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解放前福鼎畲族农业
  陈元煦蒋炳钊等
  畲族劳动人民有着勤劳的传统美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终年辛劳在高山峻岭之中，从事农业耕种。但是他们的生活却极悲惨，过着“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的非人生活。山高水冷，地质贫瘠，加以耕作粗放，技术守旧固然影响作物收成，但促使畲民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的并非恶劣的自然条件，而是封建统治阶级。
  畲族劳动人民多是无地或少地的贫农，为了生存不得不向地主租种田地，然后把一半以上的收获物交给地主，给自己留下贫困与饥饿。畲民常说，我们辛苦终年养活了地主，饿死了自家人！这句话概括了畲族劳动人民在生活重轭下无限苦楚、无限辛酸的遭遇。畲民受馁、受冻之日，正是高利贷活跃之时！地主、富农趁机放高利贷，盘剥农民，一旦叫这条毒蛇缠住就无解脱之日，年复一年，无日理清，祖孙三代协力理债而清者，亦非少数。其毒之甚，无以复加。国民党反动派也浑水摸鱼，借端勒索，今日摊捐，明日派款，无名之税，甚于牛毛，从上至下巧取豪夺！畲族劳动人民在国民党、地主和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压榨下，于是乎卖妻鬻子者有之，典房当地者有之，流浪乞食者有之，服毒自杀者亦有之……广大畲族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这里流传着这么一首歌：
  蜡烛弯弯倒，火笼当棉袄，典妻又卖儿，塞肠用野草。
  它是虎口余生的畲族劳动人民苦难写照，从中可以窥见畲民艰难生活之一斑。
  一、生产力及其有关情况
  畲族人民多居崇山峻岭，从事农业耕作，本县亦不例外。他们利用溪流之旁的田，种植水稻；山坡或无水之处，则垦植番薯，培植茶树；以番薯水稻为主。
  这里山高水冷，气候干寒，地质贫瘠，多是沙泥黄土，农作物生长不易。水稻以单季居多，四月播种，九月收场，产量极低，顶好田亩产300斤，差的100多斤；一般都在150—200斤，荒年不在此例，颗粒无收的不在少数，所以有“种田得稻草”的说法。个别水利条件较好气候较暖的较平地带亦种双季水稻，但为数不多，产量低。如双华片华阳村早稻顶好的亩产120斤，差的60斤，平均亩产90斤，晚稻好的亩产200斤，差的92斤，平均亩产146斤。
  稻谷用于交租，番薯米是畲民主要食粮。番薯本是高产作物，由于劳力不足，加上肥料欠缺，无力改良品种，只有红薯、白薯和台湾秋3种。因此名为高产作物实不高产，好的园地亩产400斤番薯米，一般均在200斤左右，4担生番薯做成1担番薯米。十月之后，霜露浓重，番薯水分增多，就需要420斤生番薯才能做成100斤番薯米。
  稻子、番薯收成之后，田地任其荒废，只有极少量靠近房屋周围的肥沃田园，才种上大麦、油菜、马铃薯、豌豆之类作物。大麦一般在十月末播种，翌年三、四月收成，亩产平均50多斤。小麦畏寒，而这里十一月就降霜，故一般不种。浮柳片有人试种过，产量极低，亩产仅有20斤，得不偿失。
  解放前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经济落后，不重视发展茶叶生产，茶叶销路呆滞，使广大茶农无所倚望，多砍伐为薪。尤以1937—1938年间为甚，据浮柳李绍连反映，砍伐时多是大刀阔斧，一下子几千株、几万株砍掉。他家里收成40多斤茶叶，无法出卖，只好让其霉烂，当做垃圾。
  畲族地区，经济林很少，唯有杉木、竹林苍郁终年，用于编制竹器、建筑或烧炭之用，比重不大。其他如乌药、草子可作药材，柏油、桐油等均系土特产，数量丰富。
  畲民主要生产工具有犁、耙、锄头、山锄、田刀、草耙、斧头、四齿耙、镰刀等。这些工具均系铁制，其功能与形状一似汉族的，并由汉族铁匠锤打火烧而成。可以看出，畲汉两族人民在文化交流与劳动合作上是有其久远的历史。
  耕畜有水牛和黄牛两种，以水牛为多并普遍应用。
  耕畜的使用率很低，主要使用在犁田耙地之上，运输驮载方面因多羊肠小道交通阻塞关系，大受限制。人们劳动仍然是肩膀加扁担。
  畲族是一个勤劳刻苦著称的民族，男女老少无不参加劳动生产，妇女劳动能力尤其精强，田上田下事务无不勇于担当，她们把孩子捆在背上，跟男人一道上山下地，起早摸黑，毫不以孩子为累。劳动一般无甚分工，只有按劳力强弱作出适当安排。但由于守旧风盛，迷信妇女犁田插秧“影响”收成与“不雅观”的鬼话，不让妇女插手，影响了妇女劳动力的发挥。迷信的揭穿，鬼话的破产，妇女学习插秧，那是解放后的新事。
  小孩从小就劳动锻炼，五六岁就过牧羊放牛的生涯。稍长，则跟大人一道下地干活。十五六岁的孩子肩挑上百斤担子，远行一两公里的事极为普遍。老年人除指导生产外，还参与力所能及的劳动生产，他们虽年迈力衰，脊梁多让苦难给压弯了，但并无示弱。解放后，干起活来，仍不失当年的敏捷与豪迈！
  由于梯田面积小又分散，花时间多，劳力消耗大，加以国民党经常的抓丁拉夫，抓的抓，躲的躲，剩下多为妇女与老人，深感劳力不足，农忙难于应付。于是在春耕或秋收季节，农民之间自发展开帮工活动互相支援，不论劳力强弱，不计工资报酬，这种关系纯粹是互助性质。
  那时，尽管多么身强力壮，想图个吃饱穿暖亦非常不易。1亩水田以丰产300斤计算，除交地租150斤，牛租24斤，种子6斤外，只剩120斤，1个人一年要口粮500斤，至少得耕种四亩多田地才够养活自身，还得保证收成，生活之难可想见。浮柳片蓝朝纱一家5口，耕种11500株田园约8.8亩，其中租种地主田地有7000株，年收成12担谷子，14担番薯米。交地租8担谷，牛租224斤，种子30斤，几占总收成量42%，因而终年劳动所得不够半年糊口。无粮户、缺粮户不可胜计，以牛埕陶必山村计算，全村13户40人，3户口粮够吃到6月末，3户够维持到4月份，3户够吃到2月份，其余4户无粮过冬，1人一年平均只有270斤口粮。浮柳片八斗村11户，口粮够维持到4月份的仅2户，其余皆无粮过年，每人平均只有20多斤口粮。饥饿之时，或沿街求乞，或接受雇佣，或从事烧炭伐竹等副业生产，这就是解决口粮的办法。
  畲族劳动人民在长年累月劳动生产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何时播种收成，何时施肥除草心中有数。农事活动一般都按一年24节气安排。
  对不同性质的土地都有专门利用，一般是水田种稻子，旱地种番薯，但为了调整土壤，也进行轮换耕作，一般是3年一周期，或种豆类或种番薯，均以土壤适宜为定。
  水田一般没有施肥，顶多施一次5担的草木灰与人畜肥，在插秧后数天一次施下。旱地的施肥较为重视，达2次之多，第一次下基肥，一亩约54担，草木灰40担加入畜肥14担；第二次于除草之后施草木灰10担。施肥上之所以有厚番薯薄水稻的倾向，是因为肥料缺乏，而番薯又系丰产作物，收成与施肥数往往成正比。
  谷物品种有白秋、红秋、芒谷、糯谷、百日早等。红秋性耐寒，适于山区瘠地长所以又以红秋种植为广，浮柳与牛埕下红秋播种面积均达70%之多。水稻虽也进行选种，但方法极其简单，即将收割，到田间选择出穗齐、谷粒满、无虫害的为种。晒干风净、贮藏起来，明春浸种时倒入水中，捞去漂浮的空粒，以下沉的选为种子。但一些半饱之粒，往往随之下沉，影响日后收成。
  农田耕作，极为粗放，水田都只二犁二耙，二月翻土让太阳晒干，清明谷雨复犁，小满芒种插秧。要是土质稀烂，则用锄头翻掘，花工甚大，谈不上深耕。田间稻头烧焚为肥，若为烂田，则令其腐烂。原始刀耕火种的残余尚留存在耕种之中。1亩水田，种子6斤，插1300株秧苗，故当时就以1300株为1亩。株距的疏密，又以土质肥瘠，水源远近为定。地肥株距则疏，1尺到1.2尺，让茁壮稻叶有伸展余地；地瘠株距则密，以弥补歉收之不足。谷子九月登场、打场、晒谷都在田边干地进行。把收割好的稻子捆成一束，用一大木桶，周围竹簟，在内置木制竹装的脱粒架，将捆好的一小束稻子往架上猛摔，使其脱粒。晒谷有专门器具曰“簟”，系毛竹编制而成。
  耕种旱地多用锄头，先以山锄开垦，后以锄头把土块敲碎，晒干之后扒成畦，呈单行施下基肥，插下薯苗，除草一次捡藤两次之后就算完毕，每亩番薯园亦以1500株计算。番薯除生吃外，绝大部分都做成番薯米贮藏，做好的番薯米，洗后晾在竹笍上，让其晒、吹干。做番薯米最好在十、十一月腊冬进行，这时，北风劲，太阳光弱，是晾番薯米的大好时光。干的番薯米忌雨淋，雨淋的番薯米煮不烂。
  水是农作物生命，没有水就没有收成。而畲民田园，多为梯田，靠近溪涧能经常灌溉的不多，以浮柳来说仅占40%，其余广大面积则靠天水滋润，“久晴则怕旱，久雨则怕涝”。水利设备极差，无水坝，亦无水渠，顶多只在溪涧水源地方安上竹筒，疏导灌溉，其法十分原始。
  威胁农作物的除了旱灾就是虫灾，过去，作物的病虫害很严重，种类又多，为害之甚，尤以下列诸类为最：
  水稻方面：蜉流子，以稻根为食，通常以菜油于炎热太阳光下喷洒三四次即可消灭；琉球虫，寄生叶上，以叶为食，或用木梳梳除，或用手捉；枯心虫，匿居稻秆之内，蚕食稻秆，为害甚大，不易发觉，不易消除；螟虫，发生于三月秧苗中，以拨苗除之。在双华还发现一种叫臭龟虫，1929年开始发生虫害，威胁极为严重，一旦发生，株连全片，受害之田，亩产只剩20—25斤。
  番薯方面：以食叶的金龟子、九节虫，食番薯的臭虫、土猴等为害最大，一般只用手捉。
  风灾对作物的摧残亦相当严重，往往在水稻扬花孕穗之时，风暴突临，把到手的果实刮得一干二净，因而群众中有句谚语：“只怕风灾，不怕员差”（员差指国民党喽啰走卒）。此外，还有山猪、麂等破坏农作物。
  解放前在经济十分贫困的情况下，人们对自然灾害的防治是无力的，除了求神问佛、祈望保佑外，只好使用人力作局部消除，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提出“人定胜天”与自然挑战的行动口号。
  二、生产关系
  解放前本县畲族地区土地大都为地主所占有，以浮柳统计，全片畲族293户，无田无地却有223户，约达总户数76.2%强。占全片0.7%户数的地富，却拥有42%的土地。牛埕下片共有水田589.6亩，地主雷振其1户就占有115亩，几达1/5；双华片260户畲族中，地富就有15户，集中在华阳、华双二村。华阳村64户中无田地的就有42户。
  无地农民为了求取糊口食粮，他们或接受低资雇佣，出卖劳动力，或被迫接受高租向地主租种田地。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拥有大量生产资料，并通过无奇不有的剥削手腕，逐渐积累财富的地主、富农；另一方面是惨遭剥削，失去土地无以为生，只好接受雇佣的贫雇农，阶级分化极其明显。
  地富拥有大量土地，形成地主、富农土地所有制，另外还有一部分公田与寺院占有土地。浮柳片有蓝、雷、钟、李所属公田12亩；牛埕下片陶必山村有9亩公田，系钟氏所属公田。这些公田皆由族长经营，出租本族农民，按时收租，祭祀祖先。浮柳片有一寺院，拥有70.5亩水田，出租给畲民耕种，每年收取高租厚利，以供十余个和尚过寄生生活。
  解放前，这里典当买卖之风极盛，土地房屋可以典当，妻子儿子也可以像商品一样典当拍卖，以救燃眉之急。浮柳片八斗村1936年有13户103人，卖子的有7人，卖妻的有5人，单蓝清箩一人就卖了3个儿子。牛埕下片陶必地共13户，卖儿6人，卖妻5人。岗来村雷阿瑶把妻子典给浮柳片白坑村李忠见，典期5年，大洋20元，雷家无力如期赎回，只好让她在李家度日终生。浮柳片深垅村李忠粉一妻系由泰顺典当来的；白坑村李有狮将蓝阿丹的妻子典来为偏室。典妻应立证据，典当期间所生子女皆归男家。财产典当了，每年还要付一定利息，浮柳片一张契约记载，光绪二十七年正月，浮柳蓝承筒把一座瓦屋典给蓝承门，典金10块大洋，既典之后，其屋任听蓝承门掌管，而承简每年给承门付利息。既已典当，又须纳息，可见剥削之重。
  典当买卖之风兴盛原因，不外乎生活压迫，如浮柳八斗蓝清箩一家9口，每天只靠半斤米煮汤度饥，上山采金银花当菜。
  解放前地主剥削形式有实物地租和劳役地租两种，以实物地租为普遍，剥削甚重。每租一担地（约7分地）就要交纳100斤租，土地好坏、地租多少，具体由双方协定，但更多的是由地主确定租额，合则来，不合则去，铁价不二。租谷以湿谷计算。牛埕下片雷伯前，租10担谷，收成15担，肥料、种子、牛租不计在内，单还租就达收获总量77%。如果歉收，不敷还租，则以番薯米代替，1担番薯米抵1担水谷。浮柳片朝阳村蓝阿料，租种地主1担谷，收成200斤，还租100斤，牛租8斤，种子4斤，劳动所余只有80余斤水谷。
  照蓝乡牛食岚片86户，每年交纳地租达70620斤之多，约占总收入1/3强；浮柳片每年租入324.43亩，1亩以50斤租计算，每年交纳地租就达48600斤，占总收成量45.2%；八斗村有13户农民，耕种62.14亩田地，其中52.7亩是租来的，每年交付地租达70多担谷子，剥削之甚，无以复加。
  除固定地租外，尚有对分制、年尾租等剥削形式。
  劳役地租并不普遍。但是农民为了租种地主田地，不得不给地主做工，租1亩地需给地主做60天工。双华片蓝青驹租来3分地为地主劳动18天，平均租1分地付出6天的劳动代价。
  实物地租和劳役地租都是农民直接向地主租地耕种，构成剥削被剥削的关系，这叫做“小批”。尚有一种叫“大批”的租佃方式亦在诸乡流行。所谓“大批”即地主把整批土地租给富农或富裕中农，约定租额，富农又将田地转租给贫雇农，从中赚取经手利。地主之所以这样经营土地，一则不论荒年歉收，都可以向富农领取一粒不短的田租，十拿九稳；二则整付整收，手续简便。大批也好，小批也好，对农民来说都是繁重的经济榨取。
  寺院与畲民结成剥削被剥削关系中，租额尤高，1亩平均300斤左右。浮柳片蓝升加租种寺院3.74亩地，每年纳租达1080斤谷子，占总收入72%。
  地主对出租的田地享有予夺之权。浮柳片李学垒租种高家公田3亩，因拖欠400斤租谷，田地便被抽回给别人耕种。因此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和刁难，农民每年都得给地主预付“洽耕银”作定。农民亦有过佃情况。
  兹摘录清光绪十一年十二月一张契约，以供参考。
  ……蓝阿布原有（由）父手承来夏宅公田一所，坐落在坊浮柳洋桥期外安着，应分布边耕种。所因例（历）年租历（理）不清，归将（过去）更少来租五百余斤，本冬（光绪十一年）又少来租二百五十斤，新旧年计共八百斤，为因夏边其田要召别佃耕种。布边自思不能了（料）理，已向与房兄次儿边相商，备银与我赔租，其田仍归弟布边。兄边还原约字文，还弟耕种，两相不得异言等情……
  据浮柳片蓝朝纱反映，民国前非但公田如是，私田亦然。
  借贷相当普遍，有借粮、借钱两种，都向地主、富农与富裕中农借来，尤以地主、富农为最。借贷都以契约之类抵押。发贷时间多在青黄不接时，即六、七、八月，九月付还，期限虽短，利息却高。
  借谷：青黄不接时向地主借来谷子50斤，秋收还谷1担，利息100%。如果年底不清，明年还2担，后年就要4担，像滚雪球越溢越大，越大农民越无力还，就越贫困。一般都是当年逼清，如果不清，则把抵押品廉价折算。牛埕下片雷家约就是因无力付还欠债，经常躲避不敢在家，结果棕衣、锅子都被债主拿走，情形实在悲惨。浮柳片李学垒向富裕中农借谷50斤，拖欠3年，1亩抵押水田被抵算掉。
  借钱：利息高，一般以月利二分计算，利上加利。正月借10元，二月还12元，三月就以12元计算利息。一般为期一年。浮柳片蓝厝里蓝升兴的祖父蓝元汤，民国初年向桐山地主黄茂森借钱5元，如期无力付还，辗转数年，这笔债到他父亲手上，最后又转嫁到他手上。解放前夕，债主还登门逼债，说有50担谷款未清。祖孙三代协力还债而不清，高利贷之毒，甚于蛇蝎！
  实物代役租：就是向地主借谷或钱，然后到地主家里去做工，按工资折算清还。这种一般是劳动力强，受雇于农忙季节。农民往往忙于债主工役而误了农时，贻害极深。浮柳李绍连父亲，曾向富农雷孝文借谷1担，以每天十多小时工作时赚得四斤番薯米折还，总共做了20多天的工役。
  青苗钱：就是在谷物快登场时，地主或私商把谷折成时价之半发放，秋收收回1担谷子。
  此外，还有借谷还钱，青黄不接时谷价高昂，富农趁机把谷子折成时价抛出，九月收回原本，利息25%。
  解放前告贷之户相当普遍，牛埕下片有111户受过高利贷剥削，占总户数78%弱；照蓝乡牛食岚片每年还高利贷谷子就达31300斤，约占总收入1/4；双华片华阳村64户，有12户借债，因无力如期偿还，共有22亩土地被折算掉。
  高利贷的盘剥，高额地租的压迫与国民党的勒索，使广大畲民倾家荡产，挨饿受冻。牛食岚片共86户，有4户（6人）沦为乞丐，有15户（25人）无棉被过冬；罗唇乡1014户，无粮过冬达126户，无棉被99户，讨饭吃15户，当长工24户；牛埕下片陶必山村13户（40人），其中讨饭6人，饿死17人，流亡5户（5人）。浮柳八斗村13户（103人），到解放前夕剩下10户（35人），不是饿死，就是被抓去当兵。全村讨饭13人，饿死10人，求乞死于异乡4人，抓去当兵7人，食毒鱼自杀3人。双华片263户，在1941—1948年间，讨饭18人，卖地25户，当长工54人，稻草当棉被188户，当壮丁失踪36人。
  在饥饿受冻走投无路之时，只好投靠地富出卖劳动力，接受雇佣，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
  雇佣形式有两种：一曰长工，一曰短工，一般是被地主、富农与部分富裕中农雇佣的。
  短工非常普遍。短工是以日计资，工资低微，都在农忙时受雇。1941年饥荒年景，每天只给2斤番薯米，一般年景一天也只有5—6两米，吃一餐中饭。假如是自动找上门来，工资则更少。被中农雇佣工资较高，但机会少。替地主做工还得限额完成，稍不如意，就百般刁难。
  雇长工大多以工计算，小部分以年计资。如牛埕下片陶必山钟昌清，1940年他到古井替汉族地主云如当长工，以一年出工300天计算工资60元，多出工则加资，少出工则扣资；当时，他全年出工280天（包括杂工60天），每天劳动12小时，全年应收入20多担谷，800斤番薯米，20元茶叶。做杂工有规定数量，如一天舂米200斤，积肥8担，砍柴480斤，不能完成规定额就要扣工资。生病就要回家吃自己，不给工资。农忙季节，加班加点，地主家红白喜事，帮工打杂等都不给加工资。年终结账，谷价大增。钟昌清全年工资仅够买两担粮，因而，那年他只赚1套粗布衣。1943年他转给牛埕下地主雷振琪当长工，为时6年。第一年工资350元（折谷7担），每年规定300天，年终货币贬值，结算起来，每天工资不能买一两肉。
  以年计资的长工比较少。浮柳片朝阳村雷阿料，替本片地主做长工，约定工资24元（约6担谷），劳动天数不受限制，可长可短。耕田6亩，一年消磨在田间的就达220天，其余时间，则为主人砍柴、舂米、打杂，虽然约定劳动时间可缩短，实际上天天忙碌。
  解放前，长工、短工都极普遍。牛埕下全片有120户给人雇工，占总户数72%，雇工所受剥削量达70%以上。
  此外，手工业是紧密结合着农业，利用农闲季节进行，没有专业工人。百年前，这里畲民尚不懂编织竹器，只是把原料出卖，后意识到这样做无利可图，就跟汉人学习。仅牛埕下片做竹器的工人就达38人之多。缝纫的技艺都是学自本族技师，一个师傅规定带领一个学徒，6年之内不给工资。那时，缝衣匠有掌班制度。解放前，浮柳全片衣匠16人，以技艺超群者充任师傅，亦参与劳动，并在劳动中给予技术指导。此外，又有烧木炭、理发、木匠等，亦属半工半农，没有什么组织形式。
  （1958年）
  解放前福安甘棠西北片畲族手工业和副业
  施联朱等
  解放前畲族地区手工业不发达，手工业尚未脱离农业而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手工业者同时也是耕作者。由于畲族长期与汉族交错杂居，经济上已发生了密切的关系，除粮食自供自给，妇女自织麻布外，其他如食盐、日常用品等都向汉族地区购入。
  妇女在芒种时开始种麻，一年可以收成3次（4月，7月，9月）。一般是种下第一年没有收成，第二年收成的很少，第三年才有好收成。麻收割后，打掉叶子，去皮，浸入水桶内，再刮掉第二层麻皮，置于阳光下晒干后，把它揉成线，然后加以纺织。1个妇女一天只能织宽2尺许，长1丈5尺的麻布。平均每户每年只有1斤麻线，可以制两件上衣和1条裤子。
  山头庄有4个木匠，但他们都不是专业的，都以农业生产为主。过去这4个木匠曾出外做工，每年每人可收入80元，占农业、手工业总收入180元的44%。解放后手工业和农业的收入各占总收入的一半。没有本民族的铁匠，也没有专业的泥水匠和砖瓦匠。
  畲族没有专业的商人。有流动的小商贩，挑着酒、饼、糖等到各村巡回买卖。没有自己的经济中心，日常生活都是到甘棠（距山岭30里）进行，他们挑着木炭、柴火、杉木、药材到那里换取食盐、咸鱼、粮食等。
  副业有烧木炭、砍伐杉木、打柴火、饲养动物等。
  解放前畲族只有在中秋、春节时才烧些木炭。山头庄在过去全年只烧46担，当时每130斤值0.9—1元，1个劳力一天可烧40斤木炭。
  山头庄过去每年砍柴火200多担，砍伐杉木的很少，过去这个村子每年只砍30多根，每根值四、五角。
  此外还采摘竹叶，一年可收入80元左右。
  解放前由于粮食不足，畲族很少饲养猪、鸡，山头庄全村饲养的鸡不到50只，此外只有少量的鸭子和兔子。
  狩猎是没有季节性的，也没有固定的组织，每当发现山猪、山羊时，大伙则临时组织打猎队，一般是集合20人左右，猎具多用田刀和少量猎枪打猎的方法主要是围猎，有刀枪的人埋伏在野兽出没的路口，其他的人则在山上呐喊。小孩妇女不参加打猎。猎获物的分配原则一般是：猎中者可以得兽头、腰肉（4条骨宽）、4个小腿和皮张，其余的则平均分配给参加打猎的人。过去每逢猎得大兽时，则由猎中者用兽头祭“吴三么”（传说“吴三么”为猎人的师傅，会保护猎人顺利打猎）。
  从解放前畲族的生产力和生产资料关系看来，畲族地区的经济与汉族地区的经济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封建地主经济体系，土地私有，畲族人民大都是汉族地主、富农的佃户，租种地主富农的土地，受封建地租、高利贷和雇工的剥削。加以国民党反动派苛捐杂税的敲诈勒索，使解放前畲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处于落后贫困的状态。但在畲、汉劳动人民之间，由于长期杂居在一起，经济上，文化上彼此互相交流影响，特别是由于汉族地区输入生产工具，对于畲族地区生产力的提高起了一定的作用。
  （1958年）
  解放前后的福安畲族经济
  施联朱等
  福安畲族经济以农业为主，此外还有林业、家畜饲养业和手工业，在各种经济中，只有农业是独立的生产部门，手工业尚未从农业中脱离出来。我们调查的山岭、凤洋等3个生产大队中100%是农业户，就是离城关很近的仙岩大队，解放前虽有18人常年在外做手工业，但家中主要收入仍是农业。大约估计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90%，而林、副、畜养、手工业的收入只占10%，有些地区可能超过以上的比例。
  畲族多居住高山斜坡上，耕种着梯田。耕地分水田和农地两种，水田较农地为多。水田约占耕地总面积的90—95%。水田种水稻，农地多种番薯，个别也有把水田的水排干，种植番薯的。
  农作物以水稻和番薯为主，是畲族人民主要的粮食。此外还有种小麦、高粱、芋头、马铃薯及其他杂粮。每家几乎有着数量微少的园地，栽植瓜果和蔬菜。经济作物有茶、花生、黄豆、苎麻、黄麻、甘蔗、土烟、油菜及油茶和油桐等。
  农业的生产工具，大致和福安汉族相同。有犁、耙、锄头、木锄、山锄、田锄、牛粪耙、齿耙、砍刀、刈刀、镰刀等十多种，还有粮食加工、收谷、晒谷等用具。因梯田坡度大，面积窄小，使用耕牛不方便，估计90%以上的水田都不用牛耕。耕作技术比较粗放。解放前畲族仍保留着少量的“刀耕火种”、“轮歇抛荒”的原始耕作方法。开垦耕种二年至三年后，即行抛荒，或栽上杉木。
  梯田山高水冷，土浅砂多，山道崎岖，交通不便，因此种植农作物花工大，产量低。据调查了解，一亩水稻从种到收，需要30—40个工作日，而每亩水稻产谷200—250斤，300斤以上也有，差的不到100斤。每亩番薯从选种到挖番薯，要花40至50个工作日，而每亩农地产番薯米500—700斤（4斤番薯晒干为一斤番薯米），最高在800斤以上，也有400斤以下。
  畲族男女都参加劳动，一般妇女劳动力较男人为强，妇女除和男子一样参加田间劳动外，还有繁重的家务劳动和副业生产。据仙岩地区调查，一般妇女每年比男子多出107个工作日。男女之间也存在着一定分工，一般犁田、耙田、插秧、打场等重活由男子来做，而女子负责拔秧、除草、砍柴、挑柴卖、采茶与家务劳动。锄草、收刈、挑谷、舂米等都是男女共同操作的。解放后妇女也学会犁田、耙田、插秧等技术。
  畲族人民居住地区，几乎全部是深山峻岭，一般村落较小且分散，交错杂居于汉族之中。解放前畲族在经济上受汉族地主的剥削，绝大多数畲族人民沦为汉族地主的佃户，阶级矛盾很尖锐。
  畲族内部只有极少的地主和富农。一般中农较汉族地区为少，绝大多数为贫雇农。
  根据1951年土改调查，全县畲族8122户，27792人。其中有地主7户，富农25户，地、富占总户数0.4%弱，其他绝大部分为贫雇农。原仙岩乡、可洋乡、双留乡、凤洋村、王楼村，计3乡2村共1064户，其中富农2户，不到总户数的0.2%；富裕中农7户，占总数0.66%；中农103户，占总数9.5%；贫农922户，雇农22户，贫雇农占总户数90%。
  畲族的中农和贫农很少有土地，都是租种附近汉族地主的土地。如靠近城关的仙岩畲族，多租种城内和湖板、洋头地主的土地。凤洋畲民多种离畲族村七八里地的穆洋镇桂林、苏堤汉族地主的土地。
  畲族内部也存在着阶级剥削，本民族地主、富农通过地租，特别是通过放小租、雇短工来剥削本民族的农民。
  畲族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资料。土改前这里的土地已经是私人占有了，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和任意转移。由于畲族人民占有土地很少，如城郊仙岩大队的仙岭洋村93户，解放前只有自耕地20亩，平均每户有0.26亩，每人不到0.06亩。内部土地占有也不平衡，富农和富裕中农占较多的土地，中农占一部分土地，贫农雇农几乎没有自耕地，一般只有一、二分园地。
  除水田农地外，部分地区每户还占有少量的荒地。这种荒地，只能栽杉木和松木等。也有的地方有公地，其数量极少，所有权属全村人的，公地上的树不许任何人砍伐，据说是“护风水”的。
  耕畜和主要农具犁、耙，都为汉族地主和本民族富农所掌握，一般贫雇农是没有的，每户只有若干锄、镰、砍刀等。铁制农具多从汉区购进，或请汉族铁匠来村加工。
  据了解，福安境内畲族聚居的附近地区的土地，原为畲族人民辛勤劳动开辟出来的。后有因交不起租税与深受惨重的高利贷剥削而丧失土地的，有因家人生病或遇荒年而出卖土地的，也有因汉族地主往往控制水源，逼得畲族农民无法耕种而出卖土地的；也有因地主依靠封建官僚势力，大肆霸占了畲族土地。
  封建剥削形式，以实物地租为主。一般看不到劳役地租，货币地租在畲族地区并未出现。地租有两种：一种为定额租，即每年按固定的租额收取，租谷大约占产量40—60%。解放前，旱灾是经常的，汉族地主一般多采用这种定额租的形式。另一种叫分租，即按当年的产量“四六”或“三七”分，地主拿七成或六成，佃户拿四成或三成。这种地租形式，在福安境内也不少，在有些地区甚至是主要形式。农民交租一般要挑送到地主家中，地主用大秤称，农民负担更重。
  高利贷剥削相当严重。每年五至六月青黄不接时，佃户向汉族地主或本族富农借债。九、十月秋收后还，前后仅二、三个月，利息达60—80%，也有100%，高的甚至达140%，即每年五、六月借一担，到秋后还160—180斤。还有一种叫小租，是高利贷的一种形式，用租子来代替利息的。仙岭村解放前几年，每年负担小租比地租还多。
  解放前，畲族农民主要给汉族地主做工，也有给本民族地主、富农做工的。一般短工较多，长工较少。每年四月、六月、九月、十月出外做工，帮地主插秧、刈稻等，一般工资每天为5—7斤番薯米。长工每年干农活280—300天，其余时间在地主家做杂事，每天劳动10小时以上，休息时间很少。工资低微，除本人吃穿外，所剩无几。
  解放前畲族人民终年辛勤劳动不得温饱，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大部分畲族农民缺粮半年，有的缺粮8个月以上。不够吃时，上山砍柴，或给汉族地主做短工，也有在青黄不接时，向高利贷借债，或上山采野菜、野果吃。一遇到荒年，卖妻鬻女屡见不鲜。住的房屋大都破烂倒塌，多年失修，光线暗，地面阴湿。解放前没有棉衣穿、无棉被盖的占80—90%以上。
  手工业和商业不甚发达，手工业尚未脱离农业而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手工业者一般在农闲时出去做工，极少常年在外做工的。手工业种类有泥工、木工、篾工，以及服务性行业的理发、裁缝、做鞋等。技术多自汉族学来。
  没有本民族的商人和自己的专门市场。也很少有外面商贩挑货到畲族地区销售，买卖货物都是去附近汉族城镇。除粮食和麻布自给外，日用品都要从市场上买回。畲族一般出售番薯米、柴火、杉木等，换取自己所需要的食盐、咸鱼、农具等。
  解放后，畲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了伟大的土地改革，废除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从此畲族人民再也不做地主的佃户了。土改中，全县畲族8122户，27792人，大约分得土地30000亩以上。无地和少地的贫雇、中农，分得了土地，大大鼓舞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取消了高利贷、小租和禁止雇工剥削。仙岩民族乡，土地改革时共分进1936.97亩（农地未算在内）田地，平均每人1.5亩。解放前，单地租一项，仙岩畲族每年要付给城内、洋头汉族地主的地租2585担谷子。该乡农民雷石宝反映说：“国民党统治时，自己没有土地，当过长工，做过乞丐，吃的是苦菜粗糠，生活极为困难。解放后分得3亩地，进行深耕细作，获得了增产，粮食够吃外，添毛衣1件，衣服8件，裤子4条。”
  土改后，畲族人民响应党的组织起来的号召，纷纷组织互助组、农业合作社。1952年全县绝大部分畲族地区，组织了互助组。互助组有一般互助组、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3种。组内贯彻了自愿、互利（等价交换）和民主管理的原则。这样解决了贫苦农民生产资料缺乏和劳力不足的困难，提高了农业生产，改善了农民生活。
  1954年至1955年初，互助组纷纷转入初级社。采取土地与劳力统一经营管理，解决了互助组中所不能解决的矛盾。
  1956年合作社高潮时，全县80%的畲族人民都已入社。在根本上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后，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战胜了各种困难，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了水利，根治了旱田，进行了改制，改良了土壤，增施了肥料。
  由于土改和互助合作运动，彻底改变了农村中的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解放几年来，畲族地区的农、林、副业生产，得到很大发展。农作物种类和耕地面积增加，过去从来不种双季稻，1956年在广大地区开始播种早稻（南特号、广东早）。每年很多荒地开垦为良田，很多旱地改为水田，种植水稻作物。
  劳动的组织和分工也大有改变。过去一向个体生产，现在按生产队集体劳动，劳动积极性大大增强。妇女过去不插秧、不耙田、不犁田，现在都已学会了。耕作技术也有很大改变，过去水稻只是一犁一耙，耕深4寸，解放后大多为二犁二耙，深耕8—12寸。解放前施肥一次，草木灰、人粪15担，除草2次，而解放后施肥2次，草木灰、人粪、绿肥80担，除草3次。单位面积产量有了很大增加。据某些地区估计，1953年互助组比一般单干户增产20%；1955年农业合作社比互助组增产20%以上。
  党和政府为了帮助畲族人民克服生活困难，发展生产，解放几年来，采取了发放大批救济款、农贷与兴修水利等措施。如原双留乡坑源里、岭柄宫二村在1953年前后两次发救济款13万5千元（旧币），农业生产肥料贷款134万元，谷种贷款35万元，棉被四床，棉衣29件。去年政府特拨专款18，000元，扶植福安畲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
  （1958年）
  解放前后福鼎双华畲族经济
  福建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
  一、农业方面
  1.土地情况：畲族住居山区，所耕土地90%以上是梯田，自然条件较差，花耗劳力大，产量少。解放前双华有317户，人数1055人，其耕土地水田901.26亩，农地987.27亩，水稻平均产量120斤，地瓜平均亩产量160斤，除交地租官粮外，平均每人全年有200斤，可供4月口粮，大部分家计极为困难，靠搞副业打零杂工来弥补。
  土改前（1951年）畲族人民绝大多数是无地或少地的，全乡317户，有地主13户，富农2户，贫农201户，雇农6户，中农95户。从占有土地情况看；地主占土地622.6亩，富农占地口亩，中农占地1047.77亩，贫农占土地仅548.9亩。
  贫农人数多，所占土地少，同时多系农地，水田极少。田瘦土质坏，又常遇自然灾害，农作物收成极差。一般年份，早稻好的亩产120斤，差的亩产60斤，平均亩产90斤；晚稻好的亩产200斤，差的92斤，平均亩产146斤。地瓜好的亩产300斤，差的亩产120斤，平均亩产168斤。倘遇特殊灾害，农作物收成就不堪设想。解放前经常发生灾荒虫害，有的亩产只有20—25斤，甚至有的没动镰。
  解放后，畲族人民在党和政府的关怀领导下，发挥了光荣的革命传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推翻了封建统治和压迫，没收了地主生产资料。积极参加互助合作，逐步采用新的耕作方法，因而年年得到丰收。1952年
  产量超过战前最高水平。
  1953年虽受自然灾害，与1952年比较只减产少许。1956年自然灾害严重，但全乡产量比解放前增加近一倍。1957年是历史上空前大丰收，总产量727883斤，交公粮20935斤，卖余粮122838斤，每人平均分粮440斤。目前仓库中尚有30000斤地瓜米。现在粮食紧张情况，已经不存在了。
  双华有汉族66户，人口231人，聚居在石坑头及东坑里，自然条件与畲族地区一样，除了1户地主外，其余都是中农及贫雇农，所占土地多农地，少水田。平均土地量与畲族人民一样。
  双华地区畲族内部阶级分化比较显著。其他地区一般是畲族人民为了争取最低的生活资料，向汉族地主租种土地，而本民族地主极少。但双华畲族只有200多户，就有地主12户，富农2户，集中在华双、华阳二村，占有土地面积772.3亩，大部分土地购买自浙江（162亩），罗唇（67.5亩）、佳阳（58.8），佳山（59.9）、安仁（82.5）。在本乡土地极少。
  2.生产工具：种类很多，根据不同性质分为两类：
  （1）犁、耙、锄头、山锄、耕牛。
  （2）疏齿、镰刀、粪箕、篾笍等。
  以第一类为主要的，是农业生产不可缺少的工具。由于家计困难，一般贫苦农民无力购买生产工具，中农以上的家庭一般置有完整的农具，如调查华阳村64户的统计：地、富、中农平均每户有耕牛2头，4户中农有耕牛、犁耙、锄头、蓑衣等。贫雇农仅置有锄头及成本较低的农用家具。全乡土地不多，畜力、工具统一使用，基本可以解决。农业生产基本还是旧的一套，新式农具使用极少，影响农业生产。今后，必须大力宣传，推广新式农具，以解决劳力紧张问题。
  3.劳动组织：畲族男女老少都参加劳动，解放前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农忙季节偶有换工，对生产不起多大作用。
  解放后，经过土改，群众觉悟提高，党和政府引导农民走集体生产的道路。于1952、1953年先后组织起来10个互助组，其中有6个常年互助组。参加农户共有74户，人口212人，占总户数25%，占总人口21%。互助合作可以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对于缺劳力的农户进行互助，生产工具互相调剂，做到农业生产不违农时。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也相应跟着变化。1954年互助合作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进一步组织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先后共组织了11个合作社，参加农户有234户。在合作社中劳力统一安排，土地统一经营。
  4.农作物与施肥情况：双华地区一般都是2、3、4月多雨，以4月份雨量为最多，以后雨量逐渐减少。11月下霜，12月，正月下雪。气候尚属温和，因此这种农作物的种类很多，有水稻、地瓜、大麦、小麦、蚕豆、大豆等。解放前水稻种植分为2种：华阳、华双、华中一带年种少量早稻，晚稻占多，地瓜种植面积最多，也是畲族人民的主粮。如西安村18户，过去只播50斤谷种，其余农地水田均栽种地瓜。1952年种植面积的分配：水稻901亩，地瓜987亩，少量土地用于种植其他作物。解放前只有少部分的牲畜肥，人粪肥，大部分是以草木灰施肥，一般只施肥1次。解放后，肥料有人粪肥、牲畜肥、垃圾、草木灰、油渣、桐油饼、肥田粉、土化肥等。年施肥三四次。1955年亩施肥3000斤，1956年亩施肥7000斤，1957年亩施肥9000斤。插秧时还以人粪和草木灰搅拌蘸秧头。解放后比解放前虽有增加施肥量，但目前农村垃圾遍地，人粪肥甚多，阡陌前后野草丛生，应领导群众加以利用，一则改善环境卫生，二则可以增加肥料。
  5.土特产方面：双华土特产种类多，收益多，但恢复发展少，据调查不完全统计，土特产方面有茶叶、柏油、柴片、桐油、花生、油菜等。牲畜家禽有牛、猪、羊，鸡、鹅等。双华土特产的收入占总收入35%。由此可见，搞好双华地区土特产的恢复与发展工作，乃是活跃农村经济的重要环节。解放后在党政领导支持下，已有初步恢复。今后应重视加强领导这一工作，以达到改善提高人民的生活。
  双华地处山区，荒山面积约2000余亩，应该加强规划，发动群众栽种茶叶、松杉木、梧桐、果树等土特产，增加人民收入。
  6.生产技术与灾害：（略）
  二、剥削关系
  地主高利贷者对于农民的盘剥花样多，剥削重。就以剥削形式来说：有劳役地租、实物地租二种。具体可以分为下列几种：
  （1）作分：农民为了租种地主的田地，先给地主做工，如要租1亩地，必先替地主劳动60天。蓝青驹租来3分地，为地主劳动18天，平均每分地须付出6天的劳动代价，而1年不必交租。
  （2）订现分：即固定地租。要向地主租种田地，双方先协商地租定额，一般租额很高，高的每亩180斤，倘遇歉年，收成太差，双方可根据实际协商适当减少。
  （3）分租制：农民租种地主的田地，到收成时，有的采取对分制，即每亩田地收谷100斤，农民地主各分50斤；有的地主采取38抽分，即每亩地收谷100斤，地主分38斤。这种分租制，地主所分之实物地租，不付任何劳动代价。农民分得谷子，其中包括牛租。一般每亩地须租牛5.5天，每天牛租12斤，每亩地单牛租一项即付出66斤。倘遇自然灾害严重，农民可与地主适当协商，减轻租额。但牛租不论丰歉，必须全数还清。所以有时农民忙碌1年，不但颗粒不能还家，并且还要贴牛租。
  （4）下根银：农民甲为了保证租到地主的土地，先向地主交定银，地主就决定明年A土地租给甲。每亩一般收定银3元，地主收后，就予没收。后来农民乙要租A土地，得向农民甲商量。但往往因农民乙与地主有交情，通过地主对农民甲的百般挑剔，农民甲只好放弃租给农民乙，不过农民乙必须付出定银3元还给农民甲。
  上列地租形式，以订现分，即固定地租，最为普遍，这点与汉区大致相同。
  借贷关系在双华不甚普遍，因一般农民家贫如洗，不动产甚少，所以财主不肯轻易借给农民。每当青黄不接，贫苦农民告贷无门，偶有借贷款项，亦须家中有物可押，并请人作中见，利息极高。如农民今年向地主借30斤小麦，要以1500株的地瓜面积抵押；并俱写契约一纸为凭，其30斤小麦须由保长经手，保长抽2斤，农民实收28斤。所借30斤小麦今冬还不起，到明冬要还干谷280斤。（计算办法：小麦每百斤以大洋12元计算，谷子每百斤以8元计算，每元月利2分，每月利上加本，本中加利，明冬得交280斤）。每当最艰难的岁月，也是高利贷最活跃的时机，有的农民以月利10分贷来维持生活。
  典当、土地买卖也很多，因国民党抽丁、迫捐勒税，贫苦农民无力负担，只好典卖土地。以1938年最为严重。
  三、手工业、副业、商业
  据调查双华手工业、副业的特点：人数少、种类少、收入少。
  从事手工业者，除刺绣外，其余都不是专门职业。刺绣业有20人，是专门职业，每逢喜庆婚嫁，受雇刺绣，工艺精巧，衣服、裙子等物绣有人物花鸟，配色鲜艳夺目，颇得人称赞。我国工艺品出口甚多，这种人才有培养的必要，也是继承文化遗产的必要措施。
  手工纺织在畲族地区较为普遍，有蚕丝、芋麻、棉纱三种织物，从事纺织者一般是老人，缺乏劳力的，青年男女极少。过去纺织物自给自足。据说在清光绪年间最盛。国民党统治时代就逐渐减少。
  副业生产是畲族人民经济生活重要的一部分，他们因土地少，全年除农业劳动外，大部分时间到外地打杂工及挑柴往浙江，来维持家庭生活。
  畲族无本民族的商人，亦无墟市场，过去畲族人民对副业产品、土特产都要挑到离双华10多里和30多里的浙江马站及樊山等地交换，现在大部分由国家收购外，尚有一部分挑往浙江出售。
  四、人民生活改善情况
  双华是一般老区，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受尽摧残和破坏。抽丁，捐勒税，迫得人民卖妻鬻子，当田卖地，倾家荡产。在1941—1948年双华讨饭的有18人，鬻子的有11户，因无力扶养及怕抽丁关系为人继子者22户。因无法交捐税而卖土地者25户。给人雇工者296人，稻草当棉被，火笼当棉袄者188户，占全乡总户数60%弱。总之，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双华人民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到处苦声载道，无一片安乐之地。贫农蓝青说，说到解放前的辛酸生活，不由地唉声叹气。
  解放后，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无限关怀，使他们在政治、文化、经济各方面都翻了身，就以双华人民的生活提高来说，根据我们调查48户统计，添置新床3张，新建烟囱灶9个，盖房子2座。耕牛16头，比解放前增加50%；毛猪52头，增加8倍；羊107只，增加了70%。
  双华人民普遍反映说：“解放后我们生活提高8—10倍。”贫农蓝青说在一次乡干部座谈会上说：“如果没有解放，今天也没有我阿说了。”由于人民生活得到普遍改善，购买力也相应地高了。今年6月份双华分销店开始营业，每日收入40—50元。最高达90多元，每月平均收入1200元左右。
  根据我们调查中农和贫农2户家庭生活，可以看出一般人民生活改善情况。
  蓝青说（贫农）：全家4口，解放前种2亩农地，全年粮食不敷10个月，以麦壳苦菜充饥。还有打零杂工、搬运卖柴维持家计。
  解放后，不但粮食足够，去年分得地瓜米，到今年还剩640斤。新添置物件有棉被2床、棉袄20件、衣服10套、卫生衣4件、球鞋4双、锄头2把、草耙2把，修建房子1间。
  雷子来（中农）：全家4口，解放前种水田4.2亩，农地2.12亩，年收入谷500多斤，地瓜米700多斤。副业收入200多元，缺粮半年，靠野菜及被人雇临时工，搞副业来弥补。
  解放后，除了口粮够吃外，还购买牡牛1头，棉被1床，棉袄2件，衣服8套，球鞋、布鞋、雨鞋样样都有。新建房屋3间。
  解放前后广大人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因此阶级也起了很大的变化。有不少贫雇农上升为下中农，上中农。宁德县南山片畲族经济
  福建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宁德分组
  一、生产力
  1.作物种类和土地利用。
  作物种类：粮食作物有水稻、番薯、大小麦、芋头、瓜菜等，以水稻为主，番薯次之，大小麦是近两年山区新作物，经济作物有松、杉、竹、茶、麻类、花生、油菜、黄豆等，而以杉、竹为主，茶叶次之。南山片各畲族自然村离汉区不远。以乡所在地——飞鸾为中心，最远的乌岩、长园相距只有15华里，近的可坑里只有5华里。虽然山高水冷，土地贫瘠，与汉区平原地带有所差异，但农作物种类却与汉区大体相同。畲族区有的汉区也有，不过是产量多少不同而已，并无其他特产。如经济作物中的杉、松、竹几乎遍布南山片各畲族自然村山岭，其中以毛竹出产为最多，杉木次之；茶叶全南山片有253.57亩，占全片耕地面积2046亩（不包括蒲岭社）的12%强，收入占全南山片总收入不多，却以乌岩与长园村为最多。乌岩与长园共有243.57亩茶园，其中循园茶（地瓜园周围种茶）180.82亩，简作茶园（一片山园全部栽茶）只有62.75亩。茶叶生产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与支持下，产量与质量逐年都有提高。乌岩1958年茶产量5858斤，比1957年4506斤增产30%，质量列宁德县第1位，平均每担价值97元，其他地区只平均七、八十元。除可坑里与南山各种5亩外，别村都是自种自给的。
  粮食作物全片计有耕地面积240538亩，其中水稻1973.11亩，占总面积82.03%，地瓜432.27亩，仅占总耕地面积17.97%，还有大小麦、芋头、蔬
  菜等占耕地面积都很少。水稻单位面积产量逐年提高：解放前好的亩产200多斤，中的只有150斤左右，差的在100斤以下，全年平均亩产只有150斤左右，大部分都是单季稻，从四月插秧到九月初收割，需要130至140天时间，割完稻，锄罢稻根，田农就须停种五六个月，翌年复种。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畲族地区也推广了“一肥二水三改制”和“深耕密植”的增产丰收经验，兴修水利，大量积肥，单季改双季等增产措施亦被畲族农民所接受。南山片1958年修小型水塘1个，小型水利112处，七昼夜积肥331729担，超额2.1万多担，改良土壤1172亩，单改双占田亩60%。据南山、可坑里、乌岩等三社（旧社）1958年上半年统计，单季改连作和简作的有922.69亩，占三社总田亩1640亩的56%。因此产量大有提高。解放前单季稻占80%以上，洋田种些双季稻，约仅占10—15%。每年平均亩产120—150斤，等于种子每亩6斤的20至25倍；1956年改制占总耕地面积60%以上，后因“改制不增产”的错误思想影响，1957年改制面积又降到20—30%。单双造平均亩产220斤，单季亩下种9斤，双季13斤，平均每亩下种11斤，收获量等于种子的20至22倍；1958年又大改制，早稻平均亩产268斤，每亩下种18斤，总收获量等于种子的14至20倍。
  土地利用：南山片18个畲族自然村中，除可坑里和蒲岭（畲汉杂居）两村靠近平原地区，地势较低外，其他全是处于高山半岭的村庄，因此除了梯田和山园以外，别无其他种类土地，至于山脚下（如可坑里和蒲岭）的小洋田，约仅占南山片总耕地的5%。
  这里年年都有开荒，山园面积却没有增加。因为山园都处于山顶，缺水贫瘠，种二至三年后，就需要停种四至七年之久，畲族称之曰轮歇地。全片有432.27亩，占总耕地21.9%。梯田占总耕72.9%。
  2.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
  南山片畲族所用的农具，不论是铁器或竹木器，全由汉区买入，种类大多与汉人同样。虽有些个体的铁、木、石工匠分散在各个村落，因技术不高，设备缺陋，又不能组织集体生产，因此，亦不能满足生产需要，其农具有如下几种：
  第一、铁器类：有犁、耙、镰刀、草耙、田刀、柴刀、锄头等；
  第二、竹木类：软笍（晒干作物用的）、番薯笍、谷筛、箩篓、谷楻桶等；
  第三、加工工具类：土垄（脱谷皮用的）、石臼、风车（扬谷壳糠的）、地瓜刨（切地瓜丝用的）。这些工具与汉人大同小异。因山高水冷，田园面积窄长，土地贫瘠粘硬，新式工具推广不多。
  耕畜全是水牛，南山片约计有47头。
  畲族农具说明：（1）畲族用犁：此犁专用于山区梯田，全部约重35斤，是由铁犁头和木犁柄两部分构成的。犁头长1.1尺，短平原（汉区）犁1寸，犁头不像汉犁那样尖，稍带曲圆形，犁尖至犁手长约2.5尺，犁柄长3.5尺，都比汉犁短约5—7寸，因为山区梯田土硬且面窄，形此构造，便于使用。
  （2）畲族用耙：此耙宽3.1尺，比汉耙短5寸，齿高1尺，比汉人用的短1寸，齿间2.5寸，全耙的齿比平原田耙少两齿，适用于山区梯田，也因梯田土硬且窄，便于灵活转弯。
  （3）畲族用锄头：锄头有四角锄、板锄、山锄和三角锄等4种，四角锄嘴宽约4寸，绝大部分用于平原水田、农地，畲族山区很少用。板锄嘴宽2.5—3寸，山锄嘴宽2寸，乃畲汉人民山地通用工具；板锄适用于土质很硬的农地开荒用，山锄适用于开荒掘岩石等坚硬的东西。三角锄嘴形呈现曲线圆尖形，跟宽4.5—5寸，乃畲族劳动人民传家工具，应用量最多，适用于山区梯田，因梯田水冷土硬，不易损坏。据传说，三角锄乃从高辛帝宝库里取出的，至今保留着祖宗流传形状。
  （4）畲族用田草耙，与汉族一样，只是竹柄梢长些，大概适于梯田形窄特点，一般一坛田同向耙二回，便可换行再耙。
  耕作技术：山田除收获季节慢些外，耕作工序亦大体上与汉区相同，解放后提倡“精耕细作”，畲族农技在汉区的影响下，也有一定提高。如解放前单季稻只一翻一耙就插秧苗，有的甚至今天翻耙，明天就插秧，技术非常粗放，也就更谈不到积肥和多施肥料，有的还是白水田。解放后，特别是去年和今年几乎都做到二翻三耙，有的还三翻三耙，每亩施800—1000担（包括土肥）。精耕细作加上肥料，水利灌溉和改制，取得了增产。
  3.劳动力。
  畲族是一个勤劳能干的民族，其特点就是不分男女老少都热爱劳动。解放前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大汉族主义的欺压下，迁居山上，凭着自己劳动的双手，创造自己的生活与历史。
  南山全片总人口1103人，男全半劳动力326人，女全半劳动力215人，男女全半劳动力共计541人，占总人口49.03%强。
  从整个南山片计算，每个劳动力平均负担4—5亩田园，若单靠农业生产，劳力正好够用。
  二、生产关系
  南山片畲族住地离飞鸾等汉区近，为汉族封建势力所能深入的地区，故这里的阶级统治关系，又是民族统治关系，汉区的封建地主阶级残酷地压迫剥削畲族和汉族人民，全片226户畲族中没有地主阶级，只有1户富农是乌岩村伪保长。以南山村为例，26户中，贫农19户，新下中农5户，合计34户，占总户数的92.9%。老下和新上中农各1户。
  这片的田园和山林，几乎全由飞鸾、二都、碗窑等附近汉区地主所占有。剥削形式主要是实物地租，剥削量多少各有不同。如可坑社长钟细旺，解放前租11亩田，年收20担谷子，交租750斤，占实收获量28.5%；而钟坤顺租8亩，年收11担，却要交租770斤，占实收70%；有的实收获量却不够交租。但剥削量重的总占多数。因为，地主收租是论面积交租的。洋田的、土壤好的剥削量相对少些，这样的田地不多。
  除实物地租剥削外，还有高利贷，缴山租，请山租酒等的剥削也相当严重。如可坑里社长蓝细旺，解放前年关向飞鸾某地主借1担谷，到翌年早稻连本带息就得还一担半谷子，翌年早稻还不了，到第三年连本带利，利滚利就得还220斤谷子。甚至有的五月借一担谷，六、七月早稻收成时也得还一担半谷子。如此重的高利贷，他就曾托别人借了四五次。诸如此类高利贷剥削的事实很多。
  缴山租的形式，有论片包租，按户分摊的，也有按户定额收租的。如南山、清水下等村就是论片包租，每年得向山林业主纳4—5担谷；又如可坑里村就是按户定额收租的，每户每年要向业主交50斤谷，以上这些不管山林有无收入，山租却一律按年交纳。收租时，每林租主都得请一桌山租酒，一桌得花一担至一担半谷子，业主收租时，一般都带8—12人来吃酒。据说还要吃“过刀鱼”、酒、肉、糍，吃完还要送糍给带回家。否则还要打碗摔碟，打骂畲族人民。
  此外，还有一些雇佣关系的剥削形式，畲族人民因生活所迫，每逢农事季节，只好出卖自己的劳力，先替地方或富农耕作，赚工资维持生活，后耕作自己租佃的土地。、
  三、手工业、工业、商业和副业
  南山片畲族只有一些分散的个体经营的手工业者，还没有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
  他们大部分都是替本民族人民做工，没有商品性产品。生产技术与成品质量也都落后于汉区。如竹器手工业者6人中，只有1人能做较精细的枕头等竹器，其他都是粗工。
  至于工业、商业，解放前后全无从业人员。1958年5月“五社合一”前，是以汉区、乡所在地——飞鸾为中心，和汉人进行土特产的交换。换出的以毛竹、杉木、木炭、茶叶及其他山区土特产为主，换入的是日常用品和副食品为主：如畲族的装饰品、上布和粮食加工品、咸鱼货等。“五社合一”后，政府商品部门才在南山、乌岩、可坑里、蒲岭等村设起厂零售供销店。南山供销店是供销与收购并重，因为这里是南山片多数自然村必经之道。收购柴炭、人造纤维原料为主，也收购废铜废铁。其他供销店都是以供销为主，收购为铺。供销日常用品和饮食、槽料，服务于畲族人民生活，便利生产，颇得群众的好评，农事繁忙时，扩大供销品种类，群众就不用花工跑五六里远去飞鸾买东西。
  这里的副业主要是砍毛竹、木炭、烧炭。参加高级社后，副业生产都组织起了专业队。一般副业生产专业队全劳动力每年收入150—200元，比农业全劳动力收入还多些。农业全劳动年收入在100元左右。以上各业均在发展中，前途可观。它有助于提高畲族人民的生产与生活水平。
  （1959年）
  闽东畲族“造福工程”
  刘冬
  制约闽东少数民族乡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居住分散、生存环境恶劣。至20世纪90年代初，闽东10户以下的少数民族自然村还有357个，2570户，11500人。聚落分散，直接导致了扶贫成本的增加，基础设施发展滞后。据统计资料显示，1989年全区已通公路的畲族村405个，仅占畲村总数的1/5；已通电的畲族村971个，占畲村总数的1/2；已用上自来水的畲族村262个，占畲村总数的1/7。同时，教育、卫生、文化、科技等公共服务难以覆盖和延伸到少数民族山区群众，村民普遍存在行路难、看病难、上学难等基本生存问题。由于闽东少数民族村民生活必需品的获取结构和数量、公共交通、饮用清洁水、卫生环境、受教育程度、医疗保健以及必要的文化设施等等与我省发达地区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使得闽东少数民族乡村的生产力水平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接受新事物、感受外界变化的能力弱于发达地区，并最终导致获取收入的能力差距。据统计，1993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210.5元，全省少数民族农民人均纯收入为880元，而闽东少数民族乡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仅为700元。
  另有一批少数民族村落处于地质灾害频发的地带，这里缺乏最基本的生命和财产的保障。对村民的生产和生活危害较大的地质灾害主要有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上世纪80年代，闽东畲族山区山体滑坡危及村庄民居的现象多次发生，如1987年9月，宁德市九都乡九仙畲族村上九仙畲族自然村遭受暴雨袭击，造成山洪暴发，泥石流将整个村庄夷为平地，死亡30多人。据统计，闽东至今还有约2000户少数民族村民居住在自然灾害隐患点。
  闽东最早尝试实施“造福工程”的是地质灾害频发的民族村，如福安市康厝畲族乡东山畲族村，1987年该村有96户370人，其中畲族79户310人。当年，该村后门山出现裂缝，存在滑坡险情，政府有关部门十分重视。随即，省民政厅拨款5万元，地区民委拨款1万元资助村民搬迁。至1992年，共搬迁90户380人至石碑洋村。新的村落仍称“东山村”。搬迁前的1988年，东山畲族村人均收入270元，比全市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475元低205元。村中无自来水、广播、电话。由于电压低，照明电力也不足。搬迁后，由于新村海拔低，离集镇仅2公里，通了机耕路，村民往来集镇打工和买卖商品十分便利。1993年，全村总收入达40.3万元，人均1060元，比1988年增长790元。
  短短5年的时间，东山畲族村不仅完成了村庄的搬迁，而且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不仅东山畲族村如此，20世纪80年代后期从山区搬迁到平原，从小村搬迁到大村的畲族村普遍表现出这一特点。搬迁后的畲族村由于地处平原，交通方便，且靠近城镇集贸市场，增加收益的机会也明显多于山区，因此能够迅速发展起来。尽管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畲族村搬迁大多是为了避免自然灾害，而不是以解决贫困问题为出发点，但客观上搬迁畲村却取得了脱贫致富的良好效果，从而为贫困山区畲族村的脱贫摸索出一条可行之路。
  随之，“造福工程”覆盖到了更为普遍的地处偏远、聚落分散、扶贫成本高的民族村。宁德市三都澳半山畲族村是较早实施异地扶贫的试点村之一。那里地处海岛的大山之中，仅有12户56人，全是畲族。村中水、电、路等基础设施缺乏，教育落后，生活艰辛。村里妇女远嫁，男人独身，人口呈下降趋势。1993年5月，政府补助9.9万元，帮助他们迁往海边，并完善基础设施。搬迁户除了种田外，还养殖海带、紫菜等，人均年收入从搬迁前的340元增加至千元以上。半山畲族村的整体搬迁正是闽东异地安置扶贫的一个缩影。1994年，福建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强民族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要积极组织实施‘造福工程’。按照群众自愿的原则，有计划地将一些山高路远、生存条件恶劣、零星分散的少数民族村集中搬迁到地理条件较好的地域，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形成新的有利于民族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格局”。少数民族异地安置扶贫由此在全省大规模展开。
  至2008年上半年，宁德市少数民族“造福工程”共搬迁7406户、33363人，占全市少数民族总人口198919人的16.77%，涉及88个乡镇，占全市乡镇总数的71%；涉及296个行政村，共搬迁少数民族自然村713个。实施整村搬迁和部分搬迁的分别占56.8%和43.2%。因险情搬迁的占9.1%。其中，因环境条件恶劣而搬迁的占88%，其他原因搬迁的占2.9%。少数民族“造福工程”搬迁数量最多的福安市，搬迁2790户、12789人，实践证明，“造福工程”投入少，效益高，受益群众多，成效显著。
  闽东少数民族“造福工程”的搬迁对象主要是长期居住在高山、偏远、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民族自然村。由于居住分散，教育、卫生、文化、科技等公共服务难以覆盖和延伸，行路难、上学难、看病难等问题普遍存在，村民生活极为艰苦。通过“造福工程”，将这些畲族自然村群众整体搬迁到生产生活条件较好的地方，从根本上解决了水、电、路、通讯、广播电视信号等“五通”，改善了人居环境，提高了福利水平和生活质量。霞浦县水门畲族乡茶岗畲族村浦后店自然村原本是个只有6户18口人的小村落，2001年开始实施造福工程，涉及周边10个畲族自然村。至今年为止，彻底搬迁了4个自然村。浦后店村造福工程聚居点已形成一个面积15亩、三纵二横结构，主街宽11米、长200米的新村，配套水、电、通讯、闭路电视、医疗卫生室等基本生活设施，目前已完成搬迁入住106户467人。“有女不嫁茶岗”已成为历史，搬迁后陆续有8位外地姑娘来到浦后新村安了家。福鼎市硖门畲族乡瑞云畲族村老虎墓和李家墓自然村的26户畲族群众由于居住条件差，生活极为清贫。自从搬进“造福工程”新居后，他们通过外出务工、种茶叶、养禽畜、跑运输、经营食杂店，收入水平明显提高，家家户户买回了煤气灶、电视机等现代生活用品，装上了电话，用上了自来水，子女的就学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近年来，劳动力转移获得的收入已成为闽东许多少数民族贫困农户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如福安市康厝畲族乡福源畲族村82户346人原来分散居住在海拔760米的6个自然村，2005年开始实施“造福工程”搬迁，搬迁至乡政府所在地的工业园区附近，这样既便于群众就近打工，又解决了企业用工问题。2007年全村农民人均收入达4500元，比搬迁前增加了一倍多。
  （2008年）
  福安市穆阳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头一年
  陈绍曦
  地处福安西部的穆阳畲族地区，一镇二乡（穆阳镇、穆云畲族乡、康厝畲族乡）同设于穆阳盆地内，区域面积230平方公里。自古水陆交通便利、资源丰富、商贸发达、人文荟萃，是闽东北和浙南、赣南的物资集散地，素有“福安好穆阳”之美誉。一镇两乡辖66个行政村和6条街道，总人口6.63万人；其中畲族村委会22个，畲族人口1.46万人，分别占村委会总数和总人口的30.7%和23%。
  1992年穆阳畲族地区人均收入680元，比同期福安市平均水平低185元。一镇两乡的主要经济指标均排列于倒数的位置。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使畲汉同胞迫切要求加快改革开放和脱贫致富步伐。为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开发，1993年3月，经上级批准，正式成立了“穆阳民族经济开发区”，负责统筹、管辖、协调一镇两乡工作，全面组织民族区域经济开发。
  经过一年的努力，各项经济指标取得大幅度增长。1993年全区工农业总产值达1.6亿元，创税利1600万元，财政收入650万元，分别比上年增长67%、70%和90%，农民人均收入1175元，城镇居民生活费收入1850元，分别增长了490元和300元。
  穆阳史属富庶之乡，但是富饶的资源并未带来富裕的生活。如何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理引导畲区人民发展经济，是经济开发的第一道门坎。区两委提出“依靠科技，提高开发层次”的指导思想，紧紧抓住资源优势，发展特色农业。一年来，重点组织实施了三大工程，即“粮食丰收工程”、“综合开发工程”、“奔小康工程”；在原有基础上构建了“林、茶、果、菜、菌”五大基地；优化产业结构，形成了名特优水果栽培业，高效养殖业和食用菌栽培业等三大支柱。消灭荒山，管好两个万亩林场，木材蓄积量达到15万立方米；闽东名果——穆阳水蜜桃发展成4000亩基地；新开和改造高标准茶园4500亩，茶叶种植面积达到16000亩，年产值达2450万元；引进开发了5000亩蔬菜基地，年产值达1200万元；大力发展香菇、金针菇等食用菌栽培，年产值可达600万元；同时，全区66个行政村制定和实施了“村户奔小康”规划，脱贫致富工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开发区从改善环境入手，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做好“破”、“敢”、“大”、“快”四字文章，实行立项，办照、征地、审批“一条龙”服务，促进了乡镇企业、个体企业、三资企业迅猛发展。仅1993年就引进和创办工业企业86家，工业企业总产值达1.1亿元，比上年增长76%。外资引进卓有成效，来自我国港澳台地区和日本的先后8批客商前来洽谈30多个投资项目，签订意向书18个，实际利用外资2000多万元，其中分别由台商和日商投资的“福生竹木工艺有限公司”、“闽东石制品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年产值均超过1000万元。区内形成了以茶叶精深加工、玩具、冶金、电机电器、石板材、工艺美术、建筑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传统的商贸优势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快步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投资120多万元兴建了旺达市场、扩建了农贸市场，增加20多个商业网点，经过培植，初步形成了木材、茶叶、粮制品、民族风俗制品4个专业市场。经过整顿的闽东茶叶市场，年交易量达到2000吨。苏堤村线面市场年交易量2300吨，成为闽东地区最大的茶叶、面业交易市场。个体商贸日益繁荣，仅穆阳主街商号达600多家，年成交额1.2亿元以上，重现昔日“好穆阳”风采。同时，交通运输、信息咨询、旅游、保险等社区服务行业应运而生，闻名遐迩的清泉宝洞、狮子岩等风景名胜和畲族风情旅游资源得到开发，声名日隆。
  基础设施是区域经济开发的先决条件，一年来，在省建专的指导下，完成了8平方公里新区的测绘衔接工作和总体规划设计，并通过省级鉴定，得到市府批准。征地200亩，兴建700米长、24米宽的展现畲族风采的“民族风情商贸街”，已投资360万元完成1/3的工程量；土地连片开发初见成效，工业小区、商贸小区的三通一平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完成500米长、12米拓为21米的穆桂街拓宽改造工程，大大增加了市区容量；实施“以路带境”战略工程，以股份联合开发的全省首条商品路——福穆公路改造工程已完成前期工程，年内完成12公里柏油路面铺设，将缩短与福安城区距离25公里。各项设施日臻完善，开办了传真无线寻呼、快速传递业务，开通了2000门程控电话，光纤电缆铺设完毕，通讯网络日趋顺畅。同时，完成了开发区中学的征地和基础工程，开播了有线电视，教育文化设施不断改善。
  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以挖掘畲族文化，提高畲民素质为重点，组织实施以“发展文体事业，再现穆阳风采”为主题的系列文明工程，取得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成就：发展科教事业，宣布实施九年初等义务教育；民族职业教育成绩斐然，为区内企业发展输送了大批人才；深入开展扫盲工作，文盲半文盲率明显下降；成立了玩具研究所、畲医畲药研究会等科研机构；组建了畲族合唱团，组织畲族歌舞比赛等活动，促进畲族文化的开发；成立了8个畲汉共建文明片区，拥有6千多户文明户，20多个地、市文明单位，社会文明面不断扩大。全区科教、卫生、城管、体育、计生等各项事业全面发展。
  （1994年）
  鲤城帮扶水门畲族乡
  欧招生
  如今的霞浦县水门畲族乡，集镇新楼林立、店铺连片。乡党委书记徐小苗介绍说：“目前集镇规模几乎扩大了一倍。全乡通村公路硬化率，在全县乡镇率先达到100%。”水门的明显变化，是泉州鲤城区10年倾情帮扶工作成果的展示，也是省里作出由省直单位和沿海发达县（市）对门挂钩帮扶民族乡这一决策正确的印证。
  1998年，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泉州市鲤城区与霞浦县水门畲族乡结成对口帮扶的“对子”。10年来，鲤城区动真情、真帮扶，大大加快了水门经济社会的发展。乡长雷兴寿介绍说，2008年，全乡社会总产值预计比1998年增长100%，农民人均收入增长120%；水泥公路通达各个建制村，村道硬化率达100%；基本实现村村通自来水、20户以上自然村“村村通卫视”的目标。
  一、倾力扶教育英才
  水门的教育，原有两个明显弱点：一是学校危房多，二是贫困学生多。乡中心校建在半山坡上，围墙没钱修，操场没护坡。学生上课挤在阴暗潮湿的教室，教师办公坐在雨天漏水的旧瓦房。
  鲤城区与水门结对帮扶工作的开篇，就是写好教育专项帮扶的文章。面对水门教育欠债多，帮扶资金紧缺的实际，鲤城区尽量挪出帮扶资金，同时，充分挖掘民间财力资源。每次上水门，区领导都有意带上当地民间组织的负责人和热心公益事业的企业家，让他们实地体验畲族乡办学困难。区政府的“苦心”，点燃了鲤城民间组织和企业帮扶畲乡发展教育的热情。经过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努力，先后捐资90余万元，在水门中学和中心校的校园内建成了两座漂亮的“鲤城楼”。鲤城民间组织和企业还捐资助修了学校受毁的围墙、操场，捐送校用电脑、彩电等设备。据折算，捐赠金额约达51万元。
  短短几年时间，水门办学硬件建设上来了。鲤城区很快又把水门教育软件建设提到帮扶工作日程上，组织泉州六中、七中、十五中与水门中学“结对子”，撮合鲤城实小、通政小学与水门中心校“手拉手”。鲤城区的学校捐赠电脑、电视、电子琴、实验仪器和校服，向畲乡学校送“温暖”；定期开展教与学交流活动，为提高畲乡学校教学质量传“真经”。近几年，区里每年安排资金3万元，用于奖励水门的教师和资助贫困生。2007年，针对水门教师工作艰苦和贫困学生多的实际，鲤城区引导通淮关岳庙注入资金20万元，帮助设立“水门乡鲤城奖教助学基金会”。2007年10月，区里又向基金会注入资金20万元。
  水门中学校长俞峰说：“奖教助学基金会的建立，不仅调动了山区教师安心教学、农村学生发奋学习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在水门当地带出了关心教育、支持教育的浓厚氛围。”受到鲤城各界助学热情的感染，两年来，水门当地畲胞也先后为基金会捐款10余万元，150名受到奖励和资助的师生，在教与学上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明显提高了。水门中学中考综合考评近年均列霞浦农村同等学校的前列。
  二、倾囊完善设施促发展
  水门畲族乡地处山区，全乡23个建制村，2.3万人口，以发展山地农业为主。由于自然条件先天不足，特别是公路等基础设施相对滞后，发展经济长期受到了制约。
  “要致富，先修路”。几年来，在全省“年万里农村路网工程”推动下，水门通村水泥公路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资金缺口仍相当大。2006年，鲤城区开始把教育专项帮扶转到全面帮扶上，想方设法地帮助水门解决通村公路硬化问题。这一年，他们一次性捐资38万元，支持水门湖里、百苋、承天、水井头等村顺利完成村道硬化。
  “鲤城对口帮扶工作，从未因为本地工作忙而脱钩过。”水门乡党委徐书记说。2006年8月的一场台风，鲤城也受灾，但是区里还是在第一时间组织相关部门来到水门，捐献救灾资金8万元，帮助水门及时修复受毁设施。2007年，水门的小竹湾、长湖等村公路硬化遇到了难题，鲤城区再次捐助20万元。小竹湾是省定重点老区基点村，村支书说，“以前每逢雨季，村民运一车毛竹去水门，由于崎岖不平，一路得装装卸卸，走走停停，10公里山路经常需要走两三天。现在，水泥公路一通，20分钟就解决问题了。”
  村村通水泥公路，大大推动了水门茶业、林业、肉鸡、蜂蜜等特色产业的发展。目前全乡茶叶种植面积达1.5万亩，茶叶产量突破了1000吨；速生林已发展了3000亩，预计2—3年内可扩大到1.5万亩；麻鸡养殖专业户已有80家，年出栏100多万只。2006年引进试验养殖的200群蜜蜂，现已发展到2000多群，近期内可突破5000群。
  三、倾心出好点子增后劲
  鲤城商品经济较发达，当地干群发展观念相对超前。10年来，鲤城区领导特别注重引导畲乡干群转变发展观念，每年都深入水门进行调研和指导，了解掌握乡情变化和帮扶项目落实的情况，分析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帮助畲乡寻找发展的先机。
  2007年国庆刚过，鲤城区委书记王瑞强亲自带队到水门畲族乡，与乡两委共同分析畲乡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为加快畲乡发展出“点子”。水门地处山区，但毗邻环三都澳深水港，闽东机场位于境内，随着沈海高速公路、温福高速铁路的开通，具备“海陆空”交通齐全的条件。鲤城区建议水门把握当前环三都澳开发的有利时机，着力做好四篇文章：一是在机场效应上做文章。闽东机场的建设和使用，一定程度上将增加水门的人流量。水门应主动服务机场，提供优质农副产品，增加农民收入。同时，要利用机场建设的效应，大力宣传推介七佛古城、畲族观音寨寺等景点，发展特色旅游服务业。二是在工业发展上做文章。发挥“海陆空”文通条件的优势，在抓好茶叶、麻鸡生产的基础上，强化招商引资，发展外向型经济，尽快培育一至两个龙头企业，发挥带动作用。三是在茶叶品牌上做文章。水门有耕地1.95万亩，山地23.32万亩，现有茶叶种植面积1.5万亩，年产无公害茶叶1000吨，是闽东的“茶乡”。要在原有基础上，扩大茶叶种植面积，引进茶叶新品种，推广加工新技术，提高茶叶品质。
  开拓茶叶市场，形成自己过硬的品牌。四是在培育人才上做文章。充分发挥在外务工人员牵线搭桥的作用，引进专业技术和专业人才，着力茶叶、肉鸡种养技术的学习、培训和推广。积极组织劳务输出，鲤城将为畲乡提供劳务引进优惠的政策。
  每年都带队到鲤城“探亲”的雷兴寿乡长说：“10年来，我们畲乡与鲤城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每次接触过程中，他们都为我们出了不少的好点子。他们那种倾情相帮、无私奉献的精神，每次都让我们深深地感动。”
  （2009年）
  霞浦县民族乡特色产业
  钟晓樱
  霞浦县位于我省东北沿海，地处闽东山地北部，太姥山东南坡，下辖盐田、水门、崇儒3个畲族乡，是我省民族工作重点地区之一。近年来，霞浦县充分利用国家对民族地区的优惠政策，立足山海优势，挖掘民族地区资源，精心谋划特色产业，将潜力化为实实在在的动力，为民族乡的发展打造了一条可持续性发展的道路。
  从近年来的统计数据看，3个民族乡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效。乡党委和政府基于乡情，精心打造的具有民族乡特色的增收体系，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一个亮点。
  一、盐田畲族乡特色产业发展状况
  盐田畲族乡位于霞浦县中部西侧，乡域总面积154.07平方公里，海岸线长25.3公里，省道301线、福宁高速公路、温福铁路等贯穿全境，在村里设有高速公路互通口。2008年底盐田乡政府所在地至各村通村公路全部贯通，路面全部硬化。全乡总人口30535人，其中畲族人口6667人，占全乡总人口的22.16%。盐田乡主要依靠农业经济，粮食以稻谷、甘薯为主，特色产业有茶、果、菌、竹和养殖等。全乡茶园面积4750余亩，茶叶产量59吨；果园面积5321亩，水果产量3930吨，特色品种有柿、李、枇杷、柚等，其中杯溪柿、杯溪柚为霞浦县之最。养殖业主要分布在盐田港、南塘港和近海滩涂。水产养殖面积达3974.06亩，其中网箱322.76亩。现有大黄鱼、真鲷等鱼类网箱养殖11058箱，年产值达14805万元；大弹涂鱼1000亩，年产值600万元；虾塘混养南美白对虾、蟹、蟳等3105.5亩，年产值1897万元；沙蛤、螈、海带、紫菜、龙须莱等年产量8170吨，产值4902万元。壳薄、肉肥、味美的盐田沙蛤是霞浦县名产。另外还有蛤苗场1800亩，蛏苗场2100亩。
  二、水门畲族乡特色产业发展状况
  水门畲族乡位于霞浦县东北部山区，地处三沙湾内侧。全乡面积149.6平方公里，总人口2.3万人，其中畲族村7个，畲族人口6100人，占全乡总人口的26%。水门乡地理特别，气候特殊，山地海拔多在200—600米之间，山场广阔，土地肥沃，特色作物主要有茶叶、芦阳盘菜、百苋茭白等。尤其是茶叶特色经济，被誉为闽东的“茶叶名乡”。近年来，水门乡紧紧抓住山地海拔高、雨雾充沛，昼夜温差大，红黄壤土地多等适合茶叶发展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无公害茶叶，促进农民增收，以此推动全乡经济发展。目前，全乡茶叶种植面积达到1.5万亩（户均约3亩）。其中无公害茶叶基地9500亩，并通过了QS认证。主要为福鼎大毫、福云六号、福云七号、春波绿、野山茶等绿茶品种，年茶叶产量1000吨，总产值2300多万元，占全乡农业总产值的20%，平均每亩净收益1200元左右，产品远销北京、江苏，浙江、广东等地，部分出口海外，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营销网络。同时引导农民种植乌龙茶380亩，引进全套乌龙茶加工设备，新办乌龙茶加工厂1家，加工生产“畲凤”牌金观音取得成功。全乡80%农户直接从事茶叶生产，茶叶收入解决了广大农村群众的就业问题，培养了一批技术能人、致富能手，有效地促进畲乡经济发展。在林业生产方面，全面启动发展速生丰产林，已种植3000多亩。全乡还种有毛竹1.2万亩。水门乡还大力发展麻鸡生态养殖，2006年引进200群试验养殖并取得成功。现在已发展到2000群，初步形成产业。至2008年底止，麻鸡养殖专业户发展到60家，商品鸡年出栏量达到80万只，成为全县最大的商品鸡基地。
  三、崇儒畲族乡特色产业发展状况
  崇儒畲族乡位于霞浦县西北部山区，乡域面积141.3平方公里。人口2.5万，其中畲族人口0.48万，占全乡总人口的19%。特色产业为种植业，盛产水稻、甘薯、马铃薯、豆类、蔬菜、水果、茶叶、药材、林竹、食用菌等。
  常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4.8万亩左右；林地面积15万亩，森林覆盖率72%；草地2.5万亩；茶园9000亩；果园6500亩，其中芙蓉李面积3500亩，占果树面积的53.8%。目前，崇儒乡的特色产业已粗具规模。绿竹示范基地、速生林生产基地、无公害茶园示范基地、青草药生产基地和食用菌生产基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全乡有绿竹基地3500亩、速生林生产基地1400亩、高优茶园3000亩、无公害茶园2600亩、青草药基地3000亩、食用菌基地600亩。东孚农庄有限公司生产的“丛绿”牌绿笋系列产品已有保鲜绿笋、清水绿笋、脱水绿笋3个产品获国家“绿标”，产品畅销国内外大中城市。邻城郊的茶、菜生产区，公路沿线的菌、果生产区，山区腹地的林、药生产区三个生产区域粗具雏形。发展菌、果、药生产已成为崇儒乡农民增收的又一条重要途径。
  （2009年）
  蕉城区七都镇北山畲族村的药材业
  吴辉东 黄郑均
  初夏时节，笔者走进宁德市蕉城区七都镇北山畲族村，感觉到空气中夹杂着淡淡的草药香，往年路旁、房前、屋后处处可见的茉莉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郁郁葱葱的车前草、海芙蓉、夏枯草等中草药。进村的路上，不时撞见三三两两挑着新鲜中草药的妇女结伴而出。村支书钟华杰提醒说：“别小看这些肩挑手提卖草药的妇女，她们每人每天少则赚五六十元，多则赚上百元，是家庭致富的‘半边天’。”
  中草药替代茉莉花，妇女撑起家庭经济的“半边天”。北山畲族村在脱贫致富路上弄出了新“名堂”。
  一、从茉莉花专业村到药材专业村
  多年前，茉莉花大户蓝福禄收入不菲，后因市场原因，种植茉莉花分文无收。失去支柱收入的他在村委的引导下常年种植中草药80多亩，还与同伴在村里办起了药材加工厂，年收入3万元以上，建起了村里第一栋混凝土结构的楼房，成为村里致富第一人。
  蓝福禄从茉莉花大户到草药大户的转变，是北山村变迁的缩影。北山村是个位于半山区的纯畲族村，长期以来经济比较落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当地政府的引导下，全村大面积发展茉莉花，是当时七都镇乃至蕉城区有名的茉莉花专业村，经济状况一度得到改善。然而，好景不长，上世纪末，受市场冲击，七都镇红火一时的茉莉花专业市场急速萎缩，北山村500多亩茉莉树，在村民们的叹息声中变成灶膛里的柴火。突然失去产业支柱，群众发展经济找不到方向，北山村走向返贫。
  如何带领群众走出困境，北山村干部苦苦寻找出路。他们想到近年来野生中草药颇受城里人青睐，何不利用村里山地较多，山上野生中草药资源丰富的优势，开发山地种植野生中草药？
  思路清，则方向明。2001年，村干部带头并引导部分村民零星试种“车前草”、“海芙蓉”等野生中草药，当年即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为解决资金、技术、销售难题，村委通过镇信用社，每年为村民提供10多万元的贷款，还引进了一家药材加工厂，不仅以保护价包销村里的所有中草药，而且为药农提供药材的种植和田间管理技术指导。多方扶持，群众如鱼得水，被激起热情的群众，纷纷开垦弃地、荒山地，不断扩大中草药的种植规模，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据统计，近三年，北山村90%的村民都在种植中草药，每年发展面积达350多亩，并可持续利用附近山上的野生药材面积150余亩，年生产干草药100多吨，大部分产品远销台湾等地，中草药鲜草占领宁德城关及附近乡镇的市场，年纯收入80多万元，占全村总收入的二分之一强，成了村里的主导产业。今年初，村药材加工厂还从台湾引进鹅草等经济效益高的药材新品种，进行试种获得成功，明年将在全村推广。
  二、另一种思路
  连日来，家庭主妇雷顺招每天都起早贪黑地忙活着，晚上加班加点整理中草药鲜草，白天就到宁德市区忙药材鲜草的销售，一天下来，多的时候可以赚上150元，少则也能赚50来元，从时下到农历的重阳节，每月都有15天时间有这样的收入，在不占用家庭主劳力的情况下，一年至少也有6000余元的收入。村支书钟华杰告诉笔者，发展中草药对资金、劳动力等的要求不高，在北山村，妇女们或加工整理药材，或肩挑手提地出售草药，或替别人管理药材，或给加工厂打工，成为农村脱贫致富中的一道亮点。
  钟华杰深有感触地说，北山村药材业发展的另一个亮点是，充分发挥了“农闲经济”的作用，使得村中无闲人，人人都赚钱。这一点笔者在采访中得到印证。
  第一个将孩子送往城里读书的中草药种植大户蓝桂钦，5年前因为家庭灾变，一穷二白，这几年靠发展药材致富后，还种起草莓，与别人合股办起了种猪场，一人干好几样农事，而他却不显得忙。因为地里的鱼腥草等药材，去冬下种，今冬收成，而且这些野生中草药生命力强，管理简单，因此并不耽误农忙时间，其他农活照样可以干成。
  据了解，北山村目前种植的近80种中草药中，60%以上的品种种植和收获时间都可以在农闲季节完成，而且村药材加工厂的生产时间也大都在农闲季节，也能吸收村里剩余劳动力，这样，群众把原来最容易白白浪费，也最容易孳生赌博、打架等不良现象的农闲时间，都用于发展经济。据悉，中草药适合山地生长，不占用农田，几年来，全村都没有因为发展药材而减少种粮面积。
  （2004年）
  闽东畲族的城市社区
  刘冬
  闽东历代官修的地方志中，没有一处有关城镇少数民族社区的记载。20世纪末，闽东第一个少数民族社区——兴福居委会兀立于周宁县城关。
  这个社区的居民大多来自当年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遭受国民党反动派多次焚毁的竹洲山山麓多个自然村，共70户，389人，占周宁全县畲族人口的四分之一，多是20世纪30年代为共和国的诞生而浴血奋斗的畲族勇士和他们的后代。
  党和政府没有忘记他们。20世纪90年代，周宁县委、县政府在城建规划图中划出一块“特区”，让利近70万元，同时免除一切税费。与此同时，省、地、县共资助20万元，帮助畲民建设新村。
  兴福居委会老支书雷仲足喜不自胜：“原先的山场田地还由我们栽种，农闲时还可以上街摆摊，生产生活都变好了。村里的孩子上城里读书，城里的女子嫁进新村，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这都是共产党造的福。”
  与福安城区毗邻的坂中畲族乡所在地有一个叫“留安”的民族新村，与之相类似的是蕉城区近郊的金涵畲族乡有一个称作“新源”的民族新村，这两个新村都位于城乡结合部，随着城区的自然延伸和辐射力的增强，新村村民将逐渐融入城市。此外，在宁德市东侨开发区里，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少数民族村民自发地进城落户，又一个少数民族社区正逐步形成。
  城市终于向世世代代居住在穷山恶水中的畲族群众开放门户，以最大的限度地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别，这具有多么深远的意义。山村的封闭受到强烈的震撼，传统的生产格局、生活秩序、价值取向、人群结构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嬗变。无论是交往对象、交往场合，还是交往内容，都突破了以往的单调格局，显得更加广泛而丰富。走向城市的畲民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接受到新信息、新观念，他们的心胸与视野更加广阔了。
  （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