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内容
霞浦畲族入迁伊始，这里早就是闽东相对发达的封建社会，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封建地主经济占着主要地位。
入迁的畲民，有一部分到穷山僻壤“随山种插，去瘠就腴”，尽力耕作，进行开发，凡山间荒地“皆治为陇亩”；大部分则相继到已经开发的社区，寻找可以跻身插足的间隙，杂散居住，租种汉族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或为其当长工、打短工。直至晚清、民国时期，才出现极少数发迹的地主、富农，绝大多数畲民都是贫农、雇农和中农，而中农也多是租种地主土地的佃中农，自耕农很少。
1951年土地改革时，几个重点调查的畲族乡村，阶级成分划分情况，如下表：
地主、富农不到1.5％，95％以上是贫苦农民。若与汉族乡村相比——地理环境与青皎、墓斗、西胜等相类似的江边、坡头、长春等3个汉族乡，当时计有1102户，其中地主4％，富农2.36％中农30.58％，贫农56.17％，雇农1.45％，手工业者、游民5.44％。——畲族乡村地主、富农更少，而贫农、雇农则更多。此外还有一种情况：畲族乡村富裕中农、手工业者都很少，而佃中农、游民的比例则明显超过汉族乡村。
在封建地主经济中，霞浦畲族社区生产资料占有明显不均。极少数的地主、富农往往占有半数的耕地和耕牛、犁耙等，且多是良田腴地、壮牛好农具，广大贫农、雇农、佃中农，只有少量贫瘠的土地和其他简陋的生产资料。以青皎乡为例，土地改革前每人平均占有土地：地主24亩，贫农0.75亩，雇农只有0.07亩。海边村10户贫农，都没有耕牛，只5架犁、2架耙和少量的小农具。
畲族佃农除向本民族地主、富农租种土地外，80％左右是向汉族地主、富农租种的。地主阶级主要以出租土地剥削农民。地租有两种，最普遍的是“定租”（“硬租”），即出租土地时，先确定租额（通常由地主规定），租额是固定的。据民国26年（1937）《霞浦县人口农业调查》，每亩上等田租谷152.7公斤，中等田租谷110.8公斤，三等田租谷109.6公斤，租额占总收获量六成左右。“定租”，一般是不论丰歉，租谷不变，若遇重大灾情，要筹办酒饭请地主察看灾情，才略有减免。另一种是“分租”（“做分”），即收成后按收获量分配，水田多实行“四六分”（佃四主六），或主佃“对分”，少数劣田则“倒四六分”（佃六主四），或“倒三七分”（佃七主三），旱地多是“倒四六分”。
租佃时，地主只是提供土地，若有提供畜力、农具等，佃户都得另外付租。农民终年辛劳，交付租谷，再扣除种子、肥料、工食等成本，所剩无几。据典型调查，草岗畲族贫农雷长利，1948年租种地主5亩水田，收获稻谷1000公斤，交地租600公斤，牛租、工具租等100公斤，仅剩下300公斤（未除成本），一家5人平均只有60公斤。如果租种等次低的水田比例大，或遭遇灾害，所剩的就更少了，甚至全部收获还不够交纳地租。除实物地租外，个别乡村还保留有劳役地租的残余，以劳力充抵租额。少数山租，也有用货币折交的。
地主阶级还以雇工、放高利贷、买青苗（放谷担）等方式，巧取豪夺剥削农民。雇工，主要有长工（“长年”）、短工（月工、零工）两种。长工，多是强壮劳力，整年在地主家劳动，通常要耕种10亩以上田地并包搅春米和一些家务杂活，如同奴隶，报酬因人而异，最多每年得500公斤稻谷（民国26年，霞浦长工年平均工资法币62.5元）。因病等，出工少于300天的，要扣谷额长工常年所创造的价值，约有70％被剥削。被雇用的童工（主要是牧童，即“看牛弟”），每年得100公斤稻谷，即使能负担成年人的劳动，报酬最多也只有250公斤稻谷。短工，往往是在农忙季节雇用，劳动强度大，其报酬相对较高，一般是每天5公斤稻谷，农闲季节的雇用，每天只有3公斤稻谷，甚至更少。有的只供饭，“有食没工钱”。
高利贷相当普遍。高利贷者，多半是汉族的地主、富农和商人，也有一些畲族高利贷者向其借贷，然后加利转贷给本族农民，从中牟取息差。钱币借贷，长期的多以一年为限，年利率50～60％，以至100％，短期的多以月为度，月利率通常是10～20％。如果无法按期偿还，则按复利计息，息再重息，越重越多。民国时期，物价波动很大，钱币借贷常被折算成实物（稻谷），到偿还时，再按已经升值的实物折算，事实上利息往往超过本金。实物借贷，大多是粮食。春荒借，秋收还，一般是借一还加半（还150％）以至还二。“买青苗”，则是高利贷者趁农民在青黄不接、危困时，以市价50～70％左右的钱币，预买当年的秋粮，隔年未还，利息加倍。霞浦畲村，除了粮食，茶叶、油茶、木炭，或其他副业产品，也常有廉价预卖的。
封建地主占有制，严重阻碍和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畲族地区尤其如此。
入迁的畲民，有一部分到穷山僻壤“随山种插，去瘠就腴”，尽力耕作，进行开发，凡山间荒地“皆治为陇亩”；大部分则相继到已经开发的社区，寻找可以跻身插足的间隙，杂散居住，租种汉族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或为其当长工、打短工。直至晚清、民国时期，才出现极少数发迹的地主、富农，绝大多数畲民都是贫农、雇农和中农，而中农也多是租种地主土地的佃中农，自耕农很少。
1951年土地改革时，几个重点调查的畲族乡村，阶级成分划分情况，如下表：
地主、富农不到1.5％，95％以上是贫苦农民。若与汉族乡村相比——地理环境与青皎、墓斗、西胜等相类似的江边、坡头、长春等3个汉族乡，当时计有1102户，其中地主4％，富农2.36％中农30.58％，贫农56.17％，雇农1.45％，手工业者、游民5.44％。——畲族乡村地主、富农更少，而贫农、雇农则更多。此外还有一种情况：畲族乡村富裕中农、手工业者都很少，而佃中农、游民的比例则明显超过汉族乡村。
在封建地主经济中，霞浦畲族社区生产资料占有明显不均。极少数的地主、富农往往占有半数的耕地和耕牛、犁耙等，且多是良田腴地、壮牛好农具，广大贫农、雇农、佃中农，只有少量贫瘠的土地和其他简陋的生产资料。以青皎乡为例，土地改革前每人平均占有土地：地主24亩，贫农0.75亩，雇农只有0.07亩。海边村10户贫农，都没有耕牛，只5架犁、2架耙和少量的小农具。
畲族佃农除向本民族地主、富农租种土地外，80％左右是向汉族地主、富农租种的。地主阶级主要以出租土地剥削农民。地租有两种，最普遍的是“定租”（“硬租”），即出租土地时，先确定租额（通常由地主规定），租额是固定的。据民国26年（1937）《霞浦县人口农业调查》，每亩上等田租谷152.7公斤，中等田租谷110.8公斤，三等田租谷109.6公斤，租额占总收获量六成左右。“定租”，一般是不论丰歉，租谷不变，若遇重大灾情，要筹办酒饭请地主察看灾情，才略有减免。另一种是“分租”（“做分”），即收成后按收获量分配，水田多实行“四六分”（佃四主六），或主佃“对分”，少数劣田则“倒四六分”（佃六主四），或“倒三七分”（佃七主三），旱地多是“倒四六分”。
租佃时，地主只是提供土地，若有提供畜力、农具等，佃户都得另外付租。农民终年辛劳，交付租谷，再扣除种子、肥料、工食等成本，所剩无几。据典型调查，草岗畲族贫农雷长利，1948年租种地主5亩水田，收获稻谷1000公斤，交地租600公斤，牛租、工具租等100公斤，仅剩下300公斤（未除成本），一家5人平均只有60公斤。如果租种等次低的水田比例大，或遭遇灾害，所剩的就更少了，甚至全部收获还不够交纳地租。除实物地租外，个别乡村还保留有劳役地租的残余，以劳力充抵租额。少数山租，也有用货币折交的。
地主阶级还以雇工、放高利贷、买青苗（放谷担）等方式，巧取豪夺剥削农民。雇工，主要有长工（“长年”）、短工（月工、零工）两种。长工，多是强壮劳力，整年在地主家劳动，通常要耕种10亩以上田地并包搅春米和一些家务杂活，如同奴隶，报酬因人而异，最多每年得500公斤稻谷（民国26年，霞浦长工年平均工资法币62.5元）。因病等，出工少于300天的，要扣谷额长工常年所创造的价值，约有70％被剥削。被雇用的童工（主要是牧童，即“看牛弟”），每年得100公斤稻谷，即使能负担成年人的劳动，报酬最多也只有250公斤稻谷。短工，往往是在农忙季节雇用，劳动强度大，其报酬相对较高，一般是每天5公斤稻谷，农闲季节的雇用，每天只有3公斤稻谷，甚至更少。有的只供饭，“有食没工钱”。
高利贷相当普遍。高利贷者，多半是汉族的地主、富农和商人，也有一些畲族高利贷者向其借贷，然后加利转贷给本族农民，从中牟取息差。钱币借贷，长期的多以一年为限，年利率50～60％，以至100％，短期的多以月为度，月利率通常是10～20％。如果无法按期偿还，则按复利计息，息再重息，越重越多。民国时期，物价波动很大，钱币借贷常被折算成实物（稻谷），到偿还时，再按已经升值的实物折算，事实上利息往往超过本金。实物借贷，大多是粮食。春荒借，秋收还，一般是借一还加半（还150％）以至还二。“买青苗”，则是高利贷者趁农民在青黄不接、危困时，以市价50～70％左右的钱币，预买当年的秋粮，隔年未还，利息加倍。霞浦畲村，除了粮食，茶叶、油茶、木炭，或其他副业产品，也常有廉价预卖的。
封建地主占有制，严重阻碍和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畲族地区尤其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