畲族不管血缘亲疏都以叔伯相称。至于“祠——房——家庭”的结构方式和当地汉族宗族结构基本相同。即“支祠”是以地域开基祖为首由血缘相近的同姓子孙组成的宗族组织。“房”是以开基祖的各儿孙组成的宗族支派。“家庭”是组成宗祠的基本单位。随着时间推进和子孙繁衍，人口增多，一些村落中原有家庭演进成“房”，“房”升级为“支祠”，“支祠”演进为祠，形成新的“祠——房——家庭”宗族网络。而祠（支祠）往往以建有供族人活动的公共建筑——祠堂作为标志。
  宗族的领袖由年龄辈分决定，房有房长，族有族长，称“父老”，由辈分大、年事高、威望重的族人担任。族长、房长逝世后，在支派内另择合适人选担任，不世袭。族长协调处理族内外、村内外的各种关系，处理宗祠内外社交和主持神事活动，调解裁决族内民事纠纷，财产权转让分配，保管族谱祖图及祭祀用品，掌握族产、兴办公益事业等。特别是宗祠内建祠、修谱、祭祖3件大事，均由族长亲自主持操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族长随封建宗法制的消灭而废除。畲乡民政、民事，皆由村干部负责管理。
  宗谱是一族人文历史的档案文书。畲家有“五世不修谱，乃祖宗之罪人”的提法。宗谱一般隔20年修一次。现各畲村保存的宗谱大多为清及清代以后编纂。清光绪间刑部主事钟大焜编纂的《颍川钟氏支谱》现藏福建省图书馆，为全省钟氏连环谱。畲族宗谱通常由名录、图纪、源流序列、行第排列、公产记载补遗以及附录官府文告等几个部分组成。
  聚居人口在百户以上宗族，一般建有宗祠，畲村祠堂建筑格局与当地汉族同。宗祠的功能，民国九年（1920年）修的甘棠坑源里（坑门里）《钟氏族谱祠堂》说得很清楚：“祠堂之设，原以奉祖牌而妥先灵者也。凡祖龛几案务求其洁，祠前祠后必取乎净，至栋宇墙垣更应随时修整，勿使崩坏。除祭祀、公议、演戏之外，如有寄顿杂物及幼稚入祠喧哗者，共宜斥之。祠堂公项，后人宜蓄积些微，以为宗人登科发甲谒祖需用。”祠堂是供族人祭拜祖先、集体议事、举行公演的神圣场所。据统计：1993年，全区各畲村共有大小宗祠100多座。一年一度畲族最隆重的祭祖仪式就是在宗祠或祖厝或公厅内进行，届时将祖宗牌位、祖图、祖杖等并行陈列，供上香烛牲醴，由族长或房长读祭文，族内人丁逐一拜祭，祈求祖宗保佑子孙平安吉祥。
  四、宗族内部管理
  明代畲族大量迁入闽东后，直至民国时期，族长制一直是畲族社区管理的主要形式。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畲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书对此有较详细的记载。解放前，宁德漈头和南山均有祠堂，一姓一个族长。“族长权力很大，在村里的一切事宜都要由族长决定，人们也愿意听从族长的意见与指挥。在南岗了解到族长由推选产生，村里年长有威望、做事秉公的人就被推举为族长，村中有了什么事情，要族长出来决定，甚至家庭的纠纷，财产分家，都要父老出来调解。父老死后便可以在本村另找一位有威信的、合适的人来担任，并非世袭制的。”①福安甘棠山头庄在民国期间有钟姓祠堂1所，下分4个房，房有房长，族有族长。族长称“父老”，由德高望重的老人担任，平时为群众调解纠纷，主持祠堂祭祖活动。谁家有喜事，就请他饮酒，以示敬老。祠堂过去有举行祭祖活动，近几十年来已不重视祭祖。②福鼎县的调查结合《族谱》记载得更具体：“各姓都有祠堂组织，有族长，族长由德高望重，能说会道的担任。下设理事若干，系公众推举产生，负责经营公众财产，主持祭祀事务，解决内部纠纷。而充任族长的，一般都是‘名门望族’，至少也是小康之家。族长职责，除‘玉成’公务，‘建本村神宇，辑合族谱书’之外，还‘剖析’、‘调停’闾里中的‘睚眦起衅’，还要‘团壮丁，联里甲’。有些族长还拥有地主武装，与官府有瓜葛”。①可见，畲族社区在民国以前曾普遍奉行族长和祠堂制度。通常一姓一位族长（又称父老），由族人推选村中年长、有威望、做事秉公者担任，村中大小事情均由族长决定。对内主持祭祖、修谱、建祠，处理族内有关家庭纠纷、财产继承分配和有关民事纠纷；对外协调祠际、村际关系，维护本族利益。族长逝世后由族人另选有威信者担任，不世袭。
  族长行使权力的依据是祠堂制度和“习惯法”。一姓宗祠，通常由血缘相近的同姓子孙组成，祠下分若干房，族长和房长，按祠堂《族规》分别负责处理祠内和房内的大小事务。
  建祠、修族谱、祭祖是宗族内的3件大事，也是族长份内的工作。祠堂是一祠集体议事和举行祭祀场所；《族谱》通常以显著的位置记载“族规”、“家训”，视同族内法典，族长借此约束族众，管理祖业，调处民族内外纠纷。《族规》主要内容有：宗祠、祖坟、宫庙和祖产建（置）于何时何地；强调春秋祀典应有专人专款办理；要尊敬族长，族内大事应由族长主持裁决，族人应协同。族长办理祭祖、造桥、修路等公益事业；维护祖业山场和山界，不使破坏，违者施以杖责，控官究办；族内财务应谨慎秉公，账目必须张榜公布；载明族谱20～30年一修；及时清理续嗣顺序，妥善安置孤寡；房内嗣份缺人，允许本房子侄过继，抱养男孩续嗣；无子有女者可招婿承嗣，无子女者亦可抱养女赘婿（女婿入赘后，要改姓方许祭谱入族）等。
  畲族除《族规》外，还有《家规》。《家规》以蕉城猴盾雷氏宗谱为例：有尊祖宗、孝父母、和兄弟、睦宗族、务农业、崇节俭、善治家、戒赌博、息争讼、敦人伦等十条。其一至三条是处理家庭关系准则，第四条是处理族内人际关系之本，第五条强调立业，第六条强调生活作风，第七条讲家庭管理，第八条是戒赌，第九条讲民事调解，“族中有授受不明，数目不清，先禀族长，听凭公断，依旧平心静气复归于好，勿致行苇践履之伤”，强调和平解决族内纠纷，第十条强调夫妻和睦。
  族长除凭借《族规》、《家规》管教族众外，还常以传统惯例即“习惯法”的方式，裁决族内纠纷。如遇偷砍林木罚以扦苗还山，赔偿损失；偷挖竹笋要罚放鞭炮认错；偷宰大型牲畜，受害者有权追回赃款，并扒下偷盗者屋顶瓦片；虐待、殴打妻子，要受“娘家头”舅姑的责罚，跪请恕罪等。
  闽东畲族社区村落偏小，多处在边远山区，又比较分散，历代政府鞭长莫及。因此，其管理长期以宗族制为主要形式。民国在畲族乡村设置保甲后，族长制受到挑战，族长地位有所削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畲族社区设立乡村政权，乡村领导就是族内权威，基本上废除了族长制。
  五、立碑示禁
  畲族的族长理事带有明显的乡村自治性质，明、清时期闽东畲族迁入时间不长，族内自耕农并不多，而佃农只负责向地主交租，没有缴纳田赋的义务，和当地政府间直接发生关系亦不多。因此，畲民也被视为“王化所不及”。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至少在明末，畲民已经开始承担差役义务。南明隆武元年（1645年、清顺治二年），隆武帝和右佥都御史刘中藻有一段对话：“上谓金衢巡抚刘中藻曰：‘选练精兵，可取于苎寮、菁寮、畲寮三项，此议诚是。取用之后，即当给示，免其差徭，仍勉令与百姓相安……’”①这里既然需要“即当给示，免其差徭”，说明此前畲民就已经要服差役，政府也已经对畲族社区负有管理责任：“仍勉令与百姓相安。”清康熙间，畲民迁入人数激增，福宁州各都乡保大量向畲民摊派差役。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因各县乡都“滥派畲民差徭”，知州董鸿勋赐立石碑，“永禁各都乡保滥派畲民差徭”。为闽东官方首次发布维护畲民利益的告示。清雍正间（1723—1735年），旨准畲民“一体编入民籍”。清乾隆二年（1737年），朝廷复颁旨绘画畲民图册进览。清乾隆五年（1740年），对畲民实施“编图隶籍”、“编甲完粮”。当局正式向畲民征收田赋，畲民也开始享受更充分一点的政治待遇。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霞浦知县曹鸣谦根据畲民钟允成等的申述，报请福宁府知府徐元批准，再次檄示各都，不许滥派畲民差徭，借端索贴扰累，并索砍竹木等。并获准立碑，永彰禁示。其碑文曰：“示仰各都乡保人等知悉：嗣后务遵照宪檄，毋得仍前滥派蓄民差徭，借端索贴扰累，并索砍竹木等项，俾得安生业。倘敢故违，许受累苗民指名直禀，以凭掌究。各宜凛遵毋违。”
  康、乾期间，福宁府（州）县，多次发布告示（刻石立碑）禁止“滥派畲民差徭”，这除说明畲民所受盘剥的严重性外，示禁本身，也是清廷对畲族社区实施管理的佐证。
  清嘉庆七年（1802年），福建巡抚李殿图在审结福鼎童生钟良弼呈控“县书串通生监诬指畲民不准与试”一案的饬文中批道：“尔等将版图之内，曾经输粮纳税，并有入学年分确据者，以为不入版图，阻其向往之路，则又不知是何肺腑也！”李殿图这般话是当时畲民“编图隶籍”后和当地汉居民一样“输粮纳税”的确证。政府对畲村、畲民利益持保护态度也是较明朗的。
  清光绪三年（1877年）三月，宁德知县据二都长园村钟振德等呈称，其祖业山场遭匪贼盗砍践踏一案发布《告示》（立碑该村）：“示仰二都长园村附近人等知悉，尔等村内凡有田园山场地的竹木茶叶，各宜派丁轮流看守，勿得始勤终怠。如有匪徒窃取兹扰，尔等协保拿获送县，以凭讯究……”也是用立碑示禁的方法，对畲民的合法权益予以保护。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福建提刑按察使司兼管驿传事盐法道余为告示称：“此种山民（畲民）完粮纳赋，与考服官，一切与齐民相同。”要求“百姓亦各屏除畛域，等类齐观，勿仍以畲民相诟病，喁喁向化，耦俱无猜，以成大同之治”。劝喻汉畲消除民族隔膜，可谓用心良苦。
  光绪三十年（1904年），宁德知县李为因丐帮骚扰七都海潮和赤溪岑田村事发出告示：“如有恶丐到村强乞，任意逞凶，倘敢再犯前情，准该乡民会同地保押送赴县，凭律惩办。”这告示被刻石立于上述两村。可见清代地方政府已实施对畲族社区的管理。立碑示禁，已经成为朝廷对畲村管理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模式和做法。但畲村内具体民事仍听凭各姓族长调解裁决，或由村社组织协调处理。
  第二节 村社与保甲
  清末民国期间，境域内各县畲村一度有村社和保甲组织，在官方的授意或直接管辖下实施履行乡村管理之职责。
  一、村社
  清末，畲村成立有“农社组织”。农社俗称“巡洋社”，主要以防盗、防劫、防火等三防为目的。其组合或以村为单位，组成村自卫社；或数村联合，组成联合社。农社由公众推选办事公道、敢于负责、且有一定武术本领和威信者领头；并选拔有办事能力者四五人作为常任理事，加以管理。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经宁德县正堂核准，发给猴盾“巡洋社”执照。清光绪年间，因时局混乱，村人雷成元复出面组织“巡洋社”。后来由于成元办事公道，防盗护村得力，为附近各村所拥戴，合并组织十八村联社，时称“十八社”，成元任社长。“农社”按例每年秋季举行一次会餐，叫“会周”，以总结一年的办社成效，规划安排下年度巡洋、巡庄任务。因此“农社”组织实际成为畲村群众自发组成的村庄管理组织。农社存续期间畲村许多大小事务均由农社出面调解裁决。类似猴盾的农社组织在畲村中普遍存在。
  福鼎牛埕下《汝南蓝氏宗谱》（承祖公传）云：“（公）英姿卓荦，气度雍容，莫若浮柳洋蓝君之卓越恒流也。居名承祖，官章胜云，生平裕，干济之才，凡乡族闾里中有睚眦起衅，欲兴鼠角雀牙者，兄剖析之，调停之。法语巽言，人钦其论。当咸丰辛酉，金钱（会）猖獗，人心汹汹，兄乃团壮丁，联里甲，一乡保固，鸡犬无惊。秦统帅歼除会匪，论功进赏，授加六品军功。论君之齿未臻强仕之年者，考君之业已倾中外之望也！”这里提到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浙江金钱会起义时，福鼎牛埕下畲村就有“团壮丁，联保甲”之举，这“团壮丁、联保甲”，实际也是在组织联社并拥有联社武装，在某种程度上联社和联社武装均受官府节制，故有“论功进赏，授六品军功”一事。可见，“农社”、“巡洋社”是经过官方授权批准成立的民间联防组织，并奉命“派丁轮流看守，勿得始勤终怠”［清光绪三年（1877年）宁德县《告示》］。当时这些畲村民间联防组织，实际上在行使政府对畲族乡村的管理职能。
  二、保甲设置
  民国初期，对畲村管理仍然沿袭清例，实行以宗族和村社管理。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土地革命后，为加强对畲族人民的镇压和防范，在畲族村推行保甲制度，保设保长，甲设甲长。“八都南岗片，1934年土地革命失败后，1936年开始国民党便在这里推行保甲制度和发展国民党员，当时把后岗山、上元、水尾、寒垅和南岗合成一保，分10个甲，派3个国民党员担任正副保长，在群众中敲诈、勒索，无恶不作。畲族人民真是吃尽了保甲制度之苦。”①
  保甲制度抓丁害民，压迫剥削也相当严重：其一是派保甲费，群众不论贫富，每年都要送20～100斤谷子给保长本人，秋收时保长还亲到田头等着要，如果碰上抽壮丁时就不止100斤谷子。二是收房捐，保甲长以收房捐为名向群众派款，群众负担已经很重，可是保长还要从中敲诈剥削。比如原来派100元，保长就要收到150～200元之多。三是办学校费，保长和联保主任常常互相勾结，以办学为名，向群众勒索。每户应出银元1～3元。四是联保税，老百姓每月出1元大洋，一年出12元以负担联保保丁的给养费。《福安县甘棠乡山岭联社畲族调查》记载：“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设置保甲制度，奴役畲族人民，如山岭与西隐村在过去是一个‘联保’，保长是西隐汉族地主官僚，经常来抓丁派粮。缴不完的苛捐杂税，使得畲族人民过着悲惨的生活。有些人甚至背井离乡，让田园荒落，野草丛生，大大地破坏农村的生产力。甲长多为本族的中农或贫农，一般是受保长驱使，大多数没有勒索行为。”《霞浦县盐田乡西胜片畲族情况调查》也有：“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在这里建立保甲制度，进行抓壮丁、派捐等，群众无法对抗，就采取回避的方法，常常露宿山中。保甲长就用封屋、牵牛、不让群众烧饭等手段来胁迫。群众生活困苦，生产也受到影响。”
  民国期间，仅福安县畲族地区就设有吴厝下、廉岭、仙岭洋、王松洋、燕坑、马山、林洋、井口等8个保。保、甲长大多由汉族地主或畲族富户担任，甲长则轮流当。国民党政府利用保甲制度，控制畲民，实行连坐切结，发放良民证，向畲族社区摊粮派款、收取捐税、抓壮丁。“各村成立保甲长，月月派款几多两”，畲民得交纳保甲费等名目繁多的捐税。传统的畲村族长制度受到严重冲击。
  第三节 三明会馆
  三明会馆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福建按察使司“向山民劝改妆束”的《告示》，发到福宁府，各地“山民”代表（多为族长，或其他头面人物）陆续到霞浦城关来领取。当时城里没有畲族专门客栈，代表多感不便，因而动议集资建馆。经分头筹集，第二年在西门外教场头，买下四扇瓦房一座，依照《告示》中“山民”之谓，并仿照当时颇为盛行的“会馆”之称，名为“福宁山民会馆”，专门接待畲族宗人（住宿免费，伙食自办），并在厅堂设神牌，偶有祭祀活动。
  民国元年（1912年），“霞浦县西附城区乡农会”成立，会址设在会馆内。这是当时唯一以“山民”为主体的团体，会馆逐渐成为一方“山民”联络议事之所。时因民国初建，地方建制未健全，新规无循，旧矩难蹈，各地民事纠纷迭起。常在会馆聚会的各地头面人物，倡议把会馆办成真正的同族性团体，对内加强本族团结与联系，对外维护本族利益，作为本民族凝聚与依靠的力量。于民国二年（1913年）春节期间，公举霞浦岚青的雷天何牵头负责，西附城的蓝齐业、蓝萼芬（乡农会正、副会长），田岗的蓝起斌（嘉斌），白露坑的钟学吉，宁德的蓝鸿庚，福安的钟××，福鼎的蓝××等为董事。此举得到浙江云和名绅蓝宝成（又名韶九，清末恩贡、教谕，民初县参议长）的赞同，于次年推荐其刚从浙江政法学校毕业的次子蓝文蔚（喜庚）来霞浦，参与办理有关事务。蓝文蔚认为以“山民”名称稍嫌土俗，依其谐音改“三民”，意为帝喾高辛所赐之盘、蓝、雷三姓之民（钟、李、吴均入赘婿姓。或谓指畲族实际的蓝、雷、钟三大姓）。旋又嫌此与民国“三民主义”之称混同，而改为“三明”——其音乃与“山民”相谐，意则以日、月、星（或为福、禄、寿）三星高照，有纳吉呈祥之“彩头”，遂定名为“福宁三明会馆”，简称“三明会馆”。
  当时，废科举、兴学堂，但畲民上学多受刁难，浙江泰顺、景宁等处，均发生不准畲族学生入学的较大事件。泰顺畲民经蓝宝成介绍，来到会馆请求帮助，蓝文蔚便以“福宁三明会馆”董事律师名义，直接到泰顺起诉，顺利打赢这场官司。影响所及，景宁畲民入学官司亦获胜诉，畲族生员入学问题得到解决，三明会馆声望亦随之震扬闽浙畲区。
  一时，许多畲族宗人纷纷要求加入会馆。至民国五年（1916年）左右，有霞浦、福安、宁德、福鼎、寿宁、罗源、连江、闽侯、泰顺、平阳等10县，蓝、钟、雷、李、吴诸姓2000余人（户），先后成为会员。每户鸠金数角、数元不等，计集银元1000多元，谷物、食品等相当数量。“福宁三明会馆”便成为闽东乃至浙南畲族主要聚居区畲族民间社会公益团体。
  民国八年（1919年）8月，得名绅王邦怀（又名瑾卿、俊民。民初县知事、省咨议会员）帮助，购买下北社乘驷后境（今松城镇旗下街3号）的砖木结构六扇大瓦房一座（分前后二进，占地面积近700平方米）。经修整，前落大厅作为祭祀及重要聚会场所，中庭设大型神龛，安置从罗源大坝头祖祠分灵的木雕涂金大型神牌（“总牌”、“龙头牌”）。上端雕刻似龙非龙之首，正中刻“敕封盘护忠勇王神位”。柱上悬挂金字漆板楹联：“功建前朝帝喾高辛亲敕赐，名垂后裔皇孙王子免差徭”。大厅两侧壁间大书：“盘、蓝、雷、钟、李、吴”。前后落廊庑的其他房间多装修作为客间。门额大书：“福宁三明会馆”（蓝文蔚题）。此后，会馆真正成为闽东及浙南畲族民众联谊以及公共活动的中心场所。
  民国九年（1920年）春节，霞浦西乡、南乡、东乡、附城区以及福安、宁德、福鼎、寿宁、罗源、连江、闽侯、泰顺、平阳、云和、景宁等县均派代表前来聚会，并参加祭祖等活动。祭祖活动极为隆重，由雷天何等董事及各处族长轮流主持，连日分批举行。自此，祭祖成了会馆的一大要事，每年春节必有大祭，清明、七月半亦多有举祭。
  会馆董事，只有蓝文蔚长期驻馆，其他均不常驻，会馆多为“山民”义务服务。族内纠纷，以“都是自己人”调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外则为“山民”做主，代写诉状、代打官司，维护本民族权益。如福鼎浮柳村，畲汉蓝、高二姓发生山林产权纠纷，会馆出面干预，使蓝姓畲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霞浦南乡多起畲汉海埕纠纷，皆由会馆出面而得到解决。
  入住会馆的，多是来霞浦办事或做生意往来的宗人，仍按老规矩，免费住宿、自办伙食。有几位来“福建省立霞浦初级中学校”（闽东第一学府，原“福宁中学堂”）就读的外地畲族学生，常年寄宿该馆。亦有个别无家可归的单身汉，在此落脚谋生。
  三明会馆建立以来，各地宗人不时在此聚会，沟通信息，商洽兴办学校、修建祠堂、架桥铺路和救灾扶危等公益慈善事业。当时会馆经费来自会员捐献，比较充裕，尚能给一些项目以若干资助，个别宗人遭遇天灾人祸，亦可获此救济。
  会馆还是优秀畲歌荟萃与流传的重要场所。董事之一的钟学吉，利用会馆提供的客观良好条件，收集素材，编写歌本，遂有“歌王”之誉，成为优秀的民间文学艺术家。爱歌成风的宗人，住馆期间，亦以歌为乐，大量转抄唱和，致使钟学吉以至白露坑的畲歌，在闽东、浙南等畲区广为流传。
  民国十五年（1926年），发生一起畲汉人命案，董事蓝起斌代理原告，向县衙提出上诉，董事蓝文蔚为“状师”。不料被告通过亲戚买通法医，加之毕业于福建政法学校的县知事郭荦，对蓝文蔚怀有成见，遂致原告败诉。蓝起斌以“诬告罪”反坐，被判处徒刑半年。蓝文蔚极力上诉，亦无法挽回。三明会馆的威望为之骤减。
  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陆军退伍排长林宝琦滋乱，占据县城，自称“自治军”，向地方索饷，山民会馆亦遭劫难，蓝文蔚等逃避出走，常驻会馆的雷新甫等亦全部走散，会馆关闭。不久，海军陆战队从宁德三都派兵来霞剿办，县城收复后，会馆被其占驻。数年后，海军陆战队撤离，三明会馆仍无法恢复活动。
  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在闽东蓬勃兴起，农村土豪劣绅设立“民团”进行对抗，收捐派款，敲诈勒索，并配合国民党反动军队，向革命根据地疯狂“围剿”，进行惨无人道的“清乡”、“移民”，不少畲村首当其冲，加上高利贷者逼债，土匪的骚扰，大批畲民背井离乡，逃至山民会馆避难避债者，常达百余人，厨房不够，四处结石为灶。会馆成了“山民”避难所。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原主持董事雷天何去世，会馆由其子春华（春芸）、其侄春生（春荪）继续管理。
  20世纪40年代初，雷新甫等4户先后住进会馆前落，两户每年向春华、春生交租谷二担，后落的两户租谷减免。民国三十六年（1946年），闽东畲族宗人商议重兴山民会馆，推举霞浦蓝玉轩（原凤平镇镇长）、雷春华、雷春生、蓝兴元（西乡人、保长）、雷金发（福安籍，新甫之子，霞浦中学毕业生）、钟学通（福鼎长岗人）等为董事，并分头发动、募集资金和木材。当年11月，主持董事蓝玉轩向霞浦县政府提交《修建三明会馆申请报告》。业经县长刘仇签署，呈报福建省政府核准在案，成为经官方注册认定的“苗夷民族”（按当时《福建年鉴》之称）“公益团体组织”。经局部修缮馆舍，添置床、椅等零星用具，会馆恢复了对宗人来城膳宿的接待及祭祖等活动，并在神龛增设“本民族抗战阵亡将士灵位”神主牌，追祀其英灵。蓝玉轩常住会馆，各董事亦时有聚会，共谋宗人利益。如霞浦县法华畲民李春荣设网捕鱼，被几位汉人将其渔网夺去，蓝玉轩等以团体名义，致函闾京镇镇长厉亦和，要求主持公道，终责成肇事者交还渔网，赔礼道歉，保证不再重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山民会馆活动基本中止，其房产则由老住户雷新甫等代管使用。唯逢年过节，各地还有些宗人前来拜祖或访问。1966年，“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将会馆的“盘护忠勇王”等神牌焚烧，神龛、匾额、联板等亦被拆毁。会馆完全变成普通民房。现房屋尚存，前后两落还基本保留原有格局。
  第四节 乡村苏维埃政权
  民主革命时期，闽东畲族村驻区苏维埃政府机关3个、乡苏维埃政府政权21个、村苏维埃政权300多个。在各级苏维埃政府任职的畲族干部共500余人。
  一、区苏维埃政府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二月，闽东苏维埃政府下辖9个县级苏维埃政府，42个区苏维埃政府；其中设在畲族地区的区苏维埃政府共3个。区苏维埃政府内设军事、土地、财政、肃反、粮食、交通、文化等部门，负责处理苏维埃政府的各项日常事务。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十二月成立的下南区苏维埃政府隶属（福）安（宁）德县苏维埃政府，其区苏机关驻福安甘棠过洋畲族村。在区苏任职的畲族干部有：财政委员钟廷森、肃反委员钟桂兰、秘书钟廷全、互济会主席雷成灼。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二月五日成立的下西区苏维埃政府，又称溪北区、外西区、梧桐区、番溪区，隶属（福）安（宁）德县苏维埃政府，区苏机关曾驻康厝凤洋畲族村。在区苏维埃政府任职的畲族干部有：区苏主席雷富弟、肃反委员钟申弟、秘书钟廷春、游击队长雷为坤。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六月成立的桐北区苏维埃政府，隶属桐（福鼎）霞（浦）县革命委员会；区苏机关曾驻福鼎浮柳白石村。在区苏任职的畲族干部有区苏主席蓝光养、财政兼交通总站负责人李信郡。
  二、乡苏维埃政府
  闽东土地革命高潮期间，闽东畲族地区先后共建立乡苏维埃政府21个。乡苏维埃政府的工作部门设置和区差不多，通常设主席、财政、粮食、文化、肃反、土地、军事、交通委员和妇女会、共青团、工艺团、互济会等组织。在乡苏维埃政府中担任各种职务的畲族干部有150多人。其中任主席、副主席的分别有：福安大车乡苏主席雷年建、茶洋乡苏主席雷士弟、福鼎瑞云乡苏主席雷阿亨、双华乡苏主席李学金、才堡乡苏主席雷阿文、浮柳乡苏主席雷阿喜、乡苏主席李信章、牛埕下苏主席雷盛敏、宁德猴盾乡苏主席雷林凑、南岗乡苏主席钟雷细、半山乡苏主席雷蓝弟、霞浦县岭头乡苏主席钟进才、副主席钟阿嫩、陈墩乡苏主席雷阿喜等14人。
  三、村苏维埃政府
  民国二十三年（1934）闽东革命高潮期间，90％的畲族村均建立了村苏维埃政府。其中影响较大存在时间较长的有：福安城阳乡楮坪、茶洋、葛藤湾、洋岗头、官洋岗、粗坑、老鼠仓、长潭、纸坪、维岭、茶坑，上白石聚仙岗，甘棠如兰、油西坑、白云庵、田螺园、老蛇岗、杨梅洞、洋溪里、山头庄、笊篱壑、石壁头、?村、刘洋、小岭，溪潭乡马山、大山下、济里、七定、瓜溪，赛岐镇罗里坑、牛坑、丹里、鳌峰，松罗乡古老厝、横牛、孟尾、苍头下，潭头乡鹅山、垄头、祠堂前，穆云乡竹洲山、曲坑、石厝下，康厝乡凤洋、金斗洋，溪柄彩花桥、白梅岭、东山、上金竹坪，下白石松树下；福鼎的大坪头、玉石、龙潭面、大岗头、岭门后、鹿圪、白石、双华、福山、才堡、小华阳、长久昌、牛埕下、瑞云、嵩水；霞浦外西坑、龙潭、五斗、南山、后樟、虎龙坑、过洋、塘下、里马、大贝、茶岗、过洋、青皎；柘洋（荣）郑家仔；周宁过冬、前坪、苎园坪、赤坡楼、陈家山、云门、半岭；宁德上东岗、小桥、天峰亭、后门楼、柏院、九仙、天峰院、巫家山、南岗、葛滕坪、猴盾、半山，古田石桥头等100多个村苏维埃政府。村苏维埃政府亦设财政、军事、粮食、土地、文化、交通委员分管各项具体工作，并设贫农团、妇女会、互济会、少年先锋队和劳动童子团等群众组织和肃反队。据不完全统计，全区担任畲族村苏维埃主要干部的共有500多人。以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二月建立的周宁苎园坪村革命委员会为例，该村革命委员会隶属闽东特委，负责统一领导竹洲山片区各村的革命斗争，村革命委员会设：主席、财政委员、粮食委员（雷成波）、肃反委员（雷太遇）、调查委员、文化委员（雷良俊）、交通委员（雷忠庆）、保管委员（钟寿弟）；8位村主要干部中，畲族占5位。
  附：
  土地革命时期闽东畲族人民的革命斗争①
  施联朱 陈元煦 陈佳荣
  闽东这块有着光辉灿烂的革命历史的土地，位于福建东北部的山区里，包括福安、福鼎、霞浦、宁德、周宁、寿宁、罗源、连江等县180多万人口的地区，其中畲族10万余人，占闽东总人口的5.5％。在这绵亘不尽的崇山峻岭里，千百年来就居住着勤劳、勇敢的畲族人民，他们和汉族劳动人民用血汗滋润了这块土地，用自己的双手把深僻山区创建成美丽富饶的家园。畲族人民和汉族人民在共同劳动中，在反抗封建统治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中，特别是近3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长期、艰巨而又曲折的革命斗争中，结成了深厚的革命感情和战斗①施联朱、陈元煦、陈佳荣合写，载于《民族研究》，1960（4）。
  友谊。整个闽东畲族地区有70％以上都是革命老根据地。根据地的畲族人民在历次的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曾创造出许多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的光辉事迹，对于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在人民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苦难的岁月
  闽东境内，依山傍海，物产极为丰富。但由于长期饱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统治和剥削，造成畲族人民的贫困和落后。1922年后，帝国主义的商品不断倾销到闽东市场来，洋油、洋烛代替了茶油、桐油，洋纱、洋布代替了土布，许多小商业、手工业被挤垮，使农村愈来愈贫穷。作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的根基——封建地主阶级，也加强了对农民的剥削，大量兼并土地。在20世纪初，闽东地区约占总人口7％的地主、富农，占有了总面积约70％的土地，而绝大多数的畲族贫、雇、中农都是无地和少地的。他们大都租种汉族地主的土地，例如罗源县八井乡185户的畲族贫雇农和中农的耕地中有80％是向汉族地主租来的。地租剥削极为惊人，一般占收获量的50％～70％，有的甚至高达80％以上。由于租额高，农民往往因歉收无法缴清地租，地主常为此夺佃，或夺去佃户仅有的少量产业，弄得贫苦农民家破人亡。畲族农民曾流行一句谚语：“种田得稻草，养活了地主，饿死了自家人。”这简短的一句话，道出了封建剥削的残酷性和广大畲族农民内心的悲痛。高利贷剥削在农村也十分严重，宁德县南岗村92户畲族农民，借贷的占总户数的88.1％。地主、富农经常用“贷谷”、“贷款”和“买青苗”等方法来剥削农民，这样也就加剧了农民的破产和地主、富农、高利贷者的集中土地。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超经济剥削，如地主收租时，佃户要设宴款待，稍有不周，即惨遭毒打。地主年年强迫佃户筹办“山租酒”，供地主、狗腿子饱食几顿，这已成为畲族农民的沉重负担。由于种种的苛重剥削，人民被榨干了血汗，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畲族人民除受封建地主的严重剥削外，还遭到反动军阀的残酷统治。闽东的反动军阀对人民的压榨，竭尽了一切毒辣的手段。苛捐杂税多至百余种，税棍、粮胥的足迹，到处皆是，特别是反动的海军陆战队，分驻闽东各县，统掌军政大权，遍设税收机构，搜刮民财，强迫农民把种粮食的土地改种罂粟，大量征收鸦片捐，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反动派为了牟取暴利，乘机敲诈人民，到处开设烟馆、赌场，造成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倾家荡产。
  苛重的赋税、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已使畲族农民陷于破产的境地，再加上连年灾荒，物价上涨，土匪到处打家劫舍，更使畲族人民求生不得，辗转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福安县凤阳村当时有15户畲族农民，为贫穷所迫忍泪吞声出卖了妻子和儿女，钟盛顺兄弟姊妹11人，有6个因饥饿被夺去了生命。全村的贫苦农民，常在青黄不接、无法活下去时，挑着破筐，拉着妻儿逃荒到外地，过着流浪和饥寒交迫的生活。
  畲族人民在经济上是如此的贫困，在政治上也是处在极端无权和被歧视的地位。反动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采取压迫和歧视的政策。如畲族农民挑柴进城求售，常遭反动军队、地方豪绅的欺诈和辱骂，经常无故强夺他们的柴片。畲族的农民子弟根本得不到就学的机会，因此绝大多数的农民都是文盲，地主、富农便乘机伪造契约，霸占畲族人民的田园、山林和家产。这些民族之间的压迫和剥削，实质上是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
  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反动军阀的横征暴敛和土匪流氓的猖狂抢掠，给闽东畲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他们的生活穷困到了极点。畲族人民一般每年都缺粮8～10个月以上，只好以野菜充饥，过着“七分野菜三分粮”的痛苦生活。福安县凤阳村有50户畲族农民，在寒冬腊月天，只着褴褛不堪的单衣，盖着稻草、棕衣熬过严寒的日子。当时闽东的畲族人民曾悲伤地唱着：
  无衣无吃真是苦，床上无被盖棕衣；
  夜里无被难到晓，日里无粮家难归。
  这首山歌深刻地反映出黑暗的社会制度给畲族人民带来的无限辛酸的苦难岁月。正因如此，畲族人民对旧社会是深恶痛绝的，在历次的革命斗争中，群众无不坚决地、积极地投入到斗争的洪流中去。
  （二）畲族人民的觉醒
  在黑暗统治的年代里，处在水深火热的苦难深渊中的闽东畲族人民，曾和汉族人民一起进行过多次的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抗缴捐税和租粮。大革命前夕，福鼎县双华乡没有种植罂粟，但是反动军阀却强迫人民交鸦片捐，激起了畲族群众的强烈不满，他们用木棍、石头殴打前来收税的反动军队。大革命时期，一些受过革命思潮洗礼的革命知识分子，开始在闽东一带传播革命思想，并发动群众展开反收捐税、反豪绅地主的斗争。如1927年，福安县72个村子的畲、汉两族农民在革命知识分子的发动下，曾进行了反对鸦片捐蠹承包鸦片捐的斗争。但是，由于当时闽东还没有党组织，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纲领，因此这些斗争都归于失败。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党及时地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使革命又走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进入了伟大的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创造性地提出在农村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使革命得到迅速的发展。1929年间，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的红军第四军曾三度入闽，开创了闽西根据地，这对于闽东地区的革命斗争有着极大的影响。广大的闽东畲、汉族劳动人民对于革命非常向往，福安县的许多地区都秘密地组织了贫农团，农民们纷纷捐款支援中央苏区和红军。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不久，闽东党组织成立，使闽东革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从此，闽东畲、汉两族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领导者，开始在党的领导下起来进行革命斗争。由于畲族人民受苦最深，同时，居住深山，环境有利于革命活动，因此党组织建立后，就派了许多革命同志深入到福安县的凤阳、连江县的长龙、霞浦县的五斗、龙潭等畲族村，在贫雇农中间扎根串连，培养畲族的革命骨干，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并通过他们去团结广大的畲族贫苦农民。当时闽东革命领导者之一马立峰同志曾培养福安县凤阳村畲族贫农钟阿〓，并派人协助钟阿〓在畲族群众中进行革命活动。
  在党的教育下，闽东畲族人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一个为劳动人民的解放而斗争的党，知道了“只要大伙一条心，就可以不交租、不交粮”。这些“上无片瓦，下无寸地”的贫苦农民在革命灯塔的光辉照耀下，开始看到了光明，他们的心中燃起了炽热的革命火焰，坚决要求推翻压在自己头上的大山，来改变千百年来的痛苦和悲惨的命运。
  （三）从“三抗”、“五抗”到武装暴动
  闽东党组织建立后，就根据群众切身的利益，领导畲、汉族农民展开了“减租”和“抗租、抗粮、抗捐”的“三抗”斗争。1931年春，福安县的溪柄、穆阳、溪北等地畲、汉两族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大规模的反鸦片的示威游行。其他各地也纷纷爆发反对鸦片的斗争。1931年后，党在福安县凤阳、大山下等畲族村建立了贫农团组织，发动群众采取“以拖为抗”的办法抗缴租粮，限制粮食外运。当时，凤阳村有个大恶霸钟得雄公开破坏革命，群众起来杀掉这个民族败类。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进一步提出了“抗捐、抗税、抗粮、抗债、抗租”的“五抗”口号。凤阳村畲族农民经过斗争之后，把全村的1000多担租和2000多元（银元）债款全部抗掉。
  通过一系列斗争，农民深刻体会到革命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也认识到团结起来力量大，他们的阶级觉悟不断地提高，革命情绪空前高涨。赤色农会、贫农团、抗租团、妇女会、儿童团等革命组织在福安县的凤阳、山头庄、小岭，周宁县的苧园坪和霞浦县的青皎等畲族地区，像雨后春笋一般秘密地发展起来了。福安县溪北洋一带几十个畲族村庄全部建立了贫农团与抗租团，山头庄、小岭等畲族村还先后建立了党团组织，加强了革命领导工作。群众自动组织起来，白天由儿童团站岗放哨，晚上由抗租团巡逻，把前来收租的地主逮捕起来，进行斗争。同时派人四处张贴标语和散发传单，使革命声势更加壮大。
  “五抗”斗争开展后，由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引起了敌人的恐惧。国民党集结了各方面的反动军队来进攻革命。各地地主都以“防匪”为名组织了民团、大刀会等反动武装，配合反动军队对革命进行疯狂的“清剿”。为了对付反革命的武装，畲族农民纷纷参加了党所领导的农民武装—红带地，以及赤卫队、游击队。1932年，连江县的游击队曾在长龙等畲族地区活动，游击队的成员中约有一半是当地的畲族农民。
  1933年春天，闽东各地因连年遭受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蹂躏，普遍闹饥荒，群众生活异常贫困，如连江县长龙乡的畲、汉两族村庄被敌人烧抢得颗粒不留，可是地主和土豪却把粮食囤积居奇，乘机抬高粮价，牟取暴利，群众纷纷掀起反抗斗争。在这种形势下，党决定领导农民从“五抗”转为“打土豪、分粮食”的斗争，并把一切斗争都引到武装斗争上来，为早日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创造条件。因此，以“打土豪，分粮食”为中心的武装斗争在闽东广泛展开，到处打入地主恶霸的粮仓，把粮食分给贫苦农民。革命的烽火已经燃遍了闽东山区。
  这一年冬天，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事变，反对蒋介石集团。国民党反动派用大批兵力向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敌人在闽东的防务力量比较薄弱，闽东党便进一步领导各地人民举行武装暴动。福安县甘棠等地的畲、汉两族群众和赤卫队配合游击队共1000多人攻占了赛岐镇，声势浩大，缴获伪民团83支枪，并打开国民党和官僚资本家的粮库、盐仓，分粮分盐给劳动人民，扩大了革命的影响。霞浦县青皎地区的47个畲族、汉族村庄4000多人也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武装暴动，杀死了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地主恶霸30多个，摧毁沿海渔民最痛恨的盐田海关，没收盐田乡严、黄两家大地主200多担粮食，分配给农民，并宣布废债废租，除捐灭税。畲族人民是当时青皎暴动的一支重要力量，参加暴动的13个红带队的26个正副队长中，畲族就有11个。通过这场斗争，严重地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也促进了畲、汉两族劳动人民深厚的战斗友谊。
  （四）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土地革命的实现
  武装暴动之后，革命的暴风雨席卷了整个闽东地区，形势发展一日千里，各地农民纷纷在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反动的政权，建立了红色的苏维埃政权，实现土地革命。福安县的凤阳、山头庄、小岭，连江县的长龙，宁德县的南岗、半岭，霞浦县的龙潭、五斗、草岗，以及罗源县的八井、西兰等畲族村庄都建立了村苏维埃政府。福安县的金洋等畲族村还建立了县、区苏维埃政府（当时安德县苏维埃政府设在金洋村）。1934年春，闽东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红色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是闽东畲、汉两族人民翻天覆地的大喜事，它标志着畲、汉两族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获得解放。许多畲族农民担任了村苏维埃政府以及区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工作，如连江县长龙等7个畲、汉两族杂居村的苏维埃政府主席（蓝依三、蓝如苏、雷乃旺、雷礼旺、蓝礼在、蓝细珠、蓝礼寿等）以及安福县下西区苏维埃政府的主席雷付弟、秘书钟廷春和财粮委员雷进兴等都是畲族。长期以来受尽压迫、剥削的闽东畲、汉两族人民第一次成为自己政权的主人。
  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分田政策，全力转入领导畲、汉两族农民，实现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土地革命。在分田政策中，闽东党规定了少数民族（即畲族）和汉族一样，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许多畲族地区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群众行动起来，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封建势力实行猛烈的冲击，他们烧毁了地主的契据债券，没收了畲、汉两族地主的土地，交由苏维埃政府统一进行评产，按段插标，然后以村苏维埃为单位，按人口进行分配。福安县的山头庄、小岭和罗源县的西兰等村畲族群众每人平均分得土地1亩多，霞浦县的五斗等5个畲族村群众每人也分到水田7分。
  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土地革命的初步胜利，使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凡是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地区，封建势力都受到严重的打击，革命的烈火燃遍了高山深谷。实现土地革命后的畲族乡村，面貌为之一新。到处是锣鼓喧天，歌声载道，畲族农民欢欣鼓舞，喜庆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土地还家。群众在分到土地之后，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同时，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他们也踊跃地报名参加红军和游击队。当时，叶飞同志（曾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领导的红军独立师中，有很多是畲族兄弟。
  闽东苏区和红军的迅速发展，土地革命的急剧实现，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震惊。1934年冬，国民党调动了大批的反动军队，配合反动的地方民团、义勇队共10多万人，向闽东苏区发动了疯狂的进攻，采取了惨无人道的烧、杀、抢、移、捉的“五光”政策来摧残革命根据地。这时，土地革命后的第一年秋收快要到来，党决定领导群众展开保卫苏区、保卫秋收的斗争。畲族人民投入了英勇的对敌斗争中，在每一个村庄，青壮年都全部参加赤卫队，用土枪、红缨枪武装起来，实行戒严，加强站岗、放哨、守卫的工作，监视反革命的活动，并在大路上挖掘壕沟，筑起围墙和拦路坝来对付敌人的破坏。儿童团员、妇女会员和七八十岁的老大爷也全部动员起来，他们同样参加站岗放哨。如遇敌人来犯，则用竹筒、牛角鸣号，或喊“山猪来了”，让赤卫队、游击队做好歼灭敌人的准备。同时，组织了救护队、担架队和建立战地医院，随时抢救受伤的红军和游击队战士；为红军送米、送菜，做草鞋、洗补衣服；冒着生命危险，机智地把信件夹在斗笠里或缝在衣被里，为红军传送情报。
  但是由于敌人在数量上多我数10倍，并有飞机、大炮配合作战。在敌人疯狂的武力进攻下，革命根据地受到了严重的摧残，许多革命组织被破坏，革命干部和群众被杀害。为了保存有生力量，红军主动撤离苏区，转移到敌人力量较薄弱的地区。在红军撤退后，畲族群众仍继续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并采取“坚壁清野”的办法来对付敌人。这时，革命转入低潮，闽东地区开始了三年的游击战争。
  （五）在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中
  在整个三年游击战争中，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军事上采取了种种毒辣的措施，对革命的老根据地反复不断地进行“清剿”。敌人在各个较大的村庄，遍筑炮楼和围墙，驻兵把守，经常进行“清乡”，福鼎县浮柳乡白石畲族村从1936年10月到12月的3个月中即先后受到10次“清剿”。为了镇压革命活动，国民党反动派在畲族地区建立了血腥的保甲制度，实行“连座切结”、“编造户口”、“发良民证”，强迫革命群众“自新”，并且采用了恶毒的“移民并村”政策，把偏僻山区的小村庄烧掉，抢光财物，强迫群众移到大乡村去。敌军所到之处，无不烧杀奸掠，其状惨不忍睹。仅霞浦一县被摧残的畲、汉两族村庄就达71个，有3264座房子被烧毁拆塌，700多人被残杀。革命根据地到处房屋焚毁，鸡犬无声，变成荒无人烟的地区。畲族人民被迫大批逃亡他乡，流离失所，生活陷于绝境。霞浦县的双牛望月、鐤炉和福鼎县的西庵等畲族村经摧残后，一直到建国前夕尚未恢复，许多群众都绝了户。
  在革命低潮时期，反动的畲、汉两族地主阶级也勾结了国民党军阀、官僚对根据地人民实行反攻倒算，重新逼租逼债，收租夺田。连江县洪塘乡的地主，请来了伪八十七师的一个营，长期驻守，向已实行过土改的畲族村不断进行骚扰，达一年之久。福安县穆阳乡的地主威逼凤阳等村的农民交还革命时所抗掉的租债，凤阳村的畲族农民80％以上因此而重新负债累累，过着悲惨万状的生活。人民的胜利果实被反动派夺去了，反动势力变本加厉地统治着畲族地区。
  但是，闽东人民并没有被敌人的残酷镇压所吓倒，他们更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配合红军游击队，与敌人展开了顽强机智的斗争。闽东党组织在严酷的斗争关头，及时正确地实行了战略退却，领导广大群众积极地开展了灵活的游击战争。一方面根据“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游击战争原则，把部队分成几十人不等的许多小的作战单位，分散到敌军驻地去，经常出其不意地战胜敌人。另一方面，党又充分发动群众，实行“白皮红心”的政策，采取一系列正确策略，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来对付国民党反动派政治、经济上的“清剿”。例如驻在霞浦县的国民党军队强迫畲、汉两族民工在西胜、南岗、里马等乡筑炮楼，党就发动群众挖炮楼，砍电线，锯电杆，破坏敌人的交通。1935年冬和1936年冬，国民党曾两次企图把该县五斗、三斗、龙虎岗等村的畲族群众并入福安县，规定“移民”外出要向伪保长请假，出门生产只准带一餐午饭。并在沿途设立岗哨，禁止把蜡烛、电池、食盐、香烟等运到山上，妄想对游击队实行“经济封锁”断绝群众和红军游击队的联系；但是党却及时揭露敌人的阴谋，发动群众上山建秘密楼，挖地洞，并把革命的基本群众移到根据地的边沿地区居住。五斗等村的畲族群众50多人组织了游击队，在山上采取灵活战术，与敌人作战，经常以三五人分一组，分散到敌人驻地去贴标语，镇压收租夺田的反动地主。霞浦县的龙潭和周宁县的苧园坪等畲族村都建立了“土豪厂”，专门关闭土豪劣绅，要他们拿出粮款，解决游击队的部分经济问题。1936年春，福鼎县双华乡的畲族群众3000多人配合刘英同志（闽浙边革命的领导人之一）所领导的队伍，进攻浙江平阳县的反动据点马站镇，缴获了大批弹药。
  闽东畲族人民在对敌斗争中表现得非常英勇，他们在最艰苦的环境中，仍千方百计地设法支援红军游击队，表现了高尚的革命气节。霞浦县五斗畲族村被敌人摧残过5次，全村房子都被烧光，连厕所、牛栏也不能幸免，但敌人要想扑灭群众的革命斗志，根本办不到。该村群众一次又一次地在废墟中搭起草楼，而且经常瞒过敌人的层层封锁线，把粮食藏在竹杠里和草灰、地瓜藤中，送给游击队，并为游击队代买日用品与食盐。革命基点村周宁县的苧园坪单1936年就被敌人烧过3次，畲族群众失去了住所与粮食，但他们坚持革命的决心始终没有动摇。该村畲族共产党员雷成波在敌人进犯时，冒着生命危险，在敌人的机枪火线下，刈断了渡排的绳子，保护了革命同志和全村群众的安全。许多畲族群众直到建国以后，还保存着苏维埃政府的印鉴、通行证、军属证明书、土地证和借据等。他们的心始终向着党，向着红军游击队，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的。
  由于闽东党采取了正确的游击战略战术，和人民群众结成了血肉般的联系，终于粉碎敌人无数次的“清剿”，战胜重重包围与封锁，取得了3年游击战争的重大胜利。经过3年艰苦卓绝的斗争，闽东党保存了革命根据地、保存了党的组织和武装力量。革命力量大大壮大了。1937年底，在全国抗日战争形势的推动和我党的努力下，闽东地区开始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新时期。1938年2月，闽东党派出了1300多名畲、汉两族人民的优秀儿女，开赴皖南抗日前线，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
  （六）英雄的人物、光辉的事迹
  英雄的畲族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始终表现了英勇不屈的坚强意志。在艰苦的革命年代里，他们不怕一切困难危险，坚决跟着党闹革命，为革命事业奔波劳碌，出死入生，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动人心弦的英勇事迹和英雄人物。
  我们在连江县长龙村曾访问畲族革命老前辈蓝元进同志，他在革命低潮时活动在罗源、连江等县，进行革命宣传工作，曾7次被捕，成年累月地被敌人监禁，过着非人生活，但他却屡次越狱逃跑，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在最后一次被捕时，敌人窜入他的家中，用柴棒把他打晕过去，敌人强迫他的妻子和岳丈把他抬到20里外敌人的驻地——下洋，敌人施尽了许多毒刑，如坐虎凳、倒吊、电刑，用竹竿扎指头，用香火烧胸等，而所得到的只是愤怒的叱骂和倔强的沉默。有一次反动派把他关在一个汉族老大娘家中准备枪杀他，但这位老大娘却冒着生命危险把他放走。现在这位革命老同志已经是60多岁了，在人民公社内为社会主义建设劳碌奔走。当他结束了他的谈话时，解开衣裳露出胸脯给我们看当年被国民党反动派烧的疤痕，这不是一般的伤痕，而是荣誉的记录。
  福鼎县双华乡畲族蓝青改同志，在1936年10月被国民党抓到蒲门城内，敌人对他严刑拷打，百般利诱，但是他毫不惧怕，始终没向敌人吐露一个字。惨无人道的刽子手最后把他的心挖出来，但他在就义前还从容地向群众大声疾呼：“我们少数民族一定要起来革命！”并痛骂国民党说：“你们杀死我一个人没啥，今后红军会替我报仇！”群众无不被他的英勇行为感动得流出眼泪，内心中仇恨的火焰燃烧得更加炽烈了。在他的影响下，钟邦基同志（畲族）也以同样英雄的气概回答了敌人。
  畲族妇女不仅是劳动战线上一支劲旅，同时也是革命战线上的尖兵，为革命立下很大的功劳。许多老革命同志无不时刻怀念着这样一位老妈妈，虽然直到现在还不知道阿妈的姓名，但却知道她是福安县和霞浦县交界的暗井下厝坪的一位普通的畲族劳动妇女。在1934年冬，敌人到处摧残革命，许多革命同志被迫流亡，在这种极端恐怖的日子里，阿妈挺身而出，她冒过多次生命危险，受过匪首的百般凌辱，骗过匪徒的搜查，为革命同志盖秘密寮，把革命同志隐藏起来，她像慈母般地抚爱着革命同志，并鼓励自己的儿子参加革命。①
  在福鼎县至今还流传着畲族妇女钟二妹探监的动人的革命故事。钟二妹是土地革命时期党的优秀宣传员和通讯员。苦难的生活锻炼了她，她心中充满了强烈的阶级仇恨。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钟二妹知道了受苦受难的根源所在之后，这些仇恨就成为反抗反动统治者的力量源泉。她深刻认识到只有彻底推翻反动统治，才能获得翻身解放，因而顽强地同反动派进行斗争，不知疲乏地传递着党的许多命令和指示。她的家当时成为革命战斗的指挥部，领导同志经常在那里聚会研究工作。1932年春，她的工作被敌人发觉，有一天敌人尾随其后，企图将她家里的革命同志一网打尽，正在千钧一发的时候，具有高度阶级觉悟的钟二妹，抱定决心，宁愿牺牲自己，决不能让革命领导同志和组织受到损害。在半路上，她机智地摆脱了敌人的追踪，奋不顾身拔腿就跑，顾不得荆棘撕破了她的衣裤、划破了她的手脚，也顾不得敌人射来的子弹，她一心只想着赶紧回家去通知同志们转移。但这时敌人已夺去她丈夫的生命，烧毁了她的家，革命领导同志被冲散了，下落不明。所有这一切，并没有使钟二妹伤心气馁，相反她更增加了对反动派的仇恨，为了党的事业和革命同志的安全，她鼓起了坚强的革命意志，日藏夜出，四处奔走，经受了种种折磨，到处寻找革命同志，两个月过去了毫无结果。有一次她得到了曾与她共过事的一位名叫小叶的女同志被敌人抓去关在桐山的可靠消息，她想小叶同志一定会知道其他同志的下落，于是她剪掉头发，穿上汉族妇女的服饰，以帮人煮饭为名，机智地骗得了看守者的信任，见到了小叶同志，终于重新找到了组织关系。不久，她又继续活动，为革命工作。
  霞浦县南山村一个村苏维埃主席雷成和（畲族）的儿子，年仅16岁，不幸被敌人捉住，胁迫他带路去抓他的父亲，但是这位少年英雄已经懂得怎样对待革命事业，他把敌人诱骗到将军潭，自己跳入河中，壮烈牺牲。这就是在革命烈火中成长起来的畲族少年，这种英雄行为直到现在还为群众所传颂。
  畲族人民的英勇革命事迹是举不胜举的，从以上的几个事例中，可以看出畲族人民在长期艰巨的革命斗争中，对党和革命事业表现了无限的忠诚。这些光荣的事迹，不但是畲族人民也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它将永远鼓舞着我们前进。
  在10年艰苦的土地革命中，闽东的畲族人民，始终英勇不屈地坚持着革命斗争，保持了党的光荣旗帜，他们当中出不少革命干部，对于祖国人民革命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正如前闽东革命主要领导人之一——叶飞同志在闽东老区人民革命斗争历史报告中指出：“在最艰苦最困难的斗争中，少数民族（指畲族）的作用是很大的，他们具有二大特点：第一，最保守秘密；第二，最团结，不管敌人怎么摧残，他们都是忠实于党。”
  土地革命后，闽东畲族人民又和全国人民一样在党的领导下，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终于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赶走了帝国主义，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现在，他们正以加倍的勇敢和勤劳，发扬革命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美好幸福的新闽东奋勇前进！
  第五节 乡村人民政权
  一、畲族乡 1953年2月8日，福安县人民政府遵照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自治实施纲要》的规定，决定在福安第十一区畲族聚居的仙岩乡建立仙岩乡自治区人民政府。其乡域范围东至桦坪畲族村，西至洋坪畲族村，南至仙岭洋畲族村，北至大林畲族村；方圆面积6.75平方公里，畲族495户1745人，畲族人口占全乡总人口的99.71％。仙岩畲族乡自治区政府是福建省内历史上设立的第一个畲族乡自治区政府。经民主选举产生48位畲族人民代表，51位乡政委员和乡长、副乡长、乡农民协会主席等。1956年8月，因区划调整，仙岩畲族自治乡撤销，并入湖坂乡，称仙坂乡。
  1956年12月，国务院正式认定畲族为单一民族。1957年，福安专署根据宪法和上级有关指示精神，贯彻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查清各县少数民族分布等情况制订出建立民族乡方案的基础上，批准建立45个畲族乡。总户数12045户，其中畲族9054户；总人口41989人，其中畲族32044人，畲族人口占乡总人口的76.45％。其中畲族人口占80％以上的民族乡25个，畲族人口占70～80％的有6个乡，畲族人口占50％～70％的有14个乡。民族乡依据民主集中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基本原则组建，并根据当地民族特点和风俗习惯，在行使政权中可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既注重民族团结互助，共同发展生产和各项事业，同时充分体现少数民族自己当家做主的权利，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民族乡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以畲族为主，有一定数量的汉族参加。45个民族乡共有乡人民代表788人，其中畲族613人，占77.79％；乡人民委员会委员456人，其中畲族360人，占78.95％；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57人，其中畲族42人，占78.95％。这45个民族乡中除有7个在罗源县和连江县外（当时属福州地区，现属福州市），其余均在现宁德市辖区内。依次为福安一区（城关）的仙岩，三区（社口）竹岭，四区（穆阳）东南、燕洋、王溪、凤洋、蓝山，五区（溪柄）碧后、茶洋，六区（甘棠）山岭，七区（下白石）林洋、半岭、长山；福鼎前岐区双华、佳阳，桐山区浮柳，白琳区牛埕下、瑞云；霞浦后岗区青坛、鲤鱼山、大墓里、梨坪湾，盐田区西胜、岚关，溪南区牛胶岭，牙城区草岗，溪西区墓仓；宁德城关区雷东、后山，八都区南岗、漈头、新楼、猴盾、北山，霍童区九仙，飞鸾区南山等38个。
  畲族乡经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人民委员会，设民政、治安、武装、生产合作、文教卫生、财粮调解、绿化等工作委员会。畲族乡人委干部以畲族为主，其中正乡长均由畲族公民担任；70多位副乡长中有58位是畲族。1958年9月人民公社化中，农村实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民族乡被撤销。
  1963年，福安专署根据中央关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福建省人民委员会“原在1957年前设立的民族乡，当地少数民族要求强烈的，区划变化不大的，经县人委批准可恢复民族乡的建制”的指示精神，在畲族群众的一致要求下，决定在区内恢复民族乡。成建制的有福安的仙岩、凤洋、山岭、茶洋、竹岭；霞浦的鲤鱼山（恢复后改名马洋畲族乡）、青坛（恢复后改为墓斗畲族乡）、岚头（恢复后改为洋边畲族乡）、西胜9个民族乡；下辖206个自然村、3969户14663人，其中畲族2705户9631人。乡人民委员160人中，畲族106人。此间，政社合一制并存，畲族乡既称畲族乡，又称人民公社；既是畲族乡人民委员会，又是畲族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同年，全区共有畲族26608户100684人，分布区内7个县、52个区、314个公社、675个生产队、2000多个小队。其中纯属畲族的公社3个，大队156个，生产队1882个；畲族人口占50％以上的公社20个，大队118个。全区畲族干部235人中：脱产121人（内县区级29人、一般干部92人），半脱产114人。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撤区建社（大公社），改县、区、乡、村4级建制为县、人民公社（原区级）、生产大队（原村级）3级建制。取消区下属的乡（小公社）一级建制，畲族乡被撤分为若干生产大队。
  198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民族乡问题的通知》指出：“凡是相当于乡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应当建立民族乡。”“建立民族乡，少数民族的人口在全乡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一般以30％左右为宜；个别情况特殊的，可以低于这个比例。”根据《通知》精神，为方便畲族人民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强化畲乡人民当家做主的主人翁意识，促进畲汉人民团结，发挥畲汉人民聪明才智，1984年宁德地区行政公署报请省人民政府批准，在区内畲族聚居地区分别建立14个畲族乡。畲族乡中福安县坂中、康厝、穆云，霞浦县盐田、崇儒、水门，宁德县金涵等7个畲族乡，为人民公社改建，属区一级乡镇建制福鼎县的浮柳、牛埕下、瑞云、双华、佳阳、岔门、象阳7个畲族乡中，除岔门和象阳为新设外，其余5个都是1957年原畲族乡恢复，因福鼎县实行区、乡（大队）、村民小组3级建制，其畲族乡实为行政村一级建制。1987年福鼎县区改乡后，7个畲族乡均改为行政村（村民委员会）。1993年10月福鼎县设立硖门畲族乡，全区有畲族乡8个，畲族乡面积1436.1平方公里；下辖村民委员会182个，村民小组1538个；共42168户175540人，其中畲族9767户42401人，畲族人口占乡总人口的24.15％，乡主干畲族占三分之一。2005年宁德市8个畲族乡行政区域面积856平方公里，下辖4个居民委员会，181个村民委员会，1434个村民小组，共有人口48494户，190678人，其中畲族11523户49153人，畲族人口占总人口的25.78％。
  畲族乡除具有一般乡的职能外，还根据民族乡工作条例行使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民族乡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有关规定，结合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和卫生等事业。”保障散居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保证少数民族人民当家做主，加强党和国家对于民族地区的领导，合理开发利用民族地区的各类资源，缩小地区差别和各民族之间发展差距。
  畲族乡人民政府认真贯彻“保障散居少数民族平等权利”的政策，讲究工作方法，把疏通民族关系，打破历史造成的民族隔阂，调解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纠纷，加强与少数民族的联系，作为当时工作的重点。积极为当地畲族人民多办好事，进行民族成分识别；帮助当地畲族乡村改善饮用水和环境卫生状况；发放救济粮，解决畲族人民生产、生活上的困难，组织货源开展物资交流，方便畲族群众；提高少数民族的地位，贯彻民族平等政策，发展畲族党员，培养畲族干部；根据党的政治协商精神，推选畲族政协委员，加强统一战线工作。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重申解放后所制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性和有效性，重新明确了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和职责范围，进一步阐述新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方针。帮助畲族地区发展各项建设事业，逐步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民族工作根据区情和民族特点采取“一手抓民族经济开发，一手抓发展民族教育”的两条腿走路方针。民族经济开发中，侧重抓好茶、果、林、食用菌生产；在饲养业方面侧重抓好猪、牛、羊、兔的饲养；在加工业方面侧重抓茶叶、粮油、竹木、砖瓦加工；重点扶持民族片村的支柱产业，建立产业基地，推动民族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稳定民族中、小学的教师队伍，给在民族地区工作5年以上的中小学的民办教师考核转正；在边远山区重点兴办一批寄宿制的民族中、小学，在生活上给学生予照顾；分期分批发展学前教育和成人技术教育，促进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和经济开发；优先录取少数民族师范生、农校生和卫校生，注意培养高级技术人才，采取奖励金的办法，鼓励学生进取；改善重点民族中、小学办学条件；对中、小学毕业的落第生集中进行文化和适用技术补课等，均收到较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二、大队、村民委员会
  1963年，福安专区畲族分布较多的大队675个，生产队1433个。其中纯属畲族大队156个：福安87个，霞浦23个（目鱼山、紫称坪、洋尾厝、梨坪湾、罗汉坪、磨石坑、二铺、高山、后洋、洋边、枯岭、七罗洋、吴家洋、茶岗、长坑、后地、墓仓、白露坑、半月里、牛胶岭、南门山、下岐山、坪岭），福鼎县13个，宁德县28个（南岗、水尾、新楼、半山、漈头、高山、北山、施洋、柴坑、猴盾、大坪、炭由头、保安塘、下雷东、上雷东、上金贝、亭坪、金涵、烟亭、后山、中前、黄土垒、南山、可坑里、乌岩、大石、九仙、琴田），柘荣县4个（茶湾、弯里、八定、柯岭），周宁县1个。
  1984年恢复畲族乡后，又先后确定189个畲族人口在30％以上村委会为畲族村委会。其中畲族人口在60％以上的141个。具体是：宁德城南后山，金涵上金贝、廷坪、金涵、琼堂、院后、中前，漳湾雷东，七都漈头、外洋、北山，八都南岗、猴盾、大坪、半山、新楼、韩丹，九都九仙、柴坑、乌坑，霍童小石，赤溪松岭，飞鸾南山、向阳里、新岩、蒲岭；福鼎秦屿财堡、方家山，白琳牛埕下、康山，硖门瑞云，桐城浮柳、岔门，前岐龙头湾、桥亭、佳阳、象阳、双华、罗唇、佳山；霞浦盐田瓦窑头、洋边、二铺、西胜、南塘、尤澳，崇儒新村、上水、霞坪、溪坪、苋下、半路张、岚下，水门茶岗、半岭、大灞、长湖、青澳、七斗岔，三沙东山、单斗、三坪、二坑，柏洋西坑、大岭、阮洋、斗门、一层、茶坑、凤江，洲洋青福、墓斗、岭头、马洋、八斗贝、大沙、七宝洋，沙江大墓里、大坪、龙湾、小马，长春法华，下浒四斗，北壁盘前，溪南南门山、白露坑、后慕；福安市城阳铁湖、白坑、茶洋、纸坪，坂中日宅、林岭、亭兜、和安、彭加洋、井口、后门坪、许洋、大林、仙岩，上白石南山头，溪尾林洋、坎下，松罗后洋、小茶洋、王棣、大坪里，溪柄白沙、东坪、长洋、彩花桥、龙潭面，湾坞坑源、梅洋、寒洋、半岭、岩下、福岭、池头、宝林、半屿，福口坑里坑、潘洋、山里、上山、牛山湾、荣岭头、利岔、大坪、谢岭下、潭头鹅山，穆云上洋、科后、虎头、中沃、外厝、温岩、燕坑、岭坑、王楼、梨田、竹洲、南山、高岭、燕科、溪塔、洋坪，下白石章岭王坑、下赤、金腰带、通湾洋、亨里、秦坎、章坑、坑门，康厝半山、竹沃、红坪、东山、凤洋、长潭、金斗洋、秋岭，溪潭马山、仙石、蓝田、岐山、下庄、瓜溪，甘棠坑门里、春雷云、岭尾、北山、山头庄、小岭、过洋、何厝；古田平湖富达，大桥梅坪，凤都新建；屏南甘棠巴地，寿宁斜滩外洋；周宁咸村云门，玛坑灵凤山；柘荣楮坪茶湾、湾里，乍洋宝鉴宅。1993年，189个畲族村年末乡村户数38361户，其中畲族23785户；年末乡村人口163331人；其中畲族100579人；年末劳动力63129人，其中畲族38983人。畲族村委会主要干部绝大部分均由畲族担任。2005年，宁德共有234个畲族村（居）委会年末户数52267户，其中畲族29880户；年末人口214400人，其中畲族125605人，畲族人口占总人口的58.58％，畲族村委会主要干部大部分由畲族村民担任。
  三、人民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各县实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按照中央人民政府《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规定，区内各县分别组织召开了两届共114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每次会议均由县筹备委员会发聘请书邀请畲族代表参加。1949年底至1950年初，区内畲族聚居的福安、霞浦、宁德、福鼎4县在召开首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时，共邀请13位畲族代表参加会议，畲族代表占代表总人数803人的1.62％;1952—1953年上述4县召开二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时，畲族代表人数增至57人，畲族代表占代表总数972人的5.86％。
  1953年，福安县在第十一区畲族聚居的仙岩乡试验建立全省第一个仙岩乡自治区人民政府。民主选举出的48名乡人民代表均为畲族。1957年，全区建立45个畲族乡（含连江和罗源县的7个畲族乡），选举乡人民代表788人，其中畲族613人，占代表总数的77.79％；畲族当选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45人，占当选县人大代表总数的78.95％。同年，全区畲族当选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329人，县人大代表116人。
  1963年恢复设置9个畲族乡，畲族266人当选乡人大代表，占乡人大代表总数410人的64.87％。同年，福安、霞浦、宁德、福鼎、寿宁、周宁、柘荣7县，畲族当选乡人大代表2591人，当选县人大代表148人，省人大代表3人。1983年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全区畲族当选乡镇人大代表1299人，县人大代表253人。1988年乡镇设人大主席团，主席团设常务主席成员7至11人，办公室配备专职干部1人处理日常事务。1953—2005年全区一至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期间，福安、霞浦、宁德、福鼎4县（市）畲族1400人当选县人大代表，约占同期人大代表总人数13879人的10.09％;2005年宁德市有畲族全国人大代表1人，省人大代表19人，宁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38人；此外有全国政协委员1人，省政协委员5人，宁德市首届政协委员19人。有321人被选省人大代表，有6人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附：
  县人民委员会
  关于建立仙岩等13个民族乡工作总结报告
  （1959年11月17日）
  我县境内什居畲族较多，据最近统计有9866户33438人（男19299人，女14139人），占全县总户数的10.7％，总人口的10.3％。全县87％的乡都有少数民族。
  解放后，由于上级党政的正确领导，我县贯彻了民族政策，新的民族平等、团结关系逐渐形成，旧社会的民族歧视、压迫现象已根本改变。广大的畲民和汉族一样，参加了各种社会改革运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各方面都有一定提高和改善。
  为了发挥少数民族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尊重民族自治权利，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关于建立民族乡若干问题”的指示精神，对相当于乡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方，依照当地民族关系、自然情况、历史习惯、经济联系以及有利于发展生产和各项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等条件，经过本委研究，订出方案，报请专署批准后，从7～10月份先后建立了仙岩、竹岭、燕洋、王溪、东南、凤洋、兰山、碧后、茶洋、山岭、半岭、长山、林洋等13个民族乡。
  从这13个乡来看，计有216个自然村，5176户18157人（男10495人，女人7662人），包括汉族1301户4340人，已建立民族乡的畲族占全县畲族总人口的41.3％。除仙岩乡都是畲族外，汉族占3％～9％的有4个乡，16％～28％的有3个乡，32％～45％的有5个乡。现有耕地面积22845.2亩，农田3845.09亩。高级社50个1617户5633人；初级社53个742户2560人（入社农户占民族乡总农户的45.40％），共产党员157个，共青团员454个。
  民族乡政权是依据民族集中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原则建立起来，在县人民委员会统一领导下，根据民族特点，使用当地民族通用语言，行使职权，发展当地的经济、文化事业。为尊重境内各民族人民的平等权利，民族乡人民代表大会、人民委员会除以畲族人民为主组成外，还有适量的汉族参加。根据这13个乡统计，有人民代表258人，其中汉族57人（占22.1％），有乡人民委员会委员135人，其中汉族28人（占20.7％），有正、副乡长36人，汉族占6人。
  民族乡名称，是以民族名称冠以地方名称组成。如“福安县仙岩畲族乡人民委员会”。
  民族乡的建立，进一步提高了他们政治思想觉悟与工作热情。
  （下略）
  再次，进一步加强了汉、畲民族之间的团结。
  （下略）
  从整个工作中看，尚存在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在今后工作中注意加以解决：
  首先，深入、广泛的宣传民族政策工作还不够，妇女很少参加开会。少数乡由于当时工作繁忙，作法也较粗糙，只注意吁对少数民族教育，而忽视对汉族的宣传。因此，今后还必须进一步的全面贯彻民族政策，在彻底克服大汉族主义思想的同时，还要注意克服和批判地方民族主义的思想倾向。
  其次，有的民族乡共青团、妇代会、民兵等系统组织尚未健全。个别乡分乡后缺额干部还未补上。这些都必须结合中心工作，抓紧把它健全起来。对于这次没有当上乡主干的一些少数民族积极分子，还要加以培养、教育，提高工作热情。克服他们中某些人看不清民族发展前途的悲观失望思想。对落选的一些乡主干，必须注意适当安排。
  第三，有些乡分开后，公共财产和合作社中的财务等还未进行适当处理，因此，应该根据原有乡财情况，发扬团结友爱精神，由双方进行协商解决。
  第四，个别地方少数民族不愿叫畲族，认为称畲族，汉族还会骂他们为“畲客”、“畲婆”。因此，还应向他们详细说明畲族来源，使汉、畲族人民对畲族名称都有正确认识，同时在汉族和畲族人民中还要进行民族平等团结、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的教育。逐渐消除群众中的旧思想意识。
  第五，少数民族地区中村落分散，交通不便，接触新鲜事物较少，文化、卫生还是落后，尤其文盲很多。全县除原有民族小学28所外，今年还增设了26所民族小学，有些校舍还计划加以修理，并已建立文化站两个。这样畲族地区的文化面貌就得到很大改观。但对有些疾病还未根治。因此，今后应该逐步满足他们合理的要求。对于现有的学校，还必须加以巩固提高，有些校有条件设立高小班的，应该设立。
  第六，解放以后，少数民族地区虽经人民政府大力扶植，发展生产，生活有了提高，但还有很多困难。
  第七，我县原计划建立14个民族乡，现在廉岭乡汉族并乡尚有问题未曾建立。目前还有7个地区少数民族要求建立民族乡，其中除3个条件基本不够可予解释，两个可以改名外，尚有3个乡需要增加编制须待研究解决。
  第八，民族乡干部多属新选任的，领导经验较差。因此，必须派得力工作组加强领导。目前兰山、燕洋两乡还没有党支部；长山、林洋乡汉族占1/3以上，副乡长却设1人。个别乡民族的有个别乡政主任委员还不是人民代表，今后必须注意培养汉、畲族领导骨干，提高其政治理论文化水平。通过这次社会主义大辩论后，进一步巩固了民族地区的合作化，使畲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祖国民族团结的大家庭中，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为民族的繁荣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福安县建立仙岩乡畲族自治区工作总结
  （1953年3月25日）
  我县为了开展少数民族工作曾组织少数民族干部进行学习民族政策，遵照上级人民政府的指示，特择定十一区仙岩乡为重点订出计划，配备干部两人，于1月27日下乡进行工作至2月12日止结束，历时5天。通过这次建立自治乡树立了畲族群众当家做主人的思想，从而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提高一步。兹将该乡建立自治区工作总结如下：
  （甲）一般情况
  （1）自然情况：仙岩乡纯粹畲族，全乡计有16个自然村，即大林、七花垅、楼前、上和庵、下和庵、白岩下、刘田、和庵对面山、白石岩下、洋坪、仙岩下、叠石、南垅、仙岩洋、仙岩对面山等，在土改时分为四个基点。全乡计有450户1410人，男900人，女510人，姓雷的群众61户，姓蓝72户，姓吴两户，姓钟318户。成分：中农25户，贫农424户，富裕中农1户。该乡在土改前合在湖坂乡，因此畲民积极性未能发挥。自1952年5月单独立乡后他们便大大地发挥了积极性，产生了劳动模范1个，宣传模范1个，转业军人模范1个，民兵模范4个。其次参加县常务委员1个，参加中央国庆观礼代表1个。
  （2）组织情况：解放后进行了各种运动，革命群众得到翻身，从而政治觉悟提高，全乡建立1个党支部（共产党员5人），一个团支部（青年团员30人，其中女性为3人），有民兵中队部1个，参加民兵85个（内基干民兵35人），宣传站1个，有宣传员30个（其中女性3人），全乡农民均已参加农会。这是乡里的基本组织情况。此外，通过1952年爱国增产运动，组织劳动互助组39组，男628人，女451人，合计1079人295户。乡干部方面一般均能纯洁，其中只有5个当过伪甲长，但是他们在国民党统治时是被迫担任的。
  （3）政治情况：全乡任过伪保长的4个，伪甲长36个，伪保队副两人，当过国民党兵的有11个（解放后镇压反革命时伏法保长1个）。
  （4）经济情况：在国民党统治时他们受着抓丁、掠夺、苛捐、什税等压迫及地主阶级高利贷剥削和大汉族的歧视，抬不起头，终年辛苦劳动，不能解决温饱。
  解放后进行了土改，农民拿回了地主的田1922.23亩，每人分得1.5亩（农地亩数未计在内，每人平均数包括农地在内）。此外，全乡农民还有松山15740亩，杉山1652亩，竹山20.4亩，茶山237.3亩。加以人民政府的领导和扶助生产，大大地鼓舞了畲民生产积极性，尤其是1952年的爱国增产运动，全乡男女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开展生产竞赛运动，土地深耕细作加工加肥后获增产。因此畲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如雷石宝，在国民党统治时全无土地，自己当过雇工做过乞丐，吃的是苦菜粗糠，生活极端困贫。解放后，分得3亩土地，进行精耕细作获得增产，添置了毛衣1件、衣服8件、裤子4件、鞋4双、袜4双、面巾5条，此外，粮食可吃全年。目前全乡新建房子13座，修补的3座，提高群众的生产信心，在去年冬季全乡存入预构肥料谷63担，给1953年的生产打下良好的基础。
  （5）文化方面：该乡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全无求学的机会，造成全乡文盲。解放后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开办小学1所学生124人（男97人，女27人），速成识字班1所学生70人（男58人，女12人）。1952年冬季，政府替他建筑新校舍1座，畲民文化初步开展，如钟石和过去只认得10多个字，现在已认了1000多个生字。
  （6）干群在建政思想情况
  （下略）
  （乙）工作过程
  整个建政的过程可分如下几点来说：
  （1）工作方法：（上略）工作组到达该乡后，首先召开了乡扩大会议，对他们的思想进行分析、批判、教育，而后说明建政意义，结合生产工作（清积肥、兴修水利、垦复茶园、备战），提出“如何围绕生产中心工作来进行建政工作”给各干部作充分的讨论，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筹备委员会，有宣传乡长1个、农会主席1个、民兵副班长1个、团支书1个、民政委员1个、妇代会主席1个、妇女代表1个、生产委员1个等17人组成（乡长参加省优抚会不在乡），研究后订出建政工作计划，进行分工包干宣传和搜集群众意见。大家情绪很热烈，信心很高。（下略）
  （2）宣传：为了贯彻民族政策，使建立自治乡意义达到家喻户晓，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我们首先召开全乡宣传员会议，研究了宣传的三个主要内容：一为民族政策；二为为什么要建立民族自治乡；三为人民代表的资格和条件。围绕着这个内容并结合宣传生产土作，提出建立自治乡才能领导好生产，改善生活。为了使全部内容都能宣传下去，将抄发宣传提纲给各个宣传员作参考，宣传内容决定后大家又讨论，用什么方法宣传才能做到树立群众当家做主人思想，使大家明确而后分头下去。
  自乡干部宣传员下去后分别召开了群众会、妇女会、青年团员会、小型座谈会，个别谈话及运用黑板报、广播筒、民校速成班等，大力进行宣传，树立了群众当家做主的思想。（下略）
  （3）划分选区产生代表：
  ①召开筹备委员会，学习讨论人民代表的资格（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赞成共同纲领、年满十八岁者，除患神经病及剥夺政治权利者外不分性别信仰均可当选代表）条件，（A）常年劳动（包括体力脑力劳动）；（B）热心为人民服务；（C）为人正派公道，能和群众联系，而后按该乡实际情况及习惯划分4个选区，决定10户左右选举代表1个，经过讨论研究后大家分头下去进行宣传及选举。
  ②选举方式：按选区召开群众会，继续贯彻代表资格及条件，响亮提出“选好代表才能办好全乡事情”，而后分组讨论。根据群众意见，为了慎重起见，大家提出用投票法进行选举，计全乡选出居民代表48个，贫农43个，中农6个，其中妇女占11％；为广泛起见，将邀请青年代表两人，军属代表1人，计邀请3人占7％。这次选出的代表很好，在48个代表中有转业军人模范1个，民兵模范两个，劳动模范1个。
  （4）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该乡计召开过两次人民代表会，第一次主要是人民代表会的成员听取和审查乡政府工作报告，酝酿乡政府委员候选人讨论生产，第二次人代会主要选举乡长及委员并布置生产工作。
  ①召开第一次人代会：由筹备委员会主持召开第一次人代会，参加人数有50人，搜集提案计有17案，首先由副乡长将7个月来的工作成绩和缺点汇报给代表们讨论检查提出意见；乡政府领导群众开展爱国增产运动及冬耕翻土挖稻根获得生产模范乡称号；在交纳爱国公粮时又获得模范乡称号，得到奖励；通过运动培养了4个民兵模范、1个劳动模范、1个宣传模范、1个转业军人模范，这是全乡的成绩，但是也有缺点。（下略）
  ②召开第二次人代会，主要是选举乡政府委员。通过乡政府的工作检查，群众也明白了，哪个干部好，哪个干部坏，哪个干部积极，哪个干部落后，代表们根据群众的意见提出15个候选人进行选举，选出乡长1个（即旧乡长因工作积极连选连任），副乡长1个（农会主席），并选出委员9个，计11个（乡长即转业军人模范，委员中劳动模范1个，宣传员模范1个），贫农10个，中农1个，党员3个，团员3个（其中妇女1人）。选举方法：在选举中有的同意投豆，有的同意投票，结果愿意投票的多数，因此采用投票方法，分为二次选举。先选乡长、副乡长，后选委员。这时大家均很慎重，认真负责。经过选举后，根据各委员不同优势分配不同工作，具体分为民政、财粮、武装、文教、生产、卫生、调解、优抚等8个经常委员会及公安委员。
  ③召开乡政府委员会会议，以村为单位研究邀请了各种委员40人（其中女性6人），根据工作需要最多的委员会11个，最少的5个，为了便利领导，各村均有委员，聘请后通过向群众宣布成为正式委员。
  （5）召开乡政府委员会会议并建立制度：召开乡政府委员会会议，明确分工，宣布各委员的职责，让大家讨论，使他们明确自己的业务，然后学习乡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充分发扬民主，订出如下的制度及工作计划：
  民主制度：
  ①乡政府委员会每10天召开1次会，各系统委员会每15天召开1次，每次乡政会议要检查上次工作及布置下次工作，并要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
  ②乡政府一切重点工作要通过各委员进行讨论明确分工。
  ③每月上旬召开人民代表会1次，向代表会报乡政府工作，尊重代表意见，充分发扬民主精神。
  ④乡政府开支按每月公布1次。
  ⑤乡长、财粮、武装3人每月轮流值日1星期，其他委员1天至3天。
  ⑥以上制度每7天检查1次。
  干部公约：
  ①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毛主席、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
  ②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保证遵守国家颁发法令。
  ③接受人民的意见和批评，及时纠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④密切联系群众，团结干部，对人态度要和气。
  ⑤听到群众对某些干部的反映应采取关心的态度来帮助同志。
  ⑥加强文化政治学习不断提高政治文化水平。
  工作计划：
  ①按时执行汇报制度，5天向区作1次工作汇报。
  ②经常检查环境卫生及优抚代耕工作检查。
  ③正确执行政府政策法令。
  （④加强治安防匪、防特、防空、防赋及护林爱畜工作。
  ⑤加强领导互助组发挥互助合作力量做好兴修农田水利、积肥等工作。（下略）
  宁德县人民委员会关于建立民族乡的工作报告
  （1957年11月29日）
  一、建立民族乡基本情况
  宁德县主要民族成分除汉族人口最多外，有畲族3150多户，1117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数6.4％强，多半聚居在山区、老区，人口分布较为稀少，与罗源、周宁、福安等县交界，地区交通非常不便，大部分村庄离城50～100里左右，离集镇也要10多里以上。分布在5个区的323个自然村，其中畲族聚居相当于乡级行政单位有9个村庄（原有漈头乡全是畲族聚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关民族问题的规定”和“国务院关于建立民族乡若干问题的指示”及福建省民政厅通知，由于地、县委党政领导，对民族工作的重视，为了进一步贯彻民族政策，巩固和加强民族团结，更好地适应合作化发展的需要和保障少数民族当家做主愿望，便利少数民族人民管理自己的内部事务，发挥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有利发展生产的目的，结合各地区实际情况，本着增产节约与便于领导便于生产原则，在县委统一领导下，于今年6月派出民族工作组到后山民族地区结合农村中心工作进行划乡试点工作，取了经验之后分三批开展，到10月底全部完成。以少数民族聚居地方为基础，包括一部分杂居的汉族居民区相当于乡的地方建立民族乡的精神，从原来金涵、闽坑、六都、仁厚、色贵、九都、上塘、飞鸾、际山等9个乡划出少数民族村，一部分汉族杂居在少数民族邻居的地区新建立了后山、猴盾、北山、南岗、新楼、九仙、雷东、南山和原漈头乡改称为畲族乡，共9个民族乡，经过召开民族乡的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了畲族人民委员会和改称漈头乡为畲族乡人民委员会，其民族乡的人民委员会成员都是以少数民族人员为主要成分组成。
  新建立和改称的9个民族乡有102个自然村（其中畲族有66个村，汉族有13个村，畲汉族什居的有23个村）2324户，占全县总户数4％,8173人，占总人口4.54％，其中单畲族1917户，占全县畲族总户数58.17％,6854人，占畲族人口数61.26％。汉族参加民族乡的有407户，占民族乡的总户数13.3％,1319人，占人口数的16.13％（其中汉族占民族乡总人口10％以下的有两个乡，占20％以下的5个乡，占30％～40％以下的有2个乡），而民族乡的汉族代表却占17.62％，其干部也有一定的比例人数参加民族乡工作。（附表略）
  二、建立民族乡是畲族人民迫切要求
  （略）
  三、建乡中因经验缺乏，在进行工作中存在了一些问题
  （中略）
  乡的族称问题：由于解放前受到统治阶级的残酷的压迫和一部分汉族人的侮辱，感到难堪，特别是妇女，解放后虽已无人再加以“外号”了，但思想上仍有所顾虑，对于“畲族”的族称，从字眼上没有意见，但对言语上认为不好听，因而群众不同意称为“畲族”，虽经多次教育解释，但尚未宣传搞通（我们只采取先发公章不挂牌子方式），这需要当地工作组党支部再经过一个相当时期的工作，达到思想上解决。
  福鼎县建立民族乡工作总结报告
  （1957年11月30日）
  一、情况
  全县少数民族现有4512户，总人口有15689人，占全县总户数0.65％，占总人口0.6％多，少数民族分布有8个区73个乡3个镇，都是居住在山区，人口虽然不多，但面积很宽，根据国务院建立民族乡精神，结合本县实际情况，在前岐区罗唇乡增划出双峰民族乡，照蓝乡增划出佳阳民族乡，镇西区柯岭增划出浮柳民族乡，白琳区水郊乡增划出牛埕下民族乡，秦屿区瑞云乡增划出瑞云民族乡（原瑞云行政乡改为东稼洋乡名称），共建立了5个民族乡，分布地区有行政村22个，自然村75个，总户数有1721户，总人口有6246人，其中畲族有1238户4571人，占总户数7.2％，占总人口73％（略）。
  二、建乡过程
  第一工作组到乡后，首先向当地中心工作组、党支书、乡长说明来意和划乡意义目的，取得了大家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初步研究出划乡方案，然后在党支部统一领导下进行具体分工，通过领导当前生产，了解两族干群思想情况。
  （一）畲族干群思想
  1．有要求建立单纯民族乡的；
  2．有的认为办民族乡后生产与生活等困难问题政府都能得到解决，例如畲族群众反映办民族乡后我们子女入学也不要学费等等；，
  3．有部分畲族仍并行政乡，想不光荣将来吃亏。
  （二）汉族干群思想
  1．怕并入的民族乡吃亏；
  2．怕并入的民族乡畲族中干部占多数，怕畲族干部办事不公道不管汉族事情；
  3．怕并入民族乡后民族干部开会用本民族语言听不懂会吃亏；
  4．怕并入民族乡便成缺粮乡（社、队）少吃粮，少数民族土地贫脊，山高水冷，产量提不高，赶不上行政乡吃粮。
  根据上述思想情况，由党内到党外由干部到群众，通过召开各种小型座谈会、代表人物座谈会、群众大会等大力开展宣传民族政策，说明划乡目的和畲族名称的光荣性，批评过去轻视畲族名称错误认识，并针对个别村思想不通的，则利用群众中最有威信的代表人物进行宣传教育，例如罗唇乡炮脚村畲族当时思想不通，不愿合并汉族乡，经过了解，该村社长、会计在群众中最有威信，因此通过他们两人进行工作，结果该村干部群众都没有意见，表示很满意。又如双华乡北坑头村20多户汉族不愿合并民族乡，通过各种小型人物代表会、群众大会等，通过这样一系列教育，干部群众思想顾虑基本消除，最后该村干部群众扭转欢迎合并了。民族乡基本消除了他们思想顾虑积极性有了大大提高，如佳阳民族乡通过建乡后，全乡公粮任务一天完成了98％，在发动基础上通过扩干会成立临时支部产生筹备委员会。
  其次，召开党支部和筹备委员联合会议协商研究代表补选名额，根据全县5个民族乡原有人民代表89名，其中畲族63名汉族26名，各选区都有，一般是合理，但某些选区根据民族乡选举法的规定畲族人口比例选举有些地区不够合理，有的乡缺乏单数不合选举法规定，经协商提出代表候选人名单交选民讨论选举，据5个民族乡统计增选22名代表，其中畲族选19名，汉族增选3名，紧接各代表选举结束时以党支部为主吸收筹备委员和其他代表人物参加的联合会议，提出乡长、副乡长、人民委员会委员选举初步名单，一方面出榜公布，一方面应用广播筒进行广播，一方面小组会宣传等大力组织全体选民进行讨论提出意见，根据多数选民意见初步确定乡人民委员会名单，接着召开全乡人民代表大会进行正式选举，据5个民族乡统计共补选乡长4名，乡政委员33名，其中畲族23名，汉族10名。
  第六节 党团组织与干部培养
  一、中国共产党组织
  1930年，中共福安县委委员马立峰到该县凤洋畲族村一带开展活动，培养积极分子，发展畲族党员，不久建立中共凤洋支部，为闽东畲族地区第一个畲族村党支部。钟阿〓是区内最早的畲族党员之一。1933年3月，马立峰、施霖深入霞浦杯溪一带发动武装斗争，发展党员，建立中共里马支部，8月建立青皎支部，是霞浦畲村早期党组织。1934年2月福鼎畲族村第一个支部——双华支部成立；同年6月，宁德县（现蕉城区）第一个畲族村中共党支部——葛藤坪支部成立。1930年到解放前夕，全区畲族村共建立中共支部56个。其中福安有凤洋、满洋、外洋盾、白云庵、茶洋、上半岭、前洋、竹洲山、老鼠朝仓、粗坑、茶坑、纸坪、孟尾、石合、山头庄等党支部15个；霞浦县有里马、青皎、过洋、大贝、茶岗、塘下等党支部6个；福鼎县有双华、长久昌、瑞云、牛埕下、刘庄、龙潭面、才堡、大岗脚、屋斗、薛家栏、桥亭鹿坑、坑门内、大坪头、浮柳、罗唇等党支部15个；宁德县有葛藤坪、南岗、东岗、八斗、半岭、林口、乌坑、九仙、半山、天丰亭、巫家山、后门楼、天丰院等党支部13个；柘荣县有郑家仔畲族村党支部1个；周宁县有苎园坪、过名、前坪、赤波楼、云门等党支部5个；古田县有石桥头畲族村党支部1个。据不完全统计，民主革命时期，全区共有畲族中共党员453人。其中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261人，抗日战争时期40人，解放战争时期152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闽东各县在农村大力建立中共党组织。先在福安仙岩畲族乡试点，物色对革命工作积极的畲族村民5人为积极分子，通过内查外调，符合条件后，吸收入党。随后成立支部，成为畲村工作的领导核心组织。
  1956年底，各畲族乡都建立党支部，各支部把培养发展畲族党员列入议事日程，吸收经过考察符合条件的畲族优秀分子入党。全区共发展畲族党员989人，其中女党员27人。全区畲族党员，占农村人口的0.88％。1962年，全区有畲族党员1077人。1963年，全区各县有畲族党员1325人，其中福安428人、霞浦365人、福鼎247人、宁德206人、周宁24人、寿宁30人、柘荣25人。1965年，福安和霞浦两县共有畲族党员人数707人，其中福安446人，霞浦261人。1966年福安专区共有畲族党员1121人，其中福安426人、霞浦276人、宁德207人、福鼎113人、周宁23人、柘荣28人、寿宁48人。
  1976年底，福安、宁德、古田3县有畲族党员1722人，其中福安1248人、宁德394人、古田80人。1982年福安畲族党员雷长梅当选为中共十二大代表。
  1987年，全区开展以“统一思想、调整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为中心内容的县、乡、村三级整风活动。经过整风后的畲族共产党员共4238人，占全区党员总数的5％。1987年闽东电机厂干部畲族党员雷春美当选为中共十三大代表。2005年全市8个畲族乡均建立有中共乡党委，225畲族村均建立有中共党支部。同年全区有畲族党员4600多人。
  二、共青团组织
  1933年，福安采花桥畲族村成立了闽东畲村第一个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畲族青年钟茂金担任团支部书记。1933年闽东土地革命高潮期间，畲村普遍建立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
  1950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福安地方委员会分别在福安仙岩、霞浦草岗（今茶岗）畲族村搞建团试点，发展团员，成立团支部，而后在全区逐步铺开。同年，霞浦青坛乡发展团员115人，其中畲族64人，占畲族青年总数的38％。
  1956年底，全区畲族团员1265人，占全区团员总数29068人的4.35％。1957年全区畲族青年2.4万人，年底有畲族团员2400人，占畲族青年数的10％；有70％以上畲族青年团员担任社员干部，有团省委、团县委委员5人。
  1963年，全区分期分批开展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动男女青年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办俱乐部，建立文化娱乐活动阵地，学雷锋，树标兵，开展争做“五好青年”活动；上团课，做团外青年思想工作。同年，全区畲族团员2185人，其中福安662人、霞浦762人、福鼎358人、宁德332人、寿宁19人、周宁25人、柘荣25人。
  1964年，全区共有畲族团员2751人，占同年全区团员总人数53120人的5.18％，其分布为工业系统14人，农业2697人；在文教系统的仅23人，商业金融业6人，机关9人，街道2人。同年福安金坛畲族大队团支部书记雷少萍（女）当选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65年，全区畲族团员增至3126人，分布结构无大改变。1977年，全区共有畲族青年5400人加入中国共产义青年团组织。福安虎头畲族大队团支部书记吴梅英（女）当选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80年，全区畲族团员4998人，其分布为工业49人、交通邮电1人、农林业4587人、商业金融16人、文化教育320人（其中大专学生23人，中专270人）机关14人、其他系统11人。其团员分布在农村人民公社最多有4558人，占97.9％。同年有畲族团干部16人，其中团地委副书记1人、干部两个；在团县委任书记1人，副书记两人；公社团干9人，学校团干1人。1982年，全区团支部，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团组织建设。全区拥有畲族共青团员4004人，占全区团员总数的4％。各团支部开展“四评比”活动。即比做党助手的工作成绩，比做好人好事的次数，比参加阵地活动的人次与项目，比发展团员的质与量。霞浦茶岗村畲族青年蓝德生工作、生产出色，被团中央授予“新长征突击手”光荣称号，并到北京参加表彰大会。1985年，全区专职畲族团干12人，其中担任团地委书记1人、团县委书记1人。1989年，全区拥有畲族共青团员6275人。2005年，全市8个畲族乡、234个畲族村委会分别建立有团委和团支部，市畲族团员人数11000余人。
  三、干部选拔培养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闽东各级党组织就十分重视在畲族群众中发展党员、培养干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闽东牺牲的畲族革命烈士就有510人之多，其中县级干部5人，区级领导干部32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有计划地培养畲族干部，至1956年全区共有脱产畲族干部146人；其中县级两人，区级37人，一般干部107人。此外，不脱产和半脱产的乡主干（党支部书记和乡长）127人，合作社正副社长371人。1952—1962年，宁德地区选送畲族干部6批28人和畲族高小毕业生25人，分别到中央民族学院、中南民族分院的干部政治学习与文科预科班学习，结业后回地方工作。1962年8月24日，中共福安地委在“关于加强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福安、福鼎、霞浦、宁德4县，应在县直机关科（局）长以上干部中，安排1～2名少数民族干部。少数民族较多的区、社都应配备少数民族干部。”1963年全区畲族干部121人，其中区级以上的29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其冲击影响，畲族干部培养工作一度停止。1973年，全区又从畲族农村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中选拔干部14人充实公社领导班子。同年，全区畲族干部担任省、地区、县、公社党委委员者共计72人。1973—1976年，全区大专院校毕业的畲族学生仅11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重视培养畲族干部，1978年宁德师范开设民族师资班，招收畲族初中毕业学生。1979年，全区输送32名畲族干部到各类大中专院校和各级党校深造，并在检查落实民族政策的同时，提拔任用副科级以上畲族干部24人。
  1980年，全区共有畲族脱产干部426人，其中当选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4人，县长、副县长两人，公社正、副主任、镇长18人。同年，由地区劳动人事部门制定专项指标，专门录用少数民族干部，全区降分录取畲族干部23人。后又从畲族农村主要干部和社会青年中招收合同制畲族干部50人。至1983年，全区拥有畲族国家干部（含中、小学教师，医护人员）598人，其中县级干部11人、区级干部55人。1984年，全区畲族干部670人，其中地级1人、县级15人、乡级69人。1989年，全区共有畲族脱产干部864名，其中县处级领导职务者20人，科级职务者94人，占全区干部总数的2.3％。
  1990年，宁德地区农校增设畲族预备班，每年两个班各招畲族初中毕业生40名。降低20～30分录取。福安县坂中畲族乡委托地区农校培训畲族学生20名，结业后回村当主干。同时，福州大学、福建农学院、福建林学院、福建医学院、福建师范大学也开设了少数民族预科班，招收畲族学生。1991年，宁德地区拥有畲族干部1079人，其中，担任全国妇联执委候补委员1人，中共福建省委候补委员1人、政协福建省委员会委员3人、中共宁德地委副书记1人，处级干部23人、科级干部127人。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在改革开放中，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大业中，有效行使法律所赋予的管理国家、管理地方和本民族事务的权利，在各项建设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992年，全区49个少数民族千人以上的乡镇均配备畲族党政干部。
  1993年，中共宁德地委（1993）18号文件指出：“大力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造就一批德才兼备适应新形势需要的干部队伍，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能否实现的大局，事关民族问题能否正确解决的大局，事关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大局，是振兴民族经济的需要。”民族地区经济要上台阶，民族干部工作首先要上台阶。宁德地委和行署把多渠道培养选拔畲族干部摆上各级党委组织、人事部门的议事日程，纳入干部队伍建设的总体规划。2005年宁德市共有畲族干部2200多人，其中畲族620人，占全市干部总数的3.4％，其中处级以上36人，占同级干部3.4％，科级290人，占3.9％；党政干部480人，占3.7％；全市9县（市、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中有畲族干部14人，占总数5.9％。其中，2003年以来新提拔处级干部14人。
  第七节 民族事务管理
  明至民国时期，政府未设专门管理民族事务机构，有关畲村民族事务均由祠堂公推的族长出面解决。族长掌管一族（祠）大权，村内大小事情，均由族长裁决、排解，极少诉之官府，其处事标准，往往以族规、家规和社会习惯法为准绳。
  1913年春，霞浦县畲族雷石嫩等人为维护畲民权益，在霞浦松城举办“山民会馆”（三明会馆），成为闽东、浙南畲族政治、文化活动中心。畲民遇有不平之事，便由会馆出面帮助解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均把民族工作列入议事日程。1952年，福安专员公署民政科配备专职民族干部两名，负责管理民族事务。1953年，福安地委、专署把民族工作当作统一战线工作内容之一，在中共福安地委统战部内设立民族事务股，配备畲族干部4人，股长雷锦灼。同年，地委统战部和福安、霞浦、宁德、福鼎4县民政科开始设民族事务股，配备专职畲族干部。1957年，福安、霞浦、宁德、福鼎4县和福安专署先后设民族事务科，干部编制28人。同年9月21日，成立福安专署民族事务科，配备畲族干部3人，科长蓝慈仲。1958年专署、县两级民族事务科撤销。1963年4月8日，恢复专署民族事务科，编制3人；科长由民政科科长兼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撤销。1968—1970年，地区与各县先后成立党政合一的革命委员会，在委员会内设政治处民事组，分管民政、民族、宗教、复员退伍军人安置、老区建设、劳动就业安排等项工作。民事组安排1人处理民族工作。1974年，地区根据福建省民族工作座谈会“凡是畲族人口较多县和乡（公社）也要指定1名领导干部分管（民族）工作”的精神，地区设民族专职干部1人（全区共9人）负责处理日常民族事务。1975年12月，地区民事组改称地区民政局，下设人秘、优抚、社会救济福利、民族事务4个组。
  1983年10月6日，成立宁德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办公室干部编制8人。同年起，各县先后复设民族事务委员会，全区配备民族专职干部27名。1989年4月，在地区民委内设经济科。1996年民委内设办公室、经济科和文教科等3个科室，编制9名，实有人员7人；其中处级领导干部2人、科级领导干部3人。宁德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局（以下简称“民宗局”）历任局长（民委主任）均由畲族干部担任。各县（市、区）民宗局的主要领导亦由畲族干部担任。民宗局是政府负责管理民族宗教事务的职能部门。负责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检查民族政策、法规的执行情况。办理有关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合法权益事宜。协调有关部门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科技等事业。参与制订有关民族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管好用好民族专项资金。配合组织、人事部门做好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教育和使用工作。管理、识别、认定民族成分。组织接待少数民族学习、参观、考察以及来信来访等事宜。
  一、民族工作
  1952年7月8日，福安专署民委配合福建省人民政府调查并写出《畲族福安县仙岭洋村调查情况》。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第一份畲族社会调查报告。它对畲族族称及迁徙历史、生活习俗作了简要叙述，并对群众的要求作了反映。1953年6月1日，以福安专员公署的名义对福安双留乡少数民族（畲族）情况进行调查，同年9月，又组织人员深入福安、福鼎、宁德、周宁等县进行畲族情况调查。同年11月，以中共福安地委统战部的名义到福安仙岩、双留、可洋3个乡调查，写出畲、苗、瑶族源报告。1954年3月10日，省、地、县三级统战部和民族部门一行9人，到福安岳秀乡进行调查。该乡11个自然村，除岳秀、兰田两村外，其余梧桐、黄卢头、港里、中坂、七定、横林、岐山、王厝、龙腰河9个畲族村均定为革命老根据地。同年10月12日，中共福建省委统战部、福安地委统战部，组织福安、寿宁、柘荣3县畲族干部5人，到福安下逢乡畲、汉民族杂处地区，调查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情况，写出《福安县下逢乡畲族地区生产情况、特点及今后意见》。
  1958年，专署抽调大批畲族干部，配合福建省民政厅办公室主任兼民族事务处处长白子文、厦门大学讲师陈国强、中央民族学院讲师施联朱等人组成的福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分别到福安、霞浦、福鼎、宁德等县畲族乡村进行调查，写成《畲族简史》和《畲族社会历史调查》两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4年后，经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福安县坂中、康厝、穆云，霞浦县盐田、崇儒、水门，宁德县金涵，福鼎县硖门等8个畲族乡，设立畲族乡人民政府。民委参与有关部门制定畲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划和措施，使各项补助款与资金得到合理的分配及使用，帮助畲族贫苦农民脱贫致富；协同有关部门制订规划，举办各项培训班，发展畲族地区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科技事业。地、县民族事务委员会自1986年以来，举办茶叶、果树、食用菌、水产养殖、农村医生等培训班20多期，培训畲族青年5000余人次。受训人员基本上都能掌握一到几门实用技术；民委干部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畲族群众，收集、反映情况。协助人事组织部门做好民族干部的培养与使用工作。在物色人才上起推荐作用、参谋作用；组织畲民参观学习，扩大视野。福安、霞浦、宁德、福鼎民族工作部门自1956年以来，还相继在城关设立少数民族招待所，以优惠价接待畲族旅客、方便畲族群众；配合有关部门开展民族政策、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反馈民族政策、法规在本地区执行情况，处理协调民族关系，增强民族团结。民委还负责管理民族识别和民族成分的鉴定工作。
  二、扶持畲族地区，改善生活，发展生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为帮助畲族地区发展生产，在各方面采取优惠政策，从人力、财力、物力上给予扶持。1962—1963年，全区先后3批发放少数民族专款42.49万元，棉布21.5万尺，棉花5425公斤。1963年发放少数民族专用款使用效果统计：用于生产的占80％，用于生活的占20％；受救济49个大队、169个生产队、9718户、38514人。同年少数民族救济物资有单衣1102件、羽纱985米、红头绳185公斤、毛线111公斤、绣花线221累、纱带484公斤、大号角梳2211把、食糖23.22吨、化肥84吨，以及首饰、银镯、银戒指等。
  1962—1965年初，人民政府拨给畲族地区的补助专款达79万元。其中1963年、1964年专用款43万元；帮助畲族地区垦复茶园8000亩，购买耕牛、猪、羊2000多头，购置农具1000件，兴修水利35条，购进肥料90吨，为困难户添制寒衣2900多件，修建房340间。1962—1967年，全区发放少数民族救济款110.5万元、棉花26.58吨、棉布19.40万尺、妇女用布5.86万尺。
  1979年投放少数民族地区补助款132.5万元，用于帮助畲族农村集体新建小型水电站158处，兴修山塘水库、水利和围垦30处，新建粮食、茶叶加工厂192个，修建集体粮库305座，修建道路桥梁30处，添置手扶拖拉机67台，补助发展村茶果与海产养殖137个单位。自1954—1979年，宁德地区通过民政、民族事务部门发放的少数民族生活困难救济款达26.46万元，生产补助费237.84万元，救济棉布9.34万米，布票14.17万尺，棉花17.7吨，棉夹被339条，棉衣、卫生衣962件，少数民族妇女特殊布票7.359万尺。
  1984年，宁德地区赊销少数民族棉布89.8万尺，棉制服4202件，絮棉53.5吨，棉被1643条，蚊帐布54.12万尺，蚊帐76条，棉毛衫10330件，被单、棉毯1345条，折合人民币62465946元。赊销61.701，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41％。为加速畲族地区脱贫致富步伐，1986年，人民政府在农村大规模开展扶贫工作，各单位部门对畲族地区采取“倾斜”优惠措施。
  1984—1990年，全区发放民族专项补助经费达1000万元以上。其中有偿经费占30％，发放重点是改善畲族农村基础设施。福安市有28％用于畲族村基础设施建设，34％用于发展畲村农业生产，24％用于畲族教育卫生与社会福利。发放范围是村级集体经济实体及个体经营者（含各种专业户、重点户、贫困户等）。与此同时，7个畲族乡还享受贫困乡待遇，在乡财政留成、企业税收减免、公粮减免、粮食定购加价、认购国库券等方面采取优惠政策。从霞浦县3个畲族乡看，单田赋税一项，1984—1989年，就免征或减征粮食3987吨，折合人民币142.63万元，平均每人受益19元。
  1994—2005年，宁德市委、市政府把“实施少数民族贫困村搬迁造福工程”作为帮助少数民族打好“贫困攻坚战”战役的大事来抓。全区1789个少数民族自然村中10户以下的自然村有357个，2570户、11500人居住条件十分恶劣，生产生活受到极大的限制。周宁县决定从城区划出耕地8亩，作为大前坪、陈家山少数民族“造福工程”新村用地。福安市委、市政府领导先后两次到坂中畲族乡召开现场办公会，在市郊地带划出100亩作为少数民族搬迁用地，制定减免土地税费、规划费等优惠政策，解决启动资金30万元。全市涉及88个乡（镇）的296个行政村，搬迁513个自然村，5445户24678人，占全市畲族人口的12.4％。其中福安市搬迁227个自然村，2246户10493人，分别占宁德全市的44.2％和41.2％和42.5％。畲族山村群众的生存环境得到很大程度改善。
  三、优惠政策
  中华人民和国成立后，为改变畲族地区经济落后状况，地委行署除了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福建省有关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和制订区内相应的有关优惠规定，优先安排有关项目，积极扶持发展畲族地区经济。
  1962年，闽东地、县卫生部门定期组织巡回医疗队，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巡回医疗，开展疾病防治和对基层卫生机构进行技术指导，对危害畲族人民健康较大的疾病，进行重点积极防治，对畲族贫苦病人，给予适当医疗费减免，其费用在各地卫生事业费内调整解决。并在社会救济款发放，农业生产贷款和公粮减免、生活用品供应等方面亦考虑优先照顾畲族地区。
  1973年，闽革政民（73）37号、闽革财预（73）44号文规定：在福建省内定居的少数民族（除壮族外），包括国家干部、职工和城乡居民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在特殊情况下由本人申请，乡镇审核，经县（市）计划生育部门批准，可以有计划地安排生育3个孩子，但生育期间隔必须满四周年；畲族耕地承包期30年，并允许转让承包权。
  1981年银发字（81）306号规定：对少数民族聚居区，生产少数民族用品企业，发展生产所需的流动资金和中、短期设备贷款，银行要按照条件先给予支持，对其贷款给予低息照顾，按月息3.3％计息。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生产批量少、工艺复杂，利润低的集体所有手工业的贷款，按月息3％计息。从1983年起，凡在畲族山区任教的小学教师，每月有3～10元的生活津贴费。随带家属是农业人口且没有劳动力者，口粮由当地用返销粮定量供应。民办教师工资除国家发给部分外，社队集体和学生家长还要给予适当补贴。对家在农村的公、民办教师，生产队不得向他们收取“三金”和摊派义务工。
  1985年起，分别情况减免畲族乡村农业税。最贫困区免征农业税5年，困难较轻者，酌量减征1～3年。鼓励贫困区畲族农民兴办民营性企业（林场、畜牧场、电站、采矿、工厂等），5年内免交所得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同年12月，福建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对畲族乡享受省定贫困乡优惠政策作了规定：粮食合同定购任务改为议价收购，差价部分由省财政给予补贴，每购100公斤补6～8元，补贴金70％归卖粮户、30％留在民族乡办公益事业。取消国库券认购任务，让少数民族农民完全自由认购建立乡财政，实行财政包干后，财政收入增收部分全部留给民族乡使用。竹木特产税，由原30％提高到50％留乡使用。将农村集贸市场税、特产税、屠宰税划给乡财政收入。免征农业税5年，新办企业免征产品税、增值税两年，民族乡新、老企业一律免征所得税5年。外乡、外地在民族乡办企业可享受免征所得税5年。3年内为民族乡办2至3个企业在资金、技术、项目上给予优先支持。民族乡办小水电可无偿拨款30％～50％。修建民族乡、村道路作为各级财政、交通部门扶持的重点在民族乡中、小学任教员工资浮动一级，民办教师符合条件可优先转正。民办教师的负担，从群众负担改为省、地、县三级共同负担。大、中专招生，同等条件下民族乡考生优先录取。建立健全民族乡卫生院、医疗所（站），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医疗人员。国营、集体单位可在民族乡内招收符合条件的农村青年做工（不转户粮关系）。
  1986年起，福建省对11个贫困县153个贫困乡和14个民族乡新办的乡镇企业、基层供销社、新办的工业企业免征产品税、增值税3年，免征所得税5年。外地企业到以上地方投资，所得的利润5年内免征所得税。属于生产性以及教育卫生、科技等方面自筹基建项目的投资免征建筑税3年。贫困乡的企事业单位免征奖金税两年。对人均口粮在200公斤以下的老区（包括老区中的少数民族），可以调减粮食征购任务。畲族子弟升学可以降低分数给予照顾录取，对在少数民族地区任教的民办教师转公办，也可以降低分数照顾。
  1985—1992年，宁德地区教育局拨款92万元资助宁德地区民族中学，福安市民族职业中学、宁德市（蕉城区）民族中学修建教学楼和学生宿舍。同期，宁德地委行署，为福安市民族村发展集体经济筹集资金100万元。地区每年安排财政周转金30万元用于畲族地区经济建设、改善民族地区办学条件，采取财力、物力重点投入的倾斜政策，重点支持民族中小学校舍的新扩建工程。1999年开始进行民族寄宿制中小学建设，其受取省专项补助奖金800万元，对56所民族寄宿制中小学进行新建、改建和扩建，极大地改善了民族乡村的办学条件。“十五”期间全市被录用大专以上院校学习的畲族学生1900多人。
  同时，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畲族村基本实现通水、电、路、电话、闭路电视节目的“五通”。2005年，234个畲族村通公路总里程为1022公里，其中位于公路国道、省道线边的12个村，通柏油路面的13个村，实现水泥硬化的89个村，里程304公里，通沙石路的135个村。
  四、组织参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增进各民族的相互了解，促进民族团结，党中央和国务院十分重视组织少数民族干部到各地参观学习。
  1952年，区内福安畲族代表雷霖其参加华东区少数民族代表团，赴京参加国庆观礼，在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在怀仁堂聆听毛泽东主席的报告，观看了国庆阅兵和各项活动。福建少数民族代表返榕后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叶飞接见代表，并在八一剧场举行少数民族代表进京观礼团传达大会，雷霖其用畲族语在会上作了报告。1957年8月，福建组织畲族国庆观礼团，由省人大代表、福安凤洋乡党支部书记雷全妹为副团长，雷恒春任秘书长，代表团共14人，8月25日到北京，在东北各省参观1个月后，9月27日返北京参加国庆观礼，10月6日下午4时毛泽东主席、刘少奇、朱德、陈云副主席，邓小平总书记接见各族代表团，并合影留念，接见时毛泽东主席走到福建代表团与代表一一握手，并向刘少奇等人介绍说“这是畲族，在福建浙江一带”，代表们心情激动不已。10月10日代表团离开北京赴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参观，全程历时48天。1959年国庆节闽东畲族代表再度参观国庆10周年庆典。
  1963年，福建和浙江省合组一个少数民族参观团，全团42人，其中福建省21人畲族代表18人，团长由福安县副县长雷锦灼担任，区内代表共11人，分别是福安雷锦灼、钟勤淑、雷姿淑，宁德雷贤家、钟秀凤，霞浦李细妹，福鼎雷朝菊，寿宁蓝任兴，柘荣雷良兴，周宁蓝成勤等共11人。代表团9月23日从福州出发，27日抵达北京，11月13日返回福州，历时52天，代表们参加周总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十一”观礼，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此外，福建省民政厅组织两次少数民族参加省国庆观礼。宁德地区代表36人。同时，还组织到福州、三明、厦门等地参观。
  1975—1978年，全国开展“农业学大寨”。中共宁德地委、地区行署与民族事务部门，分别在福安、霞浦召开了三次全区少数民族农业学大寨——生产经验交流会。全区各县公社、大队民族干部100多人次分别参加会议，并到福安、霞浦有关的生产队、大队进行参观、学习。1980年，宁德钟木成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次年，宁德雷珍昌赴京参加国庆观礼。
  1984年7月1日，地区民委主任雷锦灼、副主任蓝致兴和老区及畲族代表28人一道参加闽东苏维埃政府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中顾委委员范式人，原省军区副司令员陈挺，副政委钟大湖，地委书记吕居永等领导与全体代表座谈。代表们还参加了闽东革命纪念馆、闽东畲族革命纪念馆奠基仪式。同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宁德地区二院医生蓝品英（女）、福安松罗后洋乡党支部书记钟成祥两位畲族代表，光荣参加全国少数民族观礼团，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同时宁德地委、行署组织少数民族基层干部、专业户、联全体代表40人到福州参加省庆祝国庆活动。
  1952—1984年，宁德地区畲族代表参加全国少数民族国庆观礼团的共有20批90人。1986年12月18日，宁德地区民委组织各县民委主任，古田县民政局分管民族工作的领导，畲族乡乡长一行14人，由蓝致兴副主任带队，前往浙江丽水等地区以及温州市少数民族地区参观考察。1979年，宁德雷祥斌赴京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大会。1952年起先后共有100多位畲族代表先后晋京参加国庆观礼和参观学习。通过参观学习，拓宽代表们的视野，增进民族间的理解和团结，促进区内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
  附：
  难忘的岁月
  ——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记
  雷锦灼
  第一次北京参观记
  在党和人民的关怀下，1963年我被推荐为福建、浙江二省少数民族参观团团长，带团出席在北京举行的建国14周年国庆节大会，会后还到祖国各地参观访问。现将当时经历的情况记录下来，谨供参考。一切成就归功于党、归功于关心我的各级领导同志们，归功于人民。
  1963年，福建、浙江两省少数民族代表合并一起，组成少数民族参观团，我为团长，蓝书记（名字我已忘了，当时任浙江丽水县某公社书记）为副团长，全团42人，其中福建省21名代表，我区（原宁德地区）有代表11人，分别是来自福安的我、钟勤淑、雷姿淑，宁德雷贤加、钟秀风，霞浦李细妹，福鼎雷朝菊，寿宁蓝任兴，柘荣雷良兴、周宁蓝成勤等人。连江县马鼻老烈士杨而昌的母亲杨母，受当时邓子恢同志的邀请参加了我团活动。代表团于1963年9月23日从福州出发，行前省委书记叶飞、代省长伍洪祥等领导同志在福州西湖宾馆会客厅（当时会客厅设在大门进去的对面），设宴款待代表团一行，叶飞同志询问了闽东少数民族革命斗争情况，并询问了蓝阿嫩家庭（柘荣住址）的情况，我一一作了答复。25日，我们到达上海，住上海大厦17楼。27日抵达北京。11月13日返回福州，共历时52天。当时，北京为庆祝国庆节，一个月前北京城内就采取内紧外松的原则进行清理，到北京的人数较少。
  在北京期间，我们住在北京西苑饭店，距离钓鱼台国宾馆只有二三公里，北边是动物园、北京展览馆，东靠天文馆。西苑饭店有10多座，除招待各地少数民族西藏、新疆、贵州、内蒙古等8个代表团1000多人外，10号楼还接待有外宾。我住在二号楼二层的一个套间，有会客厅。
  1963年9月30日，我接到周恩来总理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4周年国庆招待会的请柬（原件还在），当晚我应邀出席了宴会，招待会的来宾有2000多人，我被安排在88桌，由国家典礼局局长余心清陪同，宴会笼罩在团结、隆重、热烈的氛围中，宴会桌组成一鲜花图案，另加4个热菜、蛋糕和水果，饮料有矿泉水、青岛啤酒、葡萄酒、贵州茅台。食物由各大饭店分工制作，按时按量分工负责，我们的菜由北京饭店负责。
  周总理致词后，宴会就开始，互相祝酒，庆贺建国14年来的伟大成就。8时30分，灯光齐亮，响起一片欢呼声，奏起《东方红》，毛泽东主席出现在主席台，全场雷动，外宾代表团欢呼的尤其热烈，鼓掌近半个小时，掌声经久不息。陪同毛主席接见的还有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宴会至9时才结束。
  10月1日上午6时，我们早就起床，整理行装，8时就到达天安门，我们被安排在左边6号观礼台。10时整，大家见到了毛泽东主席，陪同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及中共其他首长，首都100万人的队伍经过天安门，行进一直持续到下午1时，中间累了就到台下的休息室小憩，室内备有矿泉水、水果等。当晚，我们仍在左边6号观礼台观看焰火表演，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也一起参加观看，天安门成了欢乐的海洋，灯光璀璨，人声鼎沸。焰火分四次燃放，图案各式各样，有菊花、葡萄等各种形状，美轮美奂，是我一生中少见的精彩节目。那天，在天安门，我还碰上了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福安地委副书记王安珍同志。
  10月4日下午3时，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副主席在中南海后花园接见少数民族代表团全体成员，全场掌声雷动，陪同接见的有贺龙、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元帅，我坐在毛主席左手边第115位（有照片）。
  从9月30日到10月4日5天时间里，4次见到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副主席等中央领导，这是少有的事，是我一生中光荣的大事。
  在京期间，我们参观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故宫、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中山公园、长城、十三陵、颐和园、北海，参观了安定门西北角一片原始森林，约三百亩，原是想盖五大书记的别墅（五大书记指的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后因有不同意见未盖成，这种地方很幽静。由皮定均中将陪同下，我们在南苑飞机场观看了飞机表演，参观了坦克基地坦克表演。在八宝山公墓瞻仰了任弼时、张澜的墓地。在这期间还参观了故宫珍宝馆，看到了纯金的柱子、各式脸盆，及被慈禧逼遭投井的珍妃井。在景山看了崇祯皇帝上吊的那棵树，在香山我们还参观了孙中山先生的衣冠冢。……
  10月中旬，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在天津期间，我们参观了海港大桥，百货公司，这个公司的规模当时在全国是数一数二的。随即，我们到了唐山，由一位专员同志接待，他陪同我们参观了英国人办的煤矿，一条隧道下去后，跑了约几十公里才到采煤的地方，证明了英国人经营的一二百年，掠夺了多少中国人民的血汗。随后，我们到遵化人民公社，这是我们参观的重点，住了3天，王国藩亲自日夜不离，参观了庄稼、森林，那个地方是个贫困地方，人民是勤劳的，他们种下的松树四五年了，同南方比较相差三四年。
  10月下旬到达上海，住上海静安寺附近饭店。当天上海市委副书记张承先在国际饭店设宴招待我们，张承先致欢迎词，我作为代表团团长致答谢词，当时《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报纸都刊发了有关消息，主要是歌颂建国14年来取得的成就。第二天，我们参观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这个地方是二层建筑，地方不大，但很庄严。参观之后，他们要每个参观团负责人题词，在金黄色的纸上，我写了歌颂党和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原件存上海第一次代表会议档案）。10月下旬又参观了南京路上好八连，他们住的地方不大，由指导员介绍了成绩，我也讲了话，主要是赞美他们艰苦朴素，一尘不染，发扬了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
  10月下旬，我们一行到达杭州，住西湖饭店，由李副省长设宴招待代表团。随后，我们参观了西湖苏堤、三潭印月、湖心亭、花港公园、西冷、断桥、平湖秋月、虎跑、灵隐、岳坟、楼外楼、小瀛洲……喝了龙井茶、玉泉水……当时中共杭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希忠同志（1951年福安县县长）上门看望，双方叙述了别后情况。
  10月下旬，我们返回福州，继续参观访问。
  第二次北京参观记
  1983年5月，由于中央的关怀，再次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参观团由我任团长，全团15人，兰致兴副主任是代表团成员。5月17日达到北京，同行的有北京、贵州、安徽、浙江、内蒙古等8个代表团，近200人。在京期间受到了中央领导李先念、邓颖超、万里、杨尚昆、习仲勋等同志的亲切接见，接见地点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进行。另外，我们瞻仰了毛泽东主席纪念堂、毛泽东主席故居——丰泽园、颐年堂，游览了瀛台、春藕斋、菊香书屋、合和堂、静谷等，重游了故宫三大殿：太和殿、保和殿、中和殿；三十六宫，各宫装潢都很豪华，尤其慈禧的住地养一斋。宋庆龄故居，此地原为清王朝皇叔居住的地方，面积很大，养有白鸽，外面停放有飞机，与中央卫生部所在地毗邻。我还再次参观了长城、十三陵，参观了长陵、定陵、雍和宫等。在京期间拜访了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副秘书长赵守训同志（1952年福安专员），他住在东交民巷。还看望了中共海淀区委副书记罗效良同志（原系福安地委组织部副部长）。
  5月下旬，我们赴成都，受到四川省委的高度重视，由中央候补委员亲自接待，我被安排在原西藏头人住的地方，我被安排在一幢小别墅，有六七间房间，并有文工团专门演出。我们参观了都江堰、温江花圃、刘备墓、杜甫草堂，参观川西化肥厂，该厂规模很大，我们在该厂用餐，菜肴很丰盛，连上20、30道菜，由于贯彻中央节约的精神，没有上酒，送给我们每人半斤化肥。
  在重庆期间同样受到欢迎。我们住在朝天门八宝庄饭店，这里吃辣很厉害，参观了桂园，这是毛泽东主席在国共谈判期间的住地，是张治中将军自己的别墅，在当时是较好的住宅。我们还瞻仰了红梅新村、红岩革命纪念馆、白公馆、杨虎城将军、江姐遇害的地方，瞻仰了重庆人民大会堂。
  从重庆坐船到万县，1963年6月5日到达西陵峡（历史上火烧连营700里的地方），经过神女峰屈原的故乡，据说忠州颜严为张飞所俘，颜说：只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将军。后被张飞奉为上宾。白帝城（刘备托孤刘禅的地方）、秭归、巴东，沿江参观了悬棺、猴猩共舞，在宜昌参观了过三峡的地方……在武汉期间，参观了武汉长江大桥、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武汉钢铁厂。在武昌参观了东湖，东湖确实比西湖大10多倍……
  6月中旬，我们抵达郑州，参观了登封，访问了少林寺、石塔，参观了黄河，在“黄河！我的母亲”的雕塑前留影，在毛主席视察的地方参观。
  在开封期间，参观了龙亭、铁塔。在郑州参观了卷烟厂，还送给代表团每个成员一条香烟，磨具厂送一个小磨具。在郑州和开封的宴会上，我代表代表团讲了话，主要从宏观上肯定了大好形势，把当地实际和好人好事结合起来，讲话受到一些领导和代表们的称赞。一个长江，一个黄河，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多少仁人志士为此而英勇奋斗，多少英雄儿女作出了可歌可泣的牺牲。我在短短的时间内历了两个地方，心情十分欣慰。我于6月下旬由上海返回。
  时代在进步，人民在前进，经过20～40多年的努力，我所走过的地方，和全国各地一起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正确领导下，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
  我写这片断的目的是：不忘过去的苦，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努力学习，保持晚节；另一方面，教育子孙后代，希望他们一定要虚心谨慎，戒骄戒躁，牢记党的恩情，永远跟党走。
  2005年10月写于宁德
  五、参政议政
  （一）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49年12月—1950年12月，福安、霞浦、宁德、福鼎4个县当选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共803人，其中畲族代表13人，畲族代表占代表总数的1.62％;1952年7月—1953年3月，上述4县二届一次会议代表总数972人，其中畲族代表57人，占比例的5.86％。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1954年，福安、霞浦、宁德、福鼎4县一届人大选举人大代表953人，其中畲族人大代表80人，畲族代表占代表总数的8.4％。1957年，福安专区45个畲族乡，选举人民代表788人，其中畲族代表613人，占代表总数的78.95％。同年，全区当选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329人，县人大代表116人。1963年，区内9个畲族乡共有畲族人大代表266人，占全部人大代表总数410人的64.87％。1984年，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中，区内畲族当选乡、镇人大代表1299人，县人大代表253人。1953—1993年，福安、霞浦、宁德、福鼎4县（市）选举畲族县人大代表1400人，占同期人大代表总数13879人次的10.09％。同时畲族当选全省人大代表32人次，全国人大代表6人。
  （二）推荐政协委员
  1956年9月，福安、霞浦、福鼎先后召开政协会议，畲族当选县政协委员者4人。1966年，全区有畲族县政协委员5人，其中福安2人、霞浦1人、福鼎2人；福建省政协委员4人，其中福安3人、福鼎1人；当选县政协秘书长、副主席4人。1956—1993年，福安、霞浦、宁德、福鼎、周宁5个县（市），担任县（市）政协委员者共126人，福省政协委员7人，全国政协委员2人。
  当选其他代表于1957年3月28日，在福安专区召开首次少数民族代表会议，到会的畲族代表共100多人，代表全区10.08万畲族人民。会上代表们就畲族地区的生产建设等问题广泛发表意见。此后逐年都安排召开少数民族工作会议。1962年，召开全省少数民族代表会议，闽东亦推选代表参加会议。1965年，召开福安专区少数民族工作会议，全区代表220人，其中福安81人、霞浦54人、福鼎38人、宁德30人、周宁和寿宁各5人、柘荣4人、政和3人。参加会议的代表为纯畲族公社的党委书记和纯畲族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先进单位代表和积极分子。此外，党代会、团代会、妇代会、老区代表会、贫下中农代表会，均安排畲族代表出席。
  （三）办理提案
  在人大、政协“两会”及其他有关会议上，畲族代表行使法律赋予的参政议政权力，广泛发表意见，谈见解，提建议，提交提案、议案。1957年3月，福安专区第一次少数民族代表会议共收到畲族代表的有关提案48案、268件。其中：有关政法类的21案、59件（民政6件、民族20件、老区7件、司法22件、监察4件），生产合作类的5案、17件（合作16件、生产1件），财经类的7案、23件（粮食9件、银行9件、建设5件），文教卫生类的10案、108件（文化10件、教育76件、卫生22件），其他5案、23件（干部13件、党团6件、妇女2件、其他2件）。会后有关部门逐项落实，及时办理答复代表提出的种种问题，并采纳了要求成立地、县民族事务工作机构，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民族乡，发展畲村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培养畲族干部等意见。
  1980年，政协福安四届一次会议第56号提案，要求加强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领导，培养“四化”建设的民族人才，议案提出后，福建省政府领导、省教育厅厅长亲临闽东视察，及时采取解决办法。从1981年起，将少数民族师范毕业生分配到畲族地区任教，以加强师资力量，并从经济上尽可能支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此外，在历届人民代表大会上，畲族代表提出有关加强畲族村扶贫工作、畲族文化遗产发掘整理、加强畲族干部队伍建设、处理民族纠纷等议案，政府亦逐件予以办理落实，对推动畲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起到重要作用。
  （四）参与行政决策
  民主革命时期，区内畲族人民就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建设。1934年，在中共闽东党组织领导下成立闽东苏维埃政府。福安、福鼎、宁德、霞浦等县的3个区、21个乡和600多个畲族村相继成立苏维埃政府。此外，大部分苏维埃政府均配备畲族干部，分别担任主席、副主席或军事、土地、财政、肃反、粮食、交通、文化等委员，畲族人民实现当家做主的愿望。据统计，民主革命时期全区畲族担任县（团）级以上干部的22人、区（营）级干部55人、乡（连）级干部92人，村苏维埃干部2000多人，畲族干部为穷人掌权，带领群众进行减租反霸、土地改革、发展生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批畲族干部先后走上领导岗位。1956年全区畲族脱产干部146人，其中县处级2人，区级37人；此外在基层担任党支部书记、乡长等主干的127人；合作社正、副社长371人，担任乡镇人委委员的425人。1973年，全区畲族干部426人，其中担任省、地区、县、公社领导职务和委员的就有72人。1984年，全区在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和政社分开工作中，畲族干部当选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1人、副主任4人、委员8人、县长1人、副县长1人、乡镇长12人、副乡（镇）长19人。全区畲族干部670人、其中地区领导1人、县级15人、乡级69人。1993年，区内畲族干部增至1300多人，其中副厅级以上3人、处级22人、科级127人。2005年宁德市共有畲族干部2200人，其中处级以上36人，科级290人，党政干部487人。畲族领导干部在各级领导岗位上，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维护民族团结，有效地行使法律所赋予的权力，参与各项重大决策，管理地方大政和本民族事务，在政治生活和各项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六、民族团结
  历史上，统治阶级对畲汉民族奉行“分而治之”的政策，畲民处于被排斥的“边缘”地位，畲汉两族人民之间关系，不断有争田、争山、争水事端和挑起械斗。大族欺小族，大村压小村，侮骂畲民更是常有的事。
  但畲汉两族人民在频繁的生产、生活交往中，逐步形成的互相谅解、信任、互相学习、依存的友谊传统却始终是主流，是牢不可破的。霞浦溪坪、上水一带畲村把当地汉族肇基先民奉为“开山地主”，立香位加以供祀。福安后门坪村畲族称当年协助开拓后门坪的魏姓汉族先民为“魏公侯王”，建魏公庙宇，并在每年农历二月二日举行庙会公祭，表示他们对汉族先民怀念的虔诚。而有的汉人，接受畲族文化，从饮食起居到风俗习惯都与畲族无异。不少畲族村通晓汉族方言，历史上畲族生员同样接受汉族儒家思想文化的教育。畲汉通婚，亦较常见。根据清光绪三年（1877年）福安溪柄东山村《雷氏宗谱》载，自乾隆至同治年间，雷氏娶妻454人中，钟氏女272人，蓝氏女160人，雷氏女1人，吴氏女7人，李氏女6人，杨氏女3人，汉族陈氏女两人，郭、郑、王、董家女各1人。在嫁女的260人中，嫁钟家154人，蓝家70人，吴家5人，杨家4人，汉族郑家6人，张、李家各3人，郭、林、蒋、叶、宋、阮、何、龚、罗、徐家各1人。1946年，霞浦松城畲族畦有金之母钟氏百岁寿辰，汉族群众为其在“中山堂”举办庆贺“雷母百寿”活动，百多位知名人士为其书写“寿”字，合成“百寿图”。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畲汉两族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在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深厚革命友谊。霞浦龙潭村在受到国民党军“三光政策”洗劫之后，畲汉群众在深山盖起草寮，居住一处、生死与共，度过漫长艰难岁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闽东各级党政部门十分重视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积极探索畲族区域发展路子。
  1951年，各级党政部门大力宣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内各民族，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各“民族一律平等”与“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的规定以及政务院《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霞浦县七星曲村汉族取消了对畲民收取“海埕租”、“茶亭谷”和“官谷”等不合理的负担，建立起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互利的新型民族关系。1955年，浙江省有几户汉族迁到霞浦茶岗居住，畲民积极帮助搭盖草寮。不久，霞浦岭头畲族村失火，邻近汉族村民伸出友爱之手，募集口粮1750公斤、现金236元和衣物相助，并出工410日，帮助灾民重建家园。
  1958年，福安甘江汉族大队塘堤在八月大潮有被冲溃的危险，山岭大队畲族群众闻讯后，连夜出动200多人，抬着木头，拿着锄头下山支援抢险。1960年6月，福安溪柄公社扆山汉族大队惨遭水灾，碧后畲族大队组织40多人，随带粮食、农具与20万棵蕃薯下山，帮助汉族社员补种救灾。
  1970年，宁德地区“农业学大寨”期间，各县掀起兴修水利，围塘造田，新辟公路的热潮。福安兴修炉山水库、建设福（安）穆（阳）公路、围垦溪尾塘田、开凿龙溪水利。霞浦兴修溪西水库、七宝洋水利。宁德兴修马坂水利，围垦东湖塘、新建宁（德）古（田）公路、兴修金涵水库，这些工程规模宏大，均动用各所在县的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广大畲族群众主动献工献料。宁德金涵水库工程修建时，全县19个畲族行政村就出动1200多人，自带口粮、行囊、工具到工地与汉族兄弟并肩施工数月。
  1983年，宁德地区与所属的福安、福鼎、霞浦、宁德等县先后成立了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工作有了专门机构和专人管理，民族关系也更加融洽，各地更加深入地、系统地进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随民族关系的融洽，畲汉通婚者日益增加，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仅宁德、福鼎2个县（市）统计，汉族姑娘嫁畲族的2433人，畲族姑娘嫁汉族的2697人。从1983—2005年，全市
  受省级以上表彰的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83个先进个人有49人。宁德地委、行
  署表彰的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单位88个、先进个人146人。

① 范绍质：《瑶民纪略》。 ① 见《宁德县畲族情况调查》。 ② 《福安县甘棠乡山岭联社畲族调查》。 ① 《福鼎县畲族情况调查》。 ① 《思文大纪》，卷六。 ① 见《宁德县畲族情况调查》。 ① 《福建老根据地人民革命斗争故事集》第16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