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内容
畲族自明代大量迁入闽东后，多散居山区。经历了和汉族大致相同的政治制度。由于统治阶级奉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畲族人民遭受了许多不平等的待遇，社会地位低、生活困苦不堪。为此畲族人民多次组织和参加反抗统治阶级的武装斗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畲族人民找到了解放自己的正确道路，积极参加革命斗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闽东畲村建立起65个中共党支部（党小组），有畲族党员453人，绝大部分畲村均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畲族人民彻底翻身作主人，享有广泛的民族平等权利，人民政府执行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多次组织少数民族代表团晋京参加国庆观礼和到全国各地参观学习；开展有关少数民族的专题调查；在畲族聚居区建立畲族乡，成立地、县民族事务委员会，专门管理民族事务；制订少数民族优惠政策，注重解决有关畲村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从各方面支持畲村发展经济；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建设管理人才，1949～1993年，全区共培养选拔畲族干部1300余人。畲族人民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极参政议政，行使民主权力，满怀热情建设家园。历史上汉畲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团结、友爱、互助蔚然成风。
第一章 畲族社区组织
第一节 政权组织
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福宁府的福安、宁德、霞浦、寿宁、福鼎和隶属福州府的古田、屏南等7县共辖14个乡46个里116个都，其中13个乡、34个里均有畲族分布。畲族人口较集中的都有73个，占都总数的62.93%；但乡官、里正、都头多系汉族人担任。民国35年（1946年），区境内共设有101个乡镇，其中畲族人口分布较集中的乡镇有半数以上。但畲族担任乡（镇）长的只寥寥数人，担任保长的也不多。民主革命时期，区苏维埃政府机关驻畲族村的3个、乡苏维埃政府机关设在畲族村的21个，影响较大，存在时间较长的畲族村苏维埃政府100多个。在各级苏维埃政府任职的畲族干部共500余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3年2月，在福安县建立全省第一个畲族乡自治区政府。1957年，境内建立36个畲族乡，配备畲族正副乡长、乡政委员等，组成人员425人。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畲族乡被撤销。1963年全区恢复设置畲族乡9个。配备畲族乡人委委员106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畲族乡复被撤销；1984年再度设置。1993年全区8个畲族乡面积1436.1平方公里，人口175540人，其中畲族人口42401人。乡主要干部中，畲族占三分之一以上。全区189个畲族村民委员会（畲族人口占30%以上）共有人口163331人，其中畲族人口100579人，村主要干部三分之二以上为畲族。
一、苏维埃政府
区苏维埃政府
民国23年（1934年）2月，闽东苏维埃政府下辖9个县级苏维埃政府、42个区苏维埃政府，其中设在畲族地区的区苏维埃政府共3个。区苏维埃政府内设军事、土地、财政、肃反、粮食、交通、文化等部门，负责处理苏维埃政府的各项日常事务。
下南区苏维埃政府 民国23年12月成立，隶属（福）安（宁）德县苏维埃政府，区苏机关曾驻福安甘棠过洋村。在区苏任职的畲族干部有：财政委员钟廷森、肃反委员钟桂兰、秘书钟廷全、互济会主席雷成灼。
下西区苏维埃政府 又称溪北区、外西区、梧桐区、磻溪区，民国23年2月5日成立，隶属（福）安（宁）德县苏维埃政府，区苏机关曾驻康厝凤洋畲族村。在区苏维埃政府任职的畲族干部有：区苏主席雷富弟、肃反委员钟申弟、秘书钟廷春、游击队长雷为坤。
桐北区苏维埃政府 民国25年6月成立，隶属桐霞县革命委员会；区苏机关曾驻福鼎浮柳白石村；在区苏任职的畲族干部有区苏主席蓝光养、财政委员兼交通总站负责人李信郡。
乡苏维埃政府
闽东土地革命高潮期间，闽东畲族地区先后建立乡苏维埃政府21个。乡苏维埃政府的工作部门设置和区苏差不多，通常设主席，财政、粮食、文化、肃反、土地、军事、交通委员和妇女会、共青团、工艺团、互济会等组织。在乡苏维埃政府中担任各种职务的畲族干部有150多人。
村苏维埃政府
民国23年（1934年）闽东革命高潮期间，90%的畲族村均建立了村苏维埃政府。其中影响较大、存在时间较长的有：福安城阳乡楮坪、茶洋、葛藤湾、洋岗头、官洋岗、粗坑、老鼠朝仓、长潭、纸坪、维岭、茶坑，上白石聚仙岗，甘棠如兰、油西坑、白云庵、田螺园、老蛇岗、杨梅洞、洋溪里、山头庄、笊篱壑、石壁头、䉪村、刘洋、小岭，溪潭乡马山、大山下、济里、七埞、瓜溪，赛岐镇罗里坑、牛坑、丹里、鳌峰，松罗乡古老厝、横牛、孟尾、苍头下，潭头乡鹅山、垄头、祠堂前，穆云乡竹洲山、曲坑、石厝下，康厝乡凤洋、金斗洋，溪柄采花桥、白梅岭、东山、上金竹坪，下白石松树下；福鼎的大坪头、玉石、龙潭面、大岗头、岭门后、鹿坑、白石、双华、福山、才堡、小华阳、长久昌、牛埕下、瑞云、嵩水；霞浦外西坑、龙潭、五斗、南山、后樟、虎龙坑、过洋、塘下、里马、大浿、茶岗、过洋、青皎；周宁苎园坪、赤坡楼、陈家山、云门、半岭；宁德上东岗、小桥、天峰亭、后门楼、柏院、九仙、天峰院、巫家山、南岗、葛藤坪、猴盾、半山；古田石桥头等100多个村苏维埃政府。村苏维埃政府亦设财政、军事、粮食、土地、文化、交通委员分管各项具体工作。并设贫农团、妇女会、互济会、少年先锋队和劳动童子团等群众组织和肃反队。据不完全统计，全区担任畲族村苏维埃主要干部的共有500多人。以民国24年2月建立的周宁苎园坪村革命委员会为例：该村革命委员会隶属中共闽东特委，负责统一领导竹洲山各村的革命斗争，村革命委员会设：主席、财政委员、粮食委员（雷成波）、肃反委员（雷太遇）、调查委员、文化委员（雷良俊）、交通委员（雷忠庆）、保管委员（钟寿弟）等，在8位村主要干部中，畲族占5位。
二、畲族乡人民政府
1953年2月8日，福安县人民政府遵照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自治实施纲要》的规定，决定在福安第十一区畲族聚居的仙岩乡建立仙岩乡自治区人民政府。其乡域范围东至桦坪畲族村，西至洋坪畲族村，南至仙岭洋畲族村，北至大林畲族村；方圆面积6.75平方公里，有畲族495户、1745人，畲族人口占全乡总人口的99.71%。仙岩畲族乡自治区政府是福建省内设立的第一个畲族乡自治区政府。经民主选举产生48位畲族人民代表，51位乡政委员，乡长、副乡长，乡农民协会主席等。1956年8月，因区划调整，仙岩畲族自治乡撤销，并入湖坂乡，称仙坂乡。
1956年12月，国务院正式认定畲族为单一民族。1957年，福安专署根据宪法和上级有关指示精神，贯彻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查清各县少数民族分布等情况，制订出建立民族乡方案的基础上，批准建立45个畲族乡。其中现辖境内36个，依次为福安一区（城关）的仙岩，三区（社口）竹岭，四区（穆阳）东南、燕洋、王溪、凤洋、蓝山，五区溪柄碧后、茶洋，六区（甘棠）山岭，七区（下白石）林洋、半岭、长山；福鼎前岐区双华、佳阳，桐山区浮柳，白琳区牛埕下、硖门区瑞云；霞浦后岗区青坛、鲤鱼山、大墓里、梨坪湾，盐田区西胜、岚头，溪南区牛胶（骹）岭，牙城区草岗，溪西区墓仓；宁德城关区雷东、后山，八都区南岗、漈头、新楼、猴盾、北山，霍童区九仙，飞鸾区南山等。总户数12045户，其中畲族9054户；总人口41989人，其中畲族32044人，畲族人口占乡总人口的76.32%。其中畲族人口占80%以上的民族乡25个，畲族人口占70～80%的有6个乡，畲族人口占50～70%的有14个乡。民族乡依据民主集中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基本原则组建，并根据当地民族特点和风俗习惯，在行使政权中可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既注重民族团结互助，共同发展生产和各项事业，同时充分体现少数民族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民族乡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以畲族为主，有一定数量的汉族参加。36个民族乡共有乡人民代表632人，其中畲族418人，占76.11%；乡人民委员会委员350人，其中畲族274人，占78.29%；正副乡长109人，其中畲族89人，占81.65%。
畲族乡经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人民委员会，设民政、治安、武装、生产合作、文教卫生、财粮调解、绿化等工作委员会。畲族乡人委干部以畲族为主，其中乡长均由畲族公民担任；70多位副乡长中有58位是畲族。1958年9月人民公社化中，农村实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民族乡被撤销。
1963年，福安专署根据中央关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省人民委员会“原在1957年前设立的民族乡，当地少数民族要求强烈的，区划变化不大的，经县人委批准可恢复民族乡的建制”的指示精神，在畲族群众的一致要求下，决定在区内恢复民族乡。成建制的有福安的仙岩、凤洋、山岭、茶洋、竹岭；霞浦的鲤鱼山（恢复后改名马洋畲族乡）、青坛（恢复后改为墓斗畲族乡）、岚头（恢复后改为洋边畲族乡）、西胜9个民族乡，下辖212个自然村、3969户、14661人，其中畲族2705户、9631人。乡人民委员157人中，畲族106人。乡人大代表410人，其中畲族266人，占64.89%。此间，乡社合一，畲族乡既称畲族乡、又称人民公社；既是畲族乡人民委员会，又是畲族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同年，全区共有畲族26608户、100684人，分布区内7个县、52个区、314个公社、675个生产队、2000多个小队。其中属纯畲族的公社3个，大队156个，生产队1882个；畲族人口占50%以上的公社20个、大队118个。全区畲族干部235人中：脱产121人（县区级29人、一般干部92人）、半脱产114人。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撤区建社（大公社），改县、区、乡、村4级建制为县、人民公社（原区级）、生产大队（原村级）3级建制。取消区下属的乡（小公社）一级建制，畲族乡被撤分为若干生产大队。
198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民族乡问题的通知》指出：“凡是相当于乡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应当建立民族乡”，“建立民族乡，少数民族的人口在全乡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一般以30%左右为宜；个别情况特殊的，可以低于这个比例”。根据《通知》精神，为方便畲族人民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强化畲族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意识，促进畲汉人民团结，发挥畲汉人民聪明才智。1984年宁德地区行政公署报请省人民政府批准，在区内畲族聚居地区分别建立14个畲族乡。畲族乡中福安县坂中、康厝、穆云，霞浦县盐田、崇儒、水门，宁德县金涵等7个畲族乡，为人民公社改建，属区下属乡镇建制的有福鼎县的浮柳、牛埕下、瑞云、双华、佳阳、岔门、象阳7个畲族乡，其中，除岔门和象阳为新设外，其余5个都是1957年原畲族乡恢复，因福鼎县实行区、乡（大队）、村民小组3级建制，其畲族乡是行政村一级建制。1987年福鼎县区改乡后，7个畲族乡均改为村民委员会。1993年10月，福鼎县设立硖门畲族乡，全区有畲族乡8个，面积1436.1平方公里；下辖村民委员会182个，村民小组1538个；共42168户、175540人，其中畲族9767户、42401人，畲族人口占乡总人口的24.15%，乡主干畲族占三分之一。
附：畲族村民委员会（畲族大队）设置简况
1963年，福安专区畲族分布较多的大队675个，生产队1433个。其中属纯畲族大队156个：福安87个，霞浦23个（鲤鱼山、柴称坪、洋尾厝、梨坪湾、罗汉坪、磨石坑、二铺、高山、后洋、洋边、枯岭、七罗洋、吴家洋、茶岗、长坑、后地、墓仓、白露坑、半月里、牛胶岭、南门山、下岐山、坪岭），福鼎县13个，宁德县28个（南岗、水尾、新楼、半山、漈头、高山、北山、施洋、柴坑、猴盾、大坪、炭由头、保安塘、下雷东、上雷东、上金浿、亭坪、金涵、烟亭、后山、中前、黄土垒、南山、可坑里、乌岩、大石、九仙、琴田），柘荣县4个（茶湾、弯里、八埞、柯岭），周宁县1个。
1984年畲族乡恢复后，又先后将畲族人口在30%以上村委会定为畲族村委会。1993年畲族人口在30%以上的畲族村委会共189个。具体是：宁德城南后山，金涵上金浿、亭坪、金涵、琼堂、院后、中前，漳湾雷东，七都漈头、外洋、北山，八都南岗、猴盾、大坪、半山、新楼、韩丹，九都九仙、柴坑、乌坑，霍童小石，赤溪松岭，飞鸾南山、向阳里、新岩、蒲岭；福鼎秦屿财堡、方家山，白琳牛埕下、康山，硖门瑞云，桐城浮柳、岔门，前岐龙头湾、桥亭、佳阳、井头、象阳、双华、罗唇、佳山，管阳唐阳、店下硋窑，磻溪排阳、朝阳；霞浦盐田瓦窑头、洋边、二铺、西胜、南塘、尤澳，崇儒新村、上水、霞坪、溪坪、浿下、半路张、岚下，水门茶岗、半岭、大灞、长湖、青澳、七斗岔，三沙东山、单斗、三坪、二坑，柏洋西坑、大岭、阮洋、斗门、一层、茶坑、凤江，州洋青福、墓斗、岭头、马洋、八斗浿、大沙、七宝洋，沙江大墓里、大坪、龙湾、小马，长春法华，下浒四斗，北壁盘前，溪南南门山、白露坑、后慕；福安城阳铁湖、白坑、茶洋、纸坪，坂中日宅、林岭、亭兜、和安、彭家洋、井口、后门坪、许洋、大林、仙岩，上白石南山头，溪尾林洋、坎下，松罗后洋、小茶洋、王棣、大坪里，溪柄白沙、东坪、长洋、采花桥、龙潭面，湾坞坑源、梅洋、寒洋、半岭、岩下、福岭、池头、宝林、半屿，社口坑里坑、潘洋、山里、上山、牛山湾、荣岭头、利岔、大坪、谢岭下、潭头鹅山，穆云上洋、科后、虎头、中沃、外厝、温岩、燕坑、岭坑、王楼、梨田、竹洲、南山、高岭、燕科、溪塔、洋坪，下白石章岭、王坑、下赤、金腰带、通湾洋、亨里、秦坎、章坑、坑门，康厝半山、竹沃、红坪、东山、凤洋、长潭、金斗洋、秋岭，溪潭马山、仙石、蓝田、岐山、下庄、瓜溪，甘棠坑门里、春雷云、岭尾、北山、山头庄、小岭、过洋、何厝，古田平湖富达，大桥梅坪，凤都新建；屏南甘棠巴地；寿宁斜滩外洋；周宁咸村云门，玛坑灵凤山；柘洋楮坪茶湾、湾里，乍洋宝鉴宅。同年，全区畲族人口占30%以上的189个畲族村年末乡村户数共计38361户，其中畲族23785户；年末乡村人口163331人；其中畲族100579人；年末劳动力共计63129人，其中畲族38983人。畲族村委会主要干部绝大部分为畲族。
四、人民代表大会
民国23年（1934年），闽东民主革命时期，由各级工农代表会议或苏维埃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同级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实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按照中央人民政府《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规定，区内各县分别组织召开二届4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每次会议均由县筹备委员会发聘请书邀请畲族代表参加。1949年底至1950年初，区内畲族聚居的福安、霞浦、宁德、福鼎4县在召开首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时，共邀请13位畲族代表参加，畲族代表占代表总人数803人的1.62%；1952～1953年上述4县召开二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时，畲族代表人数增至57人，畲族代表占代表总数972人的5.86%。
1953年，福安县在第十一区畲族聚居的仙岩乡试验建立仙岩乡自治区人民政府，民主选举48名乡人民代表，均为畲族。1957年，全区建立45个畲族乡（含连江和罗源县的9个畲族乡），选举乡人民代表788人，其中畲族613人，占代表总数的77.79%；当选县人民代表大会畲族代表45人，占当选县人大代表总数的78.95%。同年，全区畲族公民当选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329人，县人大代表116人。
1963年，恢复设置9个畲族乡，266名畲族公民当选乡人大代表，占乡人大代表总数410人的64.87%。同年，福安、霞浦、宁德、福鼎、寿宁、周宁、柘荣7县，畲族公民当选乡人大代表2591人，当选县人大代表148人，省人大代表3人。1983年，各县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全区畲族公民当选乡镇人大代表1299人，县人大代表253人。1988年，乡镇设人大主席团，主席团设常务主席成员7～11人，办公室配备专职干部1人处理日常事务。1953～1993年，历届人民代表大会，福安、霞浦、宁德、福鼎4县（市）畲族公民1400人当选县人大代表，占同期人大代表总人数13879人的10.09%；有31人当选省人大代表，有6人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第二节 党派群团
一、中国共产党组织
民国19年（1930年），中共福安县委委员马立峰到福安凤洋畲族村一带开展活动，培养积极分子，发展畲族党员，旋即建立中共凤洋支部，为闽东畲族地区第一个畲族村党支部。钟阿𠇍是区内最早的畲族党员之一。民国22年3月，马立峰、施霖深入霞浦杯溪一带发动武装斗争，发展党员，建立中共里马支部，8月建立青皎支部，是霞浦畲村早期党组织。民国23年2月福鼎畲族村第一个中共支部双华支部成立；同年6月宁德第一个畲族村中共党支部葛藤坪支部成立。从民国19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全区畲族村共建立中共支部56个，其中福安有凤洋、满洋、外洋盾、白云庵、茶洋、上半岭、前洋、竹洲山、老鼠朝仓、粗坑、茶坑、纸坪、孟尾、石合、山头庄等15个；霞浦县有里马、青皎、过洋、大浿、茶岗、塘下等党支部6个；福鼎县有双华、长久昌、瑞云、牛埕下、刘庄、龙潭面、才（财）堡、大岗脚、屋斗、薛家栏、桥亭鹿坑、坑门内、大坪头、浮柳、罗唇等15个；宁德县有葛藤坪、南岗、东岗、八斗、半岭、林口、乌坑、九仙、半山、天丰亭、巫家山、后门楼、天丰院等13个；柘荣县有郑家仔畲族村1个；周宁县有苎园坪、过名、前坪、赤波楼、云门等5个；古田县有石桥头畲族村1个。
据不完全统计，民主革命时期，全区共有畲族中共党员453人，其中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261人，抗日战争时期40人，解放战争时期152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闽东各县在农村大力建立中共党组织，先在福安仙岩畲族乡试点，物色对革命工作积极的畲族村民5人为积极分子，通过内查外调，符合条件后，吸收入党。随后成立支部，成为畲村工作的领导核心组织。
1956年底，各畲族乡都建立党支部，支部把培养发展畲族党员列入议事日程，吸收经过考察符合条件的畲族优秀分子入党。全区共发展989人，其中女党员27人。全区畲族党员，占农村人口的0.88%。1962年，全区有畲族党员1077人。1963年，全区各县有畲族党员1325人，其中福安428人、霞浦365人、福鼎247人、宁德206人、周宁24人、寿宁30人、柘荣25人。1965年，福安和霞浦两县共有党员人数707人，其中福安446人、霞浦261人。1966年，福安专区共有畲族党员1121人，其中福安426人、霞浦276人、宁德207人、福鼎113人、周宁23人、柘荣28人、寿宁48人。
1976年底，福安、宁德、古田3县有畲族党员1722人。其中福安1248人、宁德394人、古田80人。1983年，福安畲族女党员雷长梅当选为中共十一大代表。
1987年，全区开展以“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为中心内容的县、乡、村三级整党活动。经过整党后的畲族共产党员共4238人，占全区党员总数的5%。1987年闽东电机厂干部畲族女党员雷春美当选为中共十三大代表。1993年，全区8个畲族乡均建立有中共乡党委，141个畲族村委会均建立有中共党支部。同年全区有畲族党员4600多人。
二、共青团、少先队组织
共产主义青年团
民国22年（1933年），福安采花桥畲族村成立了闽东畲村第一个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支部，钟茂金担任团支部书记。民国23年闽东土地革命高潮期间，畲村普遍建立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
1950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福安地方委员会分别在福安仙岩、霞浦草岗（今茶岗）畲族村搞建团试点，发展团员，成立团支部。而后在全区逐步铺开。同年，霞浦青坛乡发展团员115人，其中畲族64人，占畲族青年总数的38%。
1956年底，全区畲族团员1265人，占全区团员总数29068人的4.35%。1957年全区畲族青年2.4万人，年底有畲族团员2400人，占畲族青年数的10%；有70%以上团员担任社队干部，有团省委、团县委委员5人。
1963年，全区分期分批开展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动男女青年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办俱乐部，建立文化娱乐活动阵地，学雷锋，树标兵，开展争做“五好青年”活动；上团课，做团外青年思想工作。同年，全区畲族团员2183人，其中福安662人、霞浦762人、福鼎358人、宁德332人、寿宁19人、周宁25人、柘荣25人。
1964年，全区共有畲族团员2751人，占同年全区团员总人数53120人的5.18%，其分布为工业系统14人、农业2697人、文教系统的23人、商业金融业6人、机关9人、街道2人。同年福安金坛畲族大队团支部书记雷少萍（女）当选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
1965年，全区畲族团员增至3126人，分布结构无大改变。1977年，全区共有畲族青年5400人加入中国共产义青年团组织。1978年福安虎头畲族大队团支部书记吴梅英（女）当选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
1980年，全区畲族团员4998人，其分布为工业49人、交通邮电仅1人、农林业4587人、商业金融16人、文化教育320人（其中大专学生23人、中专270人），机关14人、其他系统11人。其团员分布农村人民公社最多4558人，占97.9%。同年有团干16人，其中团地委副书记1人、干部2人，团县委书记1人、副书记2人，公社团干9人，学校团干1人。1982年，全区团支部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团组织建设。全区拥有畲族共青团员4004人，占全区团员总数的4%。各团支部开展“四评比”活动。即比做党助手的工作成绩，比做好人好事的次数，比参加阵地活动的人次与项目，比发展团员的质与量。霞浦茶岗村畲族青年蓝德生工作、生产出色，被团中央授予“新长征突击手”光荣称号，并到北京参加表彰大会。1985年，全区专职畲族团干12人。其中担任团地委书记1人、团县委书记1人。1989年，全区拥有畲族共青团员6275人。1993年，全区8个畲族乡、141个畲族村委会分别建立有团委和团支部，全区畲族团员人数9000余人。
中国少年先锋队
民国23年（1934年），土地革命期间，首先在福安下西区凤洋村组建畲族儿童团，随后南山、七埞、岐山、蓝田、金斗洋、仙岭洋、南湾、秋竹岗、燕窝、茶洋、采花桥及区内畲族村普遍建立儿童团组织。人数视村庄大小，数人至二、三十人不等。儿童团参加传唱革命歌曲、张贴革命标语、散发传单，并负责站岗放哨、送信、监视地主富农、侦察敌情等。儿童团员的年龄通常在10～16岁之间。1950年秋起，区内各畲族村小学分别组织少年儿童队。1953年少年儿童队改称少年先锋队，并先后组织学习张高谦、雷锋、赖宁和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等活动。1985、1986年福安民族实验小学先后获全国少先队“创造杯”竞赛活动和“小主人在行动”活动优胜奖。1991年该校少先队二中队被地区教育局和团地委授予“学赖宁，最佳闽东小星星集体”荣誉称号。
三、农民组织
民国18年（1929年），中共福安县委组织中国革命互济会福安分会，发动会员深入农村发展会员。部分畲族村开始建立贫农团和秘密农会。民国19年后畲族乡村秘密农会组织有很大发展。民国20年秋，畲族共产党员钟阿𠇍深入到蓝田、横林、后山、桦林、八铺、牛池坑、秋竹岗、桂垄、牛埕、牛鼻坑等畲族村发展农会会员。民国21年，福安北区召开农会代表会，以借粮名义进行分粮，西区、南区畲民亦纷纷加入农会组织，民国22年3月，西区畲乡全部建立农会。民国34年，农会组织已遍布畲村。
1949年，闽东各县相继解放，农村普遍建立基层农会组织。1950年，各县正式成立农民协会。畲村农会配合人民政府开展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征粮、大生产运动等。1954年7月以后，随农村民主建政的完成，农会活动减少，县农会机构撤销。“文化大革命”初期，畲族大队普遍成立贫下中农协会。1966年，福安畲族代表7人、特邀代表1人，参加福建省贫下中农代表大会。“文化大革命”后期，贫下中农协会停止活动。
四、妇女组织
民国21年（1932年），福安凤洋、山头庄、小岭、仙岩相继成立妇女会。民国23年，作为乡村苏维埃政权的组成部分，凡成立村苏维埃政府的畲族村均建立有妇女会组织。闽东土地革命鼎盛时期，全区建立有畲族村妇女会组织300多个。1949年秋，闽东各县解放后，部分畲族村重新建立妇女代表会。
1950年畲族村妇女联合会普遍成立，召开乡村妇女代表会，组织畲族妇女捐献粮食，支援抗美援朝，参加土地改革。1963年11月，福安县妇联召开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其中畲族妇女代表17人出席会议。会上受表彰的先进个人雷全妹、雷松莲，还出席了省群英会。1983年坂中公社仙岩大队女村民钟金梅被选为全国第五次妇女代表大会代表。1993年区内畲族人口集中的福安、霞浦等县妇联会均配备有畲族妇联委员（或常委）1～3人，全区8个畲族乡均有妇女联合会组织，配备有妇女专职干部，141个畲族村委会的妇代会主任也大多由畲族妇女担任。
五、民兵组织
民国23年（1934年），闽东土地革命期间，畲族村普遍建立赤卫队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军区《地方武装建设规划草案》和《民兵组织暂行条例》，各县自卫组织先后改称民兵，由国家发给枪支弹药。凡年龄在16～40岁之间，政治表现好、历史清白者经自愿报名，群众评议，领导批准可加入民兵组织，编列民兵小队、中队，村设民兵队部。民兵的任务是参加剿匪、减租、反霸；负责本村站岗放哨，监视地主、反革命分子，维护社会治安，并承担除兽灭害任务。
1953年，推行普通民兵制。凡18～25岁身体健壮、家庭劳力充裕者均编为基干民兵；26岁以上者编为普通民兵。1958年，“大办民兵师”，配合“大炼钢铁”与大抓粮食，公社设民兵团、大队设民兵营、生产队设民兵排。
1962年，民兵工作抓“三落实”，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进行整顿。民兵训练以射击为主，兼演练兵器、列队、投弹，并开展“五好”民兵活动。1971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命令，决定在少数民族中征兵。宁德地区征兵办公室以福安坂中仙岩大队为试点，开展征集畲族兵源工作，全区220名畲族青年应征入伍。
1973～1975年，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运动中，福安畲族民兵雷金祥、雷少萍（女）军事训练和生产成绩突出，被福建省军区评为民兵模范。1976年以后，根据“减少数量、提高质量、抓好重点、打好基础”的指示精神，将民兵年龄定为18～25岁。
1981年，根据总参《关于调整改革民兵军事训练的试行意见》，福安县在坂中公社进行民兵训练、改革的试点工作，本着“减少训练人数，精简训练内容，改革训练方法，提高训练质量”的原则，训练内容除步兵之外有：无线有线通讯、重机枪、火箭筒等。1982年，福安县在坂中、穆阳公社修建简易训练场，集训连长、排长及基干民兵，取消普通民兵的训练，采取一次训练30天的办法，增加训练时间，减少受训人员。1993年，8个畲族乡均设有人民武装部，141个畲族村均有民兵班、排组织。
第三节 民间组织
一、福宁三明会馆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福建按察使司“向山民劝改妆束”的《告示》发到福宁府，各地“山民”代表（多为族长，或其他头面人物），陆续前去领取。当时城里没有畲族专门客栈，代表多感不便，因而动议集资建馆。经分头筹集，第二年在西门外教场头，买下四扇瓦房一座，取名：福宁山民会馆，专门接待畲族宗人（住宿免费，伙食自理），并在厅堂设神牌，偶有祭祀活动。
民国元年（1912年），霞浦县和西附城区乡农会成立，会址设在会馆内。这是当时唯一以“山民”为主体的团体，会馆逐渐成为闽东畲族联络议事之所，是对内加强本族团结与联系，对外维护本族利益的畲族同族性团体。民国2年春节期间，公举霞浦岚青雷天何牵头负责，西附城蓝齐业、蓝萼芬（乡农会正、副会长），田岗的蓝起斌（嘉斌），白露坑的钟学吉，宁德的蓝鸿庚，福安的钟××，福鼎的蓝××等为董事。此举得到浙江云和名绅蓝宝成（韶九，清末恩贡、教谕，民国初县参议长）的赞同，于次年推荐其刚从浙江政法学校毕业的次子蓝文蔚（嘉庚）来霞浦，参与办理会馆有关事务。并取“山民”谐音，改称“三民会馆”，不久为避免和“三民主义”混同，取意日、月、星（或为福、禄、寿三星高照，有纳吉呈祥之“彩头”，定名为“福宁三明会馆”，简称“三明会馆”。至民国5年，霞浦、福安、宁德、福鼎、寿宁、罗源、连江、闽侯、泰顺、平阳等10县蓝、钟、雷、李、吴诸姓2000余人，先后成为会员。每户鸠金数角、数元不等，计集银元1000多元，谷物、食品等相当数量。福宁三明会馆便成为闽东以至浙南畲族主要聚居区畲族民间社会公益团体。
民国8年（1919年）8月，在霞浦县绅士王邦怀（民初县知事、省咨议会员）帮助下，购买霞浦北社乘驷后境（今松城镇旗下街3号）砖木结构六扇瓦房一座（分前后二进，占地面积近700平方米）。经修整，前落大厅作为祭祀及重要聚会场所，中庭设大型神龛，安置从罗源大浿头祖祠分灵的木雕涂金大型神牌（“总牌”、“龙头牌”），门额大书：“福宁三明会馆”（蓝文蔚题）。此后，会馆真正成为一方畲族联谊及公共活动的中心场所。民国9年春节，霞浦西乡、南乡、东乡、附城区以及福安、宁德、福鼎、寿宁、罗源、连江、闽侯、泰顺、平阳、云和、景宁等县均派代表前来聚会，并参加祭祖等活动。祭祖活动极为隆重，由雷天何等董事及各处族长轮流主持，连日分批举行。自此，祭祖成为会馆的一大要事，每年春节必有大祭，清明、七月半亦多有举祭。
会馆董事，只有蓝文蔚长期驻馆，其他均不常驻，都为“山民”义务服务。族内纠纷，以“都是自己人”调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外则为“山民”做主，代写诉状、代打官司，维护本民族权益。如福鼎浮柳村，畲汉蓝、高二姓发生山林产权纠纷，会馆出面干预，使蓝姓畲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霞浦南乡多起畲汉海埕纠纷，皆由会馆出面而得到解决。
驻会馆的，多是来霞浦办事或做生意往来的宗人，仍按老规矩，免费住宿、伙食自理。有几位来霞浦初级中学就读的外地畲族学生，常年寄宿。亦有个别无家可归的单身汉，在此落脚谋生。
三明会馆建立后，各地宗人不时聚会，沟通信息，商洽兴办学校、修建祠堂、架桥铺路和救灾扶危等公益慈善事业。当时会馆经费来自会员交缴捐献，比较充裕，尚能给一些项目以若干资助，个别宗人遭遇天灾人祸，亦可获此救济。
民国16年（1927年）4月，退伍陆军排长林宝琦叛乱，占据县城自称“自治军”，向地方索饷，三明会馆亦遭劫难，蓝文蔚等逃避出走，常驻会馆的雷新甫等亦全部散走，会馆关闭。不久，海军陆战队（驻宁德三都）前往剿办，收复霞浦县城后，会馆又被其占驻。数年后，海军陆战队撤离，三明会馆仍长期无法恢复活动。
民国35年（1946年），闽东畲族宗人商议重兴三明会馆，推举霞浦蓝玉轩（原凤平镇镇长）、雷春华、雷春生、蓝兴元（西乡人，保长）、雷金发（福安藉，新甫之子，霞浦中学毕业生）、钟学通（福鼎长岗人）等为董事，并分头发动、募集资金木材。当年11月，主持董事蓝玉轩向霞浦县政府提交《修建三明会馆》申请报告。业经县长刘仇签署，呈报福建省政府核准在案，成为经官方注册认定的“苗夷民族”（按当时《福建年鉴》之称）“公益团体组织”。经局部修缮馆舍，添置床、椅等零星用具，会馆恢复对宗人来城膳宿的接待及祭祖等活动，并在神龛上增设“本民族抗战阵亡将士灵位”神主牌，追祀英灵。蓝玉轩常驻会馆，各董事亦时有聚会，共谋宗人利益。
1949年后，三明会馆活动基本中止，其房产则由老住户雷新甫等代管使用。
二、巡洋社
巡洋社是以防盗、防劫、防火为目的的畲族村农社组织，通常以村为单位或数村联合，公推有武术基础、办事公道且有一定威望者任社长，设理事3～5人，协同处理日常事务。按例农社在每年秋季举行一次聚会，总结一年办社成就。农社组织深受群众拥护，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宁德县还发给猴盾村巡洋社执照，受命巡洋护村。
第二章 畲民政治活动
第一节 抗清、反洋教斗争
据历史文献载：南明隆武帝任命右佥都御史刘中藻“巡抚金衢，团练僚民”时指出，“选练精兵，可取苎寮、菁寮、畲寮”三种人，取用之后，即当宣布免其差徭，衣甲银两准于该州动支二千两正项。于是抗清队伍迅速壮大，刘中藻领导的这支抗清义军先后收复了浙江庆元、泰顺及省内宁德、福安、古田、罗源等县，义军每到一处，得到畲汉人民的有力支援，刘中藻在抗清义军各部中兵称最盛。
清顺治三年（1646年），清兵进入福建，福州的隆武政权只存续一年零三个月。刘中藻领导的抗清队伍退守闽东，驻师福安，“掘壕树栅，环之城中”，继续与入闽的清兵对抗。最后在“孤城食尽，外援陡绝”的情况下，仍坚持斗争数月之久。福安坂中和安畲族村《钟氏宗谱》有“宏公世居大林，相传明季从戎苏江（福安苏阳）进士刘公讳中藻。后不遂，隐居上广”的记载。
明崇祯至清光绪年间（1628～1908年），穆阳村发生反洋教斗争数十起，一次次阻建教堂，将洋教士准备翻建教堂的房屋木料烧毁，穆阳一带村民搬出团练军械准备和洋教士们斗争到底。这期间康厝金斗洋、穆云一带畲民加入反洋教斗争行列，和汉族人民并肩作战，挫败洋教士在穆阳建教堂的嚣张气焰。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福安县三十多乡乡民组成“义军”，提出“为国复兴”的口号，反对外国传教士。畲族人民亦加入“义军”行列，组织开展反洋教斗争。
第二节 参加革命斗争
闽东畲族村庄，散处偏远山区，地势险要，山高路险，草深林密，具有难攻、能守、易退的战略特点。在游击战争中，利用畲村有利地形隐蔽革命武装力量、与敌周旋，随时出击顽敌，使全区1442个畲族村（占畲村总数的71%）成为中共闽东特委开展革命活动和游击战争的老根据地。
在1442个畲族革命老根据地村庄中，革命斗争历史较长的老区重点村有：福安县的凤洋、竹洲山、山头庄、杨梅洞、采花桥、细日山、孟尾、林洋、城阳茶洋、松罗茶洋等；霞浦县的龙潭、后章、溪墘楼、三斗、五斗、田头洋、南山、青皎等；福鼎县的瑞云、双华、牛埕下、白石、田头、章家山、牛屎墩、龙潭面、梅苎洋等；宁德县的小石、八斗、高山、上东岗、天丰院、巫家山、猴盾等；古田县的石桥头；寿宁县的四家坵、坪岗、长浿头等；周宁县的苎园坪畲族村等共135个，占闽东老区重点村总数的20%。这些畲族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起到革命堡垒的作用。
一、斗争环境、设施
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畲族人民利用山区自然环境，在深山密林、岩洞坑壑中建“秘密寮”，供红军进行隐蔽活动，从容地与敌周旋。
深山密林 地处福安、周宁交界地带的竹洲山根据地，离县城50多公里，四周群山环抱、丛林密布，山背一条迂回曲折的小路，离福安县城50多公里，山前一道深溪，水流湍急，只有一个渡口，是通向周宁的要道。悬崖峭壁，无可攀登。自古以来，畲民都是依靠藤条拖拽渡筏过涧。山里住着五十多户畲民，分布在苎园坪、上竹洲、下竹洲、十二泡、三湾等9个小山村里，村与村之间相距十里、八里，外人进山不明地形就是转几天几夜也摸不到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后方医院、枪械修理厂、“土豪厂”（关押地主土豪的地方）等都设在竹洲山根据地。
天然岩洞 畲族乡村有不少天然岩洞，洞里干燥卫生，可以垒灶铺床。大的可容红军一、二百人，小的可纳几十人。这些岩洞在闽东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既是地方党、政、军办公地点，又是红军、游击队伤病员疗养所、交通站。三湾村附近有羊林石洞，宁德有巫家山岩洞、东坑白石湾、灵山龙腰岗、平湖山石洞等，福鼎有双华岩洞，柘荣有南广山九定岩洞，霞浦有下青山打银空岩洞、香菇山岩洞等。
秘密寮 畲族群众常利用深山密林的有利地形，搭建人字形的茅房，供转移来的红军游击队临时居住。民国25年（1936年）初，霞浦县后章村畲族革命群众在双牛望月山上盖起草寮，用于隐蔽各地转移来的苏区干部。同年7月，福霞县苏维埃政府和霞鼎县苏维埃政府机关搬到龙潭畲族村与岭面区苏维埃政府合署办公，群众在龙潭山上找到几处不易暴露目标的地点，搭建“秘密寮”。民国31年4月，丁晋朝率领游击队进驻巫家山，畲族群众在离村5里外的阔港山搭起2座“秘密寮”。不久，为安全起见，又在狮子耳大弯头另起3座“秘密寮”，供其居住。区内比较著名的有周宁的苎园坪、霞浦的龙虎岗、柘荣的尖峰顶、福鼎的龙潭面、福安的山头庄等处“秘密寮”。
二、畲族武装组织
畲族革命武装包括赤卫队、造反队、游击队、义勇军、红带会、肃反队等。
赤卫队 相当于普通民兵，担负着保卫本村安全与治安工作。平时负责站岗、放哨、巡逻、查路条等。
肃反队 相当于基干民兵，主要任务是惩治土豪劣绅，肃清当地反革命分子。
游击队 平时驻在山上，采取“敌防我打，敌打我防”的战术与国民党军队迂回作战，有时配合红军作战。民国21年（1932年）6月，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亲临福安，经过1个月的工作，7月间在福安溪北洋马山村成立“闽东北工农游击第一支队”。接着福安下西区（今溪潭一带）建立以雷为坤任队长的区游击队。宁德县的牛洞、漈头、猴盾畲族村建有乡游击队和村自卫队。蓝成妹、雷顺金、蓝同永分别担任队长。民国22～24年，福鼎县瑞云畲族乡的柳枝坑、章家山、坑头、浿头、南洋、大岗脚、福山、蓝厝里等畲族村相继建立游击队和肃反队，拥有队员350多名。畲族钟阿猛、李阿大、钟朝发、雷朝同、雷朝城、雷振尖、吴丹镇、蓝景魁、钟义柳、雷天清等分别担任队长。
义勇军 身着灰色军装，头戴无沿帽，手别三角形的红布臂章。在衣领上钉有一片红布做为标志的畲村革命武装。民国25年9月，双华畲族乡还把肃反队编为义勇军。
红带会 民国21年，寿宁县首先组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武装组织红带会，它是闽东民间带有迷信色彩的群众性革命武装组织。行动时武装队伍所用的梭标、大刀上系有红色布条作为标记。它以一村或数村组织一支，俗称为一坛。一坛二、三十人至百来人不等。霞浦县青皎畲族地区的“红带会”共有13队，遍及47个自然村，达4000余人；其中由畲族村民组成的有6队，在26位正副队长中，畲族占11位。分别是：雷加华任粮食部长兼第一队队长、钟成进任第一队副队长、雷阿磊第二队副队长、雷进朝第四队副队长、雷光章第十队队长、钟继汉第十队副队长、雷朝章第十一队队长、雷彦淑第十一队副队长、蓝阿顺第十二队队长、蓝元金第十二队副队长、蓝继明副大队长兼宣传部长。并在海边畲族村成立红带会总指挥部，副大队长、宣传部长、粮食部长担任者均是畲族，后红带会编入赤卫队。
三、主要兵事
参加“甘棠暴动” 民国22年（1933年）秋，正值秋收大忙季节，中共福安中心县委领导各区畲族农民进行抗租斗争。福安甘棠地主勾结海军陆战队，妄图借用反动武装来抓捕拖租抗租的农民群众。周围各村刚刚发展起来的畲、汉民族“红带会”（赤卫队）纷纷要求暴动，夺取枪支，武装自己。在闽东革命领导人曾志等人的周密策划下，于10月22日里应外合，举行暴动，消灭海军陆战队一个排，缴获一支盒子枪和二十多支德国造步枪。池头和山头庄的畲族红带队参加这次了暴动。11月上旬，曾志等又率领畲、汉红带会队员600多人，包围海军陆战队驻地甘棠刘氏宗祠，与海军陆战队激战3个多小时，在青寨山上歼其两个班，缴获步枪37支，子弹千余发。“甘棠暴动”胜利之后，红带队便会合于霞浦西胜寺，出师攻打虎岩、南塘和宁德赤溪、班宣等地的民团，又缴获步枪40多支。
青皎暴动 民国22年（1933年）11月4日，霞浦青皎地区47个畲汉自然村（畲族占多数）红带会队员4000多人，在海边畲族村成立红带会总指挥部，进行公开活动，杀死国民党保安连连长林顺灿和恶霸地主周顺左。畲民邱延太等带领群众，没收地主粮食，为攻打盐田做准备。同年11月9日夜晚，青皎各路红带队300多人攻打盐田，摧毁沿海渔民所痛恨的盐田海关、税关、碉堡，打开严、黄两家大地主的粮仓，将其积谷10多吨分给穷人。同时，宣布废租、废债、废捐、废税，枪决土豪劣绅30多人。以后，又两次出师配合工农游击队攻打松城（霞浦城关）。次年3月20日，驻霞浦县国民党军某部教导团300多人，在营长徐英率领下，勾结当地土豪劣绅张逸仙、张祖光等，组织20多处的反动大刀会千余人，分兵四路包围青皎地区。畲族革命干部雷大全、蓝成寿、蓝成安等在反“围剿”中英勇牺牲，教导团、大刀会放火烧毁红带会驻地洋中厝畲村。4月，青皎红带会改编为青皎游击队，即筹款购买枪支弹药，全队拥有步枪24支、短枪3支。同年6月，青皎游击队收编何金彪部下连成法的队伍共100多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第十独立团。团长连成法（后叛变）、副团长李党华（即蓝奶田）、财粮邱延太、军需蓝建明。红军独立团在三个月中，攻打了龟岐、坪岗、大沙、马洋、白瓠山等地的大刀会和下浒的盐仓、税关等，缴获20多支枪和部分食盐及2000块银元。
参加赛岐暴动 民国22年（1933年）底，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第十九路军宣布起义，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闽变”发生后，闽东的国民党军防务暂时空虚，且得不到军需供应。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和赛岐特支抓住这个薄弱环节，发动闽东北工农游击一支队、五支队举行著名的“赛岐暴动”，占领闽东重镇赛岐。缴获步枪83支，打开官商的盐仓和粮仓，将盐和粮食分给贫苦农民。
北上抗日 民国27年（1938年），中共闽东特委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除留下少数同志坚持在地方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外，叶飞、阮英平率领由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改编的新四军第三支队六团指战员1300余人取道闽北，北上抗日。闽东畲族青年北上抗日的有：福安县城关钟汉、粗坑村雷奶仁、长潭村钟伏锦、柘园山村雷朝现、咸阳乡雷忠富、洋坪村雷进祥、林洋湖村雷奶贵、雷生成（又名陈生成）、凤洋村钟盛义、钟盛顺、钟益顺等36人；霞浦县西胜乡雷神法、蓝阿波等25人；宁德县上东岗村钟石挺、赤溪乡蓝神旺、芹屿村雷应秋、雷应清、潭头村蓝陈锦、蓝庆文等22人（其中猪牳石村蓝同永、卓木洋村雷成贵等6人是民国25年北上的）；周宁县前坪村蓝石针、雷星灼、油弯村蓝新昌等3人；柘荣县蓝阿嫩等。直接从浙南方向开赴抗日前线的有福鼎县大坪头村蓝盛吾、上岙村李细妹、小峨村雷土其、长久昌村雷盛敏，刘庄村吴宜辉、吴元油，西昆村蓝继程、蓝继周，田螺丘村李宜兵，牛屎墩村雷得效，八斗村雷作兵，内才村雷阿文，沙坑村蓝天禄，鹿坑村李治平（即雷子），鱼井村钟大湖等113人。
全区参加抗日的畲族青年约有200多人。其中钟大湖、李治平、雷阿文、蓝天禄、雷应清、蓝阿嫩、雷奶贵等同志经过火线锻炼，成为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还有不少人成为战斗英雄，有的为国壮烈牺牲。蓝兴德曾参加过苏北郭村保卫战，东进黄桥决战和参加淮海渡江等战役，并同侦察连战友在长江口接送过陈毅司令员。蓝阿嫩于民国33年春，在著名的车桥战役中，指挥全营打退日军四批增援。在反击时，突入敌阵，展开白刃格斗，击毙敌头目三泽大佐，成为我军的优秀指挥员（副团长）。在解放战争中，他善于组织部队打大仗、硬仗、恶仗，在追歼潜逃的国民党63军的战斗中，果断勇敢、冲锋在前、勇杀敌军。民国37年冬，部队经徐州南下，途中遭敌机轰炸，他在组织部队、民工疏散时，不幸牺牲，遗骸被安放在南京雨花台。
其他战斗 民国22年（1933年），霞浦五斗村畲族红带队，配合闽东工农游击队攻打霞浦下塘地主民团，毙其团丁2人，缴枪14支。不久，又在边岔歼灭国民党军1个连，缴枪100多支，并攻打东坡国民党军碉堡10多次。同年秋，傍洋村肃反队在队长雷栋清的率领下，配合红军第十六连攻打王潭国民党守军据点，打死4人。同时震慑四家坵、板石潭、坪岗、长浿头、帽底一带乡村反动势力，使红军进出安全，来去自由。
民国23年1月，霞浦山头洋赤卫队，配合闽东工农游击队，攻打霞浦坪岗地主民团，毙其4人，缴获机枪1挺。同年，福安凤洋村畲族赤卫队队员钟庆蓝、钟旺弟、钟石木等20多人，配合下西区苏维埃政府游击队，攻打宁德坑岭地主民团，击毙团丁10余人，缴枪6支。
同年2月上旬，福鼎章家山村畲族钟阿寿、钟阿奎、李学愚和坑头村畲族雷朝城等人为首的贫苦农民100多人，在福鼎灵峰寺举行武装暴动。而后，参加陈宝洲率领的工农红军独立营，袭击福鼎白琳国民党军据点。同年5月14日，福鼎秦屿才堡、瓜园半山、竹下坑头，店下瓦窑、后坪坑田头，硖门瑞云、柏洋，白琳洋心、章家山、屋斗、四斗、半山、后门垄等畲族村赤卫队300多人，配合霞浦县独立营和叶飞、任铁锋率领的闽东独立团九连，向驻守福鼎秦屿镇的国民党军一个营发起进攻，采取绕道包抄的方法，突破其防线，歼敌1个连，缴获机枪1挺，步枪20余支。同年5月，闽东工农游击队第三支队在畲族大队长李阿青的率领下，攻打霞浦后门坑地主民团，杀得团丁四散逃奔，民团据点被摧毁。随后，李阿青带领大队配合闽东工农红军进攻牙城、硖门、六都，缴获地主民团枪支40多支。接着，叶飞率领的红军部队从福鼎仙蒲出发至牛栏头与国民党军相遇，将其击溃，缴枪百余支。
民国23年6月，福安、寿宁地区的畲族群众武装在赖金标、范式人等人领导下，配合闽东工农红军攻打驻寿宁院洋据点的国民党新十师。歼其4个班，缴枪60多支。9月，福鼎瑞云畲族赤卫队员100多人突袭硖门联甲兵。11月，福鼎的瑞云、章家山、坑门里、半山、坑头，南山明楼厝、长保岭、高水、八斗岗、内才、北山、福山、渔井等几十个畲族乡村的赤卫队、肃反队、游击队共300多人，配合红军独立营攻打店下村国民党守军据点，活捉其排长蔡斌三，俘获40多人，缴枪40多支，弹药十几箱。不久，章家山、高水、南山村的畲族赤卫队还配合红军独立二团攻打在岚亭“驻剿”的保安连，毙其十余人，缴枪40多支。
民国24年1月，福鼎秦屿才堡、洋里半山、竹下坑头、冷城西门外、吉坑长保岭、中洋、章家山、洋心、康山的山前、屋斗、半岭、四斗、秀阳的后坑垄等畲族村的赤卫队300多人，配合闽东红军独立团，兵分三路袭击店下大帝宫民团1个排，活捉其排长，俘敌30多人，缴获步枪18支，短枪1支及大批弹药。柘荣湾里、茶湾畲族村和周围汉族村的畲、汉民族赤卫队400多人，配合叶飞与赖金标等指挥的闽东独立师，在柘荣西竹岔伏击国民党新十师三个团5000余人，致其伤亡500多人。宁德小石、八斗、赖头等村畲族游击队，配合闽东独立师第三纵队，攻打宁德赤溪官岭地主民团据点，缴获长短枪85支，子弹25箱。福鼎秦屿才堡的高水、北山、冷城西门外、吉坑长堡岭、牛洋、郭阳章家山、洋心、秀阳后坑垄等畲族村赤卫队100余人，在闽东独立二团的支援下，攻打驻守岚亭的福建保安团连部，打死打伤国民党军十余名，缴获枪支40支和一批弹药、物资。同年4月，福鼎双华一带畲族造反队100多人，由畲族共产党员蓝青改带领，配合叶飞率领的闽东红军独立师特务队，打垮福鼎沙埕海霸的反动武装，枪决了海霸。同时，破坏双华到集镇的交通要道5处，并毁坏其通讯联络设备。5月，福鼎后溪梅洋、长久昌、章家岭等4个畲族村赤卫队员80多人，配合叶飞率领的闽东红军独立师特务队在福鼎桑园枫树岔地方打伏击战。歼灭国民党新十师1个加强连，缴获步枪89支、机枪3挺、冲锋枪1支、子弹2担、军用地图1张，获得了反“围剿”斗争的重大胜利。6月，福鼎章家山、洋心、冷城、西门外、才堡、北山、八斗岗、高水等村畲族造反队100多人，配合闽东红军特务队埋伏在郭阳的松坪，截击国民党军87师往白琳送军用物资的敌军1个排，缴获军毯18条，军衣和弹药30多担。同时，福鼎畲族游击队在钟义祥和蓝青改率领下，配合闽东红军独立师第七支队，袭击沙埕海关和国民党水警队，歼其1个排，缴获1批现金和枪支弹药。10月宁德小桥、八斗、赖头等村畲族赤卫队，配合驻桃花溪的闽东红军，攻打宁德霍童官岭民团据点，缴枪85支，子弹25箱。福鼎刘庄、西溪里、花亭等畲族村赤卫队，配合浙南谢文清部队埋伏花亭村后竹林里，狙击从福安开来的国民党军80师押送民夫的1个连，连长当场毙命，俘敌40余名，缴获捷克式机枪1挺，步枪40多支。12月，周宁苎园坪村畲族革命武装队伍20余人，配合凌福顺率领的闽东工农游击队，先后二次与国民党保安独立旅黄苏部战斗，击伤敌兵多人。
民国25年（1936年）2月，寿宁四家坵、帽底等村畲族赤卫队，配合闽东独立师特务队，歼灭驻寿宁含溪国民党新十师1个连，俘敌13人，缴获枪支20余支，子弹3箱及一批军用物资。3月，福鼎双华畲族赤卫队300多人配合刘英率领的红军，攻打浙江平阳国民党军据点，缴获枪支弹药1批。同月，寿宁四家坵、帽底村畲汉民族赤卫队，也配合陈挺率领的红军特务队，歼灭驻守磻溪村国民党军一个排，俘敌10多人，缴获步枪20支和一批弹药。7月，宁德高山、巫家山、半山、猴盾、南岗、八斗等村畲族游击队58人，赤卫队90多人乔装挑柴、卖山货、售猎物、下市赶集等形式到八都街做内应，配合红军独立师，巧袭八都镇，摧毁敌炮台，击毙国民党军14人，缴获步枪63支，弹药十几箱及军用物资一批。不久，又攻打七都国民党军据点，缴枪42支，又歼灭驻柏洋坪村国民党军19人，并枪杀和瓦解宁德杨岸坂反动大刀会会徒100多人。8月，福鼎双华一带畲族赤卫队及虎头岗下庵墓、阶头、岭门后、马溪等畲族群众数百人，配合刘英率领的红军游击队参加福鼎李家山、虎头岗伏击战。全歼浙南地主民团1个连，活捉连长、缴获步枪百余支和弹药一批。10月，福鼎三面井、牛屎墩、龙潭面、大坪、三斗、里楼等村畲汉民族赤卫队、肃反队、游击队员300多人，配合刘英率领的红军，参加福鼎龟仔山战斗。活捉敌副营长和敌兵几十名，缴获机枪2挺，长短枪80多支，子弹15箱。在战斗中，畲族红军战士钟学锥英勇抢占制高点，逼使敌军退入红军设下的埋伏圈，确保战斗全胜。
民国26年（1937年）夏，福鼎浮柳畲族乡赤卫队冲击亭仔敌炮台，杀死国民党80师排长1人，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15支。民国28年8月，宁德巫家山畲族群众武装配合闽东工农游击队90多人，在中途狙击八都镇反动派和七都地霸押送私盐的联甲兵，缴枪8支，截获食盐2吨。民国29年秋，福鼎双华一带畲民配合浙南工农游击队，攻打平阳霞关镇，缴获长短枪32支。
民国35年春，左丰美、刘捷生等集中游击队班级以上干部在古田石坑里、六空地等村开展整风运动。石桥头村畲民钟家桂、钟家周、钟家关、钟永锋、钟家训、钟永福、钟永佃、钟家林、钟永明、钟永方、钟水连、钟永连等人参加武工队，并前往鱼山村收缴反动民团步枪7支，开展反霸分粮斗争。
民国36年3月，在古田际洋畲汉群众配合下，游击队镇压林家驱等5名反动地霸，捣毁伪政权、缴获枪支46支，成立“闽浙游击纵队”。左丰美率领游击队60人到宁德与黄垂明游击队会合，在当地畲、汉群众的帮助下，攻打宁德县洋中敌炮台，抓获国民党田粮处主任和土豪3人，打开洋中、东山国民党政府的仓库，发动群众连夜分粮。同年12月连、罗、宁边区游击队成立，欧阳友心担任大队长兼政委，与江作宇和黄垂明率领的畲、汉游击队员配合到宁德天湖山集中，在莒溪贝松楼打了一个伏击战，活捉保安队大队副兼中队长，缴获步枪21支。随后游击队化装成国民党兵开进莒溪乡，镇压了反动保长、保民代表，收缴步枪14支。
民国37年（1938年）2月，福鼎大岗头、龙潭面等村畲族地下武装，配合闽浙游击队连续攻打福鼎黄岭帮福、迭（叠）石的国民党军据点。3月，他们又与泰顺工农游击队配合打伏击战，缴获泰顺保安队轻机枪1挺、步枪10支，击毙其军事科长。
四、保卫苏区
民国23年（1934年）秋，中共闽东特委发出了《关于秋收斗争告党团员书》，畲族地区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十来岁的儿童，大部分被动员起来站岗放哨、监视反革命活动，保卫红色政权，保卫秋收。当时红七军团北上抗日先遣队经过福安穆阳镇留下一批伤员，中共闽东特委委派船民工会从水路把伤病员运到盐田湾，然后分别送到溪里、八斗、龙潭等畲族村后方临时医院治疗。畲族群众主动帮助担架队把伤员抬到龙潭，并自带粮食住到龙潭医院帮助放哨和护理伤员。龙潭附近的后章、溪墘楼等6个村庄还组织78人（占全部劳动力的90%）的畲族担架队，运送伤病员。许多畲族妇女主动帮助红军伤员烧饭、煎药和缝、洗衣服等。
同年10月，国民党当局重兵进犯闽东苏区。福（安）霞（浦）县苏维埃政府和岭面区苏维埃政府从福安岭头村迁驻霞浦龙潭。国民党军队对闽东苏区实行经济封锁，曾经两度强迫龙潭一带畲族村民移民并村，并把这些村庄的粮食、财物全部抢走，房屋全部烧光。强令“移民不准回村生产，外出要向保长请假，出门劳动只准带一顿午餐”，防止群众给游击队送食物，妄图把苏区干部和游击队员困死在山上。从村庄到路口，国民党军岗哨林立、对来往者强行搜身，而畲族群众还是千方百计地把粮食和生活必需品带上山支援苏区、支持革命。
民国24年秋，在白色恐怖下，福安岐山村畲族妇女钟勤淑（妇女工作团干部）在林洋山上掩护村苏干部安全转移时，右手胳膊被国民党保安队的子弹打伤，伤口治愈后，又四出活动，为革命筹粮备款，被逮捕后，在监狱里关了120天。
民国25年冬，闽东红军游击队集中队伍攻打岭头，苏区迁到孟尾洋中畲族村。孟尾村的畲民蓝神凤主动为红军筹借粮食和送日用品。有一次，蓝神凤在为红军送信到霞浦西胜途中，碰上了岭头村民团暗探，不幸被捕。遭敌严刑拷打，要其招出红军驻地，她一口咬定“不晓得”，最后惨遭敌人杀害，牺牲时年仅26岁。同年，福鼎县保安支队为摸清红军驻地情况，抓走白石村畲族群众李阿琛等4人，对其逐一审问，要他们说出红军伤员藏在哪里。严刑拷问并以杀头相威胁，但没有一个人暴露红军的秘密。福安县畲族最早入党的钟阿𠇍在国民党军队“围剿”中，改名“土溜”，抱着一条棉絮，带着一只沙锅，躲进附近的太阳山，开荒种地，隐蔽达13年之久，村里畲族群众无人不晓。但是，国民党军队多次进行搜山、恫吓，甚至吊打群众，却没有一个人告密。
民国26年1月，国民党军队“围剿”福安竹洲山一带6个畲族村期间，数千亩原始森林被烧成一片焦炭。但竹洲山根据地畲民并不屈服，等国民党军撤退之后，群众一齐动手，把红军枪械修造厂转移到岩下楼；把后方医院的红军伤病员抬到周宁黄殿村，再转移到宁（德）古（田）屏（南）一带。同年农历正月初二，国民党当局利用过春节的机会，突然派兵包围了福安下竹洲村，该村畲族共产党员、寿宁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钟日柱来不及转移，不幸被捕。为保守革命秘密，他面对敌人的残暴，毫无惧色，英勇就义。民国31年，宁德县保安支队50人进犯巫家山，中共宁德中心县委书记丁晋朝率领游击队，在群众的掩护下安全转移，保安队就把畲族村民钟连国抓起来，逼他招供，使尽一切酷刑，接连拷打了16天，他受尽折磨，仍不吐一点秘密，最后在乡亲帮助下，筹借了三百块银元，通过贿赂保安队队长，才得逃离“虎口”。
古田县半山村畲族女共产党员雷凑使，从民国35年开始担任交通员工作，负责送情报、送粮食，接待革命同志。国民党福建保安第五团大举搜山时，逼她带路前往搜查游击队的枪支，但一无所获，保安队只好将她释放。
民国23年10月～民国26年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为保卫革命根据地，闽东畲族群众始终积极配合革命武装力量，以革命暴力对付反革命暴力，开展反“围剿”斗争。
民国27年3月，福建保安第五团进犯宁德天丰亭畲族村，白岩头红军疗养所20多位红军伤病员来不及转移，惨遭杀害。天丰院畲族村被烧毁，连笊篱壑和金钟里两个畲族村也因受株连被烧毁。8月，国民党军百余人驻到村里，强迫畲民移民并村，把天丰亭村（6座民房）烧得寸草不留。同年5月，福建保安二旅黄苏部在霞浦城关集体枪杀区、村苏维埃主席等27人，畲族交通员钟金成同时被杀害。
据不完全统计，民主革命期间，闽东畲族村被烧毁135个，烧毁房屋10500多间，被杀害的畲族党员、干部、战士、群众和受摧残而死者达5000余人，可见畲乡受破坏之严重。
第三节 参政议政
一、当选代表、委员
当选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49年12月～1950年12月，福安、霞浦、宁德、福鼎4个县畲族当选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共803人，其中畲族代表13人，畲族代表占代表总数的1.62%；1952年7月～1953年3月，上述4县二届一次会议代表总数972人，其中畲族代表57人，占比例的5.86%。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1954年，福安、霞浦、宁德、福鼎4县一届人大选举人大代表953人，其中畲族人大代表80人，畲族代表占代表总数的8.4%。1957年，福安专区45个畲族乡，选举人民代表788人，其中畲族代表613人，占代表总数的78.95%。同年，全区当选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329人，县人大代表116人。1963年，区内9个畲族乡共有畲族人大代表266人，占全部人大代表总数410人的64.87%。1984年，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中，区内畲族当选乡、镇人大代表1299人，县人大代表253人。1953～1993年，福安、霞浦、宁德、福鼎4县（市）选举畲族县人大代表1400人，占同期人大代表总数13879人的10.09%。同时畲族当选全省人大代表32人，全国人大代表6人。
当选政协委员 1956年9月，福安、霞浦、福鼎先后召开政协会议，畲族当选县政协委员者4人。1966年，全区有畲族县政协委员5人，其中福安2人、霞浦1人、福鼎2人；省政协委员4人，其中福安3人、福鼎1人；当选县政协秘书长、副主席4人。1956～1993年，福安、霞浦、宁德、福鼎、周宁等5个县（市），担任县（市）政协委员者共126人，省政协委员7人，全国政协委员2人。
当选其他代表 1957年3月28日，福安专区召开首次少数民族代表会议，到会的畲族代表共100多人，代表全区10.08万畲族人民。会上代表们就畲族地区的生产建设等问题广泛发表意见。此后逐年都安排召开少数民族工作会议。1962年，召开全省少数民族代表会议，闽东亦推选代表参加会议。1965年，召开福安专区少数民族工作会议，全区代表220人，其中福安81人、霞浦54人、福鼎38人、宁德30人、周宁、寿宁各5人、柘荣4人、政和3人。参加会议的代表为纯畲族公社的党委书记和纯畲族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先进单位代表和积极分子。此外，党代会、团代会、妇代会、老区代表会、贫下中农代表会，均安排畲族代表出席。
二、办理提案
在有关会议上，畲族代表行使法律赋予的参政议政权力，广泛发表意见，谈见解，提建议，提交提案、议案。1957年3月，福安专区第一次少数民族代表会议共收到畲族代表的有关提案48案268件。其中：有关政法类的21案59件（民政6件、民族20件、老区7件、司法22件、监察4件），生产合作类的5案17件（合作16件、生产1件），财经类的7案25件（粮食9件、银行11件、建设5件），文教卫生类的10案108件（文化10件、教育76件、卫生22件），其他5案23件（干部13件、党团6件、妇女2件、其他2件）。会后有关部门逐项落实，及时办理答复代表提出的种种问题，并采纳了要求成立地、县民族事务工作机构，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民族乡，发展畲村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培养畲族干部等意见。
1980年，政协福安四届一次会议第56号提案，要求加强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领导，培养“四化”建设的民族人才，议案提出后，省政府领导、省教育厅厅长亲临闽东视察，及时采取解决办法。从1981年起，将少数民族师范毕业生分配到畲族地区任教，以加强师资力量，并从经济上尽可能支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此外，在历届人民代表大会上，畲族代表提出有关加强畲族村扶贫工作、畲族文化遗产发掘整理、加强畲族干部队伍建设、处理民族纠纷等议案，政府亦逐件予以办理落实，对推动畲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起到重要作用。
三、参与行政决策
民主革命时期，区内畲族人民就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民国23年（1934年），在中共闽东党组织领导下成立闽东苏维埃政府。福安、福鼎、宁德、霞浦等县的3个区、21个乡和600多个畲族村相继成立苏维埃政府。此外，大部分苏维埃政府均配备畲族干部，分别担任主席、副主席或军事、土地、财政、肃反、粮食、交通、文化委员等。畲族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愿望。据统计，民主革命时期全区畲族担任县（团）级以上干部的22人，区（营）级干部55人，乡（连）级干部92人，村苏维埃干部2000多人，畲族干部为穷人掌权，带领群众进行减租反霸、土地改革、发展生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批畲族干部先后走上领导岗位。1956年全区畲族脱产干部146人，其中县处级2人，区级37人，此外在基层担任党支部书记、乡长等主干的127人，合作社正、副社长371人，担任乡镇人委委员的425人。1973年，全区畲族干部426人，其中担任省、地区、县、公社领导职务和委员的就有72人。1984年，全区在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和政社分开工作中，畲族当选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1人、副主任4人、委员8人、县长1人、副县长1人、乡镇长12人、副乡（镇）长19人。全区畲族干部670人、其中地区领导1人、县级15人、乡级69人。1993年，在区内任现职的畲族干部增至1300多人，其中副厅级以上3人、处级22人、科级127人。畲族领导干部在各级领导岗位上，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维护民族团结，有效地行使法律所赋予的权力，参与各项重大决策，管理地方大政和本民族事务，在政治生活和各项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三章 畲族社区管理
第一节 民间管理
一、宗族内部管理
历史上，畲族社区管理以宗族内部管理为主。畲族村奉行族长和祠堂制度。通常1姓1个族长（又称父老），由族人推选村中年长、有威望、能秉公办事者担任。族长逝世后由族人另选1人担任，不世袭。村中大小事情均由族长决定，对内主持祭祖、修谱、建祠，处理族内有关家庭纠纷、财产继承分配和有关民事纠纷。对外协调祠际、村际关系，维护本族利益。
族长行使权力的依据是祠堂制度和“习惯法”。一姓宗祠，通常由血缘相近的同姓子孙组成。祠下分若干房，族有族长、房有房长，按祠堂族规分别负责处理祠内和房内的大小事务。
房下即为家庭，家庭以父亲为主，按祖传族规对子孙辈进行管教。晚辈负有孝敬、赡养上辈的义务。在财产的继承上父业子继，无子继承的，以嗣子（兄弟之子）继承，无嗣子继承的以房内同房子继承，继承权以居长者优先。
建祠、修族谱、祭祖是祠内的3件大事，也是族长份内事。祠堂是一祠集体议事和举行祭祀场所，通常建得比较气派。祠堂建好之后，修谱也很重要，《族谱》通常以显著的版面载明“族规”、“家训”，视同一族法典，族长藉此约束族众，管理祖业，调处民族内外纠纷。
《族规》记载的主要内容有：宗祠、祖坟、宫庙和祖产建（置）于何时何地；强调春秋祀典应有专人专款办理；要尊敬族长，族内大事应由族长主持裁决，族人应协同族长办理祭祖、造桥、修路等公益事业；维护祖业山场和山界，不受破坏，违者施以杖责，控官究办。族内财务应谨慎秉公，账目必须张榜公布；载明族谱20～30年一修；及时清理续嗣顺序，妥善安置孤寡者；房内嗣份缺人，允许本房子侄过继或抱养男孩续嗣；无子有女者可招婿承嗣，无子女者亦可抱养女赘婿（女婿入赘后，要改姓方许祭谱入族）。
《家规》：宁德猴盾“雷氏家训十则”其主要内容有：尊祖宗、孝父母、和兄弟、睦宗族、务农业、崇节俭、善治家、戒赌博、息争讼、敦人伦。其一至三条是处理家庭关系准则，第四条是处理族内人际关系之本，第五条强调立业，第六条强调生活作风，第七条家庭管理，第八条是戒律，第九条强调民事贵调解，“族中有授受不明，数目不清，先禀族长，听凭公断，依旧平心静气复归于好，勿致行苇践履之伤”，强调族内解决争讼，第十条讲夫妻伦理关系。
宗族管理除凭借《族规》、《家规》外，通常还以习惯法为规范，以传统惯例，作为裁决准则。如果犯规犯例，即受到族内谴责或责罚。如偷砍林木就要罚插苗还山，赔偿损失；偷挖竹笋要罚放鞭炮认错；偷宰大的牲畜，受害者有权追回赃款，并扒下偷盗者屋顶瓦片；虐待殴打妻子，要受“娘家头”舅姑的责罚，跪请恕罪等。
二、村社管理
畲族村历史上有成立“农社组织”之举。农社俗称“巡洋社”。主要以防盗、防劫、防火等三防为目的。其组合或以村为单位，组成村自卫社；或数村联合，组成联合社。农社由公众推选办事公道、敢于负责，且有一定武术本领和威信者领头，并选拔有办事能力者四五人作为常任理事，加以管理。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经宁德县正堂核准，发给猴盾“巡洋社”执照；清光绪年间，因时局混乱，猴盾村人雷成元出面组织“巡洋社”。后来由于成元办事公道，防盗护村得力，为附近各村所拥戴，合并组织十八村联社，时称“十八社”，成元任社长。“农社”按例每年秋季举行一次会餐，叫“会周”，以总结一年来办社成效，规划安排下年度巡洋、巡庄任务。因此“农社”组织实际成为畲村群众自发组织的村庄管理组织。农社存续期间，畲村大小事务许多由农社出面调解裁决。类似猴盾农社组织在畲村普遍存在。
第二节 政府管理
一、明清政府管理
明代以前畲民被视为“王化所不及”，和政府间没有直接发生关系，畲族人民既不负担纳税完粮的义务，也不享受相应的政治待遇。清顺治二年（1645年），南明右佥都御史刘中藻“巡抚金衢，团练僚民”，其选练士卒来自苎寮、菁寮、畲寮等三寮，均系畲民，说明此间畲民已有服役义务。
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因各都滥派畲民差徭，福宁知州董鸿勋赐立石碑永禁各都乡保滥派畲民差徭。
清雍正年间（1723～1735年），旨准畲民“一体编入民籍”。清乾隆二年（1737年），朝廷复颁旨绘画畲民图册进览。清乾隆五年对畲民实施“编图隶籍”、“编甲完粮”。当局正式向畲民征收田赋，畲民也开始享受相应的政治待遇。清乾隆三十九年，霞浦知县曹鸣谦根据畲民钟允成等的申述，报请福宁府知府徐元批准，再次檄示各都，不许滥派畲民差徭，籍端索贴扰累，并索砍竹木等。清嘉庆七年（1802年），福建巡抚李殿图在审结福鼎童生钟良弼呈控“县书串通生监诬指畲民不准与试”一案的饬文中批道：“尔等将版图之内，曾经输粮纳税，并有入学年分碓据者，以为不入版图，阻其向往之路，则又不知是何肺腑也！”李殿图这般话是当时畲民“编图隶籍”后和当地居民一样“输粮纳税”的佐证。政府对畲村、畲民的利益持保护态度也是很明确的。
清光绪三年（1877年）三月，宁德知县据二都长园村钟振德等呈称，其祖业山场遭匪贼盗践踏一案发出告示：“如有匪徒窃取滋扰，尔等协保拿获送县，以凭讯究”，对畲民的合法权益予以保护。光绪二十四年，福建提刑接察使司兼管驿传事盐法道余为告示称：“此种山民（畲民）完粮纳赋，与考服官，一切与齐民相同”。要求“百姓亦各屏除畛域，等类齐观，勿仍以畲民相诟病，喁喁向化，耦俱无猜，以成大同之治”，劝喻汉畲消除民族隔膜，用心良苦。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宁德知县李为因丐帮骚扰七都海潮和赤溪岑田村事发出告示：如有恶丐到村强乞，任意逞刁，倘敢再犯前情，准该乡民会同地保押送赴县，凭律惩办。这告示被刻石立于上述两村。可见清代地方政府已实施对畲村管理。只是还没有在畲村设官立署，畲村具体民事仍听凭各族长调解裁决，或由村社组织协调办理。
二、民国政府管理
民国前期，对畲村管理沿清例。民国23年（1934年）土地革命后，为加强对畲族人民的镇压防范，在畲族村推行保甲制度，保设保长，甲设甲长。仅福安县畲族地区就设有吴厝下、廉岭、仙岭洋、王松洋、燕坑、马山、林洋、井口等8个保。保、甲长大多由汉族地主或畲族富户担任。国民党政府利用推行保甲制度，控制畲民，实行连坐切结，发放良民证，向畲民摊粮派款、收取捐税、抓壮丁。畲民得交纳壮丁费、房屋费、电杆费、保甲费、区丁费、保丁费等名目繁多的捐税，传统的畲村族长、祠堂制度受到严重冲击。
三、人民政府管理
区域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畲族村编入乡村政权系列。1953年2月8日，根据《政务院关于建立民族乡若干问题的指示》，在福安畲族聚居的仙岩乡设仙岩乡自治区人民政府。1957年，境内建立有36个畲族乡政府。人民公社化中，实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民族乡被撤销。1963年，全区恢复设立9个畲族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实行县、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3级建制，畲族乡被拆分成若干生产大队。1984年起恢复畲族乡设置，1993年全区共建立有8个畲族乡。畲族乡除具有一般乡的职能外，还根据《宪法》中：“民族乡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有关规定，结合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和卫生等事业”的规定，保障杂散居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保证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加强党和国家对民族地区的领导，合理开发利用民族地区的各类资源，缩小地区差别和各民族之间发展差距等。
贯彻民族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畲族聚居县、畲族乡人民政府认真贯彻“保障散居少数民族平等权利”的政策，讲究工作方法，把疏通民族关系，打破历史造成的民族隔阂，调解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纠纷，加强与少数民族的联系，作为当时工作的重点。积极为当地畲族人民多办好事，进行民族成份识别；帮助当地畲族乡村改善饮用水和环境卫生状况；发放救济粮，解决畲族人民生产、生活上的困难，组织货源开展物资交流，方便畲族群众；积极宣传提高少数民族和妇女的地位，贯彻民族平等和男女平等政策；发展畲族党员，培养畲族干部；根据党的政治协商精神，推选畲族政协委员，加强统一战线工作。进而在畲族地区开展清剿反动残匪；进行“四大财产”登记；宣传发动畲族贫苦农民向反动地主恶霸作斗争，镇压反革命；开展抗租抗债，烧毁旧田契，进行土地改革；动员畲民报名参军参战，支援抗美援朝。整个工作过程始终贯彻一条“慎重稳进”的民族工作方针。
20世纪50年代，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期间，一些基层干部急于求成，不顾畲族的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不加区别地一律认为不入社的畲族农户都是社会主义改造对象，采取命令办法，强迫畲族农户土地和生产资料全面入社，甚至抓关不愿入社的畲族群众，没收其土地和生产资料，出现歧视和侵犯畲族群众权益的现象，影响“团结、友爱、互助、合作”民族政策的落实。1953年9月，中共福安地委统战部对区内畲族情况进行调查，同年11月，召开各县统战部干部和民族专职干部会议，并配合省民族检查组对民族工作情况大检查和民族政策再教育，及时纠正错误，改善民族关系。
1954年部分在畲族地区工作的干部又重犯强迫命令毛病，错误地把地方民族主义列为批判重点，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处理，打击了一批畲族干部，引起畲族群众的不满。1958年，一些地方无视民族和民族地区特点，违背客观规律，大刮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瞎指挥，盲目追求“一大二公”，搞“一平二调”，严重挫伤畲族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加上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畲族地区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自然生态也遭到严重破坏；而在思想战线上却又极力批判所谓“特殊论、落后论、条件论，鼓吹毕其功于一役”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民族融合，世界大同”等，给民族工作造成严重思想混乱，给民族事业的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后果。
“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反革命集团任意践踏党的民族政策，大肆迫害民族干部，破坏民族事业，严重阻碍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发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重申民族政策的正确性和有效性，重新明确了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和职责范围，进一步阐述新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方针。帮助畲族地区发展各项建设事业，逐步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民族工作根据区情和民族特点采取“一手抓民族经济开发，一手抓发展民族教育”的两条腿走路方针。民族经济开发中，侧重抓好茶、果、林、食用菌生产；在饲养业方面侧重抓好猪、羊、牛、兔饲养；在加工业方面侧重抓茶叶、粮油、竹木、砖瓦加工；重点扶持民族支柱产业，建立产业基地，推动民族地区调整产业结构。稳定民族中、小学教师队伍，给在民族地区工作五年以上的中小学民办教师考核转正；在边远山区重点兴办一批寄宿制的民族中、小学，在生活上给学生予照顾；对个别特困村的小学给予免费三年教育，分期分批发展学前教育和成人技术教育，优先录取少数民族师范生、农校生和卫校生，注意培养高级技术人才，采取奖励金的办法，鼓励学生进取；改善重点民族中、小学办学条件；对中、小学毕业的落榜生集中进行文化和适用技术补课等，均收到较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第四章 民族事务
第一节 管理机构
一、机构
明至民国时期，政府未设专门管理民族事务机构，有关畲村民族事务均由祠堂公推的族长出面解决。族长掌管一族（祠）大权，村内大小事情，均由族长裁决、排解，极少诉之官府，其处事标准，往往以族规、家规和社会习惯法为准绳。
民国2年（1913年）春，霞浦县畲族雷石嫩等人为维护畲民权益，在松城举办“山民会馆”（三明会馆）成为闽东浙南畲族政治、文化活动中心。畲民遇有不平之事，便由会馆出面帮助解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3年地委统战部和福安、霞浦、宁德、福鼎4县民政科开始设民族事务股，配备专职畲族干部。1957年，福安、霞浦、宁德、福鼎4县和福安专署先后设民族事务科，干部总编制28人，1958年撤销。1963年复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撤销。1983年起先后复设，同年，全区配备民族专职干部27名。
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 1949年闽东解放以后，各级人民政府均把民族工作列入议事日程。1952年，福安专员公署民政科配备专职民族干部2名，负责管理民族事务。
1953年，福安地委、专署把民族工作当作统一战线工作内容之一，在中共福安地委统战部内设立民族事务股，配备畲族干部4人，股长雷锦灼。1957年9月，成立福安专署民族事务科，配备畲族干部3人。1958年5月，民族事务科撤销，民族工作由民政科兼管。
1963年4月，恢复专署民族事务科，编制3人，科长由民政科科长兼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专区、县负责分管民族事务工作机构瘫痪，专区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民族工作由军事管制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办公室兼管。
1968～1970年，专区与各县先后成立党政合一的革命委员会，在委员会内设政治处民事组，分管民政、民族、宗教、复员退伍军人安置、老区建设、劳动就业安排等项工作。民事组安排1人处理民族工作。
1974年，地区根据福建省民族工作座谈会“凡是畲族人口较多的县和公社也要指定1名领导干部分管（民族）工作”的精神，地区设民族专职干部2人（全区共9人）负责处理日常民族事务。1975年12月，地区民事组改称地区民政局，下设人秘、优抚、社会救济福利、民族事务4个组（科）。
1983年10月，成立宁德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雷锦灼，陈诸玉等22人为委员。办公室干部编制8人。1984年5月，行署任命蓝致兴为民委副主任。
1985年12月，地区民委组成人员由于工作变动，进行调整，调整后有委员21人（女4人），其中畲族14人，回族1人，汉族6人。1989年4月，在地区民委内设经济科。9月，行署任命蓝慈富为地区民委副主任。并在福安、霞浦、福鼎、宁德等县历届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设立民族工作组、在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设立民政委员会或民族华侨民政委员会，负责民族工作。
1993年5月，蓝运全任地区民委主任；1994年4月雷木生任地区民委副主任；地区民委内设办公室、经济科和文教科等3个科室；编制9名，实有7人；其中处级领导干部2人，科级领导干部3人。地区民委是行署管理民族事务的职能部门。负责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检查民族政策、法规的执行情况，办理有关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合法权益事宜。协调有关部门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科技等事业。参与制订有关民族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管、用好民族专项资金。配合组织、人事部门做好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教育和使用工作，管理、识别、认定民族成份。组织接待少数民族学习、参观、考察以及来信来访等事宜。
县民族事务委员会 1949年闽东各县解放后，由县人民政府民政科专管民族事务。1953～1955年间，宁德、霞浦、福鼎、福安县先后在民政科内设民族事务股配备畲族干部1～2人专管民族工作。1957年5月福安、霞浦、福鼎、宁德均成立民族事务科，编制宁德2名外，其余均为3名，寿宁、周宁各配备民族干部1人，柘荣由民政科指定专人兼管民族事务。1958年5月起各县民族事务科或并入民政科设民族事务股，或与民政科合署办公。1963年除霞浦、福鼎县正式设民族事务科与民政科合署办公外，其余各县均在民政科内设民族事务股或设专职民族干部。1977年，各县民政局配备1名专职民族干部。1983年10～11月间，福鼎、福安、霞浦、宁德4县相继成立民族事务委员会，1989年4月，古田县亦成立民族事务委员会，各县民委配备干部3～7人不等，职能与地区民委相同。
二、民族工作
1952年7月8日，民委组织专人配合福建省人民政府调查组写出《畲族福安县仙岭洋村调查情况》，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头一份畲族社会调查报告。它对畲族族称及迁徙历史、生活习俗作了简要叙述，并对群众的要求作了反映。
1953年6月以福安专员公署的名义对福安双留乡少数民族（畲族）情况进行调查；同年9月，又组织人员深入福安、福鼎、宁德、周宁等县进行畲族情况调查；同年11月，以中共福安地委统战部的名义到福安仙岩、双留、可洋3个乡调查，写出畲、苗、瑶族源报告。1954年3月，省、专、县三级统战部和民族部门一行9人，到福安岳秀乡进行调查。该乡11个自然村，除岳秀、兰田2村外，其余梧桐、黄卢头、港里、中坂、七埞、横林、岐山、王厝、龙腰河9个畲族村均定为革命老根据地。同年10月，中共福建省委统战部、福安地委统战部，组织福安、寿宁、柘荣3县畲族干部5人，到福安下逢乡畲、汉民族杂居地区，调查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情况，写出《福安县下逢乡畲族地区生产情况、特点及今后意见》。
1958年，专区抽调大批畲族干部，配合福建省民政厅办公室主任兼民族事务处处长白子文、厦门大学讲师陈国强、中央民族学院讲师施联朱等人组成的福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分别到福安、霞浦、福鼎、宁德等县畲族乡村进行调查。写成《畲族简史》和《畲族社会历史调查》两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4年后，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福安县坂中、康厝、穆云，霞浦县盐田、崇儒、水门，宁德县金涵，福鼎县硖门等8个畲族乡，设立畲族乡人民政府。民委参与制定畲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划和措施，使各项补助款与资金得到合理的分配及使用，帮助畲族贫苦农民脱贫致富。协同有关部门制定规划，举办各类培训班，发展畲族地区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科技事业。地、县民族事务委员会自1986年以来，举办茶叶、果树、食用菌、水产养殖、农村医生等培训班20多期，培训畲族青年5000余人次，受训人员基本上都能掌握一到几门实用技术。民委干部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畲族群众，收集情况、反映情况，协助人事组织部门做好民族干部的培养与使用工作，在物色人才上起推荐作用、参谋作用。组织畲族乡村群众、干部外出参观学习，扩大视野。福安、霞浦、宁德、福鼎民族工作部门自1956年以来，还相继在城关设立少数民族招待所，以优惠价接待畲族旅客，方便畲族群众。配合有关部门开展民族政策、法规宣传教育活动，反馈民族政策、法规在本地区执行情况，处理协调民族关系，增强民族团结，将民族地区脱贫致富工作纳入各县（市）整体规划，因地制宜，发展民族开发性生产。少数民族群众要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在开展扶贫落实各项优惠政策时，围绕“巩固温饱、壮大集体、加快开发、提高素质”以实现更高层次的脱贫致富目标，要特别注意发展壮大民族村村级集体经济。
第二节 扶持工作
一、经济扶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从人力、财力、物力各方面帮助畲族地区发展生产。1962～1963年，全区先后3批发放少数民族专款42.49万元，棉布21.5万尺，棉花5425公斤。据专用款使用效果统计：用于生产的占80%，用于生活的占20%；受救济49个大队、169个生产队，9718户、38514人。
1964～1965年初，人民政府拨给畲族地区的补助专款43万元；帮助畲族地区垦复茶园8000亩，购买耕牛、猪、羊2000多头，购置农具1000件，兴修水渠35条，购进肥料90吨，为困难户添制寒衣2900多件，修建房340间。
1979年投放少数民族地区补助款132.5万元，用于帮助畲族农村集体兴建小型水电站158处，兴修山塘水库、水利和围垦30处，新建粮食、茶叶加工厂192个，修建集体粮库305座，修建道路桥梁30处，添置手扶拖拉机67台，补助发展村茶果与海产养殖137个单位。
1984年，宁德地区赊销少数民族棉布89.8万米，棉制服4202件，絮棉53.5吨，棉被1643条，蚊帐布54.12万米，蚊帐76条，棉毛衫10330件，被单、棉毯1345条，折合人民币6246.59万元。赊销61701人，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41%。
1985年，霞浦县民政局由于在挂钩扶持二坑畲族村开展扶贫工作中成绩显著，受到国家民政部部长的表彰。中共霞浦县委书记陈济谋在3年中先后到上水畲族村作过7次调查，指导扶贫工作。各单位在扶贫工作中，帮助畲民出谋献策或提供贷款，使之摆脱单一封闭型自然经济状态，树立商品生产观念。霞浦县税务局在海边畲族村扶贫时，节省本局支出，为畲民办了大量实事，成绩突出，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单位光荣称号。
1984～1990年，全区发放民族专项补助经费达1000万元以上。其中有偿经费占30%，发放重点是改善畲族农村基础设施。福安市有28%用于畲族村基础设施建设，34%用于发展畲村农业生产，24%用于畲族教育卫生与社会福利。发放范围是村级集体经济实体及个体经营者（含各种专业户、重点户、贫困户等）。与此同时，7个畲族乡还享受贫困乡待遇。在乡财政留成、企业税收减免、公粮减免、粮食定购加价、认购国库券等方面采取优惠政策。从霞浦县3个畲族乡看，单田赋税一项，1984～1989年免征或减征粮食3987吨，折合人民币142.63万元，平均每人受益19元。
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德军分区在1985～1992年的7年中派出20多批100多名官兵，深入福安县坂中大林等3个畲族村扶贫，帮助380户畲族农民脱掉贫困帽子，受到福建省军区的表彰。周宁县林业局从1989年起免费供应畲村造林种苗，县供销社也给畲族每户照顾供应化肥50公斤。
福安县县直机关单位1989年扶贫挂钩16个畲族行政村，占全县挂钩总数的1/4。在扶持222个村级集体经济项目中，畲族村占41个；专贴92万元，畲族村占16.5万元，平均额比汉族村多400元；安排特困户补助款28万元，畲族占6万元。康厝畲族乡通过扶贫工作，发展商品经济，1988年，人均收入从1985年的160元增加到380元，人均口粮由1985年的225公斤提高到300公斤，脱贫率达95%。同时，柘荣、寿宁、周宁、古田、屏南等县部门也采取措施，分别帮助畲民脱贫致富。截至1989年底止，全区畲村累计种茶5227亩，种果114万株，造林1.2万亩，种香菇190万袋，养对虾2278亩，创办各类加工厂46个，人均纯收入407元，比1985年增长237%，脱贫1.2万户，占畲族贫困户的75%。全区已通公路的畲族村405个，占畲族总村数的1/5；已通电的畲族村971个，占畲族总村数的1/2；已用上自来水的畲族村262个，占畲族总村数的1/7。
1992年全区民委系统挂钩15个少数民族村委会（地区1个、福安4个、福鼎2个、宁德2个、古田1个、霞浦3个、周宁1个、柘荣1个、屏南、寿宁1～2个自然村），帮助发展开发性生产，搞好脱贫致富。
1994年，宁德地委、行署把“实施少数民族贫困村搬迁造福工程”作为帮助少数民族打好“贫困攻坚战”战役的大事来抓。全区1789个少数民族自然村中，10户以下的自然村有357个、2570户、11500人居住条件十分恶劣，生产生活受到极大的限制。周宁县决定从城区划出耕地8亩，作为苎园坪、陈家山下洋少数民族“造福工程”新村用地。福安市委、市政府领导先后两次到坂中畲族乡召开现场办公会，在市郊地带划出100亩作为少数民族搬迁用地，制定减免土地税费、规划费等优惠政策，解决启动资金30万元。全区计有24个村，288户、1308人搬迁入新村新居。
二、优惠政策
中华人民和国成立后，为改变畲族地区经济落后状况，地委行署除了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省有关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和制订区内相应的有关优惠规定外，优先安排有关项目，积极扶持发展畲族地区经济。
1962年，福安专区、县卫生部门定期组织巡回医疗队，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巡回医疗，开展疾病防治和对基层卫生机构进行技术指导，对危害畲族人民健康较大的疾病，进行重点积极防治，对畲族贫苦病人，给予适当医疗费减免，其费用在各地卫生事业费内调整解决。并在社会救济款发放、农业生产贷款和公粮减免、生活用品供应等方面亦考虑优先照顾畲族地区。
1973年，闽革政民（73）37号、闽革财预（73）44号文规定：在福建省内定居的少数民族（除壮族外），包括国家干部、职工和城乡居民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在特殊情况下由本人申请，乡镇审核，经县（市）计划生育部门批准，可以有计划地安排生育3个孩子，但生育期间隔必须满四周年；畲族耕地承包期30年，并允许转让承包权。
1981年银行系统对少数民族聚居区、生产少数民族用品企业，发展生产所需的流动资金和中、短期设备贷款，优先给予支持，给予低息贷款照顾（按月息3.3‰计息）。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生产批量少、工艺复杂、利润低的集体所有制手工业的贷款，按月息3%计息。从1983年起，凡在畲族山区任教的小学教师，每月有3～10元的生活津贴费；随带家属是农业人口，且没有劳动力者，口粮由当地用返销粮定量供应；民办教师工资除国家发给部分外，社队集体和学生家长还要给予补贴；对家在农村的公、民办教师，生产队不得向他们收取“三金”和摊派义务工。
1985年起，全区分别情况减免畲族乡村农业税。最贫困区免征农业税5年，困难较轻者，酌量减征1～3年。鼓励贫困区畲民兴办开发性企业（林场、畜牧场、电站、采矿、工厂等），5年内免交所得税。同年12月，福建省人民政府对畲族乡享受省定贫困乡优惠政策作了规定：粮食合同定购任务改为议价收购，差价部分由省财政给予补贴，每购100公斤补6～8元，补贴金70%归卖粮户，30%留在民族乡办公益事业。取消国库券认购任务，让少数民族农民完全自由认购。建立乡财政，实行财政包干后，财政收入增收部分全部留给民族乡使用。竹木特产税乡镇提留部分，由原30%提高到50%，留乡使用。将农村集贸市场税、特产税、屠宰税划给乡财政收入。免征农业税5年，新办企业免征产品税、增值税2年，民族乡新、老企业一律免征所得税5年。外乡、外地在民族乡办企业可享受免征所得税5年。民族乡办小水电可无偿拨款30%～50%。修建民族乡、村道路作为各级财政、交通部门扶持的重点。民族乡中、小学教员工资浮动一级，民办教师符合条件可优先转正。民办教师的工资，从群众负担改为省、地、县三级共同负担。地、县（市）民族小学优先录取少数民族学生。建立健全民族乡卫生院、医疗所（站），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医疗人员。国营、集体单位可在民族乡内招收符合条件的农村青年做工（不转户粮关系）。
1986年起，福建省对11个贫困县153个贫困乡和14个民族乡新办的乡镇企业、基层供销社、新办的工业企业免征产品税、增值税3年，免征所得税5年。外地企业到以上地方投资，分得的利润5年内免征所得税。属于生产性以及教育、卫生、科技等方面自筹基建项目的投资，免征建筑税3年。贫困乡的企事业单位免征奖金税2年。畲族子弟升学可以降低分数给予照顾录取，对在少数民族地区任教的民办教师转公办，也可以降低分数照顾转正。
1985～1992年，宁德地区教育局拨款92万元资助地区民族中学、福安市民族职业中学、宁德市民族中学修建教学楼和学生宿舍。1992年，宁德地委行署为福安市民族村发展集体经济筹集资金90万元。地区每年安排财政周转金30万元用于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改善民族地区办学条件，采取财力、物力重点投入的倾斜政策，重点支持民族中小学校舍的新扩建工程。同年，福安、霞浦、福鼎、宁德4县（市）政府支援畲族地区搞水电、公路、围垦造田等项目资金达280万元，对改善畲族地区生产、生活环境取得显著的成效。
第三节 干部选拔培养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闽东各级党组织就十分重视在畲族群众中发展党员、培养干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闽东牺牲的畲族革命烈士就有510人之多，其中县级干部5人，区级领导干部32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有计划地培养畲族干部，至1956年全区共有脱产畲族干部146人，其中县级2人、区级37人、一般干部107人。此外，不脱产和半脱产的乡主干（党支部书记和乡长）127人，合作社正副社长371人。1952～1962年，福安专区选送畲族干部6批28人和畲族高小毕业生25人，分别到中央民族学院、中南民族学院的干部培训班与文科预科班学习，结业后回地方工作。1962年8月24日，中共福安地委在《加强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福安、福鼎、霞浦、宁德4县，应在县直机关科（局）长以上干部中，安排1～2名少数民族干部。少数民族较多的区、社都应配备少数民族干部。”1963年，全区畲族干部121人，其中区级以上的29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畲族干部培养工作一度受影响。1973年全区从畲族农村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中选拔干部14人充实公社领导班子。同年，全区畲族干部担任省、地区、县、公社党委委员者共计72人。1973～1976年，全区大专院校毕业的畲族学生仅11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视培养畲族干部。1978年，宁德师范开设民族师资班，招收畲族初中毕业学生。1979年，全区输送32名畲族干部到各类大中专院校和各级党校深造。并在检查落实民族政策的同时，提拔任用副科级以上畲族干部24人。
1980年，全区共有畲族脱产干部426人，其中，当选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4人，县长、副县长2人，公社正、副主任（镇长）18人。同年，由地区人事部门划出专项指标，专门录用少数民族干部，降分录取畲族干部23人。后又从畲族农村主要干部和社会青年中招收合同制畲族干部50人。至1983年，全区共有畲族干部（含中小学教师、医护人员）598人，其中县级干部11人，区级干部55人。1984年，全区畲族干部670人；其中地级1人、县级15人、乡级69人。1989年，全区共有畲族脱产干部864名，其中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者20人，任副科级以上职务者94人，占全区干部总数的2.3%。
1990年，宁德地区农校又增设畲族预备班，每年两个班各招畲族初中毕业生40名。降低20～30分录取。福安市坂中畲族乡委托地区农校培训畲族学生20名，结业后回村当主干。同时，福州大学、福建农学院、福建林学院、福建医学院、福建师范大学开设少数民族预科班向闽东招收畲族学生。1991年，宁德地区拥有畲族干部1079人，其中，担任全国妇联执委候补委员1人，中共福建省委候补委员1人，政协福建省委员会委员3人，中共宁德地委副书记1人，处级干部23人，科级干部127人。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在改革开放中，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大业中，有效地行使法律所赋予的管理国家、管理地方、管理本民族事务的权利，在各项建设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992年，全区49个少数民族千人以上的乡镇均配备畲族党政干部。
1993年，中共宁德地委（1993）18号文件指出：“大力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造就一批德、才兼备适应新形势需要的干部队伍，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能否实现的大局，事关民族问题能否正确解决的大局，事关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大局，是振兴民族经济的需要。”民族地区经济要振兴，首先需要培养大批民族干部，宁德地委和行署把多渠道培养选拔畲族干部摆上各级党委组织、人事部门的议事日程，纳入干部队伍建设的总体规划。
第四节 组织参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增进各民族的相互了解，促进民族团结，党中央和国务院十分重视组织少数民族干部到各地参观学习。
1952年，区内福安畲族代表雷霖其参加华东区少数民族代表团，赴京参加国庆观礼，在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在怀仁堂聆听毛泽东主席的报告，观看了国庆阅兵和各项活动。福建少数民族代表返榕后，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叶飞接见代表，并在八一剧场举行少数民族代表晋京观礼团传达大会，雷霖其用畲族语在会上作了报告。1957年8月，福建组织畲族国庆观礼团，由省人大代表、福安凤洋乡党支部书记雷全妹任团长，雷恒春任秘书长，代表团共14人，8月25日到北京，在东北参观1个月后，9月27日返北京参加国庆观礼，10月6日下午4时，毛泽东主席，刘少奇、朱德、陈云副主席，邓小平总书记接见各族代表团，并合影留念。接见时毛泽东主席走到福建代表团前与代表一一握手，并向刘少奇等人介绍说：“这是畲族，在福建浙江一带”，代表们心情激动不已。10月10日代表团离开北京赴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参观，全程历时48天。1959年，国庆节闽东畲族代表再度参加国庆10周年庆典。
1963年，福建和浙江省合组一个少数民族参观团，全团42人，其中福建省21位代表中，畲族代表18人，团长由福安县副县长雷锦灼担任，区内代表共11人，分别是福安雷锦灼、钟勤淑、雷姿淑，宁德雷贤家、钟秀凤，霞浦李细妹，福鼎雷朝菊，寿宁蓝任兴，柘荣雷良兴，周宁蓝成勤等。代表团于9月23日从福州出发，27日抵达北京，11月13日返回福州，历时52天。代表们参加周总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国庆观礼，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此外，省人民政府两次组织少数民族参加省国庆观礼，同时，还组织他们到福州、三明、厦门等地参观。
1975～1978年，全国开展“农业学大寨”。中共宁德地委、地区革命委员会与民族事务部门，分别在福安、霞浦召开三次全区少数民族农业学大寨生产经验交流会。全区各县公社、大队民族干部100多人次分别参加会议，并到福安、霞浦有关的生产队、大队进行参观、学习。1979年，宁德雷祥斌赴京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大会。此外，1978年、1979年省内先后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分别由雷瑞华、雷恒春任团长赴京观礼。1980年，宁德钟木成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次年，宁德雷珍昌赴京参加国庆观礼。1983年5月，雷锦灼任少数民族参观团团长，全团15人，5月17日抵京参观，在京期间受到中央领导李先念等同志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随后前往四川重庆、湖北武汉、河南郑州、上海等地参观学习。
1984年7月1日，地区民委主任雷锦灼、副主任蓝致兴和老区及畲族代表28人一道参加闽东苏维埃政府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中顾委委员范式人，原省军区副司令员陈挺，副政委钟大湖，地委书记吕居永等领导与全体代表座谈。代表们还参加了闽东革命纪念馆、闽东畲族革命纪念馆奠基仪式。同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宁德地区二院医生蓝品英（女）、福安松罗后洋乡党支部书记钟成祥两位畲族代表光荣参加全国少数民族观礼团，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同时宁德地委、行署组织少数民族基层干部、专业户、联合体代表40人由地区民委蓝致兴副主任带队前往福州参加省庆祝国庆活动。
1952～1984年，宁德地区畲族代表参加全国少数民族国庆观礼团的共有20批90人。1986年12月，宁德地区民委组织各县民委主任，古田县民政局分管民族工作的领导及畲族乡乡长一行14人，由蓝致兴副主任带队，前往浙江丽水及温州市少数民族地区参观考察。1952～1993年共有100多位畲代表先后晋京参加国庆观礼和参观学习。通过参观学习，拓宽代表们的视野，增进民族间的理解和团结，促进区内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
第五节 民族团结
历史上，统治阶级对畲汉民族奉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排斥畲民，挑拨民族之间关系，不断制造争田、争山、争水事端和挑起械斗。大族欺小族，大村压小村，侮骂畲民更是常有的事。
但畲汉两族人民在频繁的生产、生活交往中，逐步形成的互相谅解、信任、学习和互相依存的传统友谊却始终是主流，是牢不可破的。霞浦溪坪、上水一带畲村把当地汉族肇基先民奉为“开山地主”，立香位，加以供祀。福安后门坪村畲族称当年协助开拓后门坪的魏姓汉族先民为“魏公侯王”，建魏公庙宇，每年农历二月二日举行庙会公祭，表示他们对汉族先民怀念的虔诚。而有的汉人，接受畲族文化，从饮食起居到风俗习惯都与畲族无异。不少畲族村通晓汉族方言，历史上畲族生员同样接受汉族儒家思想文化的教育。畲汉通婚，亦较常见。根据清光绪三年（1877年）福安溪柄东山村《雷氏宗谱》载，自乾隆至同治年间，雷氏娶妻455人中，钟氏女272人，蓝氏女160人，雷氏女1人，吴氏女7人，李氏女6人，杨氏女3人，汉族陈氏女2人，郭、郑、王、董家女各1人。在嫁女的255人中，嫁钟家154人，蓝家70人，吴家5人，杨家4人，汉族郑家6人，张、李家各3人，郭、林、蒋、叶、宋、阮、何、龚、罗、徐家各1人。民国35年（1946年），霞浦松城畲族雷有金之母钟氏百岁寿辰，汉族群众为其在“中山堂”举办庆贺“雷母百寿”活动，百多位知名人士为其书写“寿”字，合成“百寿图”。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畲汉两族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在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深厚革命友谊。霞浦龙潭村在受到国民党军“三光政策”洗劫之后，畲汉群众肩并肩地在深山盖起草寮，居住一处，生死与共，渡过艰难岁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闽东各级党政部门十分重视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积极探索畲族区域发展路子。
1951年，各级党政部门大力宣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内各民族，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各“民族一律平等”与“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的规定以及政务院《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霞浦县七星曲村汉族取消了对畲民收取“海埕租”、“茶亭谷”和“官谷”等不合理的负担，建立起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互利的新型民族关系。
1955年，浙江省有几户汉族迁到霞浦茶岗居住，畲民积极帮助搭盖草寮。不久，霞浦岭头畲族村失火，邻近汉族村民伸出友爱之手募集口粮1750公斤、现金236元和衣物相助，并出工410日，帮助灾民重建家园。
1958年，福安甘江汉族大队塘堤在八月大潮有被冲溃的危险，山岭大队畲族群众闻讯后，连夜出动200多人，抬着木头，拿着锄头下山支援抢险。1960年6月，福安溪柄公社扆山汉族大队惨遭水灾，碧后畲族大队组织40多人，随带粮食、农具与20万株蕃薯苗下山，帮助汉族社员补种救灾。
1970年，宁德地区“农业学大寨”期间，各县掀起兴修水利，围塘造田，新辟公路的热潮。福安兴修炉山水库、建设福（安）穆（阳）公路、围垦溪尾塘田、开凿龙溪水利。霞浦兴修溪西水库、七宝洋水利。宁德兴修马坂水利，围垦东湖塘田、新建宁（德）古（田）公路、新修金涵水库，这些工程规模宏大，均动用各所在县的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广大畲族群众主动献工献料。宁德金涵水库工程修建时，全县19个畲族行政村就出动1200多人共同劳动，自带口粮、行囊、工具到工地与汉族兄弟并肩施工数月。
1983年，宁德地区与所属的福安、福鼎、霞浦、宁德等县先后成立了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工作有了专门机构和专人管理，民族关系也更加融洽，各地更加深入地、系统地进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随民族关系的融洽，畲汉通婚者日益增加，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仅宁德、福鼎2个县（市）统计，汉族姑娘嫁畲族的2433人，畲族姑娘嫁汉族的2697人。从1983～1990年，全区受省级以上表彰的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及个人有80人（个）。宁德地委、行署表彰的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单位88个、先进个人146人。
1992年，宁德地区召开民族工作会议。会上，宁德地委、行署表彰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单位61个、先进个人60人。
附：历次受省级以上领导机关表彰的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单位和个人名单
1983年受福建省人民政府表彰的民族团结先进集体
中国人民解放军37503部队直属政治处 福鼎县文化馆
宁德地区教育局 福鼎县桐城区古岭乡医疗站
中国共产党霞浦县崇儒公社委员会 福鼎县前岐区佳阳民族乡
霞浦县盐田公社西胜大队 宁德县八都公社八都大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32811部队94分队 宁德县七都飞竹第七生产队
福安县康厝公社 宁德县人民武装部
宁德地区民族中学 宁德县赤溪公社松岭大队
福安县坂中公社仙岩民族小学 霞浦县水门公社茶岗大队
福安县社口公社利岔大队 霞浦县崇儒公社新村大队
福安县湾坞公社梅洋大队 霞浦县州洋公社马洋大队
福安县坂中公社洋家山茶场 霞浦县果品食杂公司
福安县甘棠公社小岭大队 柘荣县水利电力局
福鼎县硖门区瑞云民族乡 寿宁县凤阳公社北山大队
周宁县咸村公社云门大队 屏南县甘棠公社巴地大队
古田县杉洋东溪西园生产队 宁德地区水利电力局
1983年福建省人民政府表彰的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
李兆泉 霞浦县溪南公社南山门小学教师
游锡标 福鼎县佳阳民族乡滨阳小学教师
缪振声 福安县松罗公社牛落洋大队党支部书记
雷增金 霞浦县盐田瓦窑头
蓝何俤 霞浦县民委副主任
陈启情 周宁县城郊公社陈凤大队副大队长
张义宣 古田县平湖公社富达小学校长
巫中平 宁德县赤溪公社松岭大队琴田小学民办教师
魏君沛 宁德地区民族中学副校长
1988年国务院首次表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有：
霞浦县茶岗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 霞浦县税务局
福安县坂中畲族乡人民政府 福安县民族实验小学
1989年国务院表彰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有：
福鼎县店下三佛塔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
1990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表彰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有：
地区教育局
武警宁德支队 宁德市人武部
海军某部基地通讯站 福安市甘棠过洋党支部
1990年被国家民委表彰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
吴增德 宁德地区行署副专员
蓝大福 霞浦县崇儒畲族乡新村香菇专业户
袁润熙 宁德军分区卫生所所长
1993年被国家民委授予全国民族团结先进单位有：
霞浦县盐田畲族乡政府 福安市坂中畲族乡人民政府
福鼎县瑞云乡党支部、村民委员会
1992年宁德地委、行署表彰宁德地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单位61个：
宁德地区教育局 宁德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
宁德地区财政局 宁德地区民政局
宁德地区卫生局 宁德地区文化局
宁德地区交通局 宁德地区水电局
宁德地区民族中学 宁德地区农业学校
福安师范学校 宁德市人民政府
宁德市八都镇猴盾村委会 宁德市民族事务委员会
宁德市金涵畲族乡人民政府 宁德市教育局
福安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福安市人民武装部
福安市脱贫领导小组办公室 福安市穆云乡人民政府
福安市社口镇南山民族小学 福安市潭头乡渔溪洋村委会
福安市坂中畲族乡后门坪村委会 福安市教育局
中共福安市委组织部 福安市农业委员会
福安市民族职业中学 福安市社口镇人民政府
福安市康厝畲族乡红坪村委会 福安市溪柄龙潭面村委会
福安市穆云畲族乡中沃村委会 霞浦县粮食局
霞浦县烟草公司 霞浦县脱贫领导小组办公室
霞浦县三沙镇民政办公室 霞浦溪南镇关门村委会瓮里村民小组
霞浦县民族事务委员 霞浦县教育局初教股
霞浦县沙江镇人民政府 霞浦县水门畲族乡青岙村民委员会
霞浦县溪南镇在门村委会瓮里村民小组 福鼎县民族事务委员会
福鼎县秦屿镇方家山村委会 福鼎县财政局
福鼎县桐城乡埕尾村民小组 福鼎县硖门乡人民政府
福鼎县前岐镇佳阳茶场 古田县教育局
古田县凤都镇人民政府 古田县平湖镇富达村委会
寿宁县民政局 寿宁县科委
寿宁县老区办 柘荣县交通局
柘荣县水电局 柘荣县乍洋乡柯岭村委会
屏南县民政局 屏南县甘棠乡巴地村委会
周宁县教育局 周宁县老区办
周宁县咸村镇云门村委会
1992年地委行署表彰宁德地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60名）：
池颂光 宁德市市长 蓝兆凑 宁德市七都北山村党支部书记
李小兵 宁德市副市长 钟思斌 宁德市九都镇副镇长
阮宜朗 宁德市飞鸾镇党委书记 黄钦云 宁德市信访局局长
钟庆贤 宁德市金涵上金浿村民主任
林青 福安市副市长 蓝秀梅 福安市穆云南溪塔村党支部
刘忠富 福安市水电局局长 钟纯 福安市甘棠镇何厝村党支书
李毓松 福安市卫生局局长 钟奶弟 福安市坂中日宅村党支书
林石发 福安市甘棠镇干部 雷奶发 福安市康厝半山村民主任
吴木春 福安市坂中濑头小学校长 钟理春 福安市溪尾乡石合村党支书
蓝石清 福安市赛岐镇江兜村党支书 蓝兴贵 福安市湾坞乡池头村民主任
黄慈生 福安市社口镇民政助理员 蓝奶孙 福安市松罗乡后洋村党支书
吴振成 福安市溪柄镇民政助理员 钟细全 福安市城阳乡铁湖村党支书
蓝庆春 福安市下白石金腰带党支书 王庚华 福安市穆云虎头村小学校长
蓝延俊 福安市溪潭乡张家山村党支书
陈桂波 霞浦县人大调研员 雷玉耀 霞浦县盐田畲族乡乡长
程伯敦 霞浦县崇儒畲族乡党委书记 陈德禄 霞浦县教育局局长
陈逢绸 霞浦县民委副主任 钟昌惠 霞浦县南霞织造厂副厂长
许兆章 霞浦县委台工部部长 王思训 霞浦县水门畲族乡民政助理员
蓝其宋 霞浦县水门大浿村党支书 苏志强 霞浦县盐田瓦窑头民族完小校长
钟金凤 霞浦县州洋乡马洋村
林立慈 福鼎县副县长 林启雄 福鼎县文化局局长
吴阿包 福鼎县秦屿镇政府调研员 陈兆茂 福鼎县桐城乡政府调研员
张孙华 福鼎县前岐镇镇长 洪恒钗 福鼎县政协副主席
苏挺雄 福鼎县教育局局长 王天贤 福鼎县硖门乡瑞云村党支书
钟柔义 福鼎县白琳牛埕下村党支书 雷顺金 福鼎县磻溪乡副乡长
廖备祥 古田县林业局局长 杨养云 古田县大桥镇党委书记
汪裕疆 古田县老区办主任 陈和平 古田县交通局局长
程赠银 古田县水电局局长 雷贤拱 古田县大桥镇梅坪村民主任
张林金 寿宁县副县长 黄立加 寿宁县民政局副局长
蓝振垣 柘荣县人大教科文卫 雷昌安 柘荣县乍洋乡宝鉴宅村民主任
工作委员会主任 余养精 屏南县教育局副局长
雷钟康 周宁县民政局民族股股长 钟锦祥 周宁县玛坑乡杉洋村党支书
第一章 畲族社区组织
第一节 政权组织
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福宁府的福安、宁德、霞浦、寿宁、福鼎和隶属福州府的古田、屏南等7县共辖14个乡46个里116个都，其中13个乡、34个里均有畲族分布。畲族人口较集中的都有73个，占都总数的62.93%；但乡官、里正、都头多系汉族人担任。民国35年（1946年），区境内共设有101个乡镇，其中畲族人口分布较集中的乡镇有半数以上。但畲族担任乡（镇）长的只寥寥数人，担任保长的也不多。民主革命时期，区苏维埃政府机关驻畲族村的3个、乡苏维埃政府机关设在畲族村的21个，影响较大，存在时间较长的畲族村苏维埃政府100多个。在各级苏维埃政府任职的畲族干部共500余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3年2月，在福安县建立全省第一个畲族乡自治区政府。1957年，境内建立36个畲族乡，配备畲族正副乡长、乡政委员等，组成人员425人。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畲族乡被撤销。1963年全区恢复设置畲族乡9个。配备畲族乡人委委员106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畲族乡复被撤销；1984年再度设置。1993年全区8个畲族乡面积1436.1平方公里，人口175540人，其中畲族人口42401人。乡主要干部中，畲族占三分之一以上。全区189个畲族村民委员会（畲族人口占30%以上）共有人口163331人，其中畲族人口100579人，村主要干部三分之二以上为畲族。
一、苏维埃政府
区苏维埃政府
民国23年（1934年）2月，闽东苏维埃政府下辖9个县级苏维埃政府、42个区苏维埃政府，其中设在畲族地区的区苏维埃政府共3个。区苏维埃政府内设军事、土地、财政、肃反、粮食、交通、文化等部门，负责处理苏维埃政府的各项日常事务。
下南区苏维埃政府 民国23年12月成立，隶属（福）安（宁）德县苏维埃政府，区苏机关曾驻福安甘棠过洋村。在区苏任职的畲族干部有：财政委员钟廷森、肃反委员钟桂兰、秘书钟廷全、互济会主席雷成灼。
下西区苏维埃政府 又称溪北区、外西区、梧桐区、磻溪区，民国23年2月5日成立，隶属（福）安（宁）德县苏维埃政府，区苏机关曾驻康厝凤洋畲族村。在区苏维埃政府任职的畲族干部有：区苏主席雷富弟、肃反委员钟申弟、秘书钟廷春、游击队长雷为坤。
桐北区苏维埃政府 民国25年6月成立，隶属桐霞县革命委员会；区苏机关曾驻福鼎浮柳白石村；在区苏任职的畲族干部有区苏主席蓝光养、财政委员兼交通总站负责人李信郡。
乡苏维埃政府
闽东土地革命高潮期间，闽东畲族地区先后建立乡苏维埃政府21个。乡苏维埃政府的工作部门设置和区苏差不多，通常设主席，财政、粮食、文化、肃反、土地、军事、交通委员和妇女会、共青团、工艺团、互济会等组织。在乡苏维埃政府中担任各种职务的畲族干部有150多人。
村苏维埃政府
民国23年（1934年）闽东革命高潮期间，90%的畲族村均建立了村苏维埃政府。其中影响较大、存在时间较长的有：福安城阳乡楮坪、茶洋、葛藤湾、洋岗头、官洋岗、粗坑、老鼠朝仓、长潭、纸坪、维岭、茶坑，上白石聚仙岗，甘棠如兰、油西坑、白云庵、田螺园、老蛇岗、杨梅洞、洋溪里、山头庄、笊篱壑、石壁头、䉪村、刘洋、小岭，溪潭乡马山、大山下、济里、七埞、瓜溪，赛岐镇罗里坑、牛坑、丹里、鳌峰，松罗乡古老厝、横牛、孟尾、苍头下，潭头乡鹅山、垄头、祠堂前，穆云乡竹洲山、曲坑、石厝下，康厝乡凤洋、金斗洋，溪柄采花桥、白梅岭、东山、上金竹坪，下白石松树下；福鼎的大坪头、玉石、龙潭面、大岗头、岭门后、鹿坑、白石、双华、福山、才堡、小华阳、长久昌、牛埕下、瑞云、嵩水；霞浦外西坑、龙潭、五斗、南山、后樟、虎龙坑、过洋、塘下、里马、大浿、茶岗、过洋、青皎；周宁苎园坪、赤坡楼、陈家山、云门、半岭；宁德上东岗、小桥、天峰亭、后门楼、柏院、九仙、天峰院、巫家山、南岗、葛藤坪、猴盾、半山；古田石桥头等100多个村苏维埃政府。村苏维埃政府亦设财政、军事、粮食、土地、文化、交通委员分管各项具体工作。并设贫农团、妇女会、互济会、少年先锋队和劳动童子团等群众组织和肃反队。据不完全统计，全区担任畲族村苏维埃主要干部的共有500多人。以民国24年2月建立的周宁苎园坪村革命委员会为例：该村革命委员会隶属中共闽东特委，负责统一领导竹洲山各村的革命斗争，村革命委员会设：主席、财政委员、粮食委员（雷成波）、肃反委员（雷太遇）、调查委员、文化委员（雷良俊）、交通委员（雷忠庆）、保管委员（钟寿弟）等，在8位村主要干部中，畲族占5位。
二、畲族乡人民政府
1953年2月8日，福安县人民政府遵照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自治实施纲要》的规定，决定在福安第十一区畲族聚居的仙岩乡建立仙岩乡自治区人民政府。其乡域范围东至桦坪畲族村，西至洋坪畲族村，南至仙岭洋畲族村，北至大林畲族村；方圆面积6.75平方公里，有畲族495户、1745人，畲族人口占全乡总人口的99.71%。仙岩畲族乡自治区政府是福建省内设立的第一个畲族乡自治区政府。经民主选举产生48位畲族人民代表，51位乡政委员，乡长、副乡长，乡农民协会主席等。1956年8月，因区划调整，仙岩畲族自治乡撤销，并入湖坂乡，称仙坂乡。
1956年12月，国务院正式认定畲族为单一民族。1957年，福安专署根据宪法和上级有关指示精神，贯彻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查清各县少数民族分布等情况，制订出建立民族乡方案的基础上，批准建立45个畲族乡。其中现辖境内36个，依次为福安一区（城关）的仙岩，三区（社口）竹岭，四区（穆阳）东南、燕洋、王溪、凤洋、蓝山，五区溪柄碧后、茶洋，六区（甘棠）山岭，七区（下白石）林洋、半岭、长山；福鼎前岐区双华、佳阳，桐山区浮柳，白琳区牛埕下、硖门区瑞云；霞浦后岗区青坛、鲤鱼山、大墓里、梨坪湾，盐田区西胜、岚头，溪南区牛胶（骹）岭，牙城区草岗，溪西区墓仓；宁德城关区雷东、后山，八都区南岗、漈头、新楼、猴盾、北山，霍童区九仙，飞鸾区南山等。总户数12045户，其中畲族9054户；总人口41989人，其中畲族32044人，畲族人口占乡总人口的76.32%。其中畲族人口占80%以上的民族乡25个，畲族人口占70～80%的有6个乡，畲族人口占50～70%的有14个乡。民族乡依据民主集中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基本原则组建，并根据当地民族特点和风俗习惯，在行使政权中可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既注重民族团结互助，共同发展生产和各项事业，同时充分体现少数民族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民族乡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以畲族为主，有一定数量的汉族参加。36个民族乡共有乡人民代表632人，其中畲族418人，占76.11%；乡人民委员会委员350人，其中畲族274人，占78.29%；正副乡长109人，其中畲族89人，占81.65%。
畲族乡经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人民委员会，设民政、治安、武装、生产合作、文教卫生、财粮调解、绿化等工作委员会。畲族乡人委干部以畲族为主，其中乡长均由畲族公民担任；70多位副乡长中有58位是畲族。1958年9月人民公社化中，农村实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民族乡被撤销。
1963年，福安专署根据中央关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省人民委员会“原在1957年前设立的民族乡，当地少数民族要求强烈的，区划变化不大的，经县人委批准可恢复民族乡的建制”的指示精神，在畲族群众的一致要求下，决定在区内恢复民族乡。成建制的有福安的仙岩、凤洋、山岭、茶洋、竹岭；霞浦的鲤鱼山（恢复后改名马洋畲族乡）、青坛（恢复后改为墓斗畲族乡）、岚头（恢复后改为洋边畲族乡）、西胜9个民族乡，下辖212个自然村、3969户、14661人，其中畲族2705户、9631人。乡人民委员157人中，畲族106人。乡人大代表410人，其中畲族266人，占64.89%。此间，乡社合一，畲族乡既称畲族乡、又称人民公社；既是畲族乡人民委员会，又是畲族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同年，全区共有畲族26608户、100684人，分布区内7个县、52个区、314个公社、675个生产队、2000多个小队。其中属纯畲族的公社3个，大队156个，生产队1882个；畲族人口占50%以上的公社20个、大队118个。全区畲族干部235人中：脱产121人（县区级29人、一般干部92人）、半脱产114人。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撤区建社（大公社），改县、区、乡、村4级建制为县、人民公社（原区级）、生产大队（原村级）3级建制。取消区下属的乡（小公社）一级建制，畲族乡被撤分为若干生产大队。
198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民族乡问题的通知》指出：“凡是相当于乡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应当建立民族乡”，“建立民族乡，少数民族的人口在全乡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一般以30%左右为宜；个别情况特殊的，可以低于这个比例”。根据《通知》精神，为方便畲族人民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强化畲族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意识，促进畲汉人民团结，发挥畲汉人民聪明才智。1984年宁德地区行政公署报请省人民政府批准，在区内畲族聚居地区分别建立14个畲族乡。畲族乡中福安县坂中、康厝、穆云，霞浦县盐田、崇儒、水门，宁德县金涵等7个畲族乡，为人民公社改建，属区下属乡镇建制的有福鼎县的浮柳、牛埕下、瑞云、双华、佳阳、岔门、象阳7个畲族乡，其中，除岔门和象阳为新设外，其余5个都是1957年原畲族乡恢复，因福鼎县实行区、乡（大队）、村民小组3级建制，其畲族乡是行政村一级建制。1987年福鼎县区改乡后，7个畲族乡均改为村民委员会。1993年10月，福鼎县设立硖门畲族乡，全区有畲族乡8个，面积1436.1平方公里；下辖村民委员会182个，村民小组1538个；共42168户、175540人，其中畲族9767户、42401人，畲族人口占乡总人口的24.15%，乡主干畲族占三分之一。
附：畲族村民委员会（畲族大队）设置简况
1963年，福安专区畲族分布较多的大队675个，生产队1433个。其中属纯畲族大队156个：福安87个，霞浦23个（鲤鱼山、柴称坪、洋尾厝、梨坪湾、罗汉坪、磨石坑、二铺、高山、后洋、洋边、枯岭、七罗洋、吴家洋、茶岗、长坑、后地、墓仓、白露坑、半月里、牛胶岭、南门山、下岐山、坪岭），福鼎县13个，宁德县28个（南岗、水尾、新楼、半山、漈头、高山、北山、施洋、柴坑、猴盾、大坪、炭由头、保安塘、下雷东、上雷东、上金浿、亭坪、金涵、烟亭、后山、中前、黄土垒、南山、可坑里、乌岩、大石、九仙、琴田），柘荣县4个（茶湾、弯里、八埞、柯岭），周宁县1个。
1984年畲族乡恢复后，又先后将畲族人口在30%以上村委会定为畲族村委会。1993年畲族人口在30%以上的畲族村委会共189个。具体是：宁德城南后山，金涵上金浿、亭坪、金涵、琼堂、院后、中前，漳湾雷东，七都漈头、外洋、北山，八都南岗、猴盾、大坪、半山、新楼、韩丹，九都九仙、柴坑、乌坑，霍童小石，赤溪松岭，飞鸾南山、向阳里、新岩、蒲岭；福鼎秦屿财堡、方家山，白琳牛埕下、康山，硖门瑞云，桐城浮柳、岔门，前岐龙头湾、桥亭、佳阳、井头、象阳、双华、罗唇、佳山，管阳唐阳、店下硋窑，磻溪排阳、朝阳；霞浦盐田瓦窑头、洋边、二铺、西胜、南塘、尤澳，崇儒新村、上水、霞坪、溪坪、浿下、半路张、岚下，水门茶岗、半岭、大灞、长湖、青澳、七斗岔，三沙东山、单斗、三坪、二坑，柏洋西坑、大岭、阮洋、斗门、一层、茶坑、凤江，州洋青福、墓斗、岭头、马洋、八斗浿、大沙、七宝洋，沙江大墓里、大坪、龙湾、小马，长春法华，下浒四斗，北壁盘前，溪南南门山、白露坑、后慕；福安城阳铁湖、白坑、茶洋、纸坪，坂中日宅、林岭、亭兜、和安、彭家洋、井口、后门坪、许洋、大林、仙岩，上白石南山头，溪尾林洋、坎下，松罗后洋、小茶洋、王棣、大坪里，溪柄白沙、东坪、长洋、采花桥、龙潭面，湾坞坑源、梅洋、寒洋、半岭、岩下、福岭、池头、宝林、半屿，社口坑里坑、潘洋、山里、上山、牛山湾、荣岭头、利岔、大坪、谢岭下、潭头鹅山，穆云上洋、科后、虎头、中沃、外厝、温岩、燕坑、岭坑、王楼、梨田、竹洲、南山、高岭、燕科、溪塔、洋坪，下白石章岭、王坑、下赤、金腰带、通湾洋、亨里、秦坎、章坑、坑门，康厝半山、竹沃、红坪、东山、凤洋、长潭、金斗洋、秋岭，溪潭马山、仙石、蓝田、岐山、下庄、瓜溪，甘棠坑门里、春雷云、岭尾、北山、山头庄、小岭、过洋、何厝，古田平湖富达，大桥梅坪，凤都新建；屏南甘棠巴地；寿宁斜滩外洋；周宁咸村云门，玛坑灵凤山；柘洋楮坪茶湾、湾里，乍洋宝鉴宅。同年，全区畲族人口占30%以上的189个畲族村年末乡村户数共计38361户，其中畲族23785户；年末乡村人口163331人；其中畲族100579人；年末劳动力共计63129人，其中畲族38983人。畲族村委会主要干部绝大部分为畲族。
四、人民代表大会
民国23年（1934年），闽东民主革命时期，由各级工农代表会议或苏维埃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同级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实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按照中央人民政府《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规定，区内各县分别组织召开二届4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每次会议均由县筹备委员会发聘请书邀请畲族代表参加。1949年底至1950年初，区内畲族聚居的福安、霞浦、宁德、福鼎4县在召开首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时，共邀请13位畲族代表参加，畲族代表占代表总人数803人的1.62%；1952～1953年上述4县召开二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时，畲族代表人数增至57人，畲族代表占代表总数972人的5.86%。
1953年，福安县在第十一区畲族聚居的仙岩乡试验建立仙岩乡自治区人民政府，民主选举48名乡人民代表，均为畲族。1957年，全区建立45个畲族乡（含连江和罗源县的9个畲族乡），选举乡人民代表788人，其中畲族613人，占代表总数的77.79%；当选县人民代表大会畲族代表45人，占当选县人大代表总数的78.95%。同年，全区畲族公民当选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329人，县人大代表116人。
1963年，恢复设置9个畲族乡，266名畲族公民当选乡人大代表，占乡人大代表总数410人的64.87%。同年，福安、霞浦、宁德、福鼎、寿宁、周宁、柘荣7县，畲族公民当选乡人大代表2591人，当选县人大代表148人，省人大代表3人。1983年，各县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全区畲族公民当选乡镇人大代表1299人，县人大代表253人。1988年，乡镇设人大主席团，主席团设常务主席成员7～11人，办公室配备专职干部1人处理日常事务。1953～1993年，历届人民代表大会，福安、霞浦、宁德、福鼎4县（市）畲族公民1400人当选县人大代表，占同期人大代表总人数13879人的10.09%；有31人当选省人大代表，有6人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第二节 党派群团
一、中国共产党组织
民国19年（1930年），中共福安县委委员马立峰到福安凤洋畲族村一带开展活动，培养积极分子，发展畲族党员，旋即建立中共凤洋支部，为闽东畲族地区第一个畲族村党支部。钟阿𠇍是区内最早的畲族党员之一。民国22年3月，马立峰、施霖深入霞浦杯溪一带发动武装斗争，发展党员，建立中共里马支部，8月建立青皎支部，是霞浦畲村早期党组织。民国23年2月福鼎畲族村第一个中共支部双华支部成立；同年6月宁德第一个畲族村中共党支部葛藤坪支部成立。从民国19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全区畲族村共建立中共支部56个，其中福安有凤洋、满洋、外洋盾、白云庵、茶洋、上半岭、前洋、竹洲山、老鼠朝仓、粗坑、茶坑、纸坪、孟尾、石合、山头庄等15个；霞浦县有里马、青皎、过洋、大浿、茶岗、塘下等党支部6个；福鼎县有双华、长久昌、瑞云、牛埕下、刘庄、龙潭面、才（财）堡、大岗脚、屋斗、薛家栏、桥亭鹿坑、坑门内、大坪头、浮柳、罗唇等15个；宁德县有葛藤坪、南岗、东岗、八斗、半岭、林口、乌坑、九仙、半山、天丰亭、巫家山、后门楼、天丰院等13个；柘荣县有郑家仔畲族村1个；周宁县有苎园坪、过名、前坪、赤波楼、云门等5个；古田县有石桥头畲族村1个。
据不完全统计，民主革命时期，全区共有畲族中共党员453人，其中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261人，抗日战争时期40人，解放战争时期152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闽东各县在农村大力建立中共党组织，先在福安仙岩畲族乡试点，物色对革命工作积极的畲族村民5人为积极分子，通过内查外调，符合条件后，吸收入党。随后成立支部，成为畲村工作的领导核心组织。
1956年底，各畲族乡都建立党支部，支部把培养发展畲族党员列入议事日程，吸收经过考察符合条件的畲族优秀分子入党。全区共发展989人，其中女党员27人。全区畲族党员，占农村人口的0.88%。1962年，全区有畲族党员1077人。1963年，全区各县有畲族党员1325人，其中福安428人、霞浦365人、福鼎247人、宁德206人、周宁24人、寿宁30人、柘荣25人。1965年，福安和霞浦两县共有党员人数707人，其中福安446人、霞浦261人。1966年，福安专区共有畲族党员1121人，其中福安426人、霞浦276人、宁德207人、福鼎113人、周宁23人、柘荣28人、寿宁48人。
1976年底，福安、宁德、古田3县有畲族党员1722人。其中福安1248人、宁德394人、古田80人。1983年，福安畲族女党员雷长梅当选为中共十一大代表。
1987年，全区开展以“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为中心内容的县、乡、村三级整党活动。经过整党后的畲族共产党员共4238人，占全区党员总数的5%。1987年闽东电机厂干部畲族女党员雷春美当选为中共十三大代表。1993年，全区8个畲族乡均建立有中共乡党委，141个畲族村委会均建立有中共党支部。同年全区有畲族党员4600多人。
二、共青团、少先队组织
共产主义青年团
民国22年（1933年），福安采花桥畲族村成立了闽东畲村第一个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支部，钟茂金担任团支部书记。民国23年闽东土地革命高潮期间，畲村普遍建立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
1950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福安地方委员会分别在福安仙岩、霞浦草岗（今茶岗）畲族村搞建团试点，发展团员，成立团支部。而后在全区逐步铺开。同年，霞浦青坛乡发展团员115人，其中畲族64人，占畲族青年总数的38%。
1956年底，全区畲族团员1265人，占全区团员总数29068人的4.35%。1957年全区畲族青年2.4万人，年底有畲族团员2400人，占畲族青年数的10%；有70%以上团员担任社队干部，有团省委、团县委委员5人。
1963年，全区分期分批开展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动男女青年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办俱乐部，建立文化娱乐活动阵地，学雷锋，树标兵，开展争做“五好青年”活动；上团课，做团外青年思想工作。同年，全区畲族团员2183人，其中福安662人、霞浦762人、福鼎358人、宁德332人、寿宁19人、周宁25人、柘荣25人。
1964年，全区共有畲族团员2751人，占同年全区团员总人数53120人的5.18%，其分布为工业系统14人、农业2697人、文教系统的23人、商业金融业6人、机关9人、街道2人。同年福安金坛畲族大队团支部书记雷少萍（女）当选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
1965年，全区畲族团员增至3126人，分布结构无大改变。1977年，全区共有畲族青年5400人加入中国共产义青年团组织。1978年福安虎头畲族大队团支部书记吴梅英（女）当选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
1980年，全区畲族团员4998人，其分布为工业49人、交通邮电仅1人、农林业4587人、商业金融16人、文化教育320人（其中大专学生23人、中专270人），机关14人、其他系统11人。其团员分布农村人民公社最多4558人，占97.9%。同年有团干16人，其中团地委副书记1人、干部2人，团县委书记1人、副书记2人，公社团干9人，学校团干1人。1982年，全区团支部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团组织建设。全区拥有畲族共青团员4004人，占全区团员总数的4%。各团支部开展“四评比”活动。即比做党助手的工作成绩，比做好人好事的次数，比参加阵地活动的人次与项目，比发展团员的质与量。霞浦茶岗村畲族青年蓝德生工作、生产出色，被团中央授予“新长征突击手”光荣称号，并到北京参加表彰大会。1985年，全区专职畲族团干12人。其中担任团地委书记1人、团县委书记1人。1989年，全区拥有畲族共青团员6275人。1993年，全区8个畲族乡、141个畲族村委会分别建立有团委和团支部，全区畲族团员人数9000余人。
中国少年先锋队
民国23年（1934年），土地革命期间，首先在福安下西区凤洋村组建畲族儿童团，随后南山、七埞、岐山、蓝田、金斗洋、仙岭洋、南湾、秋竹岗、燕窝、茶洋、采花桥及区内畲族村普遍建立儿童团组织。人数视村庄大小，数人至二、三十人不等。儿童团参加传唱革命歌曲、张贴革命标语、散发传单，并负责站岗放哨、送信、监视地主富农、侦察敌情等。儿童团员的年龄通常在10～16岁之间。1950年秋起，区内各畲族村小学分别组织少年儿童队。1953年少年儿童队改称少年先锋队，并先后组织学习张高谦、雷锋、赖宁和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等活动。1985、1986年福安民族实验小学先后获全国少先队“创造杯”竞赛活动和“小主人在行动”活动优胜奖。1991年该校少先队二中队被地区教育局和团地委授予“学赖宁，最佳闽东小星星集体”荣誉称号。
三、农民组织
民国18年（1929年），中共福安县委组织中国革命互济会福安分会，发动会员深入农村发展会员。部分畲族村开始建立贫农团和秘密农会。民国19年后畲族乡村秘密农会组织有很大发展。民国20年秋，畲族共产党员钟阿𠇍深入到蓝田、横林、后山、桦林、八铺、牛池坑、秋竹岗、桂垄、牛埕、牛鼻坑等畲族村发展农会会员。民国21年，福安北区召开农会代表会，以借粮名义进行分粮，西区、南区畲民亦纷纷加入农会组织，民国22年3月，西区畲乡全部建立农会。民国34年，农会组织已遍布畲村。
1949年，闽东各县相继解放，农村普遍建立基层农会组织。1950年，各县正式成立农民协会。畲村农会配合人民政府开展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征粮、大生产运动等。1954年7月以后，随农村民主建政的完成，农会活动减少，县农会机构撤销。“文化大革命”初期，畲族大队普遍成立贫下中农协会。1966年，福安畲族代表7人、特邀代表1人，参加福建省贫下中农代表大会。“文化大革命”后期，贫下中农协会停止活动。
四、妇女组织
民国21年（1932年），福安凤洋、山头庄、小岭、仙岩相继成立妇女会。民国23年，作为乡村苏维埃政权的组成部分，凡成立村苏维埃政府的畲族村均建立有妇女会组织。闽东土地革命鼎盛时期，全区建立有畲族村妇女会组织300多个。1949年秋，闽东各县解放后，部分畲族村重新建立妇女代表会。
1950年畲族村妇女联合会普遍成立，召开乡村妇女代表会，组织畲族妇女捐献粮食，支援抗美援朝，参加土地改革。1963年11月，福安县妇联召开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其中畲族妇女代表17人出席会议。会上受表彰的先进个人雷全妹、雷松莲，还出席了省群英会。1983年坂中公社仙岩大队女村民钟金梅被选为全国第五次妇女代表大会代表。1993年区内畲族人口集中的福安、霞浦等县妇联会均配备有畲族妇联委员（或常委）1～3人，全区8个畲族乡均有妇女联合会组织，配备有妇女专职干部，141个畲族村委会的妇代会主任也大多由畲族妇女担任。
五、民兵组织
民国23年（1934年），闽东土地革命期间，畲族村普遍建立赤卫队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军区《地方武装建设规划草案》和《民兵组织暂行条例》，各县自卫组织先后改称民兵，由国家发给枪支弹药。凡年龄在16～40岁之间，政治表现好、历史清白者经自愿报名，群众评议，领导批准可加入民兵组织，编列民兵小队、中队，村设民兵队部。民兵的任务是参加剿匪、减租、反霸；负责本村站岗放哨，监视地主、反革命分子，维护社会治安，并承担除兽灭害任务。
1953年，推行普通民兵制。凡18～25岁身体健壮、家庭劳力充裕者均编为基干民兵；26岁以上者编为普通民兵。1958年，“大办民兵师”，配合“大炼钢铁”与大抓粮食，公社设民兵团、大队设民兵营、生产队设民兵排。
1962年，民兵工作抓“三落实”，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进行整顿。民兵训练以射击为主，兼演练兵器、列队、投弹，并开展“五好”民兵活动。1971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命令，决定在少数民族中征兵。宁德地区征兵办公室以福安坂中仙岩大队为试点，开展征集畲族兵源工作，全区220名畲族青年应征入伍。
1973～1975年，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运动中，福安畲族民兵雷金祥、雷少萍（女）军事训练和生产成绩突出，被福建省军区评为民兵模范。1976年以后，根据“减少数量、提高质量、抓好重点、打好基础”的指示精神，将民兵年龄定为18～25岁。
1981年，根据总参《关于调整改革民兵军事训练的试行意见》，福安县在坂中公社进行民兵训练、改革的试点工作，本着“减少训练人数，精简训练内容，改革训练方法，提高训练质量”的原则，训练内容除步兵之外有：无线有线通讯、重机枪、火箭筒等。1982年，福安县在坂中、穆阳公社修建简易训练场，集训连长、排长及基干民兵，取消普通民兵的训练，采取一次训练30天的办法，增加训练时间，减少受训人员。1993年，8个畲族乡均设有人民武装部，141个畲族村均有民兵班、排组织。
第三节 民间组织
一、福宁三明会馆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福建按察使司“向山民劝改妆束”的《告示》发到福宁府，各地“山民”代表（多为族长，或其他头面人物），陆续前去领取。当时城里没有畲族专门客栈，代表多感不便，因而动议集资建馆。经分头筹集，第二年在西门外教场头，买下四扇瓦房一座，取名：福宁山民会馆，专门接待畲族宗人（住宿免费，伙食自理），并在厅堂设神牌，偶有祭祀活动。
民国元年（1912年），霞浦县和西附城区乡农会成立，会址设在会馆内。这是当时唯一以“山民”为主体的团体，会馆逐渐成为闽东畲族联络议事之所，是对内加强本族团结与联系，对外维护本族利益的畲族同族性团体。民国2年春节期间，公举霞浦岚青雷天何牵头负责，西附城蓝齐业、蓝萼芬（乡农会正、副会长），田岗的蓝起斌（嘉斌），白露坑的钟学吉，宁德的蓝鸿庚，福安的钟××，福鼎的蓝××等为董事。此举得到浙江云和名绅蓝宝成（韶九，清末恩贡、教谕，民国初县参议长）的赞同，于次年推荐其刚从浙江政法学校毕业的次子蓝文蔚（嘉庚）来霞浦，参与办理会馆有关事务。并取“山民”谐音，改称“三民会馆”，不久为避免和“三民主义”混同，取意日、月、星（或为福、禄、寿三星高照，有纳吉呈祥之“彩头”，定名为“福宁三明会馆”，简称“三明会馆”。至民国5年，霞浦、福安、宁德、福鼎、寿宁、罗源、连江、闽侯、泰顺、平阳等10县蓝、钟、雷、李、吴诸姓2000余人，先后成为会员。每户鸠金数角、数元不等，计集银元1000多元，谷物、食品等相当数量。福宁三明会馆便成为闽东以至浙南畲族主要聚居区畲族民间社会公益团体。
民国8年（1919年）8月，在霞浦县绅士王邦怀（民初县知事、省咨议会员）帮助下，购买霞浦北社乘驷后境（今松城镇旗下街3号）砖木结构六扇瓦房一座（分前后二进，占地面积近700平方米）。经修整，前落大厅作为祭祀及重要聚会场所，中庭设大型神龛，安置从罗源大浿头祖祠分灵的木雕涂金大型神牌（“总牌”、“龙头牌”），门额大书：“福宁三明会馆”（蓝文蔚题）。此后，会馆真正成为一方畲族联谊及公共活动的中心场所。民国9年春节，霞浦西乡、南乡、东乡、附城区以及福安、宁德、福鼎、寿宁、罗源、连江、闽侯、泰顺、平阳、云和、景宁等县均派代表前来聚会，并参加祭祖等活动。祭祖活动极为隆重，由雷天何等董事及各处族长轮流主持，连日分批举行。自此，祭祖成为会馆的一大要事，每年春节必有大祭，清明、七月半亦多有举祭。
会馆董事，只有蓝文蔚长期驻馆，其他均不常驻，都为“山民”义务服务。族内纠纷，以“都是自己人”调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外则为“山民”做主，代写诉状、代打官司，维护本民族权益。如福鼎浮柳村，畲汉蓝、高二姓发生山林产权纠纷，会馆出面干预，使蓝姓畲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霞浦南乡多起畲汉海埕纠纷，皆由会馆出面而得到解决。
驻会馆的，多是来霞浦办事或做生意往来的宗人，仍按老规矩，免费住宿、伙食自理。有几位来霞浦初级中学就读的外地畲族学生，常年寄宿。亦有个别无家可归的单身汉，在此落脚谋生。
三明会馆建立后，各地宗人不时聚会，沟通信息，商洽兴办学校、修建祠堂、架桥铺路和救灾扶危等公益慈善事业。当时会馆经费来自会员交缴捐献，比较充裕，尚能给一些项目以若干资助，个别宗人遭遇天灾人祸，亦可获此救济。
民国16年（1927年）4月，退伍陆军排长林宝琦叛乱，占据县城自称“自治军”，向地方索饷，三明会馆亦遭劫难，蓝文蔚等逃避出走，常驻会馆的雷新甫等亦全部散走，会馆关闭。不久，海军陆战队（驻宁德三都）前往剿办，收复霞浦县城后，会馆又被其占驻。数年后，海军陆战队撤离，三明会馆仍长期无法恢复活动。
民国35年（1946年），闽东畲族宗人商议重兴三明会馆，推举霞浦蓝玉轩（原凤平镇镇长）、雷春华、雷春生、蓝兴元（西乡人，保长）、雷金发（福安藉，新甫之子，霞浦中学毕业生）、钟学通（福鼎长岗人）等为董事，并分头发动、募集资金木材。当年11月，主持董事蓝玉轩向霞浦县政府提交《修建三明会馆》申请报告。业经县长刘仇签署，呈报福建省政府核准在案，成为经官方注册认定的“苗夷民族”（按当时《福建年鉴》之称）“公益团体组织”。经局部修缮馆舍，添置床、椅等零星用具，会馆恢复对宗人来城膳宿的接待及祭祖等活动，并在神龛上增设“本民族抗战阵亡将士灵位”神主牌，追祀英灵。蓝玉轩常驻会馆，各董事亦时有聚会，共谋宗人利益。
1949年后，三明会馆活动基本中止，其房产则由老住户雷新甫等代管使用。
二、巡洋社
巡洋社是以防盗、防劫、防火为目的的畲族村农社组织，通常以村为单位或数村联合，公推有武术基础、办事公道且有一定威望者任社长，设理事3～5人，协同处理日常事务。按例农社在每年秋季举行一次聚会，总结一年办社成就。农社组织深受群众拥护，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宁德县还发给猴盾村巡洋社执照，受命巡洋护村。
第二章 畲民政治活动
第一节 抗清、反洋教斗争
据历史文献载：南明隆武帝任命右佥都御史刘中藻“巡抚金衢，团练僚民”时指出，“选练精兵，可取苎寮、菁寮、畲寮”三种人，取用之后，即当宣布免其差徭，衣甲银两准于该州动支二千两正项。于是抗清队伍迅速壮大，刘中藻领导的这支抗清义军先后收复了浙江庆元、泰顺及省内宁德、福安、古田、罗源等县，义军每到一处，得到畲汉人民的有力支援，刘中藻在抗清义军各部中兵称最盛。
清顺治三年（1646年），清兵进入福建，福州的隆武政权只存续一年零三个月。刘中藻领导的抗清队伍退守闽东，驻师福安，“掘壕树栅，环之城中”，继续与入闽的清兵对抗。最后在“孤城食尽，外援陡绝”的情况下，仍坚持斗争数月之久。福安坂中和安畲族村《钟氏宗谱》有“宏公世居大林，相传明季从戎苏江（福安苏阳）进士刘公讳中藻。后不遂，隐居上广”的记载。
明崇祯至清光绪年间（1628～1908年），穆阳村发生反洋教斗争数十起，一次次阻建教堂，将洋教士准备翻建教堂的房屋木料烧毁，穆阳一带村民搬出团练军械准备和洋教士们斗争到底。这期间康厝金斗洋、穆云一带畲民加入反洋教斗争行列，和汉族人民并肩作战，挫败洋教士在穆阳建教堂的嚣张气焰。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福安县三十多乡乡民组成“义军”，提出“为国复兴”的口号，反对外国传教士。畲族人民亦加入“义军”行列，组织开展反洋教斗争。
第二节 参加革命斗争
闽东畲族村庄，散处偏远山区，地势险要，山高路险，草深林密，具有难攻、能守、易退的战略特点。在游击战争中，利用畲村有利地形隐蔽革命武装力量、与敌周旋，随时出击顽敌，使全区1442个畲族村（占畲村总数的71%）成为中共闽东特委开展革命活动和游击战争的老根据地。
在1442个畲族革命老根据地村庄中，革命斗争历史较长的老区重点村有：福安县的凤洋、竹洲山、山头庄、杨梅洞、采花桥、细日山、孟尾、林洋、城阳茶洋、松罗茶洋等；霞浦县的龙潭、后章、溪墘楼、三斗、五斗、田头洋、南山、青皎等；福鼎县的瑞云、双华、牛埕下、白石、田头、章家山、牛屎墩、龙潭面、梅苎洋等；宁德县的小石、八斗、高山、上东岗、天丰院、巫家山、猴盾等；古田县的石桥头；寿宁县的四家坵、坪岗、长浿头等；周宁县的苎园坪畲族村等共135个，占闽东老区重点村总数的20%。这些畲族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起到革命堡垒的作用。
一、斗争环境、设施
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畲族人民利用山区自然环境，在深山密林、岩洞坑壑中建“秘密寮”，供红军进行隐蔽活动，从容地与敌周旋。
深山密林 地处福安、周宁交界地带的竹洲山根据地，离县城50多公里，四周群山环抱、丛林密布，山背一条迂回曲折的小路，离福安县城50多公里，山前一道深溪，水流湍急，只有一个渡口，是通向周宁的要道。悬崖峭壁，无可攀登。自古以来，畲民都是依靠藤条拖拽渡筏过涧。山里住着五十多户畲民，分布在苎园坪、上竹洲、下竹洲、十二泡、三湾等9个小山村里，村与村之间相距十里、八里，外人进山不明地形就是转几天几夜也摸不到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后方医院、枪械修理厂、“土豪厂”（关押地主土豪的地方）等都设在竹洲山根据地。
天然岩洞 畲族乡村有不少天然岩洞，洞里干燥卫生，可以垒灶铺床。大的可容红军一、二百人，小的可纳几十人。这些岩洞在闽东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既是地方党、政、军办公地点，又是红军、游击队伤病员疗养所、交通站。三湾村附近有羊林石洞，宁德有巫家山岩洞、东坑白石湾、灵山龙腰岗、平湖山石洞等，福鼎有双华岩洞，柘荣有南广山九定岩洞，霞浦有下青山打银空岩洞、香菇山岩洞等。
秘密寮 畲族群众常利用深山密林的有利地形，搭建人字形的茅房，供转移来的红军游击队临时居住。民国25年（1936年）初，霞浦县后章村畲族革命群众在双牛望月山上盖起草寮，用于隐蔽各地转移来的苏区干部。同年7月，福霞县苏维埃政府和霞鼎县苏维埃政府机关搬到龙潭畲族村与岭面区苏维埃政府合署办公，群众在龙潭山上找到几处不易暴露目标的地点，搭建“秘密寮”。民国31年4月，丁晋朝率领游击队进驻巫家山，畲族群众在离村5里外的阔港山搭起2座“秘密寮”。不久，为安全起见，又在狮子耳大弯头另起3座“秘密寮”，供其居住。区内比较著名的有周宁的苎园坪、霞浦的龙虎岗、柘荣的尖峰顶、福鼎的龙潭面、福安的山头庄等处“秘密寮”。
二、畲族武装组织
畲族革命武装包括赤卫队、造反队、游击队、义勇军、红带会、肃反队等。
赤卫队 相当于普通民兵，担负着保卫本村安全与治安工作。平时负责站岗、放哨、巡逻、查路条等。
肃反队 相当于基干民兵，主要任务是惩治土豪劣绅，肃清当地反革命分子。
游击队 平时驻在山上，采取“敌防我打，敌打我防”的战术与国民党军队迂回作战，有时配合红军作战。民国21年（1932年）6月，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亲临福安，经过1个月的工作，7月间在福安溪北洋马山村成立“闽东北工农游击第一支队”。接着福安下西区（今溪潭一带）建立以雷为坤任队长的区游击队。宁德县的牛洞、漈头、猴盾畲族村建有乡游击队和村自卫队。蓝成妹、雷顺金、蓝同永分别担任队长。民国22～24年，福鼎县瑞云畲族乡的柳枝坑、章家山、坑头、浿头、南洋、大岗脚、福山、蓝厝里等畲族村相继建立游击队和肃反队，拥有队员350多名。畲族钟阿猛、李阿大、钟朝发、雷朝同、雷朝城、雷振尖、吴丹镇、蓝景魁、钟义柳、雷天清等分别担任队长。
义勇军 身着灰色军装，头戴无沿帽，手别三角形的红布臂章。在衣领上钉有一片红布做为标志的畲村革命武装。民国25年9月，双华畲族乡还把肃反队编为义勇军。
红带会 民国21年，寿宁县首先组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武装组织红带会，它是闽东民间带有迷信色彩的群众性革命武装组织。行动时武装队伍所用的梭标、大刀上系有红色布条作为标记。它以一村或数村组织一支，俗称为一坛。一坛二、三十人至百来人不等。霞浦县青皎畲族地区的“红带会”共有13队，遍及47个自然村，达4000余人；其中由畲族村民组成的有6队，在26位正副队长中，畲族占11位。分别是：雷加华任粮食部长兼第一队队长、钟成进任第一队副队长、雷阿磊第二队副队长、雷进朝第四队副队长、雷光章第十队队长、钟继汉第十队副队长、雷朝章第十一队队长、雷彦淑第十一队副队长、蓝阿顺第十二队队长、蓝元金第十二队副队长、蓝继明副大队长兼宣传部长。并在海边畲族村成立红带会总指挥部，副大队长、宣传部长、粮食部长担任者均是畲族，后红带会编入赤卫队。
三、主要兵事
参加“甘棠暴动” 民国22年（1933年）秋，正值秋收大忙季节，中共福安中心县委领导各区畲族农民进行抗租斗争。福安甘棠地主勾结海军陆战队，妄图借用反动武装来抓捕拖租抗租的农民群众。周围各村刚刚发展起来的畲、汉民族“红带会”（赤卫队）纷纷要求暴动，夺取枪支，武装自己。在闽东革命领导人曾志等人的周密策划下，于10月22日里应外合，举行暴动，消灭海军陆战队一个排，缴获一支盒子枪和二十多支德国造步枪。池头和山头庄的畲族红带队参加这次了暴动。11月上旬，曾志等又率领畲、汉红带会队员600多人，包围海军陆战队驻地甘棠刘氏宗祠，与海军陆战队激战3个多小时，在青寨山上歼其两个班，缴获步枪37支，子弹千余发。“甘棠暴动”胜利之后，红带队便会合于霞浦西胜寺，出师攻打虎岩、南塘和宁德赤溪、班宣等地的民团，又缴获步枪40多支。
青皎暴动 民国22年（1933年）11月4日，霞浦青皎地区47个畲汉自然村（畲族占多数）红带会队员4000多人，在海边畲族村成立红带会总指挥部，进行公开活动，杀死国民党保安连连长林顺灿和恶霸地主周顺左。畲民邱延太等带领群众，没收地主粮食，为攻打盐田做准备。同年11月9日夜晚，青皎各路红带队300多人攻打盐田，摧毁沿海渔民所痛恨的盐田海关、税关、碉堡，打开严、黄两家大地主的粮仓，将其积谷10多吨分给穷人。同时，宣布废租、废债、废捐、废税，枪决土豪劣绅30多人。以后，又两次出师配合工农游击队攻打松城（霞浦城关）。次年3月20日，驻霞浦县国民党军某部教导团300多人，在营长徐英率领下，勾结当地土豪劣绅张逸仙、张祖光等，组织20多处的反动大刀会千余人，分兵四路包围青皎地区。畲族革命干部雷大全、蓝成寿、蓝成安等在反“围剿”中英勇牺牲，教导团、大刀会放火烧毁红带会驻地洋中厝畲村。4月，青皎红带会改编为青皎游击队，即筹款购买枪支弹药，全队拥有步枪24支、短枪3支。同年6月，青皎游击队收编何金彪部下连成法的队伍共100多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第十独立团。团长连成法（后叛变）、副团长李党华（即蓝奶田）、财粮邱延太、军需蓝建明。红军独立团在三个月中，攻打了龟岐、坪岗、大沙、马洋、白瓠山等地的大刀会和下浒的盐仓、税关等，缴获20多支枪和部分食盐及2000块银元。
参加赛岐暴动 民国22年（1933年）底，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第十九路军宣布起义，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闽变”发生后，闽东的国民党军防务暂时空虚，且得不到军需供应。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和赛岐特支抓住这个薄弱环节，发动闽东北工农游击一支队、五支队举行著名的“赛岐暴动”，占领闽东重镇赛岐。缴获步枪83支，打开官商的盐仓和粮仓，将盐和粮食分给贫苦农民。
北上抗日 民国27年（1938年），中共闽东特委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除留下少数同志坚持在地方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外，叶飞、阮英平率领由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改编的新四军第三支队六团指战员1300余人取道闽北，北上抗日。闽东畲族青年北上抗日的有：福安县城关钟汉、粗坑村雷奶仁、长潭村钟伏锦、柘园山村雷朝现、咸阳乡雷忠富、洋坪村雷进祥、林洋湖村雷奶贵、雷生成（又名陈生成）、凤洋村钟盛义、钟盛顺、钟益顺等36人；霞浦县西胜乡雷神法、蓝阿波等25人；宁德县上东岗村钟石挺、赤溪乡蓝神旺、芹屿村雷应秋、雷应清、潭头村蓝陈锦、蓝庆文等22人（其中猪牳石村蓝同永、卓木洋村雷成贵等6人是民国25年北上的）；周宁县前坪村蓝石针、雷星灼、油弯村蓝新昌等3人；柘荣县蓝阿嫩等。直接从浙南方向开赴抗日前线的有福鼎县大坪头村蓝盛吾、上岙村李细妹、小峨村雷土其、长久昌村雷盛敏，刘庄村吴宜辉、吴元油，西昆村蓝继程、蓝继周，田螺丘村李宜兵，牛屎墩村雷得效，八斗村雷作兵，内才村雷阿文，沙坑村蓝天禄，鹿坑村李治平（即雷子），鱼井村钟大湖等113人。
全区参加抗日的畲族青年约有200多人。其中钟大湖、李治平、雷阿文、蓝天禄、雷应清、蓝阿嫩、雷奶贵等同志经过火线锻炼，成为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还有不少人成为战斗英雄，有的为国壮烈牺牲。蓝兴德曾参加过苏北郭村保卫战，东进黄桥决战和参加淮海渡江等战役，并同侦察连战友在长江口接送过陈毅司令员。蓝阿嫩于民国33年春，在著名的车桥战役中，指挥全营打退日军四批增援。在反击时，突入敌阵，展开白刃格斗，击毙敌头目三泽大佐，成为我军的优秀指挥员（副团长）。在解放战争中，他善于组织部队打大仗、硬仗、恶仗，在追歼潜逃的国民党63军的战斗中，果断勇敢、冲锋在前、勇杀敌军。民国37年冬，部队经徐州南下，途中遭敌机轰炸，他在组织部队、民工疏散时，不幸牺牲，遗骸被安放在南京雨花台。
其他战斗 民国22年（1933年），霞浦五斗村畲族红带队，配合闽东工农游击队攻打霞浦下塘地主民团，毙其团丁2人，缴枪14支。不久，又在边岔歼灭国民党军1个连，缴枪100多支，并攻打东坡国民党军碉堡10多次。同年秋，傍洋村肃反队在队长雷栋清的率领下，配合红军第十六连攻打王潭国民党守军据点，打死4人。同时震慑四家坵、板石潭、坪岗、长浿头、帽底一带乡村反动势力，使红军进出安全，来去自由。
民国23年1月，霞浦山头洋赤卫队，配合闽东工农游击队，攻打霞浦坪岗地主民团，毙其4人，缴获机枪1挺。同年，福安凤洋村畲族赤卫队队员钟庆蓝、钟旺弟、钟石木等20多人，配合下西区苏维埃政府游击队，攻打宁德坑岭地主民团，击毙团丁10余人，缴枪6支。
同年2月上旬，福鼎章家山村畲族钟阿寿、钟阿奎、李学愚和坑头村畲族雷朝城等人为首的贫苦农民100多人，在福鼎灵峰寺举行武装暴动。而后，参加陈宝洲率领的工农红军独立营，袭击福鼎白琳国民党军据点。同年5月14日，福鼎秦屿才堡、瓜园半山、竹下坑头，店下瓦窑、后坪坑田头，硖门瑞云、柏洋，白琳洋心、章家山、屋斗、四斗、半山、后门垄等畲族村赤卫队300多人，配合霞浦县独立营和叶飞、任铁锋率领的闽东独立团九连，向驻守福鼎秦屿镇的国民党军一个营发起进攻，采取绕道包抄的方法，突破其防线，歼敌1个连，缴获机枪1挺，步枪20余支。同年5月，闽东工农游击队第三支队在畲族大队长李阿青的率领下，攻打霞浦后门坑地主民团，杀得团丁四散逃奔，民团据点被摧毁。随后，李阿青带领大队配合闽东工农红军进攻牙城、硖门、六都，缴获地主民团枪支40多支。接着，叶飞率领的红军部队从福鼎仙蒲出发至牛栏头与国民党军相遇，将其击溃，缴枪百余支。
民国23年6月，福安、寿宁地区的畲族群众武装在赖金标、范式人等人领导下，配合闽东工农红军攻打驻寿宁院洋据点的国民党新十师。歼其4个班，缴枪60多支。9月，福鼎瑞云畲族赤卫队员100多人突袭硖门联甲兵。11月，福鼎的瑞云、章家山、坑门里、半山、坑头，南山明楼厝、长保岭、高水、八斗岗、内才、北山、福山、渔井等几十个畲族乡村的赤卫队、肃反队、游击队共300多人，配合红军独立营攻打店下村国民党守军据点，活捉其排长蔡斌三，俘获40多人，缴枪40多支，弹药十几箱。不久，章家山、高水、南山村的畲族赤卫队还配合红军独立二团攻打在岚亭“驻剿”的保安连，毙其十余人，缴枪40多支。
民国24年1月，福鼎秦屿才堡、洋里半山、竹下坑头、冷城西门外、吉坑长保岭、中洋、章家山、洋心、康山的山前、屋斗、半岭、四斗、秀阳的后坑垄等畲族村的赤卫队300多人，配合闽东红军独立团，兵分三路袭击店下大帝宫民团1个排，活捉其排长，俘敌30多人，缴获步枪18支，短枪1支及大批弹药。柘荣湾里、茶湾畲族村和周围汉族村的畲、汉民族赤卫队400多人，配合叶飞与赖金标等指挥的闽东独立师，在柘荣西竹岔伏击国民党新十师三个团5000余人，致其伤亡500多人。宁德小石、八斗、赖头等村畲族游击队，配合闽东独立师第三纵队，攻打宁德赤溪官岭地主民团据点，缴获长短枪85支，子弹25箱。福鼎秦屿才堡的高水、北山、冷城西门外、吉坑长堡岭、牛洋、郭阳章家山、洋心、秀阳后坑垄等畲族村赤卫队100余人，在闽东独立二团的支援下，攻打驻守岚亭的福建保安团连部，打死打伤国民党军十余名，缴获枪支40支和一批弹药、物资。同年4月，福鼎双华一带畲族造反队100多人，由畲族共产党员蓝青改带领，配合叶飞率领的闽东红军独立师特务队，打垮福鼎沙埕海霸的反动武装，枪决了海霸。同时，破坏双华到集镇的交通要道5处，并毁坏其通讯联络设备。5月，福鼎后溪梅洋、长久昌、章家岭等4个畲族村赤卫队员80多人，配合叶飞率领的闽东红军独立师特务队在福鼎桑园枫树岔地方打伏击战。歼灭国民党新十师1个加强连，缴获步枪89支、机枪3挺、冲锋枪1支、子弹2担、军用地图1张，获得了反“围剿”斗争的重大胜利。6月，福鼎章家山、洋心、冷城、西门外、才堡、北山、八斗岗、高水等村畲族造反队100多人，配合闽东红军特务队埋伏在郭阳的松坪，截击国民党军87师往白琳送军用物资的敌军1个排，缴获军毯18条，军衣和弹药30多担。同时，福鼎畲族游击队在钟义祥和蓝青改率领下，配合闽东红军独立师第七支队，袭击沙埕海关和国民党水警队，歼其1个排，缴获1批现金和枪支弹药。10月宁德小桥、八斗、赖头等村畲族赤卫队，配合驻桃花溪的闽东红军，攻打宁德霍童官岭民团据点，缴枪85支，子弹25箱。福鼎刘庄、西溪里、花亭等畲族村赤卫队，配合浙南谢文清部队埋伏花亭村后竹林里，狙击从福安开来的国民党军80师押送民夫的1个连，连长当场毙命，俘敌40余名，缴获捷克式机枪1挺，步枪40多支。12月，周宁苎园坪村畲族革命武装队伍20余人，配合凌福顺率领的闽东工农游击队，先后二次与国民党保安独立旅黄苏部战斗，击伤敌兵多人。
民国25年（1936年）2月，寿宁四家坵、帽底等村畲族赤卫队，配合闽东独立师特务队，歼灭驻寿宁含溪国民党新十师1个连，俘敌13人，缴获枪支20余支，子弹3箱及一批军用物资。3月，福鼎双华畲族赤卫队300多人配合刘英率领的红军，攻打浙江平阳国民党军据点，缴获枪支弹药1批。同月，寿宁四家坵、帽底村畲汉民族赤卫队，也配合陈挺率领的红军特务队，歼灭驻守磻溪村国民党军一个排，俘敌10多人，缴获步枪20支和一批弹药。7月，宁德高山、巫家山、半山、猴盾、南岗、八斗等村畲族游击队58人，赤卫队90多人乔装挑柴、卖山货、售猎物、下市赶集等形式到八都街做内应，配合红军独立师，巧袭八都镇，摧毁敌炮台，击毙国民党军14人，缴获步枪63支，弹药十几箱及军用物资一批。不久，又攻打七都国民党军据点，缴枪42支，又歼灭驻柏洋坪村国民党军19人，并枪杀和瓦解宁德杨岸坂反动大刀会会徒100多人。8月，福鼎双华一带畲族赤卫队及虎头岗下庵墓、阶头、岭门后、马溪等畲族群众数百人，配合刘英率领的红军游击队参加福鼎李家山、虎头岗伏击战。全歼浙南地主民团1个连，活捉连长、缴获步枪百余支和弹药一批。10月，福鼎三面井、牛屎墩、龙潭面、大坪、三斗、里楼等村畲汉民族赤卫队、肃反队、游击队员300多人，配合刘英率领的红军，参加福鼎龟仔山战斗。活捉敌副营长和敌兵几十名，缴获机枪2挺，长短枪80多支，子弹15箱。在战斗中，畲族红军战士钟学锥英勇抢占制高点，逼使敌军退入红军设下的埋伏圈，确保战斗全胜。
民国26年（1937年）夏，福鼎浮柳畲族乡赤卫队冲击亭仔敌炮台，杀死国民党80师排长1人，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15支。民国28年8月，宁德巫家山畲族群众武装配合闽东工农游击队90多人，在中途狙击八都镇反动派和七都地霸押送私盐的联甲兵，缴枪8支，截获食盐2吨。民国29年秋，福鼎双华一带畲民配合浙南工农游击队，攻打平阳霞关镇，缴获长短枪32支。
民国35年春，左丰美、刘捷生等集中游击队班级以上干部在古田石坑里、六空地等村开展整风运动。石桥头村畲民钟家桂、钟家周、钟家关、钟永锋、钟家训、钟永福、钟永佃、钟家林、钟永明、钟永方、钟水连、钟永连等人参加武工队，并前往鱼山村收缴反动民团步枪7支，开展反霸分粮斗争。
民国36年3月，在古田际洋畲汉群众配合下，游击队镇压林家驱等5名反动地霸，捣毁伪政权、缴获枪支46支，成立“闽浙游击纵队”。左丰美率领游击队60人到宁德与黄垂明游击队会合，在当地畲、汉群众的帮助下，攻打宁德县洋中敌炮台，抓获国民党田粮处主任和土豪3人，打开洋中、东山国民党政府的仓库，发动群众连夜分粮。同年12月连、罗、宁边区游击队成立，欧阳友心担任大队长兼政委，与江作宇和黄垂明率领的畲、汉游击队员配合到宁德天湖山集中，在莒溪贝松楼打了一个伏击战，活捉保安队大队副兼中队长，缴获步枪21支。随后游击队化装成国民党兵开进莒溪乡，镇压了反动保长、保民代表，收缴步枪14支。
民国37年（1938年）2月，福鼎大岗头、龙潭面等村畲族地下武装，配合闽浙游击队连续攻打福鼎黄岭帮福、迭（叠）石的国民党军据点。3月，他们又与泰顺工农游击队配合打伏击战，缴获泰顺保安队轻机枪1挺、步枪10支，击毙其军事科长。
四、保卫苏区
民国23年（1934年）秋，中共闽东特委发出了《关于秋收斗争告党团员书》，畲族地区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十来岁的儿童，大部分被动员起来站岗放哨、监视反革命活动，保卫红色政权，保卫秋收。当时红七军团北上抗日先遣队经过福安穆阳镇留下一批伤员，中共闽东特委委派船民工会从水路把伤病员运到盐田湾，然后分别送到溪里、八斗、龙潭等畲族村后方临时医院治疗。畲族群众主动帮助担架队把伤员抬到龙潭，并自带粮食住到龙潭医院帮助放哨和护理伤员。龙潭附近的后章、溪墘楼等6个村庄还组织78人（占全部劳动力的90%）的畲族担架队，运送伤病员。许多畲族妇女主动帮助红军伤员烧饭、煎药和缝、洗衣服等。
同年10月，国民党当局重兵进犯闽东苏区。福（安）霞（浦）县苏维埃政府和岭面区苏维埃政府从福安岭头村迁驻霞浦龙潭。国民党军队对闽东苏区实行经济封锁，曾经两度强迫龙潭一带畲族村民移民并村，并把这些村庄的粮食、财物全部抢走，房屋全部烧光。强令“移民不准回村生产，外出要向保长请假，出门劳动只准带一顿午餐”，防止群众给游击队送食物，妄图把苏区干部和游击队员困死在山上。从村庄到路口，国民党军岗哨林立、对来往者强行搜身，而畲族群众还是千方百计地把粮食和生活必需品带上山支援苏区、支持革命。
民国24年秋，在白色恐怖下，福安岐山村畲族妇女钟勤淑（妇女工作团干部）在林洋山上掩护村苏干部安全转移时，右手胳膊被国民党保安队的子弹打伤，伤口治愈后，又四出活动，为革命筹粮备款，被逮捕后，在监狱里关了120天。
民国25年冬，闽东红军游击队集中队伍攻打岭头，苏区迁到孟尾洋中畲族村。孟尾村的畲民蓝神凤主动为红军筹借粮食和送日用品。有一次，蓝神凤在为红军送信到霞浦西胜途中，碰上了岭头村民团暗探，不幸被捕。遭敌严刑拷打，要其招出红军驻地，她一口咬定“不晓得”，最后惨遭敌人杀害，牺牲时年仅26岁。同年，福鼎县保安支队为摸清红军驻地情况，抓走白石村畲族群众李阿琛等4人，对其逐一审问，要他们说出红军伤员藏在哪里。严刑拷问并以杀头相威胁，但没有一个人暴露红军的秘密。福安县畲族最早入党的钟阿𠇍在国民党军队“围剿”中，改名“土溜”，抱着一条棉絮，带着一只沙锅，躲进附近的太阳山，开荒种地，隐蔽达13年之久，村里畲族群众无人不晓。但是，国民党军队多次进行搜山、恫吓，甚至吊打群众，却没有一个人告密。
民国26年1月，国民党军队“围剿”福安竹洲山一带6个畲族村期间，数千亩原始森林被烧成一片焦炭。但竹洲山根据地畲民并不屈服，等国民党军撤退之后，群众一齐动手，把红军枪械修造厂转移到岩下楼；把后方医院的红军伤病员抬到周宁黄殿村，再转移到宁（德）古（田）屏（南）一带。同年农历正月初二，国民党当局利用过春节的机会，突然派兵包围了福安下竹洲村，该村畲族共产党员、寿宁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钟日柱来不及转移，不幸被捕。为保守革命秘密，他面对敌人的残暴，毫无惧色，英勇就义。民国31年，宁德县保安支队50人进犯巫家山，中共宁德中心县委书记丁晋朝率领游击队，在群众的掩护下安全转移，保安队就把畲族村民钟连国抓起来，逼他招供，使尽一切酷刑，接连拷打了16天，他受尽折磨，仍不吐一点秘密，最后在乡亲帮助下，筹借了三百块银元，通过贿赂保安队队长，才得逃离“虎口”。
古田县半山村畲族女共产党员雷凑使，从民国35年开始担任交通员工作，负责送情报、送粮食，接待革命同志。国民党福建保安第五团大举搜山时，逼她带路前往搜查游击队的枪支，但一无所获，保安队只好将她释放。
民国23年10月～民国26年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为保卫革命根据地，闽东畲族群众始终积极配合革命武装力量，以革命暴力对付反革命暴力，开展反“围剿”斗争。
民国27年3月，福建保安第五团进犯宁德天丰亭畲族村，白岩头红军疗养所20多位红军伤病员来不及转移，惨遭杀害。天丰院畲族村被烧毁，连笊篱壑和金钟里两个畲族村也因受株连被烧毁。8月，国民党军百余人驻到村里，强迫畲民移民并村，把天丰亭村（6座民房）烧得寸草不留。同年5月，福建保安二旅黄苏部在霞浦城关集体枪杀区、村苏维埃主席等27人，畲族交通员钟金成同时被杀害。
据不完全统计，民主革命期间，闽东畲族村被烧毁135个，烧毁房屋10500多间，被杀害的畲族党员、干部、战士、群众和受摧残而死者达5000余人，可见畲乡受破坏之严重。
第三节 参政议政
一、当选代表、委员
当选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49年12月～1950年12月，福安、霞浦、宁德、福鼎4个县畲族当选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共803人，其中畲族代表13人，畲族代表占代表总数的1.62%；1952年7月～1953年3月，上述4县二届一次会议代表总数972人，其中畲族代表57人，占比例的5.86%。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1954年，福安、霞浦、宁德、福鼎4县一届人大选举人大代表953人，其中畲族人大代表80人，畲族代表占代表总数的8.4%。1957年，福安专区45个畲族乡，选举人民代表788人，其中畲族代表613人，占代表总数的78.95%。同年，全区当选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329人，县人大代表116人。1963年，区内9个畲族乡共有畲族人大代表266人，占全部人大代表总数410人的64.87%。1984年，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中，区内畲族当选乡、镇人大代表1299人，县人大代表253人。1953～1993年，福安、霞浦、宁德、福鼎4县（市）选举畲族县人大代表1400人，占同期人大代表总数13879人的10.09%。同时畲族当选全省人大代表32人，全国人大代表6人。
当选政协委员 1956年9月，福安、霞浦、福鼎先后召开政协会议，畲族当选县政协委员者4人。1966年，全区有畲族县政协委员5人，其中福安2人、霞浦1人、福鼎2人；省政协委员4人，其中福安3人、福鼎1人；当选县政协秘书长、副主席4人。1956～1993年，福安、霞浦、宁德、福鼎、周宁等5个县（市），担任县（市）政协委员者共126人，省政协委员7人，全国政协委员2人。
当选其他代表 1957年3月28日，福安专区召开首次少数民族代表会议，到会的畲族代表共100多人，代表全区10.08万畲族人民。会上代表们就畲族地区的生产建设等问题广泛发表意见。此后逐年都安排召开少数民族工作会议。1962年，召开全省少数民族代表会议，闽东亦推选代表参加会议。1965年，召开福安专区少数民族工作会议，全区代表220人，其中福安81人、霞浦54人、福鼎38人、宁德30人、周宁、寿宁各5人、柘荣4人、政和3人。参加会议的代表为纯畲族公社的党委书记和纯畲族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先进单位代表和积极分子。此外，党代会、团代会、妇代会、老区代表会、贫下中农代表会，均安排畲族代表出席。
二、办理提案
在有关会议上，畲族代表行使法律赋予的参政议政权力，广泛发表意见，谈见解，提建议，提交提案、议案。1957年3月，福安专区第一次少数民族代表会议共收到畲族代表的有关提案48案268件。其中：有关政法类的21案59件（民政6件、民族20件、老区7件、司法22件、监察4件），生产合作类的5案17件（合作16件、生产1件），财经类的7案25件（粮食9件、银行11件、建设5件），文教卫生类的10案108件（文化10件、教育76件、卫生22件），其他5案23件（干部13件、党团6件、妇女2件、其他2件）。会后有关部门逐项落实，及时办理答复代表提出的种种问题，并采纳了要求成立地、县民族事务工作机构，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民族乡，发展畲村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培养畲族干部等意见。
1980年，政协福安四届一次会议第56号提案，要求加强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领导，培养“四化”建设的民族人才，议案提出后，省政府领导、省教育厅厅长亲临闽东视察，及时采取解决办法。从1981年起，将少数民族师范毕业生分配到畲族地区任教，以加强师资力量，并从经济上尽可能支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此外，在历届人民代表大会上，畲族代表提出有关加强畲族村扶贫工作、畲族文化遗产发掘整理、加强畲族干部队伍建设、处理民族纠纷等议案，政府亦逐件予以办理落实，对推动畲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起到重要作用。
三、参与行政决策
民主革命时期，区内畲族人民就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民国23年（1934年），在中共闽东党组织领导下成立闽东苏维埃政府。福安、福鼎、宁德、霞浦等县的3个区、21个乡和600多个畲族村相继成立苏维埃政府。此外，大部分苏维埃政府均配备畲族干部，分别担任主席、副主席或军事、土地、财政、肃反、粮食、交通、文化委员等。畲族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愿望。据统计，民主革命时期全区畲族担任县（团）级以上干部的22人，区（营）级干部55人，乡（连）级干部92人，村苏维埃干部2000多人，畲族干部为穷人掌权，带领群众进行减租反霸、土地改革、发展生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批畲族干部先后走上领导岗位。1956年全区畲族脱产干部146人，其中县处级2人，区级37人，此外在基层担任党支部书记、乡长等主干的127人，合作社正、副社长371人，担任乡镇人委委员的425人。1973年，全区畲族干部426人，其中担任省、地区、县、公社领导职务和委员的就有72人。1984年，全区在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和政社分开工作中，畲族当选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1人、副主任4人、委员8人、县长1人、副县长1人、乡镇长12人、副乡（镇）长19人。全区畲族干部670人、其中地区领导1人、县级15人、乡级69人。1993年，在区内任现职的畲族干部增至1300多人，其中副厅级以上3人、处级22人、科级127人。畲族领导干部在各级领导岗位上，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维护民族团结，有效地行使法律所赋予的权力，参与各项重大决策，管理地方大政和本民族事务，在政治生活和各项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三章 畲族社区管理
第一节 民间管理
一、宗族内部管理
历史上，畲族社区管理以宗族内部管理为主。畲族村奉行族长和祠堂制度。通常1姓1个族长（又称父老），由族人推选村中年长、有威望、能秉公办事者担任。族长逝世后由族人另选1人担任，不世袭。村中大小事情均由族长决定，对内主持祭祖、修谱、建祠，处理族内有关家庭纠纷、财产继承分配和有关民事纠纷。对外协调祠际、村际关系，维护本族利益。
族长行使权力的依据是祠堂制度和“习惯法”。一姓宗祠，通常由血缘相近的同姓子孙组成。祠下分若干房，族有族长、房有房长，按祠堂族规分别负责处理祠内和房内的大小事务。
房下即为家庭，家庭以父亲为主，按祖传族规对子孙辈进行管教。晚辈负有孝敬、赡养上辈的义务。在财产的继承上父业子继，无子继承的，以嗣子（兄弟之子）继承，无嗣子继承的以房内同房子继承，继承权以居长者优先。
建祠、修族谱、祭祖是祠内的3件大事，也是族长份内事。祠堂是一祠集体议事和举行祭祀场所，通常建得比较气派。祠堂建好之后，修谱也很重要，《族谱》通常以显著的版面载明“族规”、“家训”，视同一族法典，族长藉此约束族众，管理祖业，调处民族内外纠纷。
《族规》记载的主要内容有：宗祠、祖坟、宫庙和祖产建（置）于何时何地；强调春秋祀典应有专人专款办理；要尊敬族长，族内大事应由族长主持裁决，族人应协同族长办理祭祖、造桥、修路等公益事业；维护祖业山场和山界，不受破坏，违者施以杖责，控官究办。族内财务应谨慎秉公，账目必须张榜公布；载明族谱20～30年一修；及时清理续嗣顺序，妥善安置孤寡者；房内嗣份缺人，允许本房子侄过继或抱养男孩续嗣；无子有女者可招婿承嗣，无子女者亦可抱养女赘婿（女婿入赘后，要改姓方许祭谱入族）。
《家规》：宁德猴盾“雷氏家训十则”其主要内容有：尊祖宗、孝父母、和兄弟、睦宗族、务农业、崇节俭、善治家、戒赌博、息争讼、敦人伦。其一至三条是处理家庭关系准则，第四条是处理族内人际关系之本，第五条强调立业，第六条强调生活作风，第七条家庭管理，第八条是戒律，第九条强调民事贵调解，“族中有授受不明，数目不清，先禀族长，听凭公断，依旧平心静气复归于好，勿致行苇践履之伤”，强调族内解决争讼，第十条讲夫妻伦理关系。
宗族管理除凭借《族规》、《家规》外，通常还以习惯法为规范，以传统惯例，作为裁决准则。如果犯规犯例，即受到族内谴责或责罚。如偷砍林木就要罚插苗还山，赔偿损失；偷挖竹笋要罚放鞭炮认错；偷宰大的牲畜，受害者有权追回赃款，并扒下偷盗者屋顶瓦片；虐待殴打妻子，要受“娘家头”舅姑的责罚，跪请恕罪等。
二、村社管理
畲族村历史上有成立“农社组织”之举。农社俗称“巡洋社”。主要以防盗、防劫、防火等三防为目的。其组合或以村为单位，组成村自卫社；或数村联合，组成联合社。农社由公众推选办事公道、敢于负责，且有一定武术本领和威信者领头，并选拔有办事能力者四五人作为常任理事，加以管理。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经宁德县正堂核准，发给猴盾“巡洋社”执照；清光绪年间，因时局混乱，猴盾村人雷成元出面组织“巡洋社”。后来由于成元办事公道，防盗护村得力，为附近各村所拥戴，合并组织十八村联社，时称“十八社”，成元任社长。“农社”按例每年秋季举行一次会餐，叫“会周”，以总结一年来办社成效，规划安排下年度巡洋、巡庄任务。因此“农社”组织实际成为畲村群众自发组织的村庄管理组织。农社存续期间，畲村大小事务许多由农社出面调解裁决。类似猴盾农社组织在畲村普遍存在。
第二节 政府管理
一、明清政府管理
明代以前畲民被视为“王化所不及”，和政府间没有直接发生关系，畲族人民既不负担纳税完粮的义务，也不享受相应的政治待遇。清顺治二年（1645年），南明右佥都御史刘中藻“巡抚金衢，团练僚民”，其选练士卒来自苎寮、菁寮、畲寮等三寮，均系畲民，说明此间畲民已有服役义务。
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因各都滥派畲民差徭，福宁知州董鸿勋赐立石碑永禁各都乡保滥派畲民差徭。
清雍正年间（1723～1735年），旨准畲民“一体编入民籍”。清乾隆二年（1737年），朝廷复颁旨绘画畲民图册进览。清乾隆五年对畲民实施“编图隶籍”、“编甲完粮”。当局正式向畲民征收田赋，畲民也开始享受相应的政治待遇。清乾隆三十九年，霞浦知县曹鸣谦根据畲民钟允成等的申述，报请福宁府知府徐元批准，再次檄示各都，不许滥派畲民差徭，籍端索贴扰累，并索砍竹木等。清嘉庆七年（1802年），福建巡抚李殿图在审结福鼎童生钟良弼呈控“县书串通生监诬指畲民不准与试”一案的饬文中批道：“尔等将版图之内，曾经输粮纳税，并有入学年分碓据者，以为不入版图，阻其向往之路，则又不知是何肺腑也！”李殿图这般话是当时畲民“编图隶籍”后和当地居民一样“输粮纳税”的佐证。政府对畲村、畲民的利益持保护态度也是很明确的。
清光绪三年（1877年）三月，宁德知县据二都长园村钟振德等呈称，其祖业山场遭匪贼盗践踏一案发出告示：“如有匪徒窃取滋扰，尔等协保拿获送县，以凭讯究”，对畲民的合法权益予以保护。光绪二十四年，福建提刑接察使司兼管驿传事盐法道余为告示称：“此种山民（畲民）完粮纳赋，与考服官，一切与齐民相同”。要求“百姓亦各屏除畛域，等类齐观，勿仍以畲民相诟病，喁喁向化，耦俱无猜，以成大同之治”，劝喻汉畲消除民族隔膜，用心良苦。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宁德知县李为因丐帮骚扰七都海潮和赤溪岑田村事发出告示：如有恶丐到村强乞，任意逞刁，倘敢再犯前情，准该乡民会同地保押送赴县，凭律惩办。这告示被刻石立于上述两村。可见清代地方政府已实施对畲村管理。只是还没有在畲村设官立署，畲村具体民事仍听凭各族长调解裁决，或由村社组织协调办理。
二、民国政府管理
民国前期，对畲村管理沿清例。民国23年（1934年）土地革命后，为加强对畲族人民的镇压防范，在畲族村推行保甲制度，保设保长，甲设甲长。仅福安县畲族地区就设有吴厝下、廉岭、仙岭洋、王松洋、燕坑、马山、林洋、井口等8个保。保、甲长大多由汉族地主或畲族富户担任。国民党政府利用推行保甲制度，控制畲民，实行连坐切结，发放良民证，向畲民摊粮派款、收取捐税、抓壮丁。畲民得交纳壮丁费、房屋费、电杆费、保甲费、区丁费、保丁费等名目繁多的捐税，传统的畲村族长、祠堂制度受到严重冲击。
三、人民政府管理
区域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畲族村编入乡村政权系列。1953年2月8日，根据《政务院关于建立民族乡若干问题的指示》，在福安畲族聚居的仙岩乡设仙岩乡自治区人民政府。1957年，境内建立有36个畲族乡政府。人民公社化中，实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民族乡被撤销。1963年，全区恢复设立9个畲族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实行县、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3级建制，畲族乡被拆分成若干生产大队。1984年起恢复畲族乡设置，1993年全区共建立有8个畲族乡。畲族乡除具有一般乡的职能外，还根据《宪法》中：“民族乡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有关规定，结合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和卫生等事业”的规定，保障杂散居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保证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加强党和国家对民族地区的领导，合理开发利用民族地区的各类资源，缩小地区差别和各民族之间发展差距等。
贯彻民族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畲族聚居县、畲族乡人民政府认真贯彻“保障散居少数民族平等权利”的政策，讲究工作方法，把疏通民族关系，打破历史造成的民族隔阂，调解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纠纷，加强与少数民族的联系，作为当时工作的重点。积极为当地畲族人民多办好事，进行民族成份识别；帮助当地畲族乡村改善饮用水和环境卫生状况；发放救济粮，解决畲族人民生产、生活上的困难，组织货源开展物资交流，方便畲族群众；积极宣传提高少数民族和妇女的地位，贯彻民族平等和男女平等政策；发展畲族党员，培养畲族干部；根据党的政治协商精神，推选畲族政协委员，加强统一战线工作。进而在畲族地区开展清剿反动残匪；进行“四大财产”登记；宣传发动畲族贫苦农民向反动地主恶霸作斗争，镇压反革命；开展抗租抗债，烧毁旧田契，进行土地改革；动员畲民报名参军参战，支援抗美援朝。整个工作过程始终贯彻一条“慎重稳进”的民族工作方针。
20世纪50年代，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期间，一些基层干部急于求成，不顾畲族的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不加区别地一律认为不入社的畲族农户都是社会主义改造对象，采取命令办法，强迫畲族农户土地和生产资料全面入社，甚至抓关不愿入社的畲族群众，没收其土地和生产资料，出现歧视和侵犯畲族群众权益的现象，影响“团结、友爱、互助、合作”民族政策的落实。1953年9月，中共福安地委统战部对区内畲族情况进行调查，同年11月，召开各县统战部干部和民族专职干部会议，并配合省民族检查组对民族工作情况大检查和民族政策再教育，及时纠正错误，改善民族关系。
1954年部分在畲族地区工作的干部又重犯强迫命令毛病，错误地把地方民族主义列为批判重点，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处理，打击了一批畲族干部，引起畲族群众的不满。1958年，一些地方无视民族和民族地区特点，违背客观规律，大刮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瞎指挥，盲目追求“一大二公”，搞“一平二调”，严重挫伤畲族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加上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畲族地区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自然生态也遭到严重破坏；而在思想战线上却又极力批判所谓“特殊论、落后论、条件论，鼓吹毕其功于一役”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民族融合，世界大同”等，给民族工作造成严重思想混乱，给民族事业的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后果。
“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反革命集团任意践踏党的民族政策，大肆迫害民族干部，破坏民族事业，严重阻碍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发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重申民族政策的正确性和有效性，重新明确了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和职责范围，进一步阐述新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方针。帮助畲族地区发展各项建设事业，逐步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民族工作根据区情和民族特点采取“一手抓民族经济开发，一手抓发展民族教育”的两条腿走路方针。民族经济开发中，侧重抓好茶、果、林、食用菌生产；在饲养业方面侧重抓好猪、羊、牛、兔饲养；在加工业方面侧重抓茶叶、粮油、竹木、砖瓦加工；重点扶持民族支柱产业，建立产业基地，推动民族地区调整产业结构。稳定民族中、小学教师队伍，给在民族地区工作五年以上的中小学民办教师考核转正；在边远山区重点兴办一批寄宿制的民族中、小学，在生活上给学生予照顾；对个别特困村的小学给予免费三年教育，分期分批发展学前教育和成人技术教育，优先录取少数民族师范生、农校生和卫校生，注意培养高级技术人才，采取奖励金的办法，鼓励学生进取；改善重点民族中、小学办学条件；对中、小学毕业的落榜生集中进行文化和适用技术补课等，均收到较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第四章 民族事务
第一节 管理机构
一、机构
明至民国时期，政府未设专门管理民族事务机构，有关畲村民族事务均由祠堂公推的族长出面解决。族长掌管一族（祠）大权，村内大小事情，均由族长裁决、排解，极少诉之官府，其处事标准，往往以族规、家规和社会习惯法为准绳。
民国2年（1913年）春，霞浦县畲族雷石嫩等人为维护畲民权益，在松城举办“山民会馆”（三明会馆）成为闽东浙南畲族政治、文化活动中心。畲民遇有不平之事，便由会馆出面帮助解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3年地委统战部和福安、霞浦、宁德、福鼎4县民政科开始设民族事务股，配备专职畲族干部。1957年，福安、霞浦、宁德、福鼎4县和福安专署先后设民族事务科，干部总编制28人，1958年撤销。1963年复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撤销。1983年起先后复设，同年，全区配备民族专职干部27名。
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 1949年闽东解放以后，各级人民政府均把民族工作列入议事日程。1952年，福安专员公署民政科配备专职民族干部2名，负责管理民族事务。
1953年，福安地委、专署把民族工作当作统一战线工作内容之一，在中共福安地委统战部内设立民族事务股，配备畲族干部4人，股长雷锦灼。1957年9月，成立福安专署民族事务科，配备畲族干部3人。1958年5月，民族事务科撤销，民族工作由民政科兼管。
1963年4月，恢复专署民族事务科，编制3人，科长由民政科科长兼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专区、县负责分管民族事务工作机构瘫痪，专区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民族工作由军事管制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办公室兼管。
1968～1970年，专区与各县先后成立党政合一的革命委员会，在委员会内设政治处民事组，分管民政、民族、宗教、复员退伍军人安置、老区建设、劳动就业安排等项工作。民事组安排1人处理民族工作。
1974年，地区根据福建省民族工作座谈会“凡是畲族人口较多的县和公社也要指定1名领导干部分管（民族）工作”的精神，地区设民族专职干部2人（全区共9人）负责处理日常民族事务。1975年12月，地区民事组改称地区民政局，下设人秘、优抚、社会救济福利、民族事务4个组（科）。
1983年10月，成立宁德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雷锦灼，陈诸玉等22人为委员。办公室干部编制8人。1984年5月，行署任命蓝致兴为民委副主任。
1985年12月，地区民委组成人员由于工作变动，进行调整，调整后有委员21人（女4人），其中畲族14人，回族1人，汉族6人。1989年4月，在地区民委内设经济科。9月，行署任命蓝慈富为地区民委副主任。并在福安、霞浦、福鼎、宁德等县历届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设立民族工作组、在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设立民政委员会或民族华侨民政委员会，负责民族工作。
1993年5月，蓝运全任地区民委主任；1994年4月雷木生任地区民委副主任；地区民委内设办公室、经济科和文教科等3个科室；编制9名，实有7人；其中处级领导干部2人，科级领导干部3人。地区民委是行署管理民族事务的职能部门。负责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检查民族政策、法规的执行情况，办理有关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合法权益事宜。协调有关部门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科技等事业。参与制订有关民族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管、用好民族专项资金。配合组织、人事部门做好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教育和使用工作，管理、识别、认定民族成份。组织接待少数民族学习、参观、考察以及来信来访等事宜。
县民族事务委员会 1949年闽东各县解放后，由县人民政府民政科专管民族事务。1953～1955年间，宁德、霞浦、福鼎、福安县先后在民政科内设民族事务股配备畲族干部1～2人专管民族工作。1957年5月福安、霞浦、福鼎、宁德均成立民族事务科，编制宁德2名外，其余均为3名，寿宁、周宁各配备民族干部1人，柘荣由民政科指定专人兼管民族事务。1958年5月起各县民族事务科或并入民政科设民族事务股，或与民政科合署办公。1963年除霞浦、福鼎县正式设民族事务科与民政科合署办公外，其余各县均在民政科内设民族事务股或设专职民族干部。1977年，各县民政局配备1名专职民族干部。1983年10～11月间，福鼎、福安、霞浦、宁德4县相继成立民族事务委员会，1989年4月，古田县亦成立民族事务委员会，各县民委配备干部3～7人不等，职能与地区民委相同。
二、民族工作
1952年7月8日，民委组织专人配合福建省人民政府调查组写出《畲族福安县仙岭洋村调查情况》，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头一份畲族社会调查报告。它对畲族族称及迁徙历史、生活习俗作了简要叙述，并对群众的要求作了反映。
1953年6月以福安专员公署的名义对福安双留乡少数民族（畲族）情况进行调查；同年9月，又组织人员深入福安、福鼎、宁德、周宁等县进行畲族情况调查；同年11月，以中共福安地委统战部的名义到福安仙岩、双留、可洋3个乡调查，写出畲、苗、瑶族源报告。1954年3月，省、专、县三级统战部和民族部门一行9人，到福安岳秀乡进行调查。该乡11个自然村，除岳秀、兰田2村外，其余梧桐、黄卢头、港里、中坂、七埞、横林、岐山、王厝、龙腰河9个畲族村均定为革命老根据地。同年10月，中共福建省委统战部、福安地委统战部，组织福安、寿宁、柘荣3县畲族干部5人，到福安下逢乡畲、汉民族杂居地区，调查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情况，写出《福安县下逢乡畲族地区生产情况、特点及今后意见》。
1958年，专区抽调大批畲族干部，配合福建省民政厅办公室主任兼民族事务处处长白子文、厦门大学讲师陈国强、中央民族学院讲师施联朱等人组成的福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分别到福安、霞浦、福鼎、宁德等县畲族乡村进行调查。写成《畲族简史》和《畲族社会历史调查》两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4年后，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福安县坂中、康厝、穆云，霞浦县盐田、崇儒、水门，宁德县金涵，福鼎县硖门等8个畲族乡，设立畲族乡人民政府。民委参与制定畲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划和措施，使各项补助款与资金得到合理的分配及使用，帮助畲族贫苦农民脱贫致富。协同有关部门制定规划，举办各类培训班，发展畲族地区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科技事业。地、县民族事务委员会自1986年以来，举办茶叶、果树、食用菌、水产养殖、农村医生等培训班20多期，培训畲族青年5000余人次，受训人员基本上都能掌握一到几门实用技术。民委干部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畲族群众，收集情况、反映情况，协助人事组织部门做好民族干部的培养与使用工作，在物色人才上起推荐作用、参谋作用。组织畲族乡村群众、干部外出参观学习，扩大视野。福安、霞浦、宁德、福鼎民族工作部门自1956年以来，还相继在城关设立少数民族招待所，以优惠价接待畲族旅客，方便畲族群众。配合有关部门开展民族政策、法规宣传教育活动，反馈民族政策、法规在本地区执行情况，处理协调民族关系，增强民族团结，将民族地区脱贫致富工作纳入各县（市）整体规划，因地制宜，发展民族开发性生产。少数民族群众要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在开展扶贫落实各项优惠政策时，围绕“巩固温饱、壮大集体、加快开发、提高素质”以实现更高层次的脱贫致富目标，要特别注意发展壮大民族村村级集体经济。
第二节 扶持工作
一、经济扶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从人力、财力、物力各方面帮助畲族地区发展生产。1962～1963年，全区先后3批发放少数民族专款42.49万元，棉布21.5万尺，棉花5425公斤。据专用款使用效果统计：用于生产的占80%，用于生活的占20%；受救济49个大队、169个生产队，9718户、38514人。
1964～1965年初，人民政府拨给畲族地区的补助专款43万元；帮助畲族地区垦复茶园8000亩，购买耕牛、猪、羊2000多头，购置农具1000件，兴修水渠35条，购进肥料90吨，为困难户添制寒衣2900多件，修建房340间。
1979年投放少数民族地区补助款132.5万元，用于帮助畲族农村集体兴建小型水电站158处，兴修山塘水库、水利和围垦30处，新建粮食、茶叶加工厂192个，修建集体粮库305座，修建道路桥梁30处，添置手扶拖拉机67台，补助发展村茶果与海产养殖137个单位。
1984年，宁德地区赊销少数民族棉布89.8万米，棉制服4202件，絮棉53.5吨，棉被1643条，蚊帐布54.12万米，蚊帐76条，棉毛衫10330件，被单、棉毯1345条，折合人民币6246.59万元。赊销61701人，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41%。
1985年，霞浦县民政局由于在挂钩扶持二坑畲族村开展扶贫工作中成绩显著，受到国家民政部部长的表彰。中共霞浦县委书记陈济谋在3年中先后到上水畲族村作过7次调查，指导扶贫工作。各单位在扶贫工作中，帮助畲民出谋献策或提供贷款，使之摆脱单一封闭型自然经济状态，树立商品生产观念。霞浦县税务局在海边畲族村扶贫时，节省本局支出，为畲民办了大量实事，成绩突出，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单位光荣称号。
1984～1990年，全区发放民族专项补助经费达1000万元以上。其中有偿经费占30%，发放重点是改善畲族农村基础设施。福安市有28%用于畲族村基础设施建设，34%用于发展畲村农业生产，24%用于畲族教育卫生与社会福利。发放范围是村级集体经济实体及个体经营者（含各种专业户、重点户、贫困户等）。与此同时，7个畲族乡还享受贫困乡待遇。在乡财政留成、企业税收减免、公粮减免、粮食定购加价、认购国库券等方面采取优惠政策。从霞浦县3个畲族乡看，单田赋税一项，1984～1989年免征或减征粮食3987吨，折合人民币142.63万元，平均每人受益19元。
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德军分区在1985～1992年的7年中派出20多批100多名官兵，深入福安县坂中大林等3个畲族村扶贫，帮助380户畲族农民脱掉贫困帽子，受到福建省军区的表彰。周宁县林业局从1989年起免费供应畲村造林种苗，县供销社也给畲族每户照顾供应化肥50公斤。
福安县县直机关单位1989年扶贫挂钩16个畲族行政村，占全县挂钩总数的1/4。在扶持222个村级集体经济项目中，畲族村占41个；专贴92万元，畲族村占16.5万元，平均额比汉族村多400元；安排特困户补助款28万元，畲族占6万元。康厝畲族乡通过扶贫工作，发展商品经济，1988年，人均收入从1985年的160元增加到380元，人均口粮由1985年的225公斤提高到300公斤，脱贫率达95%。同时，柘荣、寿宁、周宁、古田、屏南等县部门也采取措施，分别帮助畲民脱贫致富。截至1989年底止，全区畲村累计种茶5227亩，种果114万株，造林1.2万亩，种香菇190万袋，养对虾2278亩，创办各类加工厂46个，人均纯收入407元，比1985年增长237%，脱贫1.2万户，占畲族贫困户的75%。全区已通公路的畲族村405个，占畲族总村数的1/5；已通电的畲族村971个，占畲族总村数的1/2；已用上自来水的畲族村262个，占畲族总村数的1/7。
1992年全区民委系统挂钩15个少数民族村委会（地区1个、福安4个、福鼎2个、宁德2个、古田1个、霞浦3个、周宁1个、柘荣1个、屏南、寿宁1～2个自然村），帮助发展开发性生产，搞好脱贫致富。
1994年，宁德地委、行署把“实施少数民族贫困村搬迁造福工程”作为帮助少数民族打好“贫困攻坚战”战役的大事来抓。全区1789个少数民族自然村中，10户以下的自然村有357个、2570户、11500人居住条件十分恶劣，生产生活受到极大的限制。周宁县决定从城区划出耕地8亩，作为苎园坪、陈家山下洋少数民族“造福工程”新村用地。福安市委、市政府领导先后两次到坂中畲族乡召开现场办公会，在市郊地带划出100亩作为少数民族搬迁用地，制定减免土地税费、规划费等优惠政策，解决启动资金30万元。全区计有24个村，288户、1308人搬迁入新村新居。
二、优惠政策
中华人民和国成立后，为改变畲族地区经济落后状况，地委行署除了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省有关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和制订区内相应的有关优惠规定外，优先安排有关项目，积极扶持发展畲族地区经济。
1962年，福安专区、县卫生部门定期组织巡回医疗队，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巡回医疗，开展疾病防治和对基层卫生机构进行技术指导，对危害畲族人民健康较大的疾病，进行重点积极防治，对畲族贫苦病人，给予适当医疗费减免，其费用在各地卫生事业费内调整解决。并在社会救济款发放、农业生产贷款和公粮减免、生活用品供应等方面亦考虑优先照顾畲族地区。
1973年，闽革政民（73）37号、闽革财预（73）44号文规定：在福建省内定居的少数民族（除壮族外），包括国家干部、职工和城乡居民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在特殊情况下由本人申请，乡镇审核，经县（市）计划生育部门批准，可以有计划地安排生育3个孩子，但生育期间隔必须满四周年；畲族耕地承包期30年，并允许转让承包权。
1981年银行系统对少数民族聚居区、生产少数民族用品企业，发展生产所需的流动资金和中、短期设备贷款，优先给予支持，给予低息贷款照顾（按月息3.3‰计息）。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生产批量少、工艺复杂、利润低的集体所有制手工业的贷款，按月息3%计息。从1983年起，凡在畲族山区任教的小学教师，每月有3～10元的生活津贴费；随带家属是农业人口，且没有劳动力者，口粮由当地用返销粮定量供应；民办教师工资除国家发给部分外，社队集体和学生家长还要给予补贴；对家在农村的公、民办教师，生产队不得向他们收取“三金”和摊派义务工。
1985年起，全区分别情况减免畲族乡村农业税。最贫困区免征农业税5年，困难较轻者，酌量减征1～3年。鼓励贫困区畲民兴办开发性企业（林场、畜牧场、电站、采矿、工厂等），5年内免交所得税。同年12月，福建省人民政府对畲族乡享受省定贫困乡优惠政策作了规定：粮食合同定购任务改为议价收购，差价部分由省财政给予补贴，每购100公斤补6～8元，补贴金70%归卖粮户，30%留在民族乡办公益事业。取消国库券认购任务，让少数民族农民完全自由认购。建立乡财政，实行财政包干后，财政收入增收部分全部留给民族乡使用。竹木特产税乡镇提留部分，由原30%提高到50%，留乡使用。将农村集贸市场税、特产税、屠宰税划给乡财政收入。免征农业税5年，新办企业免征产品税、增值税2年，民族乡新、老企业一律免征所得税5年。外乡、外地在民族乡办企业可享受免征所得税5年。民族乡办小水电可无偿拨款30%～50%。修建民族乡、村道路作为各级财政、交通部门扶持的重点。民族乡中、小学教员工资浮动一级，民办教师符合条件可优先转正。民办教师的工资，从群众负担改为省、地、县三级共同负担。地、县（市）民族小学优先录取少数民族学生。建立健全民族乡卫生院、医疗所（站），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医疗人员。国营、集体单位可在民族乡内招收符合条件的农村青年做工（不转户粮关系）。
1986年起，福建省对11个贫困县153个贫困乡和14个民族乡新办的乡镇企业、基层供销社、新办的工业企业免征产品税、增值税3年，免征所得税5年。外地企业到以上地方投资，分得的利润5年内免征所得税。属于生产性以及教育、卫生、科技等方面自筹基建项目的投资，免征建筑税3年。贫困乡的企事业单位免征奖金税2年。畲族子弟升学可以降低分数给予照顾录取，对在少数民族地区任教的民办教师转公办，也可以降低分数照顾转正。
1985～1992年，宁德地区教育局拨款92万元资助地区民族中学、福安市民族职业中学、宁德市民族中学修建教学楼和学生宿舍。1992年，宁德地委行署为福安市民族村发展集体经济筹集资金90万元。地区每年安排财政周转金30万元用于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改善民族地区办学条件，采取财力、物力重点投入的倾斜政策，重点支持民族中小学校舍的新扩建工程。同年，福安、霞浦、福鼎、宁德4县（市）政府支援畲族地区搞水电、公路、围垦造田等项目资金达280万元，对改善畲族地区生产、生活环境取得显著的成效。
第三节 干部选拔培养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闽东各级党组织就十分重视在畲族群众中发展党员、培养干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闽东牺牲的畲族革命烈士就有510人之多，其中县级干部5人，区级领导干部32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有计划地培养畲族干部，至1956年全区共有脱产畲族干部146人，其中县级2人、区级37人、一般干部107人。此外，不脱产和半脱产的乡主干（党支部书记和乡长）127人，合作社正副社长371人。1952～1962年，福安专区选送畲族干部6批28人和畲族高小毕业生25人，分别到中央民族学院、中南民族学院的干部培训班与文科预科班学习，结业后回地方工作。1962年8月24日，中共福安地委在《加强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福安、福鼎、霞浦、宁德4县，应在县直机关科（局）长以上干部中，安排1～2名少数民族干部。少数民族较多的区、社都应配备少数民族干部。”1963年，全区畲族干部121人，其中区级以上的29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畲族干部培养工作一度受影响。1973年全区从畲族农村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中选拔干部14人充实公社领导班子。同年，全区畲族干部担任省、地区、县、公社党委委员者共计72人。1973～1976年，全区大专院校毕业的畲族学生仅11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视培养畲族干部。1978年，宁德师范开设民族师资班，招收畲族初中毕业学生。1979年，全区输送32名畲族干部到各类大中专院校和各级党校深造。并在检查落实民族政策的同时，提拔任用副科级以上畲族干部24人。
1980年，全区共有畲族脱产干部426人，其中，当选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4人，县长、副县长2人，公社正、副主任（镇长）18人。同年，由地区人事部门划出专项指标，专门录用少数民族干部，降分录取畲族干部23人。后又从畲族农村主要干部和社会青年中招收合同制畲族干部50人。至1983年，全区共有畲族干部（含中小学教师、医护人员）598人，其中县级干部11人，区级干部55人。1984年，全区畲族干部670人；其中地级1人、县级15人、乡级69人。1989年，全区共有畲族脱产干部864名，其中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者20人，任副科级以上职务者94人，占全区干部总数的2.3%。
1990年，宁德地区农校又增设畲族预备班，每年两个班各招畲族初中毕业生40名。降低20～30分录取。福安市坂中畲族乡委托地区农校培训畲族学生20名，结业后回村当主干。同时，福州大学、福建农学院、福建林学院、福建医学院、福建师范大学开设少数民族预科班向闽东招收畲族学生。1991年，宁德地区拥有畲族干部1079人，其中，担任全国妇联执委候补委员1人，中共福建省委候补委员1人，政协福建省委员会委员3人，中共宁德地委副书记1人，处级干部23人，科级干部127人。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在改革开放中，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大业中，有效地行使法律所赋予的管理国家、管理地方、管理本民族事务的权利，在各项建设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992年，全区49个少数民族千人以上的乡镇均配备畲族党政干部。
1993年，中共宁德地委（1993）18号文件指出：“大力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造就一批德、才兼备适应新形势需要的干部队伍，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能否实现的大局，事关民族问题能否正确解决的大局，事关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大局，是振兴民族经济的需要。”民族地区经济要振兴，首先需要培养大批民族干部，宁德地委和行署把多渠道培养选拔畲族干部摆上各级党委组织、人事部门的议事日程，纳入干部队伍建设的总体规划。
第四节 组织参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增进各民族的相互了解，促进民族团结，党中央和国务院十分重视组织少数民族干部到各地参观学习。
1952年，区内福安畲族代表雷霖其参加华东区少数民族代表团，赴京参加国庆观礼，在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在怀仁堂聆听毛泽东主席的报告，观看了国庆阅兵和各项活动。福建少数民族代表返榕后，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叶飞接见代表，并在八一剧场举行少数民族代表晋京观礼团传达大会，雷霖其用畲族语在会上作了报告。1957年8月，福建组织畲族国庆观礼团，由省人大代表、福安凤洋乡党支部书记雷全妹任团长，雷恒春任秘书长，代表团共14人，8月25日到北京，在东北参观1个月后，9月27日返北京参加国庆观礼，10月6日下午4时，毛泽东主席，刘少奇、朱德、陈云副主席，邓小平总书记接见各族代表团，并合影留念。接见时毛泽东主席走到福建代表团前与代表一一握手，并向刘少奇等人介绍说：“这是畲族，在福建浙江一带”，代表们心情激动不已。10月10日代表团离开北京赴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参观，全程历时48天。1959年，国庆节闽东畲族代表再度参加国庆10周年庆典。
1963年，福建和浙江省合组一个少数民族参观团，全团42人，其中福建省21位代表中，畲族代表18人，团长由福安县副县长雷锦灼担任，区内代表共11人，分别是福安雷锦灼、钟勤淑、雷姿淑，宁德雷贤家、钟秀凤，霞浦李细妹，福鼎雷朝菊，寿宁蓝任兴，柘荣雷良兴，周宁蓝成勤等。代表团于9月23日从福州出发，27日抵达北京，11月13日返回福州，历时52天。代表们参加周总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国庆观礼，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此外，省人民政府两次组织少数民族参加省国庆观礼，同时，还组织他们到福州、三明、厦门等地参观。
1975～1978年，全国开展“农业学大寨”。中共宁德地委、地区革命委员会与民族事务部门，分别在福安、霞浦召开三次全区少数民族农业学大寨生产经验交流会。全区各县公社、大队民族干部100多人次分别参加会议，并到福安、霞浦有关的生产队、大队进行参观、学习。1979年，宁德雷祥斌赴京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大会。此外，1978年、1979年省内先后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分别由雷瑞华、雷恒春任团长赴京观礼。1980年，宁德钟木成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次年，宁德雷珍昌赴京参加国庆观礼。1983年5月，雷锦灼任少数民族参观团团长，全团15人，5月17日抵京参观，在京期间受到中央领导李先念等同志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随后前往四川重庆、湖北武汉、河南郑州、上海等地参观学习。
1984年7月1日，地区民委主任雷锦灼、副主任蓝致兴和老区及畲族代表28人一道参加闽东苏维埃政府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中顾委委员范式人，原省军区副司令员陈挺，副政委钟大湖，地委书记吕居永等领导与全体代表座谈。代表们还参加了闽东革命纪念馆、闽东畲族革命纪念馆奠基仪式。同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宁德地区二院医生蓝品英（女）、福安松罗后洋乡党支部书记钟成祥两位畲族代表光荣参加全国少数民族观礼团，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同时宁德地委、行署组织少数民族基层干部、专业户、联合体代表40人由地区民委蓝致兴副主任带队前往福州参加省庆祝国庆活动。
1952～1984年，宁德地区畲族代表参加全国少数民族国庆观礼团的共有20批90人。1986年12月，宁德地区民委组织各县民委主任，古田县民政局分管民族工作的领导及畲族乡乡长一行14人，由蓝致兴副主任带队，前往浙江丽水及温州市少数民族地区参观考察。1952～1993年共有100多位畲代表先后晋京参加国庆观礼和参观学习。通过参观学习，拓宽代表们的视野，增进民族间的理解和团结，促进区内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
第五节 民族团结
历史上，统治阶级对畲汉民族奉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排斥畲民，挑拨民族之间关系，不断制造争田、争山、争水事端和挑起械斗。大族欺小族，大村压小村，侮骂畲民更是常有的事。
但畲汉两族人民在频繁的生产、生活交往中，逐步形成的互相谅解、信任、学习和互相依存的传统友谊却始终是主流，是牢不可破的。霞浦溪坪、上水一带畲村把当地汉族肇基先民奉为“开山地主”，立香位，加以供祀。福安后门坪村畲族称当年协助开拓后门坪的魏姓汉族先民为“魏公侯王”，建魏公庙宇，每年农历二月二日举行庙会公祭，表示他们对汉族先民怀念的虔诚。而有的汉人，接受畲族文化，从饮食起居到风俗习惯都与畲族无异。不少畲族村通晓汉族方言，历史上畲族生员同样接受汉族儒家思想文化的教育。畲汉通婚，亦较常见。根据清光绪三年（1877年）福安溪柄东山村《雷氏宗谱》载，自乾隆至同治年间，雷氏娶妻455人中，钟氏女272人，蓝氏女160人，雷氏女1人，吴氏女7人，李氏女6人，杨氏女3人，汉族陈氏女2人，郭、郑、王、董家女各1人。在嫁女的255人中，嫁钟家154人，蓝家70人，吴家5人，杨家4人，汉族郑家6人，张、李家各3人，郭、林、蒋、叶、宋、阮、何、龚、罗、徐家各1人。民国35年（1946年），霞浦松城畲族雷有金之母钟氏百岁寿辰，汉族群众为其在“中山堂”举办庆贺“雷母百寿”活动，百多位知名人士为其书写“寿”字，合成“百寿图”。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畲汉两族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在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深厚革命友谊。霞浦龙潭村在受到国民党军“三光政策”洗劫之后，畲汉群众肩并肩地在深山盖起草寮，居住一处，生死与共，渡过艰难岁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闽东各级党政部门十分重视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积极探索畲族区域发展路子。
1951年，各级党政部门大力宣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内各民族，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各“民族一律平等”与“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的规定以及政务院《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霞浦县七星曲村汉族取消了对畲民收取“海埕租”、“茶亭谷”和“官谷”等不合理的负担，建立起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互利的新型民族关系。
1955年，浙江省有几户汉族迁到霞浦茶岗居住，畲民积极帮助搭盖草寮。不久，霞浦岭头畲族村失火，邻近汉族村民伸出友爱之手募集口粮1750公斤、现金236元和衣物相助，并出工410日，帮助灾民重建家园。
1958年，福安甘江汉族大队塘堤在八月大潮有被冲溃的危险，山岭大队畲族群众闻讯后，连夜出动200多人，抬着木头，拿着锄头下山支援抢险。1960年6月，福安溪柄公社扆山汉族大队惨遭水灾，碧后畲族大队组织40多人，随带粮食、农具与20万株蕃薯苗下山，帮助汉族社员补种救灾。
1970年，宁德地区“农业学大寨”期间，各县掀起兴修水利，围塘造田，新辟公路的热潮。福安兴修炉山水库、建设福（安）穆（阳）公路、围垦溪尾塘田、开凿龙溪水利。霞浦兴修溪西水库、七宝洋水利。宁德兴修马坂水利，围垦东湖塘田、新建宁（德）古（田）公路、新修金涵水库，这些工程规模宏大，均动用各所在县的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广大畲族群众主动献工献料。宁德金涵水库工程修建时，全县19个畲族行政村就出动1200多人共同劳动，自带口粮、行囊、工具到工地与汉族兄弟并肩施工数月。
1983年，宁德地区与所属的福安、福鼎、霞浦、宁德等县先后成立了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工作有了专门机构和专人管理，民族关系也更加融洽，各地更加深入地、系统地进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随民族关系的融洽，畲汉通婚者日益增加，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仅宁德、福鼎2个县（市）统计，汉族姑娘嫁畲族的2433人，畲族姑娘嫁汉族的2697人。从1983～1990年，全区受省级以上表彰的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及个人有80人（个）。宁德地委、行署表彰的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单位88个、先进个人146人。
1992年，宁德地区召开民族工作会议。会上，宁德地委、行署表彰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单位61个、先进个人60人。
附：历次受省级以上领导机关表彰的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单位和个人名单
1983年受福建省人民政府表彰的民族团结先进集体
中国人民解放军37503部队直属政治处 福鼎县文化馆
宁德地区教育局 福鼎县桐城区古岭乡医疗站
中国共产党霞浦县崇儒公社委员会 福鼎县前岐区佳阳民族乡
霞浦县盐田公社西胜大队 宁德县八都公社八都大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32811部队94分队 宁德县七都飞竹第七生产队
福安县康厝公社 宁德县人民武装部
宁德地区民族中学 宁德县赤溪公社松岭大队
福安县坂中公社仙岩民族小学 霞浦县水门公社茶岗大队
福安县社口公社利岔大队 霞浦县崇儒公社新村大队
福安县湾坞公社梅洋大队 霞浦县州洋公社马洋大队
福安县坂中公社洋家山茶场 霞浦县果品食杂公司
福安县甘棠公社小岭大队 柘荣县水利电力局
福鼎县硖门区瑞云民族乡 寿宁县凤阳公社北山大队
周宁县咸村公社云门大队 屏南县甘棠公社巴地大队
古田县杉洋东溪西园生产队 宁德地区水利电力局
1983年福建省人民政府表彰的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
李兆泉 霞浦县溪南公社南山门小学教师
游锡标 福鼎县佳阳民族乡滨阳小学教师
缪振声 福安县松罗公社牛落洋大队党支部书记
雷增金 霞浦县盐田瓦窑头
蓝何俤 霞浦县民委副主任
陈启情 周宁县城郊公社陈凤大队副大队长
张义宣 古田县平湖公社富达小学校长
巫中平 宁德县赤溪公社松岭大队琴田小学民办教师
魏君沛 宁德地区民族中学副校长
1988年国务院首次表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有：
霞浦县茶岗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 霞浦县税务局
福安县坂中畲族乡人民政府 福安县民族实验小学
1989年国务院表彰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有：
福鼎县店下三佛塔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
1990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表彰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有：
地区教育局
武警宁德支队 宁德市人武部
海军某部基地通讯站 福安市甘棠过洋党支部
1990年被国家民委表彰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
吴增德 宁德地区行署副专员
蓝大福 霞浦县崇儒畲族乡新村香菇专业户
袁润熙 宁德军分区卫生所所长
1993年被国家民委授予全国民族团结先进单位有：
霞浦县盐田畲族乡政府 福安市坂中畲族乡人民政府
福鼎县瑞云乡党支部、村民委员会
1992年宁德地委、行署表彰宁德地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单位61个：
宁德地区教育局 宁德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
宁德地区财政局 宁德地区民政局
宁德地区卫生局 宁德地区文化局
宁德地区交通局 宁德地区水电局
宁德地区民族中学 宁德地区农业学校
福安师范学校 宁德市人民政府
宁德市八都镇猴盾村委会 宁德市民族事务委员会
宁德市金涵畲族乡人民政府 宁德市教育局
福安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福安市人民武装部
福安市脱贫领导小组办公室 福安市穆云乡人民政府
福安市社口镇南山民族小学 福安市潭头乡渔溪洋村委会
福安市坂中畲族乡后门坪村委会 福安市教育局
中共福安市委组织部 福安市农业委员会
福安市民族职业中学 福安市社口镇人民政府
福安市康厝畲族乡红坪村委会 福安市溪柄龙潭面村委会
福安市穆云畲族乡中沃村委会 霞浦县粮食局
霞浦县烟草公司 霞浦县脱贫领导小组办公室
霞浦县三沙镇民政办公室 霞浦溪南镇关门村委会瓮里村民小组
霞浦县民族事务委员 霞浦县教育局初教股
霞浦县沙江镇人民政府 霞浦县水门畲族乡青岙村民委员会
霞浦县溪南镇在门村委会瓮里村民小组 福鼎县民族事务委员会
福鼎县秦屿镇方家山村委会 福鼎县财政局
福鼎县桐城乡埕尾村民小组 福鼎县硖门乡人民政府
福鼎县前岐镇佳阳茶场 古田县教育局
古田县凤都镇人民政府 古田县平湖镇富达村委会
寿宁县民政局 寿宁县科委
寿宁县老区办 柘荣县交通局
柘荣县水电局 柘荣县乍洋乡柯岭村委会
屏南县民政局 屏南县甘棠乡巴地村委会
周宁县教育局 周宁县老区办
周宁县咸村镇云门村委会
1992年地委行署表彰宁德地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60名）：
池颂光 宁德市市长 蓝兆凑 宁德市七都北山村党支部书记
李小兵 宁德市副市长 钟思斌 宁德市九都镇副镇长
阮宜朗 宁德市飞鸾镇党委书记 黄钦云 宁德市信访局局长
钟庆贤 宁德市金涵上金浿村民主任
林青 福安市副市长 蓝秀梅 福安市穆云南溪塔村党支部
刘忠富 福安市水电局局长 钟纯 福安市甘棠镇何厝村党支书
李毓松 福安市卫生局局长 钟奶弟 福安市坂中日宅村党支书
林石发 福安市甘棠镇干部 雷奶发 福安市康厝半山村民主任
吴木春 福安市坂中濑头小学校长 钟理春 福安市溪尾乡石合村党支书
蓝石清 福安市赛岐镇江兜村党支书 蓝兴贵 福安市湾坞乡池头村民主任
黄慈生 福安市社口镇民政助理员 蓝奶孙 福安市松罗乡后洋村党支书
吴振成 福安市溪柄镇民政助理员 钟细全 福安市城阳乡铁湖村党支书
蓝庆春 福安市下白石金腰带党支书 王庚华 福安市穆云虎头村小学校长
蓝延俊 福安市溪潭乡张家山村党支书
陈桂波 霞浦县人大调研员 雷玉耀 霞浦县盐田畲族乡乡长
程伯敦 霞浦县崇儒畲族乡党委书记 陈德禄 霞浦县教育局局长
陈逢绸 霞浦县民委副主任 钟昌惠 霞浦县南霞织造厂副厂长
许兆章 霞浦县委台工部部长 王思训 霞浦县水门畲族乡民政助理员
蓝其宋 霞浦县水门大浿村党支书 苏志强 霞浦县盐田瓦窑头民族完小校长
钟金凤 霞浦县州洋乡马洋村
林立慈 福鼎县副县长 林启雄 福鼎县文化局局长
吴阿包 福鼎县秦屿镇政府调研员 陈兆茂 福鼎县桐城乡政府调研员
张孙华 福鼎县前岐镇镇长 洪恒钗 福鼎县政协副主席
苏挺雄 福鼎县教育局局长 王天贤 福鼎县硖门乡瑞云村党支书
钟柔义 福鼎县白琳牛埕下村党支书 雷顺金 福鼎县磻溪乡副乡长
廖备祥 古田县林业局局长 杨养云 古田县大桥镇党委书记
汪裕疆 古田县老区办主任 陈和平 古田县交通局局长
程赠银 古田县水电局局长 雷贤拱 古田县大桥镇梅坪村民主任
张林金 寿宁县副县长 黄立加 寿宁县民政局副局长
蓝振垣 柘荣县人大教科文卫 雷昌安 柘荣县乍洋乡宝鉴宅村民主任
工作委员会主任 余养精 屏南县教育局副局长
雷钟康 周宁县民政局民族股股长 钟锦祥 周宁县玛坑乡杉洋村党支书
相关地名
宁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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