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内容
畲族初入福宁之时，由于杂散居处于荒隅僻壤，“山高皇帝远”、“王化之所不及”，且在支配民族的统治者心目中，以其为“蛮”、为“夷”、为“客”，而无视其是构成中国民族大家庭的成员，“有国者以不治治之”，因此数百年间，都是“不入编户”的“流民”、“无籍民”。既然“许其自食。无徭役”，不承担义务，相应地也就不享受任何政治权利，而无从谈起与汉族相平等的民族地位。
明清之际，已经基本定居下来的畲族人民，或是垦辟，或是佃耕，为开发山区做出了巨大贡献，统治者再也不能无视畲民的存在，声称“畲民亦吾民也”，对其实行“羁縻”政策。先是“任循古例”、“免差徭”；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福宁知州“立石勒碑，永禁各都、乡、保滥派畲民差徭”。乾隆二年（1737年），“朝廷颁旨，绘画畲民图册进览，仍准畲民不编丁甲，免派差徭”；而至乾隆五年（一说雍正年间）则“准其一体编入民籍”，实行“编图隶籍”、“编甲完粮”，将其纳入州县版籍的统治范围，“无异于乡里编氓”。此后，县境内“滥派菑（畲）民差徭，籍端索贴扰累，并索砍竹木等项”不断发生，畲民纷纷呈诉，霞浦知县于乾隆三十九年，不得不“立碑重申”福宁知府檄文，予以“出示严禁”。实际上，畲族人民遭受封建官府及地方势力的奴役与压迫，更甚于当地汉族。
在封建社会中，畲族的平等权利，不但为政府法令所限制，且为社会势力所不容。嘉庆七年（1802），福宁举行府试，就发生“县书串通监生诬指畲民不准与试”的事件，畲族童生钟良弼愤然呈控上诉，官府才“例准一体应试”。但是，畲族中能有机会读书，进而“与考服官”的，实在太少太少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官府张发《告示》，“示谕”福宁等处“山民”（畲民），“务将服式改从民俗，不得稍涉奇衺，所有冠丧婚嫁，应遵通礼及朱子家礼为法，均勿稍有僭逾、授人口实”，对畲族的风俗习惯和传统文化，进行干涉、侵犯。社会上，一些汉族封建统治者每“以‘畲民’相诟病”，尤其对其盘瓠崇拜等，“借资口实，群相诟骂”，恣意侮辱欺凌。
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虽然把“民族”作为“三民主义”的一项内容，但由于坚持资产阶级民族观，不可能给少数民族尤其是像畲族这样被认为是“夷”是“客”的杂居少数民族享有平等的权利。反动政府、地主恶霸、土匪强盗，都以畲族之善良、忍让为软弱可欺，横征暴敛，抓丁派款，剥削掠夺，敲诈勒索。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霞浦畲族地区多成为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军队惊恐万状，重兵“围剿”，并采用惨无人道的烧、杀、抢、移、抓的“五光”政策，接着进行“清乡”，施行“连坐”（一人有罪，十户同当），强化保甲制度，手段毒辣。社会上，一些汉族封建统治者对畲族侮辱欺凌仍然存在，城镇及南路沿海的一些乡村尤其严重，这些地方大多长期不允许畲族入迁定居（连“山民会馆”也费好大周折，才搬进城关），有些畲民不得不隐藏自己的民族出身，改变自己的姓氏和民族成分，掩盖自己的民族特点，以求生存；汉族封建统治者往往以畲民是“客”族、“山民”为由，强行征收路钱、茶亭谷、宫租、海埕租。鸡拍翅村畲民，因交不起过路钱，只好多走5里路，绕道罡溪岭进城；牛胶岭等畲村群众要用溪里的石头，也要花钱买，而畲民“讨小海”得来的海鲜，被汉族村霸强行抢夺亦时有发生。在旧社会，广大畲族人民群众普遍存在着“无土地、无钱财、无地位、无靠山”的“四无”和“怕派款、怕抓丁、怕土匪、怕强盗、怕官兵、怕逼租、怕逼债、怕辱骂”的“八怕”。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受尽歧视和压迫。
新中国的建立，永远结束了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政治制度，实施民族平等政策具备了现实的社会条件。国家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到其后第一部《宪法》和以后历次修订的《宪法》，无一例外地载明了民族平等的原则，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内民族，均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霞浦畲族人民从此获得解放，获得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取得平等权利。参加农会、民兵、妇女会，入党、入团、参军、当代表、当干部，剿匪反霸，实行土地改革……，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1952年初，人民政府专门法规，“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员享有民族平等权利”。其时，畲族尚未被正式确认，而霞浦县人民政府均按民族政策给予“少数民族”平等待遇。霞浦畲族人民，“均与当地汉族人民享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游行示威的自由，任何人不得加以歧视”，并“依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分别加入当地各种人民团体及参加各种职业的权利”，“均有自由保持或改革其民族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权利”，这些都基本得到当地汉族的尊重；同时，“在享受民族平等权利遇有困难无法解决时”，大都能得到当地人民政府及时、适当的帮助。当地汉族都亲热地称畲族群众为“少数民族同志”或“劳动嫂”。1953年，人民政府派出医疗队、电影队、到畲族地区巡回免费医疗、放映；国家民委还派出民族成分识别调查组，对畲族的语言、地域分布、经济生活和文化传统，以及本族人民的意愿进行深入调查。经过对畲族的民族成分和民族名称慎重科学的辨别和认定，1956年，国务院正式公布确认畲族是一个具有自己特点的单一的少数民族，并确定“畲族”这一民族名称。畲族正式以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平等一员的身份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与各族之间有着平等地位。此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民族工作的开展，民族政策的落实，畲族享有平等权利，已经成为事实，霞浦畲族也是如此。
诸种平等权利，详见有关章节的专门记述。
明清之际，已经基本定居下来的畲族人民，或是垦辟，或是佃耕，为开发山区做出了巨大贡献，统治者再也不能无视畲民的存在，声称“畲民亦吾民也”，对其实行“羁縻”政策。先是“任循古例”、“免差徭”；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福宁知州“立石勒碑，永禁各都、乡、保滥派畲民差徭”。乾隆二年（1737年），“朝廷颁旨，绘画畲民图册进览，仍准畲民不编丁甲，免派差徭”；而至乾隆五年（一说雍正年间）则“准其一体编入民籍”，实行“编图隶籍”、“编甲完粮”，将其纳入州县版籍的统治范围，“无异于乡里编氓”。此后，县境内“滥派菑（畲）民差徭，籍端索贴扰累，并索砍竹木等项”不断发生，畲民纷纷呈诉，霞浦知县于乾隆三十九年，不得不“立碑重申”福宁知府檄文，予以“出示严禁”。实际上，畲族人民遭受封建官府及地方势力的奴役与压迫，更甚于当地汉族。
在封建社会中，畲族的平等权利，不但为政府法令所限制，且为社会势力所不容。嘉庆七年（1802），福宁举行府试，就发生“县书串通监生诬指畲民不准与试”的事件，畲族童生钟良弼愤然呈控上诉，官府才“例准一体应试”。但是，畲族中能有机会读书，进而“与考服官”的，实在太少太少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官府张发《告示》，“示谕”福宁等处“山民”（畲民），“务将服式改从民俗，不得稍涉奇衺，所有冠丧婚嫁，应遵通礼及朱子家礼为法，均勿稍有僭逾、授人口实”，对畲族的风俗习惯和传统文化，进行干涉、侵犯。社会上，一些汉族封建统治者每“以‘畲民’相诟病”，尤其对其盘瓠崇拜等，“借资口实，群相诟骂”，恣意侮辱欺凌。
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虽然把“民族”作为“三民主义”的一项内容，但由于坚持资产阶级民族观，不可能给少数民族尤其是像畲族这样被认为是“夷”是“客”的杂居少数民族享有平等的权利。反动政府、地主恶霸、土匪强盗，都以畲族之善良、忍让为软弱可欺，横征暴敛，抓丁派款，剥削掠夺，敲诈勒索。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霞浦畲族地区多成为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军队惊恐万状，重兵“围剿”，并采用惨无人道的烧、杀、抢、移、抓的“五光”政策，接着进行“清乡”，施行“连坐”（一人有罪，十户同当），强化保甲制度，手段毒辣。社会上，一些汉族封建统治者对畲族侮辱欺凌仍然存在，城镇及南路沿海的一些乡村尤其严重，这些地方大多长期不允许畲族入迁定居（连“山民会馆”也费好大周折，才搬进城关），有些畲民不得不隐藏自己的民族出身，改变自己的姓氏和民族成分，掩盖自己的民族特点，以求生存；汉族封建统治者往往以畲民是“客”族、“山民”为由，强行征收路钱、茶亭谷、宫租、海埕租。鸡拍翅村畲民，因交不起过路钱，只好多走5里路，绕道罡溪岭进城；牛胶岭等畲村群众要用溪里的石头，也要花钱买，而畲民“讨小海”得来的海鲜，被汉族村霸强行抢夺亦时有发生。在旧社会，广大畲族人民群众普遍存在着“无土地、无钱财、无地位、无靠山”的“四无”和“怕派款、怕抓丁、怕土匪、怕强盗、怕官兵、怕逼租、怕逼债、怕辱骂”的“八怕”。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受尽歧视和压迫。
新中国的建立，永远结束了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政治制度，实施民族平等政策具备了现实的社会条件。国家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到其后第一部《宪法》和以后历次修订的《宪法》，无一例外地载明了民族平等的原则，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内民族，均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霞浦畲族人民从此获得解放，获得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取得平等权利。参加农会、民兵、妇女会，入党、入团、参军、当代表、当干部，剿匪反霸，实行土地改革……，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1952年初，人民政府专门法规，“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员享有民族平等权利”。其时，畲族尚未被正式确认，而霞浦县人民政府均按民族政策给予“少数民族”平等待遇。霞浦畲族人民，“均与当地汉族人民享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游行示威的自由，任何人不得加以歧视”，并“依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分别加入当地各种人民团体及参加各种职业的权利”，“均有自由保持或改革其民族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权利”，这些都基本得到当地汉族的尊重；同时，“在享受民族平等权利遇有困难无法解决时”，大都能得到当地人民政府及时、适当的帮助。当地汉族都亲热地称畲族群众为“少数民族同志”或“劳动嫂”。1953年，人民政府派出医疗队、电影队、到畲族地区巡回免费医疗、放映；国家民委还派出民族成分识别调查组，对畲族的语言、地域分布、经济生活和文化传统，以及本族人民的意愿进行深入调查。经过对畲族的民族成分和民族名称慎重科学的辨别和认定，1956年，国务院正式公布确认畲族是一个具有自己特点的单一的少数民族，并确定“畲族”这一民族名称。畲族正式以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平等一员的身份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与各族之间有着平等地位。此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民族工作的开展，民族政策的落实，畲族享有平等权利，已经成为事实，霞浦畲族也是如此。
诸种平等权利，详见有关章节的专门记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