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1957年9月）
  一、引言
  畲族是本省少数民族之一，以蓝、雷、钟三姓居多（据说福建境内还有盘姓的，并曾举出可考的有20余姓，实不止三姓四姓），大都居于福安专区。其他地区，亦有零散分布。根据现有方志记载，全省有40余县市曾居住过畲民，他们有本民族的语言，但无文字，一般群众均通汉语，因经济生活的逐渐融汇和新语汇逐渐增加，畲族原有语言不够使用，所以也掺杂了一些汉语。
  我们为了摸清畲族情况，更好地贯彻民族政策，曾深入福安专区的福安、罗源、霞浦、宁德4个县，经过3个多月的初步调查。在工作中，得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与各地群众热情帮助，他们积极反映情况，提供材料，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与此同时，并曾收集到有关史料、家谱、祖图以及服饰、生产工具等多种。兹将历史概述、风俗习惯和解放后新面貌三部分介绍出来，以供参考。
  二、历史概述
  1．畲族的定名
  据了解，闽东一带，现在还普遍对承认自己是畲族有所忌讳，原因是过去受了汉族的侮辱，把他们叫做“邪民”、“蛇民”，或骂他们妇女是“邪婆”、“臭蛇姆”等等。“畲”与“邪”、“蛇”，方言音谐，以之作民族称谓，无异含垢自辱。故在调查开始，对于他们的定名问题，就认为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考字书里，畲字有两种音读，一音余，一音奢或斜。《辞海》：“畲、诗车切。音奢、麻韵，或作畲，火种也，见《集韵》。按火种即火耕。《广韵》，畲下训为烧榛种田。”在文史里最古的记载有《易经“无妄”》，“不菑畲”句。虞翻注：“田二岁曰畲。”《尔雅·释地》：“田地一岁曰菑，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畲。”畲是指新开垦两年或三年的耕地而言。它和菑（炙意）联系起来，又解作用火烧田，所谓“刀耕火种，开山辟田也”。
  畲的另一写法是“”。并且有人这样说过，早期在广东的狩猎生活叫做“举”，进入闽浙之后，主要是初期农业社会的生活才称“畲”。如畲民的地理分布：“当潮州举民分布于闽时，闽人以其山居种畲，故称之曰‘畲民’。”“举”，又作“〓”，《集韵》注释：“〓读作饭，或笨，解作车上蓬。”从音义研究，似指畲民住居形式而言。今之深山僻壤，还可以看到一种房子用茅草做屋顶的叫做“草棚”或“草廔”，“笨”、“棚”转音，故有“棚民就是畲民的一个种族”的说法。如《南平县志》：“依山傍谷，诛草缚屋而居曰棚民，今赣中之棚民与南平之棚民，似同为畲民之别称也。”
  “民”和“畲民”先后互见于宋、元史中，比这更早的记录，尚未发现。唯“民”的名称，早已无闻了。而散在私人笔记或志书里的，多称“畲民”，因为他们生产方式独特，需要经常迁徙，来去无定，所以又叫“畲客”。霞浦县水门乡草岗村《雷氏宗谱》对“畲客”的解释，有这样记载：“督抚部院召问老叟雷有金云：开山为田，以供赋税，高地无水之处，栽种山苗，山苗我们所谓奢禾（按现在当地山区群众叫旱稻，还是称奢禾）。该地邻人，因我们业种奢禾（奢畲同音），遂称呼我们曰‘畲客’，如今之采茶人，俱称曰‘茶客’一类。”
  到现在畲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许多地方还是保留古代的习惯，他们因为住居在深山崖巅（虽然一小部分也迁到平原去，毕竟不多），耕地大都是高山的梯田，垦殖时，必先烧掉丛莽荆榛，然后度地辟田，每岁耕作，如劈田埂，除草，烧草灰作肥料，都存留着刀耕火种的迹象，至于畲民喜爱打猎，也是他们民族的特征之一，由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经济特点，把畲民定为民族的名称，是有理由根据的。
  2．本省畲族的迁徙路线
  畲民在历史上曾经一再迁徙，是可以肯定的，而本省的畲民，不是土著民族，也是无可否认的，但他们何来何去，什么年代才迁入闽东，这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据现有的方志、史书记述，可以概括地这样说：在汉晋时代（2世纪末到5世纪左右），他们是住在长江中游一带，当时被称为“蛮”。汉晋以后宋之前，相当于隋唐，约公元7世纪，才被迫南迁，一部分在南岭以西的（桂、滇、巴蜀）被称“徭”，以东的（粤、赣、闽、浙）被称“畲”或“”。在粤东停留的时间比较长，可能在五代宋的时候。宋元之交，公元10世纪，由粤迁闽，明中叶16世纪后期，再由闽徙到浙江南部。
  由广东迁入本省的路线，可能很多，有文字可据的一是从潮州经莆田、连江、古田、罗源而入浙江；一是从宁化、长汀、上杭、武平分徙浙江；一是由海道入闽。《霞浦雷氏宗谱》：“唐光启二年，盘、蓝、雷、钟、李有三百六十余丁口，从闽王番知为响导官，由海来闽至连江马鼻道登岸，时徙罗源大坝头居焉。盘王碧一船，被风漂流，不知去向，故盘姓于今无传。”从地理方向来推测，罗源在连江之东，由广东漂海入闽东，取道连江而进罗源，路线也是顺的。至于由潮州经莆田到闽东也有两种可能，一是从闽西而闽北或闽中，逐渐迁入；一是从闽东南沿着海岸线直接进来。畲民进入福建后，逐渐散住闽东各地，其路线初步判断，应该先从连江、罗源、寿宁，然后转迁福安、霞浦、福鼎等县。兹节录有关记述如次：
  浙江丽水畲民流行的《高皇歌》云：“龙王自愿去作田……一时送过凤凰山……广东路上踏生已……广东路上去安葬……广东路上是祖坟……走落潮州凤凰山，住在广东已多年……山瘦地薄种无粮，走向福建是平高，兴化莆田住长久，后来华老多欺侮，自愿走路住连江，古田罗源好田庄，广东出来透福建。福建大府好田场，走去浙江处州管，住在景宁是北村……”
  《福安和庵蓝氏原谱》序云：“粤嵇和庵蓝氏先世，由潮州，海阳而来寿邑下溪洋后坑，至恒彪公于明万历二年肇迁穆水溪塔，聚族而居，迨明季遭乱，散处离居，或迁长坪坑，或迁满洋或迁上粤，或迁寿邑、雍坑粗洋等处。惟法赵公迁居桃域洋，数传到崇庆公，于乾隆初年由桃域洋择居五都和庵。”
  《福安洋坪汝南蓝氏支谱》云：“自铭公迁罗源为始祖，（这件材料不完全，疑亦系广东来）生子三，长汉彬，无传。次汉洲，居鼓楼石楼仔头。三汉潼迁浙江。汉洲三传至泽咸，由鼓楼石迁福邑洋坪。”
  《福安仙岭洋颍川钟氏族谱》云：“昔我祖盛九公，由闽之罗源迁于扆（福安别称）之大林为吾鼻祖，续至尚全公复开拓仙岭洋，遂家焉。”
  《霞浦水门草岗雷氏宗谱》云：“雷氏之先，原籍广东而徙罗源，厥后徙迁浙瓯，世传里居。”又“我雷氏系出粤东，来闽迁浙，或居霞浦，或处福鼎，或移温泰，或住平邑”。
  其次从畲民的语言来补充说明由广东入闽，也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据了解，闽东各县畲民的语言完全一致，虽有一部分与当地汉语同化，亦只腔调稍为差异，其余大体均能相通，他们到现在，还是保留自己的语言，与汉人来往，才说汉语。畲语的发音，有很多相近广东语系，离乡不离腔，从他们内部保留自己的语言说，同样广东方言也被保留，是很自然的。广东语不是他们本来的语言，应该是住居广东时与汉语同化的一种遗留的混合语，这里不想专门研究语言，只就其特点，作为迁移的籍证而已，姑略举数例以比较之。（下略）
  畲语像广州话和梅县的客家话的地方还相当多，不能一一备录。前面引证的材料和我们的见解，难免有欠当之处，但对研究畲族入闽路线，提供参考，尚有价值。
  三、风俗习惯
  闽东一般地区，畲民的基本生产单位是家庭，而且是同一血缘聚族而居，同姓村为多，并系同一始祖的后代。同一近祖的人称为一房，同房的人聚居在一起，他们基本上是父系社会，但其历史上曾否有过母系时代，尚难作出肯定的答复。从他们传说里说到始祖“龙期”是男的，生了三子一女，三子的后代，都跟父姓，即现在的盘、蓝、雷各姓，那个女儿招了女婿姓钟，后来生了孩子也姓了父姓。现在还一直保留父系社会制度，女子婚后，一般是跟丈夫住，生的孩子姓了父姓，但丈夫住到妻子家里，生的孩子姓母姓的，也是允许的。独女可以招赘，多儿子也可以出赘，如果男女都为独生的可以“一支挑两姓”，就是所生的子女分姓两姓。
  各村大都有祠堂，若干同姓的子孙合为一个祠堂，祠堂就是宗族的组织。一姓可以有好几个祠堂，有的地方一村一个祠堂，也有好几个村的同姓同属一个祠堂，不是同姓村的畲民分别各自属于本姓的祠堂，管理祠堂的是族房长，他是族或房里年老有威望的人担任的。过去族房长的权力很大，除了主持祭祖等一类的仪式外，“族谱”、“祖图”以及公有财产，都得由他经管，内部有纠纷，也是由他调解，他是畲民中的领袖人物，所说的话，谁都要服从，除非迫不得已，村民从来不肯到汉官衙门打官司。兹将调查所得，把畲民中比较突出的风俗习惯，分述如次。
  1．一般习俗
  勤劳俭朴，是畲族人民的优良传统。不管男女老少，同样都参加劳动，在福安仙岩村有80余岁的老公公，还能上山下地。妇女的劳动能力，一般都很强，耕种，樵柴，料理家务，照顾孩子以及进城做买卖等等，一身兼数职，日以为常，不辞劳苦。至若纺麻、织布，尤其能事，每逢雨天及农隙的时候，就有一种轨轨的声音透出每家户庭之外，这就是他们在辛勤纺织所发出机杼声和纺麻车转动声相拼凑着。纺织另一技术是织围身裙的带子，有红白两色，都是五色纱线织成各种图案花纹或简易的文字，织工细巧，古朴可观。
  打猎是畲民比较原始的经济生活，许多方志材料里都说到畲民善射猎，能自制一种毒弩，中兽立毙。《罗源县志》载：“……盘姓今无闻，只蓝、雷、钟三姓蔓延各处，在罗源者甚多，虽幼少能关弓药矢，不惧猛兽，盖其姓也。”又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群虎伤人，知县陈良谏祷于神，督畲民用毒矢射杀四虎，患方息。据说在解放前还有畲民住在深山里，以狩猎为生的，到现在有的已经是成为农业社的主要副业，也就是有组织的打猎队了。此外如造纸、烧炭、编竹器，做巫师职业鼓吹班和专业的木匠、衣匠、理发匠、制木农具、学打铁等等，都是农业以外的各种生产方式。
  畲民的服饰，男人受汉族影响，几乎全部汉化，没有什么差别。过去相传年未满五十岁的人穿棉衣会“折福”，现在穿列宁装棉衣的青年，倒也很普遍。妇女喜穿蓝、黑两色的衣服，多半系自织的麻布缝缀红边。其式样各具并不尽同，霞浦、罗源、宁德都很考究花边，有专门衣匠缝制，一般是向右开襟，衣领、胸襟皆有绣花。罗源和宁德的飞鸾以西，则是对面斜开襟，好像僧服，襟领之间绣各样的花草，“无纽扣，如南洋沙伦式，着短裤，多跣足，出行时如南洋的司利巴式”。①腰束黑色围身裙，系以花带。（福安、霞浦多白底织花，罗源和宁德的一部分，则为红底织花）在襟袖间常挂一条深蓝印白花的土布头巾，劳动时用以包裹头发或取以擦汗。
  妇女的发饰，各县亦有不同，如福安是从后枕梳成瓜瓣状，向上盘旋成螺式，微露顶上，再就外围缠绕一匝，高达面部约二分之一，像戴截高筒帽一样，发间环束一条深红色的绒线，如果所束的是白色，那是死了丈夫或为翁婆挂孝的一种标志。发顶横贯一枝银簪说明已经结了婚，没有插银簪的是未出嫁的闺女。霞浦县却没有像高帽的样子，唯枕后的瓜瓣式较为突出，中间扎一个髻心，透至顶上稍稍屈曲如盘龙状。头上常着一个小斗笠，配以五色料珠，水红色丝带，绿穗和白色的带子，非常美观。罗源县（宁德一部分同）则完全不同，除了后面像一股盘索外，特别在额顶中盘缠一个螺旋形，很像道士的装束。兹引几个材料以补充说明。《连江县志》：“妇女髻梳凤形，覆于额部，上衣不用纽扣，束之以带，状如袈裟，裤短小，下足绑以腿布。”《宁德县志》：“畲妇发间插以三簪，用红布围箍，腰束兰（蓝）布。”《福安县志》：“妇人高髻，蒙布加饰如璎珞状。”近年来部分少年女子，喜学汉族装束，剪短发，梳双辫子，穿上各色花布，着运动鞋，有些小学生还认为自己民族的打扮是不光彩的。
  “衣葛衣，良粗粝之食”，是畲民勤俭治家良好传统习惯。解放后，政治经济翻了身，生活逐步提高，但仍保持勤俭朴素的作风。如有件新衣，不是做客、进城或参加开会，是不会随便穿用，一到家就更换，所以能够保持常新。他们所住的房子，多是木构，外围土墙，并且都是从勤俭积聚起来，逐步盖成，往往一座房子，经过好几年还只是空搭架子，上盖一层薄薄的瓦顶，四面通风，也无门窗板隔和围墙，异常简陋，但这和过去所谓“诛茅缚屋”的生活，却又大大不同了。
  畲族男女皆爱好唱歌，这要算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件重要事情，俗叫“盘诗”，在山间、田野、探亲、做会，逢热闹处处都可以听到他们的歌声。歌的形式是七字一句，四句一段，也叫一首，调子有三个，男女互相唱答为多。在我们走过的许多自然村里，每村几乎都有歌唱的能手，他们把最善歌唱的人叫做“歌王”。一般是有歌本为据，有的是触景生情，临机随口溜，内容有热爱劳动和抒发爱情的“杂歌”，有赞美自己祖先的“匏王歌”，有叙述民间故事和传说的“白蛇传”、“英台诗”、“陈奶娘”（即陈靖姑）等，解放后还有歌颂英明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共产党的新歌。
  每年六月初一的福安穆阳砚桥乡白云山看“马圣公骨”（亦称“马氏大德真仙”，据说现在没有什么仙骨可看了）和七月初七社口白岩的和尚做“圣供”的两次盛大庙会，是汇集畲族青年男女唱山歌，找对象的最大场面。到了庙会这一天，他们不顾路途遥远，从四面八方聚集到那里去，就趁这机会选择对象，倾吐内心世界优美的情诗，自由地找伴侣，尽情地歌唱，此唱彼和，歌声响彻云衢，通宵达旦，唱答不休。如逢正月和八月的节气，他们则常往来探亲做客，青年男女，不问是否认识，也都聚在一起，互唱互和。
  追求情侣的一种歌叫做“拦路情歌”。遇有少女做客经过，青年男人就可以向前拦住，要求唱歌，女方唱不过，男方不让路，也是一唱一答，有时唱到天黑，就由男方款待膳宿，继续再唱。所唱的歌词像玫瑰花一样艳丽动人，往往通过这些歌唱，就能找到如意的对象。
  据调查，霞浦畲族的年青姑娘，在快要出嫁时，就得去外婆和亲戚家做客。这时在亲戚家的男女青年，像“考文才”似的向之唱答，男的做客，女的先唱；反是则男的先唱，一直唱到歌完才罢。
  2．婚礼
  通过“盘诗”找对象，仍须央媒说合。过去买卖婚姻，要结婚是不简单的，聘金从50～100元不等。“开生肖”、“定日”、“迎娶”，都有规定不同的礼物，主要是猪肉、猪蹄、鸡、面、果子等等。据福建省少数民族情况介绍说：“结婚前双方都要互送礼物，计有猪肉、生油、鸡蛋、果子、冰糖、红线、龙凤帖、雌雄鸡和女方自钓的鱼，都是采用双数，而女方的嫁妆除一般衣物外，斗笠、蓑衣、锄头则是免不了的陪送。”拜堂后，还要给亲友大吃几顿，常有人因讨了老婆而负债累累。重男轻女的风气很严重，童养媳普遍存在，男女又多早婚，一般是15～19岁，但忌18岁结婚，因为传统迷信的认为18岁结婚会受“十八难”。现在还有伪造年龄去登记结婚的。同姓不婚，也不肯与外族通婚，但据现有材料证明，于清代始曾有妇女嫁给汉族的，寡妇可以改嫁或招进男人。
  结婚仪礼有很多地方保留浓厚的民族色彩，最突出还是唱歌“盘诗”。女子在出嫁前要学会各种歌唱本领，特别是“哭嫁”，当嫂子替她“上髻”、“穿衣”时，都要以哭当歌，诉说不愿出嫁，如“阿哥啊，留我一日当一年……”一边唱，一边装模作样，把髻搞乱，把衣脱下，三劝三却，才告妆成。劝的都是亲戚女友，跟着哭唱相和，歌词大都是劝导做好人家媳妇的意思。
  抬新娘轿和抬嫁妆的，不是职业的脚夫，而是体力强壮又善唱歌的青年，霞浦俗叫“亲家伯”，是男方邀请的，都是唱歌能手。如路远，必须先一天到女家，但抬回来是不能中途过宿。畲谚有云：“有隔夜的豆腐，没有隔夜的新妇。”故在婚期这天，不管路程多远，都要一天赶到。抬轿的青年到女家那天晚上，就得与女家的人答歌，也是互相唱和，如果唱输，会被女家留难，路途远的就成问题，因此抬轿的不是体壮而善歌的青年小伙子，是不能胜任的，抬起轿来，又要唱歌，一直唱到很远的地方。
  结婚这一天，主要是唱歌、喝酒。拜堂之后，接亲酒席散了，有的去看新娘闹房，有的就开始唱歌，下半夜入洞房，吃“佳期酒”，只有一席，新郎居首，代名“金花”，陪席的八人，号曰八仙，子弟官居次席，亦为八仙行列，并各以花代名，如“烛花”、“联花”、“松花”、“茶花”、“竹花”、“根豆花”、“柚花”、“萍花”等。入席时，大家携手绕桌一周，唱“八仙上桌歌”，就座，出斗（盘菜），吃过三斗，由子第官敲小锣，提灯笼，唱着歌词去看新娘，看后仍唱原调回席，二看，三看，仪式同前，唯易以唱词而已。接下就是“猜果子”，由子弟官取一个碗子，装了上四果（冰糖、白豆、红枣、宝元）和下四果（花生、番薯、萝卜、芋头），按村名，佳禽（鸟名）切合碗中果子来猜，猜中的过关，不中的也不罚酒。如“冰糖：村名甘棠（福安第六区）鸟名凤凰，碗中果子冰糖！冰糖！”上、下四果都猜完了，新郎上凤凰山采花，由子弟官偕同唱“看新娘调”进洞房，把“斗灯”里两朵纸制牡丹花取出，归回席上，将花挨次传看，改唱“传花调”，边唱边传，唱完词句为止，轮到最后的干一杯，大家互饮三杯，然后把花传归新郎。继又“驳花”饮酒，按各“花名”，互相唱驳，驳输的干杯，这时唱的歌词叫“驳花调”。最后由八仙头等两杯酒进房，按床、被、枕头等等逐一喷去，每喷一物，必唱一词，调叫“喷床调”，喷后回席，继续再饮，席散放炮，吹起鼓来。全部进入新房大闹特闹，直到天亮，吃过早饭，才各散去。
  此外，还有许多仪式与汉族不同，譬如女子上髻的时候，女家的堂上要放一桶水，俗叫“龙水”，龙得水“风水”就不会被女子带走。新娘轿经过的三岔路口，都放有红白纸剪成的钱，做引导标志。拜堂时，女的不下跪，相传他们祖先是公主招驸马，女的位高于男，故不能下跪。男女服式也多不同，男的戴“字形”帽，衣裤都有镶边，有的也穿长袍马褂，着双鼻鞋；女的除了一般打扮外，头上戴着“凤冠”，有的是前方后尖平置三角形，有的是锥形立体三角形，面挂一个银饰曰“联梳”，外着礼褡，是对襟式的背心，大镶边一个扣子，脚穿单鼻鞋（据说霞浦县男穿单鼻鞋，女着双鼻鞋），内系丝兰裤裙，头顶还覆一块红布。
  当新娘轿到时，由男家的先辈（所谓好命人）任司仪，先将贴在轿门的“符录”撕下烧掉，并就势向轿顶画一圈子，叫做“净煞”，才把轿门拉开，由小女孩扶引新娘出轿站妥，再由司仪将覆在新娘头上的红布用秤钩钩去，新娘就把手帕掩住面上，意谓遮羞。同时由子弟官高举红烛去引新郎，这时新郎是避在楼上，三请才出来，司仪把红绸扎在新郎身上，并予插金花一朵，然后拜堂。婚后，女家没有请“回门”，新娘初次回娘家，亦无规定日期，回家时多由男人伴送。
  据翁春雪《福建畲民考》：男女婚姻自主，女子得与兄弟分家户，结婚时新郎往岳家亲迎，岳家则置酒席款待，席上初无一物，必须新郎一一指名而歌，如要酒则唱酒歌，要菜则唱菜歌，要箬则唱箬歌等例，新郎唱后，而司厨之人，才将所要之物，应声而出，名为“调新郎”。席退，新郎与新妇交拜成礼，然后挂其祖先画像于堂中，全家围绕歌拜毕，辞别舅姑（按在岳家，不应称舅姑），或步行或坐轿而归，新郎前引，新妇随其后，共张一把雨伞，新郎新妇各以一手执之，伞半张，头蒙其内。途中新郎唱结婚歌，新妇和之，到婿家，庙见毕，婚礼告终。
  《建阳县志》：聘金在清末，率以二十四金，嫁女之家，于女子将适人，则择方向之利，新辟门以嫁之。前二三日，婿来迓，及期，婿前导，新妇裹红帕于首，衣兰（蓝）色衣，张雨伞，徒步随之，女父殿其后，若拥护然。至婿家，亲宾已先匿，庭无一人，新妇必骂之曰：“汝家绝人种耶？”众始出，应之曰：“正赖汝来接人种耳。”乃行拜祖宗红线交杯礼。这种迎亲习俗，闽东地区目前尚未所闻，录之以作参考。
  3．生育（附醮名）
  妇女分娩，都是叫接生婆用旧法接生。解放后已有接生婆参加训练，较注意消毒卫生。当孩子未出胎之前，她的婆婆常暗中向“陈奶娘”（即陈靖姑，见《闽都别记》临水平妖）祷祝许愿，如得平安顺意，则要酬谢“牲礼”。分娩中，娘家送以鸡物，俗叫“做月里”。没有“贺三朝”例子。孩子满月时，要雇剃头匠剃头，酬给蛋面红包。在未满月的孩子，不能吃荤。如果说母亲缺乳，要在满月后才可以喂些食荤，这叫做“通草”（腥土音念“草”平声，即可以吃荤腥的意思）。如有许愿，满月时除了酬谢“陈奶娘”外，还要做几碗请亲友，但没有送礼。《长汀县志》“生子坠地，则浴泉间”；《建阳县志》载：“生子逾月，服农事如常，日止哺儿一次”。
  周年这天，在堂上用米筛一个，内置元宝、通书、笔墨、算盘等，让小孩自己选择，任意乱抓，抓什么东西，就意味着将来会做什么职业，如抓到算盘，将来定会做商人，抓到笔墨，将来必定会念书“有出息”，等例。
  富有人家，小孩稍有病痛，就要请“司”（巫师）到家“设坛做醮”，又叫做“过关”，可以做到十岁为止。做了“过关”，意能消除疾苦灾难，平安地长大。首先，请了“巫师”到家里，挂起“神像”，排出“法宝”、“净坛”、“请菩萨”，然后舞动“铃刀”、打“五雷牌”、吹“法螺”、掷“口口”，念念有词，按照“关名”一一“敕开”，撒尾语有“三十六门诸关等，煞尽消除”，意思是恶鬼、恶煞已经都被打发走开了。接着就从厅中桌上的斗灯下面，拖了一块红布到凳子上，用烛台压住象征“百花桥”，由“巫师”抱小孩，拜天地，拜奶娘，然后从红布上面抱给小孩的父亲，叫做“过桥”（如年龄大不好抱，就由巫师牵引着做），并祝曰“老娘伯”（即父亲）好手段男姓彭祖八百寿，女姓麻姑万岁数齐龄，长命富贵，福寿命长，病体康泰平安！小孩的父亲接过孩子，全家都答道：“先生（指巫师）手头香，平安！平安！”随后是烧银箔，送菩萨，由巫师取出供奉菩萨的酒一杯，向银箔灰上滴去，又祝曰：“一滴一条河，二滴二条河，三滴三条河，三三得九九条河，黄河黄渺渺，黑河黑漫漫，黄河刈断千里路，黑河刈断万重山，千蛇百鬼回头看，不知何处是凡间。”最后，指书一“断”字就算完毕。
  男子成年时（已满16岁者）要举行一种醮名的仪式，亦称“度身”或称“入录”，俗“祭过祖”。凡祭过祖者，就可把幼时“小名”改用“法名”，死后方得登上宗谱，并可着红衣，其妻可着绿衣红裙，得尊号为“西王母”，如其子又祭祖，则可着青衣，社会地位又升高一级。每一姓始祖，都刻一龙头，即“龙期”首像，子孙祭祖时，则把它供于神案上罗拜之，其级分的尊卑，则以祭祖之次数多少为准，凡祭过三次者，称“进士”，众皆听其约束，俨然若酋长。父死时，若其子尚未祭过祖，是不能为其父治丧。据了解畲民男子中举行这种取法名的仪式并不普遍，一村中往往只有二三人，而这些人不一定是社会上有声望的人，不过他可以替人家做功德，或在丧事中替死人开路，这时可穿上红衣，当他们死后，可请“祖图”，别人没有这权利。请过“祖图”的人，据说来世可以做官。
  此外请巫师“驱鬼”治病，还有部分存在，他们叫做“做迷信”，有的人也知道这是愚蠢的行为，但由于习俗根深蒂固，一时尚难完全消除，他们在“做迷信”时，很少给外界人知道，最奇怪的就是巫师站在病人床前，指手画脚，念动咒语，舞动“法宝”作吆喝驱逐状，活神活现，煞有介事。
  《福建畲民考》有这样说：“人病则备斋菜，于晚间往郊外供奉，名为接魂，或即家里招戚友邻居唱歌，名为安神，如不见效，则打鬼。请畲巫一人，并招集邻人，愈多愈好，各执刀棍火炬等，于半夜突入病房，病人乘纷乱之际逃出屋外。”于此可见信巫“驱鬼”的流行情况了。
  4．丧葬
  畲族老死丧葬的仪礼，一般不像汉族的铺张，但仍保留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礼俗。老人病将咽气的时候，要把床位移到后厅，子媳孙辈，环守在旁。将殓要看日子，如果日子不“吉利”要停尸一天至三天才殓。收殓后把草荐、草席都弃在郊野，唯睡床及木板等，则放置户外，经沾露水几天后，仍由其子孙拿回去用，据说睡这种床板的人，腰不会痛，但也有地方是不捡的。
  家里死了人，要到亲戚家去“报丧”，亲戚须煮线面及蛋两个给报丧的人吃，走时还要送给红包，意谓“吉利”。收殓时，先给死人剃头，穿衣服，并放冰糖一块于死者口内，意思是使死者会惦念家庭，以后家事会好。安排清楚，把尸首置在棺盖上面，待畲巫做过“道士”，然后装进棺内，加盖钉好，抬至后厅停棺，三年后再择吉出葬（但不是年高的不能停棺）。三年内如遇有其他年老的人死掉，就须先期出葬，家中有喜事，则用红布一块将棺遮盖，以示不怕“冲煞”。停棺手续办理完毕，子媳及女、婿等，各持火把（竹篾制）绕棺一匝，子、媳将剩余火把放进灶间，女及婿的火把，则弃之门外，以示孝子思亲“向内”、“向外”之意。
  发丧之晚，还要请巫师做“火暝”，五服以内的亲戚都要送纸钱、银箔。“做火暝”与汉族大体相同，也是用纸糊的各种用具如轿、厝、船、箱等等，全部烧毁，随即立“木主牌”引魂归来，由巫师替死者一一介绍跪拜的子孙，叫死者归来享受“香火”。第二天早晨，亲戚要派一人到家吃饭，叫做吃“长命饭”，吃不完，还要带回去给孩子吃，可以得到平安；家里的人，也要将剩饭一碗放在米筛内，藏进库里，意谓“仓盈库满”、“五谷丰登”。霞浦俗：“人死去，请‘畲’来做‘道士’，从天黑开始到鸡二叫止，有的直到天亮。念经内容无经咒，只烧二筵福礼（一由先生带去，一留第二天请帮手吃），意是请祖先来带死人的灵魂。”（原注：畲非专门职业）
  出葬时，要宰猪、羊告祭，亲戚亦送彩旗办祭，主人回以酒席，葬礼完了，就将草圈（带在头上的）、腰索（束在腰间的）、草鞋、哭杖（又叫龙杖）、木主牌等等，通通烧掉，然后脱下麻衣，换了吉服，挂上红布，戴红顶帽（或其他帽），抱了“祖宗牌”（即神主，与前面所说烧掉的木主牌不同）由鼓吹班吹打鼓乐送回家中。《福建省统计年鉴》：“罗源县畲民逢丧亦化纸箔，惟于送丧时用黄布伞送辆上山。”
  《福建畲考民考》：“丧事并无披麻戴孝，往吊者送香帛或馒头、豆腐到灵前唱歌一拜，丧家必炊饭致荤菜相款。炊饭时，一家人围坐甑边，视蒸气上升之疾徐，以卜凶吉。祭时邀戚友唱歌，并无延僧道诵经礼忏之事。”“不信风水，从前多火葬，现在火葬已经很少了。”又“畲女出嫁后，做一条裙，一床被送给母亲，此裙平时不穿用，专留为死后装殓入棺之用，称‘寿裙’、‘寿被’。母死，舅来吊与别人不同，一定要用鸡、猪、菜蔬、纸、烛等物，除纸烛烧化外，其余之物，全部退还，除同普通内亲一样回给白布3.3尺之外，又要加白布8尺。父死舅来吊，则与其他内亲同。故畲谚有“母死难，父死易”之说。
  居父母丧，过年过节都是亲戚赠送糍等，自己不能做，第一个年关，亲戚要送猪首、白联、白烛等，助其子辈过“白年”。有钱的人，子孩众多，多先营生圹，做棺木，备寿衣；贫者一切都减免，亦无停棺之事，甚至弃葬的也是常有。
  5．岁时
  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节日活动，其活动内容，大都含有宗教式的迷信意义。兹就汇集材料，顺序介绍如后：
  农历元旦，开门要放鞭炮，大小都吃糖茶，有新婚的要由新娘泡茶给大家吃。早餐吃素，忌说不吉利的话。餐后设糍、酒请祖宗，叫做“喊年祭祖”，又称“迎祖宗”。
  照宁德金涵乡麒麟寨所了解情况说：“祭祖”有“春祭”和“秋祭”两种，春祭是正月十四日，又叫做“祈平安”，要排列执事仪仗，出乡郊游。仪仗行次是：一副大灯笼排在最前面，接下是三层的凉伞（普通仅一层，传说他们祖宗封王才有的），大锣两面，各配以红旗，次是各色彩旗，共有八面，（如长方形红色，三角形的皂色、白色、金黄色各两面），龙头像一把（我们于罗源县岐余区贝溪乡亦看有“龙杖”用黄布包裹，高挂屋梁上），戟1把，以及大刀、执笔手、金链、手掌各两把，继之以鼓吹班、“龙亭”，很像“轿亭”，内供盘护王神位，后又有单层红凉伞1把，由族内最老的人随“龙亭”后面行香敬茶。群众则跟在最后排成一条浩大的队伍，所经各村（指畲族）都要设筵迎接，像汉族的元宵“行口”一样，非常热闹。据说这种习俗是从罗源传过来的，所有各项仪仗用具，都是由族长保管，我们曾按原物逐一绘有图样。
  唯按福安所了解的材料，则略有不同，姑并录之。年初一焚香，点烛，“迎祖宗”，这是少数民族一项富有群众性的活动。其方式有两种，一是在本乡游行，一是到宁德琴前“迎祖祈雨”。队伍前列是两个用黄布包的“龙头像”，随后是“圣旨牌”、“祖图”、“龙伞”、“彩旗”等等，群众跟着请香打锣鼓，放鞭炮，其中有道士（尪司）伺候“卜杯”，是用红纱线一条，两端各系铜钱一枚，钱的正面为阳，背面为阴，“卜杯”，卜时得一阴一阳叫做“信杯”。如祖宗像抬出后，要问骑马没有等，卜得“信杯”，意即骑妥，否则必须等候。一路上鸣锣开道，并有“肃静”、“回避”的大牌，锣先是七道七响，最后是一道十三响，据说这是他们“驸马”、“公主”的祖宗的特有尊荣。
  “秋祭”是七月十四日只在本族祠堂里办祭，其祭祀有：酒十杯，茶一盏，菜五色，鱼类、肉类、甲壳等各十色，另外雄鸡一只，肉二斤①，蛋、豆干、豆腐、寿面、寿桃（面制）和斗灯一个，内置油灯、剑、尺、剪刀、香炉等物。其仪式挂起“祖图”由道士问卜，族长行香，族内群众来听讲“祖图”的历史故事。
  《长汀县志》载：“俗信巫事鬼，祷祠祭居，则刑牲必具，戴树皮冠而歌，觋者击铙吹角，跳舞达旦。”“祭祖”似乎就是这种习俗所遗留的迹象。
  “祈福”俗叫“做福”，有的要“设醮”□□，一般是请道士在本村的宫庙里烧香念经供祭，群众也要供应菜饭。一年要做七个“福”，它是结合农时来进行的活动，可以说是神权社会里不懂科学的一种迷信行为。如正月初五，以为菩萨从天上降到人间，要做“首福”，也叫做“开正福”（据说有的地方初一或初四），一年可获平安顺利。二月初二，是“土地福”，俗传“土地公”管田产，祈之可得保护丰产。立夏之天，要做“立夏福”，这年应该种什么种子，要向菩萨卜问后下种，才会有好收成。五月三十日“保苗福”，祈求保护田园庄稼，不生虫害。八月十五是“仲秋福”亦叫“白露福”，祈求合乡人口平安。立冬这天，要向神明祈求保护没有风灾，叫做“立冬福”，亦称“收冬福”。除夕是最后一个“福”，叫“完满福”，庆祝一年丰收，四季平安，答谢“神明”庇佑。家家互相请客，半夜要起来放鞭炮迎接天神。
  据霞浦调查材料，每年只有五个“福”，名称亦有不同，如“元宵”、“立夏”、“立秋”、“立冬”、“夏（下）神”。“夏神福”是正月初四做的，每次做“福”都以三牲福礼供之。筹备福礼和主持人是全村群众轮流的，福供完后，要办两桌请人来吃饭。因为材料略而不详，恐有出入，爰并录之，藉供参考。
  照福安所搜集材料是这样说：参加做“福”的每户都有，每年正月初三，集合在宫庙内抽阄轮当，轮值的人叫福首。每月初一十五要负责烧香，在做福这天，由福首备办肉、糍、香烛在宫庙内供祭，然后按户均分，相传吃到这些“福余”，会得到平安吉利。霞浦的习俗是十二月二十四日这一天，在“平水王”宫庙里做“福”，宰猪一头，叫全村的人来，把猪头和肚里五脏全部吃光，其余猪肉则拿去卖掉，用所卖的钱买回小猪再养，至明年这日，同样处理。又说这个“福”，是上代传流下来的，各人都要轮流做，如果轮到不做，村内有发生什么不平安的事，群众就要责备他。
  霞浦畲民过去在元旦时，要举行放炮竞赛，此放彼应，隆隆之声不绝于耳，曾经向之了解，据云亦不知其所自始。考《建阳县志》载：“正月初旬访诸戚友家，未至百步许，则以爆竹声为号，为之主者必倍其数以应，多者累千百，外人闻其声震山谷，喧声不绝，知畲民之肃客也。”所谓“赛炮”之俗，莫非就是“迎客”的遗意哩！
  正月里的活动，一般和汉族相同。如演戏、赌博，新正五日内，停止了各种农事生产，男女老少都穿着新衣，年少的人，往戚友家去拜年或拜寿。唯在福安地方，有的却没有出门做客，也不上山，只在村中对唱山歌娱乐。
  三月初三，俗传要吃“乌饭”。《岭表纪蛮》：“三月三日染乌色饭祀祖先。”它是用一种树叶，土名叫“乌饭罗”或“糯米乌”、“染米乌”、“乌染”，捣汁浸米，放进蒸笼内去蒸，熟后米变成黑色，香味可口。据说他们祖先因为得病身体瘦弱，食此得到健康，因此世代相传蒸饭，可以去病延年。此外又有两种传说：一说是：“祖先雷万春困守睢阳区‘乌饭’充军粮，以此欺敌兵，免为所劫。”一说：“某朝有少数民族为反抗统治者的压迫被皇帝判罪下狱，狱卒不许送饭，百姓想法用‘乌饭’骗狱卒是‘蚂蚁蛋’送给被禁者吃。”显然这些传说，子虚凑合，不足为据。
  按《罗源县志》说：“三月三日悬菜于门，人士结伴郊游，谓之踏青，乡民□□□□□饭谓之青饭，旧志云始于任敦仙，闽人效之，亲邻互相馈遗，谓食此延年。”《霞浦县志》所载一般民俗云：“各乡祭墓，用粢及饭，惟柘洋用‘南烛叶’浸术米而炊之成黑色，名曰‘乌饭’，即‘青精饭’。”浴佛节的神话与风俗有这样说：“北京城佛寺里的善男信女，都在这一天，吃‘杨桐叶’染成的乌饭。”照此说法，吃“乌饭”并非畲族特有的习俗，但究竟为什么要吃“乌饭”，是否是纪念的意义抑或有营养的价值，尚不得而知。
  畲民在端午节所制的粽，是用野芋叶（茅草）来包，并且是五角形的，与汉人用竹叶包四角形的完全不同。据福安的传说：包这种粽是纪念他们祖宗“征番”，并非为诗人屈原而纪念。霞浦县志：畲民制粽，横式谓曰横巴，米亦糯而碱，性独佳，故质柔韧，较寻常三角式者亦可口，俗称畲婆粽，亦互相馈遗如常仪。过节这天，除了做粽子，供祖宗，烧纸钱外，一般与汉人无甚差别。《建阳县志》云：“五月五日焚楮币奉其先，如汉人之祀‘中元’，是日捣药草为药，晒而藏之，病则服焉，不用外间医者。”然捣草药之事，近则少有所闻。
  至如传说四月初八是“牛生日”，牛主人要弄些菜和米给“看牛弟”带到山上去煮吃，五月十三是“关帝诞”，要供猪、羊五牲，如遇雨，就预示这年会“不平安”，意谓关公磨刀要杀人。倘有碰到不平安，就去迎菩萨“祈平安”，像福安仙岭洋要到60多里的山（杉）洋地方去请“林公大王”，回本村宫里烧香，做供，打锣鼓，放鞭炮等要闹两天。甚至把钟氏十七世祖熙公说是受封“侯王”当作神来奉祀，每村宫庙里，少不了有“钟熙侯王”的神位。这许许多多的迷信事迹，在畲民的宗族里，还未完全被消除。
  此外如“清明”的扫墓，“仲秋”吃月饼，“重阳”登高，“冬至”吃汤丸，“祭灶”吃灶糖等习俗，因为和汉人接触后文化交流，风气相通，或多或少是被同化而没有多大差异了。
  四、解放后的新面貌
  畲族在历代反动统治时期，是一个被侮辱，被歧视，惨遭迫害，饱经苦难的兄弟民族，同时畲汉之间的民族隔阂也是非常严重的。1934年本省土地革命时期，闽东畲族人民住居的山区，约有70％是我革命老根据地。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举起了大刀长矛配合红军对蒋匪进行了顽强斗争，不少畲族地区举行了武装暴动，不少畲民在斗争中英勇牺牲，为革命事业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如霞浦的上亭崇儒，福安的仙头庄，杨梅洞等都曾建立过苏维埃政府，进行过打土豪分田地；红军北上后，畲族人民为坚持革命曾掀起反抽丁，反纳粮的运动，造成敌人的不少困难，国民党匪帮为了镇压人民革命，便派出大批匪军实行抢掠烧杀，使老区人民损失惨重，如周宁的苎园坪村曾接连被烧毁三次，每次都掠夺尽光，但畲族人民并没有被吓倒，没有向阶级敌人低头，他们在不能想像的苦难中一直熬到了解放。
  解放几年来，由于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并在伟大的民族政策感召下，畲族人民觉悟有很大提高，拥护共产党，发挥了社会主义积极性，与汉族一道走合作化富裕的道路，因而在祖国多民族的大家庭中当家做了主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面，出现了新的面貌。
  1．民族关系的改变情况
  解放前，畲民是受尽当地汉人的侮辱和歧视的。汉人因为“畲”音近“蛇”，所以说他们“蛇民”，当畲民脱衣服时，就讥笑为“蛇脱皮”，童谣还讥畲民的勤俭说：“公会做，婆会做，做到有脚没有裤。”他们受汉人的欺侮，也常在歌词中提到。如：“莫来嫁给百姓人”，“女大莫去嫁阜老，阜老翻面便无情”，“受尽华老已多气，当初华老受阵活，今年华老不侩已，广东华老胃口长，今年华老争山场”，“今年不比当初好，受尽乡村华老欺，一从原先古人礼，多让华老由其欺。……山场来翼阜老争，因无纳税争不赢，朝里无人话难讲，会身都金使不成”。因此他们又很气愤地唱道：“女大莫嫁华老去，准当爷娘不养你，无情无义是华老，好似小时死去了。”（《高皇歌》）所谓“百姓”、“阜老”、“华老”都是指汉人。所以畲民对汉人，向来是害怕和不信任的，如这些歌曲的流传。他们保留自己的语言，隐讳本民族内情，甚至亲如夫妻，也不肯相告等等，都是说明畲民所受民族压迫的鲜明反映。
  解放后，已经是在很大的程度上消除了这种不正常的民族隔阂。从而基本建立了“互相尊重，各得其所，互相帮助，共同发展”的民族新关系。过去对畲民的欺侮歧视的情况，已成为历史陈迹了。畲民在民族之间，也能竭诚相处，逐渐树立起民族自尊心。我们到过许多地区，都得到他们的欢迎，想了解的一般情况，他们都能告诉我们，甚至还能说出一些内心的话来，连他们特有的语言，歌词和本族内部的特殊活动，有时也毫不顾忌地都说出来了。
  2．政治上真正翻了身
  在很长的历史年代里，畲民根本是谈不到有政治地位的。自从被迫分散流徙之后，不堪统治者的压榨，不得不起而反抗，照现有的反面史料和私人记载里，所谓“畲贼”、“畲寇”、“首魁”以及“啸聚”、“作乱”、“谋叛”、“流寇”、“犯某属”、“奔突骚乱”，而被“讨伐”、“荡平”、“招抚”、“诱降”、“聚歼”、“斩首无数”等等词句，是屡见不鲜的。其反抗事迹历宋、元、明、清等许多年代，前仆后继，此伏彼起，一直没有屈服过。
  反动统治者感到一味用武力镇压，是无法征服的，于是就想出设官抚治，编列图籍，准与庶民同例的办法来，但又因“勒索皮张”、“官迫民变”，不得不把管理畲民的土官罢废了。镇压无效，设官治理又不好，乃采取怀柔办法，即同化政策，甚至利用畲族有“声望”的人来笼络，使之就范。如缮编里甲，服役供赋，改换装束，例准应试等等。这办法至满清王朝始公行。原来在明朝还是不准考试的。如《建阳县志》载：“嘉靖间嘉禾一带畲民，有出应童子试者，畏葸特甚，悝为汉人所击，遽冒何姓……”为了要应试，竟把姓氏改掉了。一直到清中叶以后，畲民例准考试服官，才渐露头角。做了官的畲民，确实也曾为他的主子努力宣扬过同化政策。如在福安仙岩村钟兆篪老伯伯处看到他所收藏的一张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二十九日所发的布告就是畲族做过官的名叫钟大焜，他向有司申请要畲民改装的事。其内容云：“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据家丁林添禀称，家主刑部主事钟大焜因修谱到福宁所属各县，见有一种山民纳粮、考试与百姓无异，惟妆（装）束与众不同，群呼为‘畲’山民不服，时起争端。家主向山民劝改（装）束，与众一律……自出之后，该山民男妇人等，务将服式改从民俗，不得稍涉奇装，所有冠、丧、婚、嫁应遵通礼及朱子家礼为法。”这种否定民族传统习俗，歪曲民族特有习俗，强迫使之同化，可以说明统治者的用心了。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畲民所受政治压迫的苦痛，是更为深重。如拉壮丁、派夫役的事，当保长的大都是汉人地富，要抓要派，都是先从畲民区开始，抓丁抓不到或不足时，才轮到汉人农民，派民夫也是这样，如果要出远途的，就找畲民。
  福安桦坪有一个70余岁的畲族老婆婆，她回忆过去儿子被抓壮丁，说出自己的经历，鲜明地反映了解放前后的对比，非常动人。她原有两个孩子，被伪联保处处丁狗腿子宋某，借催丁为名，到他家里“狐假虎威”，要索一大笔的“力钱”，不延片刻，连去借贷都不答应，就把门打破了两扇，抓鸡，抓鸭，拿走锄头杂具，最后还是把她的孩子抓了一个去。解放后，她分到了土地，生活过得很好，在第一年推行建设公债时，她争先把仅有的一块钱（旧币1万元）拿去卖，并且说：“我能够过今天的好日子，都是从共产党来，可是我没有多钱，这一点点，只算做捐献，不要政府还。”虽然她对公债的意义，还不十分明了，但这种从内心发出的真情实话，着实感动不少人。（钟石祥同志提供）
  解放以来，畲民享受了民族平等待遇，参加政权组织，光荣地加入共产党、共青团，当选代表，当上干部的（具体数字看附录）不在少数，在政治上真正翻了身，当家做主。
  3．经济和文化生活
  畲民在农业初期社会，经济情况是非常薄弱的。自明朝以来，住居稍为安定，就开始要纳山赋，供徭役。进而为了要佃耕汉人的土地，又要受到层层的残酷盘剥。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文化，到清代，统治者虽然准其一例应试，也不过是千分之一，识字的人毕竟不多。
  解放前，畲民没有政治地位，没有受教育机会，而更严重的是，在经济的压迫使他们生活穷困不堪。比如他们的经济形式，是自耕而食，自织而衣。统治者就利用其经济弱点，控制了生活上最需要的食盐，限制来源，高抬价格，从中进行剥削。如歌谣说：“……只有官盐实为难，没有白银没有尝。”其剥削方式很多，举其要为地租、捐税和高利贷。
  我们曾在福安地区进行过调查，畲民一年到头的辛苦，所得工资，还不如雇工，如仙岩乡的畲民，过去几乎都是佃耕汉族地主的土地，每年收成一担谷子，要交50斤的地租，兼之要应付苛捐杂税，又不得把剩余的一点赋卖出去，真正所谓“剜却心头肉，医得眼前疮”。一般粮食只够吃到旧历一月止，二月就得再买进，但因反动派的币值时刻变动，粮食恐慌，往往买不到，所以用糠皮、麦麸和苦菜过活，是极普遍的现象。
  粮食不够，又没有其他收入，唯一的解决生活办法，就是仰赖高利贷。据说1月份借到一担谷子，到9月份要还160～180斤，无力偿还的就一年一年地子母合倍计算，“饮鸠止渴”，常因不堪负累而至倾家荡产。
  在缴纳地租或偿还高利贷时，又要受地主“大斗小秤”的盘剥，缴纳不起，地主就派狗腿催迫搞诈，索取酒资，要多少就多少，没有钱给时，家里有什么东西都会被拿走。
  解放后，畲民和汉人一道，进行了土地改革，彻底摧毁地主在农村的剥削基础，人人分到了土地；同时由于政府大力扶植山区经济，发展副业，组织走合作化道路，生活一年比一年好起来。如福安仙岩乡1954年的情况：全乡包括仙岭洋、洋坪、大林、和庵、桦坪等五个基点，共有505户1838人，只有5户是富裕中农，其余全部都是贫雇农，解放前没有被窝和没有衣服的人占多数。粮食一年缺了半年（钟石祥同志提供材料）。文化情况：仙岭洋基点的166户当中，只有21人会写字的，其中一人是高小程度，6人初小程度，其余都是粗识。解放后，仅1955年统计，全乡就有新建的房屋50座，现在当然不止此数。而添棉被、置新衣乃是普遍的事。1952年由政府拨建新校舍楼房一座，置备全部新课桌椅，校教具等，学生数60多人，1955年从速成识字班毕业的39人，现在能看报写信的人相当的多，文化比过去大大提高了，如妇联主席钟松英说：“我过去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懂，经过民校学习，现在已能看懂农村报了。”
  我们再看全专区的情况：据福安专区统计，全区培养区以上少数民族干部146人，乡主干127人，农业合作化中建立了312个合作社（包括158个与汉族联合办社），入社人口占90％以上，畲族地区基本上合作化了。又在教育方面：公立小学67所，民办35所，有3500个儿童入了学，还有33个学生进入了初中，这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按尚有畲族民校75所，民师91人，参加扫盲学习的据1956年统计有14000余人，其中达到扫盲标准的有2142人。罗源县还专门训练了一批畲族民师，为大力开展扫盲工作创造了条件）；在卫生方面，帮助建立卫生保健站十几个，曾数次派医疗队去他们地区进行巡回医疗工作；在文化生活方面：帮助整理部分地区山歌、舞蹈，活跃了文娱生活。（第四次省人代会蓝朝全、雷恒春的联合发言）。
  畲族的文化遗产，是丰富多彩的，几年来先后收集了“十送郎”、“情歌”等盘诗，整理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婚礼舞”、“龙伞舞”等舞蹈，并且受到了全省民间歌舞会演的奖励和重视，“婚礼舞”还被选出席全国会演。此外还组织电影队、剧团上山为少数民族演出，如今年春节，宁德和周宁组织16个业余剧团到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访问演出，得到畲族同胞欢迎。在1953年前，全区还有一个专门为畲族群众放映的电影队。今后主要是为扶植和发展畲族地区的文化活动。今年下半年已在福安专区、福安、福鼎、霞浦、宁德、罗源等5个县建立7个畲族的文化站，霞浦建立1个民办公助的中心俱乐部。
  总之解放几年来，畲族人民在党和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之下，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生活上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和提高，真正翻了身做了主人。他们与汉族同胞，紧紧团结在友爱合作的大家庭里，共同为祖国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
  五、后记
  这篇材料，是在闽东的福安、霞浦、宁德、罗源几个县，经过三个多月时间，向畲族的老年人、妇女、青年和个别民间艺人进行采访，并翻阅了一些族谱志书，参考了一些史料和私人笔记，特别是得到各县有关文化馆、民族科、文化科、福建省文史馆和民政厅的民族事务处同志给予的大力支持，才得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