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闽东山民——畲族群众
  叶飞
  1936年秋天，斗争形势又紧张起来。国民党以刘建绪为绥靖主任，对闽浙、闽赣边区红色游击队进行“清剿”，先后增派80师、9师、保安独立旅等到闽东来，配合地主反动武装分驻在根据地周围，进一步用“五光”、“十杀”、“移民并村”等残酷手段，再度“围剿”我闽东根据地。
  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仍然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坚持其“剿共”方针，更加疯狂地对我南方根据地进行“清剿”，妄图消灭我南方红军游击队。
  闽东党和闽东人民已有长期艰苦斗争的思想准备，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反“清剿”斗争。地方武装在原地坚持斗争，独立师仍以纵队为单位在根据地周围开展游击斗争。
  这里应该特别提一下闽东地区的少数民族——畲族。这个民族人数不多，约20多万人，有一半以上散居在闽东太姥山脉、鹫峰山脉的崇山峻岭之中，自称“山民”。他们在旧社会历来受到歧视和凌辱，身受几重压迫，在大山上含辛茹苦，饥寒交迫。历史上，他们也曾自发地掀起过几次斗争。闽东党很早就重视民族政策，注意在畲族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但在初期，畲族人民对汉族是不信任的，有戒心，工作很难开展。后来，发展了一个畲族党员，在畲族中的工作才开展起来。以后畲族群众有许多人参加了红军游击队并成为骨干。在闽东三年游击战争最艰苦的年代，畲族人民的作用是很大的。他们具有两大特点：第一，最保守秘密，对党很忠实；第二，最团结。在最困难的1935年至1937年对革命斗争支援最大。我们在山上依靠畲族掩护才能坚持。白云山支脉的竹洲山和屏峰山，闽东独立师的后方医院和修枪厂就设在这里。1936年10月至1937年2月，国民党军伙同当地民团曾3次焚劫了这里6个畲村。敌人抓住雷银弟等8位老人和妇女，逼问红军医院和修枪厂的所在，结果只得到“不知道”三个字。敌人烧了他们的四幢房屋，用马刀砍头威胁，捞到的仍是“不知道”三个字。敌人以更大兵力合围竹洲山，枪杀了村苏维埃主席雷良俊同志，烧毁全部茅屋，把避在山林的畲胞赶下山，实行并村，编保甲，订连坐。可是共产党员雷成波等同志仍然活跃在怪石嶙峋、灌木丛生的群山之中，掩护着红军后方医院和修枪厂。在这困难的日子里，闽东的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我们。特别是少数民族，对我们没有一丝隔膜，把我们当自己人，成了我们的依靠。
  闽东党就是这样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清剿”。到1937年，大部分根据地已逐渐巩固。连江、罗源的部队则由海路南下莆田仙游地区，与莆田中心县委领导的游击武装会合，坚持闽中地区的斗争。我们的部队活动范围直到离福州只有30里的下店，我党在白区城镇的工作也开展起来了。军事、政治形势对我们更有利了。
  （1988年）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的闽东畲民
  钟大湖
  在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我与畲家父老乡亲一起经历了这场生死存亡的浴血战斗，耳闻目睹了许多畲族革命人民英勇斗争的情况，对闽东畲民在那艰难的战斗岁月里的特殊作用比较了解。我觉得叶飞同志对畲民革命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他说：“在闽东三年游击战争最艰苦的年代，畲族革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他们具有两大特点：第一，最保守秘密，对党很忠实；第二，最团结。在最困难的1935年至1937年对革命斗争支持最大。我们在山上依靠畲族群众掩护，才能坚持。”闽东畲民能够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作出重大贡献，是有两方面的原因的：一方面是自然环境的因素，畲民多散居于穷乡僻壤，交通十分闭塞，具有隐蔽性，有利于游击战争迂回战术的开展，有利于保存与积蓄革命的力量，有利于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反动军队与地主民团武装；另一个方面是政治因素，这是主要的原因。长期以来，畲族人民身负民族歧视和阶级压迫的双重枷锁，他们对欺压老百姓的国民党反动派从来就抱着敌视的态度，他们具有朴素的阶级感情与强烈的民族意识。同时，自1929年起，闽东地方党在畲村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轰轰烈烈的苏维埃运动使全区70%以上的畲民分到田地，他们翻身作了主人，深深感恩共产党。因此，他们在游击战争中，能够深明大义，不惜牺牲，勇挑历史重担，将数百里畲山当作共产党、红军游击队的坚强后盾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死亡陷阱。
  一、闽东畲山是闽东重要的游击战场
  当年游击战场几乎遍布畲乡各个山村：宁屏古办事处领导的游击区有以苎园坪—上竹洲—下竹洲为主的福安、周宁边界的竹洲山麓，以及宁德县巫家山一带；霞鼎办事处领导的游击区有以承天—步竹—梅洋—桃坑为主的太姥山麓以及霞浦县西胜山区一带；连罗西南团领导的以总洋—八井为主的连江县长龙畲族山区；浙南挺进师领导的福鼎县李家山一带的畲族山区。这些地方的畲族群众为了地方党与红军游击队的生存，踊跃参军参战，以革命的暴力粉碎反革命的暴力，积极开展了反“清剿”斗争。
  竹洲山游击区处处是丛山密林，山背一条迂回曲折的羊肠小道，距福安县城关100余里，山前一道深溪，水流湍急，横堵通向周墩的去路。自古以来，畲民都是依靠藤条拖拽渡筏过涧。山里住着50余户畲家，分布在苎园坪、上竹洲、下竹洲、十二泡、三湾等9个自然村落，村村相距8里、10里，外人进山，就是转上三天三夜也摸不到边。国民党军前来“清剿”，到了实地，人马不前，重炮难移，叫苦不迭，狼狈不堪。然而，恰是我游击健儿的依托地，每逢红军游击队战士到竹洲山，乡亲们就像过年过节一样忙乎起来，年轻人彻夜点着松明火把砻谷舂米，老年人摸黑出村站岗放哨，老阿妈忙着上楼打床铺，少年团舞着香线下地拔蔬菜、挖竹笋。不到几个时辰，畲家妯娌们抬着香喷喷的大米饭和菜肴摆在战士们面前来了。饭后畲家男女在灶前燃烧一堆堆的柴火给战士们取暖。畲民与红军战士心连心。1935年12月至1936年3月，国民党保安旅黄苏部经常进犯竹洲山，各村党支部干部与群众配合阮英平同志领导的独立师第三纵队与凌福顺等率领的游击队凭借有利的地形，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1936年10月19日，叶飞同志率领红军独立师一部往竹洲山三湾村慰问受国民党摧残的畲民，那时正值枯水季节。周墩陈家垄民团涉水过河，突然包围了三湾村，三湾村游击队与红军战士们英勇战斗，胜利突围。叶飞同志从三湾取道隐蔽在羊林石洞，畲族群众秘密前往探望叶飞同志，给他送去吃的、睡的，并轮流站岗放哨、传递消息。
  我的家乡福鼎县太姥山麓与李家山一带畲山战斗也很频繁。1934年11月，瑞云、坑门里、半山、坑头、南山、明楼厝、长保岭、高水、八斗岗、内才、北山、福井、渔井等10余个畲村的赤卫队、肃反队、游击队共300余人，配合闽东红军主力部队攻打店下国民党军与反动民团据点，活捉了敌排长，俘敌40余人，缴枪40余支，弹药10余箱。1935年2月，章家山、高水、南山村的畲民赤卫队配合红军独立二团攻打岚亭的保安连，毙敌10余人，缴枪40余支。这年春天双华一带的畲民肃反队100余人由共产党员蓝青致率领，配合叶飞同志率领的红军独立师特务队打垮沙埕海霸刘仁泰的反动武装，并且剪除了罪恶累累的刘仁泰。1935年4月的一天，叶飞和陈挺同志率领红军独立师特务队与红4团，在梅洋村召开红军、游击队和霞鼎县、区干部200多人会议，进行作战部署。次日，在桑园与梅洋之间畲汉杂居的枫岔头地带设伏，后溪、何盾、长久昌、牛埕下、章家岭畲族游击队80余人协同作战，一举歼灭国民党军浙江保安团一个加强连，缴获机枪3挺、步枪89支与大批弹药。
  1935年6月4日，驻秦屿敌军向在白琳的87师521团团部运送军用物资，叶飞同志率领师部特务队和郭阳的章家山、洋心，冷城的南岗，才堡的八斗岗、北山等畲族肃反队员共100多人到达郭阳流坑亭，战士们埋伏于郭阳松坪，打垮护送军用品的敌军一个排，缴获军用物资30多担。1935年秋，敌80师和王敬久旅3团向霞鼎地区开始第二次“围剿”，进犯霞浦县的湖坪、白苋洋，福鼎县的仙蒲、牛横头、翠郊、后坪等20余处。当地畲族人民与红军、游击队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击，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清剿”。
  1936年8月17日，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刘英率省委警卫团与鼎平独立团在李家山虎头岗伏击前来进犯的浙江省平阳民团一连，全歼来敌，活捉敌连长，缴获长短枪80余支与一批弹药。虎头岗、下庵基、阶头、屹门后、乌溪等畲村群众还参与围捉逃敌84人，毙敌13人。刘英同志还发动小麻阳、罗唇、佳阳、佳山、苋头、鹿坑等地700多名畲族群众配合鼎平独立团100余名的红军战士攻打平阳马站国民党军据点。同年10月，三面井、牛屎墩、龙潭面、八斗等村畲族游击队100多人，配合刘英率领的红军在龟仔山设伏。战前，由当地畲民往泰顺县富洋引诱敌军进入埋伏圈。战斗打响后，他们在山头上呐喊助威，英勇奋战。是役活捉了敌副营长陈达德及士兵数十名，毙敌20余人。13日上午，省保安队一个营及自卫队分三股包围红军，袭击红军驻地淡竹阳，红军突围后，有42名战士及5个伤员在牛屎墩畲村隐蔽40天，在畲族群众的保护下安全脱险，而后顺利地回到部队。
  霞鼎地区畲民也积极参战，大显神威。1935年1月14日拂晓，湾里、茶湾、郑家山、大路下4个畲村与周围汉族村共有2000余名赤卫队员，配合叶飞政委、赖金彪副师长等人指挥的闽东红军独立师在柘荣县西竹岔伏击敌新10师3个团5000余人。这是红军与国民党军交战中最大的一次战斗，致敌伤亡500余人，我方也有损失。10月，闽东独立师第3纵队攻打宁德县赤溪官岭反动民团据点，小桥、八斗、土赖头村畲族游击队协同作战，是役缴获长短枪85支，子弹25箱。1936年宁德高山、巫家山畲族赤卫队乔装担柴挟竹上街出卖，配合闽东红军独立师，袭击八都镇，不久他们又攻击七都反动民团据点，缴枪42支，子弹15箱。经过战斗锻炼，畲民的阶级觉悟和战斗力进一步提高，有数百人参加了红军，在经过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巨大牺牲后，还有400多名畲族红军战士奔赴抗日前线。
  二、畲民全力支持革命战争
  1935年秋后，国民党军对闽东大举“清剿”的同时，实行经济封锁，妄图把红军游击队困死在山上，给红军游击队的枪弹、粮食、药品和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造成很大的困难。为了打破国民党的封锁，畲民作出了极大的努力，每一个畲族山村都是一座红色堡垒。遍布畲山的“红军洞”和“秘密寮”曾经起过特殊的历史作用。那里曾是闽东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办公地点，又是红军、游击队伤病员治病养伤之处，还是刺探敌情、协同军事行动的交通站。像福安县的竹洲山，周墩县的苎园坪，宁德县的巫家山、天峰亭，福鼎县的双华、龙潭面，霞浦县的下青山、香菇山、五斗，还有柘荣县的草籽坪大周坑、南广山九埞、尖峰顶等畲村都有全区闻名的“红军洞”与“秘密寮”。那时在福安、周墩交界的竹洲山成立了苎园坪畲村中心交通站，主要交通路线是以苎园坪畲村为中心，北经首洋抵达周墩，南经竹洲山9个畲村，又经白鼻岩、龙溪抵达穆阳，沟通福寿周边界的游击区域。在宁德南岗、半山、灵山、葛藤坪、猴盾、天峰亭、石壁头、狮子头、后门楼、长贝坑、巫家山、金竹湾等畲村，建立了“秘密寮”网络，沟通了宁屏古边区游击区域。
  闽东特委和苏维埃政府还在宁德虎贝天峰院，霞浦西胜龙潭、五斗以及周墩苎园坪，福鼎的梅洋、龟洋等畲族山区设立了红军后方医院。苎园坪下清水壑红军后方医院，设立20多个床位，通过秘密渠道，聘请外地西医、青草医5人担负医疗防病工作，采用中西医结合，治愈了许多伤病员。当时红军游击队常年转战于丛山密林中，湿度大，战士们很容易得疥疮，后方医院应用青草药防治，将草药晒干研成粉末煎洗患部，效果十分显著。他们还利用天然山洞作为休养所。1936年11月，叶飞同志在三湾战斗中负了伤，曾在这里休养治疗。医院还为当地贫苦群众免费医疗，深得群众欢迎与信任。
  畲家“秘密寮”也是红军游击队的临时医院。在闽东敌我斗争最艰苦的1936年，我们红军和游击队分散活动。有一个游击队员叫依弟，连江人，作战负伤，跟不上部队，只好一个人在山路上爬，当他爬到周墩苎园坪畲村时，已经爬不动了。村里畲族群众发现他是游击队伤员，就把他藏在“秘密寮”里。每天给他端饭送药，治疗护理。不久，便能走动。他想找游击队，但敌人搜查很紧，一时无法脱身，他一直养了半年多病才回到部队。
  为了解决红军游击队弹药武器供应的困难，闽东特委在畲族山区的“红军洞”、“秘密寮”里办起修械所，修理、制造枪支弹药。1935年9月周墩苎园坪畲族党支部在暗垄的山洞里办了修械所，从福州等地请来了师傅，修枪用的工具是特委派专人从福安运来的，火药通过福安穆阳秘密联络点，一路上由游击队护送。各交通站接应运到苎园坪。师傅们利用旧的弹壳放入铁炉中熔化后注入模内，5个模能做5排弹头。还能锻造刀矛之类武器。1937年1月敌人第三次“清剿”苎园坪，党支部领导200多位畲族兄弟冒着生命的危险，把修械所安全转移到周墩与福安交界的黄县村，随后又转移到周墩一区。霞浦龙潭山根据地畲民在福霞边境的山上盖起“秘密寮”30多座，供作红军枪械修理所。
  “秘密寮”还掩护过许多革命同志。宁德县下南区区苏游击队50多人在反“清剿”中，转战到宁德猴盾一带。这一带的畲族群众为了游击队的安全，连夜组织几个人，分头到平湖石壁头、南岗狮子头、长贝坑底、后门楼、金竹湾等山上赶搭了5座秘密寮给同志们住下。畲族群众给他们送米、送菜、送盐过年，使他们安安稳稳休整了五六天。1936年7月福霞、霞鼎县苏维埃政府和岭面区苏维埃政府迁到龙潭畲村合署办公，畲民钟宝英等7人搭了几座供30多个干部住的“秘密寮”，钟宝英还把自己家里晒谷用的5张谷簟全部搬上山去，把“秘密寮”加盖得严严实实，好让同志们住得舒服一些。干部住在龙潭山以后，钟宝英还组织畲民负责保卫与交通联络工作。他自己还负责供应住在山上的干部生活用品。当时，国民党军队在山下封锁各处路口，粮食买不到，只好把自己家里仅有的一点粮食拿了出来。自家粮食吃光了，就发动乡亲献粮200多斤，连夜送上山。他在一次下山到赛岐镇去买蜡烛、电池与胶鞋等日常用品，返回路过福安洋西桥头时，被敌逮捕，为了保护革命同志，保守秘密，从容就义。
  1935年，国民党反动派重兵“清剿”闽东苏区，闽东地方党的主要领导人先后牺牲。叶飞等同志领导的红军部队转战各地，长期分散隐蔽在山上。山下各路口都有敌人封锁，部队供给极其困难，尤其是粮食买不到，也送不上去。驻在山上的红军只好靠挖竹笋、采野菜、摘野菇充饥。有的红军战士连续七八天都没有闻到饭味。他们一听到山外群众砍柴、挖地的声音，便悄悄地出来，畲族群众看到他们，总是自己忍受饥饿，把带上山的饭让给他们吃。有的畲民第二天上山劳动时，特地把大米饭捏成一团，埋到小麻袋的甘薯丝饭中，而后背上挂着柴刀，肩上扛着串担，担上吊着几圈捆条乔装砍柴，瞒过敌人岗哨，把饭送上山去。有的把饭藏在扁篓底，佯装上山采野菜。有的把粮食埋到草木灰里，乔装上山追肥。总之，千方百计把粮食送上山给亲人。
  1936年农历正月，福霞边境的龙虎岗畲族村被强迫合并到龙潭村，蓝成怀等3户畲族农民临走前还惦念着山上的红军，把家里的200斤甘薯丝连夜抬上山去。同年冬季，龙虎岗又被强迫合并到里马村，他们又凑足甘薯丝100斤，连同甘薯种6担，悄悄送给红军。为了支持红军，畲民在秋收时，有意地把边远山地的甘薯留在地里，让红军随时挖食。有一次，蓝成怀送粮食被敌人发现，被抓进监狱，连吊带打，都不说出真情，为了保护龙虎岗上20几位红军战士，而他自己被打断了一条腿。
  1936年冬，红军游击队集中火力攻打岭头，区苏政府迁到孟尾、满洋中畲族村。孟尾村的畲民兰神凤主动当了“解粮官”，多次为红军买粮、送米，还为红军上街买烟、买鱼和日常生活用品，自己上街次数多了，怕敌人发觉，便叫村里的妇女小孩轮流去，自己到半路接担。妇女们挑柴上街，卖了柴，买红军急用的货，然后乔装往菜园采猪菜，把货物藏到篓底，猪菜铺篓面，混过敌人哨卡，送给红军。
  在艰难困苦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畲家出现了许多红色交通员。他们有十分严密的组织纪律性，他们凭着一颗对党对革命事业赤诚之心，机智勇敢地与敌人周旋，胜利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1934年冬，罗源县车溪乡一名外逃地主痛恨家乡“闹红”，带着县保安队70余人从茶洋抄小路偷偷进入车溪，他们在崎岖的山路上由地主引路缓慢行进，车溪乡畲族交通员雷金寿从远远的山头就发现敌情，他立即通知“步哨”，“步哨”吹响螺号，车溪乡苏干部立即带领群众转移到上岩里的深山，结果敌人扑个空，只好灰溜溜撤走了。雷金寿为革命风里来雨里去，单到厝坪洋中、盾后等地给红军游击队送信就有三四十次，有时为了甩开跟踪的敌人，便没命地奔跑，跑破了鞋底自己还不觉得。他风趣地把上山喘气称为“吹洞箫”，下岭腿抖称为“弹三弦”。每当送信任务完成之后，他总是说：“我这也是在和敌人战斗。”像这样认真负责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红色交通员遍布闽东畲山的各个村落。他们经常引领革命同志上山隐蔽，为同志们送饭送水，到外地买电池、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他们送信的方法十分巧妙。有时，把密信卷好藏在竹竿里，手执竹竿盘山过岭。要是夜间，既可以当作拐杖点路，又可当防身武器，若是发现敌情，便把竹竿往路边一扔了事。冬天里，他们把密信藏到火笼底下，既可以借火取暖，又看不出是个赶远路的人，要是碰上敌人，就迅速地把信捻入火中，自然烧掉。有时把密信塞到斗笠的夹缝里，或者缝到补丁的衣褶中，女交通员还把信盘进发髻里头。有时，拔几根茅草把密信和小石块扎在一起，捏在手中，要是遇到敌人，把它扔在就近的草丛之中。他（她）或是乔装走亲戚，或是上山砍柴，或是下街赶集，机警地避过敌人耳目。宁德巫家山畲族女交通员蓝彩容，有一次送信到半路，碰上了敌人，立即把信团扔到就近的草丛里，被敌人看见，追问她扔什么？她急中生智，又扔出手里的第二个石子、第三个石子应道：“我在打小鸟。”敌人看了无疑，就“放”她过去了。
  福鼎乾头借墓里村畲族妇女雷大妹的丈夫因革命牺牲，自己生活无着，背着孩子去讨饭还继承丈夫的事业，继续刺探敌人情报。有一次她得知敌人准备在半夜围捕西北区区委书记谢秉培，便立即通知谢同志，使他迅速转移。双华乡畲族女交通员蓝梅花，全家里里外外靠她一人，还要为革命当交通，经常扔下家里3个年幼的孩子，起早摸黑为红军送信。从1934年到1936年，在这最艰难的岁月里，不管是天寒地冻风雨交加的夜晚，或是烈日当空汗流浃背的炎热暑天，只要有任务，她二话不说，说走就走，攀崖过涧，想尽办法瞒过敌人的哨卡，把信件安全送到。
  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不少畲族交通员为了完成交通联络任务，掩护同志而流血牺牲。设在福鼎浮柳乡的桐霞县交通总站负责李信郡接送过许多情报。1936年春以来，中共桐霞县委书记林辉山经常到浮柳检查工作，都是住在李信郡家里，有时，林辉山与同志们商量事情，忘了吃饭，他的妻子怕饭菜凉了，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催请：“老林呀，穷人家没有好东西招待，吃碗甘薯米饭顶顶风寒吧！”林辉山同志总是客气地说：“阿嫂，我们都是劳苦人，人缘好，喝清水也会肥。革命成功以后，你也有一份功劳。”那年端午节，林辉山和桐北区委书记陈希简等4人在白石村开会，李信郡特地留他们吃芦叶包的米粽，喝家酿米酒，结果被敌人发现。敌人包围白石村，情况十分危急，同志们都相继突围了，唯独陈希简同志正患病，走不动，李信郡不顾个人安危，二话没说背起陈希简转移到安全地带。反动派在白石村贴着告示：“知情不报者，格杀勿论。”而畲家人全不理这一套。那一回同志们脱险了，而李信郡的妻子却被敌人抓去关押了一个多月。1936年11月反动派又来白石村抓李信郡，畲族赤卫队员李阿春、钟阿林等人与李信郡同志一起躲进深山，敌人扑了个空，面对白色恐怖，李信郡同志坚持斗争，做好党的通讯联络工作。就在这个月上旬，他在执行任务的途中，由于叛徒出卖，遭到敌人包围，他勇敢地与敌人拼搏，敌人凶残地将梭镖刺进他的腹部，当场壮烈牺牲。牺牲时镖刀仍卡在腹腔里，直至他的亲属拣骸骨时，这把镖刀还在。
  三、畲民为战争付出巨大代价
  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据不完全统计，闽东被敌人杀害的畲族党员、干部、战士和群众5600余人，占全区畲族人口的4.8%，被敌人抢劫掠夺的村庄有980余个，占全区畲村总数的70%，被“移民并村”的村庄有540余个，占全区畲村总数的40%。当年国民党反动派对畲村所下的毒手是触目惊心的，一幕幕往事畲家父老乡亲是刻骨铭心的。
  1934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纠集数万兵力以“军事进攻、政治瓦解、分进合围、穿心斩线、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针，实行惨无人道的烧、杀、抢、移、抓的“五光”政策，在闽东各个较大的村庄中建炮楼、筑围墙、造栅门，驻兵把守，还伙同反动民团、义勇队、联甲兵进行巡回“清剿”，建立反动的保甲制度，编造户口，进行“清乡”，强迫“自新”，实行“连坐具结”。敌人对畲族革命群众的摧残是令人发指的。
  1935年至1936年，敌87师1个营兵力进犯连江县长龙畲族山区，他们采取穿梭式手段抢劫骚扰。长龙乡25户畲民房屋被烧毁，蓝依山等10人被杀害，被抢去耕牛35头。与此同时，溪利畲乡坑园里“秘密寮”被仁山民团发现，民团连夜放火烧山，10人被烧死。1934年11月省保安团进犯霞浦县后章畲村，该村被烧毁房屋24间，被抢粮食万余斤，被抓走群众10余人。1936年春国民党军徐英部实行“移民并村”，烧毁后章村，强迫村民并居龙潭村，旧历年关，敌人又将后章、龙潭两村合并至里马畲村，几经折腾，致使大片田园荒芜，8人沦为乞丐，18人死于饥病。1936年冬至1937年春，国民党军80师与首洋教导团以及陈家垄和咸竹湾村民团进犯竹洲山游击根据地，敌人声言要竹洲山“人绝种、草断根”，对竹洲山进行三次毁灭性的摧残，敌人放火烧山三天三夜，把福安上竹洲至周墩苎园坪的数千亩森林化为焦土，9个村庄房屋被毁殆尽，51户畲民惨遭劫难，17人死亡，10多人流落他乡。
  我的家乡所遭受的摧残也是十分严重的。全县畲村近百户家破人亡，绝村达18个，绝户288户。双华的半山、上宅、步头脚、石板宫、溪沿5个自然村绝30多户100多人；白琳的牛埕村绝20户80人。这两个地方在1936年12月敌人疯狂“清剿”期间全部被烧成一片废墟。1935年6月10日至20日，半溪章安峪有4个畲族自然村，被敌军和半溪的汕坑、桑园、下宅、里洋等地联甲兵“清剿”达10天之久，他们全部转移至深山里，或露宿荒山，隐蔽石洞，宁可饿死也不让敌人抓走。敌人搜捕不到人，就将24座240间瓦房和所有的财物全部烧毁。而躲藏在深山里的群众，被冷枪打死3人，饿死在野地里就有118人，占全村人口的86%。1935年8月至1936春，敌闽浙保安团与80师10次轮番进犯浮柳畲村游击根据地，白石、半山、南园岔畲村房屋被毁17幢，干部、群众被害14人。1936年11月敌80师又进犯长久昌畲山游击根据地。敌人一次就在柏柳村杀害当地干部、群众36人，13人遭灌水、香炙等毒刑。自1936年冬开始，敌80师“清剿”桥亭等31个畲村长达数年，畲族党员、干部、群众370余人惨遭杀害，仅磨坑村就有11人被害，房屋390余间被毁。
  畲民的家园被毁坏，亲人被杀害，但革命意志更坚强。1936年，福鼎县保安队为了探听红军驻地，抓了白石畲村群众李阿琛等4人。在押送往县城途中，李阿琛悄悄用畲语说：“就是杀头，也莫讲出啊！”送往县城之后，他们就被敌人隔离，敌人轮番审问，要他们讲出红军伤员躲在哪里，回答都是：“不知道！”敌人从他们嘴里得不到情况就动用刑罚：灌辣椒水、吊打，甚至带出去假枪毙等，却没有一个人暴露红军的秘密。霞浦县五斗畲村畲民为了保护山上的游击队，村庄先后被敌人烧毁5次，每烧一次，就近的群众就赶来帮助割草砍柴，再搭新楼，他们还是继续给山上游击队送物品，搞通信联络。福安县畲民党员钟阿尕是中共宁寿县委常委，敌军进犯中指名抓他。他改名“土淄”，抱着一条棉絮，带一口沙锅躲进老家附近的太阳山，开荒种地，隐蔽了很长时间，村里畲民无人不晓，但是敌人多次搜山、恫吓，甚至吊打群众，却没有一个人告密。福鼎县斗门畲村秘密交通员雷能鹤，1935年冬主动承担护理二位红军伤病员的工作。伤病员在他家住了一年左右。雷能鹤家里很穷，经常断粮断炊，他先后将6岁的女儿和3岁的儿子卖了换回粮食，照顾伤病员。有一次敌人来他家搜查时，还将他未满月的儿子捅死。伤病员见雷能鹤为革命作出这么大的牺牲，都感动得流下眼泪。
  1936年10月11日福安县首洋村地主民团与国民党军200余人，兵分两路进攻竹洲山，敌人快要进入苎园坪路口时，站在山上放哨的畲族妇女蓝招眉大喊“山猪来了！山猪来了！”住在村里的游击队立即转移。敌人进村后，找不到游击队，就把畲族老人雷银弟抓起来，要他供出游击队住处。雷银弟闭口不说，敌人气急败坏，把苎园坪仅有的4座房屋烧毁，还把雷银弟等8人押到陈家垄反动民团驻地。敌人搬出多种刑具，逼他们供出游击队住处、医院、修枪厂地址。畲家人都回答：“不晓得。”敌人无奈，把他们一一隔离，并手执大刀、锄头威胁畲家妇女说：“雷银弟不说，已经活埋啦！你们说不说？”畲家妇女仍然回答：“不晓得。”敌人无计可施，只好放了她们。11月15日，敌人第二次火烧竹洲山。1937年1月28日，敌人第三次火烧竹洲山。畲族人民被赶在一起编保甲，订连坐。他们坐在冰冷的山窑里，忍饿挨冻，但他们圆睁仇恨的眼睛，毫不屈服。待敌人撤退之后，竹洲山麓9个畲村200多畲民，男女老少一齐动手，把红军枪械修造厂转移到“岩下楼”；把“后方医院”里的红军伤病员抬到周墩黄殿村，再转移到宁屏古一区去。敌人几次“搜剿”落空之后，于1937年农历正月初二，突然袭击下竹洲村，该地畲族共产党员、安德县苏主席钟日住同志来不及转移，不幸被捕。敌人每天对他软硬兼施，逼打审问，他面不改色，严词应答：“要砍要杀随你们的便，谁是红军我不晓得。”敌人毫无办法，便叫反革命分子家属带着纳鞋底的铁锥子戳他。这位革命硬骨头，咬牙顶住。敌人间他：“枪支藏在哪里？”他想了想回答：“藏在石厝下，我带你们去取。”其实，石厝下没有藏枪，他想带敌人去“挖枪”时，中途逃脱。结果到了石厝下，手脚被绑得更紧，不但逃不脱，还被敌人推下龙井闷溺。溪水刺骨，冻得他面色发白，牙齿格格响。敌人又逼他招供，他还是回答：“不晓得。”敌人用烧红的铁铲烫他的脊背，又用枪柄打坏他的一只眼睛，痛苦难言。面对残暴的敌人，他毫无惧色，缄口不语。敌人整整折磨他17天，也没有从他的嘴里掏出半句有用的话，最后只好砍下他的头，用铁线戳通两边耳孔，挂到咸竹湾村口示众。
  连江县总洋村畲族共产党员蓝元进，被捕7次，每次逃出敌人牢笼，或被同志营救出来，仍然又回到革命队伍，继续斗争。最后一次被捕是在国民党重兵“清剿”之后，敌人悄悄到他家，他来不及隐蔽，敌人用棍子打昏他，强迫他妻子与另一个人把他抬到敌人的据点下洋村。在20多次的审讯中，敌人使用“老虎凳”、倒吊、灌水、电刺、竹尖截指头，大把的香烧他的胸脯等刑法，使他死去活来。为了革命秘密，他宁死不屈，不露半点风口。敌人抓不到事实，在他奄奄一息时，把他扔出门外。
  福安县满洋中村畲族农民钟阿弟，因为侄儿钟木连参加游击队，在攻打甘棠的战斗中牺牲，反动民团就把他抓到后溪村问罪。敌人问他：“你村谁做土匪？”他只回答：“不晓得。”敌人把他绑在柱子上，然后，当场杀死一位革命同志，取出血淋淋肉来，切成片，用筷子夹着对准钟阿弟的嘴巴，逼他吃下。他闭上眼睛闭上嘴。敌人又把他拉出去，递给一把锄头说：“现在，你先倒下量一量自己的身体，看多长？多宽？然后挖坑，活埋你自己。”钟阿弟拿起锄头挖了几下，眼前冒起金星天旋地转，昏倒土坑里。
  在复杂艰苦的斗争环境中，畲村儿童团员也和大人一样经受了革命斗争的磨炼，有的还献出了年幼的生命。当年，福安县的凤洋、南山、七定、竹洲、满洋、东山、采花桥、下赤、八斗坑，霞浦县的龙潭、南山和宁德县的猴盾、天丰院等畲村都建立了儿童团，大村二三十人，小村三五人。
  他们的任务是：传唱革命歌谣、站岗放哨、查看路条，让大人们放心下田生产上山革命。他们人小觉悟高，阶级立场坚定，主动监视地主豪绅等反动派的活动，及时地把敌人的行动和可疑现象告诉红军游击队和苏维埃政府，协助红军递送情报。因为他们人小不容易暴露目标，往往有时会干出大人们干不了的事情。1934年秋，福安县苏维埃政府黄灿仁等3位同志到霞浦县南山畲族村工作，途中与敌遭遇，丢失了公文包，包里装着的苏区干部名单落入敌手。第二天拂晓，敌人包围了南山村，妄图按照名单抓人，村干部都已经转移了，敌人没有办法，就抓住南山村苏主席的儿子、儿童团团长雷石祥。敌人以甜言蜜语引诱说：“阿弟，你说出大人都到哪里去了，我给你饼吃。”雷石祥摇头说：“不知道！”敌人把雷石祥的双手反绑起来，拔出大刀威胁他说：“你爹起早又找土匪去啦，我们晓得，你要是不带我们去把他找回来，我们今天就拿你过刀。”雷石祥还是佯装不知道。敌人百般无奈就威逼雷石祥带路，妄想在山林里搜捕到革命同志，雷石祥心里有了底，就故意将敌人引错路，当走到西胜杯溪“将军潭”时，自己纵身跳入潭中，敌人立即向潭里开枪，年仅16岁的畲家少年壮烈牺牲了。
  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特别值得歌颂的是畲族妇女，她们饱含着青山一样的深情，为了革命作出巨大的贡献。1934年冬，闽东妇女工作团副主任吴鸿琴随军驻在福安县柳溪村，不料半夜遭到国民党军新10师的包围，敌我混战到黎明，吴鸿琴突围出来。但是到哪里去呢？她想起领导同志的嘱咐，去找一个可靠的群众，暂时隐蔽下来。
  吴鸿琴走一阵，爬一阵，好不容易来到福安和霞浦的交界的暗井下厝坪村畲族老阿妈钟淑兰的家。钟淑兰待她如同自己的亲生女儿。钟淑兰带着儿子上山搭起“秘密寮”，把吴鸿琴藏好。夜里叫自己的三个孩子挤在一块儿睡觉，腾出一条被子亲自拿到“秘密寮”陪吴鸿琴睡觉。白天她母子担柴烧炭卖得钱来，买米做饭送上山给吴鸿琴吃，而自己和孩子们啃甘薯。天气冷了，她把火笼送上山，给吴鸿琴取暖。钟淑兰每夜到“秘密寮”陪伴吴鸿琴，路上怕暴露目标，都不敢点灯，只得穿着棕衣戴着斗笠，把火炭藏在田螺篓里，不时取出来晃一晃，靠着那么一点点的红光，摸索着上山。
  时间长了，吴鸿琴想出山活动，钟淑兰就把老茶叶煮成汁搽抹在吴鸿琴的身上，把手、脚、脸涂得黝黑黝黑的，包上畲家姑娘的旧头巾，穿上五线花绒镶边的畲族衣衫，乔装成自己已经出嫁的女儿，下地插种甘薯。有一天，山外进来两个敌探，钟淑兰为了防止万一，便吩咐她假装成肚子疼痛，在园地里直打滚，瞒过了敌探。
  吴鸿琴在钟淑兰家里隐蔽了7个月，避过了敌人的搜捕。住久了怕被敌人发现，到1935年6月下旬，钟淑兰把吴鸿琴乔装打扮一番，连夜送她转移到另一个安全的地点。
  1935年春，福安县妇女工作团的马妹同志在刘洋山被敌人包围，子弹像炒豆一般地从她头上呼啸而过。她猫着腰在林间一条山路上爬行。藟村的畲族妇女钟廷梅在山上砍柴发现了马妹，立刻引领她逃到雷挺俊的单座楼。当时正闹春荒，山下有敌兵戒严，山高岭陡无处买粮，雷挺俊就倒出自家留存的谷种，砻成米给马妹当口粮，并把自家的鸡宰了给她下饭。马妹在畲家隐蔽10多天，钟廷梅都时时来探望。等到山下的敌兵退了，马妹要下山找革命组织，畲民们把马妹化装成畲族妇女，廷梅等送她下山，顺利地通过了赛岐镇。
  福鼎县田头畲村的钟二妹是该县的第一个女交通员，闽东特委的领导人叶秀蕃在福鼎一带活动都常住在钟二妹的家。叶秀蕃同志的代号是“老大”，当时，不管谁来找“老大”，她都按规定严格盘问后，才给予接头。有时四面八方来的革命同志们在她这里开会。她和丈夫蓝阿寿就到屋外去站岗放哨，为了让同志们吃好住好，她不辞辛苦担柴夹竹上街叫卖，赚了钱买来鱼米来招待同志们，而自己三餐则吃甘薯米糊糊。
  为了协助叶秀蕃同志开展工作，钟二妹脱下“凤凰装”，裹上头巾，化装成汉族妇女，专程到寿宁去接叶秀蕃同志的妹妹叶秀英。晚间，钟二妹还陪伴叶秀英到田头、后坪、斗门等村做调查工作。她们相处形同姐妹，形影不离。有一天，叶秀英外出活动不幸被敌人逮捕。钟二妹四处托人求情，但因叶秀英是外地人，敌人对她嫌疑过大，便把她关到福鼎县城监狱。不久，钟二妹剪掉长发，穿上汉族衣衫，到城关帮人煮饭，然后，通过熟人关系，悄悄给叶秀英捎去寒衣与食物，自己还到监狱去探望叶秀英。
  游击队战士们是十分信任二妹的。同志们把从敌人那儿缴来的枪支弹药都藏在她家里，她把子弹装到铺有棕片的瓷缸里，密封了缸口埋到后门山上，把枪支捆成一把把，藏到密林深处，还把叶秀蕃同志用过的钢笔、文件藏到祠堂的神龛下。他们什么时候要用，她就什么时候去取，同志们都说：“有二妹嫂当家，我们一百个放心。”
  1934年10月，由于叛徒告密，敌人扬言要抓钟二妹，逼得她这里睡一宿，那里躲一天。她的公公婆婆被迫逃避他乡，她的小叔子也受株连，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去当壮丁，并在中途惨遭杀害。
  当年11月的一天夜里，县保安队纠集地主民团，包围了田头村，一个30多户的小村庄被捕24人。当时钟二妹一听到风声就爬上后门山打算翻山而去。可是，山脚下各个路口都被敌人封锁了，她转回头，攀上一棵茂密的棕树上隐匿起来，能听得到敌人的说话声。敌人在树下哈哈大笑说：“这个土匪婆今天当鸟也莫想飞走了。”他们到处破门搜查，在楼上楼下捣翻了一阵，一无所获，就把二妹的丈夫吊上梁去毒打，并逼他交出钟二妹，交出游击队的武器。此情此景，躲在树冠上的钟二妹从叶缝间看得清清楚楚。她心急如焚，想下去营救，又救不得，只能是眼睁睁地望着亲人在受刑。天黑下来，她又饥又渴，北风刮得她四肢麻木，她怕从树上掉下来，顺手抓起缠在树枝上的藤条，将自己的身躯捆在树干上，张口借夜间的露水润润喉。次日，敌人把她家洗劫一空，又把她的丈夫吊打致死，她看到这种惨状，咬紧牙关，不哼一声。她想到叶秀蕃同志的嘱咐，要保守革命秘密，要团结一心，要有能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向敌人投降。敌人骚扰了一天，到太阳下山时，还点了一把火，把她的住房烧了，等到敌人走了，她才从树上滑下来，含泪掩埋了丈夫的遗体，这时已无家可归，又不敢在村中久留，就只好隐蔽他乡。
  1934年底，敌人在福霞边界的山区骚扰，当时福霞县委书记曾志正因病住在福霞交界小坑村的畲民钟成清家。有一天，敌军突然进犯西胜山区，曾志同志身患重病，挣扎着爬起来，才走几步就一头栽倒，神志不清。钟成清的妻子见状，毅然把怀中的幼儿丢在路边草丛中，将曾志同志背着躲进深山。像这样为了革命不惜牺牲自己亲人的事在我们畲家多的是。
  福鼎县长久昌村畲族姑娘雷七妹，她原是霞鼎县妇联干部、共青团县委执委。1937年春，随军到霞浦金竹洋一带活动，由于部队缺粮，她下山采豆角充饥，被敌人逮捕，敌营长徐英看她颇有姿色，就假慈悲地问道：“七妹，你告诉我，游击队到底有多少人？都住在哪里？我保证你无事。”七妹脸不改色地答道：“游击队满山都是。”徐英又说：“七妹啊，你长得漂亮，又年轻，有胆量，何必跟他们去受苦呢？要是跟我，嘻嘻……”“哼！看你这狗杂种，脸皮多厚？”七妹应着，冲上去给他一记耳光。徐英像疯狗一样吼叫着：“给我捆起来，打！”敌人的皮鞭像闪电似的抽打在七妹的身上，血顺着她的嘴角流下来。徐英吆喝道：“七妹，你讲呀不讲？”七妹咬紧牙根摇头不语。
  徐英见她既不招供，又不给他做小老婆，就叫敌兵绑赴刑场枪决。临刑前，她还在松城（霞浦）大街上高唱道：“朱毛呀！彭方呀！领导无产阶级，打破旧世界，建立苏维埃！快快干革命，打倒反动派。”雷七妹的革命气概使围观群众无不感动流泪。
  许多畲家妇女与男人一样，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畲家父老乡亲是永远忘不了她们的，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她们的！
  （1988年）
  宁德县畲族革命斗争概况
  陈国强等
  一、背景
  宁德县畲族人民在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时期、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积极地参加了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活动，对革命事业贡献很大。很多畲族人民聚居地区，都是现在老区基点村。如霍童镇兴贤乡半岭（小石）、上东岗、八斗，华镜乡巫家山，七都乡漈头片、高山，八都镇南岗等。在各个不同革命斗争时期，畲族人民都以实际行动支援了革命斗争，所以，在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史上，畲族人民也有了光辉的一页。
  二、土地革命时期（1930—1934年）
  革命前，宁德畲族人民与汉族人民一样受着地主高额地租和高利贷的严重剥削，并受官僚地主的残酷压迫。过去畲族人民所耕作的土地大都是向汉区地主租入的，租额很高，一般是“四六”分或“三七”分，甚至有“二八”分。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惨重的负担落在畲族人民身上，如壮丁费、保长费、税契等。霍童镇兴贤乡上东岗畲族钟康亮有5个兄弟，壮丁期一到，每次要付出一大笔钱，才能免被抽壮丁。又如钟允添兄弟6人，在壮丁期一到，一次就卖了1头水牛，才得免役。
  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代里，社会风气败坏，盗贼四起，弄得民不聊生。霍童镇兴贤乡八斗村在革命前受到土匪的严重糟蹋，桃坑匪首陈振甲、黄其经常来村抓人，抢财物，派饷，全村群众夜晚不敢在家里睡觉而跑到山上逃避，土匪一来，被抢劫是够厉害的。天湖（涂）匪首经常来村抢牛羊，钟石言一次就被抢劫去耕牛2头，钟廷清的羊1群、牛2头也被抢去。
  由于受着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又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各种勒索以及土匪的抢劫，畲族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畲族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阶级怀着无比的痛恨。当党在宁德县进行地下革命斗争活动，宣传革命道理，提出组织“工农兵”、“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打倒土豪劣绅”、“抗租、抗债、抗税”等口号时，得到广大畲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欢迎，特别是当地下革命同志在畲族地区开展革命斗争活动时，更得到畲族人民的同情和大力支持。
  在党的领导下，畲族人民积极参加革命斗争活动，并建立了革命组织，如半岭、南岗、八斗等畲族地区都先后在1933—1934年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组织。南岗于1934年4月在闽东苏维埃政府阮玉斋（阮英平）同志领导下，成立了南岗苏维埃政府（包括南岗、上元、后岗山、寒垅、水尾5个自然村）。苏维埃政府成员有：主席钟雷细（原民族乡乡长），军事委员钟廷细，粮食委员钟学兴，副粮食委员钟亦兴，财政委员钟江志，交通委员钟光清，步哨长钟国品，互济代表钟阿凑，救济代表钟连全。
  各地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积极开展各种革命斗争活动，给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阶级以有力的打击。如抗租团的组织，给地主阶级以严重的打击。南岗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同年冬季即开展抗租斗争活动。八都地主郑干记、黄南安、黄成立、黄振义、陈鼎记等的土地租给南岗畲族耕种，这时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下，革命斗争声势浩大，100多担的租谷被抗下不送。这样一来使地主阶级感到害怕，不敢来村收租。南岗钟石富1户耕作八都地主陈鼎记的田，租谷十多担也全被抗下。早如钟雷细堂兄弟4户，也抗了地主陈鼎记租谷800多斤。八斗村畲族过去所耕作的土地都是霍童林维添，章佬波地主的，单章佬波的租谷被抗下60多担。这样，使地主阶级再也不敢在乡里作威作福，横行霸道，强行收租了。
  畲族人民抗租所得的租谷，大部分是作为革命工作同志和游击队用粮，也有部分是分给贫困农民的。南岗苏维埃政府所抗缴的租谷，是供给宁德县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用粮，其余的是分给南岗贫苦农民，每人分20斤谷子。由于对地主抗租斗争的胜利，大大地激发了畲族人民的革命斗争热情。
  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下，除积极进行抗租斗争外，上东岗畲族人民钟康亮、钟陈吉、钟景新、钟久添等9人于1933年参加了青年团组织。加入组织后，帮助革命同志到霍童等地买军需品、手电等，还负责送信到梅坑、坑头、半岭等地，有的带革命同志上山隐蔽，送饭给革命同志吃。除此以外，畲族人民在革命斗争过程中，也为革命事业做了很多工作。南岗畲族除抗租外，还到福安顶头黄岐区开会，又到金垂、云淡一带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南岗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在八都观音亭与国民党民团打过一次，又到福安攻打国民党税务所。通过抗租斗争，畲族人民在经济上与敌人开展了斗争，政治上得到了锻炼，提高了阶级觉悟，更积极地参加斗争。当革命同志到八斗宣传革命道理时，畲族钟伕清、钟成铨、钟廷顺等人为他们站岗放哨、运送粮食、买菜、探消息。巫家山许多畲族参加了革命，有的几乎全家都参加了革命，给革命事业很大的支援。
  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1935—1938）
  在党领导下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宁德县畲族地区如巫家山、半岭、八斗都成立了农村支部，与汉族人民一起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1935年由区委陈春生等2位同志到八斗组织领导农村支部，畲族钟伕清任支书，钟石吉任宣传委员，钟石贵任组织委员，钟林祥任调查委员，钟吉祥任肃反委员。在农村支部领导下，他们开展了各项革命工作，如交通运输等工作。1936年畲族钟石言等3人参加游击队三纵队，曾到陈洋、清水岭打击敌人，获得很大胜利，缴获国民党很多枪支和子弹。以后又到周宁、政和交界的蒲岭与敌人打过一次，也获得胜利。
  1937年由叶飞同志领导攻打国民党八都区公所，高山很多畲族，巫家山钟天昌、钟天宏也参加，结果攻入八都区公所，缴获国民党很多枪支，获得很大的胜利，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
  在这时期，畲族人民主要的工作是探敌情，如反动派和土豪的活动情况，并为游击队运送粮食，担任交通步哨等。所以在宁德县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畲族人民对革命事业的贡献也很大。
  四、抗日战争时期（1938—1945年）
  红军北上抗日后，畲族人民除参加北上抗日外，并组织配合游击队做好后方各项工作。霍童镇兴贤乡上东岗畲族钟石挺响应党的抗日救国号召，参加北上抗日游击队。没有参加北上抗日的，在后方继续坚持工作，畲族人民遵照叶飞同志“红军北上抗日救国，你们要继续做好后方工作”的指示，在后方继续开展革命活动。1939年宁德县委丁进朝、黄慈祥2位同志到巫家山组织后方游击队，畲族钟连国、钟天昌、钟天宏、钟敬安、钟天聪、钟如登都参加了游击队组织。
  1939—1942年春季，丁进朝、黄慈祥、王裕康等3人带领游击队到巫家山开展革命活动。畲族人民积极帮助游击队工作，在山下为游击队建筑了1座草寮，给游击队长期定住下来。丁进朝等3位同志就在草寮里住了一个月之久。以后钟连国、钟天昌、钟天宏又帮游击队在苏虎耳湾头建起1座茅屋，丁进朝等3位同志及游击队又住了2个月时间。后因怕来往足迹被国民党发现，又在石钟壑搭1座秘密楼，使40多个游击队员在秘密楼里住了3个多月。钟连国同志帮游击队搞床铺，运粮食及日常用品等，全村畲族人民也为游击队运粮食和到七都买军需品。
  1942年10月秘密楼被国民党知道，国民党反动派军队从郑坑开来，天还没亮全村就被包围，钟连国、钟天宏、钟敬安、钟天昌等和群众一起被抓。畲族妇女钟景亮被抓去带路。这时，幸好蓝菜容（女）同志早晨很早起床挑水，发现国民党军队，马上把水桶放下，跑了五里多路去报告第一岗哨钟进慈，钟进慈再报告给游击队知道。这时游击队员还不想跑，计划吃早饭后才走。当国民党军队快接近楼边，这时被抓去带路的钟景亮同志假喊一声说：“就在这里你们去打吧！”这时楼里游击队知道敌人已来了，才马上从楼后突围，全部游击队安全脱险。这是畲族妇女钟景亮、蓝菜容同志对革命的贡献。类似这种事例很多，如巫家山全村男女老少对革命事业都有贡献。
  巫家山这次被包围后，我地下秘密楼被烧掉，畲族人民被抓很多，钟连国同志被抓到郑坑进行严刑拷打，钟天宏也在村里被抓毒打，可是敌人最终还是没有得到任何东西。从此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就在这里建筑1座炮楼，在村里驻扎了55天，畲族人民被国民党严重摧残，全村粮食、衣服、家具什物尽被抢光。钟连国被糟蹋最厉害，人被抓去，给国民党敲诈去300多元，东西如棉被、衣服、米、鸡鸭、豆酱等全被抢走。
  在国民党反动军队驻扎时期，畲族人民遭到了很大的损失。这样，更激起了他们对反动派的无比痛恨，进一步认识了反动派的丑恶面目。因此，他们更积极地参加革命斗争，为革命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五、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年）
  1946年，黄垂明、黄愚妹到巫家山进行革命活动，组织农村代表，畲族有钟连国、钟天昌、钟天宏、钟敬安等5人参加。农村代表主要工作是负责情报、保管、运粮食、交通步哨，并帮助革命同志建立麒麟山、苏虎头、粗坟、溪北路上、竹下、陈家山、小坑里等秘密的党组织。
  在这时期里，畲族人民在保护革命同志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当时狡猾的国民党反动派保五团假装由卜龟岭开到郑坑，后又倒转回到巫家山来，当时黄垂明同志刚好与群众谈话，畲族妇女得知保五团来了，马上跑去告诉黄垂明同志，使黄垂明同志得以安全转移。
  1946—1949年期间，畲族人民主要是带领革命同志运粮食。运粮食方法是由游击队给钱，畲族人民到七都买米挑到巫家山，有时就直接挑到游击队住地去。碰到敌人，就由妇女假装到山上拔兔草或砍柴，把米装在篓里送给游击队。一次钟天昌由七都“白皮红心”保长林玉德交来子弹和枪油，他就绑在身上交给游击队。有时还到七都为游击队买粮食或军需品。
  1947年陈富元、阮英平来到上东岗，住在后门山猴洞里十几天，畲族人民为革命同志放步哨、送饭，还有8位妇女由钟陈吉带到霍童为游击队买雨伞、毛巾等。所以，在解放战争期间，畲族人民也积极参加了各种革命斗争活动，支援了解放战争。
  （1958年）
  福安县畲族革命斗争
  施联朱等
  由于少数民族受苦最深，同时居住深山，环境有利于革命活动，因此在1929年闽东建党前，党的负责人马立峰同志就很注意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革命工作。1928年党派林为坤同志到凤阳畲族村发动革命，当时在租、税威迫下的贫农钟阿氽同志，首先接受了革命道理，参加革命，在林的帮助下逐渐发动和组织了一批革命力量。不久钟阿尕同志见到马立峰、占如柏等领导人，接受指示建立工作团，负责少数民族工作。县委成立后，在凤阳村也成立了党的支部，并派郭贵兴等同志去协助钟阿尕开展工作。当时凤阳村有个恶霸钟得雄公开破坏革命，压迫群众，党就发动群众杀了他，并先后在凤阳、大山下等村建立贫农团，从而少数民族中革命运动发展起来了。
  随着革命运动的逐渐发展和革命根据地逐渐形成，畲族地区也发展起来，1931—1932年间，福安西区凤阳、大山下等几十个少数民族村庄，都先后建立了贫农团或抗租团。各地程度不同地开展了抗捐、抗税、抗租、抗债、抗粮的“五抗”斗争。1931年郭怀庆与占如柏二同志到凤阳和其他畲村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贫农团，抗租团、抗债团等组织。如凤阳村有钟庆兰等8人参加游击队，在郭怀庆的领导下，经常到寿宁县等地活动。钟阿尕同志发动了溪北洋的72个村子的群众参加革命，其中绝大多数是畲族村庄，而且每个村都几乎是全村参加革命，白天儿童站岗、放哨，晚上抗租团巡逻，成年人多外出参加游击队、赤卫队进行革命活动。1933年在发动全面性暴动的形势下，当时共产党员阮玉斋等同志，到小岭等村发动畲族农民起来革命，抗租，抗债。结合当时畲村盐荒的情况，整个上南区（甘棠），下南区（溪柄）的畲、汉两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参加了攻打赛岐的战斗。因此于1934年1月7日，游击队与赤卫队及群众共1000多人，很顺利地占领了赛岐，摧毁了反动政权。畲族人民在这次战斗中贡献了力量，分到了粮食、食盐等，因之更加鼓舞了畲族人民的革命情绪。
  1934年是福安革命的最高潮时期，闽东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又先后成立了5个县苏维埃，管辖20个苏区，其中现属福安县境的有26个苏区，300多个村苏维埃。8月，一部分分散的村苏维埃合并为乡苏维埃，时福宁交界的安德县辖下南区，其中区苏维埃的干部多为畲族：区主席雷付弟（大山下村人），财粮雷进兴，秘书钟廷春，钟阿尕同志仍负责工作团。区政府设在溪北林村，后迁至梧桐。当时溪北的72村中都设立村政府，大村有主席、财粮、交通、肃反、公路等5个干部，小村3个。村政府的任务是：组织群众抗租抗债，组织群众保卫政权，看守逮捕的反动派，安顿驻营的红军。由于村政权的成立，并组织游击队配合贫农团打土豪，斗恶霸，斗地主，并经常袭击反动政府。当时有不少畲族青年参加了警卫连和红军部队。如湾坞乡一带畲族参加红军的约占当地红军部队的30%左右，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很高，替红军送信，尤其是妇女把信藏在腿布中，或装成打架状，瞒过敌人的检查。赛岐战斗后，上下南区一带畲族人民也广泛地发动起来，组织了贫农团、赤卫队、游击队、后备队，儿童团亦组织站岗、放哨、查路条。如小岭村几乎全部参加了贫农团，除老幼外，全村40多个青年参加了赤卫队，12人参加了红军，到宁德、福安的柏柱洋、穆阳一带打敌人。山头庄畲村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各村农会组织进行减租反霸，实行土改分田等斗争。从1934年3月起，全村进行土地评产，按人口平均分配。
  1934年，敌人向苏区发起大“围剿”，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各地苏维埃政府纷纷向山上转移，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叶飞同志在白云山一带开展游击区，进行游击活动，得到畲族人民的有力支持。
  当时苏区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反动地主开始向农民报复，凤阳上淀，兰田等地畲村，被反动派洗劫一空，并成立反动保甲，不断搜捕革命同志。山头庄、小岭一带畲族村庄被抢劫，群众被迫逃亡和被烧杀的不计其数。但是畲族人民并没有被吓倒，他们仍有力地支援了游击队，巧妙地掩护革命同志，即使在敌人的威迫下也不屈服。马山村的雷家生同志当时是福宁县委，被捕后，受尽严刑拷打，几次昏死过去，但他始终没有向敌人暴露一点情报，最后光荣牺牲了。畲族的很多革命同志逃往山上，住山洞，吃野菜，坚持斗争。钟阿尕同志在本村群众的掩护下，独居山上15年之久，始终坚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意志。
  在整个土地革命时期，畲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和汉族人民一道，举起了大刀长矛，配合红军，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不少畲族地区举行了武装暴动，不少畲民在斗争中英勇牺牲。全县的畲族地区几乎全是苏区和游击区。这些“上无屋梁、下无地基”的穷苦农民一经明白革命道理，在革命斗争中就表现得最坚决、最勇敢。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汉、畲两族劳动人民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红军北上后，畲族人民为坚持革命曾掀起反抽丁、反纳粮的运动。在南方三年游击斗争中，畲族人民也给予革命有力的支援。畲族人民相信革命会胜利的，他们保存了苏维埃政权的印章、文件等。他们就是以这种信念一直坚持斗争直到解放。
  （1958年）
  福鼎县畲族革命斗争
  陈元煦 蒋炳钊等
  福鼎靠山临海，交通不便。全县以前8个区、91个乡镇中，有76个乡镇居住着畲族，人口16000多人。他们绝大部分居住在偏僻的山区，经济、文化较为落后。而居住的地区大部分是革命根据地，对革命有过自己的贡献。
  福鼎畲族的革命斗争是离不开整个福鼎地区的革命活动的开展，因此要知道畲族的革命斗争，必须先了解福鼎的革命情况。福鼎革命比福安迟，1930年下半年由叶秀蕃、黄淑宗同志首先在沿海一带发展起来，1931年7月公开建立苏维埃政府，成立福鼎县沿海区等组织。革命开始由沿海到山区。畲族居住地区既小又分散，有聚居村，没有聚居乡，因此革命一开始就和汉族地区交杂一起而同时开展起来。
  在国民党统治时代，畲族人民饱受地主高利贷的盘剥，再加上民族的歧视，其痛苦比起汉人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生活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英勇的畲族人民在反鸦片捐税过程中，曾掀起了数次规模巨大的反抗国民党的斗争，锻炼了他们的斗志。随着党的活动在全县各地开展起来，畲族地区人民同样以英勇的姿态先后卷入革命斗争的行列中，开展打土豪、分青苗、分粮食的斗争，从秘密的宣传鼓动一直到公开的武装斗争，人们都是刚毅果敢、忠心耿耿地跟着党闹革命。1936年是革命最活跃的一年，与此同时，党提出“五抗”、“打倒地主土豪”、“分青苗”、“分田地”等振奋人心的口号，立即成为群众的行动，群众组织起来了，建立了红色政权——区、村苏维埃政府（牛埕下建立过苏维埃政权，浮柳、白石组织了霞鼎东北区政府）。
  随着革命的发展，各地一开始就进行抓财政、斗地主。单牛埕下就抓了20多人，筹到许多款，解决了游击队和工作人员的给养，购买了枪械，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活动。当时在浮柳白石区政府所在地，曾雇来12个裁缝，共做了300多件衣服，还有干粮袋和帽子，发给红军及工作人员。除了衣服外，还发给鞋子、钢笔等日用品，并有微薄的饷给。同时还雇来7个人，造了50多把的鸟枪和一部分假枪，并没收地主反动派的土枪来武装农民，破坏敌人的交通。早在1935年8月，党曾领导一次大规模的破坏敌人交通活动，锯电杆、割电线，破坏敌人碉堡，单双华和二区大路就掘掉5个，给予敌人有力的打击。
  革命开展较早的双华地区，在1934年3月就向地主开展斗争，把反动地主蓝廷玉之子蓝青容，其弟蓝景算及地主雷德禹等4人杀死，其他地主反动头子都像落水狗一样夹着尾巴到处逃串，有力地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使群众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与此前后，华中、华阳、山兜以及其他地方有100多个群众曾浩浩荡荡地掀起一次示威游行，显示了革命的巨大力量，给予敌人莫大震惊。
  除了抓财政、斗地主以外，在1936年还普遍地开展分青苗、分粮食的斗争。秋季收成后，把交给地富的租谷集中起来，抽20%作军粮，其余部分按人口分给缺粮的农民。分粮时首先烧毁地主、反动派的契据，然后对应分青苗户进行登记，发动农民到指定的地点割稻子，进行平均分配。同时在武装配合下也到白区进行征收粮食。当时每人平均分到150斤粮食，有的地区较少。
  为了革命工作的联系和配合，保证斗争顺利进展，在革命地区纷纷设立交通站，浮柳白石区政府所在地曾成立一个交通部。除了联系本乡、本区和本县外，还联系邻省的浙江，接壤的福安、霞浦等县。双华就是一个联络站，经常与浙江、霞浦联系。在革命斗争中也建立起地下党组织，双华、苏木洋各成立一个党支部。
  随着革命蓬勃开展，各村相继组织了肃反队（后改编为游击队）、义勇军、抗租团，设立步哨站。经常组织群众日夜轮流站岗放哨，打听敌人的消息，监视敌人的活动，保障了革命同志的安全和工作顺利进行。
  在经济斗争的同时，还开展军事斗争。双华畲族人民曾数次配合红军攻打蒲门、马站等反动据点，规模最大的是在1936年2月，有300多人配合刘英部队进攻马站、赤溪，大获胜利。浮柳的武装群众曾杀死第80师高排长，缴获轻机关枪一挺；牛埕下畲族人民配合红军曾开展过12次的斗争，缴获大量物品。随着斗争的胜利开展，壮大了革命的声势，使得反动派闻风丧胆。在革命活动过程中，敌人总是千方百计想扑灭革命火种，绞杀革命力量，但并没能如愿以偿，我们红军英勇机智，每当革命时机到来总是先发制人，使得敌人计尽技穷，疲惫不堪。
  通过实际的革命斗争，教育了畲族人民，启发了革命的群众，使他们认识到只有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才能够消灭凶恶敌人的真理。因此，就是在敌强我弱，敌人的兵力暂时还占着绝大优势的时候，觉醒了的畲族人民对革命却满怀着热忱与希望。他们从革命一开始就表现得非常英勇，即使付出了生命也在所不惜。畲族人民在革命斗争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例如1936年4月，蓝青改同志被捕，国民党反动派对他施尽毒刑，但他毫不畏怕，就义前还从容地向周围的群众告别，并痛骂国民党：“我是红军，你杀死我一人不要紧，今后还有许多红军能替我报仇。”并呼吁群众“一定要革命”。惨无人道的刽子手砍断了他的头，又挖出他的心肝。群众无不被蓝青改的英勇行为所感动。往里村钟邦基被抓到桐山吊打灌水，受尽酷刑，但是敌人始终没有从他口里得到什么东西，由于群众守口如瓶，使得敌人无计可施。畲族人民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地爱护革命同志，当时革命主要领导者林辉山曾携眷居住华中村后面一个山洞里达半年之久，群众为他送饭，多方保护他的安全。区长希眼生病，群众晚上把他背上山，白天抬回来，无微不至地护理。兽性成习的反动派，杀害了我交通员李信群还不止手，还要灭他的家，幸而孩子逃出，躲在李思凑家里，李思凑一家不顾危险掩护李信群的孩子，充分体现了群众和革命同志间的阶级友爱。英勇果敢行为不胜枚举。我们还不能忘记，有一个为党的工作出生入死的女通讯员，这就是双华蓝梅花同志。她今年已近花甲，在1934到1936年坚持为红军送信，她的爱人李吓金是当时双华领导人之一，经常外出，家里还有3个小孩，晚上叫哭乱跑，但这些个人之事在她的思想中显得是那么渺小。她总是贪早摸黑及时送信，登山越岭，受尽风吹雨淋，度过寒冷的夜晚，把信夹在发髻里，缝在棉袄里，有时以“走亲戚”为名，有时装成“讨饭”，在国民党匪军的面前，她总是这样混过去。由于她的聪明机智，从未被敌人发觉过。爱人牺牲后她仍坚持革命。当我们访问她的时候，她是那样爱憎分明，又是那么和蔼可亲，充满着革命的乐观精神，我们不禁为这位平凡妇女做出不平凡的事迹所感动。
  畲族人民不但是勤劳勇敢，而且又是富有革命传统的，他们利用鸟枪和梭镖配合红军作战，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度过了多少风雨交加、霜露俱降的夜晚。没有棉袄棉被，只有凭一颗革命的心熬过山野里严寒封冻的冬天。
  由于革命的迅速发展，红旗到处飘扬，沉重地打击了地主和反动派，嗜杀成性的国民党军队，自从革命一开始就越来越不择手段进行迫害和摧残。
  在1936年10月后，福鼎形势起了巨大的变化，国民党以第30师1个师的兵力配合地方的反动团队向我革命根据地发动全面的进攻。敌人又在政治上编保甲，实行法西斯的统治，利用“自新”政策分化革命内部。在军事上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建立碉堡。例如浮柳白石是当时政治的枢纽，区政府的所在地，从1936年10月到12月三个月间，曾先后受到国民党兵的10次围剿，并在附近停仔村建筑起炮台，敌人多至300多人，最少也不下几十人。同时政治上采取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双华的西庵、北坑头，对面山村就被国民党全部烧光、抢光，牛埕下被杀死20多人，房子被烧38座58间，倒塌78间，损失东西难以计数。
  以上这一些事实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但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敌人是如何地变本加厉镇压我革命活动。从正规军到民团以及强编的壮丁队，形成了几支庞大的反动势力，全面疯狂地向我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更严重的是：敌人强迫畲区人民“移民并村”，进行严厉的监视。在敌我力量悬殊，敌人暂时兵力还占着绝大优势的时候，1936年底许多地区革命同志被迫离开。虽然某些地区还继续进行斗争，大多数地区革命暂时受到挫折、中断而停止下来。
  总之，以畲族较集中的双华、佳阻、浮柳、瑞云和牛埕下5个民族乡为例，革命骤起骤息，除了佳阳苏木洋村有5年之久评为基点村外，双华只有2年多，其他地区时间更短，解放后多半评为一般苏区。畲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过一些斗争，经过了土地革命和坚持3年艰苦的游击战争，群众也初步发动起来。革命活动从秘密到公开，从宣传鼓动到武装斗争，建立了红色政权，打倒了一些地主，同时也分到了一些粮食，革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尚未分过土地。由于时间较短，有的地方如浮柳农民分到的胜利果实在低潮时仍被地富抢走。由于敌人的不断摧残，使得正在萌芽成长的革命新生力量受到严重的摧残，许多革命同志为了人民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流尽最后一滴血。畲族人民的英勇革命斗争在人民革命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随着革命力量壮大的同时，也混进一小撮阶级敌人，如恶霸、走狗、民族的败类蓝青伴混进红军，出卖革命。在艰苦的环境中，也出现一些意志薄弱者，如雷振太之流，使革命遭受了一定的损失。
  虽然革命在一些地方暂时失败了，但是革命的火焰并没有熄灭，特别是畲族分布地区很广，有些地方他们仍然和汉族人民一道在党的领导下坚持革命。福鼎革命开展虽然较迟，但坚持时间最久，在极端困难、斗争复杂的情况下仍一直坚持下来，到1949年全县解放时，还保存了党的县委和支部组织。红旗始终不倒，这里也有畲族人民的一份功劳。
  （1958年）
  福安甘棠山岭联社一带畲族革命斗争
  施联朱等
  山岭村是一个老苏区，这里的畲族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1933年，在共产党领导下，畲族人民便与汉族人民一起开始发动武装革命。当年10月，各地普遍发生吃盐紧张的情况，盐巴被反动派所控制，群众要买盐必须到镇公所去打条，很多人吃不上盐。因此，我们党就从群众最迫切的经济利益出发，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当时，共产党员王玉斋、北安占两位汉族同志到小岭等地发动群众到赛岐去抢盐。整个上南区（甘棠乡）、下南区（溪柄乡）的畲、汉两族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攻入赛岐盐仓，赶跑了国民党的盐兵。以后反动政府派海军进行追击，也被群众所打败。抢盐的革命运动取得了胜利，大大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斗志。
  抢盐事件发生后，反动派到处侦查，准备向革命群众反攻倒算。党便进一步在各村发动群众，召集贫雇农开会，指出要保卫自己，不让反动派打进来，同时又要减租反霸、土改分田。
  从1933年底开始，山岭联社的山头庄、小岭，藟村、对面楼、北山、由西坑、林洋、何厝、铜坑里等自然村普遍发动起来，组织贫农团、赤卫队、游击队、后备队、儿童团等，站岗放哨，查路条。小岭全村（包括两户中农）都参加贫农团。除老幼外，全村40多个青年加入赤卫队，12人参加红军，到宁德和福安北柱洋（柏柱洋）、穆阳一带打仗（小岭分社社长钟庭法当年亲自参加）。山头庄参加革命武装的有22个。共产党与青年团组织也建立起来，小岭发展了5个党员、20多个团员。
  同时，在山头庄、小岭等地成立了村苏维埃政府，各村纷纷组织农会，进行减租反霸、土改分田的斗争。小岭在革命前，全村要交西阮及灌洋等地汉族地主的租谷约600多担，1933年开始实行免租，并用革命武装保护，如果地主前来讨租，就抓起来教育。1934年3月起进行土地改革，把全村土地都评实产量，按各户人口以原耕地为基础抽多补少进行平分，大概每人可得到300斤产量的田（约一亩多土地）。
  1934年11月，反动派在西阮、灌洋组织反动民团，与地主土豪联合进攻革命，捕杀革命者。但是群众情绪仍很高昂，认为头破血流也要干，组织赤卫队并以低劣的土枪、大刀迎敌，实行顽强抵抗，终因众寡悬殊而宣告失败。当时革命参加者钟灼如（山头庄）随游击队在甘棠、灌洋、八都、宁德归山（龟山）等地活动，后革命武装107人在归山（龟山）被反动派包围，仅钟等7人逃出，余皆牺牲。
  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群众施行残酷的报复，革命者被杀或逃亡的很多。山头庄被杀12人、林洋4人、北山2人、藟村1人、对面楼1人。小岭农会主席逃亡至穆阳住五六年，妻子死掉，孩子替人家看牛，自己成为乞丐病死。山头庄逃亡达12户之多。
  国民党福安第一民团（团长郭老德）住在西阮，一天数次进村抢劫百姓的东西，烧掉山头庄房子7座、铜坑里13座、由西坑9座，把民房拆掉盖炮楼。地主阶级又收回革命时被分去的土地，并逼着群众补交革命时免掉的租子。因此，群众生活更加困难，老革命雷兴弟因生活困难而卖掉自己的3个孩子。
  在那苦难的岁月里，畲族人民仍坚贞不屈地进行伟大的革命斗争，他们对反动派充满着仇恨，时刻怀念着红军的到来，渴望着早日获得解放。
  （1958年）
  霞浦盐田乡西胜片畲族革命斗争
  雷恒春等
  1930年，党派施霖同志以看“风水”为掩护到五斗、龙潭等一带村子进行秘密革命活动，召集贫农开会，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1931年，长岗、西胜、梨坪、里马等村的地主恶霸为了更残酷地统治农民，以“防匪”为名先后组织了地主武装大刀会。霞浦县城的反动武装力量较之其他地区相对比较薄弱。根据霞浦地区这一特点，福安中心县委就派了一批干部到霞浦组织革命的农民武装——红带会，以对付大刀会。在龙潭、里马、五斗、梨坪等村成立红带会后，以马廷法、马廷成为首的大刀会就向红带会袭击，结果被红带会打死10人。长岗村大刀会首领见势不敌逃往县城，于是大部分被蒙蔽的大刀会的人归附了红带会。党从广大农民切身利益出发，在红带会组织巩固后，就领导了革命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粮食与抗租、抗债、抗粮、抗捐、抗税等“五抗”斗争。1933年11月，党领导革命群众发动了全面的武装暴动，暴动获得了巨大胜利，没收了地主的粮食和财物，将一部分留作革命活动的经费，余下的都分给群众，并宣布废租废债，免除捐税，这些得到了贫苦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鼓舞了群众革命斗志。在废租废债斗争中，杀死土豪劣绅、地主、恶霸等30多人。
  国民党在盐田镇设有海关一处，对沿海渔民、农民进行敲诈勒索，群众深受其害，非常痛恨。党就在1933年11月间组织了龙潭、五斗、马里等数村的红带会100多人，配合福安的红带会共200多人攻打盐田海关，海关人员闻风逃散，群众就把海关捣毁。
  通过尖锐的阶级斗争，广大农民受到了锻炼，提高了阶级觉悟，革命斗志日益旺盛。党根据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就在1934年3月间取消红带会组织，整编为赤卫队，并于4月间在龙潭、五斗等12个自然村建立了7个村的苏维埃政府。
  红色政权建立后，党就着手进行土地革命，将所有水田按人口平均分配，每人分田0.7亩；山林、农地则没有分。五斗等5个村已完成分田，西胜等村则因国民党“围剿”而中止。土地革命后，群众兴高采烈，为了保卫革命胜利果实，纷纷在大路上挖沟、筑围墙、拦路坝，建筑工事，以抵御敌人的破坏。
  不久，五斗等7个村苏维埃政府合并成里马、龙潭、长岗、下洋4个乡苏维埃政府，由蓝吉清等4同志负责。接着又组织力量，打土豪，分土地，向白区开展进攻。
  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引起了反动派和地主阶级的恐惧，为了延续他们的垂死命运，维持他们的反动统治，以西胜寺恶霸和尚圣慈为向导，从1934年10月起，国民党先后派出匪军新10师1个营，78师1个团，80师1个旅及省保安旅，以王高店、盐田等9处为据点，采取“烧、杀、抢”的“三光”政策，向老苏区进行残酷“围剿”。同时在各个较大的村庄中建炮楼、筑围墙，驻兵把守，并配合地主武装进行“围剿”，成立反动的保甲组织，编造户口，发“良民证”，进行“清乡”。强迫革命群众“自新”，并采用恶毒的“连坐具结”和“移民并村”政策，地主反动派则向农民进行倒算、迫租逼债。西胜寺恶霸和尚圣慈还建立民团，自任团长，拥有30多人和30多支枪，勾结长岗村地主蓝阿宝带领国民党军队抢收粮食。整个苏区遭受敌人严重摧残。在斗争最艰苦困难阶段，党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主动地撤退到与福安、福鼎交界的五斗、三斗、龙虎岗等地，在深山密林中建筑秘密楼、修械厂、后方医院等，依靠基点村广大群众，开展游击斗争。革命由公开转入秘密。
  1935年2月，闽东特委划出一部分红军编为闽东红军独立四团，归霞鼎县委领导，充实了霞浦县的革命武装力量。霞鼎县委书记许旺同志又派了县、区工作组到各村发动群众，恢复苏维埃政权，组织交通路线，革命斗争又开展起来。
  同年4月，以霞鼎县为中心，成立霞鼎中心县委，许旺同志任中心县委书记，下辖霞鼎、福霞、安福、霞鼎泰4县，本片属福霞县管辖。党为了扩大组织，发展了一批在反“围剿”斗争中经过考验的优秀积极分子为党员，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同时，也建立了革命武装游击队。五斗等村就组织50多人的游击队，隐藏在山上，采取“敌防我打，敌打我防”的战术与敌人作战。在游击队活动的重点地区继续进行“五抗’斗争，不给国民党交粮、交税，不给地主送租还债，采取“推、拖、避”方法，并宣布苏区粮食不准运去白区。对敢来苏区催粮、讨税、迫租、逼债的反动人员进行武力镇压。同时对暗通敌人的地主、国民党走狗、地痞、恶棍等反动分子坚决镇压，把反动气焰压了下去。
  从1936年起，国民党经常以一个旅的兵力，分驻在50多处，向苏区“围剿”，拆毁革命同志的房屋，强迫大批民工在西胜、坝里、南山、里马4个村各筑炮楼一座，企图步步为营，扼杀革命活动。针对这一情况，党就发动群众挖炮楼，砍电线，破坏敌人巢穴和交通。国民党没有办法，就强迫群众具结保证，结果“炮楼”、电线照样不断被群众所破坏。游击队常分成三五人一个组，夜里分散到敌人驻地贴标语、鸣号、开枪等，肃反队晚上则到各村去打击反革命分子。敌人惶惶不可终日，只得龟缩在炮楼中。
  1935年冬和1936年冬，国民党曾进行两次“移民并村”，将五斗、三斗、济离山并到福安，龙潭、龙虎岗、马地等8个村并到里马，把粮食、家具等都搬光。规定“移民”出外要向保甲长请假，出门生产只准带一餐午饭，防止群众送饭给游击队吃，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沿途设立岗哨，进行搜查，禁止将蜡烛、电池、食盐、香烟等运到苏区。企图切断党和群众的联系，困死山上的游击队。党洞察了敌人的这一阴谋，及时发动群众在山上建立秘密楼，挖地洞，将粮食财物搬到山上埋藏起来，并有计划地将基本群众安排在根据地边沿地区居住，可与游击队保持联系。当时五斗、龙虎岗等地群众常常省吃俭用把节余下来的粮食藏在竹杠子里或草灰、地瓜藤中，假装上山生产，瞒过敌人的严密搜查，送给山上的游击队。
  1937年，敌人又加紧对苏区的“围剿”。苏区内部出现一些不纯分子动摇叛变革命，将全部武装送到敌人手里，并且出卖捕杀了党的领导者许旺同志等，使革命受到损失。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虽有桦坪等村游击队在山上过着半饥饿生活，坚持斗争一年多，但因没有后援，终于失败。
  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畲族人民遭受国民党“三光”政策的严重摧残，龙潭、五斗、三斗等村房屋全部烧光，全片共被烧房屋41座，破坏1座，使91户人民无处安身，仅龙潭、五斗等村被杀害革命群众就有5人，被迫逃往外乡31户，100多人。
  解放以前，畲族人民一直遭受着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与剥削，既没有政治地位，生活又处于极端贫困状况中，因而在接受了党的教育，认识到革命真理后，就对革命忠诚坚贞、对敌人无限痛恨与仇视，所以在斗争中显示了不屈不挠的英勇顽强气概。例如五斗村曾被敌人连续烧毁5次，每一次烧毁后，群众又重新搭起草屋，继续斗争。南山村游击队员雷成和之子被捕后，当敌人逼他带路去捉他父亲（村苏维埃主席），这位年仅16岁的少年英雄将敌人诱到将军潭地方，自己跳入河中，光荣牺牲。
  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在这里建立保甲制度，进行抓壮丁、派捐等，群众无法对抗，就采取回避的方法，常常露宿山中。保甲长就用封屋、牵牛、不让群众烧饭等手段来胁迫。群众生活困苦，生产也受到影响。
  （1958年）
  青皎畲族革命斗争
  雷恒春
  一、青皎革命过程
  1933年春，缪忠如、毛马应、萧佺弟等同志来青皎进行革命活动。早在1930年，施霖同志即以看“风水”为名到五斗一带宣传革命道理，召开贫农会，组织红带会，经过他3年的艰苦努力，到1933年秋，已把五斗、柏洋、青皎连成了一个纵60里、横10里的261个村的革命根据地。此时福安革命蓬勃发展，县城反动武装空虚，主客观都具备了武装暴动的条件，福安中心县委适时派来了干部，组织力量，准备武装暴动。
  1933年秋，施霖、詹建中等同志来到青皎，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五抗”斗争，为11月武装暴动做好准备。参加这一次斗争的有47个村，1300多户，4000多人，杀死了保安连长林顺灿和恶霸地主周顺左。镇压了这些首恶分子以后，群众的革命情绪很高，革命队伍迅速发展到700多人，组织了13个队，在海边成立了革命指挥部。没收地主粮食，除留一部分作革命经费外，其余都发给群众，同时宣布废债、废租、除捐税，在斗争中杀死了土豪、劣绅、地霸等30多人，摧毁了沿海渔民最痛恨的盐田海关，没收了盐田严、黄二家大地主的200多担粮食，用船运回。并派熟悉水性的红带会员在海上封锁了盐田港，摧毁了大刀会的堡垒村——小马坛址，没收了其首领张亦先的粮食和财产，组织对霞浦的进攻。11月暴动给予霞浦城的反动派、青皎地区的土豪劣绅地主严重的打击。1934年2、3月间，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阶级利用诈降、收买叛徒和直接武装进攻等手段制造了陈墩、洋中和青皎事件。
  1934年3月6日，以霞浦城反动教导团徐英部400多人为主力，与大刀会头子张亦先纠集的小马、溪南、洪江、涌江等20个村大刀会员100余人配合，在天未亮前，包围了整个青皎地区，奸掳烧杀，使出了最毒辣的手段。从早到晚青皎沉浸在枪声和哭声之中。在这一天，杀死了20多个革命群众，烧了6座房子，劫洗了所有的财物。
  青皎事件后，施霖同志接受了没有革命武装部队的教训，马上着手进行革命武装建设，一面购买枪支，一面做瓦解土匪的工作，不到两个月，发展到有200多人，24支步枪，8支手枪。可是由于警惕性不高，被惯匪谢阿大、谢阿细、周乌圭等拖走长短枪26支，杀死政委缪忠如、支队长肖大地、刘二妹、联络吴勉钗四同志，革命再次受到严重打击。少数红带会员转入游击活动，这是青皎地区革命的第二阶段。
  此后，施霖等同志又带领少数部队到下牌、斗冒一带活动，扩充了一部分枪支，革命又走上高潮。土匪林成法带长枪2支、短枪1支向革命投降，骗取了施霖同志的信任。6月在宿积岐将游击队改编为闽东工农红军第10团，林被派任团长。在施霖等同志正确指挥下，多次击败了大刀会。8个红带队员出奇制胜，摧毁了七星岛上的海关，攻打了宁德青山、下浒等地的盐仓及下浒税关和牙行。
  在革命迅速发展的过程中，进行了建党、建政的工作，进行了土地革命，领导群众保卫秋收。正在革命蓬勃发展之际，林成法借去福州购买枪支之机，将公款吃嫖耗尽，并杀死同去的王门贵，此事受到占建中同志的批评；9月乘派其率领部队到西胜攻打土豪时，暗中杀死平时对他有意见的人，向盐田反动派投降；10月回到青皎吴家洋，将占建中同志逮捕送到霞浦，占壮烈牺牲。1935年4月施霖同志被坏人告密被捕，于福安赛岐光荣牺牲。革命从此失去了领导，青蛟革命运动的第三阶段结束。
  二、青皎地区革命斗争中的一支主力
  1931年秋，施霖、詹建中等同志初来青皎时，红带队已经发展到了300多人，其中70%是畲族人民。畲族人民受压迫最深，故参加革命最积极。他们除了三座大山的压迫之外，还有国民党反动派的民族压迫，从实际生活的体验中，感到只有共产党才是他们得解放的救星。在青皎11月武装暴动中，海边指挥部所属的13个红带队的26个正副队长中，畲族就有11人。
  审理部、宣传部、粮食指挥部、总交通等单位的8个负责干部全是畲族的。
  在青皎地区革命过程中，革命同志被杀害29人中，畲族有11人，其中有雷加洋的雷大成，山猪岗的蓝成安、蓝成寿、雷大全、雷光章等，这些人都是冲锋陷阵与敌人厮杀中英勇牺牲的。宿积歧的蓝继潘，为了扩充革命武装到宁德的白葫山缴了地主两支枪，在回家途中，误搭了土匪船，而被砍为4块抛入海中。蓝宋铨由于为革命部队筹措粮食，在派粮中被害。
  从以上情况，可见畲族人民是当日青皎地区革命斗争中的一支主力。
  三、青皎革命失败以后
  青皎革命的失败，从主观方面来看，党的地方组织力量薄弱，没有斗争经验，没有自己培养起来久经战斗锻炼的军队；其次是盲目信任，缺乏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以致使革命武装被惯匪谢阿大、谢阿细等人所断送，一些革命同志被土匪林成法谋害。从客观方面来看，敌人力量比较强大，拥有较精锐的武器，当时革命队伍是以梭镖为主，武器较落后。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使用了一切罪恶伎俩。首先是清乡，实际是一次公开的抢劫。清乡之后，每家每户换一次门牌，又是一次“合法”的榨取。在清乡换门牌的过程中，革命人员的家属大吃其苦。除一般门牌之外，凡有参加过革命的家庭，要另外钉一个门牌，以示这户是“危险分子”，动辄就抓就关。这种门牌费比普通门牌费要贵得多。1934年革命失败，海边一次就抓去雷奶汉等13人，说他们是红军，其中雷元水、雷盐水、雷元章等3人都是70多岁的老人，被关在盐田，每天只给两碗米汤吃，饿了18天才放回来。参加革命的同志，特别是干部，都被迫逃亡，有的饿死山野，有的伤残回家后再遭迫害。如雷奶寿在革命时，担任总交通，带领同志们深入畲族地区进行革命宣传，对当时开展打土豪、分田地、“五抗”斗争以及发展革命力量起了重要作用。革命失败后，迫使他四处逃亡，终因饥寒交迫，贫病回家死去。又如蓝继明（现在是南塘供销社主任），1933年参加革命，担任过副队长和宣传、军需等职，是奇袭七星岛海关8战士之一。革命失败后，他被迫改名换姓，辗转逃亡，在戏班里吹了6年喇叭。后来回家。保长迫其当甲长，借口抓壮丁不力，前后被捆绑拷打9次，身体受到严重摧残。
  这是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畲族人民进行迫害情况的一部分。
  （1958年）
  草岗畲族革命斗争
  雷恒春等
  一、1934年的革命
  1930年施霖同志以看“风水”为名，在霞浦西边与福安交界处的溪墘楼、五斗等一带秘密活动。1932年12月，又有刘招道等8人在陈墩一带秘密活动。1933年春福安人毛马应等到青皎地区领导革命活动。至此革命力量在霞浦西北与西部蓬勃的发展起来。1933年秋，这3个地区举行了全面武装暴动，开展打土豪、分粮食、抗租、抗债、抗粮、抗捐、抗税斗争。由于受到大刀会反动势力的进攻围剿，领导干部意见分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内应，革命力量事先的防备又不够，造成了陈墩、洋中、青皎等地革命运动失败，给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后来，福安中心县委派来红军与当地红带会配合，消灭了地主武装大刀会，使革命扎下了根。1934年6月，红军攻下了水门、牙城，正式成立霞鼎县苏维埃政府，革命运动就在草岗开展了。
  首先在1933年8月，雷日朝、雷大同等4人往柏洋西坑霞鼎县委许旺处联系，共开会3天，回村后就进行了秘密活动，至12月又去柏洋开会3天。1934年6月上旬，红军攻下水门后，霞鼎县委派郑捷钦、王代人及老罗（不知名）来草岗，找到雷日朝、雷大同、雷大永等9人开会。尔后开始公开活动，组织了赤卫队，配合游击队开展打土豪等斗争。农历五月二十四日，在鱼家衙区正式成立苏维埃政府，选举雷日朝为主席。农历五月二十六日，草岗成立村苏维埃政府。
  此外，党组织有手机队一队，本村约十余人参加，队长雷大同、雷大家；儿童队一队约20余人，队长钟廷梅、雷大远。
  各种组织成立后，立即开展活动。
  儿童队就在交通要道上站岗放哨，检查行人路条，以及搜集有关反革命活动情报。
  手机队首先与玉山手机队配合，为了防御敌人进攻，在县城到草岗必经之路的险要处天梯岭装置防卫设备（系在山崖石壁处用竹木构架，上置大石块用绳子吊住，砍断绳子，石块就落下打击行路的敌人）。
  为了解决革命政府的活动经费及群众生活，本村就向外开展抓财政活动，向附近白区富有户派款，以及攻打地主富豪家，在1934年7月间先后进行了5次。
  除了本村活动外，手机队还积极协助红军作战，捉拿国民党情报员，运送物资等。
  1934年7月中旬，红军警卫连、游击队等约400人攻打福鼎榛屿（秦屿）炮台，草岗手机队也参加了作战，榛屿（秦屿）盐警展开抵抗。红军在攻下盐仓后，得到食盐约100担，就没有占领榛屿（秦屿），退驻承天乡，准备回柏洋时，中途经过坑口岭时，遇到国民党78师军队，战斗了4小时之久，红军获胜，击死击伤白匪6人。当红军回柏洋时，草岗手机队也从横江回村。
  1934年8月间国民党疯狂进行“围剿”，当时反动头子萧绍久、萧永贵、萧老山、林开虎等组织了反动民团与义勇队100多人，配合国民党78师军队由陇头经过上门坑包围了水门、草岗等革命根据地，推行烧、杀、抢“三光”政策，将草岗村房屋209间全部烧毁，连厕所都不留一个，烧死群众1人，杀死革命群众1人，捕去革命群众8人。全村人都逃入深山，手机队因此退往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时已迁云露洋），群众损失惨重。反动势力又嚣张起来，又在水门组织反动民团，进行残酷统治。至9月间，红军又向水门进攻，得到草岗群众的支持，送子弹武器，并有30多人参加作战。红军再次攻克水门，反动民团退到县城。后来，国民党78师重又组织“围剿”，并强迫大批民工建筑炮台，步步为营，红军也因力量不敌而撤退，草岗手机队随军退到云露洋，后红军转移到邻县。此后草岗又处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革命斗争趋于低潮。
  1934年6月间，党领导广大农民进行分田斗争，草岗村群众又积极地投入了这一斗争，后因敌人“围剿”而停止。本村人民在国民党的“三光”政策摧残下，经济上受到很大损失，被烧毁房屋209间（其中草房10座54间，瓦房14座155间），烧死耕牛2头，被抢去耕牛2头、猪62头、羊80只、犁24副、锄头200把、谷100担、大床34张、草耙200把、铁耙24把。在1935年农历二月十六日，国民党还捕杀不少革命群众。
  二、对国民党抓丁的反抗斗争
  草岗畲族人民被迫逃亡后，不久又陆续回村。当时在草岗也设有保甲组织，国民党经常前来抓丁，然而草岗人民一直与反动势力作斗争。1938年，国民党联保主任黄应忠带着保丁前来抓丁，抓到雷大普等4人。因为村里青年男子大都逃避山上，所以当时妇女钟木香、李爱月等13人组织起来堵住路口与保丁搏斗，抢回雷大普等4人。此后，本村男女白天劳动都随身带着柴刀，准备遇到国民党抓丁时与他们斗争，晚上加强防备，青年们常露宿山上，或在山上搭一小草棚居住。此后，乡公所不敢轻易进村，便指定雷日球为保长。后来全村被抓（壮）丁3人，其中2人死亡在外。
  （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