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精神文化属于社会现象，是一个民族创造历史过程中逐步积淀下来的心理特质和民族情感的总和。畲民族的精神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与汉民族的文化息息相关，在畲民族精神文化形成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汉族文化营养。丰富而博大精深的汉族文化艺术、道德伦理、宗教信仰、思维方式是畲族精神文化取之不尽的源泉。不可否认，汉民族精神文化对畲族精神文化有着强劲的渗透力。因此，我们在认识汉族精神文化的同时，也加深理解了畲民族的文化内涵。波兰汉学家克尔吉兹托夫·高里考斯基在《民族与神话》中曾说：“有时，在这样的事物上积淀着民族情感，可用来激发人们的某种情绪；有时，民族情感又赋予这些事物以更丰富的内涵，使之成为表达民族情感的聚焦点。作为一种群体情感的民族或族群认同，永远需要凭借某些事物使这种情感得到表现、强化和普及。”畲民族是个勤劳好学、善于吸取其他民族文化而丰富繁荣自身文化的民族，他们结合本民族已有的习俗与情感，不断能动地重组整合自身的文化，逐步构建一种既适应时代前进步伐，又不失本民族情感特质与性格内核的民族精神文化。我们深信，随着畲民族群体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其精神文化也将走向更为健康与文明之路。
  第一节 畲族民间文学
  畲族民间文学具有一般民间文学的文化共性，即创作传播的集体性、创作传播的口头性、时空流传的变异性。但由于民间文学的功能价值是生产生活的独特伴侣，体现一个民族社会交往的礼俗、风情，在日常生活中起到教育娱乐、交流思想、表达情感的作用。畲族民间文学是原创的，在现实中来源于传统，基于世代相传或模仿而得以延续，它深深地打上本民族生活和思想的烙印，成为愉悦而明朗的人文资源，经过民间流传以及民间文人、作家加工整理、润色、升华，逐步成为后代普遍认可的文化形态。畲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自己的文字，畲族民间文学作品的传承主要是以歌唱口述的形式得以世代流传下来。部分民歌虽然也有手抄本，但手抄目的并不是为了传阅，而是学歌者自备的脚本。所以畲族的民间文学是纯系口头流传的民间文学。
  一、畲族歌言
  畲族歌言是畲族民间文学中文学艺术成就最高、最有畲族特色和代表性的。畲族是一个喜爱歌唱的民族，良辰佳节、喜庆盛会、客来客往多有歌会。由于畲族没有民族文字，畲族民歌的歌词系借汉字表意记音。畲族歌谣句式以七言为主，辅以三言、六言，以三言、六言起序的称“三字头歌”和“六字头歌”，在礼仪歌中还有即兴长短句，加衬字和语气词的。闽东畲族歌谣采用“福宁调”，揉假嗓演唱，少数用真嗓演唱，俗称平讲。歌唱形式有独唱、对唱、重唱，尤以男女对唱为最主要歌唱形式。歌谣内容涉及畲族人民生产劳动、生活交际、宗教仪式、人生礼俗、喜庆婚恋等各个层面。按畲族民歌内容性质，可分成叙事和抒情两类。
  （一）长篇叙事歌
  叙事歌又称“全连”，一般篇幅较长，由数十到数百条（段）组成。每首（“连”）歌都能比较完整地描述事件发生的始末和发展过程，类似于汉族的章回小说或评话唱本。叙事歌从内容和题材上分，又有上古龙期传说歌、族内英雄人物传说歌、历史朝代兴替歌和戏曲小说等几大类。
  1．上古传说歌
  以《高皇歌》（或名《盘古歌》、《盘王歌》）为代表，这是畲族最主要的一部历史叙事歌，流行在福安、霞浦、福鼎，以及浙江的平阳、泰顺等地。开头唱畲族祖公忠勇王不平凡的来历，因征番立功而获高辛皇帝第三公主为妻。中间唱忠勇王不愿在朝做官，率领全族子孙到山上种田和一路迁移的经过。末尾则以愤激的言词训诫畲族子孙：“女大莫去嫁阜老，阜老①落面便无情”、“百姓阜老无情义，阜老能交虎能骑”对汉族统治阶级和汉族地主充满着深深的仇恨。这部史诗长达400多行。我们接触到的有多种写法和不同的抄本，抄本不同的原因，可能是因口头传授，经不断再创作修改所致。相近的还有《祖公歌》、《祖婆歌》、《麟豹王歌》等。
  《麟豹王歌》虽然也是叙写盘瓠王一生的经历，但对忠勇王的来历、身份和忠勇王与高辛皇帝的关系，则作不同的解释。原诗长达400多行。
  2．畲族英雄人物传说歌
  反映畲族历史英雄人物生平事迹为主要内容有《钟景祺和雷万春》、《钟良弼》、《蓝佃玉》等。《钟良弼》是根据畲族真人真事编写而成，作者为白露坑畲族歌王钟学吉。《钟良弼》写得是清嘉庆七年（1802年）发生在福宁府城（霞浦县）的一个真实案件。福鼎佳阳丹桥童生钟良弼（字鸣云），前往福宁府参加府学生员考试（即秀才考试）。当时一位童生王万年，串通生监诬蔑“五姓”（蓝、雷、钟、吴、李），公然动武将钟良弼逐出考场，不得与考。面对这一民族歧视行为，钟良弼不服，回家变卖家产作盘缠，挺身而出，状告王万年等。诉状经县、府衙门，几经周折，数月后转到省衙。当时福建巡抚李殿图清廉正直，深明大义，他阅状后，饬令府县严讯详复，并布告士林，处以王万年责打三十大板，将其逐出县衙。第二年，钟良弼再次参加福鼎县学考试，遂以第二十名的成绩得中秀才。这个故事虽然很简单，但畲族群众听了都觉得十分快慰，认为是给自己的民族出了一口气。从这里也可以见到过去畲族所受统治阶级压迫之深重，和畲族人民不甘受压迫，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敢于反抗精神。
  3．历史歌
  以叙述历代兴衰为主的歌，如《末朝歌》、《十八帝》等。《末朝歌》长300多行，为清末民国初霞浦溪南白露坑歌手钟延吉编写的。前面部分叙写历朝史事，后面部分主要叙写清廷腐败（苛捐杂税，民不聊生）和民国初年军阀统治带给人民的灾难，最后以对新社会提出殷切的期望结束：“中华民国才十年，薯米一角买斤半。小麦一担六七千，米卖一角三升半。带鱼一碗卖角半，当今末朝在眼前。真命天子出何处，幼年小孩日后见。”《十八帝》又称《明清纪事歌》，长达300多行。作者不详，全诗用524句的歌词容量概括明、清两朝540多年的历史。写作时间当较《末朝歌》早。前面部分亦系叙写历代王朝的兴衰成败，后面部分则着重反映清道光时期人民遭受旱灾严重袭击的困苦情况，对当时的统治阶级提出愤恨的控诉，如反映清道光灾旱情况的，尚有《灾荒歌》，长约80多行。
  4．戏曲小说故事歌
  这类小说歌约有100多种，系以汉族的章回小说或评话唱本改编而成。小说歌的诞生，大约是近一二百年的事。根据各地畲族歌手们的回忆，最初把汉族的章回小说和评话唱本改编成为畲族山歌唱本的，是霞浦白露坑一带的歌手。他们中间有一些识字的能看懂汉族的章回小说，就把它改编过来。当时白露坑的很多歌手，都喜欢编小说歌。编写小说歌的全盛时期，约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据说当时仅钟学吉一人，就改编了100多种。现在流传的唱本几乎都是从白露坑传出来的。歌手们编好了歌，先在群众中教唱，群众学会后，就在盘诗会上或出门做客时同别人对歌，如此传唱下去，歌词就不胫而走，传遍所有畲族居住的地区。粗识文字的人就把歌词记录了下来。所以小说歌的产生可以说是畲族知识分子的一大贡献。小说歌的艺术成就虽稍逊于长篇叙事诗歌和杂歌，但在群众中有十分深刻的影响。因为它有人物，有故事，有离奇曲折的情节，所以群众在听唱小说歌时，无异于在听说历史，或在欣赏一部戏曲。畲族本来没有戏剧，小说歌的出现，恰好代替了戏剧的功用，大大地丰富和满足了畲族乡村文化生活和畲族群众的精神生活需要。畲族群众认为从小说歌中，不但可以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故事，而且还能从中学到许多立身处世的道理。他们认为这种歌是严肃、正经的歌，所以在家中同客人对唱时，一般都只唱这种歌，或以这种歌开唱。大人教孩子唱歌，也都是从小说歌教起。由此足见它在畲族人民文化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二）抒情歌
  抒情歌，又称“杂歌”或“散条歌”，是畲族歌言中数量最多、艺术成就最高的部分。抒情歌多取男女对唱形式，内容极为丰富。抒情歌形式多种多样，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类：
  1．十条起
  通常用1～10的数序，或借用12个月、12时辰、24节气等数序编写而成。这种歌虽然有一定的格式，但也能容纳各种的内容。例如：表现爱情的，有《成双歌》、《十更歌》等；歌唱历史人物的，有《八仙歌》、《十贤歌》、《时节古人名》等；说明自然常识的，有《鸟名歌》、《兽名歌》、《花名歌》等；控诉地主残酷剥削的，有《长年歌》（即《长工歌》）等；描写劳动的，有《十二月歌》等。
  2．散条
  一条或两条三条均可（畲族人民把四行一节的歌，称为一条），形式较短小，自由，以情歌居多。此类歌言数量极多，较流行的有《路边歌》、《有缘歌》、《交情歌》、《忖娘家》、《忖郎歌》等等。但大部分都没有歌名。
  在散条中，还有一种三条变的形式。即把一条歌的最后一个字（第三行不变）改变一下，就又另成一条。变了两次就成三条。例如：
  门前水井七尺深，一双鲤鱼头带金。
  有缘游出给娘看，无缘游转井中心。
  把第一、二、四行的最后一字更动一下，就多了下列的两条歌。
  门前水井七尺长，一双鲤鱼头带黄。
  有缘游出给娘看，无缘游转井中央。
  门前水井七尺其，一双鲤鱼头带支。
  有缘游出给娘看，无缘游转井中利。
  此处“其、支、利”三字，只是为了凑韵，没有意义。
  3．叙事杂歌
  有《嫁女歌》、《做新媳妇歌》、《货郎歌》、《采茶歌》、《种田歌》、《灾荒歌》等数十篇。叙事杂歌篇幅较一般的杂歌长，有细腻的描写和深厚的抒情，也较有生活气息，如《嫁女歌》：“养女九岁和十岁，六亲又来讲做媒。爷家收入聘礼了，如今不敢再三退。十七十八人娶亲，再三再四亦难留。父母送儿出门外，心里怒来口难争。”它抒写了畲族妇女对传统封建包办婚姻制度的不满和怨愤。
  4．字歌、分字歌、谜歌
  字歌是根据字首编成歌的，如“功建前朝”，就以“功”字为第一句的字首，“朝”字为末句的字首，编成歌词。分字歌是把一个字拆成两半或数截，分别顺次编出，凑成一首。谜歌是把谜语编成歌，猜对时，亦需把谜底编成歌回答。此类歌多出自知识分子之手，意在表现博学多才，内容比较空洞。歌手们编歌，也喜把自己的姓名用分字的办法表明。如钟学吉编的歌本后面往往有这样的句子：“借问歌言谁人造，文子家中十一口（即学吉）。”
  5．小令
  在婚礼上或宴席上唱的。种类也颇繁多。婚礼的每个仪式和程序，都有专门的歌唱。如看新娘时，有“初看新娘令”，闹房时有“闹房令”。闺房时，新娘和新郎要喝十杯酒，喝完一杯酒，都要唱一首歌。如干第一杯酒时唱：“一代为夫出头天，结发夫妻千万年。今夜喝你闹房酒，荣华富贵千万年。”喝第二杯酒时唱：“一双红烛长又长，一对旗杆在门堂。旗杆又加鲤鱼斗，秀才加上状元郎。”从这些小令里可看出畲族传统婚嫁礼仪是相当讲究的。
  杂歌除上述五种外，还有一种出门做客专门唱的歌。如《出门路径歌》、《头夜点心歌》、《二夜点心歌》、《留夜歌》等。这种歌每个人都会唱，如果不会唱，便不能出门。否则，别人就要讥笑奚落他。
  （三）畲族歌言的特色
  盘歌言是畲族人民文化生活最主要的一种活动形式，来于生活，反映生活，同时，在畲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过去畲民上学读书的机会很少，只能从唱歌中学习历史、自然常识和立身处世的道理。许多歌手就是从唱歌中开始认字并学到文化知识的。他们以歌言为武器，唱出自己的心声。在封建王朝和民国初年军阀统治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他们都曾编写过烈火般的热情歌词，控诉旧社会统治阶级的罪恶（如《末朝歌》、《抓丁苦歌》），同时号召人民参加红军，把旧世界夺过来（如《十送郎》、《白扇歌》）。解放以后，他们更把它作为宣传教育的工具，编了很多新歌，歌唱畲族人民的翻身，歌颂祖国各个方面建设的成就，歌颂党和毛主席的伟大，鼓舞人民向共产主义社会前进。因此畲族歌言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1．群众性
  畲族人民喜爱唱歌，畲族的文学作品主要是以歌唱的形式表达出来，所以极易为群众所接受。作品不但流传广，而且深入到每家每户。歌词又都用畲语编成，有时虽也有稍深的字句，但那也是利用现成的俗语，只要歌唱得多，并不难于领会，所以妇女们即使不识字，只要多唱几遍，就能背诵。
  2．多样多彩
  不但形式繁多，有长篇的叙事，小说歌，也有抒情的杂歌，内容也十分丰富。诸如政治、历史、经济、自然常识，几乎应有尽有，无所不包。如《高皇歌》，既是文学，也是政治历史。又如《鸟名歌》、《兽名歌》，可说是自然常识的唱本。
  3．与汉族文学传统有密切的联系
  歌词多数是七字一句（也有三字、五字，但较少），音韵一般是优美铿锵，所以极便传唱。由于同汉族文化交流的结果，畲族歌言一方面既带着山歌民谣善于运用比兴和反复咏叹的色彩，同时又具有汉族古典诗歌和评话唱本那种表现方法精炼的特点。试举《高皇歌》开头段为例：
  盘古造天到如今，世上有人几样心。
  几人心好对你讲，几人心呆会骗人。
  盘古造天到如今，一重山背一重人。
  一朝江水一朝鱼，一朝天子一朝臣。
  说山便说山乾坤，说水便说水根源。
  说人便说世上事，三皇五帝振乾坤。
  盘古置立三皇帝，造天造地造世界。
  造出黄河九曲水，造出日月转东西。
  造出田地给人耕，造出大路给人行。
  歌词不仅通俗晓畅易懂，而且环环相扣、凝练生动，极富文学性。
  （四）传统畲族歌言目录
  1．长篇叙事歌
  《高皇歌》《麟豹王歌》《末朝歌》《元朝十八帝》《西游记》《白蛇传》《梁山伯和祝英台》《玉猫记》《仁宗不认母》《美人图》《赵颜求寿》《龙虎会（邹雷廷）》《王鹤记》《孔明祭东风》《九更记（藕丝帕）》《何文秀》《雍正游陕西》《郭子仪拜寿》《红裙记》《仙学瓶》《赠三宝》《玉兔记》《绣鞋记》《张亭由》《孟姜女》《龙凤帕》《潘文达》《沉香破洞》《项橐造城》《朱砂记》《王成龙》《林丧文》《韩世昌》《蔡襄造洛阳桥》《刘伯温》《秦世明》《宣统》《五鼠闹东京》《李清还轮》《双包判》《平贵回朝》《王宝钏》《曹操下江南》《纸马记》《洪武十八帝》《洪武出天门》《临水平妖》《小方东》《春人下西番》《丁兰刻木》《华岳三娘赠宝剑》《割肝记》《甘罗十二当宰相》《蓝佃玉》《钟景祺》《珍珠宝塔记》《马允安》《张文贵》《王魁情探》《陈三五娘》《白国栋》《乾隆七次下江南》《玉匣记》《白扇记》《崔文瑞》《林则徐》《双狮记》《玉堂春》《唐伯虎磨镜》《杨胜打铁杆》《廷山歌》《杨国显失金印》《孟纱记》《赵南楼》《包公双判鲤鱼精》《广仁龙》《宝莲灯》《梦蛟拜塔》《天仙配》《正德游山东》《韩克忠》《双玉牌》《掌鞋记》《八美楼》《荔枝记》《橄榄记》《奶娘传》《其门生》《樊梨花招亲》《金凤簪》《陈世美》《周雷亭》《赵景云》《张元贵》《黄俊》《洪武帝》《乾隆皇帝》《金镯记》《陈子仁》《姜太公》《双金桥》《利彭其》《唐明皇游地府》《李闯王》《双救驾》《玉排记》《三娇美图》《南京五状元》《兰花贡》《和坤拜寿》《薛丁山》《薛刚祭墓》《金钱记》《珍珠记》《摄魂帕》《五只金鳌鱼》《刘知远》《秋胡》
  2．杂歌
  （1）十条起
  《十二月歌》《十字歌》《十贤歌》《鸟名歌》《兽名歌》《花名歌》《竹名歌》《果名歌》《八卦歌》《天干地支歌》《时节歌》《十二时辰歌》《时节古人名》《十配贤人》《琴棋书画歌》《长工歌》《十更歌》《甲子歌》《八仙歌》《第一贤人》《第一福贵》《第一为神》《第一仙人》《三世同贤》《九世同居》《第一桃元》《一双科甲》《大片金竹》《盘古分天》《成双歌》《四洲大道》《十把白扇》《一双麒麟》《正月新春》《正月百花开》《正月凤凰》《十二生肖歌》《一百岁歌》《十双朝靴》《茶盆歌》《一笔落纸》《金木水火土歌》《一想》《一望》《一双鞋头》《一字未写》《一个香袋》《孝顺成双》《二十四孝》《金石丝竹》《正月牡丹》《正月行家》《正月做田》《正月做园》《正月做柴》《五更鸡啼》《百鸟来叫》《功建前朝》《牡丹歌》《芙蓉歌》《八卦歌》
  （2）散条
  《有缘歌》《路边歌》《面盆歌》《金匏花开》《田塍歌》《割藤拦路》《劝娘歌》《蜂仔采花歌》《玩笑歌》《行路歌》《忖娘歌》《交情歌》《变歌》《一宫花纽》《一束芙蓉》《娘起仙宫》《仙宫洞里》《第一宫前》《云露内里》《云里日头》《手帕歌》《香袋歌》。
  （3）字歌
  《黄金万两》《二十八宿》《清香礼佛》《一字添笔》《上大人》《心字歌》《字尾歌》《谜歌》。
  （4）小令
  《佳期令》《初看新婚令》《看新婚后令》《请状元爷上任令》《讨果子令》《讨果子后令》《交奶奶起令》《松花令》《竹花令》《茶花令》《浮花令》《烛花令》《豆花令》《油菜花令》《桌面令》《喷床令》《送房令》《起令》
  （5）叙事杂歌
  《嫁女歌》《做新媳妇歌》《节妇歌》《灾荒歌》《货郎歌》《读书歌》《书堂歌》《种田歌》《烧饼歌》《做米歌》《教郎孝》《采茶歌》《一岁食乳》《送娘出门》《出门路径》《头夜点心》《留夜歌》《二夜点心》《二夜茶歌》《感谢歌》《爷娘歌》《朱文公家训》《玉皇清歌》《老鼠苦猫》《高辛敕令》《新出祖公歌》《系出高辛》《劝娘歌》《劝婆歌》《劝郎歌》《对世歌》《看西洋》《脸盆歌》《手镯歌》《耳坠歌》《猪歌》。
  （五）畲族歌手
  在频繁的民歌盘唱中，涌现出一大批畲族歌手。民国期间，霞浦白露坑钟学吉，在伯父钟廷吉的熏陶启迪下，自幼喜爱民歌艺术，他在担任福宁三明会馆董事期间，勤于挖掘整理畲族民歌。钟学吉整理创作的历史传说故事歌《未朝纲》、《蓝佃玉》、《钟良弼》均有很强时代感，他搜集整理创作畲族民歌的事迹被载入《畲族简史》、《畲族社会历史调查》和《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新中国成立后，闽东涌现了一大批当代畲族歌手，其中被收入《闽东畲族歌谣》一书的畲族歌手简介如下：
  雷双勋，霞浦县州洋乡青福碇步村人，民国十七年（1928年）六月生。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园地》刊物上发表作品。1959年出席福建省农村文化活动积极分子代表会、文教群英会，省二届、三届文代会，省二届文联委员。1960年7月出席全国第三届文代会，受到中央领导人的接见。40多年来搜集、整理并创作新畲歌数十万字，汇编歌谣本17本。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音乐家协会会员，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宁德地区音乐家协会名誉理事，霞浦县文联委员、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蓝兴发，福安市社口镇塔仔村人，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三月生。12岁开始参加各种歌会活动，能唱各类畲族民歌3000多首，整理民歌1500多首，辑有《福安畲族民歌选》《畲歌蜜蜜》和《畲族风情歌选萃》。在刊物上发表畲族民歌50余篇（首），其《白云山下赶歌会》和《包山大户进山来》获福建省首届少数民族文艺调演创作三等奖；散文《畲山春》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散文奖。曾出席全国少数民族诗人歌手座谈会，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和中国文学艺术界第五次代表大会。先后两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是闽东畲族革命纪念馆干部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钟昌尧，霞浦县溪南镇白露坑村人，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生。读过私塾。有数十年盘歌经历，能即兴编歌，曾出席福建省民间文学座谈会和五省区闽东畲族艺术节畲族文化学术会议。采集整理畲族歌本10多本30多万字。曾任乡村干部、霞浦县少数民族招待所所长。
  雷霖其，民国十四年（1925年）出生于福安市坂中畲族乡仙岩村。他是闽东有名望的畲族老歌手之一。曾担任过仙岩畲族乡乡长、福安专员公署民族科科长等职。他每到畲族村寨调查或开展工作多是唱畲歌开路，使族人感到分外亲切。并组织编唱《牧羊姑娘》、《畲山茶歌》、《畲家与党心连心》等曲目，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艺观摩演出，受到奖励和赞扬。
  钟月銮，女，清宣统元年（1909年）春出生于蕉城区漳湾镇雷东畲族村。她自少酷爱畲歌，嗓子又好。十六七岁时，就能独立外出与名歌手盘唱，常邀同村姐妹三五人，往罗源、福安、霞浦等县的各畲族村盘唱。常年盘歌，教唱畲族民歌从不间断。
  蓝徐金，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出生于周宁县咸村镇云门村，中学毕业。从小喜欢看小说、听故事、唱畲歌，积极参加盘歌活动。1986年的“分龙节”，他作为周宁县畲族代表，参加福建省在福安举行的首届畲族歌会。
  蓝林德，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6月出生于蕉城区八都镇新楼村。即兴创作民歌。他会唱小说歌20多部，杂歌几千条。1962年他被推选参加福安专区民歌会演表演唱。曾参加全国少数民族业余文艺会演。20世纪80年代初，他出席在广西南宁市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民歌多声部音乐座谈会”，会上用双音和声演唱《谜歌》、《十二月盘答》、《情歌》，深得文艺界专家赞赏。
  雷长妹，女，1953年出生在福安市溪尾乡东瓜山畲村。她是福安市畲族民歌手中的后起之秀。1985年代表福建畲族人民去浙江省参加景宁畲族自治县成立大会，她在会上即兴献歌作贺，受到全场欢迎。至今她能唱各类传统畲歌2000多条，是福安闻名的畲家女歌手。
  雷梅英，女，1950年出生于福鼎佳阳村，她父母是远近闻名的畲族民间歌手，曾被选中参加福安专区文艺会演和出席全国民间歌手、民间诗人座谈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蓝春娥，女，1950年11月生于福鼎前岐镇双华畲族村，是公认的优秀歌手，曾参加在福安召开的“福建省首届畲族歌会”。
  雷三妹，女，1962年12月出生，福鼎沙埕镇后港福山人。16岁开始单独出外盘歌，到过霞浦、福安等10多个畲族村盘唱，曾参加1986年在福安举行“福建省首届畲族歌会”。
  钟显芳，1954年11月生于福鼎前岐镇岭脚下畲村。曾参加1986年“分龙节”于福安举行的“福建省首届畲族歌会”。他擅长唱散条歌，多用“福鼎畲歌调”演唱。
  雷美凤，女，1970年出生，蕉城区八都镇猴盾村人，是后起新秀。1987年参加县畲族“三月三”歌会演唱比赛，被评为第一名，荣获锦旗一面。1988年秋参加福建省艺术节，在福州西湖彩船上，同来自八闽各地畲族歌手代表共同演唱畲族民歌。1990年10月参加在宁德举办的“闽东畲族文化艺术节”，她带领24名畲族姑娘作为宁德市东道主，于继光公园歌台上演唱《迎宾歌》12首，与来自六省市畲族歌手展开盘歌活动。
  雷珍琨，67岁，蕉城区八镇猴盾村人。他爱好民间文学，对畲族歌谣颇有研究，能编会唱。1987年宁德县举办首届畲族“三月三”歌会，他是主要组织者之一，并为东道主的猴盾村培训歌手，亲自编写《问候歌》六首，担任歌会评委副主任，赛后为大会编印《宁德县①畲族“三月三”歌会歌词集》，1988年参加闽东畲族研究会。1990年，闽东首届畲族艺术节期间，他编写迎宾词，还亲自培训歌手。
  李圣回，1953年9月出生在福鼎前岐罗唇村。他能连续唱两个晚上的畲歌，而且不唱回头歌。经常在福鼎最大的畲族歌节“二月二”上演唱畲族民歌。
  雷维积，民国十七年（1928年）出生于柘荣县现乍洋乡宝鉴宅村。他从小就喜欢唱畲歌，16岁能即兴编唱并开始单独与人对歌。解放后，22岁起外出到
  福安、霞浦、宁德（蕉城）等地打工，期间常与当地女歌手对歌，曾多次参加闽东畲族社区畲族歌节歌会盘歌活动，擅长杂歌对唱。
  二、民间故事
  历史上，畲族人民“昼间则老幼成力田，夜际则父老围谈生笑语”（福安溪塔村《蓝氏宗谱》），在这种“围谈生笑语”的氛围中，大量民间故事靠口头流传保存下来。主要有以下几类：
  1．神话
  畲族神话有《男造天女造地》、《天帝造人》、《最初的人和后来的人》、《人·肤色·语言》、《太阳和月亮》、《射日》、《神农氏与羊仙》、《鲁班的传说》、《火神》、《八仙教话》、《火与水》、《彭祖与麻姑》、《和寅咋活了七千二百岁》等，这些神话以幻想变形的手法，解释自然和社会现象，表现民族的主观能动精神，具有珍贵的认识价值。
  2．传说
  四大传说有：《西瓜精点倒长城》、《孟姜女出世》、《孟姜女变花报夫仇》、《白蛇法海前世孽》、《梁祝梅竹缘》、《马俊做阎王》、《马俊做判官》；人物传说有：《臭头皇帝朱元璋》、《雷万春巧遇钟景祺》、《蓝光明的故事》、《进士钟大焜的传说》；史事传说：《秦始皇筑长城与致百万》、《吴李两姓由来和迁徙的传说》、《古田富达蓝氏的传说》、《畲族杨姓人的由来》；地方传说：《仙桃山》、《仙脚迹》、《白鸡观音亭》、《白露坑祖基的传说》、《九仙畲村的由来》、《桐岔岭》、《后山村流米石》、《狮子山的传说》；动植物传说：《水牛与黄牛的传说》、《老鼠偷谷种》、《母子鸟》、《鸳鸯成双不分离》、《竹鸡鸟》、《龙甲》等；土特产传说：《土莲香》、《念仔》、《八瓣桔》、《猴接藤》、《四季橄榄》；风俗传说：《双华“二月二”的由来》、《畲歌与祖牌》、《分龙节》、《凤凰装束的由来》、《乌米饭的来历》、《畲家端午菅粽的来历》等。
  3．故事
  幻想故事有：《石母人的传说》、《命带十八败》、《菩萨也怕人》、《土地公从此不灵》、《雷妹的故事》、《没甲煞问卦》、《畲山出金龟》、《守孝的故事》、《青蛙中状元》、《千里成兄弟》、《虎媒》、《百兽衣换平天冠》；动物故事：《猴虎相克》、《水牛和白鸽》、《猴》、《公鸡为什么叫“角、角、角”》、《猫头鹰结婚》；鬼怪故事：《牛报应》、《姑嫂复仇》、《鬼太守》、《岩毛鬼》、《寻到死了的妻子》、《收鬼压秤头》、《贼被鬼祟》、《雷天胆治竹篙鬼》、《巫师怕鬼》；生活故事：《长年智斗财主》、《雷超治财主》、《长年秤财主头》、《前夫与后夫》、《半个字不知道》、《阿九媳妇》、《奇特的祭礼》；机智人物故事：《状师钟九公》、《钟庄扮太子》；寓言：《田螺和土鳅》、《杀猪请长年》、《斗奇特》、《似梦非梦》、《山魈帽》；笑话：《乌嘴牛》、《三件手艺》、《捉“妖”》、《没冬收》、《字约在先》、《仙酒》、《装哑巴》等。
  4．当代畲族故事员
  长期以来，人数众多的畲族故事员活跃于闽东畲村，为丰富畲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弘扬畲族文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其中被收入《闽东畲族故事》一书的故事员11人，简介如下：
  钟瑞珠，女，1952年出生于福安溪柄金竹坪村。她祖父、曾祖父都是讲故事能手，《男造天女造地》、《石神保人种》、《田螺与土鳅》、《仙脚迹》几十个故事，就是钟瑞珠从祖辈那里传承下来的。瑞珠不但能讲故事，还善于唱畲歌，熟悉的故事，她能随口编歌来唱。
  李圣回，他不仅是个畲族歌手，而且善于讲故事。他讲的故事有《“二世人”怎么来的》、《人·肤色·语言》、《孟姜女出世》、《彭祖与麻姑》等上百个，取材广泛，讲述技巧性强。
  钟伏波，民国十四年（1925年）生，寿宁斜滩镇水龙湾人。自小酷爱民间文学，记忆力好，复述故事能力强。他讲的绝大多数是畲族民间故事和传说，故事情节较完整，趣味性强。
  吴德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出生于柘荣县楮坪乡湾里畲村。他年轻时走南闯北，见识广，他讲的故事面广，有较浓郁的畲族特色。尤其讲神话、人物传说、神怪故事，绘声绘色。
  蓝徐金，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出生在周宁县咸村乡云门村。从小喜欢看小说、听故事、唱山歌，是畲村民间故事、歌谣的搜集者和传播者。1986年，他曾作为周宁县畲歌手代表，参加福建省首届畲族歌会。他讲故事趣味性强，常讲的故事有《火与水》、《西瓜精点倒长城》、《梁祝衫竹缘》、《蓝佃玉与番乌蛋》、《前夫与后夫》、《孝女斗妖婆》、《张公做墓》、《三家福》、《拾银记》、《苦兄弟》、《九登科》、《忘恩负义》等50多篇。
  蓝俊德，福鼎桐城浮柳村人，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出生。他自幼生长在一个富有文化氛围的家庭中，受此影响，他会讲故事，表达能力强，有头有尾，情节生动。
  雷万糟，68岁，古田县大桥镇梅坪村人。他总共能讲百来个故事，都很精彩，情节奇特，趣味性强。他讲的笑话，会叫人喷饭。
  雷神宝，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三月生于蕉城区八都镇猴盾村。他能讲述《美姑娘蓝如花》等60多个较完整的故事。
  钟玉兴，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九月生，蕉城区八都镇丹斗村人。从小受他母亲的影响，爱讲故事。他还善于讲生活故事，能讲故事百多个。
  钟廷炎，87岁，霞浦溪南镇白露坑人，他从小喜欢听故事讲故事。他的故事多反映畲家人的生活，富有民族特色。讲述口齿伶俐，且富表情。
  吴兴松，1968年2月生，柘荣楮坪乡湾里村人。他从小爱听故事和讲故事。他讲的主要是人物传说和生活故事。
  第二节 畲族民间艺术
  “草葛天氏之东，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①这就是先民们也包括畲族先民伴随着音乐起舞而再现劳动场面的一种民间艺术表现方式。
  畲族原始的音乐实际上与汉民族的民间音乐一样，是一种劳动号子，是富于节奏的语言方式，对于勤劳的畲民族，音乐、舞蹈、劳动自古都是紧密相连的。生活表层的艰辛与心灵深处的明朗造就了畲民族全村男女畲歌盘答。举族老少畲酒对酌，田园中回荡着唢呐鼓点的欢乐，人群中充满粗犷舞步的激情，表达明快与达观的文化。畲族民间艺术还包括畲民族十分普及并富有特色的剪纸、刺绣、编织和竹编等工艺。它们的特点是内容多样，色彩丰富，不注重自然形态的模拟，而强调夸张、写意和装饰性，在似与不似之间展开丰富的联想，很多是配合年节祈福迎吉，表现他们的劳动生活、审美情趣和美好愿望。
  一、畲族音乐
  （一）民歌乐调
  畲族民歌的音调形态有商调式、宫调式、徵调式、羽调式；按地域分又有福安调、福宁调（含有“阿”、“罗”、“噜”衬词）、蕉城调（含“双音”）等。
  1．商调式
  五声音阶，音列为61（2）356。旋律进行以六度大跳，五度大跳为特征，结尾是一个或上或下的二度音程级进：312,112,132,632；旋律线大致为1651312；强调主音的上五度音。节奏是若干均衡连续短音与自由长音的组合，这种组合形式多样，不注重强弱音规律，常表现为混合节拍。商调在境内蕉城、福安、霞浦、柘荣、福鼎、周宁等县广为流行。福安畲族民歌《拦路情歌》即用此调演唱。在霞浦、福鼎，这种民歌旋律变化形式多样，霞浦民歌《你唱歌来真好听》就是一例。福鼎商调式民歌节奏自由，有衬字拖腔，适合对唱杂歌。因分布地点不同也有区别，流传于店下北边、前岐一带的《过海调·古人名》和福鼎店下南边、硖门一带的《过海调·十里亭边桃花红》，就有不同。
  2．宫调式
  五声音阶，音列为（1）2356或6（1）235。但其三度音3经常出现微升，其六度音6有时降半音。旋律始以四度、五度上行跳进，终于下行级进，强调上五度音和三度音，基本旋律线为3521132（1）。节奏开始时拉长，紧煞，再接着平稳地一字一拍进行，歌曲跌宕有致，韵味无穷。流行于境内蕉城等地。
  3．徵调式
  一类为五声阶，音列3（5）6，旋律进行以级进为主，夹以六度大跳，强调上下五度音，旋律线大致为3565，节奏较为规整，大都为快速的3/8拍，因其一、二、四句尾音有较长的拖腔，山歌风味浓郁。流行于境内古田、蕉城、福鼎、柘荣等地。
  （二）鼓吹音乐
  畲族鼓吹班融汇了地方民间音乐和外来音乐因素，经常以两支唢呐主奏，用民族乐器和常规打击乐器伴奏。曲目可连缀演奏，也可单独成曲，多用于婚丧喜庆场合。有走奏和坐奏两种形式。演奏者之间，配合默契，表演自如。鼓吹班演奏的曲牌都是“R工合”，属私藏牌，一代传一代由师傅言传身教，没有规范乐谱。较流行的曲目有《柳摇金》，分为：断句（用于热闹场面、节日或喜庆）；脱句（用于喜庆）；连吹（用于喜庆中的高潮场面，热闹场合）；接句（用于送新娘花轿）；盘吹（用于送神、迎神或转为送葬）；七字反（用在场面高潮和快结束时），俗称“露一手”。在运用时还可随意反复、转调、接吹和终止。
  此外，还有用于喜事开场或圆场时的《得胜令》，用于接新娘时的《游街》、《穿过场》、《虞美人》、《招郎歌》，用于新娘沐浴更衣时的《红绣鞋》与《绣鞋换》，用于新娘进厅堂时的《大开门》，用于婚事与祝寿时的《梅花引》，用于喜庆催放爆竹与跪拜仪礼时的《万出台》，用于喜庆场合催炮上酒菜时的《水底鱼》，用于敬酒、猜拳时的《八仙归》，用于新郎新娘进洞房时的《小贵子》，用于闹洞房和翻铺时的《梅花吟》与《柳青娘》，用于新娘下灶房时的《水龙吟》，用于迎客与送客时吹《武串》、《步路好》，用于上梁时吹《一字花》，用于丧事——收殓、落棺、送葬、开路、做道场时的《水底鱼》、《万年青》。
  （三）道场音乐
  1．道场演唱
  畲族巫师在从事祈福等神事活动时在道场上演奏的音乐有专门的曲牌和乐器。比较有代表性的音乐片段是：净坛、九夷清醮、踩罡。道场音乐有独唱、领唱、伴唱、齐唱，加上各种乐器组合伴奏，旋律清新，节奏明快，粗犷古朴，音响奇特，富有韵味。
  2．道场乐具
  主要有龙角、三音板、铃刀、吉铃、法鼓以及锣、手香炉与木鱼等。
  二、舞蹈
  （一）传统舞蹈
  畲族传统舞蹈，缺系统资料记载，只在民俗性的典礼仪式中还保存着传统舞蹈成分。畲族婚礼仪式中带舞蹈性的动作有：蹲步、团拜、拜堂、换灯、请位、敬茶等。迎客舞姿：新郎站在大厅上，双手五指并叠，作圆形舞姿，从左下方开始，由左向上，再经右向下，当举至上方时，头部略向前倾俯，表示迎客。敬茶舞姿：舞者双手捧茶盘，即作半跪式舞姿行至厅堂，敬天地、祖公，然后从左到右以穿梭式的舞步，向应邀而来的“八仙”依次敬茶；“八仙”喝完茶，主人再度用穿梭式的舞步上前，将茶杯一一收回。请位礼舞姿：佳期酒入席前，主人以舞蹈动作行至席前，模仿擦洗这些餐具的动作，拂拭凳子动作舞蹈。
  葬礼仪式中带有舞蹈成分的是生者对死者绕尸踏步。清代卞宝第《闽峤輶轩录》载：霞浦畲族葬礼仪式中“少长群相击节”，“主丧者盘旋四舞”。可见清代畲族葬礼仪式中还含有较多舞蹈成分。现在畲族葬礼中已没有这种动作。
  含舞蹈成分最丰富的是畲族巫师巫术活动，文场边唱边以碎步绕圈，动作幅度较小，武场是边唱边舞，动作幅度较大。畲族巫师在作“会暝”仪式中“起醮筵”、“洒净水”、“劝食”、“施食”、“开路”、“破地狱”、“请祭”、“劝灵”、“辞神”等巫术程序都是悲欢交集、载歌载舞。畲族巫师在“奏名”仪式中，用13张八仙桌子架起道坛，本师、祖师随势攀登而上，至13张桌相叠的最高层，随后又边唱边从每张桌上翻下，行动熟练、敏捷粗犷，舞蹈融入杂技，动作难度大，整个“奏名”仪式，情节性强，是典型的傩舞。
  1987年秋，福安文化馆在社口乡南山村和穆阳镇苏堤村对畲族巫舞进行考察采访，编辑成《奶娘踩罡》和《巫舞手诀》两个民间宗教舞蹈，并作为重点资料收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福建卷》。罡步是巫师的基本步法。《奶娘踩罡》分“净坛”、“请神”、“踩罡”三个部分。“踩罡”是舞蹈的主段，由八步罡、锁链罡、失亥罡、养身罡、梳头罡、扣缠罡、洗面罡、照镜罡、砻米罡、筛米罡、钓鱼罡等11罡组成。梳头、扣缠、洗面、照镜等罡均为奶娘出征前梳妆打扮的活动情节；八步罡是分天门、地府、人门、鬼路四个方位催赶邪魔；锁链罡是锁妖链鬼之意；失亥罡是超度亡灵之用；养身罡是指生育后的侍奉疗养；砻米、筛米、钓鱼等罡是对乡村太平和田园丰登的一种祝福。
  《巫舞手诀》是畲族巫师施行巫术时的手势造型，分为藏身诀、打鬼诀、“吊楼”诀、罗房诀四类。手诀以凝练而富有变化的手法塑造典型形象（“观音”手诀，背后两指为耸立的普陀山，中指为观音佛，左右两指为童男童女。“饿虎”手诀，则张着血盆大口，酷似迎面扑来。“上山鹤”手诀，独指朝天，亭亭玉立）。1987年，被《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福建卷》作为重点资料收入。
  《祈福舞》是巫师举行祈福等神事活动时所跳的一种舞蹈（1984年，已收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福建卷·宁德地区分卷》）。舞蹈者装扮奶娘（陈靖姑）一手持铃刀，一手握“龙角舞”，表演“打案出厅”、“抽兵马行罡”和“行九洲出山”。“打案出厅”由草席舞、“魔蛇”舞、令牌舞、“龙角”舞、铃刀舞、草蒿舞、又“魔蛇”舞等7个小段组成。抽兵马“行罡”由“龙角”铃刀舞、草席舞、又“龙角”铃刀舞3个小段组成。“行九州出山”：取意奶娘舍身救民。
  该舞蹈动作刚健有力，造型优美而富有形象，节奏鲜明。如左、右、高、低的“鲤鱼向白”、“弥勒献肚”、“行罡”、“奶娘梳头”以及“牵云”、“开步”、“镇鬼门”等动作均很有特色。“行罡”的整段舞蹈都在草席上，多姿多彩，气息浓郁，使观众不觉得因场地小而逊色。生于清末民国初期霞浦县畲族老艺人雷成兴，就曾在13张八仙桌（约13平方米）叠架起来的神坛上表演过《祈福舞》。
  《奶娘踩罡》是畲族巫师以罡步进行祈雨、度身（奏名）或“和神”逐鬼活动中的一种舞蹈，由“净坛”、“请神”、“踩罡”三个部分组成。
  《六结花》主要流行于福鼎县畲族乡村，为祭祀舞蹈。主要情节是表现畲民驱妖避邪，消灾祈福，保护乡闾吉祥安泰。
  《踏八卦》中，舞者身体每个部位的动作流程，都按八卦的部位，由点、线、面相连接，按金（西）、木（东）、水（北）、火（南）、土（中）的五行定位踏步。动作若仰若俯、若即若离、若进若退、进退伸展、变化离合。
  《穿九州》，巫师口吹“龙角”，手舞铃刀，脚踩四方步、打圈、间或穿插武术、杂耍、扮演超度亡魂。
  《婚礼舞》，新娘新郎表演拜天地、拜祖宗、换灯、献茶、蹲步、团拜、入席、安座、请客、敬酒等情节。其基本动作，融合了畲族婚庆礼仪时的迎客、敬茶、请位舞蹈，舞步有直蹬、斜蹬、走蹬等。1956年，进京参加全国农村业余文艺会演，被拍成舞台纪录片，向全国发行。当年，福安仙岩一带畲乡青少年都会跳这种舞。
  《龙头舞》，用锣鼓伴奏，主要流行于宁德八都、七都、金涵等地，1983年，《龙头舞》赴榕表演获省第三届“武夷之春”音乐会创作奖。
  《猎捕舞》，俗称踏步舞，用锣鼓伴奏。流行于宁德雷东一带畲族村。是畲族祭典中，祭师（道代）所跳的一种舞蹈。
  《铃刀舞》，取材于《陈靖姑》故事，表演者每人拟铃刀、奏板各一，舞蹈用锣鼓伴奏。
  《龙伞舞》，流行于蕉城区猴盾村一带，道具为三层凉伞。
  2．舞蹈整理创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极其注重畲族舞蹈的整理改编工作。1954年宁德漳湾雷东村民向福安甘棠坑门里巫师学习巫师舞步，经加工后编成《猎捕舞》。此前后福建省文化厅派专业人员到福安仙岩村，与村民共同创作了《婚礼舞》。1956年，《婚礼舞》进京参加全国农村业余文艺会演，被拍成舞台纪录片，向全国发行。20世纪80年代起，闽东畲族舞蹈创作取得可喜成绩，所创作的《丰收喜》、《欢乐的鸭姑》、《晨曲》、《织裙带》、《舂斋舞》、《畲山秧酒香》、《蚯蚓之歌》、《走嫁舞》等舞蹈节目，先后在全国和省、地文艺演出中获奖。1954年以来，经文艺工作者挖掘、抢救、整理创作的畲族民间音乐舞蹈节目共有100多个。主要舞蹈节目有：
  《丰收喜》，反映一对畲族男女在收割油菜中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从而建立起爱情的故事。1980年，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在国内外观众中颇有影响。
  《欢乐的鸭姑》，单人舞，舞蹈通过鸭姑与群鸭之间的亲昵关系和富有生活情趣的场面，体现畲族人民勤劳致富、热爱生活的新形象。舞蹈汲取畲族风俗，以祭祀舞蹈中的一代表性动作为基调，结合提炼加工过的生活动作予以揉合、发展，富有时代感。1984年，参加福建省首届少数民族文艺调演，荣获创作一等奖和演出奖。1990年赴昆明参加全国少数民族舞蹈比赛，获服装设计二等奖，艺术表演三等奖。
  《晨曲》，通过一对畲族中年夫妇，夏收翻晒新谷时与家中牲畜跑出来而引起的一系列诙谐有趣的场面，从一个小侧面，反映畲民脱贫致富的过程。汲取畲族《铃刀舞》、《龙头舞》舞蹈语汇加以生活化的组合，既有民族舞的韵味，又有时代气息。并用鸟语、鸡啼、鸭叫、鹅鸣、牛哞等人们熟悉的农村凌晨之声响作为舞蹈伴奏。1984年，参加福建省首届少数民族文艺调演，荣获创作二等奖。
  1988年，在华东五省一市舞蹈比赛中，获创作三等奖。
  《织裙带》，反映畲家七位姐妹趁农闲的月夜手执笸箩来到房前树荫底下织裙带的情景。舞蹈汲取畲族传统风俗舞蹈某些动作为基调，揉进新生活，使其富有浓郁的畲乡气息。1984年，参加福建省首届少数民族文艺调演，荣获创作三等奖。
  《舂斋舞》，反映春节期间畲家舂糍祭祖祈求丰年的情景。舞蹈由4男扮演，节奏有力，动作粗犷，音乐雄浑。1984年，参加福建省首届少数民族文艺调演，荣获创作三等奖。
  《畲山秧酒香》，表现畲家男女青年豪迈奔放的友情。舞蹈参照畲家“栽竹舞”的“蹲”、“踏”、“上下起伏栽竹”的形体动态，运用拔秧、插秧的基本语汇，既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又不脱离畲族舞蹈风格。1990年，参加闽东畲族文化艺术演出。同年，荣获福建省第五届“武夷音乐舞蹈节”创作、表演三等奖。1991年，荣获福建省首届艺术节、中国第二届艺术节福建分会场表演奖，并被拍成录像，于1992春节晚会节目中，由中央电视台对全国进行播放。编舞者为林海。
  《蚯蚓之歌》，反映出普通人艰难创业的生涯。1989年，参加福建省第五届“武夷音乐舞蹈节”演出，荣获创作一等奖、表演二等奖。
  《走嫁舞》，通过畲山儿女新婚之夜，赶着黄牛跋山涉水，由新郎接新娘回家的畲家奇特婚俗，表现出畲族人民勤奋开拓，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面貌。1990年参加福建省音乐舞蹈调演。1991年，在华东六省一市社会舞蹈调演中获创作奖与表演奖。
  《手铃舞》，是在畲族祭祀舞动作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舞蹈通过演员双手执铃刀，以群舞的形式，使左右颤动的舞姿与刀柄串成有节律的响声融为一体，构成了飘摇回荡的意境，表达了畲家祈望吉祥如意的美好愿望。
  《手指舞》，以畲族精致的斗笠为媒介，把婀娜多姿的畲族少女形象表现得美妙动人。结尾用畲家少娘抛“香包”选择情人风俗，喻意欢乐幸福。
  《行嫁》，以畲族新娘出嫁时过米筛的风俗，用新郎新娘双人舞与姐妹群舞相映衬的艺术手法，表现出一系列给人悦目清新的感受。
  三、剪纸
  剪纸，又称作“铰花”，用纸张剪制美术图案，用作喜花、礼花、供花、冥花和绣样。
  蕉城猴盾村畲族妇女蓝清莲能一刀连剪“双喜”和寿字。霞浦茶岗村畲族蓝美珠（1909—1980年）剪制祭祀用的《狩猎图》、《谷神谷娘图》、《春牛图》造型生动，背景场面热烈，构图完整，剪法利索，线条有力，色彩明快，有很强的感染力。
  喜花用于过年、办喜事布置门窗墙壁，或点缀器物，题材多为双喜、鸳鸯、蝙蝠、莲花鲤鱼、喜鹊梅花等。其表现形式多有一个完整的外轮廓，显得美满充实，喜气洋溢。
  礼花，装饰婚嫁喜庆礼品用，题材多是“花中套花”，山区拿手的是山珍图案，沿海以海味纹样见长。
  供花为装饰点缀祭祀供品用，取材与祭典内容相一致。
  冥花供丧葬、祭奠抛洒、焚化用，剪法比较简单，艺术性不高。
  绣样，刺绣花卉图案底样，通常用薄且带韧性白纸剪就。题材多系花鸟草虫，画面疏朗匀称，构图简洁，线条以弧线为主，纤秀、精巧，剪制技术要求较高。
  四、工艺美术
  畲族工艺美术创作主要反映在衣饰刺绣、编织花带和竹编工艺上。
  （一）刺绣
  畲族女性衣裳、蚊帐眉、被单、肚兜、鞋面、烟袋等通常有绣花的传统习惯。从事刺绣者以男性居多，各畲村都有一两位刺绣能人，刺绣时很少用花样，大多随意创作。刺绣以动植物和几何图形为主，也有刺绣人物图案的。刺绣色彩鲜艳明快，对比强烈；用色多以大红、桃红为基调，配以黄、绿（翠绿、草绿）、白、蓝各色，有的用金线镶嵌，增加华丽氛围。刺绣纹饰图案，有独立的，也有连续的。1989年，霞浦县发现一件畲族围裙，裙身呈梯形，上方及两侧贴近滚镶彩条处就绣有40位人物及其他图案。绣一件妇女上衣一般要用七八天时间，花样多的甚至要耗工1个多月。
  （二）编织花带
  畲族花带是用各种颜色的丝线由手工编织而成。长几米到几十米不等，宽1～6厘米，花带色彩多样，有蓝底红花、绿底白花、白底黑字纹饰多种。有“七根花”至“十九根花”多种规格。宽度小的用来系裙、裤和捆绑衣物。“七根花”：穿梭编织花纹图案主要靠正中七根线，其余的编成平面花边，颜色按各自兴趣选定，花带上织有“田、由、甲、申”字样和双菱及其他几何纹样，多用来捆衣物用。“十三根花”：花带上织有蝴蝶、蜻蜓、梅花多种图案花样和十、井、日等字样，多用于捆衣物，是畲族姑娘定亲的必备物品。“十七根花”和“十九根花”，编得稠密宽大，较耗工夫，是畲民束在腰间的装饰品。编织花带是畲族妇女的基本功，畲族姑娘通常七八岁就开始学编织花带。
  （三）竹编
  畲乡竹编手工艺品有篮、篓、箩筐、竹枕头、梳妆盒、回纹席等，品种繁多。最具特色和代表性的是竹编斗笠。一般直径38厘米，窝深8厘米，顶高3厘米，斗笠的花纹形状有燕顶、四格、三层檐、云头、燕嘴、虎牙、斗笠星等多种。以竿节修长、材质组织细密、破篾性良好的袅竹、娄竹为主要原料。将竹表层青篾剖成厚度约0.1厘米的细篾丝，并染成各种颜色编织而成。每顶斗笠用篾条224～240根；竹架编好后，两层之间铺以油纸，系上水绸带，再配以五色珠子、白飘带，戴在头上，既可挡雨遮阳，又是逗人喜爱的装饰品。畲家姑娘常以花斗笠陪嫁。尤以霞浦崇儒上水编织的花斗笠著名。1958年畲乡编织的花斗笠，曾被选送参加民族文化宫（北京）展出。
  （四）雕刻
  雕刻包括木雕和石雕。木雕有宗祠供奉的祖牌、富有人家的窗棂等；石雕多见于祠宇宫庙大门两侧的吉祥物和神龛佛座。福安大林钟氏祠堂保存的畲族祖牌，雕龙镂凤，雕刻精细，刀法娴熟。附：
  畲族文艺调查（摘录）
  调查整理：郑小瑛等
  （1958年）
  编者按：1958年福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专门组织了一个文艺调查小组，参加的除郑小瑛同志（小组长）是中央文化部派来的外，其他5位都是福建省文化局抽调组成的（其中孙中同志，因病中途回去）。任务除进行一般的社会历史调查外，着重对畲族文艺进行调查。调查点有福建省的福安、福鼎、霞浦、宁德、罗源、连江和浙江省的泰顺等70县、22个点、50多个自然村。1958年9月10日起至次年1月止历时4个月的调查工作中，搜集了畲族山歌20000多行，记录469首，录音一个多小时，绘制了各种速写与草图200多张，还搜集了舞蹈素材3套，文物250件，摘录了文物上的历史资料4000多字，并各种内容的照片78张。现将调查所得的畲族文艺方面的原始资料加以系统整理如下。
  （畲族文学部分略）
  一、畲族音乐概况
  畲族的音乐是非常丰富的，而且有鲜明的民族特点。这次我们对各种类型的畲族音乐，包括流行在各地区，曲调上各有特点的山歌，特用仪式歌曲，以及鼓吹班等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调查，共记录了曲调469首，录音一个多小时，访问与记谱对象共84人。
  （一）山歌
  无伴奏的山歌是畲族人民最热爱的一种音乐形式，他们自己多半就称为“山歌”。在山区，只要听见高亢抑扬的歌声，那就是说，附近一定有畲族村庄。这里没有脱离生产的专业音乐家，但却是人人能歌，个个善唱，只有唱得多少和好坏之别，而无会唱、不会唱之分，遍地是歌，真是歌曲的海洋，我们一共记录了山歌曲调342首。
  1．唱歌与生活习俗
  畲族人民视唱歌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随时有歌唱，也随时可唱歌，一个人行路或上山劳动时感到寂寞或疲倦，唱一唱既能解闷，又能解除疲劳。走到路上碰见异性，也有在路上就对唱起来的（但霞浦极少）。有时，歌少的姑娘们，都要结伙外出，遇见小伙子要盘歌时，也好有个帮手，或是，知道哪里有好歌手，就干脆绕村而过；有时，实在有急事，又唱不过对方，被拦在半路上过不去时，也有真生气的。而最引起大家兴趣的，还是下面这些唱歌的场合。
  （1）陪来客唱歌
  村里要是来了年轻的客人，本村的异性青年们马上就活跃起来，当晚就一定会有一场通宵的歌会。过去一般的风俗是：正月初一到十五都不劳动，八月中秋，也是走亲戚的好日子，若是来了青年女客，尤其是未婚的姑娘，就由本村的男青年陪她（或她们）盘歌；如果来了青年男客，就由本村妇女去找他们盘歌，唯一的条件就是：来客必须是从其他乡或距离较远的村庄来的不熟悉的人。她们说：“对唱的内容有许多是讲爱情，开玩笑的，本村的同姓是一家人，不能唱；附近村的，天天都见面，也很了解，唱起来没意思。”
  开始对唱时都是主人先开口，先唱一些客气话，意思是请客人也唱，客人如果肚里歌多，很快也就对了上来，如果歌少，有时会等主人唱了一两个钟头以后才开口。反正不开口是过不了关的。总之，会唱多少都得唱，一对唱，就是一宿。从前还有老人迷信说：“不能唱半夜歌，既唱就一定要唱到天亮，等那些来听歌的鬼神们都散去后，才能停止，否则要倒霉。”实际上，这种对唱除了娱乐以外，还有竞赛的性质，看谁唱得多，内容还不许重复，他们叫做“比肚才”。这种比赛，双方的实力往往是不平衡的，因为客人人数有限，而主人人数不拘，有时甚至可能10个主人轮流对1个客人。因此，做客人的必须作更多的准备，但一般来说，能唱一个晚上，也是很平常的事，客人也不会因此而胆怯。在对唱过程中，如果是“棋逢对手”，那就约好一个时间，或讲好再唱几段而停止，不分胜负；如果有一方一连十来条都对答不上，那就算他输了。主方输了，他就要好好招待客人吃一顿点心，并睡一觉，这时，他就会听到客方讽刺他们无肚才的歌声；若是客方输了，不但点心吃不着，还会听到主人教训的歌声：“空长这么大，连歌都没有，回去学好了再来把输在这里的歌担子挑回去！”在唱歌的时候，无论互相如何讥讽、嘲骂，都不会引起误会，人们都把这作为一种善意的督促。这种唱歌的风俗，在我们所到过的畲族地区几乎完全一样。
  在陪来客唱歌的风俗中，最有特点的还是“作表姐”与“作亲家伯”这两种。“作表姐”在霞浦最流行，现在还有，从前在福安与宁德也有这风俗，叫作“‘崩’女人客”，意义也差不多。凡是今年要出嫁的姑娘，她的母舅都会来请她与她的母亲去做客，次数不拘。姑娘这时要穿上最漂亮的花衫、花围裙、手镯、耳环等，有的腰上还系上结婚时用的长绸带。来到舅村后，这里的青年一定要来陪她唱歌，这就叫“作表姐”。如果姑娘能唱，而舅村又没有好对手，还可由舅舅介绍她到另一个有舅家亲戚的村庄去唱歌，能唱的姑娘人人夸，有时一连唱二夜，不能唱的姑娘就会遭到不客气的讥讽。我们在霞浦鲤鱼山看到一个来“作表姐”的姑娘，正好那天有许多汉族从城关上来帮他们抢收中稻，加上我们也在那里，那姑娘原来歌也不太多，当本村四五个小伙子你一句，我一句向她进攻时，她竟吓得一句都不敢回，就这样，还被围了三四个小时。第二天，大家都讲这姑娘是个“傻瓜”。“作表姐”也是姑娘们在出嫁前对她姑娘时代学歌成绩的一次考验，以后，她将有更多的机会参加各种歌赛。
  “作亲家伯”也在霞浦最流行，其他县虽也有这种唱歌的风俗，但不像霞浦那样已有了成套的规矩。在娶亲的前两天，男方就请一个好歌手全权代表男方，挑着礼物，与媒人一起送到女家去，这歌手就是“亲家伯”。到女家后，女村的妇女迎他进屋，将板凳放在堂屋东首（即大头）请他坐，懂规矩的就应马上将板凳挪到西首（小头）来，以示谦虚，女方请他抽烟时，他应先敬妇女村的人，连小孩子也要敬，总之，要显得自己很抱歉，很卑微。如果不懂规矩，稳坐在东首，妇女们马上拿鞭炮点着了放在他身下，烧他的衣裳，轰他。吃完饭，就开始唱歌，妇女们是主人，先唱“歌头”，这时，“亲家伯”就要马上应答。一般是唱起头后，“亲家伯”就要唱一段妇女们不大熟悉的歌，她们要是接不下去，就算输了一次，这也有打一个下马威的意思，然后继续往下唱，如果双方都有歌唱，就连唱两个晚上。白天不唱，大家休息或生产。歌的内容也有一定的安排，每段歌多由“亲家伯”起头，若女方不会就换一条，再不会，再换，换了十几条还不会时，就算对方输了，停止盘歌，大家去睡觉。歌唱得好，妇女们就不敢为难，一切以礼相待，到第三天随花轿回家，如果没有歌唱，就会被妇女们剥掉衣服，用灶灰涂成花脸，或是让他扛犁做牛，甚至连夜赶出去。“作亲家伯”的人都是不脱离劳动的，但也有一些报酬，做一次，双方会请他吃三四天好饭，男家也会送他两三斤猪肉。宁德也有“作亲家伯”的风俗，但主要是挑礼物去，不是去唱歌，但如果“作亲家伯”的人在女村没有亲戚关系时，也可以唱一夜。在其他县里，结婚那天客人间对唱的也很多，但这只是一般的唱，没有特定的内容。这种一连唱几个晚上的歌会，是群众最感兴趣的、认为是最过瘾的唱法。
  （2）盛大的节日歌会
  除了一般农闲走亲戚及婚嫁时唱歌以外，在福安还有4处、在霞浦还有两处大规模的群众性节日歌会。
  分龙节：在农历四月，过去传说这天不能用铁器，否则天就不下雨，于是人们都不生产，在福安穆阳一带的群众，就到附近苏堤山、牛石岗上去唱歌，霞浦也有在这天到目莲去唱歌的。不过，这节日的影响范围较小。
  六月初一：在福安留洋的白云山上，有一年一度的最盛大的歌会，这山很高，终年有白云缭绕。据说，天气好的时候，从山顶可以眺见福州与大海，山上有天然的石牛石马。过去每到这天，附近的汉族都去敬香，畲族也去看热闹，游玩与对歌到这里来的，有时还有来自寿宁与霞浦的客人，影响面很大。
  七月初七：在福安社口、营坑的白云山上有一座古庙，过去曾传说有什么姓马的神仙，因此，这天也有许多人来烧香还愿，而更多的畲族，都是去凑热闹、盘歌。
  八月十五：家家过节，城关也很热闹。这时，许多附近的畲族就结伴来城关镇游玩。福安与宁德都有这种现象。晚上，他们就在居住城关的畲族家中过夜，许多不熟悉的人聚在一起，必然又是对一宿歌。解放后，福安有了“少数民族招待所”，于是很自然地就在那里形成了歌会，最多的一次，小小的旅社里竟挤下了二三百人。
  九月九：在霞浦城关镇、马洋附近的目莲山与溪南的葛云山（即红山）上都有会。那里有座庙，据说解放前二三十年，在红山就已有歌套，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时，目莲寺里作一次大功德，吸引了不少人来看热闹与唱歌，从此以后，歌会就连年不断。后来，住在溪南的群众听说目莲山更热闹，就干脆不去“红山”，都奔“目莲”了。“目莲”有上下寺，山顶上有较平的斜坡，也就是能聚集几百人对唱的“歌坪”，在那里可以远观海、近看山，风景十分优美。福安东南部湾坞乡的群众，有时也赶来赴会，一唱起来，满山遍野都是三五成群的对歌人群，热闹非常。
  去参加歌会，是青年们最热衷的事情。过去，畲族人民生活非常贫困，一个姑娘一辈子往往只有一件漂亮的花衫与围裙，是婚衣也是寿衣，平日都舍不得穿戴，但去赴歌会时，每人都是尽量盛装。有的还要带上干粮，爬上两天山路，在歌会的前一夜就赶到那座山下的庄中住下，以便第二天一早就上山去。实际上，歌会在当晚就已开始了，一直到第二天日落山下时，才恋恋不舍地下山回家。
  最喜欢唱歌的是18岁到30岁的青年，无论男女，他们对唱歌都是非常热爱，非常主动的，尤其是对唱，只要有机会，大家就都来了。一开口，就能源源不绝地唱上半天或一夜，简直就不愿意停止。过去就有这种一有空就东游西逛、到处找对象唱歌的青年人。青年人通过唱歌，建立了感情的，也不在少数。但解放前婚姻由父母包办，如果父母不同意，还是不能结合。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给青年人带来了终身的痛苦，于是在他们的歌中，也有着不少“不爱老公爱贤郎”的内容，表现了他们对买卖婚姻的反抗。我们只碰见了个别“老婆是唱来的”歌手，他们的确不能不算是“幸运儿”。解放后，畲族人民与汉族同样得到了婚姻自主的权利，在各种歌会上订婚的情况也增多了。
  但唱歌也不只是青年人的事，因为少年们马上就会步青年们的后尘。中年与老年人也都是过来人，原来就是个个能唱，不过由于年纪大了，声音不好了，添上几丝皱纹，不好意思再在青年人面前献丑罢了，而他们的兴趣往往也不小于青年人。如果村里有人唱歌，几乎全村人都会集中到那里去，老老小小都非常安详地坐在那里静听，小的在学习，老的在回忆，有时也插进来唱几条，唱的不散，那些最热心听的也不散。老人家们都有一个特点，只要有年轻人在场，都是让他们唱，但只要不是对歌的场合，如上山种田、放牛，或是我们要找他记谱等，他们都经常毫不犹豫地引吭高歌。
  2．山歌的内容与演唱
  畲族山歌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并且有本民族传统的文学形式，一般来说，山歌内容有：
  （1）长篇叙事歌：有歌唱祖先来源与英雄事迹的《高皇歌》、《末朝歌》、《历史歌》等，每篇都有几百条（每条七言四句）。
  （2）小说：多半以汉族的小说、评话唱本改编而来，种类很多，也有歌唱先辈钟良弼别如何反抗民族歧视，与封建统治阶级进行曲折斗争的故事，以上两种，每篇都有50～400多条。
  （3）短连：又称“散条溜”、“散条变黟、“三条变”，多为短篇，也包括许多内容：
  十条起：有一定规格，如十二月时节、十二时辰、十月长工歌、十送郎（参加红军）等。
  生活性短连：表现一个较完整的内容，比十条起长些，如大嫁女歌，留夜歌等。
  字歌与分字歌：把一句成语拆开放在句首，或将一个字拆成数字放在句首，有猜字谜的意思，表示识字、有学问。
  杂歌：形式最自由，可长可短，内容也最丰富，有的有歌本记载，有的即兴编唱，好歌手都有这种本事，不够灵活的人，也会拣别人的歌头歌尾，换上几个字再对回去，不过，质量就不够高了。
  （4）解放后的新歌：有长篇叙史性的解放歌，新末朝歌，也有各种结合中心任务的短篇诗歌。
  这些山歌除了杂歌以外，都有手抄歌本，杂歌有时也有抄本，但较少。这些抄本虽也用的是汉字，但记的却是畲族语言，有相当多的注音字，不懂畲语的就不能完全看懂。山歌的内容有许多揭露封建统治者丑恶的面貌，也有反映了畲族人民的斗争生活，尤其是各种杂歌，非常细致生动地唱出了畲族过去的苦难、斗争、劳动、爱情与希望等等各个方面。宁德雷东的雷庆为说得好：“只要是眼睛看得见的，手脚做得出的，话讲得来的，无论什么事情都有歌。”在我们看来，的确是如此，山歌是这样丰富多彩，也难怪他们这么爱唱歌，而且对唱几夜也毫不感到困难，因为山歌丰富得几乎可以代替语言了。
  这几种内容的山歌，在各个地区的畲族中流传与爱好情况，也略有不同，过去畲族内部封建势力较大，封建文化影响较深，也出过一些秀才与私塾先生。福宁府所在地霞浦与附近的福安、福鼎的桐山一带，比较爱唱长篇的小说与十条起，霞浦甚至还有在家只能唱小说、不许唱杂歌的规矩；而离这里较远的宁德、罗源与福鼎的瑞云，浙江的泰顺县等地区，就特别流行唱杂歌，长篇歌本较少。但尽管如此，普遍的看法还是认为唱小说是“正规的”、“正统的”。至于唱祖宗事迹的《高皇歌》等，则是到处都有传唱。可见畲族各个地区演唱内容上的差异，与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情况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对唱时，一般是这样安排山歌的内容的：
  一开始先由主人唱歌头，主要内容就是请对方唱歌。比如：
  听讲你娘到郎村，我郎见信就去问，
  田间干活放落走，半行半跑转回门。
  而对方是不会很快就答唱的，总要主人一请再请，甚至用激将法。比如：
  你娘歌唱不过我，我是冈头松柏柴，
  我是冈头松柏树，经尽狂风打不斜。
  或：
  歌本拿来一大盒，讲给你听胆会寒，
  天下兵马是郎管，福建田粮郎一半。
  如果对方还不唱过来，主人就开始不客气了。比如：
  你娘为何这怒人，眼睛看壁不看郎；
  墙壁不行又不说，我郎能讲又能唱。
  或：
  真不唱，假不唱，给我拿来夹当中，
  给我拿来当中夹，胜过皇帝挟田粮。
  一般等不到这种地步，客人就会开口了，开始多半是客气话。比如：
  我娘来到你郎家，坐落郎凳路茫茫，
  不知歌言怎样起，不知歌尾怎样唱。
  或是干脆
  盘就盘，盘到明年三月半，
  盘到明年一月，芋头生笋心正冷。
  这样一开了头，下面就好唱了，一般习惯都是先对唱小说或长篇史歌。在对小说时，多半是共唱一篇，你唱一条，我唱一条，顺序往下对，但有时你唱的这篇我不会唱，我也可以另唱一篇长度差不多的小说，与你比多（但霞浦没有这种对法），这样就形成两个人讲两个故事的局面。无论那种对唱法，群众都很爱听，他们说：“听小说就像听戏一样，有头有尾，很好听。”到下半夜，听唱的人较少了，老年人多去睡觉时，才对杂歌，但也有像霞浦那样在家里根本就不兴唱杂歌的情况，这样一直唱到天亮，再唱一些感谢与分手的歌。如：
  一条路仔到京城，奴娘同走路上行，
  行到这里就落站，一时分散心怪冷。
  如果有一方没歌了，那就会遭到对方无情的讥讽。如：
  何许大呀何许高，如何肚中歌会无。
  看你空长这么大，胜过关爷拿大刀。
  但在野外和大规模歌会节日中的对唱，就几乎全部都对杂歌（霞浦也一样），年轻人这时也就可以畅所欲言了。
  在霞浦“作亲家伯”时，还有一些不同的习惯唱法。总的原则是只唱十条起与各种事歌，不唱小说与杂歌，因“作亲家伯”是喜事，而小说中有生有死，不完全是吉歌，杂歌又不能登大雅之堂。一般都是唱两夜，两夜的内容都不可一样。
  第一夜：只唱十条起，先唱《路往歌》，次唱《上东来望》。这是首冷门歌，多半只亲家伯会唱，他每一条开头的词与前一条最后的词有关，如果不会唱前一条，就对答不上，称为“九重十八合”。亲家伯往往用这段歌来打对方的下马威，然后唱一念、一度、一口、一结、一纽，共5段50条；再下面就可以随便唱什么内容了。天快亮时，唱“奴娘嬲夜”（即男女乐夜）作为结束。
  第二夜：先唱《茶歌》、《嫁女歌》，再唱其他内容的十条起，到半夜时开始唱字歌。在唱字歌之前，又必须先唱《起书堂》、《小读书》、《上大人》等歌，作为准备，然后，头一篇字歌多半是唱歌颂祖宗的“功建前朝”，到天亮时，唱《天干地支》、《分散歌》、《感谢歌》，说些吉庆话。
  如果女方准备了夜点心，就可唱不同内容的“头夜点心”或“二夜点心”歌，如果只唱一夜，那么字歌也在这一夜里唱。
  可见畲族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山歌的内容，及其在生活中应起的作用，而在那些文化较发展的地区如霞浦，对它的演唱与运用又有着较严格的，也是相当繁琐的要求。3．山歌的传授情况每一个畲族的孩子，从还在襁褓中时，就已开始随母亲参加各种歌会，因此山歌的曲调不用学都听会了。六七岁的孩子上山放牛时，有时也会学着大人哼唱几条，到七八岁以上，学文化、学知识的欲望大增，于是山歌就成为很好的学习内容。要成为一个歌手也不容易，最起码的要求是能唱一夜，那也至少要会唱一两千条（每条七言四句）。但孩子们学歌的勇气和热情也绝不亚于父兄辈们唱歌的劲头，他们有的一笔一画地模仿着别人的笔迹，抄好了歌本，或借到了别人抄的歌本，由老人们一句一句地教唱，村里有经验的歌手们，也很自然地担任着孩子们的唱歌师父。男孩子们一边学歌，一边也学会了认字，懂得了许多道理。孩子们在放牛、走路、嬉戏时，都经常互相传授、补充，晚上睡前练歌，清早一醒过来又唱。老人还说：“早上空肚子学歌最好，最记得住。”一有盘歌的场合，孩子们都去旁听，悄悄地跟着学习，这样学七八年后，有一两夜的歌就不成问题了。过去由于重男轻女，女孩子得不到学习的机会，只是男孩子学歌时，她们也跟着在一边念，但姑娘们学歌的本事都普遍地比男孩子们高，她们都有着惊人的记忆力，我们看见过好多妇女，一段十条的新歌，最多教她三四遍，就都记住了。因此畲族妇女会唱的歌，往往比男子都多，过去也有“七郎八女”的说法，即男子要能唱7夜，女子要能唱8夜。总之，妇女不能输给男子，如果村里有好歌手传授，男女青年较多，唱歌听歌的机会也较多，歌也就会学得好些，有的杂歌根本没有歌本，就只好完全用口传心授的方法，一代代传下来。
  4．从有关山歌起源的传说看畲族山歌的社会意义
  群众常常说：“山歌是盘古开天以来就有的，祖宗传下来就是这样的。”但也常常说：“我们与汉族不一样，妇女也与男子一样整天参加劳动，而过去劳动又很苦闷，干了一年连半年都吃不饱，于是男女就用对歌来散散心，歌也就愈唱愈多了。”
  另外，还有两个关于山歌的传说，也在民间流传。有些人说：“我们畲族过去太穷苦了，正月或婚嫁喜事时来了客人也没有床铺被盖招待他们住宿，只好坐等天亮，后来，有一些生活比较好一些的闲人，就编出一些歌来教大家唱，这样就不枯燥了，慢慢也就变成了风俗。”还有些人说：“听说从前有一个畲族的读书人去应试科举，县官见他是畲族，就不许他考，要他去当‘翰林’。那时畲族朝中无人，学问再好也当不了官，他在家里，也无事可干，愈想愈气，就编出歌词讽刺朝廷，流传后代。”畲语“闲人”与“翰林”同音，到底是那一个，在歌手中还各持一说，不得而知。但就从这几个普遍流传的简单传说里，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畲族山歌的历史已很悠久；第二，山歌起源于男女共同劳动；第三，山歌也起源于畲族人民反抗民族歧视阶级压迫的斗争；第四，唱山歌是畲族人民在过去极端受压迫、受剥削的贫困生活中，唯一可能的社交娱乐方式；最后，山歌很好地记载了生活与历史，并对后代进行了教育。
  这些意义在我们看到的山歌作品中以及我们与畲族人民的接触中，也得到了证实。许多歌手对我们说：“山歌唱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喜、怒、哀、乐嘛。”的确，我们从过去的山歌中看到了人民对旧的剥削制度的痛恨，也看到了先辈们向恶势力作斗争的英勇史迹，看到了过去痛苦生活的烙印，也看到了对未来幸福生活的向往，还从许多热情洋溢、活泼幽默的诗句中，看到畲族人民大无畏的乐观战斗精神。因此，可以说山歌就像是一面镜子，反映了各个时代里畲族人民的生活与思想、爱与憎。
  同时，在过去痛苦的年代里，山歌也是畲族人民唯一的慰藉。他们唱出了对旧社会的愤怒与抗议，对老爷们的藐视，也唱出了纯真的友谊和爱情，在歌声里，他们会暂时忘掉悲伤，也能得到生活与斗争的力量。群众说：“我们山宅人，过去一无读书，二无戏看，只好拿唱歌来散心，作田辛苦，或受苦发闷时，唱上几段，心就开花了。”因此唱歌也是住在高山岭顶的畲族的唯一社交娱乐形式。
  我们还听许多群众都谈到，“学歌也可以学文化”。过去，畲族男子中，有不少人能看懂一些字，这都是学歌带来的成绩。我们访问过霞浦青皎的一位青年歌手吴伏顺，他一天书也没有读过，但近10年来，他不但能看报、看小说，还已编写出七八部长篇小说，解放新歌40多篇，他说：“我的文化全部从唱歌中学来。”过去畲族极少有读书的机会，但手抄的歌本却非常多，几乎每家都有，多的有10～20本的，每本都有200～300条。
  唱歌不只是学会了认字，还从歌里学到许多历史与自然常识，比如三皇、五帝时代的传说，自古至今历代大事，畲族人民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故事，各种节气、时辰、花名、鸟兽种类等等，虽然反映得还不够全面，但都起了一定的教育作用。过去的山歌虽然也宣讲了一些如何做好人好事的道理，但也散布了许多忠、孝、贤、书等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如《二十四孝》，《七十二贤人》，《三世圣贤》，《一大富贵》，《一劝女人》等等。这些歌曲的广泛流传，对维护封建的思想观念，也有着极大的影响。不过，这些只是畲族山歌中不健康的一部分，在过去封建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出现了这些山歌，也是不足为奇的。
  另外，在演唱中形成的“比肚才”的竞唱风俗，也大大推动了歌唱活动，谁也不愿在比歌中服输，于是大家都努力学歌。据说，福安大留乡坑原里村的人，素来善唱，村里有一间专用来对歌的房子，不是好歌手都不敢上那里去做客。50多年前，有一个铜彭乡青云村的青年歌手到那村去做木工活，一个姑娘与他唱了起来，事先讲好，谁唱输了就挨打，唱了七天七夜，青年终于输了，女儿的父亲就叫女儿狠狠地打，直打得脚上出血染红了袜子，青年被赶回村后，留下了血袜子作为报复的证据。又苦学了十几天歌，再去“挑回歌担”，这一次却是姑娘输了，青年就以血袜子为证，要照样打她，女父不忍，只好把女儿送给他做妻子，才免了这顿打。这说明好歌手处处受人尊敬，不会唱歌的处处碰壁，不仅自己挨骂，还会被人认为村里连个教歌的人都没有，有时连走路都行不通。因此，不愿丢面子的年轻人都积极学歌，实际上一定程度上也起了推动文化教育向前发展的作用。
  5．山歌曲调的形式、种类及其流传、运用情况
  畲族山歌基本上每首都是七言四句，他们称这28个字为一条，是一个基本单位（但在杂歌中，有时也常见到第一句是5个字或8个字的）。因此山歌的曲调也多半是以一条四句构成一个乐段。只有流行在罗源与连江的益调，上下两句的终止都基本上相同，而形成了两个独立的乐句构成一段的现象。
  差不多每个县的畲族都有自己风格的山歌曲调。我们在闽东与浙江泰顺等7个县里发现了4种不同的曲调。这四种曲调在调式、节奏、音程进行等方面都有一些共同的、可以称为是畲族山歌调的基本特点，但又因语言音调与各地区的爱好而不同，使你一听就可以区别出来。现在分别略述之。
  （1）福宁调（共记谱272首，录音约30首）
  这个调最流行的地区是福安与宁德，姑且暂称福宁调。在这两个县里，人们不论在家或在山上，差不多全部都只唱这个调，多半是一字一音，虚字不多，节奏性较强。据群众谈，福安人与宁德人的唱腔还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我们觉察不出来。在福鼎、霞浦与浙江的泰顺县里，这两个调也有流行，但由于语言音调上的差别而有一定的变化，用群众的话来说，有硬、软、紧、缓的不同，运用的情况也有所差异。
  在福鼎与泰顺差不多都会唱这个调，但大部分地区只在自己学歌时平平地念唱，或老人家声音不好了，自己哼唱时才用。他们称为“平讲”，对唱时都不用，只有在福鼎瑞云乡小部分地区仍是主要的曲调，用于对唱，但节奏性也加强了，句尾还有下滑的拖音，有了一些变化。
  在霞浦也差不多都会唱福宁调。但西路、南路的一部分地区，曲调虽与福安的差不多，却不能在家里用来唱小说，只能在野外，或是上目莲山对歌时用来唱杂歌，也叫“平讲调力”，只有东路草岗一带才以此为主要曲调，在屋里或山上都能唱，它的曲调更加婉转、抑扬，有时也有下滑的尾音，与瑞云腔相近。他们说，这比福安人唱得更软一些。
  （2）福鼎调（记谱20首）
  在福鼎除了瑞云之外的大部分地区流行，这种调比较高亢，而富于装饰音，最后还有长长的尾音，都用来对唱。浙江泰顺县的畲族山歌调也与此相近，但节奏较规律，装饰音较少。
  （3）霞浦排歌调（记谱16首，录音约20首）
  只在霞浦西路、南路地区大多数人中间流行，多半只在家里陪客人时用来对唱小说，它最大的特点是虚字很多，且将千句歌词分成万句唱。如：
  正月（Lie—wu）时节是新年，想起（wu—ai）o
  蒋贼（Lie—wu）管百姓（wu—ai）／
  害尽（Lie—wu）农民真艰苦（wu—ai）／
  （ai—lu—lu）解放（wu—ai）～／／
  以后（Lie—wu）出头天（wu—ai）。
  群众说，这样唱，声音拉得长，更好听，虽然由于虚字多，往往会听不清歌词内容，但用它来对唱有歌本的小说全连则没有关系，因为小说是众人皆知的，只要听清几个字就知道该怎么往下接了。也由于这个原因，而不用它来对唱杂歌，因为杂歌内容比较灵活，有许多是触景生情，即兴编上来的，若是听不清对方唱的内容，就无法接下去。也有人开玩笑说：“唱一条排歌的时间可以用来唱三条平讲，也就是说，用排歌盘唱的话，一个晚上可以少唱2/3的歌。因此，福安人若用平讲调与霞浦人比歌，一定比不过霞浦人。”
  （4）罗连调（记谱24首）
  流行在罗源、连江与宁德南部紧邻罗源的飞鸾乡，暂称罗连调。这个调任何时间，任何内容都能唱，除了前面提到它曲式上是由两个独立的乐句构成一段外，它的调式上也有特点，其他地区，包括我们从泰顺间接了解的浙江其他各县畲族山歌调，全部都是商调式，独独这里是宫调式。
  从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罗源、连江的畲族不只是山歌曲调上有特点，就在妇女的服饰发式上，也与闽东其他四县的畲族迥然不同。他们穿短裤，打绑腿，上衣是和尚领，发式呈海螺状。而北边的畲族却都穿长裤，上衣是边襟、有领，头发由后横绕在头顶上。虽然各县装束与山歌还有不同之处，但差异较小，其中福安与宁德的畲族山歌曲调完全一样，那里妇女的装束也完全一样，可见服饰上的异同与音乐上的异同程度基本上是一致的。
  尽管各地的调子不完全一样，但只要是畲族群众聚在一起，总会很快地找到山歌曲调上的共同语言。最普遍的情况是都用比较接近福宁调的曲调来对唱，比如霞浦人与福安人对歌就不用排歌，而用“平讲”；福鼎其他地区的人与瑞云地区的人对歌就不用福鼎调，也用“平讲”，他们认为两个人各唱一调不好听。但畲族人民都有学歌的天才，有时就在歌会上，当对方唱其他的调时，自己轻轻地学几遍就能学会，这时就一会儿同唱我的调，一会儿又同唱你的调，也很好听。有时因各地语言与腔调多少有些不同，而造成对歌上的一些困难，互相听不大懂，但他们都很喜欢听，并很热心地学习对方新鲜的调。一般反映都认为，除了自己家乡的调以外，变化较多的、较为婉转、较软的调也很好听，如福鼎调、罗源调等等。
  6．语言、歌词内容与山歌曲调的关系
  以上所举的各种调都只是一个概括的分类。在每一种调里面，又因每条歌词的音韵高低，语言的抑扬顿挫，以及各人声音的特点与爱好等，而有着种种的变化，我们检查过好几篇各有十多条的山歌，虽然因各篇都由一个人演唱，但那十几条曲调就找不出完全相同的两条来，可见语言与曲调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同时，同一条歌词请一个人唱二三遍，每遍也不完全一样，可见，语言与曲调结合的可能性还是很多的，也可以说每个歌手都是作曲者。
  山歌歌词都有严格的韵脚，第1、2、4句一定要用同韵，不押韵他们称为“不平”，歌编得不平就唱不来。用汉语编的七言四句的山歌，用畲语就不一定能唱，因为用汉语念起来是押韵的，而用畲语一念就不平了，加上一些词汇、语法也不同，汉歌一定要改成畲语后，他们才能唱。他们的韵也是多样的，在一个长篇里各条都可以用不一样的韵，但韵的改变并不影响调式的改变。
  但他们无论唱什么内容，历史小说也好，喜怒哀乐也好，基本上都用一个曲调。偶尔，我们也能发现一些因情绪不同而引起的曲调上的变化，但这种变化也是不明显的，不自觉的。他们说，心里真正悲愁时，是不唱歌的，就是唱苦歌也多半是在娱乐散心时，用对唱形式表现出来，这一方面说明畲族人民对生活的乐观情绪，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明山歌在音乐方面还是比较原始的，这与过去畲族在政治、经济上受压迫，文化闭塞落后的社会情况也是分不开的。
  7．各种唱法特点及其与山歌曲调的关系
  畲族人民普遍喜爱的发声法是“假声”，男女都完全用假声。我们听来同在一个音区，女声很好听，而男声听起来就显得相当不自然。但群众都认为高、细而亮在山中又传得远的声音是最好的声音，也就是15～25岁青少年的假声被认为最好听，因此男子到30岁以上，假声渐渐唱不出来时，就被认为是“没声”了。但也有例外的，霞浦的一位老歌手蓝朝燕已经62岁了，假声还很响亮好听，但气息已不能支持长久了。妇女“有声”的年龄比男子长，有的可到40来岁，一般的反映也是说妇女唱得好听。他们说，唱假声不会累，唱到后半夜时，声音唱开了，反而愈唱愈亮。
  另外还有一种唱法叫做“平讲”，用真声唱，音调较低，这就是那些“没声”的人唱歌的方法，或是学歌时平平念唱时的唱法，群众对这种唱法评价很低，认为这与说话一样，不是唱歌，声音不好听。
  各种不同的唱法，也直接影响着曲调的变化，在唱一条歌词时，因唱法不同，可出现三种不完全相同的曲调：
  第一，用“平讲”念唱，一种是曲调较简单，不加虚字，节奏较强，较紧缩，音区与说话差不多，另外一种曲调与高声唱时一样，就是音调较低，用真声唱出来。
  第二，用声音唱，曲调高亢有力，装饰音较多，节奏放宽，有虚字，音区比平讲的高四五度。
  第三，再放高音，音区再高些，曲调中可以延长的地方，拉得再长些，装饰音再多一些。
  其中：第一、第二在曲调上比较接近，只是第三种更宽广一些，而与第一种在曲调上的差别就稍为大一些，这种差别也因地区而异，如在福宁调与霞浦排歌调中的差别就较少，“福鼎调”中差别就较大。
  8．山歌演唱形式
  畲族在唱山歌时，都是清唱，很少伴随动作，听说在大的歌会节日中，唱到意兴特浓时，紧靠在一起对唱的姑娘们，身体也会左右摆动。在宁德也听说有时会随歌曲内容作一些手势，不过也是很简单的动作。山歌歌唱的形式可以分为这几种：
  （1）独唱
  这多半是在山上一个人劳动或一个人行路时唱，有时在自己村里也会应亲戚朋友的要求，把某一段历史歌或小说，从头唱一遍，如同讲故事一样，或是介绍一段新歌。比如在泰顺，由于会唱小说全连的人很少，就很少对唱小说，多由一个人唱。整个看来，这种唱法是不太多的，大家主要的兴趣还是对唱。
  （2）对唱（也叫盘歌，盘诗等）
  这是畲族歌唱中最主要的形式，也是大家最热爱的一种形式。在对歌的时候，都是男的在一边，女的在一边，妇女们还特别爱挤在一团，不参加唱歌的本村妇女，也与她们坐在一起，以壮声势。妇女们似乎都很害羞，低着头只管听，只管唱，很少看看对方。对唱的时候双方的调子一般都是一样高，但也有个别耳朵不好，或声音不好的人也用另外的调子来答唱，那就很不好听。在这种情况下，另一方往往也就迁就一下，改一个调子，有时双方都是好歌手，也有随时移调的，一会儿两人同时高几度。一会儿又低几度，度数没有规律，但也反映出一种要求变化的愿望。
  虽然一条歌只有4句，但对唱的形式却也不少，各地区的习惯也不完全一样。
  ①各唱一条
  这种唱法最普遍，各县都有，唱全连的历史歌、小说或杂歌等都可以用。这里又可分为二类：一种是只有两个人或是有两群人在对唱，但还是各由一个人开口唱，那就是一人唱一条，这倒不一定总由一个人唱，而是这一群人中任何一人都可唱，如果同时两人一齐开了口，其中必须有一个停下来，让另外一个唱。另一种是有两群人在对唱，那就是一边唱一条，这时可以由一个青年一气唱完一条中的4句，也可以甲青年只唱两句，而乙青年接唱下两句，在同一边唱完一条以后，然后，再由妇女那边对唱。
  ②各唱两条
  这个习惯只有唱罗连调的罗源、连江与飞鸾乡唱杂歌时才有，他们说这样更便于听清楚对方的意思，有时是1人唱完两条再对过去。也有两个人，每人各唱一条再对过去。还有由4个人，每人各唱两句（即音乐上的一个独立的乐句）合成两条，对过输了，甲方唱完两条乙方对不出时，甲方就再续唱两条，续唱两次乙方还对不出时，就算乙方输了。在其他地区，如果甲方唱完一条而乙方没有马上对过来时，也可以连唱两条或三四条，不过，不成其为规律就是了。
  ③各唱三条
  这种唱法流行于浙江泰顺县畲族地区，也称为“三条变”，内容都是杂歌。为了怕对方听不清，也给对方一个较长的考虑时间，所以每一条都唱3遍，但3遍若完全一样又嫌太单调，就将每一遍最后一个字的韵辙加以改变，这时，不一定再照顾到与内容是否很符合。
  如： （第一遍） （第二遍） （第三遍）
  门前水井七尺 “深”， “长” “其”
  一双鲤鱼头载 “金”， “黄” “支”
  有缘搜出分娘看，
  无缘收转井当 “心”。 “尖” “利”
  如果双方都是好歌手，用不着这样长的时间来考虑的，也可事先讲好，唱两条一变，或一条一变。
  ④各唱两句
  这种唱法在福鼎瑞云很盛行，霞浦与宁德飞鸾乡等处也有，多半用于好歌手之间的对唱，或唱的内容是小说，而不需要多思索就能顺口对出的情况下。而在福安、宁德却几乎没有这种两边共唱一条的唱法。
  ⑤各唱一句或唱排歌
  这种唱法就更紧凑了，只是霞浦人在用平讲调对唱小说时，有时这样唱，在别处也没有见到过。但更多的还是在用排歌调，唱小说时，常常这样唱，排歌调虚字较多，虽然一人一句也不会感到太紧张，在南路、青皎、白露坑一带，唱得还很讲究，句句都要衔接得很紧，在对方句末（Wu—ai—）的尾音还未消灭前，就要接进来，歌声循环不断，十分好听。
  归纳以上的对唱形式，可以发现一个规律，那就是，愈是双方都熟悉的，有固定全连歌本的，对唱起来就快一些，可以不假思索；愈是没有一定规律的杂歌，尤其是即兴编唱时，就对唱得慢一些，需要时间考虑下文。比如宁德飞鸾乡对唱小说时，可以各人一条，或各人两句，但对唱杂歌时就要各人两条（但经过双方同意后，也可以各唱一条）；霞浦在对唱杂歌时要各唱一条，但对唱小说时，就可以减少到各唱一句。
  （3）对唱与齐唱
  在对唱的时候，有时同一边的人，还会加进来形成齐唱，人数约2～3人，不会太多。甚至从头就是齐唱，不过这必须是大家都知道下一条要唱什么时，才可能从头就一齐唱。一般都是有一个人先起头，别人知道他唱的是那一条后，再加进去一块儿唱，这又以第一种情况为多，福鼎的瑞云、福安与霞浦草岗等处都有。在齐唱时曲调进行基本上是一样的，但也有因各人的爱好、习惯有所不同，而形成一些多声复调的现象，节奏也有一些不齐，但基本上还是齐唱。群众对这种形式并不喜欢，他们说“这样一唱，歌词都听不清了，就会混乱”。于是当发生这种情况时，有的人就会发表意见：“一个个唱嘛！别争先！”
  无论是那一种对唱，开始时都是缓和的，节奏较轻松，不紧不慢，声音也较平，唱到后半夜可就不一样了，正如群众说的：“就像公鸡与母鸡打架似的，谁也不饶谁，一句紧接一句，这边还没唱完，那边又对过来了，节奏愈来愈紧凑，声音也愈唱愈亮，非常热闹。”
  （4）“双音”（双条落）
  记谱8首，录音30首。
  老早就听说畲族有多声部的歌唱音乐，但走遍了福安、福鼎与霞浦三县都没有听说到，当我们快要绝望时，终于在宁德发现了。这是一种带有轮唱性质的二声部，目前这种唱法还只流传在靠北部的七都、八都、九都这三个乡的范围以内，据说福安甘棠上面也有。原来多半是那些歌唱得多，唱得好的人才会唱，现在会唱的人也不算少了。十几年以前，由于互相比多、比快，从赛歌中产生了这种唱法。现在也多半是先用普通的对唱法在前半夜试试对方的才学后，如果是对手，到后半夜时，就开始唱“双音”。也有在结婚时，男方的轿子抬到女方家时，女方的妇女们就与轿夫们对唱这种调。由于唱起来十分热烈紧张，当地群众都很喜欢听这种唱法。
  “双音”唱法有这几个特点：
  ①演唱：由男女二人重唱，可以由男的先唱，也可由女的先唱，男子一般都用假音，有时也用本嗓音唱，听起来后者声部更为清楚。
  ②前后距离：有两种，第二人可以晚两个字进来，也可以晚4个字进来，而以后者较为好唱，间隔其他的字数都说“唱不来”；有几个人开始晚唱4个字，唱完十条一直还是坚持4个字的距离，有的人开始晚唱4个字，后来又变为两个字，有时干脆变成齐唱了。这没有一定，与演唱技术也有关。
  ③节奏：有较紧凑、节奏性较强的，及较宽广拉长音的两种。两个人节奏的性质基本上是统一的，而又有自己进行的规律，有时好像还有故意让他交错的意思。我们听起来，节奏较宽的那种能够清楚地听出两个声部的结合来，比较好听。
  ④曲调：基本上就是“福宁调”。唱双音的时候，有的人唱起来，完全像轮唱，两个曲调完全一样，但也有的人唱起来两个曲调不完全一样。这可以有两种理解：其一，原来演唱福宁调时，各人就因嗓音高低、语言、爱好等关系有着不完全相同的音调，在这里也就自然地形成了两个声部；其二，歌手们有意识地变化自己的声部，以达到丰富的音乐效果。
  我们认为这两种原因都有，而照目前看来前一种还占着主要地位。总之，这种唱法还没有形成一种固定的形式，在音程的结合上也还没有一定的规律，还处在比较年轻、原始的状态。但很清楚的一点就是畲族群众中已有一部分人不满足单声部的对唱了，于是从赛歌中产生了二声部，并且在自己的演唱中也感到单纯的轮唱还不够丰富，而开始在节奏上、曲调上追求一定的变化。类似这样的结合，我们在霞浦水门乡草岗村也偶然听到一次。那次由浙江平阳人裁缝雷延真唱的。在一次歌会上，当妇女们唱头两句时，他不唱，唱第三句时晚一个字跟进来，到第四句时二人又同时开始，节奏相同，曲调略有不同。他说这种唱法当地还有人会唱，但我们没有听见，不知这是一种偶然的唱法，或已成为一种演唱形式，还待调查。民间音乐中多声部结合，在我国还是很少有的事，我们为它的产生与发现而兴奋，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重视并帮助它发展。
  9．解放前的阶级压迫与山歌活动
  解放前，畲族无论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受着国民党反动派与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生活极端贫困。在大汉族主义强迫同化政策下，畲族也受到了歧视，妇女都不敢单独到城关来，怕受欺侮，更不用说是唱歌了。有一个了解情况的人听见他们唱歌就讥笑他们，辱骂他们为“臭畲姆”、“臭畲客”。因此他从来不敢在汉族聚居的地方唱歌，有的地方如宁德还禁止过畲族唱歌，但他们在畲族地区是照样唱。这也是表现出他们对民族歧视政策的反抗。
  汉族一般都不会讲畲话，也就不会唱畲族山歌，但杂居在畲族村里的汉族劳动人民，由于从小就和畲族孩子在一起放牛，一块儿长大，祖祖辈辈都情同手足，民族关系比较融洽，他们中间也有会唱畲族山歌的，畲族的歌会，他们也经常参加，很喜欢听，不过会唱的人不多。过去还有个别的汉族反革命与地主（如福安的高文弟）会一些畲族话，也学了几句畲歌，但那也是为了出入畲族山村与笼络人心更加方便，作为一种剥削工具而已。因此过去畲族群众中曾流行这样一句话：“外来的汉人假装说畲族话，一夜也不让他在山上住！”
  由于公共场合都通行当地汉话，因此畲族群众都会讲本地汉语，也有一些人能唱汉族歌，但多是一些常常与汉族工人接触的手工业工人，或是帮汉族地主扛活的放牛娃与长工人，为数也不多。他们说本地的汉族歌对唱很少，声音又是用“平讲”，粗声粗气的不好听，于是即使会唱，平时也很少唱。
  畲族中也有为数极少的地主、富农。在福安有的地主过去同样参加农民的对唱，唱的内容与曲调也没有两样，遇有群众性节日歌会他们也一样参加。在福鼎双华片有12户地主，当穷人家来客时，地主也有来唱的，但群众不欢迎。地主家来客，穷人家就很少去参加唱，因为没有好衣服穿，就会遭到地主的嘲笑。有一个恶霸地主蓝廷玉（已被我镇压）干脆不许他家子弟学歌，还骂道：“这是野蛮的、不成体统的事情。”可见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在唱山歌的问题上，也有一定的反映。
  畲族人民在旧社会受尽了种种摧残，但他们没有屈服，从流传下来的许多山歌里，我们看到了畲族人民祖祖代代的苦难，也看到了他们对生活的乐观主义态度与顽强的斗争意志。
  10．解放后的山歌活动
  解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畲族地区的面貌改了，畲、汉两族劳动人民在对共同敌人的阶级斗争中，增进了友谊，加强了民族团结。畲族人民翻身了，他们感谢毛主席、歌颂共产党的山歌也就愈唱愈响亮，到处都可以听见这样的歌声：
  山宅本是好地方，畲家好像在天堂，
  畲家心爱毛主席，畲家心向共产党。
  他们现在也不再是躲在畲族中间唱了，幸福的心情使他们把歌声带到了新修的公路上，水库的工地上。哪里有畲族，哪里就会有阵阵悦耳的歌声，他们再也不用害怕别人的耻笑了。我们这次在调查中学讲畲话，学唱畲歌，他们再也没有丝毫怀疑了，反而非常高兴，把我们当成他们自己人一样，热情地教我们唱。就从这些歌唱活动中，也可以看到民族之间的团结、感情的融洽。
  在许多村庄里，孩子们、青年们还是那么爱学歌，父教子、婆教媳的风气仍然存在。白云山与目莲山的歌会，在1953年至1955年达到了空前的盛况，到会对唱的有两三千人。解放后，生活改善了许多，到处都有新编的歌曲，内容也非常丰富，有叙述共产党党史的长篇解放歌，有从明朝直叙至土改以后的长篇《末朝歌》，也有短篇的《土改歌》、《分田歌》、《送郎参军歌》、《新十二月节歌》等等。群众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山歌也更加结合现实生活了。许多老人都说：“现在的歌说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事，真是愈唱愈爱听，愈听愈年轻。”
  新的社会，新的劳动方式，也给山歌演唱带来了新的形式。现在生产都很忙，走亲戚的人大大减少，对唱几夜的风气已很难再继续，因为第二天再也没有时间供人们补睡了。九月九我们来到目莲山上，也只看见忙于抢收的畲族群众，而听不见漫山遍野的对唱声了。虽也来了七八个青年人，但等了一会儿不见一个姑娘，也就散去了，歌会很自然地转移到集体劳动的场合中去了。有一次我们去帮群众翻番薯，在那里劳动的都是50岁以上的老大娘，她们都一边干一边唱。一位74岁的老人家，还拉着我们非常有表情地唱了好几段，可惜听不懂她唱的是什么，但从其他老大娘不断哄笑的反应看来，生活实在使她们年轻多了。畲族青年们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可以长时间对唱的机会。一天福安南坪村来很多个外乡人，南坪的姑娘们刚从河边回来，匆匆吃完晚饭就摆下了阵势，对唱起来，正好那天没有加班，他们就一直唱了下去。半夜了，生产队长来催他们回去睡觉，怕影响明天劳动，而他们唱意正浓，哪里肯回去，后来在队长的再三催促下才勉强散开，那时也快一点钟了。
  新的生活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它也是新歌无穷无尽的源泉，贫困和落后已一去不复返，畲族人民将永远敞开胸怀，高声歌唱自由幸福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
  （二）其他歌曲
  1．婚礼歌
  我们记录了“别亲哭嫁调”4首，都是连哭带唱，随语言的起伏而有些音调，看来没有很大的特点，他们自己也认为不成其为歌调。在福鼎收集了在行酒令前唱的一个汉族调，而在其他地区行酒令时都不唱，只是朗诵许多吉庆的话。
  在福鼎还搜集了两首闹房与分瓜子讲4句的歌，其曲调与“平讲”的福宁调基本上相同，没有发现其他的婚礼歌。
  2．法师的歌
  宁德的畲族有3年一次轮流迎请祖公牌位与龙头杖的风俗。每次去请时，都要由两位道师歌舞一番，我们一共记录了7首曲调，可归纳为3种，它的风格与各地的畲族山歌都不相同。据宁德文化馆的同志谈，可能与汉族的道师调一样，但他们自称是祖传的。另外还记了一首做丧事功德的曲调，则与福宁调基本上相同，只是节奏比较有舞蹈性质。
  3．红军时代的歌曲
  1934年闽东土地革命时期，畲族人民曾在党的领导下，和汉族一道举起了大刀长矛，配合红军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很多畲族地区举行了武装暴动，也有很多地区光荣地成为老革命根据地。现在有些老人还记得从前红军时代唱过的歌，有许多都是用苏武牧羊与孟姜女等曲调填的新词。
  4．群众歌曲的流传情况
  哪里有小学校哪里就有群众歌曲的歌声，推广群众歌曲的任务多由小学教师们担任，对象多为懂得普通话的小学生，青年人也很爱学，有时在小学生音乐课时就去旁听。福安南坪村的教师给青年们上完文化课时，有时也教点歌，多半不教乐谱，直接就唱词。一般在普通话推广得比较好的村子，会唱群众歌曲的人就比较多，群众都很喜欢唱，他们称为“工歌”（做工作的人唱的歌），有时老年人也爱去学几句，家长们对小学生会唱“工歌”，也都很满意。一般会唱的歌曲有《社会主义好》、《我们的祖国》、《歌唱祖国》、《全世界人民心一条》等等。
  （三）鼓吹音乐
  1．一般情况
  畲族地区的鼓吹班可说是相当普遍，几乎每个乡都有，在我们访问过的10个鼓吹班中，就有70多人经常参加演奏，根据调查，最盛行的时间是解放前五六十年间。
  2．来源
  多从汉族学来，比如福安的洋坪班就是100多年前在福安向一个温州人学的，马山班与福鼎的华洋班又是从泰顺汉族学来的，霞浦的青皎班就是向城关的汉人学的。也有向本民族学的，比如宁德的南山班就是向罗源畲族学来的。
  3．乐队编制
  人数最少的是宁德的南岗班与营岗班，每班只有两个唢呐，南山班也不过就多一个打响器的，比较单调。
  人数比较齐全的是福安的洋坪班与福鼎的华洋班。他们出去时，最多8个人，因大吹时除了唢呐外，还有打击乐、锣、鼓、堂锣、钗、板、铃等，有时人手不够，打击乐也可兼一下，但最少也得有4+A，因小吹时至少要有笛子、京胡、二胡与月琴等4人，其他班的组织情况与此略同。
  4．曲牌种类与演奏风格
  我们统计了一下，在这些班中，会吹福州调的有3个班，其中福安洋坪班还会吹一些温州平讲与南词北调。会吹京调的有两个班，会吹南调的有1个班，还有宁德的3个班，他们自己也说不出吹的是什么调。这些班里还有的说他们会吹一些畲族自己编的调，但又不能肯定，我们对鼓吹音乐不太熟悉，也没有对当地的汉族鼓吹进行调查，因此很难肯定他们吹的是什么调。至于他们的演奏风格与方法我们听起来与汉族的基本上一样。
  5．过去的活动情况
  每个鼓吹班都经常为附近乡、村的婚丧寿事、二月二抬菩萨，或祭祖、迎龙头公等而吹奏。技术较高的班子，还要争着去请的，比如福安的洋坪班从祖上传下来已有4代人了。现在全村28户就有24户会吹打，自光绪年间到十几年前，全村30户竟可凑足5～6班（每班4～8人），成为全村一项重要的副业。由于他们的保留曲目较多，技术较纯熟，不只是福安，远至霞浦与福鼎也有来请他们去吹的。附近的汉人戏班还有来请他们去伴奏的。平时多于6、8、12、正月出去吹。一年有出去吹30～40次的，有时在4月里已经订下了12个月吹奏的合同。来请的多半是汉族地主，一次就是三四天，但收入也不算太多，他们给畲族或亲戚朋友们吹时一般就不要钱，但别人多少也会送一些。他们偶尔也会作为娱乐自己吹奏一下。
  6．传授情况
  一般来说老一辈学会了吹奏，就会继续把技术传给下一代，有时也传给外地的畲族与汉族班子。传授的时间多半是在农活作完后，或是下雨不能出工时。传授的方式一般都是先念唱工尺谱，然后再学乐器。也有个别的，如宁德南山班，他们根本不懂工尺谱，全靠记指法而学会的。
  7．在畲族地区流行鼓吹班的原因
  其一，为了过节与典礼仪式时需要。群众说没有鼓吹，冷冷清清不像有喜事，去雇又雇不起，加上某些地区如福鼎，有些汉族讥讽畲族，说他们笨，根本就学不会，也激起一些畲族青年学习鼓吹的决心。
  其二，作为副业，增加一些收入，以维持生活。这个现象，普遍存在。
  8．现状
  解放后由于婚丧喜事需要鼓吹的已大大减少，几乎没有人再来请他们了，再加上农业生产也很忙，现在除了有时开大会或个别参加俱乐部活动外，基本上已停止活动。现在的生活一天天地改善，青少年们更是不愁吃穿，也更加没有人学鼓吹了。只是在偶尔的情况下也会自己吹吹作为娱乐，但群众对这些曲调仍然非常喜欢。同时这些艺人们一般都懂工尺谱，最近洋坪的艺人们还能用二胡与唢呐演奏他们的山歌曲调，他们是开展畲族音乐活动的有力骨干，应当加以重视和培养。
  三、畲族民间美术概况
  畲族的民间工艺与装饰性的一些美术遗产是很丰富的，在美术的种类上虽不是那么多，但已经可以说明畲族在美术的某些门类都具有其本民族的独特风格，可以看出畲族文化艺术的优美面貌，同时也可看到畲族人民在艺术上和汉族民间工艺比较起来，还有不同的、值得我们注意的特点，这个特点是与畲族人民热爱劳动的优良品质分不开的。
  畲族的艺术和美术方面的种类不多，是由于畲族人民在历史上被残酷欺压，因此文化艺术的发展，和许多其他兄弟民族一样也是缓慢的。
  艺术产生于劳动，产生于劳动人民。勤劳的畲族同样也有自己光辉而优秀的艺术遗产。
  现在就把调查中收集到的畲族美术情况，简要的谈一下。
  （一）装饰美术、民间工艺美术
  福安专区畲族的装饰美术和民间工艺美术当中最特殊的门类，应该算服装刺绣与编织品，至于服饰美术品（如凤冠的银器、簪、耳环、手镯）、日用器物图案、建筑图案花纹，除了一些祠堂里灵台与牌位上的木刻雕花之外，属于畲族的不多。
  1．服装式样和刺绣花样
  畲族男式服装式样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现在畲族青年很少穿的带大襟的没有领的青色麻布短衫；另一种是畲族老人（很少）保存下来以前的结婚礼服：红顶黑缎官帽，长衫，也是青色，其襟、胸前有一方绣龙的花纹，黑色布靴。以上两种式样的服装现在都没有人穿。所以现在畲族男的装束和汉人一样，没有什么区别。
  女的服装式样比较多，区别比较悬殊的有这样几种式样。
  （1）福安与大部分宁德畲族的服装式样
  上衣是黑色的花纹，纹样很简单，大襟服斗上没有绣很多的花纹，只有在衣领上用水红、黄、大绿等有色绣的马牙花纹，沿服斗的边缝上一条三四分宽的红布边，边的下端靠袖头的地方一块绣花的角隅花纹，畲族群众称，这是以高辛皇赐封时盖的金印，上衣袖口上缝了一块1寸多宽的红布边。黑布长裤子的式样和汉族相同。鞋是方头黑布厚底，好的有简单的绣花点缀。围身裙，又称合手巾，也是黑布做的，一端有一段3寸多的红布横缝在裙身上。裙身长1尺，但也有更长的，视人而定。合手巾的裙身上端两角，有两组或两个单独刺绣花样。
  （2）福鼎的服装式样
  福鼎畲族妇女服装和福安的比较起来讲究得多，上衣大襟（服斗部分）以桃红色（又称水红）为主要色调，加配其他色线，针绣的花纹面积大，花朵也很大。衣领也与福安的不同，福安的只有2厘米高，而福鼎的却有4厘米多高。
  福鼎服装的另一个主要特征，在衣领两头下端，靠领口的地方，有两个杨梅花（约4分大的红绒球，球底上托有十几片以各原色组成的布叶子，这种“杨梅花”在老人穿的上衣上是不用的），衣领多用水红、水绿作底色，加绣花。福鼎的服装，还有一种，就是端之一带小女孩穿的那种，大襟服斗上不用绣花，只用红印花布缝在服斗边上。
  袖头的式样，跟福安的也是不相同的。福安袖口上缝1寸多宽的一条红色（水红、大红都有）布条，福鼎的袖口上（袖口又称袖尾）配的色边是有规定的，用一条红、一条绿（水红水绿、大红大绿都可用），这是他们传统的做法。要好看一点，还可再加缝别色的布条，或者是印花的红布。
  福鼎服装中的合手巾带与福安的不同，合手巾带和合手巾（又名围裙，这是俗称）这里都有。
  福鼎：福安妇女上衣尺寸对比如下。
  领高：福安是1寸，福鼎是1寸6分（领中部的尺寸，两端都略低2～3分）。
  大襟：大襟尺码随身的大小而定，一般大襟是6寸。
  服斗：高是3寸，宽是3寸8分，斜度也是领下3寸，垂直再向右3寸8分，平行成一直角，第3条4寸8分的边就是它的斜度。
  绣花部分在服斗上部，沿边绣宽1寸3分、直2寸、斜4寸8分的花样。
  其中绣两边马牙纹宽5分，中部8分绣一些牡丹梅花、凤凰喜鹊之类好看的花样。
  天（又称添）的尺寸：福安，宽1寸，长1尺，用大红布缝制。福鼎，宽也是1寸，长1尺，红布制。
  （3）霞浦的服装式样
  妇女服装式样虽与以上两县的相仿，实际上也还是有区别的。就拿她们的上衣来说，这里畲族妇女上衣大襟的尺寸和小襟的尺寸与福安、福鼎不一样，尺寸前后都一样，这样做的目的，是便于翻穿，所以大襟上有了服斗，小襟上也连做一个服斗。
  一般去做客时穿正面，劳动或平常穿反面，反穿时，不懂的人是看不出来的。她们这样做，当然也由于经济上的问题，同时也是她们珍惜自己民族服装上优美艳丽的刺绣花样的一表现。
  霞浦畲族妇女服装与福鼎、福安不同的地方，就是袖尾的“黑边”和“天”是用蓝色布条缝制，在服斗和花边下端的琵琶带也比较讲究，形状也比以上的好看。
  尺寸：领高，中部高5分、两边高3.5分～4分，领长一般为8～9寸，随人而定。（领上的花样与福安不同，福安只绣几何纹——马牙纹，霞浦的就有绣自然花样，一般有大叶牡丹、小叶牡丹、莲花，还有双龙抢珠等，对称的花样用色也比福安的好，是用水绿之类的第二次色配的。）
  大襟、服斗：大襟6寸，服斗3寸6分宽。（再向右横加其余的尺寸也就是腰的尺寸，所以，其余小襟上露外的尺寸也无规定。）
  绣花部分尺寸是在服斗上部沿上边绣一条1寸3分宽，斜4寸8分加直2寸的绣花。
  服斗上花样有梅花、梅鹊、凤凰、牡丹、“鳖鱼望凉亭”、“鹿竹”、“曲龙上天矽”、蟠桃等几种。
  用色：一般做花用5色，做边纹用3色。常用的色有：大红、桃红、大绿、水绿、蓝、白、大黄几种，也有配用金线增添其华丽的。
  围身裙，尺寸：头长1尺宽2寸（红色、布质），身（裙身）长1尺，裙尾1尺8寸，另在裙身上端两边还有打褶（中间3寸5分处向两边打5～7个2分宽1寸半长的褶）打褶的上部再绣花。
  另外在霞浦的东路草岗一带有水绿色的一种围身裙（高1尺2寸，头尾的边都是1尺4寸）。
  在黑色的畲族上衣上，配上这样一条水绿的合手巾确实好看。
  （4）罗源、连江的服装式样（宁德南部飞鸾乡畲族妇女的装束和罗源的也一样）
  这里服装的特点是妇女都穿黑色短裤，打绑腿。
  上衣的最大特点就是衣领上的图案和领的形状不同（同和尚领相仿），领长9寸、宽1寸5分，下领1尺左8寸、宽1寸2分。
  花色都集中在领上，由红、黄、绿，红、蓝，红、黑，红、水绿这样有顺序地排列成柳条纹图案纹。在上领的黑地上绣一些粗线条的自然花纹，色也是水红、黄这一类的。
  这里围身裙的图案花样也跟别处不同。以大朵的云头纹样为其特征，裙边也是配用柳条纹原色图案花纹，很有民族风格，看起来也颇醒目。
  这些服装在用料方面也并不浪费，和汉人服装用的布料差不多。以上几种畲族服装都是用黑布制作的，所需的各种有色花线也并不多。
  在用工方面可就不同了。一般做一件绣花的上衣，都要4个工。以前有一条围身裙，上面绣了一些八仙过海之类的戏剧人物48个，还有其他图案，畲族群众都认为好看，可是据成衣匠说，足足花了29人工。
  几种畲族服装式样，在制作方面以罗源的那种最省人工，花样最好的上衣也只要4个工，一般的2个工也够了，而且还可以用缝纫机制作。
  刺绣的花样。畲族服装上的刺绣是他们很突出的一种艺术。
  畲族妇女对自己生活中美的享受是很注意的，对自己民族服装的花样颇为讲究，但由于解放前在剥削阶级长期压迫下，生活很贫困，畲族妇女又完全投入田间劳动，和男人一起为生存而忙碌，不可能在家里搞刺绣之类的民间工艺，而把这些工作给成衣匠去兼做，就形成了畲族的刺绣专门由男的成衣匠担任，这已成了多年传留下来的习惯。
  畲族的刺绣都是裁缝兼工的，裁缝手艺的高强与否，群众都以他的绣花技术来评定。所以这里畲族的裁缝师傅，应该说是成衣工匠，同时又是专业的刺绣艺人。他们能够不用图稿随手都能绣成有规则的秀丽花样来。
  畲族服装的刺绣，花样种类很是丰富。比如一朵花经过刺绣艺人随手创造，可变化出许多不同形状的花样，用色也是很有变化的。所以在风格上，各地艺人或成衣匠也都有自己一套风格。他们自己喜爱的、经过苦心研究绣出来的花样，往往也是当地顾客群众所喜爱的花样纹样，有图案上的单独纹样、连续纹样、角隅纹样几种。
  在形体上又有自然纹和几何纹等种种“变化”的图案花纹。比如罗源畲族合手巾上的大小几何形云头纹，由于弧度不同，形状也就有很多种，但名称还是一样的。
  畲族妇女服装上装饰用花纹，常常用这样一些素材来“变化”。
  自然纹方面有梅花、牡丹花、莲花、桃花、菊花、竹、兰花……还有喜鹊、凤凰也是常用的“变化”素材。
  几何花纹方面有：锁同、万字、云头、云勾、浮龙纹、山头、六耳、马牙纹、书宝、叶纹、柳条纹等许多种。在刺绣的色彩方面，不仅富有畲族的风格，而且配合的效果也非常华丽、鲜明。用色多数属于原色类，和第二次色类比较，鲜明强烈。这也象征着畲族劳动人民的顽强性格。第三次色灰调子用得较少，这也是畲族对色彩的审美观。
  2．编织（蜡染）
  这里畲族的编织物主要是合手巾带子。它在畲族民间工艺中也占着主要的地位，是一种很突出的工艺品。
  各个县（指我们调查过的）的合手巾带，或多或少都有着自己的风格。这种区别的形成主要是合手巾带都是各地畲族劳动妇女自己创作编制的，由于各地文化、交通发展，过去都不完全相同，所以表现在艺术形式上也自然不同，技术水平也不同。这里合手巾带花纹的特点主要是文字，但由于文化水平及其他客观原因的不同，所编文字，有的县就比较原始，有的又很近乎楷书。例如福鼎群众所说，那边和浙江之间的交通很早就有，而且离温州府和平阳县很近，有文化影响的关系，合手巾带上用的文字就又多又好，但旧文化总难免有些封建色彩，所以合手巾带上用的“百年好合”、“五世其昌”、“三元及第”、“招财进宝”等旧的吉利话就很多。解放之后出现了新的艺术萌芽，很多思想比较进步的青年妇女就带头编一些进步的、现实的词句上去，使编织艺术增添了不少光辉。如有的织“进入社会主义”、“世界和平”、“保家卫国”、“抗美援朝”、“增加生产”、“文化技术”，“东方红太阳升”、“毛主席爱人民”。
  合手巾带除有用文字做装饰花纹的特点外，也有编几何纹（万字纹）、自然花纹的。几何纹的效果也还是接近文字的。
  此外，流行于罗源、连江与宁德南山的合手巾带种类也值得在这里一提。
  我们在这里发现两种不同形式的腰带。一种是长约4尺、宽6寸，用柳条纹组成的二方连续图案花纹的腰带。其配色很引人注目，有大红、暗调子的红灰、明调子又偏红点的红灰几种同类色，同种色组成，色彩效果大方，给人一种温和又热烈的动感。
  另一种是染花镂印（也是图案的一种），它和汉族的民间蓝花布一样，蓝底白花。带子长4尺、宽6寸，当地群众用自己织的带子再拿到县里印染铺去镂印。兄弟民族用自己织的布去印汉族的花样，这说明她们对汉族艺术的热爱。
  从以上民间工艺的风格花样与种类来看，畲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在历史上就与汉族有着传统的联系。同时，汉族也吸收了其他民族的艺术。由于汉族的文化艺术历史悠久、影响面广，畲族与汉族艺术上的关系自然就更密切了。
  （二）工艺美术情况
  我们到过的畲族地区，极少发现特别精致的工艺品。曾在霞浦见过一个竹编的盘子，很细巧，群众说这是几十年前的东西，现在没有生产，同时是否为畲族的作品也难查考。其他可以提一下的，就是霞浦的斗笠。
  霞浦畲族的斗笠是颇有名声的，较贵的服饰品，做工很精细，分2条边和3条边两种。这种工艺品不是大量的生产，也无专门的合作社。
  出产地霞浦，专门生产制作这种斗笠的，也只有两三个人（原来有30多人，因农村劳力不足，他们暂时都在从事工农业生产劳动）。
  这种斗笠的花纹有笠斗燕、顶、四路、三层檐、云头、狗牙、斗笠星几种同时使用的花纹。制作斗笠的竹篾的细度还不到0.1公分，一顶斗笠的上层篾条有220～240条之多，可见是相当的精细。
  由于花纹细巧、形状优美，加上水红绸带、白带及各色的珠子配起来更加显得精巧而富有民族风格。畲族妇女都相当喜爱它。解放后买的人也更多，需要的都要向制作艺人定购。
  四、畲族舞蹈活动概况
  在畲族地区我们没有发现群众性的舞蹈，但在一些风俗性的典礼仪式中却发现了许多很好的舞蹈素材。这些素材在1955年福安专区举行首届民间音乐汇演时，已经由县文化馆帮助他们挖掘与整理成舞蹈的有两个，我们对他们的整理过程作了一般的了解。
  1．婚礼舞：由霞浦县文化馆群众业余文艺创作小组集体整理，素材来自霞浦城关镇、墓斗片与涌山片畲族的婚礼仪式，他们采取了一些较为简单的舞蹈动作（如蹲步团拜）与场面（如拜堂、换灯、献茶、敬酒等），根据当地畲族的生活特点加以美化，加工而成为婚礼舞，音乐也是根据当地的排歌调创作的。这个舞蹈在专区与省里参加汇演后，还到北京参加过汇演，甚得好评，可惜没有在畲族地区作广泛的演出与宣传。
  2．踏步舞：这原来是畲族正月祭祖典礼中由主持仪式的道师跳的舞蹈。在宁德县文化馆的启发下，当地漳湾镇下雷东村的青年文娱积极分子雷庆为此到处访舞，最后在60多里外的对海、福安下白石乡的坑门村里找到了一位80多岁会跳这种舞的老道师。他学回来又教给本村的青年人，几天后就参加了县里的汇演，后又被选参加了专区的汇演，群众反映很好。但由于该舞没加工，还比较粗糙，又没有适当的音乐伴奏，因此，就没有被选到省里去。踏步舞的名称是雷庆为自己起的，县文化馆的同志看其动作有狩猎的意思，改称“猎捕舞”。不过他们自己不同意这种解释。这个舞蹈的基本动作非常矫健有力，也很健康，整理加工后，可能成为很好的性格舞蹈。
  另外，我们也直接对群众作了一些调查，被访问与参加表演的群众有28人，搜集到舞蹈素材共有三方面的，都作了较详细的记录与绘图。
  1．婚礼仪式。我们在四个县都进行了调查，仪式过程大同小异。我们看到的以霞浦鲤鱼山的婚礼为最丰富，有别亲、迎亲、拜堂、请安、献茶、行酒令、入洞房、喝拦门酒等过程。宁德的还有两男两女走四角厅的风俗，这一段也曾参加过县里的民间歌舞汇演，也由于没有加过工而未中选。福安讲酒令的内容比较丰富，福鼎在闹房时还有分瓜子等风俗，内容也比较丰富。解放后很少再用这套婚礼仪式了，但群众对这些仪式还是很感兴趣，这些素材都可使原有的婚礼舞大大得到丰富。
  2．请龙头公（即迎祖）仪式。畲族同姓同祠堂的多半都共有一套祖杖，包括写着“忠勇王二世”的祖宗牌位、祖图、祖谱敕书、龙头杖、龙伞、龙虎旗等等。在宁德县每3年可由同姓村庄轮流请出供奉，正月十四那天各村迎祖，仪式队的彩旗纷飞，鼓乐喧天，就像过节一样，热闹非常。我们在雷东、后山、八都、九都等地访问了7位过去曾主持或参加过请龙头公的道师与群众，发现在甲村的道师或长老要请走龙头杖，而乙村的道师或长老表示不愿让他拿走时，有一些又歌又舞的动作。连踏步舞在内将这整个迎祖的素材，整理出一个具有民族风格的风俗性舞蹈，是完全可能的，虽然其中有许多封建迷信的色彩，但这同时也是一个群众性的节目。解放后这种仪式就停止了，但群众还是很怀念当时的热闹场面。1955年连江畲族整理了一个龙伞舞，参加了省的汇演，其素材也可能是从这个风俗性场面中吸取的。
  3．盘柴槌（即齐眉杖）。这是流行在福鼎的一种武术。解放前由于畲族人民经济上非常贫困，政治上又受尽欺压，畲族男子就不得不学一些武术作为自卫，在过去的某些场合中也的确起了一定自卫的作用。在双华与浮柳都有人会，但谁也不知道是从那里传来的，也有的是祖传。多在正月农闲时传习，解放前由于武器输入山区以后，学的人就少了。解放后，更加不学了，老人也说“现在讲理不讲打了”。柴槌有两种，一种有1.2丈长，由一个人耍弄，叫“中拦”（有攻有拦），另一种7尺长，由两个人对打，叫“盘槌”，有许多名目如七步、九步、猴子翻身、双头槌、三步跳、四步半、天观地测等等。我们访问了4位群众，从他们的表演中，我们感到这是一种很好的民族体育形式，鼓励他们继续发展。同时也感到这里有一些舞蹈因素，可供参考。
  就像畲族中没有专业的音乐家一样，他们也没有专业的舞蹈家。有关婚礼的舞就是村里的群众自己排演的，但懂得的人也就是十几个。道师过去也差不多每片都有，有的是因袭了祖上的手艺，有的也是为生活所迫，除了个别人以外，也多是半职业性的，除了迎祖以外在给人赶鬼、做功德时，也有一些动作，不过，据他们说，那与当地汉族道师做的也差不多，有许多就是向汉族学的。
  畲族虽然没有传统的群众性的舞蹈，但从婚礼舞与踏步舞的反映来看，畲族群众对舞蹈的兴趣是非常大的，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蕴藏着不少的舞蹈素材。
  五、畲族地区解放后一般文化活动概况
  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民族政策的贯彻执行下，畲族地区先后建立了57个民族乡，随着在政治经济上的翻身做主，在农业和文教卫生事业上也同样有了显著的提高和发展。由于物质生活的提高，群众对文化艺术活动的要求就更加迫切，为了满足群众的文化生活，各县都建立了文化馆、文化站。文化设施的建立给畲族人民带来了更丰富的文艺生活。他们同汉族人民一起参加了1955年和1956年县、省的群众文艺汇演。在汇演中，畲族的“龙伞舞”、“婚礼舞”、“牧羊姑娘”、“十双罗鞋”等优秀节目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并得到大会的奖励，其中婚礼舞曾被选为参加全国第二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的节目之一，汇演之后拍成彩色纪录片。
  除了汇演之外，1957年宁德县猴盾（民族乡）畲族文化站组织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春节大联欢，由于党和政府对畲民的关怀和文艺节目的丰富多彩（有电影、戏剧、马戏、山歌等），给山区的畲民带来了空前的大聚会。几乎全县各个角落的畲民都赶来了。据不完全统计，3天中约有6000人参加了联欢节，群众对这次的联欢节十分欢迎，山区又重新响起了解放前迎祖宗才放的土炮，至于敲锣打鼓、杀猪宰鸭就更为平常了。
  党和政府组织业余和专业的剧团到畲族地区进行演出。据了解各县都有演出。群众对党的这一措施非常欢迎。宁德有一位老人说：“我们村只有我父亲一个人看过戏，我们后代都不知道什么叫戏，过去进城卖了柴很想看一下街头上的马戏，可是解放前畲族哪里敢在城里看戏呀！现在当然不同了……”
  解放后在畲族地区建立俱乐部，也是党和政府在文艺方面所采取的措施之一。俱乐部除了培养文艺骨干以外，为了能经常满足群众看戏的愿望，也先后组织了业余的闽剧团，大都是由请来的闽剧师父教习闽剧（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畲族自己的剧种。由于历代都是同汉族杂居，所以一般群众都通晓当地汉族的方语，看戏也都是看当地汉族所能看到的剧种，如平讲、马戏、木偶戏、京戏、闽剧等）。福安仙岭洋60人的闽剧团算是畲族地区最庞大的一支文艺队伍了。他们也演出过一些小戏，如《游公路》、《相花记》、《一张电影票》，还演出过畲族婚礼舞、牧羊姑娘等歌舞节目。霞浦青皎闽剧团，虽只有30人，但他们的演出都很受欢迎。福鼎虽没有组织剧团，但有的地区常请木偶戏艺人到山上来演出。在我们到过的佳洋乡，有几位畲民就是当地有名的木偶艺人。我们所到之处，群众均向我们反映说：他们很喜欢看戏，剧团的演出很好看，就是来的太少了。
  解放后政府派遣电影队到畲族地区放映就更为普遍。据了解一般地区都能看到电影。1952年中央派了一个少数民族电影放映队来，很受群众欢迎，直到现在群众仍然念念不忘。据说在当时电影队一到，到处都是鸣锣打鼓，各乡自派民工搬运机器，说明畲族人民对电影的喜爱。
  在我们到过的5个畲族文化站里，设备都较齐全。在正常的情况下，文化站的工作都能与中心工作相结合，如编写黑板报，搞图书流通站，放映幻灯，编印一些宣传资料，利用土广播，开展歌咏，建立文艺小组、生产鼓动队，并运用文化担来展开工作。文化站的建立，对畲族地区开展文艺活动、鼓舞生产热情就更加方便和有力。每个文化站都有一副文化担，文化担的下乡，给偏僻而分散的山区里的畲民增加了新的生活内容。在霞浦，文化担出现在只有32户的建后村时，刚好碰上了90岁的畲民钟成地在做寿，他兴奋地请文化站的同志到他家去“放洋戏”（留声机），并激动地说：“我活了90岁了，从来也没看过幻灯听过洋戏，今天听起来，真像神仙一样，解放前真是无法对比。”许多社员都表示，一定要把生产搞好来报答党和政府对畲族人民的关怀，福安的一位姓蓝的老人还感激地将亲手做的2000双筷子赠送给人民政府。
  群众对文化站的书报杂志也很喜欢，如霞浦雷国辞教育青年人说：“我今年60多岁了，因为没有文化，所以不能看报，你们青年人真幸福，乡里有了文化站，应多看书，少打扑克。过去咱们是文盲，现在人民政府给咱开眼了。”在雨天和暑天的中午休息不下地时，来文化站看书报的人很多，他们说：“从前我们什么国家大事都不懂，连自己与邻近县的产量都不知道，有了文化站就像睁开了眼睛一样。”
  文化站与俱乐部的活动，大大改变了山区的面貌，难怪仙岩乡的畲族群众说：“自从有了文化站，仙岩变成小福州。”
  文化站与俱乐部经常紧密围绕着生产和中心工作开展活动，成为党在农村中的助手。各地的黑板报、土广播，用表扬先进、批评落后的方式，也大大推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在破除迷信、树立唯物观点方面，也起了积极的作用。比如福安仙岩乡在分龙节时，按畲族传统习惯，这一天任何人不得持铁器干活，但由于听了宣传，打破了靠天吃饭的迷信思想，这天就有许多人出勤。可以看到，文化站已成为党在农村中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宣传力量。
  为了介绍和推广畲族固有的文化艺术，在发掘整理工作上，文化馆也作出了一定的成绩。霞浦文化馆根据畲族婚礼仪式编写了婚礼舞，经过演出之后已拍成了彩色纪录片，宁德文化馆也将流传已久的“踏步舞”、“四角厅”在舞台上介绍过。除此之外，各县文化馆对在群众中深受欢迎的山歌，也都作过记录和整理。
  以上这一切都说明，解放后，畲族在文化艺术活动上，有了很大的发展，文化馆站、俱乐部，对群众生产劳动上的推动与精神生活的丰富，起着很大的作用，我们所了解的只不过是很多工作中的一小部分。
  畲族婚礼“会八仙”舞蹈集成
  （1989年9月7日）
  一、概述
  畲族婚礼整个过程有《捉石冻》、《难为亲家伯》、《讨轿包》、《啼物》、《啼围裙》、《啼发家》、《啼妆》、《拦轿》、《敬九节茶》、《啼抬嫁妆》、《啼梳头》、《骂媒人》、《分饭》、《啼祖图》、《留轿》、《上轿》、《出轿》、《拜堂》、《进喜房》、《合欢杯》、《会八仙》、《闹喜房》、《翻铺》、《麒麟送子》等一系列的畲族婚礼仪式。
  《会八仙》中有《请驸马》、《迎仙礼》、《敬宾礼》、《洁净礼》后，突然冒出一个《阿乐哥请烟》，请烟后，接《整装礼》、《会八仙》、《贺亲礼》、《宾相礼》，又分为《举位》、《开瓶》、《开箸》、《请公主》、《发马》、《回马》、《开碟》、《翻床铺》、《下灶前》，包括《踏筐箩》、《拜灶公婆》、《洗碗柜》、《洗鼎灶》、《破金匏》。《会八仙》是在良辰吉日的当晚10点左右在大厅上举行仪式。要选新郎同辈分6人，叔伯辈1人，连同新郎8人凑为“八仙”。畲家婚礼《会八仙》是畲族人民代代结婚喜庆中的一种舞蹈，流传在福建省霞浦县一带。霞浦畲家的婚礼八仙舞有着自己独特的形式，它通过畲家的日常生活的情节和借助宫廷礼套仪式，沿袭了高辛帝之女——公主的高贵身份，参差吉祥如意的八仙在民间的若干画面，塑造一个八仙下凡庆贺新喜畲家人的小登科（驸马、公主）的形象。它保留着畲家婚礼古老传统的仪式，为整个婚礼增添热闹、喜庆的气氛，是深受畲族人民喜爱的一种舞蹈形式。
  畲家婚礼《会八仙》共分七个章节：
  一、《迎仙礼》，属八仙相互接迎场合的引子规程：八仙从厅的右侧各自套手腹前走出，围长方桌步一圈后排成一行，首尾不动，中间纵步分出对应两个组，脚步齐，头对出后接出两对，形成左右侧两行。
  二、《敬宾礼》，意在八仙下凡后会集到畲家的婚礼场中相互礼敬的一种仪式：双脚轮步向前进位，沿用明宫廷左脚绕右脚的之旁为正步，同时弯膝，双掌手心向上套在腹前的敬谦礼。此步要手脚相互配合，身体前胸倾，后臀侧凸随体，一步跨一个稳脚，礼谦后，放手收体，伸正回步归位站立。
  三、《洁净礼》，意在去掉一路风尘，纳收凡间清洁水洗手面：左脚向前步出，右脚绕位左之旁，体正身直成正步，又稍弯曲双膝，两手微举从左到右，手心朝里揉晃一圈作为洗脸状，洗毕，右脚向后退一步收手体侧，换脚成正步站立，动作中显出兴致勃勃，洁净后，形色喜气洋洋之状。（到位后）婚礼场上突来一个小丑（阿乐哥或阿喜伯）来为八仙捧场助采，这场精彩场面在福建省霞浦县的畲族《会八仙》婚礼中唯有茶岗畲家采用。据“阿喜伯”的扮演者雷开朗说：听上辈老人说明朝前便运用《会八仙》。“阿乐哥”上场热闹也有200年左右，他听父亲说是由于清乾隆帝喜欢“百戏”而来的。“百戏”中有一个千金小姐落人深坑，有见人糟蹋她，无见人搭救她，只有一个名阿丑的没相青年哥想方设法弄钱赎了她。千金要以身报恩，阿丑哥不忍“玉面看丑面”，巧计把千金配给书生……乾隆帝看后对观戏的人说：“世间个半忠，全忠是生养的父母，半个忠就是阿丑哥。”这传说分不清真假，后来做“阿丑”的戏饰名声大，连戏班头也要先敬酒他三杯。茶岗畲家祖宗也把“阿丑哥”用到《会八仙》来，因为喜事用“丑”字不好吉祥，改叫“阿乐哥”或“阿喜伯”。茶岗的群众就喜欢“阿乐哥”出场，弄得人笑破肚皮。
  四、《整装礼》，指仙人到凡间换畲家服饰，随乡入俗，与畲家人同乐诚意。虽然礼节不同，动作采用双手做整领、单手擎镜，又是整衣领又是照镜看自身服装的美观和改装后自己的模样，有喜上眉梢的畅快感。
  五、《会仙礼》，体八仙与畲家人同乐场面动作，右脚步左脚前成为彬彬有礼之态，双膝向下弯曲，双手掌相叠致腹体侧做谦逊状，忽儿，左脚转在右脚旁成站立正步，收双手回体侧，节奏性也明朗。
  六、《贺亲礼》，是八仙向驸马爷（新郎）贺喜的仪礼场面，先敬双手礼，又迈左右脚交替向前轻盈出步，继而转体向右900，又交替左右脚成正步，然后双手相互交换搭肩，双膝轻巧下曲，立转向右900，立而左右脚退后各一步，把仪式礼推向无尚的境界。
  七、《宾釉礼》，赞仙人同畲家人学礼节的装作之态。双手平举向前伸，双脚交替向前迈，搭肩左右转体1800向下屈膝，退步等动作。
  整个《会八仙》的动作不掺迷信色彩，从一章到七章的动作不多，但很体现节奏感和韵律的力度。
  有关八仙到畲家婚礼中，这就要追溯到八仙的来历和八仙在婚礼的渊源说起。据雷吓宝说，他16岁就学做八仙头（也称暖房），到现在已30多年，他听过雷开水、雷开朗师傅说八仙来到婚礼闹喜有很多的讲法。一说是用八仙会去煞避灾。一说“八仙是会合来的，晋代有张果老、韩湘子、吕洞宾，唐代有钟汉离、何仙姑，北宋出铁拐李、曹国舅、蓝采和，八仙、东西南北会的仙，结婚也是会友，就多个八仙更热闹”。雷开朗说：“八个仙中间，就有两个畲族自己人，他们忠直、义气，敢反奸妄，敢亲穷人，畲家人的心里有他们的根基，讲是上八界神仙，其实也是凡间人，这对畲族人来讲是很荣耀的，畲家人就把荣耀的八仙搬来结婚凑热闹。”对照唐代史料记载张果老、韩湘子、吕洞宾三人有记；北宋前就添钟汉离、何仙姑，到唐代郑处诲的《明皇杂录》就传为仙确是无误。《全唐诗》卷（856～859）还有吕洞宾的诗作。有关钟汉离、何仙姑，北宋《宣和书谱》所载与民间所传也对得上。清人翟灏《通俗编》对民间奉承张果老“倒骑驴”是乱点鸳鸯谱，民间人还说是真的，从中看出八仙在民间的影响程度了。我们把传说、史籍撇开，还能从大戏《吕洞宾渡铁拐李》，文人墨客、才子佳人的《饮中八仙歌》图，《八仙经》赋，《八仙庆寿》屏，《八仙过海》画，《瑶池会八仙庆寿》幅等，都是体现八仙在民间救民于水火，故封建劣绅、宦客极力诽谤八仙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道不肖的逆徒”；而劳动人民、穷人极力宣扬八仙是“务忠务孝务仁务义务道务肖的仙人”。总之，八仙嫉恶如仇的正义感，治贪官污吏，拯救良家婚姻不幸，把他们列到婚礼中也不夸其说。雷开水还说：“我们畲家婚礼《会八仙》听讲有二十几代。”根据早婚早生的畲族风俗，20年计算为一代，那么在明朝中期就有畲家婚礼《会八仙》了，另据雷开坤说：“我们祖宗是清初从浙江搬到霞浦茶岗来，又套了汉族婚礼仪式外，还掺入了宫廷礼节，即保持祖宗的规矩，又突出畲族民俗特色。”从他们搬迁的时间分析，与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畲族简史》中记载的畲民迁入闽东的时间也吻合。
  结婚是吉祥之大喜，八仙是如意纳福之神，畲家婚礼与《会八仙》的渊源有两相关：一是八仙在民间流传极广、影响大；二是民间口头传说普遍，文学书籍、戏曲、绘画、雕塑的作品中都有他们的鲜明形象。畲家沿袭《会八仙》的民俗民风便牢不可破外，还体现出两个鲜明的特征：第一，八仙在婚礼中的形象是为婚礼服务的，生活气息浓厚，把畲家婚礼之夜充满欢乐气氛。第二，场面热闹，除给人快感外，还激发年轻人对生活的向往，与沟通民族的思想是连成一条线的。
  采访、撰写、查证：郑东夫
  艺人简介
  雷开朗 男，67岁，福建省霞浦县茶岗村人。他15岁时就欢喜看“阿乐哥”在婚礼《会八仙》的助乐。由于他好动头脑，看后就问这问那，被“阿乐哥”看重，带他跟场三次学“下数”。第四次跟场在村里，师傅就叫他试场。他就一把鼎烟一印红印泥涂上面，一出场就博得满堂喝彩。“下数”还艺高师傅一筹。他说“阿乐哥”就被人叫上口了，他参加《会八仙》上场，观众都百看不厌。现在，他仍旧喜欢上场，畲家人就尊称“阿喜伯”。
  雷吓宝 男，48岁，福建省霞浦县茶岗村人。解放初期就跟学《暖房》（八仙脚），唱令答词向师傅（八仙头）学，一年时间就掌握规范令和规范动作，又学他父雷开水八仙头的做法，参加《会八仙》数十场，临场不慌，左右照应，有他应场，婚台就热闹，人称他“活宝”。他说：“畲家人是最敬重《会八仙》中的‘八仙头’，是他把青年带进温暖的家。”
  雷石仁 男，33岁，福建省霞浦县茶岗村人，他做“八仙配”（八仙尾）才几场，就能掌握传统“下数”。唱令答词均晓，配合“八仙头”的动作流利、轻松，尤其与“八仙头”斜对面会眼较协调。
  第三节 体育竞技
  闽东畲族人民素有练武健身的历史传统，体育活动源远流长。1949年后，人民政府重视发展畲族体育事业，把体育列为服务生产、建设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为做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挖掘整理工作，1981年6月10日福建省召开宁德地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汇报会，福建省有关部门和宁德地区民政局、体委、民族中学干部和教师19人参加会议，探索民族传统体育流传闽东的项目名称、活动方式、历史沿革和现实意义，搜集到20多种畲族传统体育项目及有关材料。同年12月在宁德召开福建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工作座谈，学习贯彻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贯彻措施，经过多次挖掘整理，一些畲族传统体育项目开始在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上获奖。近代竞技体育也在畲村蓬勃开展。区内5所民族中学和重点民族小学成为培养优秀畲族运动员的摇篮。特别是宁德地区民族中学，曾三次被评为全省少数民族体育先进单位。1986年，福安金斗洋畲族村被评为全国少数民族体育先进单位。区内畲族运动员多次在全国和省、地田径、球类、射击比赛中获得名次。
  （一）传统项目
  闽东畲族一向注重练武健身，体育活动源远流长，历史上在抗敌自卫、从事生产劳动实践、健身娱乐、祭祀祖先和做福请神活动中形成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生活气息浓厚的传统体育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心少数民族文化，尊重畲族传统习俗，提倡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把体育列为服务生产、建设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对增强民族感、责任感和光荣感，促进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文明起到积极的作用。
  1956年，福建省举行农村体育工作会议，要求对少数民族体育“加强领导，对其特有的运动形式，应帮助发展”。会后，舞龙、舞狮、武术、打猎、棋类等项目的活动规模日益扩大。“文化大革命”期间，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陷入冷落自流状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少数民族体育重获生机。1981年，国家体委和国家民委联合发文倡导恢复少数民族体育活动，召开全国少数民族体育工作座谈会，确定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采取“积极提倡，加强领导，改革提高，稳步发展”的工作方针，并在1982年举办的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期间积极加以宣传。
  为做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挖整工作，福建省体委、省民政厅多次联合召开全省少数民族体育工作座谈会，要求对传统体育项目进一步加以搜集、研究、整理，并对其活动进行倡导。1981年6月10～11日，福建省召开“宁德地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汇报会”，会议搜集到20多种畲族传统的体育项目及有关材料。主要畲族传统体育项目有畲族拳、打尺寸、登山、赛海马、猴抢蛋、虎抓羊、打枪担、舞龙、顶牛、顶棍、舞铃刀等数十个项目。
  （二）畲族武术
  明、清、民国时期，散居山区的畲族人民为抵御兵匪侵扰，防盗自卫，十分重视练拳习武，较大的畲村均办有拳艺馆，所练以拳术和棍术为主。福安金斗洋、霞浦四斗、福鼎双华均为区域内闻名的武术之乡。
  1．金斗洋畲族拳
  相传福安金斗洋雷姓第三十二世雷国楚（当地称三十二公）在原有祖传畲族拳的基础上，师承南少林铁珠和尚，吸收少林拳精华融汇而成的一个流派，具有南拳步稳势烈，发力短猛，防守门户严谨，进攻多用指法、掌法的独特风格特点。金斗洋畲族拳形威，在演练中，讲究形象威武，雄伟彪悍，配合使用稳健的步法，气势雄壮的震脚，以威慑敌手，达到从心理上战胜对方的目的。力猛，重视气与劲的配合，其发力动作要求气息吞吐浮沉的配合，发劲借助积蓄的“气”将“力”猛烈催发，“以气催力”；发拳时常伴有“咳！”“嗨！”的吼声，以助发力和拳威。马实，畲族拳的步法有八字马、不丁不八马、虚实马等。演练时步法稳健，很少有高踢和跳跃动作，要求实战中出步“落地生根”，“马实”是畲族拳最基础和至关重要环节。手狠，畲族拳的手法极其丰富，其中以指法掌法最为多见，且招招实用，攻敌要害；演练中有一指点穴、二指摸珠、二指锁喉、三指挑裆、四指插肋、五指抓拿手法。金斗洋畲族拳练功要求一疾、二硬、三力，被誉为“三绝”。它讲究实战，套路简短精炼，朴实无华，结构紧凑，其动作招招立足于实用，强调体现疾、硬、力的特点，并且很重视功法的练习。畲族拳师有这样一句口头禅：“练拳加练功，胜似孙悟空。”他们结合生活环境和地理条件摸索出一套独特、行之有效的练疾、练硬、练力的练功法。主要练功方法有“桩功”、“一竹功”、“竹把功”、“三年功”、“铁砂掌”、“铁臂功”、“避露功”、“眼功”、“搬石磨”、“推石球”、“耍石狮”、“玩石锁”等。
  2．四斗拳术
  在罗源八井拳术的基础上，经过数百年传承，形成比较完整的攻防套路，具有南拳短促有力、迅速凶猛的特点，以及比较完整的攻防套路和鲜明的民族风格。拳术的攻防有半龙虎、虎装、五虎、七星、十八罗汉等。其中以半龙虎为最基本的一套，一共有十二个动作，即三箭、挖鞭、三碰、牵基、圆化、赴掌、牵马、掩耳、断桥、三垮、按手、十字等。三箭，即预备开始发拳，向前三个箭步；挖鞭，畲民把脾称为“鞭”，挖鞭即一手顶住对方的攻击，一手进攻对方的脾位；三碰，即一防二变三攻，攻击对方的喉部；牵基，即顺势破坏对方的平衡，继则两次进攻对方的眼睛和脾位；圆化，“圆”畲语“转”的意思，即避开对方的进攻，转而侧身进攻；赴掌，继圆化之后，果断地以双掌攻击对方的腋下和脾位；牵马，即一脚靠近对方，双手压住对方的手和喉咙，然后手向前，脚向后着力，做类似牵马的动作，使对方仰倒；掩耳，先抓住对方的双手，解开其进攻，以掩护自己，然后双手先后向对方头部（眼、耳）和胸部袭击；断桥，以一手解开对方进攻来的拳（称为“桥”），另一手向对方腹部或生殖器作致命性的进攻；三垮，第一次进攻为一手解开对方的正面进攻，另一手则攻击对方的太阳穴，第二次进攻为一手解开对方上面的进攻，另一手打击对方的腹部，两次进攻失效，则用第三拳袭击对方的腹部；按手，一手解开对方的进攻，另一手指向对方的喉部作致命的袭击；十字，解除对方的攻击，进攻对方的胸部，在进攻时上三步，退三步，然后跨上一箭步，再蹲下，用手拉住对方的脚，猛力提起来，打倒对方。这个动作，步子共十步，站立时似“十”字，故名。半龙虎的每一个动作，基本上是三步、一反复，做完一个动作后便大喝一声，称之“开声”，它进攻多用手，脚立成马步或箭步，显得威武健壮。
  虎桩分一步、十字、开弓、转打、五虎围柱、七心移步、猛虎卧地、三角拳、赴拳、趁拳、刺竹等11个动作。五虎有30多步，七星有8步，十八罗汉有18步。这些套路都是在半龙虎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提炼的。动作多模仿动物，有时似老鹰展翅，有时如猛虎下山，有时像观音坐莲。每一个动作都有攻有防，攻防结合，连贯自如，节奏分明，步法稳健，简练有力，短促实用。
  3．双华拳术
  双华拳是南拳的一种，有龙庄、虎庄、牛家庄等，各有套路，如拳母、拳花、小五路、大五路、六路、七星拳、八号头（八仙过海）、九路、五马拳（五马分尸）、登峰拳（鲤鱼跳龙门）等10余套。其主要动作有冲、扭、顶、搁、削、托、拨、踢、扫、撕、跳等，多以弓箭步为主，步型稳固，紧凑朴实。进攻多用拳肘，防守常用前臂及掌，讲究用肘护肋，进退辗转。其特点是“下如铁打，上如车轮，手如辗盘，眼似铜铃”。它要求下肢稳重，上体内转圆活，两手像辗盘转动。每转一手法，必先脚步踏稳，而又弹跳自如。
  4．棍术
  棍术有两种：一种叫齐眉棍，也叫七尺棍。可单耍，也可对打。单耍叫“中栏”（有攻有守）；对打叫“盘槌”。它有三步进三步退（蛇吐舌）、金鸡啄米、猴子翻身、采脚、牛牯转栏、三步跳、四步半、七步、九步、天观地铡、双头槌等10多种套路，每套4～20节，其基本动作有点、拨、戳、劈、盖、翻、转、挂、撑、跳、架等，要求眼灵手快、连贯有力，虚实难辨，变化多幅度大，强度大而要求细，源于福鼎桐城浮柳蓝家第一代传人蓝意清（生于明万历甲申十二年1584年，卒于清顺治乙酉二年1645年）。另一种叫丈二棍，又叫长槌，也分单打和对打，有攻有防，攻防兼备，它也有10多个套路，每套5～10节，其基本动作有挑、戳、劈、拨、撑、跳、架、扫、击、盖、抢、推、背、撩等，要求幅度大而快速，准确有劲，强度大而身手步法稳健细腻。
  （三）体育竞赛
  1．参加地区级竞赛
  民国期间，在闽东第一、二次运动会上就有部分畲族群众参赛并获得名次。1953年，福安白岩下村畲族妇女吴脓妹参加地区首届运动会，获得铅球、手榴弹和女子800米第一名。民族中学女子篮球队1971至1983年连续十三年获得宁德地区女子篮球赛冠军。1985年5月，宁德地区举办群众业余体育运动会，宁德县代表队畲族运动员蓝德水在会上作“双锋剑”表演，获大会嘉奖。1987年，钟伟平获得宁德地区少年射击比赛女子汽步枪400发第一名；1989年，钟联雄获女乙标枪第一名。1986年至1991年，宁德地区两次举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共选拔26名畲族运动员参加全国第三届和第四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2．参加省级竞赛
  1952年9月，福安专区参加福建省首届体育运动会的代表中就有9名畲族运动员，其中8名拔河队员，1名田径队员。吴脓妹获福建省运动会铅球第一名；1956年，吴脓妹获省第二届运动会女子铅球第二名。
  1980年，地区民族中学女子队获福建省中学生基层队“三好杯”手球赛第二名；福建省第二届中学生运动会篮球赛第七名。1981年12月，金斗洋村武术运动员4人参加省首届少数民族运动会，在会上表演畲族拳和棍术对练两个项目。1982年地区民族中学手球队参加福建省中学生基层队“三好杯”手球赛获第二名。1983年，地区民族中学女子队参加福建省中学生篮球赛获第五名；1984年获省青少年篮球赛第三名。同年福建省第一届青少年田径赛上雷石兴获男少年乙组3000米第六名。1985年5月，蕉城镇西山下村蓝德水参加在漳州市召开的福建省业余体育比赛，表演了“武力拳”、“双锋剑”，并得奖。
  1985年穆云畲族乡代表队参加福建省首届舞龙、狮比赛，获第五名。同年雷爱仙参加省射击比赛获女子标准枪60发第四名；雷石兴获福建省传统项目学校田径赛男800米第四名，男1500米第五名。1986年10月，雷明章参加了福建省第九届体育运动会，获得男子1万米跑第六名；在1988年举办的福建省第九届体育运动会上，雷爱仙获女子标准步枪射击比赛第五名，雷明峰获男子10000米第六名，雷文忠获男子1000米第六名；同年5月，福建省首届民族运动会在宁德举行，宁德地区代表团打尺寸、舞龙、武术等项目的11名运动员获奖并被选拔参加全国赛。1988年福建省青少年射击比赛中钟伟平获女子小口径步枪60发队赛、3×20队赛，汽步枪40发队赛3个第五名；1989年再度获女汽步枪40发队赛第三名，女标准步枪3×20队赛、60发队赛、女汽步枪40发射击比赛3个第四名。此外，蓝蕙珍获省少年运动会400米×4集体冠军，雷建国获全军十项全能冠军。吴娟娟获广州军区运动会1500米、800米、3000米冠军，蓝少梅获省田径分龄赛亚军。
  3．参加全国比赛
  1954年，吴脓妹参加华东区和国家体育运动会获华东区铅球第二名，全国铅球第四名。1982年9月2至8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行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福安金斗洋村村民有3人被选入福建省体育代表团，参加武术比赛。1986年5月3～5日在宁德县召开宁德地区首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共有运动员35人，其中福安4人。6～8日在宁德召开福建省首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福安金斗洋村4名村民，其中男女各两人，参加武术比赛。同年8月10～17日，新疆乌鲁木齐市举行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福安县6人参加福建省体育代表团赴会。
  1982年9月1～10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办的全国第二次民族运动会上，宁德地区畲族代表队，领队兼教练王国柱，运动员雷永瑞、雷清富、钟平兴、雷信钗、雷平生、雷清盛、雷洪锦、蓝泉妹、雷知土、蓝银月、蓝秀斌等12人参加运动会，在会上表演武术、打尺寸、龙头舞等，获大会表演奖。
  1986年8月10日至17日，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鲁木齐市举行。宁德地区代表队，教练林宣华，运动员钟平兴、雷永瑞、蓝建龙、雷明祥、蓝春景、雷媚珠、雷洪锦、钟妹銮、雷剑妃、钟丽萍、雷凤美，以及观摩代表黄昌金、王国柱、魏君沛参加运动会，运动员们表演传统项目《龙杖舞》、《打尺寸》等；钟平兴、钟妹銮表演对手式“畲家拳”，获得铜牌三等奖。
  1991年11月1至17日，宁德地区代表队参加在广西南宁市举行的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表演《打枪担》，荣获一等奖，《打尺寸》、《虎捉羊》、《猴抢蛋》、《舞龙头》获三等奖。
  第四节 群众文化
  解放以后，畲族群众文化受到政府的重视和倡导，当时国家文化政策精神主要是在展示畲族传统文化和挖掘、整理畲族历史资料的层面上。以盘唱畲族山歌为代表的乡村文娱活动被推广得如火如荼。歌手上北京，节目上银幕，全区性的文艺调演的主旋律是畲族翻身唱新歌。部分畲村办起了文化站和俱乐部，这对活跃少数民族文化生活一度起了很大作用。1954年中央派来少数民族电影队，上山为畲民放映，每年春节还有民间剧团上山为畲族作慰问演出，极大地丰富了畲民的文化生活。20世纪70年代畲村普遍通广播。到了80年代之后，在文化全面复兴的政府驱动下，政府筹办了多次大型的文化活动，全面展示畲族传统文化。如福建省首届畲族歌会，把民间的节庆时令集会盘歌变成官方倡导组织的文艺活动；闽东畲族艺术节已经超出了社区传统文化的范围，汇集了闽、浙、赣、皖等地畲族歌手，而使社区传统与现实相结合成畲民传统文化的总汇；闽东畲族风情旅游节把社区传统文化和现代旅游经济相结合，结合这种活动的中华畲族宫的建设，已经不是社区传统的祠堂建筑设立，完全是现代畲民对历史的重新阐释，哪怕这种阐释已经和传统的神话史诗的故事相去甚远。畲族社区的文化活动的决策者以尊重现代畲族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为前提，试图创造一种适应未来的畲民社区文化。用现代音乐舞蹈语汇来诠释畲民传统生活，宁德地区畲族歌舞团的创作节目是这种文化尝试的典型。21世纪初开始实施畲族村“五通”工程时，把通广播电视作为硬件列为“五通”目标之一，实现了畲族村委会驻地和人口百户以上的畲族自然村全部实现通电视目标。畲族的群众文化又向现代化大大推进了一步。
  一、盘歌活动
  畲族是喜爱歌唱的民族，盘歌是畲族民间最普遍流行的文娱活动项目。盘歌以男女对唱为主，还有独唱、齐唱和二重唱等多种形式。对唱往往以男女分组，通常是男唱女答，或者女唱男和。唱时由一方中的一人先开口，唱完一段或几段，然后再由另一人接唱；另一方也是这样。即一段来，一段去，也有一段歌由两人唱的。如果连唱几段，对方还答不上，那么对方就算输了。为难倒对方，对唱双方都找自己熟悉对方生僻的大段（全连）演唱，唱时不乱套、丢句、含混不清或中断，双方逐段盘唱，一来一往。对唱中还临场灵活编造新歌，相互打趣，考对方。对唱外还有二重唱，俗称“双条落”，是由男女两人以上轮唱同一段歌词。由一位歌手先唱2个字或4个字，再由另一位歌手接唱。二重唱时女性用假声，男性用假声真声均可，如男性用真声演唱，一般要与女声相差两个8度，这样听起来比较清晰。男性若是用假声演唱，和女声相距则为4至5度，听起来感到比较丰满。两个声部一前一后，富于变化，气氛紧张热烈。这种唱法为群众所喜爱。宁德市猴盾一带畲村，男女室内对歌，上半夜先对唱，互考对方歌才，若是棋鼓相当，下半夜就对“双音”（即二重唱）。此外，也有在举行婚礼时，男方轿子到女家后，女方的歌手与轿夫比试唱“双音”的。畲族民歌二重唱是我国民歌演唱中一种少有的形式。对唱、二重唱外，还有齐唱和独唱。齐唱是在对唱时，同一方歌手加进来同唱一段歌，唱到对方答唱时中止。独唱是歌手独自抒情解闷唱歌娱乐。盘歌活动往往在传统歌节，专门歌会，婚庆和村里来客时举行。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多次组织举办大型歌会。1986年6月28日畲族分龙节，福建省首届畲族歌会在福安举行，历时3天，到会的有国家、省文化部门和民委的领导以及民族研究、出版单位、高等院校、影视及新闻单位有关专家代表及闽、浙、赣、皖、粤5省38个县区的歌手代表500多人。
  1990年11月10日（重阳节），闽东畲族文化艺术节在宁德城关举行，艺术节历时3天，国家、省、地有关部门领导、专家代表和闽、浙、赣、皖、粤5省歌手及中央民族歌舞团代表共200余人出席艺术节歌会。1991年春和1992年“三月三”中国闽东福安茶文化交流会暨福建闽东畲族风情旅游节两次在福安市举行，日本、美国、新加坡及我国港、澳、台地区的茶道专家，茶艺使者应邀出席盛会。这四次大型活动均组织畲族歌会开展盘歌活动，会议期间还召开畲族民歌艺术研讨会，编印《福建省首届畲族歌会文集》。
  二、文艺演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省、地和各县多次举办农村业余文艺演出和少数民族文艺观摩演出。
  1955年，福安仙岩畲村创办农村业余闽剧团，每逢过年过节即在本村及附近畲村上演文艺节目，增加节日气氛，丰富文化生活。福安县仙坂乡组织20个队的歌咏队配合宣传中心工作，活跃了青年生活，起到重要作用。同年春节，畲族小演唱《牧羊姑娘》首次赴福州参加福建省农村业余文艺演出。1956年12月宁德县举办“首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演出自编节目《四角厅》、《猎捕舞》等。1959年，福安专区举办第二届文艺调演，上演节目69个，其中有福安县的《仙岩民歌》、《欢乐畲家》、《歌颂新农村》，宁德县的《畲族山歌》、《畲歌大合唱》，福鼎的《茶山盘诗》，连江县的《采茶姑娘》等7个畲族文艺工作者自编的节目。1964年，福安专区举行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福安、霞浦、福鼎、宁德等4县有69名畲族文艺代表，参加了演出。演出节目有畲歌独唱《畲家和党心连心》、《彻底革命不变心》，小合唱《畲山茶歌》，小演唱《草岗变茶岗》、《难为迎亲伯》、《织裙带》等6个节目，被选拔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艺观摩演出。《难为迎亲伯》演出后，还被拍成彩色艺术片，向全国发行。
  1978年，霞浦县创作的小演唱《畲家乐》参加福建省首届《武夷之春》音乐会演出。1980年，畲歌表演唱《考女婿》、《丰收喜》，小歌剧《金鸡娘》等节目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其中《金鸡娘》获国家民委、中央文化部优秀奖。1983年，福鼎小演唱《畲岭迎春》获福建省第三届“武夷之春”音乐会演出奖。1984年，地区举办第二届少数民族文艺调演，各县参加调演节目有舞蹈《畲族围裙舞》、《春斋歌》、《织裙带》，双人舞《晨曲》、独舞《欢乐的鸭姑》，女声独唱《过路的客人哟，请你停一停》、《包山大户进山来》、《迎来凤凰把窝安》，男声独唱《畲家世代感谢党》，女声二重唱《畲汉姐妹俩》、《清明香茶凝深情》，男女声表演唱《白云山下赶歌会》等12个节目。地区调演之后，又参加福建省首届少数民族文艺调演大会。《欢乐的鸭姑》获演出奖。
  1988年1月，宁德地区畲族歌舞团创办后，畲族文艺演出趋于经常化、专业化。1988年至1990年，共完成演出308场。其中畲族演员雷高平创作表演的《蚯蚓之歌》在福建省第五届武夷音乐舞蹈节中获表演二等奖。畲族演员蓝爱春（女）在福建省“保险杯”民族唱法比赛中获演唱二等奖，四地市声乐比赛中获“四地市十佳歌手”称号。曾金兔在华东十五城市青年文艺全能大奖赛中获“铜马奖”，在全国首届文学创作综合大奖赛中其作品《行嫁》获歌词类二等奖。几年中，新创作舞蹈节目9个，改编舞蹈节目17个；新创作的歌曲、器乐曲10首，并组织一台歌舞节目《畲家情》参加1990年闽东畲族文化艺术节。1991年畲族歌舞团首次跨省参加“91’中国旅游艺术节暨广东欢乐节”展演。在广州演出26场，观众达80万人次。《人民日报》（海外版）等10多家报刊及广州电视台为此做专题报道。美国《看东方节目》主持人靳羽西女士看演出时，还上台同舞，予以很高评价。
  1991年9月，地区畲族歌舞团把畲族音乐《畲家乐》、《畲乡嫁歌》（牛角胡独奏）、《欢歌阵阵》（笛独奏）和畲族舞蹈《手铃舞》、《手指舞》、《寻郎》、《手龙舞》、《行嫁》、《三月的姻缘》（歌伴舞）、《酒狂》、《砍樵乐》、《十里亭边桃花红》（歌伴舞）、《婚礼舞》、《线狮》等节目组成民族歌舞专场，取名“太姥畲家情”，赴广州参加“91’中国旅游艺术节暨广东欢乐节”，受到观众好评。1992年2月，畲族歌舞团代表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安徽五省畲族赴昆明参加第三届中国艺术节，演出《行嫁》、《手指舞》等节目。1992年7月地区畲族歌舞团赴福州、莆田、漳州、厦门等地巡回演出“太姥畲家情”民族歌舞专场28场，观众达5万多人次。
  三、文艺创作
  畲族人通常七八岁开始学歌，十来岁就能唱歌，他们“下田是能手，上台是歌手，说话像唱歌，山歌不离口”。明、清以来，畲族歌手创作畲族小说歌、散条歌100多部10余万行。霞浦县白露坑畲族村钟陈吉（又名钟学吉），是民国时期比较著名的畲族民歌作者，他编有《末朝歌》和《钟良弼》等，在当时有很大影响。1949年以后，畲族歌手和民歌作者自编大量新民歌，歌唱畲族人民的翻身解放，歌颂祖国建设的伟大成就。1959年，霞浦畲族歌手雷双勋被选为福建省作家协会首届理事，出席第三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会后还自编自唱畲歌《乞丐成诗人》，参加福建省群众业余文艺汇演。他的民歌作品在《霞浦文艺》、《闽东日报》和《热风》文艺刊物上发表，并连续当选为福建省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代表及福建省音乐协会理事。
  20世纪60年代以后，地区和各县宣传文化部门创办的文艺刊物《闽东文艺》、《福安文艺》、《新松》、《太姥山文艺》等报刊，发表大量畲族业余作者创作的文艺作品。特别在《闽东文艺》改成《采贝》期刊后，着力扶持畲族作者的文艺创作，培养出一批青年畲族作者，古田畲族作者雷德和的短篇小说《永远吃香的人》，荣获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小说《兰糟》被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少数民族文学集（1976～1982）》，并有7篇作品被日本专家翻译介绍。畲族作者蓝兴发的散文《畲山春》荣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中国歌谣学会理事蓝振河作词的《畲家歌颂毛主席》歌曲，分别被收入福建人民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歌曲集，并由北京唱片公司灌片，在中央和福建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唱。畲歌《扁担溪畔歌悠悠》、《迎来凤凰把家安》参加“全国民族团结”征歌和“振兴福建，大唱山海经”征歌，被发表在《武夷词苑》上。
  1978年，霞浦县群众文艺创作小演唱《畲家乐》，参加福建省首届《武夷之春》音乐会，获创作奖，并被收入《得奖歌曲集》，广为传播。钟孟恭创作的戏剧《小包断案》、《好汉不吃眼前亏》分获1980年和1981年福建省戏剧调演剧本奖；此后《撞车》、《哑恋》、《让生活更美好》分别获福建省残疾人文艺调演创作奖，后者还获得全国残疾人文艺调研创作奖。《家乡好菜》获福建省“比翼飞”电视小品赛创作奖。
  1984年《欢乐和鸭姑》获福建省首届少数民族文艺调演大会创作一等奖，《晨曲》获创作第二等奖（1988年获华东五省一市舞蹈比赛创作三等奖，同时获创作三等奖的还有《织裙带》、《舂斋舞》和《包山大户进山来》等3个节目）。1985年，创作的《畲家风情》组歌，参加福建省武夷音乐舞蹈节，获创作奖。雷伏勤文艺作品参加艺术展示会并获奖。1978年至1993年区内有8位畲族作者在各级文艺刊物上发表诗歌、小说、散文和文艺评论作品200多篇。
  附：
  福安县仙岩畲族乡文化站（摘录）
  民校未复课，群众业余文艺活动未开展。因此，群众要求恢复民族自治乡，要求大社分成两个小社，要求加强领导，要求文化生活。
  （略）
  二、我们分三个小点开展工作，以仙岭洋为中心，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工作是争取时机，向干部和群众说明来意，调查摸底，分析情况，根据上级交代任务研究工作方法，制订计划；第二阶段工作是18天时间，大力宣传，开展活动，培养骨干，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业余文艺组织；第三阶段是做好俱乐部巩固工作。工作总结和材料整理是回到专署才进行。至于发掘少数民族文艺遗产和调查少数民族历史沿革，文物传说及解放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情况等工作，是分工合作进行。回顾我们这点工作，基本上按照计划顺利完成的。
  首先我们协助少数民族在仙岭洋建立了仙岭洋高级社俱乐部。下分图书室、黑板报、幻灯组、乐器组、歌舞队，在和庵建立了图书幻灯站，在洋坪建立了图书流通站，在建立业余文艺组中，积极开展了适当集中和深入分散的群众业余文艺活动。集中的活动有3月16日的少数民族与军分区解放军同志的联欢，有3月26日的庆祝俱乐部的成立而召开的以开展春耕生产为内容的俱乐部成立大会，这两次到会的群众在四五百人以上，震动了整个仙岩山腰（少数民族分散的山区，四五百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这是他们史无前例的热闹场面，特别是他们自演自唱自己看，乃是仙岩破天荒的事情。一个83岁的老公公钟振妹说：“我活到今天83岁，看见自己的子弟上台演戏还是第一次。”洋坪鼓吹班，平时只是群众婚丧雇用的，被人瞧不起，这次为了庆祝俱乐部成立，也第一次搬上舞台，受到群众的欢迎。城关业余剧团为了祝贺兄弟民族俱乐部的成立，也献演了3个节目，有的女演员把几个月的婴孩也抱上山来，并连夜下山赶回去，以免影响工作，合作社在演出后，煮了大米稀饭招待贵宾（当地尽吃地瓜米的少数民族地区，大米也是宝贵的）。在仙岭洋、南垅、叠石、洋坪等9个自然村放幻灯16次，在仙岑洋、和庵、洋坪三个点开展了山歌、现代歌曲、舞蹈、小戏、图书、黑板报等阵地活动。通过各种活动，培养了各种文艺活动骨干，有幻灯放映手18人，图书管理员16人，乐器演奏员4人，黑板报编写3人，歌舞手20人，给俱乐部巩固工作创造了条件。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文艺活动的开展，有力地协助合作社开展合作化优越性的教育，对稳定社员的思想，巩固合作社的组织，突击春耕生产运动，起了重要的鼓动作用。
  第三，我们发掘了仙岩少数民族的山歌，其中有歌唱爱情的，有歌唱劳动的，有歌唱历史故事的；并整理了拦路情歌对唱，由俱乐部歌舞队在俱乐部成立大会上演出。对霞浦发掘的“婚礼舞”也根据当地婚礼，真实情况作了修补。
  第五节 教育
  自古以来，畲民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过程与其他民族一样，广义而言，即包括畲民赖以生存的生产劳动技能教育，也包括畲民借以立世为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伦理道德等方面的教育，蕴含于民族传统文化之中，这种民族传统文化是一个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本节我们主要介绍狭义的畲乡学校教育。从历史上落后的私塾到解放以后办校，畲乡开始步入规范的国民教育。党和政府历来对少数民族的教育事业高度重视，大力扶持。从最初的扫盲班到专门为畲民开设民族学校、职业学校等等，畲族儿女接受现代正规的学校教育，人口素质显著提高，教育推动了畲乡经济的发展，改变了畲乡的面貌。历史上畲族乡村教育极
  为落后，全市畲村私塾不足20所。明、清两代，畲族只有举人1人、秀才12人。民国时期，畲村有小学10余所。全区上过小学的畲族少年儿童只有数百人。1949年后，人民政府重视发展畲族乡村教育事业，先后办起民族中学和民族小学。鼓励优秀教师到畲乡中小学任教，拨专款兴建教学楼和添置教学设备，改善畲乡办学条件，使畲族乡村教育面貌发生根本变化。2005年全市6所民族中学在校生9751人，其中畲族学生4300余人，8个畲族乡中学，在校生7821人，其中畲族学生210人；全市民族小学135所，其中完小校91所；全市民族小学在校生共13339人，其中畲族学生7800人，“十五”期间全市被录用到大专院校学习的畲族学生1900人。畲族教育取得显著成绩，畲族人民文化素质不断提高。
  一、私塾
  民国时期，闽东畲村设有私塾40余所。福安凤洋、金斗洋、南坪、燕窝、谢岭下、南山、坑里、小坑、仙岭洋、仙岩、和安、廉岭、井口、田螺园、坑门里、山头庄、满洋（城厢）、龙潭面、葛藤坪、茶洋、马山、黄岐半岭、金腰带、蓝田纸坪，霞浦岚青、一贝、后地、青皎、鲤鱼山、梨坪湾、水漕垅、霞坪里、白露坑（福元宫）、牛胶岭，福鼎的瑞云、佳阳、浮柳、双华、罗唇、翁江、牛埕下、单桥、翠郊、溪美，古田的富达，宁德猴盾、北山、际头、高山、南岗、新楼、上金贝、上新厝、亭坪、后岗、雷东、又加塘、黄土垒、长园等畲村均间续地办过私塾。直到1952年，福安县畲村尚有私塾3所，先生3人，学生47人。
  二、幼儿园（班）
  新中国成立前，畲族地区无幼儿园（班）之设。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期间，为动员农村妇女参加劳动，开始在较大的畲族村开办幼儿园（班）。1960年春各县要求队队办幼儿园，凡设有小学的畲村，均由小学兼办幼儿园（班），没有小学的畲族村，由生产队遴选中老年妇女担任保育员办幼儿班。仅福安县进入幼儿园（班）的畲族幼儿，即达3735人，秋后增至近万人。后因缺乏教学场所、设备和合格的师资，1961年春，这些幼儿园（班）大多解散。1979年，畲族聚居地区的中心小学和部分重点畲族小学开始兼办幼儿班、学前班。1986年，福安县3所畲族乡中心小学办有幼儿园15所，畲族重点小学和仙岩畲族实验小学全部兼办幼儿班，各畲村实验小学均兼办学前班。1990年福安市3个畲族乡共办幼儿班45班，在班幼儿1103人；全区畲族在园（班）幼儿1457人。1993年，全区有畲族幼儿园8所，畲族村实验小学、完全小学兼办的幼儿班、学前班80班，在园、班幼儿1000余人。
  三、小学
  民国十九年（1930年），区内的古田和霞浦各办有1所畲村小学，有教师7人、学生110人。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霞浦盐田乡的南塘和松南乡的磴步头曾创办过2所国民学校，畲族学生占三分之一强。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三月，福鼎桥亭办有中山民校（又称前岐第二中山民校）。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福安县在畲族聚居的长潭、金斗洋村办过两所短期小学（季节性学校），不久停办。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当局施行“国民教育”，福安廉岭，霞浦南塘、磴步头，福鼎桥亭、才堡、佳阳、佳山、浮柳、梅溪、亥窑、油坑等畲族聚居乡村均办有保国民小学。1949年解放前夕，闽东畲村只有小学10余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1950年春，福安县在仙岩畲村办起第一所公办初级小学，入学学生40多人。同年霞浦先后创办白露坑和南塘公办小学，两校共有教师两人，学生31人。1951年8月福鼎县创办浮柳、深垅、麻坑、财堡、牛埕下、瑞云、佳阳、双华、桥亭、安仁等公办民族初小。同年冬，福安县部分畲族村开始办民办小学（后均转公办）。
  1952年初，福安专署在《专区文教工作计划草案》中明确提出“要重视发展民族教育”，同年秋霞浦办有南塘、玉坛、西胜、涌山等小学4所，并将其中的玉坛（墓斗）小学正式命名为“民族小学”；福安县在畲族地区办有公办初级小学10所、班级17个，分班两处；宁德县办有民族小学5所，寿宁县1所，周宁县办有云门和下前坪村民族小学两所，柘荣在柯岭、湾里办民族小学两所。同年底，境内共办有民族初级小学33所，有教师35人，在校畲族学生763人。
  1954年全区专设少数民族小学46所，教学班59个，在校生1445人，共有教职工56人。1956年，福安专署本着“既要照顾需要，又要照顾可能，掌握稳步前进”的方针，注意在学龄儿童较多、距现有小学较远的畲族村先设校，对需要扩充的学校，或民办需转公办的应予接办，部分畲村民办小学转为公办。1957年区内建立38个畲族乡，相应在乡所在地办起民族小学，全区发展民族小学99所，其中公办民族小学49所，畲族在校生达4559人。1958年，“大跃进”期间，实行国家办学与集体办学“两条腿走路”方针，掀起群众办学高潮，全区畲族公办和民办小学共142所，在校生8666人。小学学校大量增设结果，超过当时实际办学所承受能力，必要的教学设施和师资力量均跟不上，致使教学质量下降。
  1960年5月，福安专署下达《关于1960年教育事业发展计划（草案）的意见》，强调要“大力发展山区、林区、渔区、少数民族地区和原有基础薄弱地区的教育事业”。当年，畲族地区只要有10来个学龄儿童的畲村都办起小学。1960年入冬以后，由于自然灾害和国民经济困难，畲族地区民办小学大部分停办，公办小学在校学生数锐减。1962年落实“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方针，结合畲族地区实际情况对畲村小学进行撤并调整。全区有公立小学85所，在校学生2314人。其中福安52所、学生1183人，霞浦15所、学生667人。经过调整后，教学质量有所提高。1963年5月，福建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关于民族教育工作的函件》要求加强民族教育，部分被撤并的畲村小学重新恢复，并根据需要新设一些民族小学；加强对少数民族师资培训、配备。福建省教育厅、财政厅追加全区民族小学维修费和补助费2.7万元，对畲族学生杂费减免40％，并调配教学业务水平高的教师到畲村任教。同年，全区共设有民族小学206所，在校生增至4190人（其中公办87所，在校生2442人）。1965年，全区设有全日制民族小学366所，在校生8285人；此外耕（工）读小学和半日制、隔日班，早、午、晚班，巡回小学等共有学生5718人。
  1966年初，贯彻“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方针，采取多种形式办学。福安穆阳中心小学主动压缩编制，调出4名教师到畲村支持办学。当年福安民族小学增至175所、教学班346个、学生6149人。其中公立80所，在校生3406人。畲族小学教育有较大发展。下半年，“文化大革命”波及闽东，受其冲击和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受到破坏，民族政策得不到落实，畲族学校流失学生现象严重。
  1969年，根据“教育要革命”精神，各县革命委员会先后提出“读初小不出村，读高小不出大队”的办学要求，增设一批畲村小学。1971年仅福安县畲族村民族小学即增至252所，其中公办70所，民办182所，在校生5212人（其中全日制3836人，业余小学1376人）。1973年，宁德地区共办有民族小学499所，学生14840人。入学率占畲族学龄儿童的65％，但能坚持读完小学的畲族学生不足20％。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普及小学教育，各级党政部门切实加强领导，畲族小学教育发展较快。1984年，全区乡镇中心小学办起民族高小实验班6个，村办寄宿制民族重点小学24所，全区民族小学寄宿生从1983年的717人增至1317人。1985年，福建省首次少数民族教育座谈会在福安县召开，会上推广福安畲族小学办学经验。1985年11月，仙岩民族初级小学改为福安县民族实验小学，面向全区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各重点民族小学也先后办起畲族儿童学前班、幼儿班。1988年，境内共办有民族小学681所，在校畲族学生21079人。
  1990年，全区共办有民族初级小学646所，教学班1042个，在校生18943人，占全区小学生总数的5.5％。其中，畲族学生15671人，在民族小学就读的畲族学生19340人，畲族在校生共35011人，占全区学生数的10.24％，畲族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7.3％。1993年区内畲族人口在60％以上的141个畲族村委会办有小学291所，教学班647个，在校生12340人。8个畲族乡有小学450所，小学教师1509人，在校学生21442人，每万人中有小学生1222人，儿童入学率97％。2000年全市226个畲族村共有在学小学生12763人，适龄儿童入学率98.5％。2005年全市234个畲族村委会，共有完全小学114所，其中民族村完小校78所，完小校教师837人，在校畲族小学生9044人，适龄儿童入学率99％。
  四、中学
  民国时期，畲乡未设中学。能到各县中学就读的畲族学生寥寥无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畲族聚居地区兴办起中学，畲族子女才有可能上中学，逐渐改变畲族青少年上中学人数少的状况。1953年，全区在中等学校就读的畲族学生共10人，占学生总数的0.32％。到1956年即增至33人。其中在中学就学学生有31人，在师范就学两人。为培养更多的少数民族中学生，1958年秋，在福安县城关创办福建省第一所民族中学，隶属福安县教育局管理。当年，面向全区招生97名。1960年，收归省教育厅管理，招生范围扩大到福安、闽侯、南平、三明和福州5个地市。1964年，划归福安专署教育局管理，主要招收本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1969年，福安民族中学改名为福安专区民族中学。
  1970年，福安县在康厝、坂中两个民族乡各办了一所小学附设初中班。1971年，福鼎县在佳阳乡增办1所民族初中班。同年，福安专区民族中学发展成为完全中学。1976年，定名为宁德地区民族中学。同年春，康厝初中班升格为初级中学。1978年，地区民族中学列为本地区8所重点中学之一，后又被确定为全省92所重点中学之一。
  1984年，霞浦县崇儒中学开设初一民族班1班，招收畲族学生。同年，全区少数民族初中生共1353人，其中高中生237人。1985年7月，福安县为解决畲族小学毕业生升学难的问题，决定将康厝初级中学扩办为“福安县民族中学”，面向全县招收畲族初中新生。1986年，霞浦县将原崇儒中学改为“霞浦县民族中学”，面向全县招收畲族学生（8个教学班）；同时在盐田、水门两个畲族乡中学增办少数民族班。1987年秋，创办“福鼎县民族中学”（校址在福鼎县城），面向全县招收少数民族学生59名。宁德县于1987年将县八中改为“宁德县民族中学”。1989年夏，福安县教育局决定，将福安县民族中学改办为“福安县民族职业中学”。其初中部继续面向全县招收少数民族小学毕业生。2005年全市有市属民族中学6所，畲族乡属中学8所，234个畲族村共有在校中学生8242人，其中畲族中学生4492人。
  五、职业学校
  1965年，宁德县在畲族生源较多的八都闽坑创办农业中学。1971年改名为“五七”中学，为当地培养少数民族学生。1968年，霞浦县盐田乡创办农业中学，招收畲族学生8名。1985年秋，中共福建省委、省府领导在确定投资兴建康厝民族中学时曾指出：福安县民族中学在当前主要解决畲族学生上初中难的问题，将来其高中部应办起职业高中，为畲族地区脱贫致富培养人才。1985年起，霞浦县民委会同有关部门，共同举办畲族农民个体果树技术培训班13期，其中香菇8期，凤尾菇1期，畜牧医4期，乡医4期，茶叶栽培8期，受训人数共1320人，有30人还参加地区级的技术培训班。1988年秋，福安县民族中学开始试办食用菌养殖专业的“3+1”学制（即初中3年毕业后加1年专业培训）职业高中班，招生44名。1989年秋，又开设二年制缝纫编织专业，招生35名。最后一个学期送到泉州、石狮服装厂实习，大部分学员被两地服装厂招聘为工人。
  1990年6月，经宁德地区行署批准，福安市民族中学更名为“福安市民族职业中学”。2005年全市234个畲族村共有畲族中专生532人。
  六、其他学校
  （一）夜校、扫盲班
  1950年冬，畲村开始利用农闲组织冬学。1951年，区内畲村开始利用农闲时间办起农民夜校及各种形式的扫盲班，开展扫盲教育。1952年，福安县参加冬学的畲族群众600多人，并在仙岩办速成识字班，入学50多人，毕业21人。1956年，全区参加夜校学习的畲族村民达1.5万人之多。1958年，仅霞浦县的青皎、墓斗、西斗、茶岗畲村均办有扫盲夜校，就学人数80余人。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畲村夜校改称政治夜校，配合教读《毛主席语录》、《老三篇》。1970年入春后，各县掀起扫盲和业余教育热潮。仅福安县畲族地区即办有业余小学112所，学员1294人，政治夜校358所，学员5408人，学员人数占畲族青壮年人口的三分之一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畲族成人教育亦有新发展，区内70％以上的畲村均办有夜校。1987年霞浦县畲村就办有扫盲班70个，学员1283人。同时增设高小班7个，学员123人，扫盲面达70％。全县畲族15岁至40岁的11527人中，脱盲率达88.9％，成人教育从扫盲转入大办文化技术班阶段。
  1987年11月，福安县经地区检查验收，认为基本实现无文盲县。但畲族聚居地区，脱盲水准尚低，而且在非文盲人数中，多数文化程度为脱盲或初小毕业，文化技术学校办学面不广。根据以上问题，1988年起，福安县教育局加强对薄弱环节的督导。1990年，福安市坂中、穆云、康厝3个畲族乡办有扫盲班41个，夜小学班28个，学员达1840人。1993年，区内各畲族村普遍办有夜校。
  （二）文化技术学习班
  为把农民业余教育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发展科学技术上来，1983年春，区内畲族乡和人口较多的畲族村相继办起文化技术班，带动畲族青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举办果树、茶叶、畜牧兽医、食用菌、乡村医生等实用技术培训。1990年，福安县3个畲族乡办有农民初等技术学校5所，成人技术培训学校3所，学员共1000多人。1993年，8个畲族乡均办有文化技术学校，年受训4000余人。
  （三）民族师范班
  1978年，宁德师范学校开设民族师范班，录取畲族毕业生40名。此后民族师范班常年开设，培养畲族教师人才。
  七、畲族重点学校简介
  （一）福安民族实验小学
  民族实验小学校址在福安市坂中畲族乡仙岩村。1950年春创办，时有教师两人，学生40余人。1952年8月，福建省教育厅拨专款1.7万元兴建校舍。1957年秋，升设为完全小学，教师4人，学生110人，1980年，被县人民政府定为第一批重点民族完全小学。时有教师4人，学生62人。1981年秋，开始向附近畲村招收寄宿生，学生数增加到316人。1983年起，国家陆续投资改善办学条件，兴建钢筋混凝土结构教学楼和简易师生宿舍各一幢，建筑面积为400平方米，1985年11月，经福建省教委批准，该校升格为“福安县民族实验小学”。1986年秋开始附设幼儿园，1988年国务院授予该校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1989年11月，全国部分省市复式教学研讨会在福安召开，该校复式班教师王雪为会议代表开观摩课，并介绍《电化教学在复式班课堂中的运用》的教学经验，1990年，该校办学事迹被收入《中国大辞典》，学校又添置了投影仪、风琴、彩色电视机等教学设备。全校开设10个教学班，学生450人，其中外地寄宿生占四分之三。是一所具有民族特色的寄宿制学校。环境优美、教学秩序井然。该校大力推广普通话，改革教学方法，把电化教学手段引入课堂。重视丰富学生的课外生活，组织采标本、游戏、球类、棋类、绘画、书法、舞蹈、朗读、讲故事等兴趣小组。
  1982年至1992年共培养高小毕业生579人，升学率平均达92％，学校的入学率、巩固率、普及率均达100％。毕业回乡的学生中，有4人受聘为乡镇农村干部，17人担任村级农技员，6人担任村民主任。同年，国务院授予“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称号。1992年，有9个班级，学生447人，其中畲族学生357人，占80％；寄宿生357人，99％是畲族。学生分布福安、柘荣、霞浦、寿宁等县市的100多个自然村，有教职工28人，其中专任教师25人，小学高级教师两人，一级4人。校园面积8.5亩，被国家教委、国家民委授予“全国民族教育先进集体”称号。《人民日报》赞誉该校为“畲山教育的明珠”。《民族画报》、《光明日报》、《福建日报》等报刊和福建广播电台对该校事迹作过专题报道。
  （二）古田县富达小学
  富达小学校址在平湖镇富达村，民国十九年（1930年）创办原名“富达小学”。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改名富端中心小学。1949年，改名“富达中心小学”。1980年，被列为平湖学区重点小学。校园占地面3.5亩、建筑面积1156平方米，1992年有教职工19人，其中专任教师18人（内小学一级教师8人），有10个教学班在校生375人，其中畲族学生355人。1980—1992年，培养高小毕业生792人，毕业生升初中录取率78％以上。1983—1992年，该校校长张义童和蓝美然先后被评为“福建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
  （三）宁德市民族中学
  市民族中学于1958年创办，是福建省第一所民族中学。1971年学校发展为完全中学，1976年改名福建省宁德地区民族中学，2000年宁德撤地建市后称宁德市民族中学。1978年以来，学校相继建成教学楼、实验楼、图书楼、科技生产楼、室内操场、教师宿舍、学生宿舍和师生食堂等设施，建筑面积达2万平方米。物理、化学、生物和语言实验室均按二级达标配齐，图书馆藏书5万多册。此外，师生开垦茶山80多亩，校办工厂属国家教委教学仪器定点生产厂，1986年和1990年两度进京在国际教学仪器展览会上展出。1979年以来，校办工厂为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提供资金300多万元。学校全面贯彻“两全”方针，锐意改革创新。首先，把德育摆在首位，认真实施《中学德育大纲》，突出教学中心，按教育规律办事，大力提高教学质量。在教学思想方面，实现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转变；在管理方面，提倡教学常规管理与目标管理相辅相成；在改革方面，把教法与学法的改革作为重点，组织多学科多门类的教改试验。再次，重视体育，开展以达标为中心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增强学生体质；抓传统项目训练，培养骨干人才。学校女篮不仅蝉联13届地区少年组冠军，还为福建省体工队输送5名队员。同时，积极发掘、整理和普及民族传统体育，以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35年来，学校培养上万名初高中毕业生。1978—1992年，共为高等学校输送1300多名新生，为各类中等专业学校输送700多名学生。学校先后荣获“全国勤工俭学先进单位”、“全国民族传统体育先进集体”、“福建省文明单位”、“福建省教育先进集体”、“福建省民族团结先进集体”、“福建省评优创优先进集体”和“地区文明单位”等19项荣誉称号。
  （四）福安市民族职业中学
  民族职业中学创办于1969年秋，前身是福安康厝中学，旧址在康厝畲族乡邮亭村，面积仅有5.8亩，四座单层校舍，三座属危房。为适应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1985年，选址于苏坂村长园坂（现址），开始筹建新校工作。1986年12月破土动工。1987年9月搬迁到新校，边基建边上课，1989年9月全面搬迁完。1990年6月，经宁德地区行署批准，更名为“福安市民族职业中学”。同年12月19日，中顾委委员曾志为该校题词：“培养民族职业教育人才，是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保障”。原福建省省长胡平为该校题写校名。学校筹建过程中，得到福建省、地、市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1987年，福建省政府在宁德地区现场办公会上批拨30万元兴建的教学综合楼，1990年元月全面竣工。
  1993年校园占地面积17133平方米，有24个教学班（初中班16个，职高班8个），学生953人（初中716人，职高237人），教职工91人，其中初中专任教师48人，初中专任教师学历达标率为89％，全校教师中大学本科毕业8人，专科毕业51人，已评聘中学一级教师5人，初级职务55人，学校教学仪器中普教仪器达三类标准，部分仪器达二类标准，建立了卫星地面接收装置，有专用电教室，教学设备逐年得到充实完善。该校创办以来，已培养毕业生1499人，其中畲族学生215人，职业高中毕业生164人。
  近几年来，该校先后被评为：“省体育达标表彰单位”、“地区实验室管理先进集体”。
  附：
  霞浦、福安两县畲族教育调查材料
  （1965年9月30日）
  一
  霞浦县畲族人口共有26152人，占全县总人口的9.3％，分布在11个区，68个公社，161个大队。其中纯畲族的公社只有1个，纯畲族的大队40个，生产队401个。
  福安县畲族人口共有37195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1.5％，分布在13个区（镇），其中纯畲族大队87个，生产队824个。
  畲族居住情况基本上是小集中大分散，村庄一般都很小，以霞浦的西胜公社为例，全社畲族300多户，居住在60多个自然村，平均每村5户。
  他们的生产，绝大多数以农为主，副业很少，耕地不多，经济生活一般比较困难。例如，霞浦县洋边公社畲族人口830人，共有耕地1178亩（水田858亩，旱地320亩），平均每人1.4亩地。其中双季稻只有80亩，其余都是一年种一季。1964年年均亩产395斤，社员平均收入40～50元。我们所到的墓斗、马洋公社和福安县穆阳区的南洋、凤阳等几个大队，情况均类似（个别大队如高岭大队生产较好，1964年社员收入平均91元）。
  二
  解放初期，霞浦县只有6所畲族小学，7个班，247个学生。福安县到1955年只有21所畲族小学，22班，1191个学生。十几年来，两县的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在各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认真地执行了民族政策，贯彻了教育方针。再加上全体民族教育工作者的积极努力，使畲族教育事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截至目前，霞浦县已有畲族小学115所，173班，学生3479人，学生数比解放初增长了13倍。福安县已有畲族小学175所，346班，学生6149人，学生数比1955年增长了4倍多。
  但由于畲族群众有的聚居，有的与汉族杂居，经济条件有好有差，教育发展不平衡。在畲族聚居地区（群众的思想比较一致，行动易于统一）和生产较好的地区，小学教育普及程度比较高。我们去过的霞浦县的几个公社和福安县的几个大队，学龄儿童入学率都在85％～96％之间，而杂居地区普及程度则较低。因此，全县畲族儿童平均普及率为：霞浦县77％，福安82％。
  1958年在福安县城郊创办了第一所民族初中，面向全省民族小学招生。现有学生7个班301人，其中畲族157人，汉族144人。这些学生来自福安、福鼎、霞浦、宁德、寿宁、周宁、政和、柘荣、连江、罗源、建阳、福州等12个县、市。开办以来，共毕业五届学生183人，其中畲族103人，汉族80人。畲族初中毕业生，升入中央民族学院13人（6个预科，7个本科），武汉分院24人（预科），农业学校2人，卫生学校6人，普通高中17人，师范21人，其余回乡参加生产劳动。这些毕业生绝大多数表现很好。考进中央民族学院的13人中，11个当了学生干部，1个做通讯员，1个是班代表，3个入了党。
  三
  畲族小学教育为什么发展这样快？其主要原因有如下几点：
  （一）坚持贯彻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
  两县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少数民族地区村庄小，生源少，交通不便，不可能村村举办公立小学的特点，一方面在较大的自然村或公社、大队所在地设置公立小学，作为骨干；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群众办学、集体办学，不论学生多少，只要群众有要求，而又志愿办学的，教育部门积极帮助解决教师，适当给予经费补助，责成学区中心小学主动进行业务辅导。这样就增加了学校布点，加快了普及速度。目前霞浦县畲族民办小学已有75所，占畲族小学总数的65.2％，民办小学生1641人，占畲族小学生总数的47.2％。福安县畲族民办小学已有95所，占畲族小学总数的54.3％，民办小学生2743人，占畲族小学生总数的44.7％。
  （二）积极实行两种教育制度
  畲族群众向来热爱劳动，男女一起参加劳动。七八岁到十二三岁的小孩，负担着相当繁重的家务劳动和生产辅助劳动。过去小学教育只办全日制一种形式，使很大一批畲族儿童想上学而不能上学。自从实行半农半读教育制度以来，根据他们生产、生活上的需要，办起了各种形式的耕读小学校（班）之后，畲族群众，特别是贫下中农，对此非常欢迎。他们克服一切家庭困难，踊跃送子女上学，所以耕读小学发展很快：目前霞浦县已有104个班，学生1326人，占畲族小学生总数的38.1％；福安县已有163个班，学生2468人，占畲族小学生总数的40.1％。大部分全日制小学，根据畲族需要，不计学生多少，附设了各种耕读班。例如霞浦县墓斗公社的墓斗小学，47个学生，其中全日制15个，半日制4个，午班14个，晚班14个。志愿上山办学的退伍军人吴敬党，一个人在杨家溪公社洋边大队的茶坑、下山、洋边三个畲族自然村办起了三所巡回小学。逢单日在茶坑教半日制（18人）和晚班（15人）；逢双日自带二餐饭，背上小黑板到十里外的洋边教半日制（22人）；当天晚饭后，赶到四里外的下山村教晚班（17人），并且连夜赶回茶坑睡觉。就这样使该大队从来没有办过学校的三个小山村70％以上的儿童入了学。
  关于福安县少数民族教育情况的汇报
  （1983年）
  福安县地处闽东地区，有18个社镇，444个大队，3845个生产队，总户数107897户，总人口477638人。该县少数民族主要是畲族，分布在18个社镇，185个大队（其中纯畲族大队25个），632个生产队，共有11315户，占全县总户数的10.49％，共53719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1.25％。
  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广大畲族人民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受尽欺辱和压迫，少数民族教育一片空白。解放以来，在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亲切关怀下，福安县少数民族教育从无到有，并逐年得到发展。1982年，全县已办少数民族学校228所，计294个班，占全县小学校数的21.1％。但由于历史和客观的种种因素影响，少数民族教育一直发展不快，少数民族学生质量较差，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办学条件差，校舍、课桌设备残缺不齐
  全县现有少数民族学校228所，有校舍的仅51所，而且大多都很陈旧，大多数学校缺少课桌椅，几乎没有教学设备。多年来，国家用于农村小学基建的投资少。虽然县里每年都拨出少数民族学校修建专款，但数量不多，只是象征性补助，主要还得依靠当地群众自力更生解决。为了开办学校，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只能利用原有的祠堂、庙宇、生产队仓库和群众厅堂等场所，用厅堂的案台当讲台，将木板架在石块上当凳子。穆阳公社34所少数民族学校没有一架毛算盘，缺少黑板30块。有些地方没有祠堂、庙宇还无法办学。坂中公社畲族大队——亭兜大队，方圆30多里，有30多个自然村。这个大队虽然办了10所学校，还有20多个自然村因无校舍不能办学，很多学生无法就学。穆阳公社占溪大队竹舟畲族小学包括7个自然村，方圆十几里，有不少儿童因学校太远而不能入学。有些生活条件略好的生产队，通过发动群众自筹资金，加上国家补助，建起校舍，初步改善了办学条件。而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生产队地处偏僻，生产不能自救，群众生活困难，无力投资建校。那权当校舍的庙宇、厅堂等场所原先就比较陈旧，又因年久失修，有的地基陷落，有的椽朽壁颓，透风漏雨。康厝公社半山畲族学校正面无围墙，后墙严重倾斜，屋面腐烂，十分危险。穆阳公社燕窝学校陈旧不堪，去年九号台风将瓦片掀了一大半，因无钱修缮，下雨时40多个学生只好撑雨伞，戴斗笠上课。有些学校因是危房，又找不到合适场所，只好停办。坂中公社凤头学校设在群众厅堂里，椽木稀疏得象古稀老人的牙齿，学生无法上课，只好将学校停办。据1982年统计，全县少数民族学校缺教室224间，面积达9369平方米。
  （略）
  福安市民族教育现状报告
  （1990年7月27日）
  根据上级有关部门的部署要求，市民委、教育局联合对我市的民族教育状况进行调查，现将有关问题汇总报告供上级和有关部门决策参考。
  我市现有少数民族人口5.85万，少数民族行政村79个，自然村721个。目前全市共设民族校点275个，其中公办小学90所，占32.7％，民办小学185所，占67.2％，完全小学34所，占12.36％；在民族地区任教的教员501人，其中公办169人，占33.7％，民办332个占66.3％，少数民族教员80人，占15.96％;1～5年级在校生7963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7036人，汉族生927人；现有校舍总面积24892.4平方米，其中危房改造新建校舍7085平方米，旧校舍12790.7平方米，还有危房5016.7平方米，无校舍而借用民房、仓库、庙宇上课的还有31所2835平方米。
  全市现有民族完全小学34所，1至5年级学生3059人，教员208人，其中公办教员116人，占55.76％，民办教员92人，占44.2％，少数民族教员32人，占15.38％。近年来进行危房改造22所，新建校舍4079平方米，其中半拉子工程有6处，共2094平方米，旧校舍面积4010平方米，还有危房8处，面积1357平方米，尚缺校舍5所，计944平方米。
  二、群众生活水平低，办学积极性不高
  少数民族地区生产落后，群众生活水平低，很多少年儿童从小就要参加农业劳动，加上重男轻女的旧习惯根深蒂固，上学读书的不多，能上学的大多数是男孩。全县1982年少数民族学龄儿童7343人，入学4908人，入学率为66.8％。很多学生因生活困难，读到二三年级就辍学。近年来，生产体制下放后，普遍采取“谁读书谁出钱”的办法，因此，入学子女多的家长负担更重，不愿送子女上学。穆阳公社黄坑大队长坝定生产队有12户人家，11个学龄儿童，一个民办教师，每月补助费10元，以往由生产队开支，实行生产责任制后改由学生家长负担，学生家长10户，平均每户负担1.77元，一个学年每户要负担11.24元，群众负担不起，只好将学校停办。城阳公社大坑里学校，3户人家，7个学生，一个民办教师，也因群众无力负担而停办。坂中公社近年因群众负担不起而停办的学校有5所，全县少数民族地区因生产队集体无法支持办学、群众负担不了而停办的学校有54所。
  三、穷乡僻壤，生活条件艰苦，教师工作不安心
  许多教师为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任劳任怨，默默地工作。但由于少数民族集居地大都比较偏僻，高山峻岭，道路崎岖，交通不便，任教的老师在生活上的问题确实多一些，每年教师派不上去，派上去的也留不住，办学点无法下伸，已办的学校也难以发展，不少学校停停办办。坂中公社七定生产队山高路远，又无校舍，教师五进五出，终因生活条件过于艰苦而将学校停办。穆阳公社有34所少数民族学校，47个公民办教师，除7人住在学校外，40个教师均寄居在群众家里。有的和社员同睡一个铺，有的借用群众的杂物室，有的用地瓜篱围起来当卧室，有的睡在牛栏、猪栏旁边的房间，有的群众家里刚死传染病的人，房间不敢睡先借给教师用。坂中公社日宅学校有两名男教师，一名女教师，只有一大一小两间宿舍。其中一名男教师已婚。宿舍安排不了，只好女教师和男教师的爱人同铺睡，而男教师摆个小竹床睡在角落。坂中公社后门坪学校建于解放初期，现已破烂不堪，去年受台风袭击，瓦片被掀掉，厨房后墙倒塌，教师没地方煮饭和睡觉，3名教师只有同住在一个稍好的房间里，拥挤不堪。坂中公社岩头学校教师没厨房，用3块石头架上铁锅煮饭。群众生活困难，民师补贴费和粮食不能按月付给，教师无奈之下挨家挨户去讨。有的学校办公费不够用，教师要自己掏钱买煤油、粉笔。民师生活困难，又得不到应有的资助，许多具体困难无法得到解决，一定程度上挫伤了他们的教学积极性。
  四、教师素质差，畲族教师少
  全县少数民族学校共有教师306人，其中民办教师264人，占教师总数的86％。有些民办教师小学文化程度，知识水平低，对课文自身都理解不了，难以向学生讲清；有些教师普通话讲不清楚，语言表达能力差；有些民办教师管理能力差，致使课堂秩序混乱，这些都给教学带来严重影响。由于畲、汉语言相异较大，少数民族学校大都没有开办幼儿班，少数民族儿童未进行学前教育，听不懂汉语。在少数民族地区任教的畲族教师少，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教师更少，全县少数民族学校畲族教师仅53人，占教师总数的14％，这些教师中有些还出生在城关及各社镇所在地，不会讲畲家话。这样，学生听不懂教师讲课的内容，尤其是刚入学的儿童，很快产生了厌学情绪，逃学现象严重，有的上两三天学就不来了。流失学生多，群众对此也有意见。
  多年来，由于畲族地区经济落后，群众办学积极性不高，生活过于艰苦，教师素质差，工作不安心，导致学生质量差，并形成恶性循环。每学期初，很多学校教师不愿去，经过调整补缺，教师派上去，已误了开学时间，教师上去后坚持不了，有的借故下山，有的停停打打，学校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学生所学知识甚少，能念完小学五年级的畲族儿童不多。1977年全县招收少数民族一年级学生1146人，1982年全县少数民族小学毕业生219人，毕业率19.1％。我县畲族人口最多的坂中公社1956年畲族学生毕业率仅为18.5％。穆阳公社解放30多年来，仅有大专毕业生1人，高中毕业生65人，初中毕业生100人，小学毕业生433人。
  面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落后状况，几年来，我们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措施，稳住局势，安定思想，使少数民族教育在困难中得到发展。
  （一）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学校布局分散，财力、物力有限的情况，我们集中力量办好重点学校，充分利用有限资金，发挥经济效益。坂中公社仙岩小学是少数民族重点校之一，近年来，我们调整了该校的领导班子，充实师资力量，适当加强投资，使学校工作有所起色，学龄儿童普及率达97.5％,1982年小学毕业生14人，录取一中、民中11人，录取坂中中学2人，录取率达93％。
  （二）针对少数民族学校危房多，教学设备差的情况，我们适当紧缩其他方面的投资，加强少数民族学校基建投资，1974年以来，全县拨出少数民族学校修建专款共227000元，初步改变了一些地方的办学条件。
  （三）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生活条件艰苦，教师工作不安心的情况，我们实行僻远山区补贴和在山区任教的民办教师转正时业务考核成绩另加10～20分的办法，以鼓励教师扎根山区，安心工作。
  （四）根据少数民族学校教学质量差的情况，在教学上，我们加强对其指导。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大多数是复式班，我们就加强对复式教学的研究和指导，加强辅导片的建设和教学经验交流，提高教师素质。通过努力，已收到一定成效，为社队和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合格的人才。1982年，录取各类大专院校的少数民族学生12人，录取率为60％，录取各类中专10人，录取率为37％，录取高中51人，录取率为71％，录取初中90人，录取率为41％。
  为了迅速改变少数民族教育的落后面貌，我们设想：
  （一）要从领导到群众，统一对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的迫切性认识。我县教育事业的发展已不能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而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更为落后，这对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更为不利，“十二大”要求在1990年前实现小学普及教育，如果现在不立即着手采取有力措施，就无法实现，这个从少数民族地区各种工作需要看都必须实现的起码要求，所以，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教育势在必行。
  （二）办好重点，打开局面，带动一般。县已在坂中仙岩办民族重点小学，要求各公社也办好一所少数民族重点小学，以取得办学经验带动一般。我县少数民族人口居宁德地区之首，目前仅有一所地区民族中学，还要向全地区招生，无法适应我县少数民族子女就学的需要。为此，请求上级民政、教育部门对我县拟办的15所重点民族小学和坂中、康厝等少数民族学生较多的中学给予特殊扶持。把坂中中学改为民族初级中学，在康厝中学设少数民族班并在经费上按地区民族中学的标准拨给，这方面的开支约需30万元。
  （三）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实行特殊补助。除教育部门外，民政部门应拨出专款逐步解决少数民族学校的校舍和课桌椅等问题。争取两年内修建教室228间，逐步改善办学条件，做到“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学生人人有课桌椅”。对特别困难的少数民族地区还可实行免费入学，这方面投资约需60万元。
  （四）合理调整少数民族学校的布局，除要考虑初小的学龄儿童入学方便外，也要考虑高小学生的入学方便，其办法有；第一，在较大的中心村庄增设完小，使学生能念完五年级；第二，在中心校或较大完小扩建教室宿舍增设少数民族班，招收本社或附近少数民族学生入学。（下略）
  第六节 医药卫生
  民间中医药是畲族文化的宝库，历史悠久，实用性强，很多祖传秘方、偏方是畲族群众长期养生、扶伤、治理、救人的实践经验与教训凝结而成的瑰宝。民间的某些中医药性植物知识和原始治疗方法，完全符合当今绿色健康的需要，具有巨大的开发价值和经济效益，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深入整理发掘。关于畲医、畲药，在其他分册有专门介绍，本节简要收集有关畲族村的医疗卫生情况。
  一、药铺（店）
  民国时期区内畲族聚居乡村开设有中药铺30余家，这些中药铺往往医、药兼营。福安坂中有养生店、滋生堂、奇记药店、回春药店；穆阳有填康、长寿堂、连生店、悦泰昌、万德春、延寿堂、同安、腾记、平安、万回春、丰记、万寿康、成安、裕春园、永德春、成记、生记药店；康厝有德昌药店、松龄堂；霞浦盐田有协和堂、益寿堂，水门有郑大德药店、郑同春药店，崇儒有仁寿堂药店。中药店外，大的集镇如福安穆阳和霞浦盐田还设有西医医院和诊所，解放后这些中药铺和诊所大多转办乡、村保健院或诊所。
  二、畲族卫生人员培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重视畲族医药人员的培训工作。1953年，建立福安、霞浦县畲族妇幼保健站，培训农村助产士与保健员128人。1965年，建立畲族农村接生站130个，有接生员130余人。1966年，区内各县畲族村共建有保健站22个。1970年，全区有畲族合作医疗站124所，畲族农村赤脚医生近百人。1984年11月，地区举办少数民族医务人员培训班，招收畲族回乡知识青年与乡村医生6人参加学习。同时福安县卫生进修校亦举办民族地区医护人员培训班，参加培训47人。1985年，福安卫生局、民委又联合举办畲族医护人员培训班，训练畲族村医生20人。1987年，地区举办第二期少数民族医护人员培训班，招收培训畲族学员45人。1988年，全区有民族医疗站99个，医务人员119人。1989年，霞浦、福安县共有畲族医药人员247人，其中霞浦116人，福安131人。畲族医药人员中在县、乡医疗单位工作的65人，乡村医生和卫生员94人，接生员68人，个体开业医12人。1980年，全区8个畲族卫生院共有医务人员259人，131所畲族村卫生所，共有医护人员174人（其中畲族110人）。1993年，福安市民族医院1个，共有人员76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64人，行政管理人员及工勤人员12人。
  8个畲族乡卫生院共有医护人员202人，畲族村卫生所131个共有医务人员174人，此外个体开业医、青草医人员约80人。
  三、巡回医疗
  解放后畲族聚居的乡镇都建立了妇幼保健站、接生站、卫生站，并对少数民族进行免费医疗，还组织巡回医疗队上山为少数民族治病。1953年在飞鸾区建立了少数民族妇幼保健站，在漈头建立了少数民族接生站，并先后两次派出医疗队，共诊治1895人次，减免药费800余万元。又对梅毒进行普遍检查、治疗，据1957年统计，治愈1833人，药费1091元。1958年免费医疗，到8月底为止共达359元，门诊357次，其中住院医疗6人，用费112元。
  为普遍培养畲族自己的接生员、兽医，在各片抽调人员去县里或是镇上集中学习，例如：宁德县南山的雷素梅和漈头的雷光旺等人是县里培训过的兽医。另外在漈头、南岗等地都有经过训练学习的接生员，她们在新法接生中，提高新生儿成活率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此外，每年都有巡回医疗队上山，为畲族群众打防疫针，同时在南岗每年都有八都镇的巡回医疗中医担要到山上来两三次，为畲族群众治病。总之解放以后，畲族人民生病再不求于神佛，而是请医生看病，政府也给了一切便利的条件，因之解放几年来死亡率大减，人口数目激增。据南岗了解，解放前每年约死几十人，而仅以1944年为例，因患瘟疫在1个月内便死去24人。而1958年1月到11月为止，仅死1人。
  四、爱国卫生运动
  在爱国卫生运动和除四害运动中，畲族人民也和汉族一样发挥了足够的干劲。例如：南岗片，在1958年的卫生运动中就拆厕所，洗房屋，打扫天井和村路，计从6月27日到7月3日为止，即清沟8条，清渠12条。在除四害运动中也全体动员，尤其是小学生，教师带领学生打麻雀、捉老鼠，像南山仅小学生捉麻雀就达24只。南岗从除四害开始到1958年5月1日止，即捉老鼠445只，麻雀74只，并且动员人马打苍蝇、蚊子。不过因没有长期坚持下来，所以没有进到四无乡。另像漈头，因宣传工作做得不够，群众中还有不敢杀生的迷信思想，所以做得不够彻底。现在在南山、漈头、南岗各片，都普遍实行了牛有栏，猪有圈的卫生制度。这样做的结果使得一些疾病便不常见，例如：解放前在畲族流行的疥疮和大肚鼓，现已基本消灭。卫生情况的好转，自然地给群众健康带来莫大好处。
  第七节 科技推广
  明、清直至民国时期，畲乡只有普通农业生产经验的积累和少数从事竹木五金的工匠，就是生产纻布的织机也沿用了几百年，少有技术革新。
  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在畲族聚居的穆阳等区建立农业技术推广站。1960年2月，根据福建省委宣教会议精神，决定在全区健全专、县、社三级科学技术委员会，并决定公社科委由公社各有关单位人员组成，由文教干部兼管公社科委日常工作，公社书记或主任兼任科委主任。1965年除公社一级建有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外，各畲族大队亦建立农科站或农技领导小组。20世纪60年代后期公社科委随人员变动消亡。1987年11月福安县率先在3个畲族乡成立科学技术委员会，随后其余畲族乡亦先后成立科委机构负责乡内技术推广和承办有关科技工作。（1989年开始配备科技副乡长，全面领导乡内科技工作）。1984年4月起区内各畲族乡普遍成立科学技术协会。科协会员30～50人，协会委员会由9～13人组成。20世纪80年代后各畲族乡农技站均建立农业综合服务站，配备技术干部，各村设科技示范户，形成乡村技术推广网络。1987年10月，通过理论论证，制定具体规划，经福建省科技领导小组批准，确定坂中畲族乡为城郊型科技示范乡，同时也是宁德地区10个科技示范乡镇之一。1990年12月5日至6日坂中畲族乡科技示范的建设通过了市级验收，各项指标全部达标。
  在科技示范乡建设过程中，坂中乡党委、政府把乡的经济建设转移至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成立由乡长、科技副乡长、科委主任、林业站、水电站、农技站等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科技领导小组，由乡科委负责日常事务，落实实施科技计划。各行政村成立科技领导小组，配备科技副村长和科技联络员，建立乡村两级科技领导体系。通过调查研究起草《坂中科技示范乡社会经济科技发展规划》，并聘请福州大学管理系研究人员撰写坂中乡《2000年社会经济科技发展规划》、《2000年粮食生产发展规划》、《2000年工业发展规划》，自1980至1990年共投入科技项目经费258万元，其中1988年152.8万元，1989年48.8万元，1990年56万元。1989年乡财政总支出98万元，其中作为科技发展基金2.1万元，占财政支出的2.14％。通过10个示范村、5个示范企业和400个示范户带动乡科技经济的发展，建立以机电业为支柱产业的工业体系和农业“八大基地一工程”，形成乡“一村一品”模式。

①阜老：指居住在城市的汉族地主豪绅。 ① 宁德县：今蕉城区。 ① 《吕布春秋·古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