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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组织结构
霞浦畲族社会组织结构，自入迁以来，便与当地汉族相类似。但作为一个单一民族，其家庭宗族、村落以及民间社会团体，还具有相当明显的民族特点。
第一节 家庭
霞浦畲族，以家庭作为生产、生活和社会组织结构的基层单位。其家庭大多属于一夫一妻制的父系小家庭。
家庭结构
畲族家庭，大多是一对夫妻加上未成年的子女作为核心成员组成的小家庭（“核心家庭”），或再加上前辈老人（夫方或妻方的父母、祖父母），而形成稍为扩大的核心家庭。
入迁初期，几乎全是小家庭，定居发族之后，体现封建宗法权威的大家庭逐渐增多。人们把数代同堂、人口众多看成是家庭兴旺的标志。一个家庭里往往有两对或两对以上没有分家的同一代夫妻，加上各自未成年子女和前辈老人，组成多核心的大家庭（“联合家庭”）。这种大家庭，在白虎坑、水漕垅、清水壑、青皎、岚青、塆里、草岗等受封建文化影响较深的大宗族、大村落尤为多见。以草岗为例，该村畲族自清乾隆入迁以来，长期都保持大家庭制，直到20世纪20年代，尚有一家四代同堂、人口多达48人的典型联合大家庭。其家庭成员及其关系列示如左表（其中口表示男性，O表示女性，＝表示婚姻关系〓表示同辈血缘关系，｜表示上下辈关系）。
时至当代，联合大家庭已越来越少，一家10口人以上还没分家的更属罕见。柏洋西坑岙岭雷桂增（向平）一家四代同堂，人口多至22人，也于1989年分成四家。
据调查统计，霞浦畲族每户平均人口，1953年为3.17人，1989年为4.13人，绝大部分都是小家庭。以全县最大的畲族自然村白露坑为例，1989年全村168户，635人，平均每户3.8人。每户人数分组统计情况如下表：
其中每户3～4人的小家庭，占总户数62％，占总人数58％；每户5～6人的扩大核心家庭，占有相当比例：每户7～8人的大家庭，占总户数4％、占总人口8％，而这些大家庭中，有半数以上（4户）是一对新婚不久的夫妻，不便马上分家，实际还存在着不稳定因素。若以世代统计，村中一代之家25户，占14.8％；两代之家102户，占60.71％，三世之家41户，占24.40％。三代同堂多是独子户，或父母跟随分家后的已婚子女共同生活。没有四世之家。全县诸畲村的情况，亦大体如此。
家庭关系
霞浦畲族家庭，与当地汉族相类似，是以平衡的夫妻姻缘关系和垂直的亲子血缘关系组成的。其中，父母子女的血缘关系居主要地位，夫妻姻缘关系是为发展血缘关系而处于从属地位的。但所受封建礼教的束缚，比当地汉族稍为宽松，“家人嗃嗃，妇子嘻嘻，各食其力，亦无（少）阋墙之事”（范绍质：《瑶民纪略》），家庭关系比较融洽。
家长（家主、户主、当家人），居支配地位，对内主持、统管家庭事务，掌握全家人的命运，对外全权代表家庭参与宗族、村落的社会活动。其意见，家庭成员都得尊重和服从，尤以一些大村落、大宗族、大家庭为甚。家长通常是男子，父亲去世，儿子继承；丈夫去世，儿子尚幼，妻子暂代，儿子成年再继其位。家长年迈，儿子已长成，可以先行接替。
家庭中，男尊女卑的现象相当普遍，但没有当地汉族那么严重。宗祀由男子继承。男子有财产继承权，女子一般没有继承权。女儿出嫁从夫居，所生孩子从父姓。但有女无男，留女招赘，宗谱载“无子而产育有女者，即将其女留家招赘，入赘为嗣，此是祖宗血缘，有所遗留也，可入正系图派矣”。赘婿通常要照例改从妻家姓氏，特别是汉族入赘者，更要改姓，所生孩子亦随母姓，以保证这一招赘家庭有父系继承人。无子无女多以侄为嗣，或抱养子女，传宗接代，承继宗祀、产业。抱养女儿而后招赘的相对更多。嗣子、养子、养女及寡妇再嫁带来前夫所生的儿子在家庭中的地位与亲生儿女等同。招赘的女婿不予歧视，可以继承财产。
霞浦畲族“男女皆力穑，夫妇同耕作”。妇女劳动处于与男子同等重要的地位。其经济收入并不低于男性，体力也不亚于男性。其家庭地位比当地汉族妇女高。大多数主妇可以参与家庭重大事务的商讨、管理，不少家庭实际由主妇当家。丈夫虐待妻子之事件极少发生，而丈夫如果赌博、酗酒等，倒常受到妻子的训斥。女子外出对歌或参加其他活动，不受封建礼教约束。有些畲村，女子还同男子一样，享有财产继承权。有些家庭，甚至留女儿在家招赘，却让儿子出赘别家。有些地方，发生纠纷斗殴，也往往由妇女出面调解、制止。此外，传说畲族祖婆是公主出身，结婚行大礼，新郎要跪拜，新娘则免之。丈夫死亡，妻子不一定戴孝。寡妇改嫁另招男人“上门”成亲，亡夫的亲戚，一般很少干预。但在旧社会，绝大部分妇女，在家庭中以充当贤妻良母服侍丈夫为应尽的本分，任劳任怨，逆来顺受。在社会上，不能参加祭祖等重大活动，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更不平等。白露坑歌有“当先书语男人传，〓尔女人是无缘”之句，据说，从其祖公开基以来，女子就没有读书的。此外，家有男客，主妇只能端茶、端饭，而不能上桌作陪。
“一家珍重是生孩”，生男孩普遍高兴、贵重，生再多的女孩也一定要生个男的。过去不少地方“生女留长，余悉溺之”。寡妇再嫁，虽然比当地汉族相对自由，但仍多认为不祥、命贱，多少还受人歧视。
长幼在家庭中不大平等。长子有支配财产和继承宗祀的优先权，除痴呆、恶疾、夭亡、无能等特殊情况外，是家长的当然继承人。俗语有“长子阿爷（父亲）职”、“长兄为父，嫂为娘”之谓。兄弟分家，一股“长子不离居”（保留原住屋），或者分得最好的房间，其他兄弟，按长幼依次分配，其余财产也是长子多得，其他兄弟再平均分配。旧社会有田产的，还先留“长子田”、“长孙田”（一般不超过总数的十分之一）。丈夫死去、子幼，妻子管理财产。妻子改嫁，则由同胞兄弟或侄儿继承或管理，若无子媳，则归亲房兄弟继承。
一般家庭，老年人不能参加劳动，便处于从属地位，不参加家庭管理，年青一辈的夫妇便居主要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封建制度的解体，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霞浦畲族家庭也相应起了根本变化，家长制逐渐削弱，民主协商、男女平等、尊老爱幼、团结互助的新家庭关系逐步形成。以血缘关系为家族重心的旧观念，也逐渐向以姻缘关系为重心的夫妻、子女感情融合的新观念转移。旧道德、旧礼仪规范，也逐渐被社会主义新道德新风尚所取代。家庭财产支配与继承，也都随着社会的变革失去了必然的联系。但是，诸如男女双方的财产、地位与身分，对建立夫妻关系的影响；妻子生育与否，生男与生女在家中的不同位置；父权、夫权在家庭生活中支配作用的大小；直系血亲对嫁入的外姓女子的态度和约束等，这几千年的家族封建残余，在社会生活中，还是相当复杂的问题。
亲属 称谓
霞浦畲族亲属，包括血亲和姻亲两大系统。血亲是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等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以及堂兄弟姐妹及其子女；姻亲是指通过缔结婚姻而形成的夫妻、亲家、妯娌、翁姑、岳父母等亲属，以及连襟、妻舅等等。此外，还有接养、义亲等等。其称谓，部分与当地汉族相似，而相当部分则明显有自己的特点。
实际生活中，夫妻之间，过去流行着“有仔随仔叫、没仔那（只）叫居（佢：他、她）”。即生了孩子互称“居阿爷”（他爸）或“居阿奶”（他妈）；没生孩子，只好以“居哟”相称。除此，丈夫还常以“某处人”称妻子，如妻子是后地村的，就称“后地人”等，长辈往往亦如此相称晚辈媳妇。现在，夫妻之间大多直呼其名。
妻子嫁到夫家，通常是依子辈称谓。如称丈夫的兄弟姐妹为“阿伯”、“阿叔”、“阿姑”；称丈夫的伯、叔、姑为“伯公”、“叔公”、“姑婆”等等。但对翁爹、婆母，常是随丈夫称“阿爷”（或“阿爸”）、“阿奶”。对晚辈，通常也随丈夫直呼其名，旧时则多随子辈称“阿哥”、“阿姊”等等。
父系亲属称谓
祖父母的兄弟姐妹及其相应的配偶，均在与其相应的父辈称谓后加“公”或“婆”，如“阿伯公”、“阿叔婆”，“阿舅公”、“阿妗婆”等等。与其同辈的其他长者，亦习惯称“阿公”或“阿婆”。
堂表亲，分别在相应的称谓前加“堂”或“表”。习惯称呼，堂亲不加“堂”，而表亲则需加“表”。
直系亲属中长辈、平辈的称谓，通常还标以“大、二……细”等以示长次序列，如“大伯公”、“二叔婆”、“三伯”、“四婶”、“五哥”、“细妹”等等。非直系亲属的称谓，通常在其名字后加称谓，如“学吉公”、“克宜叔”、“双勋哥”等等。
父亲的姐妹，都称“阿姑”，惟临近县城一带，长于父者称“阿孃”（ānüǎn）、次于父者称“阿家”（āgā）。
不少地方，对嫁入的女性，习惯在其称谓之前冠以籍贯，如“栖胜妹”、“草岗嫂”，“过洋姆”、“水漕垅阿婆”等等。
霞浦畲族的母系亲属，习称“娘奶亲”，在亲属中关系极为密切，尤以母舅为诸亲中之至亲。母舅有相当的权威：外甥，外甥女出生、满月、周岁、十六岁，定要报请母舅，母舅送礼最丰，所受礼也最多；外甥、外甥女婚嫁，母舅要插手过问；外甥女出嫁前，要先由母舅请“做表姐”，其他亲戚方能继之；出嫁时，还要母舅抱上轿；外甥结婚，要向母舅行跪拜大礼，办酒席，要请母舅坐大位；新郎一定要向母舅敬酒：外甥分家多由母舅主持，夫妇纠纷，也多请母舅调解；外甥犯事，母舅有权管教以至打骂，外甥如果忤逆母亲，除跪母亲认错外还要跪拜母舅认错；叔伯没有这么大的权利。母亲去世，先要向母舅报丧，并跪迎其入灵堂，待其见过遗容，方可入殓盖棺。
在实际生活中，妻子对夫家的母系亲属，通常依子辈称谓。如称丈夫的表兄弟、表姐妹为“阿表伯”、“阿表叔”、“表妮姨”；称丈夫的舅、妗为“舅公”、“舅婆”等等。母系的堂表亲，习惯不加“堂”，而需加“表”。母系长辈、平辈亲属亦以排行序列，称“二舅”、“四姨”、“大表兄”、“细舅公”等等。此外，母舅所在村中凡与母舅同辈的，无论是否亲戚，一律以“阿舅”相称，父系其他亲属，亦同样称呼，故俗有“娘奶康（糠）厝讨，猪屎也叫舅”之谓。
霞浦族妻系亲属，习称“妇娘亲”，在亲属关系中也相当密切。丈夫对妻系亲属的称谓，基本是与妻子对这些亲属的称谓相同：称岳父为“阿爸”，称内兄、内嫂为“阿哥”、4阿嫂”等，称岳母为“阿奶”或“阿姆”、“阿婶”均可。
父系亲属对妻系亲属的称呼，通常都降低辈分，以相当于母系亲属的相应称谓称之：双方父母互称“亲家”、“亲家婆”等，丈夫的父母、兄弟姐妹都称妻子的兄弟姐妹为“阿舅”、“妮姨”（姨娘），都称妻子的伯叔姆婶为“伯公”、“叔公”“伯婆”、“叔婆”等等。
其他亲属
霞浦畲族还有义亲、抱养亲等等，当事人之间虽无血缘或姻缘关系，倒是相当密切的。
义亲，既有纵向的义父子（女）、义母子（女），也有横向的义兄弟（妹）、义姐妹（弟）、义姐兄。过去几乎遍及每个畲村，其中与汉族的结义，占有相当比例。其称谓：
纵向义亲，主要是担心孩子娇贵（或多病，“命相”不好），不易养活，借拜认义父母得到庇护，一般到孩子过完“十六岁”为止，但也有继续作为亲戚的。旧社会也有一些青少年或中年人，为不受欺凌而拜认汉族中有一定身分、名望的人作为“义父”；新中国成立后，有不少畲族学生尊重教师，拜认教师为义父（母），如梨坪塆一带就有20多名学生，作畲乡先进教师张松发的义子（女）。横向义亲，多是志趣相投的成年人，结拜兄弟姐妹，其中以本民族间同性男女的结拜居多。异性结交则多是一些互相爱慕的情人，无法缔结姻缘而保持的一种特殊关系。
寄名亲，在旧社会颇为流行。人们把孩子寄名于神、佛或自然的石、树等，称其“义父”，祈求庇佑。
抱养亲，也相当普遍。无子女者抱养子女，抚养成人，赖以养老送终，延续宗祀。其关系与一般血缘亲属相似。其称谓亦与一般血缘亲属类同，只是有一部分子女称其养父母为“阿叔”、“阿婶”，或“阿伯”、“阿姆”。
霞浦畲族除亲属之外，在日常生活中通常称老人为“阿公”、阿婆”；称中年人为“阿伯”、“阿叔”、“阿姆”、“阿婶”，称青年人为“阿哥”、“阿嫂”、“阿俤”、“阿妹”或“阿俤仔”、“阿妹仔”。对平辈或晚辈，多直呼其名。外来客人，尤其是汉族人，通常称“先生”、“师傅”、“同志”、“书记”、“主任”等等，知道其姓氏者，在称谓之前，冠以姓氏，或加一“老”或“小”字，如“老王”、“小林”等等，也有在其姓氏之后加“的”字，如“陈的”、“黄的”
第二节 宗族
霞浦畲族以雷、蓝、钟为主要姓氏，李、吴和其他杂姓亦占少量比例。以同姓近祖的家庭联结成“房”（房支），若干房支又联结成“族”（宗族），形成一种具亲近血缘关系的社会结构。故谚称“山哈山哈，不是共房就是叔伯”。人们在人际关系和社会整合方式中，相当重视强调这种宗族（血缘）关系。
房
房，作为宗族的支派，源于兴旺发达的大家庭，一个大家庭蕃衍分析后，便出现了房支，各房支继续蕃衍之后，为了分别近亲，又会再分出若干新房支。各个房支通常接长幼序列依次称为钟“长房”、“次房”、“三房”……或以文字为房称。各个房支的归属及其序列是相对变动的。如，溪南白露坑始祖钟孙七，为钟安第七子，钟安系钟昇长子——其父辈等，属于钟昇派下长房而孙七本人则属钟安派下七房，肇迁白露坑后，生四子，其派下分“江”、“河”、“海”、“汉”四个房支，“江”房派下又分为“福”、“禄”、“寿”、“喜”四个房支……400余年间，房支－－分再分，据不完全统计，至1989年，属钟孙七派下的五代近亲的房支便有28个之多。
同房支的家庭，大多聚居一村，也有外迁另行发衍。如白露坑钟孙七派下的“江”房，居本村，其后辈有一部分则派居上坎、台江、西安、菖蒲、南门山、小湖、半月里、牛胶岭、岚头……“河”房迁山建后，“海”房迁瓮里，“汉”房始终居住本村。白露坑现有钟氏居民，大部分属“汉”房派下。
同房支的家庭，称为“共房”、“共寮里”、“厝下人”，关系密切。而五代以内同房支的家庭，称为“厝里人”，关系更亲。房支之中，辈分最高、年岁最大者，最受敬重。
房支有的设立房谱（俗称“支谱”或“谱仔”），据1983年崇儒畲族调查，霞坪、新村、后地等各姓氏都有房谱。“宗谱之外复设房谱”，以“便于稽览”，“详本支而略房系，取亲其所亲之义也”。
族
族，是“房”上一层的结构，由血缘关系较为亲近的若干房支组成，它包含有家族、宗族，以至氏族、民族的多种内容。霞浦畲族对“族”的重视程度大大超过当地汉族。
宗祠（祠堂）霞浦畲族比较集中的村落一般都建有祠堂。至1989年依然留存的还有上水、霞坪、鲤鱼山的蓝氏宗祠，半月里、墙围里的雷氏宗祠，梨坪塆、白露坑的钟氏宗祠，牛胶岭的蓝氏（雷、钟二氏合祀）宗祠等。
祠堂建筑基本相似，多是土木或砖木结构的四〓单层统间瓦房。大厅正中设置大型神衹牌（俗称“屏风”），上水等处的屏风还安置在精雕细刻的“香亭”内。屏风正面书写（或刻）：“××堂（蓝姓汝南堂，雷姓冯翊堂，钟姓颕川堂）历代远近宗亲香位”，内有活动夹层木板，书写自本支开基祖先以来的所有亡者名字、排行、生卒“八字”。屏风前设有香炉，其个数因姓而异：蓝姓6个，雷、钟各5个。厅柱贴有“祖公联”和“祖德难忘谋业远遗恩泽大孝思不遗藏蘋蘩时荐水泉香”（牛胶岭祠堂联）之类怀祖内容的楹联。
祠堂主要用于祭祀祖宗。霞浦畲族祖灵观念很强，崇拜祖先，以作宗族体系的精神支柱。不少宗族都有成套的祭祀仪礼，代代相沿，隆重异常。每年春节与旧历七月十五（或清明与冬至），各大祭一次。平时宗人亦偶有进香、礼拜、下愿，祈求祖先庇佑。大祭期间，合族还要举祭传说中的本族共同始祖“盘护忠勇王”。据各地宗谱称：“盘蓝雷钟四族”“一脉相连”，同为“盘瓠氏”后裔，在广东凤凰山尚有同祀“盘瓠王”的“总宗祠”。
祠堂多属同姓同宗，也有同姓不同宗（迁徙时间或地点不，甚至不同姓（但必须是畲族）的合一祠堂（如牛胶岭祠堂）。姓、宗不同，祭祖时一般要分开进行。祭祀结束后，族人在祠堂里聚餐。此外，修谱、重要议事等，亦在祠堂里进行。
没有祠堂的村落，“族”的组织也是客观存在的。除特别重大的族务，要派人到原居地祠堂办理外，一般的祭祖、修谱（小谱），议事，多在一村中的“母厝”（本支迁入最早的祖房）众厅，或族长、法师等有法名者的大厅进行。
旧社会，各“族”多有公田、公山等，其收入供轮流祭祖支用。新中国成立之后，族产取消。族中公共开支均由族人临时筹集。
宗谱 俗称“家谱”，亦称“族谱”、“家乘”、“家世类集”。“家之有谱，所以考世系，别亲疏也。”以作本“族”发展的文字记录。人们把编修宗谱视为宗族中至为重要的事。认为“族”中可以没有祠堂，但却不能没有宗谱。全县诸姓奋族，几乎都有宗谱，仅此次修志编写组查阅的就有186部，其中利湾、上水、牛胶岭的蓝氏，霞坪、洋边、葛藤塆的雷氏，后地、过洋、白露坑的钟氏，以及雁落洋的李氏、南山的吴氏等等，均保藏有相当完整具有特色的百年老谱，大多又同时有重修的新谱，有的还保藏有几种重修本。如茶岗的《冯翊郡雷氏宗谱》，就有清同治十二年（1873）、光绪二十九年（1903）、民国31年（1942）和1962年、1978年历次编修本，百年间编修5次，平均20多年修一次。县内各畲村大抵是20～30年重修一次。每次修谱，各地同宗的各房支都要派人“会谱”。茶岗1978年修谱，除了本地各房支外，福安、福鼎等外县以至浙江泰顺、平阳等外省房支的“叔伯人”，都汇集在一起修编“连环谱”（总谱）。历次修谱，还举行祭谱、封谱等礼仪。
霞浦畲族修谱，都在定居发族之后，尤以清代晚期与民国时期为最盛。新中国成立后至60年代，基本中断；70年代后期，重新兴起；80年代更趋普遍。新修的宗谱，封建宗法内容多被剔除，修谱中的一些封建迷信活动也明显减少，人们多以此作为寻根问祖、凝聚家族和民族的一种手段。
宗谱详细记录一族血脉宗亲延续世系，包括每个成员的名字、行第、生卒“八字”、婚娶生养，及墓葬等情况，重要成员还有生平事迹述略。大部分家谱的“谱头”保存有与本族有关的盘瓠传说、源流序列、行第排行、族规家训、公产记载，以及一些官府文告等文献资料。且有凡例序言之类文字（详见《附录》）。
族规 约束宗族成员的行动。本县畲族许多宗支，亦多有族规，或“祖训”、“条训规则”、“圣谕广训”等。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成为宗族成员所遵循的习惯法。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族规有关封建宗法规定多已废弃，而其中提倡尊老爱幼，济危扶贫，勤劳节俭，和睦谦让，戒除赌博、淫逸、酗酒、斗殴等内容仍被人视为行为准则。
族长 过去较大的房、族，多举有族长（父老，头人），通常由一族之中辈分高、年纪大、办事公正、有一定威信的老人担任。作为“族”的代表，拥有族权，在一族中，可以按照习惯法主持或负责处理族内事务和族际间的各种纠纷、公共事务。如制定并执行族规、主持祭祖和修谱事宜、调解或裁决族人的民事纠纷、保藏族谱祖图及祭祀用品、收缴并掌握族产租金、主持兴办公益事业，修缮祖房、修建祠堂、宫庙、道路、桥梁、水利等；对外交涉官司案件、联络宗谊、参加族际社会活动等等。
由于畲族居处分散，族长实际无法兼顾各村族人事务，清末民初后已没有多大的号召力，此后的族长，其实多是同住一村的一房或若于房的地方性“自然领抽”（小族长），本宗族内部事务的处理，有一部分由小族长代理，无形中大族长和小族长有了分工，各负其责。族人对大小族长及族中其他长辈都相当尊敬、尊重。旧社会，族长往往被官府利用，有的甚至与官府匀结，征粮课税，抓丁派役，左右一切地方事务；尤其民国23年（1934）实行保甲制度后，有的成了保、甲长，充当统治者的代理人或助手，成为鱼肉百姓的地方势力。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权建立，族长随着封建宗法制的消灭而废除。畲乡一切民政、民事，皆由基层干部统一掌管。但是，各处仍然出现一些热心公益事业、为族人拥护的“自然领袖”，主持一些诸如修谱之类的宗族事务和修桥补路、济危扶灾之类的慈善事务。
排行 房、族中以“排世”与“排行”，序列族人的长幼辈分。
排世，即“行弟”排列，以不重复的文字为行次，作为不同辈分的标示，及其命名（世名）的根据。此与当地汉族相同。
排行，则是畲族特殊的序列方法，各姓略有不同。蓝姓以“大、小、百、千、万、念”六字为行次，雷姓以“大、小、百、千、万”五字为行次，钟姓以“大、小、百、万”四字为行次，皆不断循环、周而复始。以此作辈分长幼的标示，并辨别民族、姓氏及血缘亲疏远近。男女都有排行，死后作为讳名，男称“××郎”，女称“××娘”，载入族谱。男性排行，可以包括赘婿，女性排行与同辈姐妹一起排，不随夫家。
草岗雷姓畲族自一世至十五世的排世与排行表如下：
其具体例子：一世念二，万行×；二世法清，大行十；三世应旺，小行十四；四世文魁，百行十三；五世启辛，千行二十……他们的讳名分别是雷万×郎、雷大十郎、雷小十四郎、雷百十三郎、雷千二十郎……
在排行中，有些姓氏、宗族的讳名还有自己的一些规定，不很统一。如水漕垅蓝姓有男不排一、女不排二（有些地方是女不排七）的惯例，只有“蓝×二郎”、“蓝×三郎”、与“蓝×一娘”、“蓝×三娘”……据说，“蓝×一郎”、“藍二娘”的位置，留给不满16岁的天亡者。
排行，每若干年由族长与几位长辈，按排名者出生年、月、日、时的前后顺序，进行排列。排定后，不向外宣布。因此，畲族男女在生前不知道自己的行次。男性死后，由其孝子向族长索取行次；女性死后，由其兄弟向族长索取行次，交给外甥。女性在生前若备好棺木，其兄弟便可向族长提前索取行次，通过一定的“讨位”仪式，郑重交给外甥放棺木内保存，待其死后才启封。
霞浦畲族诸姓的排行，至近、现代逐渐革除，现在已基本消失。大多房、族，只以行弟排世作为辈分长幼的序列。
第三节 村落
霞浦畲族村落（村部），俗称“畲村”，是一种以地缘关系为主体的社会组织结构，而霞浦畲族多以血缘相近的同姓聚族而居，较之当地汉族，明显地牵连着血缘关系。
明清入迁伊始，多是单一同姓近亲相聚在一处进行开发，逐渐由游耕和狩猎经济发展为定居的农耕经济，以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形成家族村落。“村”这一地缘关系社会组织结构，与“房”、“族”这些血缘关系组织融合并存，往往村就是家、族，家长、族长就是一村之“长”。
继而，一些有姻缘关系的异姓家族进入单一同姓近亲的村落，出现了有几个姓氏的亲族家庭集合体的亲族村。由于畲族实行相当严格的民族内婚制，所以这类村落还是基本以蓝、雷、钟等几个族姓氏为主体的家族村。
晚清、民国时期，福安、福鼎等邻县，又有相当数量的畲族移民，迁入霞浦境内畲村，形成多姓氏杂居村落。邻里虽无亲族关系，却都有盘瓠崇拜习俗，公认盘、蓝、雷、钟四姓都有“血亲”和“姻亲”关系，所以人际关系十分融洽，与当地汉族的多姓氏杂居村有明显差异。
长期以来，霞浦畲村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民族市场和经济中心，一般交易都要到邻近汉族地区进行，因而很早就与周围汉族村构成相互依赖、互为补充的共生依存格局。所以其定居聚落，一般都与汉族村落交错分布，若即若离，既与汉村保持一定距离，又相离不很远，多数在1～5公里左右，既有相对独立性，又有密切交往依存关系。随着历史的发展，民族关系的密切，有些村落甚至逐渐变成畲汉共居村。在区位上，畲汉两族结成了很深的共生关系。
据1989年调查，全县畲族聚居的行政村190个，畲族人口占30％以上的有49个，具体村名、畲族人口占该村总人口的比例如前表（上页）。
全县畲族居聚的自然村有501个，畲族人口比例占60％以上的有381个，其中畲族人口比例占90％以上的有186个。这些村落规模不大，平均约17户、75人，最大的白露坑186户、635人，最小的只有一两户、几个人。单一家族户村落、亲族户集合体村落，和移民户多姓杂居村落都占一定比例。其中开发较早、发族较多的村落，以一个姓氏（宗族）为；，迁居较迟、发族不多的村落，则是多姓杂居的。下页是300人以上的畲族自然村姓氏分析情况表（“所占百分比”，指某姓户数占全村总户数的百分比）。
有些同一村落同一姓氏的住户，不一定是同宗族、同房支的近亲，迁居较迟，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户，多有这种情况。例如，同是石浿墩的雷姓住户，分别从福安溪前瓜溪、康厝半山及穆阳满山等处迁来，均非同宗近亲。
一个村落可能有几个宗族（多以一个为主），而一个宗族也可能分散在几个村落。
霞浦畲族宗族意识强烈，多数畲村历来自然形成一种准“自治”机构，以维持村境共同利益，维持村落社会秩序，管理乡里共同生活。这种机构在家族村、亲族村通常与“房”、“族”合，由族长、“头人”掌管，在多姓氏杂居村虽有“村”的机构，但亦以大“族”的族长为村长。民国中期，实行保甲制度，畲村大权大多归于保、甲长。
霞浦村管理的惯例是村议事，多由全村性的会议形成，或由村中各家族有威望有影响的长者组成，以决定本村公共事务，调解村内重大纠纷，随时制定和调整本村的乡规民约，不断完善本村的习惯法；有的还介入家族、宗族纠纷、裁决财产权转让分配，甚至形成民间文书契约，签字、画押，照例生效。执行对村落的保卫，对侵害村利益的人进行处罚、制裁等等；还组织迎神祈福、请戏赛歌，为村民提供社会交往条件，扩大各个不同亲缘间的地缘关系，为村落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村落成为人民政权的最基层行政单位，若干个自然村构成行政村（大队），建立村（队）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基层支部等基层管理机构。大批畲族基层干部（支部书记、村长或队长），管理畲村事务。畲村中人际间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联系，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但血缘纽带的联系，彼此间的亲情关系并未中断，村落间的关系比以往、也比当地汉族更为密切。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健全，畲村利益进一步得到保障，同时也兼顾或服从于更大范围的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
第四节 山民会馆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福建提刑按察使司“向山民劝改妆束”的《告示》，发到福宁府，各地“山民”代表（多为族长，或其他头面人物），陆续前来领取。当时城里没有畲族专门客栈，代表多感不便，因而动议集资建馆。经分头筹集，第二年在西门外校场头，买下四〓瓦房一座，依照《告示》中“山民”之谓，并仿照当时颇为盛行的“会馆”之称，名为“福宁山民会馆”。专门接待畲族宗人（住宿免费，伙食自办），并在厅堂设神牌，偶有祭祀活动。
民国元年（1912），“霞浦县西附城区乡农会”成立，会址设在会馆内。这是当时唯一以“山民”为主体的团体，会馆逐渐成为一方“山民”联络议事之所。时因民国初建，地方建制未健全，新规无循，旧矩难蹈，各地民事纠纷迭起。常在会馆聚会的各地头面人物，倡议把会馆办成真正的同族性团体，对内加强本族团结与联系，对外维护本族利益，作为本民族凝聚与依靠的力量。于民国2年（1913）春节期间，公举霞浦岚青的雷天何（有传）牵头负责，西附城的蓝齐业、蓝萼芬（乡农会正、副会长），田岗的蓝起斌（嘉斌）、白露坑的钟学吉（有传）、宁德的蓝鸿庚，福安的钟××，福鼎的蓝××等为董事。此举得到浙江云和名绅蓝宝成（韶九。清末恩贡、教渝，民初县参议长）的赞同，于次年推荐其刚从浙江政法学校毕业的次子蓝文蔚（喜庚）来霞浦，参与办理有关事务。
蓝文蔚认为以“山民”名称稍嫌土俗，依其谐音改“三民”，意为帝喾高辛所赐之盘、蓝、雷三姓之民（钟、李、吴均入赘婿姓。或谓指畲族实际的蓝、雷、钟三大姓）。旋又嫌此与民国“三民主义”之称混同，而改为“三明”——其音仍与“山民”相谐，意则以日、月、星（或为福、禄、寿）三星高照，有纳吉呈祥之“彩头”，遂定名为“福宁三明会馆”，简称“三明会馆”。
当时，废科举、兴学堂，但畲民上学多受刁难，浙江泰顺、景宁等处，均发生不准畲族学生入学的较大事件。泰顺畲民经蓝宝成介绍，来到会馆请求帮助，蓝文蔚便以“福宁三明会馆”董事律师名义，直接到泰顺起诉，顺利打赢这场官司。影响所及，景宁畲民入学官司亦获胜诉，畲族生员入学问题得到解决，山民会馆声望亦随之震扬闽浙畲区。
一时，许多畲族宗人纷纷要求加入会馆。至民国5年（1916）左右，有霞浦、福安、宁德、福鼎、寿宁、罗源、连江、闽侯、泰顺、平阳等10县，蓝、雷、钟、李、吴诸姓2000余人（户），先后成为会员。每户鸠金数角、数元不等，计集银元1000多元，谷物、食品等相当数量。“福宁三明会馆”便成为闽东以至浙南畲族主要聚居区畲族民间社会公益团体。
民国8年（1919）8月，仰仗名绅王邦怀（瑾卿、俊民。民初县知事、省咨议会员）帮助，购买下北社乘驷后境（今松城镇旗下街3号）的砖木结构六〓大瓦房一座（分前后二进，占地面积近700平方米）。经修整，前落大厅作为祭祀及重要聚会场所，中庭设大型神龛，安置从罗源大浿头祖祠分灵的木雕涂金大型神牌（“总牌”、“龙头牌”）。上端雕刻似龙非龙之首，正中刻“敕封盘护忠勇王神位”。柱上悬挂金字漆板楹联：“功建前朝帝喾高辛亲敕赐名垂后裔皇孙王子免差徭”。大厅两侧壁间大书：“盘蓝雷钟李吴”。前后落廊庑的其他房间多装修作为客间。门额大书：“福宁三明会馆”（蓝文蔚题）。此后，会馆真正成为一方畲族联谊及公共活动的中心场所。
民国9年（1920）春节，霞浦西乡（含今柘荣）、南乡、东乡、附城区以及福安、宁德、福鼎、寿宁、罗源、连江、闽侯、泰顺、平阳、云和、景宁等县均派代表前来聚会，并参加祭祖等活动。祭祖活动极为隆重，由雷天何等董事及各处族长轮流主持，连日分批举行。自此，祭祖成了会馆的一大要事，每年春节必有大祭，清明、七月半亦多有举祭。
会馆董事，只有蓝文蔚长期驻馆，其他虽不常驻，则都为“山民”义务服务。族内纠纷，以“都是自己人”调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外则为“山民”做主，代写诉状、代打官司，维护本民族权益。如福鼎浮柳村，畲汉蓝、高二姓发生山林产权纠纷，会馆出面干预，使蓝姓畲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霞浦南乡多起畲汉海埕纠纷，皆由会馆出面而得到解决。
驻会馆的，多是来霞浦办事或做生意往来的宗人，仍按老规矩，免费住宿、自办伙食。有几位来“福建省立第三中学”（闽东第一学府，原“福宁中学堂”，今霞浦一中）就读的外地畲族学生，常年寄宿。亦有个别无家可归的单身汉，在此落脚谋生。
山民会馆建立以来，各地宗人不时在此聚会，沟通信息，商洽兴办学校、修建祠堂、架桥铺路和救灾扶危等公益慈善事业。当时会馆经费来自会员交缴捐献，比较充裕，尚能给一些项目以若干资助，个别宗人遭遇天灾人祸，亦可获此救济。
会馆还是优秀畲歌荟萃与流传的重要场所。董事之一的钟学吉，利用会馆提供的客观条件，收集素材，编写歌本，有“歌王”之誉，为优秀的民间文学艺术家。爱歌成风的宗人，住馆期间，亦以歌为乐，大量转抄。致使钟学吉以至白露坑的畲歌，在闽东、浙南等畲区广为流传。
民国15年（1926），发生一起畲汉人命官司，董事蓝起斌代理原告，向县衙提出上诉，董事蓝文蔚为“状师”。不料被告通过亲戚买通法医，加之毕业于福建政法学校的县知事郭荦，对蓝文蔚怀有成见，遂致原告败诉。蓝起斌以“诬告罪”反坐，被判处徒刑半年。蓝文蔚等极力上诉，亦无法挽回。山民会馆的威望为之骤减。
民国16年（1927）4月，陆军退伍排长林宝琦叛乱，占据县城，自称“自治军”，向地方索饷，山民会馆亦遭劫难，蓝文蔚等逃避出走，常驻会馆的雷新甫等亦全部走散，会馆关闭。不久，海军陆战队从宁德三都派兵来霞剿办，县城收复后，会馆被其占驻。数年后，海军陆战队撤离，山民会馆仍无法恢复活动。
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在县境内蓬勃兴起，农村土豪劣绅设立“民团”进行对抗，收捐派款，敲榨勒索，并配合国民党反动军队，向革命根据地疯狂“围剿”，进行惨无人道的“清乡”、“移民”，不少畲村首当其冲，加上高利贷者逼债，土匪的骚扰，大批畲民背井离乡，逃至山民会馆避难避债者，常达百余人，厨房不够，四处结石为灶。会馆成了“山民”避难所。民国26年（1937），原主持董事雷天何去世，会馆由其子春华（春芸）、其侄春生（春荪）继续管业。
40年代初，雷新甫等4户先后住进会馆前落，二户每年向春华、春生交租谷二担，后落的二户租谷减免。
民国35年（1946），闽东畲族宗人商议重兴山民会馆，推举霞浦蓝玉轩（原凤平镇镇长）、雷春华、雷春生、蓝兴元（西乡人，保长）、雷金发（福安籍，新甫之子，霞浦中学毕业生）、钟学通（福鼎长岗人）等为董事，并分头发动、募集资金、木材。当年11月，主持董事蓝玉轩向霞浦县政府提交《修建三明会馆》申请报告。业经县长刘仇签署，呈报福建省政府核准在案，成为经官方注册认定的“苗夷民族”（按当时《福建省统计年鉴》之称）“公益团体组织”。经局部修缮馆舍，添置床、椅等零星用具，会馆恢复了对宗人来城缮宿的接待及祭祖等活动，并在神龛增设“本民族抗战阵亡将士灵位”神主牌，追祀其英灵。蓝玉轩常住会馆，各董事亦时有聚会，共谋宗人利益。如法华畲民李春荣设网捕鱼，长春几个汉人说海里的鱼是汉人的，将其鱼网夺去，蓝玉轩等以团体名义，致函闾京镇镇长厉亦和，要求主持公道，终责成肇事者交还渔网，陪礼道款，保证不再重犯。
新中国成立后，山民会馆活动基本中止，其房产则由老住户雷新甫等代管使用。唯逢年过节，各地还有些宗人前来拜祖或访问。1966年，“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将会馆的“盘护忠勇王”等神牌焚烧，神龛、匾额、联板等亦被捣毁。会馆完全变成普通民房。现房屋尚存，前后两落还基本保留原有格局。
近年来，随着民族政策的实施、民族文化的弘扬，“福宁山民会馆”日益引起畲族同胞的关注，有关地区的宗人不断前来寻访、探问，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研究人员亦不时前来视察、调查。这次结合修志，郁田写了《福宁山民会馆调查报告》。
第二章 物质生活
本章所记述的物质生活，包括服饰、饮食、居住、行履，及其所蕴含的社会经济习俗和所体现的人民生活水平。
第一节 服饰
服装
霞浦畲族传统服装，色重黑（青）、蓝（靛蓝），间以少量白色及其他颜色。式样因性别、年龄、地域而异。其中女子上衣、凤冠、长裙，男子礼服、鞋帽等尤为突出，长期被视为一方一族的标志。
女装 霞浦畲族妇女上衣传统式样，为古典右衽大襟式小袖服，最具一方民族特色。布色纯黑，比一般汉装稍长（75厘米左右）。襟角为斜角。服斗和领口、衩角，分别刺绣图案或花边，色彩红艳斑斓，工艺精细讲究，纹样华美而富有寓意。立领，领口有一金属圆扣（铜质或银质）。右衽角至腋下以布条制琵琶带系结。两侧衣衩内缘和袖口内有滚镶（重复缝纫）添条，袖口卷折外露。内有套肩，没有口袋。式样因地而异，分西路式和东路式。
西路式：是霞浦畲族典型的代表服式，故又称“霞浦式”，流行于县西、南、中部和东部一些畲村以及福安东部地区。其特点，在于前后衣片长度完全相同，内左衽也是大襟式，也有服斗和系带，可以两面翻穿，逢年过节或外出做客穿正面，平日在家或外出劳动穿反面。领口低窄，中部最高处约2厘米。大襟一般是20厘米，服斗12厘米。服斗的刺绣集中在上角，左侧延伸至中线，右侧尽襟边，斜长16厘米，垂直6.5厘米，宽1～10多厘米不等，由1～3组图案组成，每组称为一“池”，宽1～3厘米，以红色为主。习惯以所绣组数，分称“一红衣”、“二红衣”、“三红衣”，或按领口绣花，分为“花领”、“一行领”、“二行领”、“三行领”。青年妇女所穿的，服斗绣花偏宽，最宽的“三红衣”，三组花样并列达10厘米以上，领口多为花领，绣工特别精细，多作为盛装、礼服；老妇和少女所穿的则偏窄，多只绣一条1厘米左右的小花边，反面服斗及领口都没有绣花，只在袖口、两侧衣衩内缘添条、套肩、系带，和相应部镶蓝色（一九蓝）布块或布条，也具有明显的地方特征。
东路式：是霞浦畲族另一种重要服式，流行于县东部水门、牙城、三沙等乡镇大部分畲村，及福鼎县多数地区（故又称“福鼎式”）。式样、绣花与西路式基本相类似，但只能单面穿。其特点是有复领，分大领和小领，领口较高，中部最高处约5厘米。盛装，领口装饰两颗约2厘米大的红绒球（俗称“杨梅花”），球底托十几片布叶子。有的盛装背后还装饰银制小薄片。右边大襟有两条长过衣裾的红色飘带。袖口添边，配以红色布条，或加滚其他颜色或印花红布条，两侧衣衩内缘滚镶红色添条。有些少女装没有绣花，只用印花红布缝在服斗上。
全县畲族女子贴身一般都有红色或蓝色的兜肚（俗称“肚仔”）。结婚时一律穿白色衬衫一传说，唐代漳浦畲族祖先遭陈元光镇压，畲女被迫嫁唐军士兵，内衣尽白，以追念死去的亲人，遂相沿成俗。
女裤 与当地汉族类似，旧时是大裤头、大裤管，没有口袋的“便裤”（平裤），唯重黑色，有的长度稍短，称“半长裤长过膝下至小腿之半。
绑腿 又叫脚绑或脚暖，包扎于两脚小腿部。是畲族妇女过去独特的一种装饰，兼作防护、保暖之用。整幅呈三角形，宽28厘米，长55厘米，多以白色龙头布缝制，末端有红色缨络和紫红色长襟，打扎后将红色缨络垂于小腿上，穿长裤的，亦如此打扎。50年代尚有使用，60年代、70年代后已极少见。
围裙 即围兜，是霞浦畲族传统服装中重要的配套品。俗称“拦身裙”，东乡受浙江平阳话影响，则称“合手巾”。由裙头、裙身和裙带组成。裙身呈梯扇形（下端宽且呈孤形）或长方形，常刺绣有花样，长略过膝，质料、颜色多与其衣裤相同。式样也有西路式、东路式之分。
西路式，亦称“霞浦式”。裙身，色黑，呈梯扇形，长（高）33厘米，上宽33厘米，下宽60厘米，正中12厘米外两侧有对称的折迭，每侧5～7条，每条宽0.7厘米，长5厘米，或与裙身相等，折上有刺绣。两侧边缘，滚镶蓝色窄添条。做工讲究的，两侧和上方均滚镶红、黄、蓝、白、绿多种颜色相间的添条，排列成彩边，紧靠彩边往往刺绣丰富繁缛的图案。裙头，色蓝，宽6.5厘米，两端布耳，系以白色素面棉线织带，带宽约4.5～6厘米，长约2米，两端呈须穗状。系时，裙带先往后围，再转前围，在腰部正前方打结，余下部分垂于围裙正中央。相传，此象征宫服之“国带”。黑白分明，与两侧绣花相映，显得格外秀美庄重。少女用的围裙，以小红带系之，有的还要再系上宽边织花带。
东路式，大体与西路式相似。但裙身多呈长方形，长40厘米、宽47厘米。节日使用的，亦绣花；常用的，裙身上中部加一层淡绿色的绸布作为装饰。裙带一律是编织成有几何或文字纹样的花带。
大裙 即畲族妇女结婚时专用的长裙。黑色、素面，四褶，长过脚背，分筒式和围式两种，皆系于衣内，与上衣相配，显得古朴典雅、庄重大度。同时系束宽大的绸布腰带，或系佩大绸花，其色多蓝。现代有些地方受汉族影响，改穿红色或其他颜色长裙。
凤冠 原称髻（畲语“荟”，音géi），又称“公主顶”。是畲族妇女结婚和随葬的独具风格的专用冠戴。尖顶圆口，戴于发髻上，以红绸带或料珠串扣于下颏。其结构特殊、复杂，冠体内层以竹箨圈制，外蒙黑布或深色布，正中上部装一精致银框小方镜，并配微形剪、尺、书、镜等物件，传说是高辛帝皇后凤冠遗制，能趋吉辟邪，冠顶以竹篾编织成金字塔形骨架，外蒙红布，各面贴缀大小不一的银片，上部后侧及前两侧，各缀挂一蝶形银饰，上各缀挂五串各式小银片，两端饰玻璃料珠串，尖端装饰二片三角银片和红缨络。装饰的银片均凿吉祥纹样。
婚礼凤冠，还羁系遮面银饰，俗称“线须”（畲语，音siāngxū）：由一块长方形银牌（俗称“大牌”）和九串银饰薄片组成，整体若帘，垂于面前，银牌多双龙抢珠图案；银片则为鱼、石榴、梅花等寓意吉祥图案。由于凤冠银饰多，造价贵，一般人结婚均临时借、租，而入殓则改用简单的只作为象征性的凤冠，用竹篾做内层骨架，外蒙黑布，其上只缀若干廉价的金属片。据崇儒等处畲族老人说，先前新媳妇参加劳动仍然戴“荟”。改戴尖顶花斗笠，只是近百来年的事。
东乡畲族凤冠，别具一格。据说，较明显地体现着畲族图腾信仰的标志。其形似截顶牛角，上罩小块红布和滚有褐、白、红相间的方格纹粗布，正面镶两块长方形银片，装饰乳丁纹及各种花卉纹。两侧有垂叶，后部成一脊，末端垂两条细飘带，悬挂一块约11厘米长的木簪和各色料珠及三角银片。
畲族老年妇女，习惯包扎蓝印花布头巾。
男装 霞浦金族男子多“短服”、“褐衣”，穿着比较简单、朴素。日常衣裤与汉族相似，唯质料较粗，多〓布，色重靛蓝或青（黑）。劳动时，有的还套穿靛蓝〓布“?裆”，兼短裤与围裙之用，并披白色龙头布汗巾，有的还习惯包扎蓝印花布或蓝色素面头巾。
结婚礼服，颇具特色。通常为右衽大襟无领长衫，裾长过膝，色以靛蓝居多，亦有青黑或灰色，领口及大襟钉铜扣（或布纽）5枚，多为素面，有的在胸前刺绣方形盘龙图案，其四周滚镶红白相间的添边，衩口绣以云纹。婚礼中，以大红绸布从左肩至腰斜扎，在边上打结，剩余部分下垂作为飘穗。随葬礼服，同结婚礼服，但不扎红绸。“死人扮礼身”之俗，保留至今。
此外，旧时少数殷富者有短褂加穿于大襟长衫之外，对襟，无领，以蓝楷布缝制，正胸直列铜扣（或布纽）5枚，前后衣片以黑布厚添（5厘米×10厘米）相连于腋下，添上及相连处刺绣图案或花边。
鞋帽 畲族鞋帽，富有民族特色。传统鞋子，为圆口黑布厚底（千层布底或木底）有鼻鞋，其上有外突红色的中脊。中脊一道的，称“单鼻鞋”，女子专用，方头，鞋口边缘以红、黄、绿等色线镶制，或有绣花。中脊两道的，称“双鼻鞋”，圆头，男子专用。传统有鼻鞋，民国后逐渐少见，大多仅作婚礼与随葬的专用鞋，现在婚礼亦少用，惟随葬尚有所见，平时所穿的鞋子，与汉族完全相同，只是特别偏爱黑布鞋、黑布胶鞋和草绿色帆布胶底鞋（解放鞋）。此外，旧时还有一种以桐木为底，前上方钉3厘米宽桥状包布棕条的木履，和木底布面的木底鞋，多为雨天外出穿用。
黑缎宫帽，俗称“红缨帽”或“红包帽”，是畲族男子专用礼帽，整体青黑，宽沿外敞，顶缀以2厘米大的铜质圆球或红布球，球顶下垂以红丝线编成的缨穗。民国以来，逐渐改为圆沿礼帽（高帽），均专用于婚礼与随葬。
由于畲族服装，富有民族特色。清光绪年间，刑部主事钟大焜到福宁，发现“山民”“纳粮考试与百姓无异，惟妆束不同，群呼为’畲’，山民不服，时起争端”，便“向山民劝改妆束，与众一律”，并报请福建提刑按察使司发布专门《告示》，称“其妆束诡异，未免动人惊疑”，要求“山民男妇人等，务将服式改从民俗，不得稍涉奇讶……授人口实”云云，该告示虽称当时山民“无不踊跃乐从”，但实际上霞浦畲族中除南乡罗浮、赤沙等个别散居村改从民俗外，绝大多数畲乡仍保留其传统服饰。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畲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畲汉民族交往的加强，畲族服饰逐步趋向汉化。年青男女除婚嫁和重大庆典活动仍按传统服饰穿着外，大多都颇讲究时兴服装及各种装饰品，经济发达的社区几乎是畲汉不分了。但多数乡村老年和部分中年妇女，则基本保留着传统民族服饰。百年寿终服饰，基本沿袭旧例。现仍有不少成衣匠，专业缝制畲族传统服装。据调查，松城镇西关街两家畲族服装店，1989年加工的传统服装，即达580多套。其式样讲究大方，刺绣趋向简明，质料讲究精细，土〓布已为条绒、纯涤沦、呢、的确卡、假哔吱、真哔吱所代替。毛料和针织品已属常见。
80年代以来，连衣裙、茄克衫、牛仔衣、蝙蝠衫、健美装、迷你服等时装相继进了畲村。畲族传统服装，也出现了民族风格与时代气息相结合的创新品种。最有代表性的是，崇儒汴洋畲族女青年成衣匠雷英设计的大襟刺绣连衣裙，选用乌黑丝绒，上部吸收西路样式，衣领、服斗保留刺绣花领和三“池”刺绣图案，腋下仍以蓝色琵琶带系结，而两袖改短，袖口加绣花边，并改平肩为泡泡肩：下部结合“大裙”款式，但稍短，裙脚滚绣白色花边，腰间配以围裙，并挑绣图案，边缘加绣花边，再系以红缨带。把传统上衣、大裙、围裙融为一体，显得典雅端庄，在1989年宁德地区首届“金裳银饰”时装大奖赛中，获“畲族服装设计特别奖”，备受赞赏。闽东畲族革命纪念馆、地区畲族歌舞团，先后订制100余套，国家民委也特地购买、收藏。许多县、市民委和文化部门也纷纷订购。
发式
霞浦畲族发式，男子与汉族无异，女子传统式样则大有殊别，亦长期被视为一方一族的主要标志。
女子传统发式，婚前婚后亦大不相同。未婚少女较为简单，通常盘梳成扁圆形，以红色绒线（或棉纱线、毛线）两束，一束自上而下压于发角，一束自前往后围一围，压于发顶，形似红边黑绒帽，额前留“刘海”（齐眉）。或将红色绒线夹杂发中，编成辫子，挽盘头上成圆帽状。一般不佩戴饰物，有的夹有一两枚银饰或头夹。
已婚妇女，甚为特殊，且随地域服装之异，亦分为西路式和东路式。
西路式，亦称“霞浦式”，是典型的古典式畲族“盘龙髻”（又称“凤凰髻”）。发式复杂，云髻高鬓，夹以大量假发扎成。梳扎时，先把头发分为前后两部，后部约占三分之二，其间置放支长约20厘米、直径约3厘米裹着黑布的竹箨卷筒，用红绒线扎紧其中段，往上折，呈斜角，使后端头发膨松在后脑勺突出，呈瓜辫形，前端与假发用红绒线扎紧，让假发至前顶呈侧扁型垂下；前部头发分成左右两股，旋成小股，从左往右绕过头顶，至前顶与垂下的发束汇合缠扎，接着陆续增添假发，把整股头发从左往右盘绕于头顶，呈螺旋状，用发夹固定，最后用大银笄横贯发顶中央，形成昂扬屈曲、独具一格的盘龙状高髻。
东路式，有少、老之分。少妇发型，头发分前后两部分，前部右侧头发扎上一束红绒线，往右边拢，与左侧头发合拢，以发夹固定于耳上，后部头发用红绒线扎紧，从左往右，盘于头顶。额顶缠裹一黑色丝织头巾（俗称“青帕”）。中老年妇女发型，在脑后结一盘髻，类似汉族妇女“髻纽”，但较大而扁平，套以发网（俗称“髻纽〓”），插戴发夹和银花，过额前裹黑色丝织头巾。
50年代后，发式随服装逐步汉化。现在，绝大部分青少年，以至中年女子都改成了与汉族相同的发式，而相当部分45岁以上的中、老年女子则仍保留传统发式。在重大节日或一些特殊场合，青少年女子亦多有临时梳扎传统发式，或套戴用红绒线缠扎的假发圈，作为民族的一种象征性标志。
首饰
霞浦畲族妇女传统首饰，多为银制品，有头笄、头簪、头钗、头花、头夹、耳环、耳坠、耳牌、戒指、手镯、脚镯、胸牌、项圈、兜肚练等等。用量可观，仅1982年由有关部门分配的特需银饰品就达2000余件，折白银14.25公斤。
首饰中最具民族特色的是“盘龙髻”上的头笄（俗称“髻簪”或“横钯”），横贯髻端，长约10厘米，最宽处约25厘米，视呈弯弓形，正视呈变体扁方胜形，像两片相连的垂叶。上錾凿花纹。据老银匠说，这种头笄样式，系古代相传的，不容有丝毫更改。凌纯声《畲民图腾文化的研究》认为：“此非普通的头饰，而是自古代传下的一定图腾装饰。”
东路有特色的首饰是头花，插于发上，婚礼上用的头花，三朵一组，上镂人物、动物图案，制工精细，为银饰之珍品。还有一种“金针花”，形体细长，末端连五朵小银花，内装小铃铛，颇为别致。
大耳环，也很有特色。它与“盘龙髻”相配套，且有东、西路之分。西路的形若翻转的问号，约3厘米，近耳处有小倒弯；东路的则略小。小耳环，形同大耳环，系西路少女所戴。耳牌，近耳处为曲形钩，银牌垂其下，系东路少女所戴。
其余手镯、戒指等佩戴饰品，均与汉族大同小异。
另外，有一些利用自然原料自制的饰品，山区以〓猪针为簪、溪珠（野生禾本植物果实）串为项练、小石串络为佩饰……沿海以鲎尾为簪、贝壳制饰件等。50年代后渐次改用玻璃料珠串、丝绸花、塑料发夹、头箍等饰件。80年代以后，高档次的金首饰也逐渐进入畲村。
此外，霞浦畲族男子多不留须，女子爱修细眉。近现代曾一度在青年男女中，时髦镶嵌金牙齿。现在不少青年男女十分注重美容。
第二节 饮食
主食
甘薯俗称“番薯”或“地瓜”、“山芋”。自明代传入福宁，因适应山地种植，“山民”普遍种植，并长期是主要粮食。
境内畲族，在秋收时，将大部分甘薯用“甘薯推”推制成丝，放置竹?上晒干，成为“甘薯米”，储藏供常年食用。食用时或焖、蒸干饭，或煮成稀饭。蒸饭，先将番薯米放在开水里煮半透，然后捞起沥干，置于桶状木饭床（“飰甑”），隔水炊蒸至透。青黄不接时，每有提前挖掘新鲜甘薯度饥，俗称“鲜食”，鲜甘薯既可切块，或刨丝，煮或蒸成饭作为主粮，又可生食充饥解渴，还可烧、煨和煮薯汤，或小甘薯煮熟晒成“番薯干”作为零食。
据《闽峤輶轩录》载：霞浦畲民“耕山而食”，“田土瘠薄，稻谷不敷民食，多储山芋（甘薯）为粮”。但旧社会甘薯仍“不敷民食”，多数“瓜菜半年粮”，乃至缺粮八九个月，常以南瓜、萝卜叶、甘薯叶、豌豆叶、芥菜、芋头、米糠渗杂薯米充饥，甚至采集苦车（败酱草）、竹米、山皇后、土茯苓、山蕨、海青苔、贯众（旧头蕨）等野生植物以草代粮。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土地所有制变革：农业生产发展，水稻种植面积增加，主食结构开始变化。
“番薯米（与大米）对半抠（渗和）”，己不稀罕，加上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减免征购粮、供应回销粮、发放救济粮等多种优惠照顾，缺粮问题逐步缓解。80年代，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农业科学的推广普及，水稻产量成倍增长，主食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据1989年18个典型畲村的调查（详下页表），人均粮食消费量249.5公斤，其中甘薯米120.5公斤，占48.3％，已经退居第二位，只有7个偏远山区和海岛上的畲村，超过平均数，仍以甘薯米作主粮，占调查村数的38.89％。大多畲村生产的甘薯米只有部分留作食用，大部分作饲料或出卖，相当一部分人家，除偶尔尝新鲜外，已经多年不吃甘薯米了。
稻米 即大米（主要是秈米），为霞浦畲族主要食粮之一。其煮法或蒸、或煮、或焖，都与当地汉族基本相同。过去，大米饭（俗称“白飰”或“白米飰”）只在逢年过节食用，或作为招待宾客、照顾病人、产妇和少数老人、小孩的上等食品。有的在节日还以糯米或粳米，加工制成糍、粿、粽、糕（千层糕）、乌饭、汤丸、米〓（米饺）等，改善生活或馈赠亲友。食粮中，米类消费往往不及百分之一二。
新中国成立后，稻米在主食中的比重逐年增加。至80年代，大米掺和量大多已经达到或超过一半。在1989年18个典型村的调查中，人均稻谷消费量为129公斤，占人均粮食消费量的51.7％，已升居第一位。有11个畲村，超过这个平均数，以大米作主粮，占调查村数的61.11％。平原、沿海中等以上人家，常年吃纯净的大米饭，已不在少数。
稻谷，旧时多以人力加工，1958年以后，开始使用辗米机，80年代除西胜龙虎岗等个别偏远山村仍以人力加工外，已基本普及机械加工。
杂粮 以麦为主，大麦较多，兼有高梁（黍）、小米、玉米、鸭爪黍及南瓜（金匏）、薯、芋等。旧时，常赖以度春荒，除玉米、南瓜、马铃薯、芋外，均用人工磨成粉，煮成糊状掺入蔬菜、野菜成粥充饥，或制成丸状作为零食。小麦则换成面条，以黄面、赤面、线面居多，多作点心，或作馈赠礼品。
此外，畲族群众较常食用“米粉”（亦称“炊粉”，呈粗线状米制品）。溪南特制的“米烂”，比一般米粉粗韧耐煮，更受喜爱。逢年过节不可缺少，或煮、或炒，亦可飧客，或加淀粉煮成糊汤佐餐。另外畲族群众在甘薯收成时，把甘薯丝经清水漂洗，取得淀粉，通过加工成“番薯粉扣”（亦称“番薯粉溜”，呈细条状食品），多作飧客点心，或佐餐菜。
副食
霞浦畲族多数杂散居于沿海半山区，菜肴一向“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基本上自给自足。
菜类 竹笋，山区几乎常年不断，有“竹笋半年菜”之称。春季有毛竹笋（春笋未露土的称“白芽笋”）、黄竹笋、金竹笋、赤竹笋、花壳笋、箭竹笋、雷竹笋、秧竹笋、石竹笋，夏季有绿竹笋、毛竹笋（六月麻），秋季有芦竹笋，冬季有毛竹笋（冬笋）。尤以白芽笋与绿笋为佳。竹笋，多用清水加食盐煮食，或与醃菜、酒糟混杂煮食，或佐以猪肉、香菇，为酒宴佳肴。有的，还晒成干品，待用或出卖。
蔬菜，畲族地区因自然条件限制，品种不多，数量亦少。常见的有萝卜、芥菜、芋艿（芋蛋）、苋菜、茄子、豇豆、御豆（耳豆）、空心菜（蕹菜）、牛皮菜、白菜、包菜、丝瓜、白匏等。马铃薯、黄豆、蚕豆、豌豆、花生等粮油作物，通常也充作常年菜肴，大多鲜吃。其中黄豆常加工为豆腐，萝卜则加工成萝卜脯、萝卜咸、萝卜吉、萝卜干或酱萝卜、萝卜丝等，除脯、干、丝外，皆可即食。芥菜多腌成酸菜（糟菜），或与竹笋、马铃薯和跳鱼等海鲜共煮，或同虾蚵（虾皮）共煮，或加些米粉并以甘薯粉芡为糊汤。
野菇与野菜，也是畲村群众的常用菜肴，尤以松菇、红菇、鸡肉菇等为多，但误食毒菇，轻者中毒，重者致命，故有“有菜莫食菇”之说。野生百合、苦车、炊菊、野金针、野苋菜、山皇后、马齿苋、蕨的嫩芽等，多在缺菜季节或荒年采集充菜。
油、肉、蛋类 植物油山区较多，多是茶油、菜油。但旧社会除年节外，平时多吃“没油菜”，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油类消费增加，且多以动物油（猪油）煮菜。肉类，以猪肉为主，且普遍喜爱，尤其逢年过节或红白喜事，销量颇大，酒席间的大扣肉一桌常达十来斤。且民间“食补”（如补冬），又以肉为主：猪脚、猪肚、羊、鸡、鸭、鹅、兔肉，通常加入“羊仔耳”等青草药，掺以米酒煮食。时或有狩猎所获的雉鸡、水鸭、山兔、山猪、山麂之类的野味肉食。鸡蛋、鸭蛋，多用于飧客送礼，或产妇“做月里”、小孩满月“吃蛋酒”，平时食用甚少。
水产品 濒海畲村，“讨小海”十分普遍，滩涂的“土头货”、浅海的“犁膝货”、“缣仔货”，有弹凃鱼（跳鱼）、蟳、蠘、鳗、章鱼、虾姑、白虾、刺虾、虾苗、龙头鱼（水〓）、梅童、只鱼、花蛤、剑蛏、蚶、海蜇（蚱）、鲎、岐蛎、岐戟、岐乳、土丁、土肠、土刺、土蜞、酥螺、沙螺等等，多以出卖营利，自食的多是不很值钱的小杂货。或鲜用、或腌制、或晒干，但煮法素不讲究。山区畲村，多以蛎竹、笋、柴片、木炭等土产与沿海渔区直接交换鱼干、虾蚵、虾苗等腌制品或其他小杂海鲜，以往中等农家，常在农历五月间到松山、小皓等渔村，腌制咸虾苗，作全年佐餐，只有殷富人家才能购买咸带鱼、咸白鳓、咸黄瓜之类咸货。至于新鲜的大鱼大虾，是极少数人问津的。此外，溪涧田间，捕获的少量淡水鱼虾、田螺、泥鳅、蟹、黄鳝等多供自食。偶有所获的淡鳗、水鸡、石，多作宴席珍肴或滋阴补品。
烟 酒 茶 其他
烟 吸烟，男子多成嗜好，女人、小孩间或有之，“烟民”比例大于汉族。所吸的多是自产自制的“旱丝烟”，即在干烟叶上涂些茶油，卷紧压实，用柴刀（柴〓）削成的烟丝，故又称“柴〓烟”。烟具也是自制的“竹头吹”，用竹头制成，装配竹烟头、烟嘴。近年烟叶逐渐少种，多改抽外地产的“水烟”。50年代后，卷烟（香烟）渐入畲村，但档次很低。80年代以来，销量增多，档次也不断提高，过滤嘴香烟逐渐流行。多数人在家抽早丝烟、水烟，外出抽卷烟，在家抽劣烟，外出抽好烟。
酒 饮酒相当普遍。男子尤好，常在晚餐饮喝，乃至以酒代饭，常量0.5公斤左右，畅饮则无限额，多达五六公斤。女子也不逊色，通常“做月里”得饮四五十公斤；小孩往往七八岁便开始学饮了。所饮的多是自酿的糯米酒，加白粬的称“白酒”，调红粬的称“红酒”，均属原汁酒，酒精度较低，一般在10度左右。年酒和“月里酒”多是红酒，较讲究，斗米斗水，清洌香醇。时酒稍逊，俗称“白酒仔”或“过溪溜”。80年代以来，葡萄酒、啤酒、高度烧酒逐渐增多，尤其逢年过节，销量更大。同时，“可乐”、“雪碧”等饮料，也在畲村广为推销。
茶 畲家素重饮茶，俗有“茶哥米弟”之说。习俗中，正月出行要饮“新年茶”，祭祀要饮“敬神茶”，婚礼要饮“新妇茶”（还有一套相当讲究的“茶礼”），待客亦以茶为先（“人客落寮茶敬待”），这些场合都要用较好的茶叶（“茶米”）。至于平时，家家户户灶头都置有陶制的大茶壶或茶缸，茶水常年不断，但所用茶叶较粗（多是“茶袍”）。劳动时，茶水常随，带竹制“茶筒”（粗约10多厘米，长约60厘米）或茶桶。夏季，则多以夏枯草、鱼腥草（草乙）、蜈蚣草（过路蜈蚣）等青草药熬汤，作清凉解暑饮料。
水果 早先只是在房前屋后种植桃、李、桔、梨之类，或从山野采摘的山杨梅、稔籽乌、米椎等野果。现在，大量种植桔子、枇杷、芙蓉李、柿子等水果，不仅自食，还可以销售应市；而外地的苹果、香蕉、梨等，也常销到畲村，消费量逐年增加。
第三节 居住
霞浦畲族称房屋为“寮”，或随当地汉族称为“厝”。其房屋种类、居住形式，以及建房（起厝）、乔迁（搬厝）的有关礼仪、习俗基本与当地汉族相似。
草房
草房，俗称“草寮”或“草寮厝”，是霞浦畲族旧时主要的传统民居。当地汉族所称“畲寮”者，多指此。
入迁初期，只是搭盖极为简陋的山棚，通常以数根竹木为支柱和主架，用小竹或竹片缚成框格屋架，其上覆盖茅草（“茅蓁”草）、菅芦、稻草等编制成的草帘片，以葛藤或小竹扭扎固定。屋墙多以小竹或菅芦杆篱笆围成，俗称“千枝落地”墙，屋内隔墙，以竹篾或菅芦杆编成，有的涂上泥巴，但大多没有隔间。前、后开门，不开窗户，没有烟囱。这种草房，一般占地面积只有20平方米左右，寮高3米左右，墙高2米左右，屋面坡度在45度以上，檐、地相距1.5米左右，出入都要低头弯腰。使用几年后，大多废弃，另行择地重建。
定居后，逐渐改进为土木结构，诛茅为盖，砌石为基，筑土为墙，以较粗的木料为支柱，但大多没有安放柱础石（据传，这是以畲民为客居人的缘故），屋架有的沿用旧式竹缚框架，有的则以梁、桁、椽等构成，柱、梁、桁间皆凿榫相接，所覆盖的草帘片，多用茅草酌加稻草，以绳索固定，且层层重叠，厚度每达10厘米以上，使用几年，再行翻新。菅芦、杉树皮之类，只充铺盖畜栏、厕所之用。
结构形式，大体有三种，皆四面筑墙。“个”字形结构的：俗称“孩儿掏伞”，正中立一木柱，屋面为4个等腰三角形组合的四角攒尖顶，屋架放置墙体上；“介”字形结构的：竖立两根木柱，顶端安一横梁，屋面为两个等腰梯形和两个等腰三角形组成的四坡顶，房架撤置于墙体上；复合“介”字形结构的：骨架由若干组“介”字形的梁、柱构件（相当于汉族瓦房的“〓”，详后），与桁、椽等组合而成，起先多是只用四柱组成的两个“介”字构件，建构整座房子，俗称“四脚亭”，至晚清、民国时期，多用四组“介”字形构件，每组木柱三、五、七根不等，屋中隔壁为间，屋面多为两个长方形组成的双坡悬山顶（俗称“人字栋”），除以茅披盖外，实际已具四瓦房格局。
这些草房，平均占地50平方米左右，墙高2.5～2.8米，多为统间，或以竹?遮隔分为卧房、厨房。开有前、后门，极少有边门，仍多没有窗户和烟囱（檐下留有较大间隙，以通风排烟），高寒山区的灶间，设有火炉塘，以供冬季烧火取暖。
瓦房
瓦房，俗称瓦寮，或瓦厝，是近代以来本境畲族最主要的传统民居。
瓦房以屋顶披盖瓦片为主要特征。屋体旧时大多是土木或木结构，80年代后则多是砖木或石木结构。人们习惯以墙体材料分类，称以土筑墙者（土木结构）为“土墙厝”，称以木板为墙壁者（木本结构）为“板壁厝”或“柴厝”，称以砖砌墙者（砖木结构）为“砖墙厝”或“火墙厝”，称以石垒墙者（石木结构）为“石墙厝”或“石厝”。构建时，多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故上水、西胜、长湖等山区多是木结构，白露坑、墓斗、霞坪瓦窑头等平原或盆谷地带多是土木或砖木结构，关门瓮里地处海岛，则多是石（块石）木结构。
传统瓦房，以柱、梁等木料榫合组成纵向单元骨架构件，称为“〓”或“井架”（畲族专称），并以所用〓数，分为四〓厝、六〓厝、八〓厝、十〓厝和12〓等。
四〓厝，霞浦畲族又专称“四井寮”，是普遍居住的代表性瓦房。由4组“〓”架组成（少数土墙厝只用2〓木料），“〓”中木柱因建房规模用三、五、七根不等，立〓后，置扁鼓状石础上，整座房高度以中柱为准，习惯以“鲁班尺”（1尺＝29厘米）计量，末位数必寓吉带“六”（禄、摝、顺），如9尺6、1丈3尺6、2丈零6等。〓间以横梁联结，屋架为拾梁式，其上铺椽（正中两条称“子孙椽”）披瓦，屋面多为悬山顶，亦有硬山顶、歇山顶。四周筑（或砌）墙，中隔木板壁或石灰壁，大多还在上层铺楼板，作为“楼上”。
“单间四〓”者，三间平列，正中为厅堂，左右为卧房和厨房；“双间四〓”者（属“明三暗六式”住房），前后各三间平列，前面正中为正厅（前厅），左右为卧房，后面中为后厅，左右一为厨房，一为卧房或堆放杂物。正厅中庭两侧上方设有神龛，左供神明，右供祖宗。楼上，旧时所建偏低矮，只作粮仓或堆放杂物；80年代后所兴建的，高与楼下差不多（3～3.5米），装璜比较讲究，多作为卧房。
“正座”之外，附于左右者称“撇舍”，多作厨房、畜舍或堆放柴草。附于前后者称“廊庑”（霞浦畲族称后廊庑为“火厢”），多作卧房厨房或杂物间。溪南白露坑、盐田瓦窑头、崇儒霞坪等地的房屋周围，还多筑有围墙。其典型格局，如图所示：
六〓厝、12〓厝，均按相应的〓架组成，形式与结构与双间四〓厝相似，都是四〓厝的扩展，多以大家庭或“房支”建造，发族较多的畲村尤为多见。据1989年调，全县畲族六〓以上大厝计92座（现存68座），集中分布于上水、霞坪塆里（废村）、岚下清水壑、笕下樟坑，瓦窑头、茶岗、大龙岗、白露坑、牛胶岭、南门山、半月里，青福洋当厝、鲤鱼山、西坑、斗门、鹧鸪岗等畲村。其中樟坑的蓝氏大厝最有特色，该厝建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经后代续建，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完竣。地处山腰，座北朝南，背岗面谷，左右坑壑，周以砖砌风火围墙，仅一小径通行，房宽52米，深60米，占地面积3282平方米，由三座双间12〓厝及其廊庑、天井、梯弄组成，抬梁穿斗式悬山顶双层木结构，廊前木柱12根，屋顶为“凤凰翘翅式”。内室90间（厢房48间，厅房18间，厨房24间），楼上为统间。为大家族群体建筑，基本上厝就是村，村就是厝。1989年，尚住17户、63人，均属蓝姓宗人。此外，现存较好的还有半月里举人厝、瓦窑头秀才厝、大龙岗大厝等。
大厝的装修大都比较讲究。正厅高大，中庭壁、神龛、窗棂等多有相当精致的缕空雕或浮雕装饰，门口、天井等多有石雕装饰。大厅、台阶、墙体多用“三合土”筑成，围墙多为空斗砖墙（俗称“火墙包栋”）。大门多有“门楼亭”，匾额上有彩绘或灰塑装饰。前有照墙（天地墙）后有回照墙（太极墙），墙上多有“福”字和吉祥寓意装饰。
现在全县畲村中最大的瓦房，是牙城斗门鹧鸪岗的群体木结构大厝，多达108间，占地总面积4700平方米。这是1965年人民政府救灾扶贫拨款建造的，当时上牛道与鹧鸪岗2个自然村的村民，都居住在这座大厝里。
霞浦畲族传统瓦房，注重实用，朴实无华，除少数大厝外，旧时的建筑都不甚讲究，极少有装饰品，也少设边门，窗户大多比较低矮、窄小、阴暗、潮湿。人畜混居、厨厕不分、天井沤肥的现象相当普遍，连大厝也不例外。这种状况到80年代，才大有改变。此后新建造的瓦房占地面积100～200平方米左右，几乎全是砖木或石（方整石）木结构，立、上梁后，即以砖或方整石砌墙，以砖隔间，有的不用木〓，只用木屋架。通常盖两层，层高3～3.5米，楼上有出廊，有隔间。都注意采光、通风、美观、适用，大量使用水泥、玻璃、机制平瓦等新建筑材料，还逐渐使用油漆、涂料、瓷砖等，内装修比较讲究。有的前廊庑用钢筋混凝土建造平台屋面，逐渐向平台房过渡。这些新瓦房，大多以“户”为单位建造，通常是一座房住着一个小家庭。
平台房
平台房，俗称平台厝，通常以钢筋混凝土（水泥）建造平台式屋顶为主要特征，是80年代后畲族家庭逐渐出现的新型民居。
平台房，多类似于双层“单间四〓”格局，占地面积150～200平方米左右，屋体大多以砖或方整石砌成，除门、窗框外，基本不用木料，层高3.2～3.5米，楼上多作卧房，楼下有厅堂（多兼会客室）、厨房、杂物间（多兼客房），有的还有卫生间。各房间光线充足、空气流通，粉刷、装饰越来越讲究。
平台房相继出现在松城镇、竹园、下岐山、茶岗、新村等比较富裕的畲村，大部分为干部和先富起来的农户所建造，通常也是一座房住着一个小家庭。
此外，东冲半岛的下浒四斗、北壁盘前、牛角湾等畲村，有石结构的单层平台房，就地取材，以块石、方整石砌墙，以3.5米左右的条石铺成屋面，以水泥填缝或盖面。房屋占地面积80平方米左右，高3米左右。
第四节 行履
步行 霞浦畲族多居住于丘陵重迭、山岭崎岖、道路羊肠曲折的山区半山区。受地理、经济等条件的制约，畲区人民要赶圩进城，贩卖山货，购买生产、生活用品，或走亲串戚，盘歌聚会，需翻山越岭，足穿自编草鞋（70年代后，多改为硬塑拖鞋或解放鞋），肩挑背驮。时行五六公里，日行50多公里，仍是心不跳气不喘。50年代前，即使有一些山货、药材、茶叶等要运往省城或外县贩卖，也多靠肩挑足涉。直至1989年，一部分住在深山僻壤畲区的人们还需徒步几公里，才能在公路或乡村大道上乘车。
坐轿 本县畲区的轿有竹轿、花轿两种。
竹轿（又称篼、马夫轿），用毛竹片编成，靠椅式前有一小横梁蹬脚，两旁装上两条竹杠，由两轿夫抬。竹轿适用于山区小道，全县畲区不上5架，能坐竹轿的只是几个有钱的财主和头面人物。此轿一直沿用至新中国成立前夕。花轿较为考究，轿身全部上了红漆，并雕有花鸟之类的吉祥图案。四人抬，专为迎娶新娘坐的。百来户人家的畲村都有一二顶。
搭船 本县濒海畲区的载人运货船舶有舢舨船、小木帆船、机帆船等。
舢舨船，木质，船体小而两头尖，装有舵、橹、桨，装载量吨许。小木帆船，平头、有篷、有门楼，载客约30人，承较量三五吨不等。这两种船均以人工橹桨为动力，配有舵工、水手三五名不等。可出海捕鱼，可运货，可载客，多在内海行驶。本县畲村二坑、后岐山、青?垄、瓮里、青岐、盘前、牛角塆、四门桥等均有此船，畲族人民出海捕鱼或过渡多乘坐此船。70年代后，木帆船改为5匹、7匹、8匹、12匹马达为动力的机帆船。
乘车 霞浦畲族人民乘坐的车辆有汽车、三轮卡、四轮卡、自行车等。
霞浦汽车客运始于1956年4月，1964年霞沙公路通车，1967年霞闾公路通车，80年代后各乡镇、部分畲村修了公路。但因畲区公路简易，通客车的路较少，畲族人民进城多带有土特产出卖，又需购回生产用具和生活用品，往返所带货物较多，所以，乘坐运货的三轮卡和人货混装的手扶拖拉机较多。
自行车，本县畲区80年代才有，多是新媳妇陪嫁的，在道路较平坦的畲族村落比较普遍，多是畲族青年使用，不普及。
50年代后，本县畲族部分人晋京开会、观礼或到外省读书的学生乘坐过火车，只有一些人坐过飞机、高级轿车、的士等。
第五节 生活水平
迫于天灾人祸，畲族颠沛流离，部分“移居福宁”。其早期，仍保留游耕生活，“随山散处”，“崖处巢居”，“刀耕火种，采实纳毛”，“耕猎以自食”，“食尽一山即他徙”，“率数岁一徙”，漂泊不定，极为艰辛。
陆续定居后，或在穷乡僻壤“结庐山谷”，“赁山种植”、“垦山为业”，或杂散跻身汉族村落附近，租种地主田地，或出卖劳力当长工、打短工，成年累月，付出极大的劳动代价。由于自然条件低劣，耕作技术落后，封建地主剥削残酷，加上官府的横征暴敛，绝大多数“山民”，“男女并力田，尚被饥寒迫”，生活相当贫困，往往“镰〓挂壁、腹肚碰脊”（收割完肚皮就碰贴到背脊），常年都要缺半年以至八九个月口粮。衣服质料粗劣，“无寒暑，皆衣麻”，常年都穿〓（苎麻）布衫，而每人只有一两件，且多是补丁迭补丁，褴褛不堪。跣足居多，夏季赤膊不少，冬季不少人用麻袋为衣，以稻草、棕衣凑被盖。房屋“大多利用植物为掩蔽”，“编荻架茅为居”甚多，低矮阴暗，潮湿肮脏，寮内陈设简陋，多“不设几案”，家具、用具每是自己粗加工的竹木制品，衣物之类，多放置篮篓里。民谣“火笼当棉袄，竹篾当灯照，瓜菜半年食，薯薯米食到老”，是其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遭遇天灾人祸，境况更惨：卖妻鬻子，典房当地，躲债避难，沦落为乞，四处流浪……皆屡见不鲜。尤其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武装对广大畲族革命根据地发动疯狂的“围剿”，实行“三光”（烧、杀、抢光）和“移民并村”政策，下西区、上西区、上东区、小南区等地相当部分畲村遣到严重摧残，数十个畲村被迫迁移、13个畲村被夷为平地，大批畲族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八年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抓丁派款，畲村亦首当其冲，生产受到影响，生活每况愈下。直至40年代末，绝大多数畲族群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居不安身，难以维持作为人的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在冻馁交困之中苦苦挣扎。以自然条件较好的青福为例：解放前150多户人家，就有36户卖妻鬻子，10人漂流外乡当乞丐，51人替地主做长工，21人被抓壮了（其中15人下落不明），21人无家可归，长年在祠堂、宫庙栖身。
新中国成立后，霞浦畲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经济生产得到空前发展，人民生活得到逐步改善。得到人民政府的特殊照顾，许多人住进大瓦房。据调查，西胜村至1957年就盖起新瓦房35座、221（其中13座78间，是人民政府为6个革命根据地基点自然村拨专款建造的）；许多人穿上细布新衣、卫生衣（绒衫）、羊毛衣、棉衣、布胶鞋，戴上了呢帽，有了棉被、蚊帐；草岗村解放后每人每年平均增添两套新衣（冬夏各一套），1957年全村（48户119人）添置新衣服380套，人均3.2套，其中民族服装92套、棉衣14件、毛衣46件，妇女普遍配置全副的银首饰；许多人有了热水瓶、搪瓷脸盆，用上了煤油灯、手电筒等。《霞浦县畲族社会调查报告》（1958年）称：“在畲族地区，解放几年来，人民生活水平有极其显著的变化，富裕中农和中农，生活水平比解放前提高了1～2倍，贫农和雇农，约提高2～4倍。”“南塘海边村畲族雇农蓝佬细，解放前一家3口，头顶青天，田无升合，用麻袋做衣服，拿稻草当被盖。解放后分到田地，1952年加入互助组，1953年加入初级社，分红304.81元，1954年分红411.94元，1957年分红599.32元，新建一座房子，计有前后厅2间，住房4间、厨房1间、猪舍1间，还增添了全家衣服、被子，夫妻俩各有1件羊毛衣、1支钢笔，农具也齐全。而这些都不是个别一村一户的例子。”由于历史、地理、思想观念、文化素质等多方面的原因，加上“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政治路线的若干失误，经济体制有弊病、产业结构不合理，霞浦畲族地区在60年代和70年代经济发展相当缓慢，人民生活比较困难，贫困面还比较大，全县畲族中，有40％左右口粮不足，缺粮2～3个月，多至半年，且无法添置衣服、棉被，群众的温饱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以生活中等水平的畲村为例，崇儒新村1976年人均纯收入54元，人均口粮178公斤，比全县同类平均数，分别低11.23和13.8个百分点；长春1978年，“全乡畲族累计超支有200户，占当年畲族总户数的70％，超支金额达22141元，平均每户超支111元”，“多数家庭一年缺粮三四个月，穿衣盖被、建新房、娶媳妇就更困难了，许多农民常年靠借赊度过难关”。全县畲族地区“生产靠货款，生活靠救济，吃粮靠回销”的现象，仍比较普遍。这一二十年间，基本没有盖新房，居住状况没有大变化。
8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贯彻实施党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政策，和对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的特殊照顾，霞浦畲族地区农村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变化，人民生活水平相应有了较快的提高，尤以1987年中共中央第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的提高幅度为最大。畲族人民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大部分畲村开始登上脱贫致富的第一道阶梯，有的甚至跨上几道阶梯。
据调查，30个畲村的人均纯收入，1982年为115元，比1976年净增91元，增长168.51％;1985年为231，比1982年净增116元，增长59.3％;1989年为370元，比1985年净增139元，增长60.1％，年递增率为19.2％。其中，崇儒新村自1976年至1989年，历年人均收入（其数字近似于30个畲村历年相应的平均值）的变化情况，如下表：
30个畲村人均口粮，1982年为226公斤，比1976年净增17公斤，增长7.52％;1985年为252公斤，比1982年净增26公斤，增长11.5％:1989年为309公斤，比1985年净增57公斤，增长22.61％，年递增率5.2％。（详见左页：霞浦县30个畲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口粮统计数字表）18个典型畲族自然村的总平均值：人均纯收入507.3元，人均口粮339.4公斤。（详见左页：霞浦县18个典型畲族自然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口粮1989年统计数字表）80年代，“吃粮靠回销”的状况逐渐扭转改变，大部分畲村全年人均口粮占有量，已经达到或超过实际消费量（1989年，30个畲村人均口粮为309公斤，全县人均口粮实际消费量为248.3公斤）。吃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畲家也逐渐注意吃好：饮食结构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主食淀粉类食品质量提高，大米摻和量大多已经达到或超过一半；副食品中高蛋白食品（肉类、水产品、蛋品等），蔬菜、水果、糕点，以及酒、烟、茶等等，消费量都逐年渐次增多。人们开始讲究口味，注意营养，调味品从以往单一的食盐，到虾油、酱油、糖、醋、料酒，味精普遍使用。烹调技术也相应改进提高。除了一日三餐之外，农忙季节还常有点心，点心的质量口味，也愈来愈好。但是从总体来看，食物质量还不高，食谱也比较简单，饮食结构还不够合理，消费水平还比较低。
人民政府对畲族困难户尤为关心。1984年，有关部门赊销供应棉布服装1838件、棉布355322米、卫生衣裤2811件、被单1146床、线毯1838床、被单布17152米、棉被853床、絮棉9321床、蚊帐纱布25598米，为7402户畲族困难户（1.45万人，占全县畲族当年总人口42％）增添了温暖。至1989年，大部分畲民服饰数量与质量都进一步提高，其消费水平已经基本接近当地汉族。
80年代，各畲村普遍大兴土木，或新盖，或修缮，居住状况明显改观。尤其是城镇与经济发展较快的平原、沿海地区，不但建造大量新房，而且建筑质量也大有提高，出现许多比较新式的砖木、石（方整石）木结构的瓦房，以至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平台房。据调查统计，全县畲族9184户中，有8962户住瓦房（4792座），占总户数97.59％，其中1785户新盖瓦房1826座（占瓦房总数38.11％）；有118户住平台房（102座），占总户数1.32％；有104户住草房（98座），占总户数1.13％。而据典型抽样调查，1989年每户年末使用房屋4.98间、93.35平方米（其中，生活用房78.01平方米、生产用房15.34平方米），价值3036元。用房数量、面积均接近当地汉族，但房屋价值却较其略低。
与此同时，人们还从各个方面改善生活条件，较高档次的耐用家庭器具逐渐进入畲家，其数量和质量，均与日俱增。
第三章 风俗习惯
霞浦畲族有着相沿久积的风俗习惯。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其独有的民族特点和形式，这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之一。
随着社会历史的进展，这些风俗习惯或保持、或发展、或改革、或摒除，在不断变化，而由于长期的杂散居处，深受当地汉族多方面的影响，不少风俗习惯已与其渐趋接近。
霞浦畲族风俗习惯，表现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以及生产活动的诸多方面。有关章节已记述的，本章便不再重复。
第一节 婚丧喜庆
霞浦畲族十分重视人生礼俗。在每个人诞生、成年、婚嫁、丧葬等重要时刻，往往举行庆贺、祈祝、纪念活动。这些活动大多具有相当浓郁的民族特点，尤其是婚嫁礼俗中“做亲家伯”、“做表姊”等以唱歌为主要内容的活动，生动活泼，充满情趣，流行既广且久，又有成套规矩、程式，在全国畲族中最为突出，为许多涉及畲族风情的书籍所津津乐道。
诞生 诞生，是人生的开端，其礼俗内容，既包括从怀孕到生育的一系列祈祝、禁忌，又包括满月、周岁，以至每年诞辰的纪念活动
生育 “一家珍重是生孩”。生育本属大礼，但由于生理的特殊性，其礼仪只在小范围，以某些神秘的方式举行：既为新生儿祝福，又为产妇驱邪。
俗称怀孕为“带身”、“有喜”。人们对孕妇普遍尊重、关心，尽力给予照顾。孕妇虽照常参加劳动，但多滋生荣耀感，并有诸多禁忌约束：不看戏、不钉钉、不吃田螺、回避红白喜事、不进别人产房……。
产妇习惯“坐盘”生育。待婴儿降生后，他人才能进房帮忙。如果胎盘迟落，还要“圆盘”（将脐带绕于木屐或凳脚）。断脐，男婴用剖开的毛笔杆，以期习文兴业；女婴用剖开吹火筒，以期理事旺家。旧时，不少地方“生女留长，余悉溺之”。新中国成立后，推广新法接生，产妇大多改坐式为卧式，旧俗陋习亦基本得以改变摒除。
孩子诞生后，家人持油煎蛋24个、黄酒一瓶，向外婆家“报生”，外婆家回赠葱与醋（以方言谐音取“千孙”之吉）、小石（寓结实平安、祈石神护祐之意。小石常被保藏，作小孩日后镇惊之用）以及蛋、鸡等物，俗称“送诞”或“送脱腹”。其他亲友、邻居若有馈送鸡、蛋等物，则在“三旦”后，主家回请“吃蛋酒”。
产妇“坐月里”期间，产房门口悬挂仙人掌、竹弓、锯子之类（或系抱裙于房柱），以“避邪”，且禁生人、闲人（包括丈夫）进入产房。产妇亦不擅自离产房，更不过家串门。
满月 生男30天，生女29天为“满月”。多备有“满月饭”（午饭），宴请外婆家、姑姨等亲戚，如果是头胎男孩，更为隆重。外婆家要送一整套衣服鞋帽，以及锁、牌、镯等银饰。当天为孩子剃胎发，并以“剃头蛋”（染红的熟蛋）分馈亲友、邻居。有的要抱满月儿到路口，以期“男大通州府，女大认嫁路”，或到厕所，“以秽破秽”并期有“肥”。有的人家要为孩子算命卜卦，命若“带剋犯煞”，必延巫过关。
周岁 俗称“做晬”。馈贺、宴请比“满月”更加隆重。但大多只为头胎男孩宴庆。有些地方还有“〓晬”（抓周）之举，试占孩子前程。
生日纪念 每年逢诞辰，多有纪念，俗称“做生日”。通常是食面一碗，外加鸡蛋两只，以祝太平长寿。
寿诞，俗称“做寿”、“做十”。专门庆贺五十以上逢十的诞辰，是“做生日”的特例。但庆贺、宴请之日，多不在诞辰，而在当年春节初二至初五。除夕前，女儿女婿要奉送一整套棉袄、鞋袜、帽子，以及猪脚、线面、鸡蛋等物。戚友亦多有送寿幛、寿面等礼物，邻居则送“寿面”一碗。有些人家，有唱吉利歌之俗。
成年
俗以年满十六岁为成年，称“上丁”，并以“做十六岁”（十六岁生日纪念）为成年礼仪。旧俗，男子届时可举行“醮明祭”，隆重祭祖，以“度身”、“入录”，成为“盘护忠勇王”的正式传人。但此活动，手续繁琐，花费巨大，一般人财力难胜，故自清代晚期以来，渐不再举行，有的则规定每家兄弟只许一人醺名，且父亲做过醮的，儿子才能再做。因此，举行醮明祭，已非每个男子成年时所必需的成丁礼仪，而逐渐变成少数巫师、族长等人物，获得某些特权或提高社会地位的一种途径。
一般人“做十六岁”，只是筹备酒菜，宴请亲戚朋友，尤其是义父母（宴席上尊请义父母坐首席大位），共同祝贺其长大成人。有的还有“冠”、“笄”仪式，即家长为其成丁的男子加冠，或为其女子扎笄。女子还有用两条交叉的花线绞额、面部汗毛、把眉毛修细的例俗。旧时，有的家长、亲友，往往利用“做十六岁”的聚会，为其议定亲事。
婚嫁
霞浦畲族长期以来，相当普遍相当严格地实行宗族外婚制和民族内婚制。同姓不能通婚，后来同姓不同香炉（不同宗族）、或同香炉五服以外亦可通婚，但都比较少。几乎不与汉族通婚。50年代后，畲汉通婚已不受限制禁止，但其趋势主要是畲族女子外嫁，且多是从欠发达地区流向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地区。
霞浦畲族保留着古老的婚俗，显得比较自由，尤其是“俗不离歌”的传统，在婚俗中得到最充分的表现：以歌传情、以歌结交、以歌述怀、以歌欢娱——几乎以歌贯串从恋爱到完婚的全过程。不过，其婚俗受当地汉族封建买卖婚姻的影响也相当明显。
议婚 男女双方通过唱歌、对歌，产生爱情，或由父母亲戚相议、熟人介绍，有意结亲的，由男家托媒到女家提亲。继而，女方随其母到男家“看寮”，了解男方人品及家境，男家也趁机观察女方的容貌举止。双方满意，男家便春糍粑让女方带回。此后，男家即可遣媒携面、糖之类礼物，到女家“讨庚贻”（女方的生辰“八字”），按俗例媒人要“讨”三次，才能取得庚帖，（庚帖忌女方父母亲写，要请“开笔”先生代笔），男家得到庚帖，就请“阴阳”先生“合婚”，即据男女双方“八字”推算生尅冲合。“合婚”后，一般还要把庚帖放家里三天，如无出现人畜不宁或其他不吉利征兆，才算和合。
订婚 合婚后，男家择定吉日，再次遣媒送些礼物到女家
“回帖”（“完帖”，亦即“小定”）。不久，便是“下定”（“大定”），向女方送聘金、彩礼。旧时，聘金视家境而定，多少不一，一般是银元20元左右，需取双数，图“好事成双”之吉，有的还讲究取“6”数以祈“顺”，且与方言“摝”（捞取）谐音，图“得财进喜”之吉；彩礼一般是礼饼（下定饼）、猪脚、公鸡，和一些衣服、饰品。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婚姻法》，禁除买卖婚姻，聘金一度取消。70年代后期，聘金重新恢复，起码600元，且不断加码，彩礼也相应增多，衣料要10套以上，且讲究质料、式样，还要手表、缝纫机等等。至1989年，聘金3000元以上，外加高档彩礼，整个婚礼通常要花上万元。聘金彩礼，在成亲前分期付送，而礼饼、猪脚、糖果则要在下定日先送，以让女家分馈亲威，相告婚事。公鸡（足系红绳，俗称“红线羁脚”，喻明媒正娶）2只亦在下定日送，女家收彩礼后，回赠若干礼品，其中有“红线羁脚”的公、母鸡各1只。接着，男家再择日，定“某月某日迎娶要大吉”，遣媒报送女家。
做表姊 霞浦畲族姑娘。出嫁前流行着“做表姊”这一陪客唱歌的特殊风俗，时间短则半个月、一个月，长则三个月，借以探望亲戚和学歌会歌。姑娘的母舅，在收到礼饼、猪脚，得悉嫁期后，便安排外甥女及其母亲前来做客。届时，姑娘按婚礼的盛装打扮，穿着漂亮的传统风凰装、绣花围裙，佩带手镯、耳环，有的腰上还系结婚所用的长绸带，来舅家做客，舅村年青小伙子相聚陪姑娘对畲歌。对歌每每通宵达旦，且有严格程序：开头唱《路经》之类邀请歌，然后便是对唱，对唱内容多是正统的小说歌，亦穿插一些杂歌，结束时还得唱《送神》之类歌（迷信说法：鬼神会来听歌，黎明前须送走）。唱歌本事大的姑娘，“观音对罗汉”，一“娘”对众“郎”，有时一连唱几夜。如果姑娘善唱，而舅村又没有好对手，还可以由母舅介绍到有亲戚的另一村落唱对。畲族以能唱为荣，姑娘尤须善歌，不善歌是一种耻辱。善唱的姑娘人人夸奖，不善唱的姑娘，则会道到不客气的奚落讥讽。“做表姊”，实际是敦促姑娘在出嫁前学歌、练对，以便婚后有更多机会，参加各种赛歌社交活动。此俗经久不衰，今犹习见，只是现在有些地方受电影、电视等现代文化冲击，青年人学唱传统畲歌的相应减少，“做表姊”逐渐成为姑娘婚前走亲访友、休息休整的一种形式．对歌规模渐小，大多只是在离开舅家的前夕，象征性地随意唱几十条。
做亲家伯 霞浦畲族婚嫁过程中，还流行着“做亲家伯”这特殊的礼俗与歌俗。男方在成亲前两天，请一名机智出色的歌手作“亲家伯”，与媒人一起把“盘担”（礼品担）送往女家，并在女家会歌。“亲家伯”要处处规矩，事事谨慎，表现得恭顺谦和，而又机灵老到。一进村，村里的妇女们便热情相迎，并作善意的戏弄（如交接“盘担”时，稍不留神就会被满脸抹黑）；到达女家，见板凳放在厅堂左首（大边），就应将其挪到右首（小边）而后坐下，以示谦卑礼让，否则，妇女们就会毫不客气地点着鞭炮相轰，接着要主动向女家亲友敬香烟，每人两支，见者有份，连小孩子也不例外。与此同时，新娘则把印花头巾套在媒人脖子上，边哭边唱边“难为媒人”，有的甚至用杉枝针叶包在头巾里，勒扎媒人，媒人忍受着，任其戏谑。
在当晚酒席上，照例要“抓石”。据传，原先是抓真石，即放一只活石，用火把照着，让“亲家伯”去抓，石蹦跳到哪里，“亲家伯”得奔扑到哪里，直至抓到。后来，改为象征性的嘻闹，由女家选派一妇女，手端盘子装着大虾、豆腐、肉骨（分别象征〓刀、磨石、草揇，意为磨好刀，劈除路草，好让新娘上路），并放两条红带子，一手执火把，至“亲家伯”席位，把火把伸进“亲家伯”胯下，说是要找石，实际是讨喜钱。经过一番进袭退避，讨价还价（皆以歌代言），“亲家伯”将预备的喜钱（“红包”）用盘上的红带系好，让她带去，分给席上亲友。如果不够，还会再要，几经折腾把“亲家伯”所带的喜钱掏光才罢休。
酒席一散，便进行人们最感兴趣的会歌。主人（妇女们）开唱“歌头”，“亲家伯”马上答唱。按照老例，要先唱《祖公歌》，以感颂祖德。接着“亲家伯”往往唱《上东来望》之类冷僻歌，来个下马威：这类歌，称为“九重十八合”，每条开头的词，与前一条最后的词，都紧密相关连接，如果没有经过专门学习，必然对答不上，然后，唱“一念”、“一度”、“一口”、“一结”、共5段50条。再下来就可以随意唱答了，但照例不唱含有生死离合不吉利的小说歌，也不唱难登大雅之堂的杂歌，通常都是唱内容正经的“十条起”和各种“字歌”。
在素有歌名的白露坑、青皎、水漕垄、草岗等大村落，会歌有更严格、更繁媷的套例，安排得相当精当：当夜互相盘唱几十段（几百上千条），天快亮时唱《奴娘嬲夜》（男女乐夜），作为结束。次日晚上接着唱，先唱《茶歌》、《嫁女歌》，再唱不同内容的“十条起”，到下半夜唱《起书堂》、《大读书》、《上大人》等过渡性歌，而后接唱“字歌”，字歌的首篇多半是歌颂祖德的《功建前朝》，天快亮时则唱《天干地支》、《分散歌》、《感谢歌》而完满结束。如果女家备有夜点心时，还要唱《头夜点心歌》，或《二夜点心歌》等。如果只唱一夜字歌就安排在当夜唱。
会歌，每段多由“亲家伯”起头，妇女们如果答对不上，可一换再换，连续答不上，村里的男歌手也可以帮答，如果实在答不上，就算输了，歌会告停，“亲家伯”便会备受敬重款待，到第三天随花轿凯旋而归，如果“亲家伯”不善歌，盘对输了，妇女们便会不客气地起哄喝倒采、戏谑作弄：用烟灰抹脸，或罚做牛扛犁，或背猫背狗在厅堂转圈，甚至弄得“亲家伯”狼狈不堪连夜跑回家。
现在，“作亲家伯”之俗还保持着，但是会歌逐渐减少，通常只是随意唱几十条，作作热闹。
成亲 霞浦畲族原先的迎娶礼俗，相当简朴。由新郎率若于宾相漏夜提着“百子千孙”灯笼，亲往女家迎亲，新娘则穿着自己编织的草鞋（鞋帮系饰红带，鞋面串珠饰），打着雨伞，由兄弟与伴娘相陪，徒步跟新郎于午夜离开娘家（俗称“走嫁”）。一路上夫妇以歌代言互诉衷情。一些偏远地区，长期保留此俗，只是迎亲多改在白天。后来，盛行花轿迎娶，礼仪随之繁媷。男家派出花轿，组成一二十人的迎亲队伍，吹吹打打前往女家。到达时，女方在门前横凳“拦轿”：妇女们与轿夫盘唱吉利歌，儿童们乘机“讨轿包”（喜钱）。也有先迎花轿进门，再与轿夫“比肚才”，直至开饭。饭后，移花轿上厅堂（提前一天到者，置左首轿厅），等待新娘上轿。女家便将陪嫁的嫁妆搬至厅堂，先行抬送男家（此不同于当地汉族嫁妆由男家派接之俗）。嫁妆，旧时多是本民族的凤凰装、新娘亲手织的纻（紵麻）布、崇儒水漕垄精工特制的花斗笠，以及锄头、〓刀、蓑衣、犁、耙等农具用品，以及三只红布袋子（寓传三代），经济较充裕的，还陪送牛、羊以至田产。50年代实行土地改革后，不再陪田产，其余则基本不变。60年代，逐渐由民族服装加农具、牛羊，转变为民族服装加竹木家具，以及被帐、简单日用品。70年代后，受当地汉族影响，逐渐增添手表、缝纫机、自行车之类。80年代后，则有电风扇、三用机、电视、洗衣机等家用电器，而多数地方仍有民族服装、花斗笠，或农具、牛羊陪嫁，但数量不如往昔，仅选一两件作为象征而已。
花轿进门、嫁妆搬移时，新娘开始“哭嫁”：边哭边唱《哭嫁歌》，感戴长辈的抚育疼爱，迷恋即将离开的娘家。哭唱罢，由“福大命好”的长辈妇女为其梳妆：盘高髻，穿礼服，戴凤冠，垂面帘，打扮成“公主”模样。梳妆时，新娘或其他歌手，还要唱《梳妆歌》。梳妆毕，由伴娘护送至厅堂，首先跪拜祖先与父母，然后坐或站在竹匾上，与兄弟“分”：弟兄捧上米饭，先自咽食一口，再让新娘含一口，吐到弟兄衣襟上（有的是弟兄含一口饭朝内吐，新娘含一口饭往外吐）。继而，边唱诵《祝福歌》，边登上凳子或桌子，“分五谷”：将五种谷物及竹钉、钱币、扣子、筷子、鲜花等寓意性物品，先内后外抛散四方。礼毕，全家“啼发家”（“啼分散”）、新娘“啼上轿”，都是边哭边唱。最后，由母舅抱或牵新娘上轿。轿帘放下，新娘停止哭唱。轿后悬挂镜子、米筛、弓箭等物，以“避邪”。
花轿出门，鞭炮大发，鼓手欢奏。新娘向轿顶抛酒“五谷”，以示祝福。新娘未成年的弟弟、伴娘等，陪同上路。一路上，吹吹打打，喜气洋洋。花轿几经溪流、桥梁、矴步、宫庙，新娘都要抛丢五谷、红蛋（俗称“过溪蛋”），以敬神明。80年代，不少地方改花轿为拖拉机，或改为小汽车，但一些姑娘说“花轿一生只能坐一回”，仍然保留花轿迎娶习惯。
花轿抬到男家，全家人按习俗先得暂时藏匿，村中怀孕、服丧者及一些所谓属肖“犯冲”的，均要回避。新娘抛完五谷、红蛋，即由接姑和陪姑嫲（亦称“阿婆”），搀扶下轿，遮伞、踩红布袋徐行步入大厅（红布袋轮番收铺，俗称“传袋”，寓传代之意）。厅堂贴大红“囍”字，上书“凤凰到此”，左右贴“祖公联”或“燕尔当思高辛宠，鹏程应念祖公功”之类对联。中设斗灯、香案、祖图。盐田西胜等处畲村，新娘“进门”风俗别具情趣：花轿到时，由一人手执柴片敲男家门槛呼喊：“绝人种啦？送人种来了！”家人才群呼而出，鞭炮、鼓乐鸣奏，新娘被引至厅堂下轿，新郎穿着礼服盛装，由伴郎、“暖房头”（以上有父母双全下有子女的男子充当）引到厅堂与新娘同行“拜堂”大礼，旧俗一拜天地，二拜祖宗，三夫妻交拜，新郎行跪拜礼，新娘只揖纳“万福以显其“公主”之尊贵。礼毕，新娘向夫家舅父母敬茶，向观礼的人群抛散“果子豆”、糖果等（寓子孙满堂之意）。接着，踩着红布袋由新郎引入洞房。新郎随即出房奉茶敬茶请女家送嫁妆者，并招待宾客。
酒席以厅左第一桌为首席（俗称“阿舅桌”），敬请母舅（坐大位）、“亲家伯”、媒人以及尊亲贵宾（个别地方由义父坐大位，母舅退其次）。酒宴至半席，新娘被搀出厅“认客”：自首席大位起，依次献红枣糖茶，女歌手随其后，代唱《敬茶歌》，被敬者需馈赠“红包”（俗称“百家银”，旧俗以此钱储蓄为儿孙打制首饰最为吉利）以示祝福。
客席散后，开设“新郎酒”，又称“暖房酒”、“佳期酒”、“八仙酒”，由“暖房头”（或称“八仙头”）和“暖房脚”8名，陪伴新郎入席。入席者通常都穿戴长衫礼帽，席间每个程序都要唱诵歌令，且边吃边轮番与洞房内的新娘及其陪伴者盘对喜歌。水门茶岗等处的“会八仙”别具一格，入席者有“驸马”（新郎），“八仙”、“阿乐哥”等十名，席中还有丰富精彩的舞蹈表演，有的再加10男10女相伴盘歌陪唱，十分热闹。
新郎酒至“下四盘”（最后四道菜），即暂停，转入“闹房”：“闹房”从“叫门”起，每个程序都要唱诵歌令。如进门唱“脚站洞房八字开，观音送子天送才”，翻床唱“枕头床被翻一翻，子子孙孙会做官”等等。最后，到“凤凰山”寻取“凤凰蛋”（藏放在洞房各处的红蛋、桔子等），找到“凤凰蛋”后，大家合唱《喜庆歌》，结束闹房，再上酒菜吃“下四盘”，宴罢，送新郎入洞房（称“麒麟送子”），整个宴会即告结束。
第二天，“新妇下灶前”（下厨房）。起火、洗碗。郑重地“开金”：切开金匏（南瓜），取出籽来（民间传说，人是金匏籽变成的），用围裙包好，在晋见翁婆时交给婆婆（俗称“阿嫲抱孙”）。
第三天，新婚夫妇回娘家做客，认妻系亲属，俗称“做头客”住两天或四天（取双数）回返，随即下田劳动，整个婚礼结束。
卅日行亲 这是霞浦畲族早年流行的一种婚俗。新郎在大年三十日，到新娘家带新娘“走嫁”，接回新娘，同吃过年饭后，举行简朴的婚礼。此时，家主（主婚人）鸣铳三响，表示既迎新年又迎新人，邻里乡亲前来庆贺；行过“拜堂”大礼后，新娘沏茶，新郎敬烟，并以“果子豆”之类招待，大家欢欢喜喜，热热闹闹，宾客通常都即兴歌唱，祝愿新郎新娘婚姻美满幸福。在新年期间，至亲戚友轮请新婚夫妇吃一餐“新客饭”。
此俗不讲排场，不设宴受礼，不需大操大办，却同样隆重而亲热，诚一方良风美俗，尤受家境不裕者欢迎。
其他婚礼 霞浦畲族婚嫁，除男娶女嫁的正常“大婚”外，还比较盛行女招男赘的招赘婚（“招年婿”）。据崇儒霞坪1983年调查，全村82对夫妇中，有19对属招赘婿，占23.1％。其婚礼仪式与大婚有所不同：成亲时，赘婿徒步到女家，一般没有或很少有陪带“嫁妆”（倒往往是女家给男家送一定数量的财礼）。此外，童养媳在旧社会相当普遍，其完婚礼仪与大婚同样隆重，但多无迎娶仪式。50年代，童养媳现象一度消灭，60年代后，在一些偏远畲村重新出现。还有一些“姑换嫂”、“女换婿”（嫁出女儿，把亲家的儿子招为婿）、“回头亲”（姑表亲）、“桃花夹竹”（鳏寡者与子女同时寻配结婚）等等，婚礼大都比较简单。
丧葬
霞浦畲族的丧葬礼俗，据《闽峤輶轩录》载，曾有“人死，刳木纳尸其中，少长群相击节，主丧者盘旋四舞，乃焚木，拾骨置诸罐，浮葬林麓间，将徙则取以去”。这大概是其迁徙初期的情况。《盘瓠王歌》有：“广东搬来去下南（闽南）”，本地民谚有“下南骨瓮捾捾转（到处搬动）”，与畲族入迁初期的迁徙生活和火葬习惯，均有联系。定居以来，受当地汉族殡葬习惯影响，废火葬，实行土棺葬（拾骨“二次葬”仍相当普遍），其丧葬礼俗，亦逐渐与汉族相似。
丧殓 人一断气，孝子在死者口中置冰糖一粒，随即到溪边烧纸钱“买水”，为亡者“浴尸”（擦洗）。浴尸照例“前三后四”（胸前擦三布，背后擦四布），随即更换“寿衣”。“寿衣”，外衣多按婚礼服式。凤冠，比婚礼所戴者简单，而无（或少）银饰。寿衣必是单数，即三、五、七、九层不等。更衣时，亲人边哭边唱，交待“亡灵”所穿衣服的式样、质料、层数等等。更衣毕，将尸体抬到后厅停放，头向外，脚朝里，面盖草纸，身盖“度被”，手执桃枝与粽子（包着草木灰、泥士、大米，谓供亡灵在冥途驱鬼、饲狗）。并在死者头旁置灯火碟。
与此同时，亲属得即向亲戚“报丧”。男亡，径告亲房叔伯；女故，得先报知娘家亲人，报丧者到亲威家，不必声张，只要将雨伞靠放在厅堂中庭壁边，人们即知噩耗。奔丧者至，孝子礼迎，若是母丧，孝子须携家人跪迎舅父。经舅父搀扶，孝子起立，如实禀报死因及殓殡情况，棺木、衣服等普遍从优，经舅家许允，始可收殓，葬礼亦较隆重。
收殓 必择日择时。届时，将死者移置棺内，孝子跪于尸旁“辞棺”，继而亲人环棺与遗体告别；族戚、乡里亦依次拜殓，俗称“拜视殓”。若死者是女性，定须经娘家亲人见最后一面，才能封棺。封棺毕，孝男女、孝媳及至亲小辈绕灵枢跪行三匝俗称“环柴”，最后棺盖用木米槌敲紧。
畲族丧俗最大特点在于以歌哭灵，除死者直系亲属子女、媳妇外，六亲九眷的女客，均着素扎白，围坐棺旁，边哭边唱，以歌追念死者，寄托哀思，祈祷安宁，疚悔对其照顾不周等等。通常轮番哭唱，直到“出殡”、“下葬”。
超渡 殓前后，旧俗多有“做功德”或“做殓暝”（亦称“做会暝”或“做道大”）等迷信活动。前者由和尚或法师主持，后者由文科巫师（道大）主持，皆设置斋醮，诵经拜忏，且歌且舞。一般人只一夜“殓暝”，祭过祖度身入录者，可做三天三夜“功德”，若是自杀、他杀、舟车祸等非正常死亡的，还要加请武科巫师“拔伤”，以驱鬼求得“超升”。
不同于当地汉族的是，“做殓暝”，通常是由习“畲家道”的“道大”用畲语请“师爷”（本道神明），有的上半夜用当地汉族方言请神安灵，下半夜才用畲语招魂劝灵，对“亡灵”交待祖先曲折的历史，并请祖先照料、庇祐。
新中国成立后，这些迷信活动逐渐革除，以至一度消失。而80年代以来，个别地方又重新出现，但规模较小，套例亦简。
殡葬 要择吉日，凡遇上所谓“重丧”、“三丧”、“七丧煞”等不吉利日子，就停棺家中，待吉日再行殡葬，而出殡“拜柴”礼仪更为隆重。是时，由孝男主丧（旧俗孝男如未度身入录，则需延请已入录之族人主丧）。孝男头戴秆环，身穿麻片，脚穿草鞋（旧俗跣足），手执火把，率孝媳、孝女及其他至亲晚辈（各依辈分、亲疏分别戴孝）拜别灵柩，俗称“拜柴”。仪如“殓柴”礼俗，有的还手舞足蹈，有比较规范的动作，孝子孝孙直系亲属绕棺脆拜行先进三匝，后回头退绕三匝，其余哭灵女客，则从旁哭唱相伴。
出殡。往往请所谓学过“法”的先生作前导，以驱鬼“开路”，孝子、孝女、孝媳相随“护柩”。亲戚、朋友、乡邻则随后相送（俗称“送葬”或“送柴”）。多在途中设“路祭”，俗称“拦马祭”。灵枢上路沿途散发“纸钱”，俗称“分路钱”。
安葬。多土葬。一般选择园地的高壁挖洞穴，俗称“土圹”，置棺其中，石块封口，俗称“土埋”。有的土葬后经若干年（以三五年居多）后，择清明或冬节日，启穴劈棺收拾骸骨，放入“金瓮”（长鼓型陶瓮）再移置于山崖、岩穴，或土洞中，并以砖石封口，有的做瓮墓重葬，俗称“补葬”。家境宽裕的则直接修墓安葬，俗同当地汉族。
第二节 节日习俗
霞浦畲族注重节日。节日遍布各月，其名称、时间，与当地汉族节日大多相同，而其习俗则每有独特的内容。
50年代后，传统节日多有改革，一些法定的新节日逐渐进入畲村，成为节日文化的组成部分。
春节 俗称“年”。霞浦畲族以农历岁首为“新年”，非常注重。其俗以正月初一至初五为正年，称“五日年”。节日活动则往往延续到元宵，或至月底，有“元宵（或正月）未过都是年”之说。
初一交子（零时），家家争先“开正”：开大门，放鞭炮，且争点第一枝香、争挑第一担水，以喻事事领先吉利，小孩争先上山“摇毛竹”以期快快长大；主妇则早起拨开“隔年火种”，堆上干枝叶，不吹不扇，让其自燃（俗称“做热年”），以望自然兴旺。早餐先食糍（白棵）汤，俗称“行时”，以求“彩头”；或吃面条，寓意“长命”。当日，邻里相互“过家”串门，晚辈向长辈“拜年”，长辈则赐予“压岁钱”、桔子。家长一般不离家，以接待来访的亲友邻里，客至互相道好祝福后，以糖茶和自制糖果（炒米、籺〓、酥豆等）、花生、蚕豆等食品招待之。80年代后，多以瓜籽、机制糖果、桔子、苹果等待客。主客围集在旧年生起的火堆旁，边吃边烤火，俗称“看家火”。间有唱吉利歌以助兴。80年代后，收看电视节目，则成了一顶新的活动内容。
初二，青壮年男子往往扛火药铳、带猎狗，上山“发铳”，报祝猎神，求大发大利。旧俗“五日年”内不捕杀，现在，倒有真正打猎的。
春节祭祖，是畲乡一项重要习俗，俗称“做头祭”。日期各地不一，多在“五日年”内，或在“上八日”（初八）、“上元节”（十五），有的是择吉日。祭祖，同祖男女老少必须集中，按祭仪举行，祭毕，多有聚餐，俗称“食太公飰”。旧制，费用由“祖宗田”收入中开支，现在多按参加人丁分摊。
春节结束，畲乡还有“开年驾”即送年之俗。或由族长率本族男女在祠堂烧香焚纸钱，礼送祖宗神回驾。或由家长领小孩清扫庭院，从大门到内室，以及厨房、牛栏、畜舍，扫毕，将垃圾送到村外焚烧。
春节期间，对歌是青年男女一大活动内容。三五成群相邀结伴，赴会赛歌，或串门唱和，或拦路盘对。皆尽兴尽情，乐在其中。请吃甚为普遍，亲朋好友，互相邀请，吃年饭，喝年酒，猜拳助兴，或各带酒菜吃夜宵，宵宵不断。
走亲作客，此际最为频繁。作客得随带“手薪”（面食、时鲜果品等礼品）。还有禁忌规定，如某日不出行、七出八不归、初八不回家等习俗。男子在此期间多主动操持家务，以示对妇女的尊重。姑娘则偷空编织彩带，准备作为情人的礼物，或趁机学习技艺。
俗例，新年期间，不接火种，不讨债，不讲示吉利的话，不打骂小孩。有的乡村还举行体育竞技活动或延请戏班演出。50年代后，政府有关部门还专门组织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慰问活动。
元宵，俗称“做十五”。各地歌手相邀赶赴水门半岭“观音亭元宵歌会”。这一天，又是道教三官大帝中的“上元赐福天官紫微大帝”生日，牛胶岭等畲村尤信此神，敬神敬祖活动更为隆重。极早供起净面（清面），祈“天官”赐福。
拗九节（二十九日），亦称“后九”。中午，各家都以糯米、红枣、花生、桂圆、芝麻、糖、豆等九种食品，混合煮饭，供自吃或送赠亲友。俗谓食之能除晦气，却百病。
二月二 民间传说，本日为“土地公”（福德正神）神诞，亦为“七圣真君”、“巡海将军”等神诞，又为“百花生日”、“种竹日”。畲族信奉神明，各畲村多有“祭土地”和种竹活动。尤以东安岛瓮里畲村的二月二“神节”隆重，节前家家户户都得酿酒、蒸粿（年糕）、造糍（加碱染成黄色，称“黄金糍”或“黄碱糍”），办饭菜，租渡船，迎接客人。各地畲族宗人云集（多有非亲非故者），参加“神节”活动。当日，抬出宫中“福德正神”、“巡海将军”、“西法灵师公”、“郑师公”、“乌江元帅”等塑像、神牌，巡游村境，各家在门前焚香烧纸，燃放鞭炮或摆设供品，虔诚礼拜，祈求平安。晚上，举行家庭歌会，此起彼伏，乃至道宵达旦。50年代后，抬神游境极少举行，而延请亲友来村多以盘歌聚会代之。80年代后，节日会亲赛歌，则每况愈盛。
三月三 俗为“上巳节”，敬天地、祖宗。霞浦山区畲民有煮食“乌饭”（乌飰）的习俗。乌饭，即乌米饭，取乌捻树叶（俗称大号捻子乌），捣烂，挤汁或熬汤，浸糯米，置木甑蒸熟即成。其由来，诸畲村传说不一。崇儒一带畲村称：从前畲族人民在抗击敌人时，米饭常被敌人抢吃，于是把米饭染成乌黑，敌人怕中毒不敢食用，畲族人民能吃上米饭，有了气力，终于把敌人打败。或说：唐代有个畲族英雄叫雷万兴，有次被关进监牢，其母送来的米饭常被狱卒吃掉，万兴叫母亲把饭染黑，狭卒见状再不敢吃，万兴才得一饱，恢复了体力，后来越狱，战死沙场，后人在其忌日染食“乌饭”以示悼念。盐田一带畲村则说：祖先当初居住深山，曾以“乌饭丸”（乌捻树的果实）充饥。南乡、东乡畲乡则相传，始祖盘匏王爱吃这种饭，其子孙便以此做祭祖供品。后人又发现，以乌捻树叶做“乌饭”，色泽乌里发蓝，带有油光，色佳味香，且能开胃、防馊，于是，每年三月三都煮以祭祖。且有缅怀先人，准备春耕，祝福平安、丰收之象征，便成特有的习俗。以至称此节为“乌饭节”。
清明节 清明扫墓祭祖，俗与汉族相似，但畲族较普遍，且隆重。其特有的“三陀冥斋”供品，以糍制成，呈锥形、饺形，有的还捏成盘匏形象。
四月八霞浦畲族以此日为“牛王”生日，作为牛节，让牛休息。民间传说：古时田里只生五谷不长杂草，人们过于清闲而惹出事端，于是玉皇大帝命牛王到人间，按一定距离散放草籽，让人们有事可做，不料牛王贪图省事，一下子把所有草籽全酒落人间，结果杂草丛生，田园荒芜，人们苦不堪言。于是，牛王被罚永留人间，带罪服役，驮犁耕作，以草为食。后来，人们便以四月八牛王下凡之日，作为牛王生日。这一天，让耕牛解除缰绳，休息、洗浴，有的还给耕牛喂饲浸泡着泥鳅的米酒。修有“牛王庙”的金村，当日都上香礼拜。
五月节 节在端午日，是畲家一年之中仅次于“年”的大节日，插艾悬菖蒲、饮雄黄酒，辟邪祈福之类习俗多与当地汉族同。而族中或有民间传说，以本日为“盘护忠勇王”神诞，故畲家多在厅堂摆设香案，险重祭祖，所敬奉的祭品是此节专用的“菅粽”或“横巴粽”。菅粽，以菅草叶（野生或人工种植，割回后经沸水烫软）裹制成圆柱状，扎以棕叶丝，通常是五节，意寓五月节得五福，或言此似“龙首师杖”，或言以此象征先祖“征番”有功所得的皇上赐物：横巴粽，以竹箨或裸叶包制成横枕式，亦有一定寓意。这两种粽，米亦糯，而碱独佳（以“猴梨柴”烧灰泡开水滤制），加之制成后用大灶猛火煮熟，再以文火煨透，故质地特别柔韧，胶糯清香，分外可口，且可久置不馊，非平常白箬裹制的三角式粽所能比及。霞浦畲民，除敬祖之外，还常将这具有独特风味的节日食品，作为厚礼赠送汉族亲友。
封龙节 亦称“分龙节”，节在夏至后的第一个“辰”日（俗谓“夏至见辰就封龙”）。民间传说，玉皇大帝在这一天分派各处龙王，按时按量行雨。人们则在这一天，祈祝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旧俗，节日禁用铁器下地，以免误伤龙体；禁挑粪桶，不做秽事，以免冲渎神龙。爱唱山歌的畲族男女，利用歇节，每每举行赛歌盛会，以至“封龙节”逐渐失去本义，而成为畲家会歌的又一专门节日。
六月六 天贶节。民间传说，“土地公”在这一天曝银，人们在这一天曝晒衣服，俗称“曝霉”。
七月半 中元节，俗称“做半”，亦称“敬祖节”、“祖宗节”。汉族以为“鬼节”，畲族则为“神节”，祭祀十分隆重。各家筹办鸡、肉、鱼、米粉、面条、饭、笋、豆等，置于木盘，集中陈列于宗祠祭祖，俗称“祠祭”，或摆供自家厅堂祭祖，俗称“家祭”。
在节日前后，有结伴上山打猎之俗，称“秋社”或“秋猎”。
中秋节 霞浦畲族原无过中秋节惯例，后受当地汉族影响，也蒸米糕、买月饼、糖塔赠亲友。唯逛中秋时多有赛歌活动。或以中秋为祖宗秋祭日，举行祭祖。
重阳节 农历九月初九，霞浦畲族多成群结队登高，举行歌会。尤其南乡“小洪山歌会”和近郊“目莲山歌会”最为著名。另外，多有蒸制米糕，俗称“重阳糕”。
加冬节 立冬日，畲乡俗有杀鸡宰羊（每加滋补草药）、合家饱食的“补冬”习惯。同时时值小阳春，畲族习俗有登山、巡田，或到神庙卜问来年丰歉。俗称“探宝”。
谷神节 霞浦畲族传说：稻谷有“谷神”、“谷娘”和“种子仙”、“稻秧仙”、“青稻仙”、“黄稻仙”等“谷仙子”，分司各期生长。于是，每在收割完成时，在堆放稻谷的“楻埕”（禾场）庆丰收，举行娱神、谢神活动。俗称“谷神节”。
仪式在田头安放谷神剪纸或红纸条，摆设米饭、米酒，点香供奉，敬谢谷神，人们在楻埕歌唱嘻闹。水门一带畲村则别具一格，东家在割完最后一场禾，便备自酿米酒、肉炒米粉，邀请帮过工的乡亲参加，在田头设供，敬过神后，尽情地吃喝、歌唱、嘻闹，还推选青年男女各一名扮作“谷神”、“谷娘”，未婚男女皆扮“谷仙子”，且歌且舞，忘情狂欢。
冬节 节在冬至日，民谚：“冬节大如年”。畲乡普遍以糯米粉和水，捏制半月式的“米〓”（以萝卜丝、或肉、菜为馅），作为馈赠亲友礼品。前夕，家家团聚，人人动手搓“汤圆”（无馅），俗称“搓圆”，节日晨煮熟，先供神祖，后各食一碗，意寓佳节团圆。还有将汤圆粘于农具、粮仓，以祝丰年的习俗。
旧年 霞浦畲族以农历岁终“除夕”为旧年。每至年关，外出谋生的都得回家。民谣有：“有钱没钱早转厝，莫做葛藤踉路边。”腊月下旬前后，各家办年货、置家具、扫庭室（俗称“除旧”或“扫椽”），备办年货、造米酿酒、春糍，炊棵、烰炸蒸煮，准备“过年”。此期间，亲友还要互相馈赠礼品，俗称“送年”。一年间的债务都要加以理清，旧时无力偿债的往往得躲债，俗称“屈豆芽菜”。
“祭灶”农历十二月或二十五日，或二十四日。民间传说，“灶公”本日上天向玉皇述职，各家祭祀，俗同汉族，唯有些人家将破烂衣服或药碗，在深夜悄悄抛弃野外，俗称“送穷”或“送病。”大年三十（“除夕”）做“旧年”，最为隆重。年饭，俗称“长岁馒”，特别早而丰盛，合家团聚，吃年饭，祝吉祥。饭后，结彩张红，贴春联、门神、窗花，橱柜家私、篮篓，以至猪栏鸡笼都贴上红纸条，以示吉利。仓库里贴“银母”（纸箔）。家庭主妇得在灶膛里煨埋“隔年火种”（用燃而无明火的大块柴段。寓家庭年年不断炊不断火）。崇儒、水门、盐田等山区畲村，还在火炉塘，煨埋1米左右的粗树干或树根，燃到初一，以至元宵还烘烘作热为大吉大利。俗称“煨大猪”，或称“煴家火”。家长则给孩子们准备初一拜年的压岁钱。入夜合家团聚“守岁”，焚香放爆竹接祖宗神。村人相互串门走访，吃糖果点心，唱吉利歌，长夜不眠。80年代后期，“春节联欢晚会”电视节目，伴随大家渡过这个美好的夜晚。
第三节 信仰习俗
霞浦畲族普遍、长期地有着相当浓厚的图腾、祖灵和神鬼观念，因而有着多样性、多重性、神秘性和功利性的信仰习俗。这些信仰习俗，是其传统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对其社会文化的建构和发展，有过深刻的影响，但现在都已逐渐淡化、消失。
盘瓠崇拜
霞浦畲族留存着最具本民族特色的、古老的盘瓠崇拜－－一种揉合着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神灵崇拜的特殊信仰。
盘瓠，一作槃瓠、盘护，讳称“龙麒”（亦作“龙奇”）。崇拜者度视其为神奇降凡的天上星宿（亢金龙）、威灵显赫的民族英雄，推崇其为至高无上的民族始祖与保护神，尊称其为“忠勇王”。
霞浦畲族家喻户晓、代代流传着反映盘瓠崇拜的《盘瓠传说》，且郑重其事地将此整理加工成书面文字，作为族谱重要内容。较有代表性的有雷、蓝二姓族谱普遍刊载的《广东盘瓠氏铭志》、《帝喾高辛氏敕封图》、《盘瓠王坟图》，以及盐田洋边《雷氏宗谱》等刊载的《盘瓠王敕书》，溪南牛胶岭《蓝氏宗谱》等刊载的《帝喾高辛皇帝敕赐盘瓠王圣榜》等。
《盘瓠传说》，被改编成“祖公歌”，在特殊场合唱诵。其中《盘瓠王歌》流传最广、最久、最有代表性，而本县白露坑等处歌手改编的《高辛氏》、《陈锋氏》、《祖公出朝》、《高辛王》、《想歌》等，皆在县境主要畲族社区传唱。
《盘瓠传说》，还被绘制成连环画或组画，作为宗教偶像式的“祖图”，在特殊场合张挂，且施以极虔诚的祀奉。其内容大体相同，但情节繁简不一。其形式多为中堂式直幅，或长卷式横幅，画幅有多有少，画面有大有小，通常是每个情节绘一幅，并加简短的汉字说明。有的还另外加绘“三清图”（上清、玉清、太清之神像）。较大的宗族，旧时多有集资延请画匠精工绘制，有些畲村至今尚有珍藏。崇儒霞潭里珍藏的是清嘉庆四年（1799）绘制的宣纸本工笔重彩连环画，计4轴，每轴215×104厘米，30图（现存25图）；溪南白露坑珍藏的是清同治三年（1864）绘制的宣纸工笔重彩连环画，计4轴，每轴180×100厘米，20图；州洋梨坪湾珍藏的是清光绪三十年（1904）绘制的绢本工笔重彩组画，计4轴，每轴150×80厘米，4图（分别绘“揭榜”、“平番”、“封官”、“殉难”4个情节）。
祖杖，又称师杖，是盘瓠崇拜的神圣象征物，每在特殊场合与祖图配套受祀奉。杖以树根或树木雕刻制成，其首似龙非龙，杖长约与常人身高等。崇儒樟坑《蓝氏宗谱·龙首师杖志》称：盘瓠王游山狩猎，坠树桠而卒，同朝奏于帝，帝思功臣既非怀于人胎，死复不归乎中土，命将树砍回，召工匠刻盘瓠颜像，称为“师杖”。旧时，各房、族多有祖杖，有些畲村至今犹有珍藏。霞潭里珍藏者，首为龙，口含珠，系柚木所雕，涂以金色，身由自然树根略加修饰而成，涂以红漆，全长1.7米。
神牌，又称总牌，木制，上圆雕似龙非龙之首，中浮雕（或书写）“敕封盘护忠勇王神位”，置祠堂正中神龛内，作为祀奉礼拜对象。其两旁柱上每有悬挂（或张贴）楹联（俗称“祖公联”）：“功建前朝帝喾高辛亲敕赐名垂后裔皇孙王子免差徭”。这些，都是盘瓠崇拜的标志。此外，在霞浦畲族日常生活中，诸如妇女发型、首饰、服装、舞蹈，尤其是以盘瓠为中心的祭祀活动，及其山羊、乌饭、菅粽、横巴粽、黄金糍、三陀冥裔之类特殊祭品，都或多或少地保留着盘瓠崇拜的遗迹。
霞浦畲族盘瓠崇拜，还有好些禁忌。在旧社会，这种崇拜常被外族“借资口实，群相诟骂”，遭受歧视、侮辱、诬蔑、伤害，以致本族人长期以来，多不愿公开承认这种由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独具民族特色的特殊信仰，祭祀盘瓠的仪式及其有关活动，大多秘密进行，不向外族透露，祖图、祖杖、族谱、神牌等，更是秘而不宣，绝不轻易示于外人，从而染上相当浓厚的宗教式神秘色彩。
这种崇拜，本族中意见亦不甚一致，县内多数钟氏宗谱，都不记述与盘瓠传说有关的内容。《福建福宁府颍川钟氏宗谱·序》还指摘盘瓠之说“荒诞无稽”，是“愚陋”之“敝俗”！雷、蓝二姓畲族宗谱在刊载《广东盘瓠氏铭志》的同时，亦刊载《解盘瓠说》等专文，认为“盘瓠为狂谬之说”。
新中国成立后，实施民族平等，消除民族岐视，作为一个民族特殊社会意识形态的盘瓠崇拜，得到正确对待，具有族特色的祖图、祖杖、族谱、祖公歌、祖公联等等，一般不再保密，而被公开作为有特殊文化价值的民族、民俗研究资料受到重视。在本族中，随着社会主义物质、精神“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盘瓠崇拜的宗教式神秘心态，普遍日渐淡薄，其祀奉仪式及其有关活动亦相应日渐简单以至消失，有关盘瓠崇拜的禁忌均基本革除。
祖先崇拜
霞浦畲族素重祖先崇拜，普遍认为“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为人子孙当尽“报本追远之深心”，列“敬祖宗”为族规条训的首要内容，重视“明世系，昭祖恩”的有关活动，且普遍相信祖先有灵，能够庇祐福荫子孙，以至将祖先视为保护神，虔加崇拜、敬奉。其所崇拜、敬奉的祖先，不但有本郡头（蓝姓“汝南堂”，雷姓“冯翊堂”，钟姓“颖川堂”）的“历代远近一派宗亲”，还特别有从盘瓠崇拜意识所认定的全民族共同“始祖”：“敕封盘护忠勇王”。
“九族推尊缘祭祖”。长期来，祭祖是其最隆重、最虔诚最普遍的信仰习俗活动，形式主要节日祭、醮明祭和修谱祭等。
节日祭，按有关节日，定期例行祭祀。地点因地制宜，或于祠堂，或于众厅，或于家族中较大的私宅厅堂举行。挂祖图、立祖杖、启宗谱、设供馔（大祭牲供，必有山羊或家羊，以奠“始祖”狩猎山羊殉身），焚香点烛、燃箔放炮（爆竹），由族长（或推辈分高、年齡大的长者）主持，并领唱《祭祀歌》、《祖公歌》（或讲述祖宗传说）、瞻仰祖图，宣读祭文（或诵请先祖大名），而后按辈分先后，分男、女一一向祖先礼拜，有的还有施行程式化的舞蹈动作。大祭通常还有聚餐或巡乡游行。
醮明祭，俗称“做醮”、“做序头”，或“学师”、“奏名”，是一种最特殊、最隆重的祭祖仪典。民间传说，盘瓠王曾历尽艰辛，前往闾山、茆（茅）山学法，练就一身战胜精怪、灾害的高超本领。人们认为通过醮明祭的仪典，学师传法，度身入录，成为盘瓠王的正式传人，就能增强战胜邪魔，免受欺凌。于是，早先凡年满16岁的本族男子，均要单独或联合举行这一仪典。届时（多择冬季吉日），挑回祖担（雅称“游祖”，即放置祖图、祖杖、香炉、法器的竹箱），挂祖图、立祖杖、摆香案、设法坛，供牲具醴、焚香烧纸，由“本师”（学过师的前辈）且唱且舞，进行一系列“教度授法”仪式，受醮“弟子”则相应进行有关礼仪，应答礼拜，典毕，醮者得法名（如：钟学吉法名法宁），并将写有法名、祭期的红布条系于祖杖，谓正式“入录”。入录者在本族的地位、身分、待遇，无论在世与否，均高人一等。醮明祭，仪式甚繁，多延续三昼夜，且要大宴亲友，花费颇巨。此外，水漕垄、霞潭里、青皎、白露坑等处，畲族妇女还有做“西王母”之俗。祭祀程序与此略同。
修谱祭，俗称“封谱”，是宗谱编修完竣时的祭祖活动。合族聚会，仪式与节日大祭同，另每有设坛“做功德”之俗。旧例，“封谱”的谱牒，由辈分最低者缄封，由辈分最高者收藏。
20世纪以来，霞浦畲族的祭祖活动逐渐减少。醮明祭，在20年代已少见，50年代后基本消失；节日祭，在50年代后，仪式渐减，多按家庭举行，70年代后，绝大多数青年人已不参加这种活动。惟修谱祭，至80年代犹时有所见，但规模亦大为减小。
鬼神崇拜
霞浦畲族有相当部分人，相信“万物有灵”，鬼神观念在其精神世界中具有很大的统治力量。这些人崇拜、信奉着多种神灵，其中有道教的神仙、佛教的菩萨、自然界的精灵，而更多的则是土生土长的民间神祇，如大帝、大圣、大王、侯王、元帅、将军、先师、师爷、娘娘、夫人、仙娘、婆神，仙公、洞主、童子、童郎等等，数以百计，来路纷沓。对一方“土主”、一业专神礼拜虔，而据说与本民族有关的雷海青（田公元帅）、钟景琪、雷万春（兴）、钟老公、李仙娘等，更受推崇。这些“神明”，通常只是用红纸写成“香火榜”，供在住宅的神龛（左上方。右上方神龛供奉祖宗）或厅壁上，有的只供在野外，极少塑绘偶像、建筑宫宇。崇儒笕下樟坑大厝的正厅神龛供的是用整张红纸写的“香火榜”（右上图）：溪南瓮里的一条小渡船上（1989年见），则只有压三枝香，插一竹筒（代香炉），不足一尺见方的红纸“香位”（左下图）：足见其所奉祀的神灵无所不在，随遇而安。
近现代受汉族影响，始见少量宫庙。溪南牛胶岭1985年所建的“龙顺宫”，奉祀着当地洪山“灵华洞主”李仙娘，以及平水王、柳将军、马将军、镇洞将军、王将军、陈夫人（靖站）、婆神、林师公、罗师公等10尊塑像，另附田公元帅、郑二等两尊小像，前列10只香炉（中六，边各二），集众神于一堂。
畲族的鬼神崇拜习俗，贯穿于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节日敬神极频繁，斋供香火不断，农历每月初一、十五，多有焚香礼拜，以期赖神明庇祐；神诞祭祀特别隆重，多以一村或一族举行迎神巡乡，由族长主持，少则一天，多则数日；“做福”也相当普遍，其名有天地福、平安福、保苗福、完满福、还愿福等等。
人们若有遭灾患病，动辄指为神责鬼犯，基于此，求神驱鬼的巫术，在霞浦畲区颇为流行。巫师（俗称“王师”。师，音sāi），大多是经过“醮明祭”，传得“畲家道”“真法”者。其法事活动，基本与当地汉族相同（据说，当地汉族巫师之祖师为陈靖姑，也是传学闾山、茅山法术的），有文科与武科之分。文科要义是“求”，以歌为主，唱诵经咒，请求神灵护祐，以祈免灾难，各种“祈福”、“还愿”、“祝星”、“过关”、“度关”、“收惊”、“镇宅”、“做殓暝”、“做功德”皆属此；武科要义是“驱”，以舞为主，拟神腾跳扑打，“行兵动法”驱赶邪魔，解救危难，大凡为重危病人“做王”（包括“半场”、“全扬”）为非正常死亡者“拔伤”，以及遇特大自然灾害所进行求雨等的“超三界”皆属此。
霞浦畲族的鬼神崇拜还有种种禁忌习俗：神明下界日期，不做秽事；时交节气日子，不宜动土；恶煞当道日期，不宜出行；红白喜事，生肖相冲，必须回避；女人不能跨越犁耙、锄头、扁担、鸟铳等农具、猎具（因其各有神明所司）；迎娶期间，服丧者或孕妇不能接近等等。同时，还迷信算命、卜卦、看相、求签、看风水等方术，红白喜事要择日子，盖房造基要择坐向，甚至有情人因“八字”不合而告吹、建房因流年不利而拆改等等不可思议之事。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70、80年代以来，鬼神观念在霞浦畲族精神世界的统治力量逐渐丧失，不少迷信习俗已经逐渐革除，“人没神明跳跳走，神明没人翻跟斗”的俗话，在这里普遍流行，除少数偏远山区的老年人，大部分青少年，甚至中年人，都不再崇拜鬼神了。
宗教信仰
霞浦畲族杂散居处汉族社区，受汉族宗教信仰影响，极为明显。道教、佛教，都从汉族区传入，与畲族原有的一些信仰习俗揉合起来，而凡在汉族社会流传的一些佛诞神节及其活动，在畲族地区也同样流行。
霞浦畲族信仰佛教的为数不多，而出家为僧、尼的，更寥寥无几。（1989年，僧4人、尼1人）。旧时，在族聚居比较集中的地方，亦建有佛教寺庙（多由汉族所建）。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西胜寺、法华寺、半岭观音亭寺（以上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目连上、下寺（在马洋）、宝仑寺（在大京茶场）、占潭寺（在梨坪湾）老佛寺、龙居寺（均在墓斗）、白叶兰寺（在白露坑）等。
霞浦畲族信仰基督教，始于30年代初，由英籍牧师到草岗村传道，并利用当时县盐务局诬指村民贩卖私盐、来村抓人抢物的“私盐事件”，出面解决，而致全村大部分人信教。但数年后中止。80年代后，牙城田家心南墘、柏洋敖岭盖有教堂，有畲民百余人信教，据1989年统计，全县畲族基督教徒500多人。
第四节 社会风尚
霞浦畲族勤劳朴实、团结友爱、文明礼貌、热情好客、热心公益、安份守已，许多优良的传统礼俗，成为“家风”（门风）、“族风”，得以世代传承，社会风尚淳美亲靖。新中国成立后，在物质文明建设成就卓著的同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更是新风蔚然。
本节侧重道德习俗作择要记述。
团结友爱 霞浦畲族道德规范，“以孝悌忠信为本”（族规），以团结友爱为重，所流传的《盘瓠王歌》尾声称：“蓝雷（钟）三姓好结亲，都是南京（或广东）一路人，今日分散居各处，有事招顾莫退身。”流露浓厚的亲情意识，有着强大的凝聚力量。敬祖尊宗、孝顺和睦、亲善谦逊、互助合作、文明礼让、济难扶危……都理所当然地被视为社会公德和美德，其家庭、宗族、村落，大都构成重情感、讲礼貌、同甘苦、相帮衬的亲密共同体。“夫妇耦耕并作，朝夕与偕”、“其俗诚朴……男女相助力作”（傅恒：《皇清职贡图》），“家人嗃嗃，妇子嘻嘻，各食其力，亦无阋墙之事”（范绍质：《瑶民纪略》），与这里绝大部分的家庭状况相符，而宗亲、乡里间的人际关系也同样是相当融洽的。
问好让路。是最普通的规矩。平均熟人相遇，每每亲热地招呼问好（俗称“借问”），相问：“食去未（吃过饭没有）？”，“去哪里？”对老人还要请安，相问饮食起居，有的还鞠躬、揖拜。彼此称谓，严格按行第辈分，俗忌直呼长辈名字。且以见熟人、客人不理不睬为不礼貌、“没嘴鼻”、没家教，本人受责连及家长。若是路遇，不管熟悉与否，都主动缓步或止步，为对方（尤其是老人、挑担者）让路，通常是让对方行走左侧（俗以左为尊）或靠里安全的一侧（俗称“让路里”），挑担肩柱杖的，要放下柱杖，把担子转向路旁；若是经过小桥、矴步，则主动让对方（尤其是老人、孩童、妇女）先通过，危险地段往往伸手加以援扶、牵引。
互助合作。素有惯例。通常红（婚）、白（丧）、喜（诸庆）寡，修建房屋，必相帮协助。一家“做事”（或称有“好事”），只要打个招呼，甚至不必通知，各家都会主动前来，男女老幼凡能帮得上的，都尽力帮忙，一律不计报酬，主人则供给茶、烟、点心，以至饭、菜、酒。遇上白事，亲邻除帮工之外，还按照定例主动赠送钱物。对贫穷的死者家属援助更多。此外，农事活动中，多有帮工与换工，主要是落春或收冬季节，亲戚朋友、邻里乡亲互相帮助，彼此提供技术工、强劳力、辅助劳力和耕牛、大农具等，所提供的天数、工值，一般不作斤斤计较。50年代，“组织起来”的生产形式，适应这种固有的习俗，好些畲村人家百分之百地率先入组入社，当时草岗雷大钗互助组、路里蓝成财互助组，都是全省著名的模范互助组，青皎和墓斗片组织的畲族合作社，则是县里有名的先进合作社。1958年后的20年间，人们在人民公社大集体中，更是大互助大合作。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各农户、专业户、联合体之间，农事及其他经营活动的帮工、换工空前频繁，彼此提供帮助的范围更扩大了，所提供的天数、工值，一般也不大计较，而先富起来的一些专业户，则不忘大家的帮助，每每回头扶持以求共同致富。新村畲族青年蓝大福，成为名闻遐迩的畲乡“香菇大王”之后，为大家提供香菇等食用菌种植技术、资金、生产、加工、销售等多方面方便与帮助，自1986年起，每年提供无息赊贷的菌种和有关原辅材料，价值均在5万元以上，1989年达8万元，每年都有100多户菇农得到帮助，发展了食用菌生产。
勤劳耐劳 霞浦畲族热爱劳动，俗以勤劳耐劳为美德。男女老少，凡能劳动者，无不主动、刻苦参加劳动。少年儿童在六七岁便开始放牧、打猪草、砍柴禾……老年人只要还能走动，都尽量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全半劳力常年参加劳动多在300天以上，每天劳动则多在10小时左右。
人们评价一个人，以至民间嫁娶选择对象，每以是否勤劳耐劳、“肯做又会做”、“放下锄头就拿〓”为主要标准。劳力精强，难活能揽、重活不惧的“全把式”、“村人家”备受赞赏、器重：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懒汉，普遍被鄙视。
妇女更是素以勤劳称著。旧时，“福宁府属，妇女皆裹脚”，只有畲族“乃因耕作之便”一概例外。她们“日与男子同耕耘”，除风俗所禁忌的部分农活之外，所从事的劳动“内外悉如男”，而在家里所操持的家务、所进行的家庭副业生产，则大大超过男子。有些畲族家庭，内部家务反而由男子料理，户外劳动，包括砍柴、赶集都由妇女承担。一位成年女子，挑上百把斤担子往返几十里地是习以为常的。她们一年之中难得有几个体息日，乃至“生子愈月，服农事如常，日止哺儿一次。”新媳妇下田，也是司空见惯之事。新中国成立后，不少妇女破除旧俗，犁田、耕地、插秧，样样都干，出现了全国农业劳动模范蓝品妹为代表的一大批劳动能手。50年代，当地汉族普遍以“劳动嫂”作为畲族女子的尊称。现今，畲族女子保持劳动本色，不让须眉，活跃在劳动生产第一线，顶着发展畲村经济的半边天。
热心公益 霞浦畲族风俗视公益事业为善举，人们对宗族、村落的公益设施，如道路、桥梁、水井、公共建筑物，皆乐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主动积极地参加兴建与维护，即使是族外、村外的公益事业，只要有所相关或力所能及，也会踊跃乐从。这在明、清定居以来，早已成为传统良风。县境内现存古道，古桥、古建筑的石碑（如，溪南“霞浦大路”碑，牙城杨家溪桥碑）集资名录上，每每有雷、蓝、钟姓人氏，而未留下姓名的出资、出力者，更是不计其数。“福宁山民会馆”（三明会馆），所以能办成“同臻宗人于福利”的民族民间社会公益团体，自始至终都赖于以各地宗人对公益事业的热心。
新中国成立后，畲族人民把公益范围不断扩大，热心所及至整个中华民族。1950年畲族人民还非常贫困，而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大家“有多少力量，拿出多少力量”，纷纷把做工、卖柴、织布、编斗笠、打草鞋所得的钱、粮食，以至把家里仅有的金属器皿、平时不轻易戴用的银首饰等都慷慨捐献出。当时只有21户畲族人家的墓斗片石塔里村，也尽心尽力捐献了1465公斤谷子、500只鸡蛋和一些现金。
合作化以后，人们生活在集体（合作社、人民公社）中，对公益事业更为热心，大凡修公路、建水库、盖会场、办学校、建设水（自来水）、电设施，往往不计报酬，出大量义务工。县里修建溪西水库，好些非受益区的畲族社员，也自带粮食、被盖，去当义务民工。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后，人们对公益事业的热心，有增无减。据3个畲族乡统计，从1984年6月至1988年底，群众集资办学金额即达150多万元，其中崇儒、盐田两乡，都是集资60万元以上的全县集资办学先进单位。而修建乡村公路、安装自来水、照明电之类，更是出钱、出工，不遗余力。食用菌专业户蓝大福，致富后为家乡兴办公益事业，至1989年捐资达1万多元。
对于公益事业，共产党员、基层干部更是以身作则，带头奉献。水门大浿村党支部书记蓝其宋，1986年为建造小学校舍奔忙，连女儿患重病送医院抢救也顾不上；1987年为修建水电站，摔断左腿，伤未治愈就上工地，当线路架到各自然村还差2万元资金时，便毅然卖掉两头大猪，把1000多元全数投入。在其带动下，村民主任蓝有金献出女儿陪嫁的1000元，家家户户也都再次集资把钱凑足；1989年修村际公路，蓝其宋全力以赴，在山洪暴发时，带一位党员，顶着狂风暴雨连夜赶到石拱桥工地，冒着生命危险排除积物，随即卖掉1000公斤谷子，垫付修桥师傅工钱，并包下师傅的吃住，终于修完石拱桥。他从1986年至1989年连续被评为县优秀党员，1989年被评为县先进工作者。
对于公益事业，老人们也普遍热心，素有清理环境卫生的习惯。州洋洋当厝、长春路里、水门后山等畲村，都有几位老人常年把公共场所、路径打扫得干干净净。
热情好客 霞浦畲族从来十分热情好客，俗以敬重客人为常礼，居处越是偏远者，待客越是真诚热情，来客无论亲疏远近，甚至毫无沾亲带故，都会受到欢迎。会讲“山哈话”的，更是被视为“自己人”，显得特别亲切，不管走进那个畲家，都不愁吃住。汉族客人则倍受优厚礼遇。过去，有些畲村在正月初，尚有鸣放爆竹“啸客”之俗，即来客先在百步外以燥竹声为号，主人必倍其数以应，喧豗不绝，声震村野，甚为隆重。
客人一到，主人马上移凳请坐（俗以进大厅为尊贵，入厨庖为亲热），端汤洗尘，随即敬茶敬烟，茶必定是新沏的好茶，有的给稀客贵宾奉上双碗茶，表示特别敬重，请客也尽量用好烟，若是稀客贵宾或比较亲近的戚友，还要请糖煮荷包蛋（多是鸡蛋，2～4只因地因人每有定例），或米粉、粉扣、面条之类作为点心。一家来客，近邻往往都会送点心。
来客后，主人连忙筹米买菜，有的还特地上山猎取野味，或下海捕讨小鲜，有的则拿出贮藏的好东西，以至杀鸡宰鸭，即使十分贫困的人家，亦不吝罄其所有，以至赊借，三餐都尽量以好饭好菜好酒款待客人。旧时“有客傍客边，客去断臊腥（荤味）”的情况相当普遍。吃饭时，客人先上桌、坐大位，由家长相陪（旧时，妇女、小孩都不上桌，或待客人吃完才上桌），近邻也常会自带酒、菜，与客共聚。客人端饭、添饭都由主人代劳，吃罢离桌，主人便端热水请洗漱。夜间，往往还要请客人吃点心。住宿，也是以一家最好的房间、被盖招待客人。此外，各畲村大都盛行陪来客唱歌之俗，尽情尽兴，极为友好欢快。
若逢节日歌会，更是以能多请客、请好客引为荣耀与快乐。水门“观音亭元宵歌会”，半岭及其邻近畲村，各家各户历来都尽力接待各地的来客，近年每户一天之中请客多的达七八十以至上百人次，少的也不下二三十人次，一餐花费往往会是全家好几个月劳动所得。溪南白露坑、瓮里、州洋墓斗、青福等畲村，各户节日歌会请客亦每以数十人次计。
遵规守法 霞浦畲族温顺安份，恪守法纪。对政府颁发的法令及民间制订的规约，每每奉为行为准则，遵从不逾。
家庭、宗族、村落对其成员训戒、管教甚严，社会治安相当宁靖“间有茛莠之徒，其长老父兄谆谆告诚，以为败类，深自愧耻。”偶有发生不轨、忤逆之事，通常都有习惯法处理，视其情节，轻者受责备、赔礼道歉、罚放鞭炮、挂红布，重者“合族攻之”、“谱内削名”、“革逐治罪”，以至“鸣官究治”。因此，在畲村中很少发生丢失东西、虐待妇女、恃众逞凶之类违法乱纪现象。即是县境城乡屡禁难止的赌博，在畲村也不多见，下岐山等畲村，素有“赌风吹不进”之誉。
新中国成立后，霞浦会族更加遵规守法。50年代，普遍订立“爱国公约”、“听毛主席的话，走共产党的路”，“增加生产、励行节约、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拥护人民政府，响应政府号召。主动交公粮、纳税收，维护社会治安。
在“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中，霞浦畲族亦不瞎起哄，极少有人不生产“闹革命”，参加所谓“造反”活动，社会治安基本稳定。
80年代后，民主法制深入人心，茶岗等畲族村普遍订建设社会义精神文明、民族团结、普及法制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治安管理公约》、《文明之家守规》、《护林防火公约》等乡规民约，增强守法观念。茶岗村实现“六无”（无打架斗殴、无聚众赌博、无偷盜行窃、无投机诈骗、无乱砍山林、无买卖婚姻），成为全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单位”（1987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1988年）。
现在，霞浦畲族人民进一步把自己的行为纳入社会主义法制规范，更加增强民族政策观念、民族团结观念，祖国观念和爱国意识。
第四章 语言
全国畲族说两种语言：居住在广东省博罗、增城、惠东、海丰4县约1000多畲族人，说的是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的语言，它接近瑶族布努语炯奈话（毛宗武、蒙朝吉：《畲语简志》）；占全国畲族总人口99％以上的畲族人说的语言，接近汉语客家方言，但跟现在汉族客家人说的客家话又有所不同，它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均有自身的特点。现在，这种语言是99％以上畲族人通行的交际语，畲族人称这种语言为“山哈话”或“畲话”，霞浦畲话就是它的一个地方变体。
霞浦畲话属于闽东片畲话中的一支，跟闽东片的福安畲话、福鼎畲话比较，霞浦畲话受当地汉语方言影响较大，保留的古成分也相对少些。语音方面，福安畲话声母〓在霞浦畲话中已变成θ，现在，不少霞浦畲族人更进一步用s来代替θ了；韵母中，福安畲话－m、－n，－?，－p、－t，－？全套保留，而霞浦畲话－m已消失，部分地区－n、－?已经相混，－p已基本消失（仅在个别词语中保留），－t、－？亦有部分相混。词汇方面，除了当地汉语方言—霞浦畲话的借词还渐增多外，用霞浦畲话词语代替霞浦畲话中同义的古词语的现象也逐渐增多。此外，语法中用霞浦话结构代替霞浦畲话原结构的现象也有所增加。
霞浦畲族社会组织结构，自入迁以来，便与当地汉族相类似。但作为一个单一民族，其家庭宗族、村落以及民间社会团体，还具有相当明显的民族特点。
第一节 家庭
霞浦畲族，以家庭作为生产、生活和社会组织结构的基层单位。其家庭大多属于一夫一妻制的父系小家庭。
家庭结构
畲族家庭，大多是一对夫妻加上未成年的子女作为核心成员组成的小家庭（“核心家庭”），或再加上前辈老人（夫方或妻方的父母、祖父母），而形成稍为扩大的核心家庭。
入迁初期，几乎全是小家庭，定居发族之后，体现封建宗法权威的大家庭逐渐增多。人们把数代同堂、人口众多看成是家庭兴旺的标志。一个家庭里往往有两对或两对以上没有分家的同一代夫妻，加上各自未成年子女和前辈老人，组成多核心的大家庭（“联合家庭”）。这种大家庭，在白虎坑、水漕垅、清水壑、青皎、岚青、塆里、草岗等受封建文化影响较深的大宗族、大村落尤为多见。以草岗为例，该村畲族自清乾隆入迁以来，长期都保持大家庭制，直到20世纪20年代，尚有一家四代同堂、人口多达48人的典型联合大家庭。其家庭成员及其关系列示如左表（其中口表示男性，O表示女性，＝表示婚姻关系〓表示同辈血缘关系，｜表示上下辈关系）。
时至当代，联合大家庭已越来越少，一家10口人以上还没分家的更属罕见。柏洋西坑岙岭雷桂增（向平）一家四代同堂，人口多至22人，也于1989年分成四家。
据调查统计，霞浦畲族每户平均人口，1953年为3.17人，1989年为4.13人，绝大部分都是小家庭。以全县最大的畲族自然村白露坑为例，1989年全村168户，635人，平均每户3.8人。每户人数分组统计情况如下表：
其中每户3～4人的小家庭，占总户数62％，占总人数58％；每户5～6人的扩大核心家庭，占有相当比例：每户7～8人的大家庭，占总户数4％、占总人口8％，而这些大家庭中，有半数以上（4户）是一对新婚不久的夫妻，不便马上分家，实际还存在着不稳定因素。若以世代统计，村中一代之家25户，占14.8％；两代之家102户，占60.71％，三世之家41户，占24.40％。三代同堂多是独子户，或父母跟随分家后的已婚子女共同生活。没有四世之家。全县诸畲村的情况，亦大体如此。
家庭关系
霞浦畲族家庭，与当地汉族相类似，是以平衡的夫妻姻缘关系和垂直的亲子血缘关系组成的。其中，父母子女的血缘关系居主要地位，夫妻姻缘关系是为发展血缘关系而处于从属地位的。但所受封建礼教的束缚，比当地汉族稍为宽松，“家人嗃嗃，妇子嘻嘻，各食其力，亦无（少）阋墙之事”（范绍质：《瑶民纪略》），家庭关系比较融洽。
家长（家主、户主、当家人），居支配地位，对内主持、统管家庭事务，掌握全家人的命运，对外全权代表家庭参与宗族、村落的社会活动。其意见，家庭成员都得尊重和服从，尤以一些大村落、大宗族、大家庭为甚。家长通常是男子，父亲去世，儿子继承；丈夫去世，儿子尚幼，妻子暂代，儿子成年再继其位。家长年迈，儿子已长成，可以先行接替。
家庭中，男尊女卑的现象相当普遍，但没有当地汉族那么严重。宗祀由男子继承。男子有财产继承权，女子一般没有继承权。女儿出嫁从夫居，所生孩子从父姓。但有女无男，留女招赘，宗谱载“无子而产育有女者，即将其女留家招赘，入赘为嗣，此是祖宗血缘，有所遗留也，可入正系图派矣”。赘婿通常要照例改从妻家姓氏，特别是汉族入赘者，更要改姓，所生孩子亦随母姓，以保证这一招赘家庭有父系继承人。无子无女多以侄为嗣，或抱养子女，传宗接代，承继宗祀、产业。抱养女儿而后招赘的相对更多。嗣子、养子、养女及寡妇再嫁带来前夫所生的儿子在家庭中的地位与亲生儿女等同。招赘的女婿不予歧视，可以继承财产。
霞浦畲族“男女皆力穑，夫妇同耕作”。妇女劳动处于与男子同等重要的地位。其经济收入并不低于男性，体力也不亚于男性。其家庭地位比当地汉族妇女高。大多数主妇可以参与家庭重大事务的商讨、管理，不少家庭实际由主妇当家。丈夫虐待妻子之事件极少发生，而丈夫如果赌博、酗酒等，倒常受到妻子的训斥。女子外出对歌或参加其他活动，不受封建礼教约束。有些畲村，女子还同男子一样，享有财产继承权。有些家庭，甚至留女儿在家招赘，却让儿子出赘别家。有些地方，发生纠纷斗殴，也往往由妇女出面调解、制止。此外，传说畲族祖婆是公主出身，结婚行大礼，新郎要跪拜，新娘则免之。丈夫死亡，妻子不一定戴孝。寡妇改嫁另招男人“上门”成亲，亡夫的亲戚，一般很少干预。但在旧社会，绝大部分妇女，在家庭中以充当贤妻良母服侍丈夫为应尽的本分，任劳任怨，逆来顺受。在社会上，不能参加祭祖等重大活动，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更不平等。白露坑歌有“当先书语男人传，〓尔女人是无缘”之句，据说，从其祖公开基以来，女子就没有读书的。此外，家有男客，主妇只能端茶、端饭，而不能上桌作陪。
“一家珍重是生孩”，生男孩普遍高兴、贵重，生再多的女孩也一定要生个男的。过去不少地方“生女留长，余悉溺之”。寡妇再嫁，虽然比当地汉族相对自由，但仍多认为不祥、命贱，多少还受人歧视。
长幼在家庭中不大平等。长子有支配财产和继承宗祀的优先权，除痴呆、恶疾、夭亡、无能等特殊情况外，是家长的当然继承人。俗语有“长子阿爷（父亲）职”、“长兄为父，嫂为娘”之谓。兄弟分家，一股“长子不离居”（保留原住屋），或者分得最好的房间，其他兄弟，按长幼依次分配，其余财产也是长子多得，其他兄弟再平均分配。旧社会有田产的，还先留“长子田”、“长孙田”（一般不超过总数的十分之一）。丈夫死去、子幼，妻子管理财产。妻子改嫁，则由同胞兄弟或侄儿继承或管理，若无子媳，则归亲房兄弟继承。
一般家庭，老年人不能参加劳动，便处于从属地位，不参加家庭管理，年青一辈的夫妇便居主要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封建制度的解体，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霞浦畲族家庭也相应起了根本变化，家长制逐渐削弱，民主协商、男女平等、尊老爱幼、团结互助的新家庭关系逐步形成。以血缘关系为家族重心的旧观念，也逐渐向以姻缘关系为重心的夫妻、子女感情融合的新观念转移。旧道德、旧礼仪规范，也逐渐被社会主义新道德新风尚所取代。家庭财产支配与继承，也都随着社会的变革失去了必然的联系。但是，诸如男女双方的财产、地位与身分，对建立夫妻关系的影响；妻子生育与否，生男与生女在家中的不同位置；父权、夫权在家庭生活中支配作用的大小；直系血亲对嫁入的外姓女子的态度和约束等，这几千年的家族封建残余，在社会生活中，还是相当复杂的问题。
亲属 称谓
霞浦畲族亲属，包括血亲和姻亲两大系统。血亲是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等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以及堂兄弟姐妹及其子女；姻亲是指通过缔结婚姻而形成的夫妻、亲家、妯娌、翁姑、岳父母等亲属，以及连襟、妻舅等等。此外，还有接养、义亲等等。其称谓，部分与当地汉族相似，而相当部分则明显有自己的特点。
实际生活中，夫妻之间，过去流行着“有仔随仔叫、没仔那（只）叫居（佢：他、她）”。即生了孩子互称“居阿爷”（他爸）或“居阿奶”（他妈）；没生孩子，只好以“居哟”相称。除此，丈夫还常以“某处人”称妻子，如妻子是后地村的，就称“后地人”等，长辈往往亦如此相称晚辈媳妇。现在，夫妻之间大多直呼其名。
妻子嫁到夫家，通常是依子辈称谓。如称丈夫的兄弟姐妹为“阿伯”、“阿叔”、“阿姑”；称丈夫的伯、叔、姑为“伯公”、“叔公”、“姑婆”等等。但对翁爹、婆母，常是随丈夫称“阿爷”（或“阿爸”）、“阿奶”。对晚辈，通常也随丈夫直呼其名，旧时则多随子辈称“阿哥”、“阿姊”等等。
父系亲属称谓
祖父母的兄弟姐妹及其相应的配偶，均在与其相应的父辈称谓后加“公”或“婆”，如“阿伯公”、“阿叔婆”，“阿舅公”、“阿妗婆”等等。与其同辈的其他长者，亦习惯称“阿公”或“阿婆”。
堂表亲，分别在相应的称谓前加“堂”或“表”。习惯称呼，堂亲不加“堂”，而表亲则需加“表”。
直系亲属中长辈、平辈的称谓，通常还标以“大、二……细”等以示长次序列，如“大伯公”、“二叔婆”、“三伯”、“四婶”、“五哥”、“细妹”等等。非直系亲属的称谓，通常在其名字后加称谓，如“学吉公”、“克宜叔”、“双勋哥”等等。
父亲的姐妹，都称“阿姑”，惟临近县城一带，长于父者称“阿孃”（ānüǎn）、次于父者称“阿家”（āgā）。
不少地方，对嫁入的女性，习惯在其称谓之前冠以籍贯，如“栖胜妹”、“草岗嫂”，“过洋姆”、“水漕垅阿婆”等等。
霞浦畲族的母系亲属，习称“娘奶亲”，在亲属中关系极为密切，尤以母舅为诸亲中之至亲。母舅有相当的权威：外甥，外甥女出生、满月、周岁、十六岁，定要报请母舅，母舅送礼最丰，所受礼也最多；外甥、外甥女婚嫁，母舅要插手过问；外甥女出嫁前，要先由母舅请“做表姐”，其他亲戚方能继之；出嫁时，还要母舅抱上轿；外甥结婚，要向母舅行跪拜大礼，办酒席，要请母舅坐大位；新郎一定要向母舅敬酒：外甥分家多由母舅主持，夫妇纠纷，也多请母舅调解；外甥犯事，母舅有权管教以至打骂，外甥如果忤逆母亲，除跪母亲认错外还要跪拜母舅认错；叔伯没有这么大的权利。母亲去世，先要向母舅报丧，并跪迎其入灵堂，待其见过遗容，方可入殓盖棺。
在实际生活中，妻子对夫家的母系亲属，通常依子辈称谓。如称丈夫的表兄弟、表姐妹为“阿表伯”、“阿表叔”、“表妮姨”；称丈夫的舅、妗为“舅公”、“舅婆”等等。母系的堂表亲，习惯不加“堂”，而需加“表”。母系长辈、平辈亲属亦以排行序列，称“二舅”、“四姨”、“大表兄”、“细舅公”等等。此外，母舅所在村中凡与母舅同辈的，无论是否亲戚，一律以“阿舅”相称，父系其他亲属，亦同样称呼，故俗有“娘奶康（糠）厝讨，猪屎也叫舅”之谓。
霞浦族妻系亲属，习称“妇娘亲”，在亲属关系中也相当密切。丈夫对妻系亲属的称谓，基本是与妻子对这些亲属的称谓相同：称岳父为“阿爸”，称内兄、内嫂为“阿哥”、4阿嫂”等，称岳母为“阿奶”或“阿姆”、“阿婶”均可。
父系亲属对妻系亲属的称呼，通常都降低辈分，以相当于母系亲属的相应称谓称之：双方父母互称“亲家”、“亲家婆”等，丈夫的父母、兄弟姐妹都称妻子的兄弟姐妹为“阿舅”、“妮姨”（姨娘），都称妻子的伯叔姆婶为“伯公”、“叔公”“伯婆”、“叔婆”等等。
其他亲属
霞浦畲族还有义亲、抱养亲等等，当事人之间虽无血缘或姻缘关系，倒是相当密切的。
义亲，既有纵向的义父子（女）、义母子（女），也有横向的义兄弟（妹）、义姐妹（弟）、义姐兄。过去几乎遍及每个畲村，其中与汉族的结义，占有相当比例。其称谓：
纵向义亲，主要是担心孩子娇贵（或多病，“命相”不好），不易养活，借拜认义父母得到庇护，一般到孩子过完“十六岁”为止，但也有继续作为亲戚的。旧社会也有一些青少年或中年人，为不受欺凌而拜认汉族中有一定身分、名望的人作为“义父”；新中国成立后，有不少畲族学生尊重教师，拜认教师为义父（母），如梨坪塆一带就有20多名学生，作畲乡先进教师张松发的义子（女）。横向义亲，多是志趣相投的成年人，结拜兄弟姐妹，其中以本民族间同性男女的结拜居多。异性结交则多是一些互相爱慕的情人，无法缔结姻缘而保持的一种特殊关系。
寄名亲，在旧社会颇为流行。人们把孩子寄名于神、佛或自然的石、树等，称其“义父”，祈求庇佑。
抱养亲，也相当普遍。无子女者抱养子女，抚养成人，赖以养老送终，延续宗祀。其关系与一般血缘亲属相似。其称谓亦与一般血缘亲属类同，只是有一部分子女称其养父母为“阿叔”、“阿婶”，或“阿伯”、“阿姆”。
霞浦畲族除亲属之外，在日常生活中通常称老人为“阿公”、阿婆”；称中年人为“阿伯”、“阿叔”、“阿姆”、“阿婶”，称青年人为“阿哥”、“阿嫂”、“阿俤”、“阿妹”或“阿俤仔”、“阿妹仔”。对平辈或晚辈，多直呼其名。外来客人，尤其是汉族人，通常称“先生”、“师傅”、“同志”、“书记”、“主任”等等，知道其姓氏者，在称谓之前，冠以姓氏，或加一“老”或“小”字，如“老王”、“小林”等等，也有在其姓氏之后加“的”字，如“陈的”、“黄的”
第二节 宗族
霞浦畲族以雷、蓝、钟为主要姓氏，李、吴和其他杂姓亦占少量比例。以同姓近祖的家庭联结成“房”（房支），若干房支又联结成“族”（宗族），形成一种具亲近血缘关系的社会结构。故谚称“山哈山哈，不是共房就是叔伯”。人们在人际关系和社会整合方式中，相当重视强调这种宗族（血缘）关系。
房
房，作为宗族的支派，源于兴旺发达的大家庭，一个大家庭蕃衍分析后，便出现了房支，各房支继续蕃衍之后，为了分别近亲，又会再分出若干新房支。各个房支通常接长幼序列依次称为钟“长房”、“次房”、“三房”……或以文字为房称。各个房支的归属及其序列是相对变动的。如，溪南白露坑始祖钟孙七，为钟安第七子，钟安系钟昇长子——其父辈等，属于钟昇派下长房而孙七本人则属钟安派下七房，肇迁白露坑后，生四子，其派下分“江”、“河”、“海”、“汉”四个房支，“江”房派下又分为“福”、“禄”、“寿”、“喜”四个房支……400余年间，房支－－分再分，据不完全统计，至1989年，属钟孙七派下的五代近亲的房支便有28个之多。
同房支的家庭，大多聚居一村，也有外迁另行发衍。如白露坑钟孙七派下的“江”房，居本村，其后辈有一部分则派居上坎、台江、西安、菖蒲、南门山、小湖、半月里、牛胶岭、岚头……“河”房迁山建后，“海”房迁瓮里，“汉”房始终居住本村。白露坑现有钟氏居民，大部分属“汉”房派下。
同房支的家庭，称为“共房”、“共寮里”、“厝下人”，关系密切。而五代以内同房支的家庭，称为“厝里人”，关系更亲。房支之中，辈分最高、年岁最大者，最受敬重。
房支有的设立房谱（俗称“支谱”或“谱仔”），据1983年崇儒畲族调查，霞坪、新村、后地等各姓氏都有房谱。“宗谱之外复设房谱”，以“便于稽览”，“详本支而略房系，取亲其所亲之义也”。
族
族，是“房”上一层的结构，由血缘关系较为亲近的若干房支组成，它包含有家族、宗族，以至氏族、民族的多种内容。霞浦畲族对“族”的重视程度大大超过当地汉族。
宗祠（祠堂）霞浦畲族比较集中的村落一般都建有祠堂。至1989年依然留存的还有上水、霞坪、鲤鱼山的蓝氏宗祠，半月里、墙围里的雷氏宗祠，梨坪塆、白露坑的钟氏宗祠，牛胶岭的蓝氏（雷、钟二氏合祀）宗祠等。
祠堂建筑基本相似，多是土木或砖木结构的四〓单层统间瓦房。大厅正中设置大型神衹牌（俗称“屏风”），上水等处的屏风还安置在精雕细刻的“香亭”内。屏风正面书写（或刻）：“××堂（蓝姓汝南堂，雷姓冯翊堂，钟姓颕川堂）历代远近宗亲香位”，内有活动夹层木板，书写自本支开基祖先以来的所有亡者名字、排行、生卒“八字”。屏风前设有香炉，其个数因姓而异：蓝姓6个，雷、钟各5个。厅柱贴有“祖公联”和“祖德难忘谋业远遗恩泽大孝思不遗藏蘋蘩时荐水泉香”（牛胶岭祠堂联）之类怀祖内容的楹联。
祠堂主要用于祭祀祖宗。霞浦畲族祖灵观念很强，崇拜祖先，以作宗族体系的精神支柱。不少宗族都有成套的祭祀仪礼，代代相沿，隆重异常。每年春节与旧历七月十五（或清明与冬至），各大祭一次。平时宗人亦偶有进香、礼拜、下愿，祈求祖先庇佑。大祭期间，合族还要举祭传说中的本族共同始祖“盘护忠勇王”。据各地宗谱称：“盘蓝雷钟四族”“一脉相连”，同为“盘瓠氏”后裔，在广东凤凰山尚有同祀“盘瓠王”的“总宗祠”。
祠堂多属同姓同宗，也有同姓不同宗（迁徙时间或地点不，甚至不同姓（但必须是畲族）的合一祠堂（如牛胶岭祠堂）。姓、宗不同，祭祖时一般要分开进行。祭祀结束后，族人在祠堂里聚餐。此外，修谱、重要议事等，亦在祠堂里进行。
没有祠堂的村落，“族”的组织也是客观存在的。除特别重大的族务，要派人到原居地祠堂办理外，一般的祭祖、修谱（小谱），议事，多在一村中的“母厝”（本支迁入最早的祖房）众厅，或族长、法师等有法名者的大厅进行。
旧社会，各“族”多有公田、公山等，其收入供轮流祭祖支用。新中国成立之后，族产取消。族中公共开支均由族人临时筹集。
宗谱 俗称“家谱”，亦称“族谱”、“家乘”、“家世类集”。“家之有谱，所以考世系，别亲疏也。”以作本“族”发展的文字记录。人们把编修宗谱视为宗族中至为重要的事。认为“族”中可以没有祠堂，但却不能没有宗谱。全县诸姓奋族，几乎都有宗谱，仅此次修志编写组查阅的就有186部，其中利湾、上水、牛胶岭的蓝氏，霞坪、洋边、葛藤塆的雷氏，后地、过洋、白露坑的钟氏，以及雁落洋的李氏、南山的吴氏等等，均保藏有相当完整具有特色的百年老谱，大多又同时有重修的新谱，有的还保藏有几种重修本。如茶岗的《冯翊郡雷氏宗谱》，就有清同治十二年（1873）、光绪二十九年（1903）、民国31年（1942）和1962年、1978年历次编修本，百年间编修5次，平均20多年修一次。县内各畲村大抵是20～30年重修一次。每次修谱，各地同宗的各房支都要派人“会谱”。茶岗1978年修谱，除了本地各房支外，福安、福鼎等外县以至浙江泰顺、平阳等外省房支的“叔伯人”，都汇集在一起修编“连环谱”（总谱）。历次修谱，还举行祭谱、封谱等礼仪。
霞浦畲族修谱，都在定居发族之后，尤以清代晚期与民国时期为最盛。新中国成立后至60年代，基本中断；70年代后期，重新兴起；80年代更趋普遍。新修的宗谱，封建宗法内容多被剔除，修谱中的一些封建迷信活动也明显减少，人们多以此作为寻根问祖、凝聚家族和民族的一种手段。
宗谱详细记录一族血脉宗亲延续世系，包括每个成员的名字、行第、生卒“八字”、婚娶生养，及墓葬等情况，重要成员还有生平事迹述略。大部分家谱的“谱头”保存有与本族有关的盘瓠传说、源流序列、行第排行、族规家训、公产记载，以及一些官府文告等文献资料。且有凡例序言之类文字（详见《附录》）。
族规 约束宗族成员的行动。本县畲族许多宗支，亦多有族规，或“祖训”、“条训规则”、“圣谕广训”等。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成为宗族成员所遵循的习惯法。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族规有关封建宗法规定多已废弃，而其中提倡尊老爱幼，济危扶贫，勤劳节俭，和睦谦让，戒除赌博、淫逸、酗酒、斗殴等内容仍被人视为行为准则。
族长 过去较大的房、族，多举有族长（父老，头人），通常由一族之中辈分高、年纪大、办事公正、有一定威信的老人担任。作为“族”的代表，拥有族权，在一族中，可以按照习惯法主持或负责处理族内事务和族际间的各种纠纷、公共事务。如制定并执行族规、主持祭祖和修谱事宜、调解或裁决族人的民事纠纷、保藏族谱祖图及祭祀用品、收缴并掌握族产租金、主持兴办公益事业，修缮祖房、修建祠堂、宫庙、道路、桥梁、水利等；对外交涉官司案件、联络宗谊、参加族际社会活动等等。
由于畲族居处分散，族长实际无法兼顾各村族人事务，清末民初后已没有多大的号召力，此后的族长，其实多是同住一村的一房或若于房的地方性“自然领抽”（小族长），本宗族内部事务的处理，有一部分由小族长代理，无形中大族长和小族长有了分工，各负其责。族人对大小族长及族中其他长辈都相当尊敬、尊重。旧社会，族长往往被官府利用，有的甚至与官府匀结，征粮课税，抓丁派役，左右一切地方事务；尤其民国23年（1934）实行保甲制度后，有的成了保、甲长，充当统治者的代理人或助手，成为鱼肉百姓的地方势力。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权建立，族长随着封建宗法制的消灭而废除。畲乡一切民政、民事，皆由基层干部统一掌管。但是，各处仍然出现一些热心公益事业、为族人拥护的“自然领袖”，主持一些诸如修谱之类的宗族事务和修桥补路、济危扶灾之类的慈善事务。
排行 房、族中以“排世”与“排行”，序列族人的长幼辈分。
排世，即“行弟”排列，以不重复的文字为行次，作为不同辈分的标示，及其命名（世名）的根据。此与当地汉族相同。
排行，则是畲族特殊的序列方法，各姓略有不同。蓝姓以“大、小、百、千、万、念”六字为行次，雷姓以“大、小、百、千、万”五字为行次，钟姓以“大、小、百、万”四字为行次，皆不断循环、周而复始。以此作辈分长幼的标示，并辨别民族、姓氏及血缘亲疏远近。男女都有排行，死后作为讳名，男称“××郎”，女称“××娘”，载入族谱。男性排行，可以包括赘婿，女性排行与同辈姐妹一起排，不随夫家。
草岗雷姓畲族自一世至十五世的排世与排行表如下：
其具体例子：一世念二，万行×；二世法清，大行十；三世应旺，小行十四；四世文魁，百行十三；五世启辛，千行二十……他们的讳名分别是雷万×郎、雷大十郎、雷小十四郎、雷百十三郎、雷千二十郎……
在排行中，有些姓氏、宗族的讳名还有自己的一些规定，不很统一。如水漕垅蓝姓有男不排一、女不排二（有些地方是女不排七）的惯例，只有“蓝×二郎”、“蓝×三郎”、与“蓝×一娘”、“蓝×三娘”……据说，“蓝×一郎”、“藍二娘”的位置，留给不满16岁的天亡者。
排行，每若干年由族长与几位长辈，按排名者出生年、月、日、时的前后顺序，进行排列。排定后，不向外宣布。因此，畲族男女在生前不知道自己的行次。男性死后，由其孝子向族长索取行次；女性死后，由其兄弟向族长索取行次，交给外甥。女性在生前若备好棺木，其兄弟便可向族长提前索取行次，通过一定的“讨位”仪式，郑重交给外甥放棺木内保存，待其死后才启封。
霞浦畲族诸姓的排行，至近、现代逐渐革除，现在已基本消失。大多房、族，只以行弟排世作为辈分长幼的序列。
第三节 村落
霞浦畲族村落（村部），俗称“畲村”，是一种以地缘关系为主体的社会组织结构，而霞浦畲族多以血缘相近的同姓聚族而居，较之当地汉族，明显地牵连着血缘关系。
明清入迁伊始，多是单一同姓近亲相聚在一处进行开发，逐渐由游耕和狩猎经济发展为定居的农耕经济，以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形成家族村落。“村”这一地缘关系社会组织结构，与“房”、“族”这些血缘关系组织融合并存，往往村就是家、族，家长、族长就是一村之“长”。
继而，一些有姻缘关系的异姓家族进入单一同姓近亲的村落，出现了有几个姓氏的亲族家庭集合体的亲族村。由于畲族实行相当严格的民族内婚制，所以这类村落还是基本以蓝、雷、钟等几个族姓氏为主体的家族村。
晚清、民国时期，福安、福鼎等邻县，又有相当数量的畲族移民，迁入霞浦境内畲村，形成多姓氏杂居村落。邻里虽无亲族关系，却都有盘瓠崇拜习俗，公认盘、蓝、雷、钟四姓都有“血亲”和“姻亲”关系，所以人际关系十分融洽，与当地汉族的多姓氏杂居村有明显差异。
长期以来，霞浦畲村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民族市场和经济中心，一般交易都要到邻近汉族地区进行，因而很早就与周围汉族村构成相互依赖、互为补充的共生依存格局。所以其定居聚落，一般都与汉族村落交错分布，若即若离，既与汉村保持一定距离，又相离不很远，多数在1～5公里左右，既有相对独立性，又有密切交往依存关系。随着历史的发展，民族关系的密切，有些村落甚至逐渐变成畲汉共居村。在区位上，畲汉两族结成了很深的共生关系。
据1989年调查，全县畲族聚居的行政村190个，畲族人口占30％以上的有49个，具体村名、畲族人口占该村总人口的比例如前表（上页）。
全县畲族居聚的自然村有501个，畲族人口比例占60％以上的有381个，其中畲族人口比例占90％以上的有186个。这些村落规模不大，平均约17户、75人，最大的白露坑186户、635人，最小的只有一两户、几个人。单一家族户村落、亲族户集合体村落，和移民户多姓杂居村落都占一定比例。其中开发较早、发族较多的村落，以一个姓氏（宗族）为；，迁居较迟、发族不多的村落，则是多姓杂居的。下页是300人以上的畲族自然村姓氏分析情况表（“所占百分比”，指某姓户数占全村总户数的百分比）。
有些同一村落同一姓氏的住户，不一定是同宗族、同房支的近亲，迁居较迟，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户，多有这种情况。例如，同是石浿墩的雷姓住户，分别从福安溪前瓜溪、康厝半山及穆阳满山等处迁来，均非同宗近亲。
一个村落可能有几个宗族（多以一个为主），而一个宗族也可能分散在几个村落。
霞浦畲族宗族意识强烈，多数畲村历来自然形成一种准“自治”机构，以维持村境共同利益，维持村落社会秩序，管理乡里共同生活。这种机构在家族村、亲族村通常与“房”、“族”合，由族长、“头人”掌管，在多姓氏杂居村虽有“村”的机构，但亦以大“族”的族长为村长。民国中期，实行保甲制度，畲村大权大多归于保、甲长。
霞浦村管理的惯例是村议事，多由全村性的会议形成，或由村中各家族有威望有影响的长者组成，以决定本村公共事务，调解村内重大纠纷，随时制定和调整本村的乡规民约，不断完善本村的习惯法；有的还介入家族、宗族纠纷、裁决财产权转让分配，甚至形成民间文书契约，签字、画押，照例生效。执行对村落的保卫，对侵害村利益的人进行处罚、制裁等等；还组织迎神祈福、请戏赛歌，为村民提供社会交往条件，扩大各个不同亲缘间的地缘关系，为村落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村落成为人民政权的最基层行政单位，若干个自然村构成行政村（大队），建立村（队）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基层支部等基层管理机构。大批畲族基层干部（支部书记、村长或队长），管理畲村事务。畲村中人际间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联系，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但血缘纽带的联系，彼此间的亲情关系并未中断，村落间的关系比以往、也比当地汉族更为密切。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健全，畲村利益进一步得到保障，同时也兼顾或服从于更大范围的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
第四节 山民会馆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福建提刑按察使司“向山民劝改妆束”的《告示》，发到福宁府，各地“山民”代表（多为族长，或其他头面人物），陆续前来领取。当时城里没有畲族专门客栈，代表多感不便，因而动议集资建馆。经分头筹集，第二年在西门外校场头，买下四〓瓦房一座，依照《告示》中“山民”之谓，并仿照当时颇为盛行的“会馆”之称，名为“福宁山民会馆”。专门接待畲族宗人（住宿免费，伙食自办），并在厅堂设神牌，偶有祭祀活动。
民国元年（1912），“霞浦县西附城区乡农会”成立，会址设在会馆内。这是当时唯一以“山民”为主体的团体，会馆逐渐成为一方“山民”联络议事之所。时因民国初建，地方建制未健全，新规无循，旧矩难蹈，各地民事纠纷迭起。常在会馆聚会的各地头面人物，倡议把会馆办成真正的同族性团体，对内加强本族团结与联系，对外维护本族利益，作为本民族凝聚与依靠的力量。于民国2年（1913）春节期间，公举霞浦岚青的雷天何（有传）牵头负责，西附城的蓝齐业、蓝萼芬（乡农会正、副会长），田岗的蓝起斌（嘉斌）、白露坑的钟学吉（有传）、宁德的蓝鸿庚，福安的钟××，福鼎的蓝××等为董事。此举得到浙江云和名绅蓝宝成（韶九。清末恩贡、教渝，民初县参议长）的赞同，于次年推荐其刚从浙江政法学校毕业的次子蓝文蔚（喜庚）来霞浦，参与办理有关事务。
蓝文蔚认为以“山民”名称稍嫌土俗，依其谐音改“三民”，意为帝喾高辛所赐之盘、蓝、雷三姓之民（钟、李、吴均入赘婿姓。或谓指畲族实际的蓝、雷、钟三大姓）。旋又嫌此与民国“三民主义”之称混同，而改为“三明”——其音仍与“山民”相谐，意则以日、月、星（或为福、禄、寿）三星高照，有纳吉呈祥之“彩头”，遂定名为“福宁三明会馆”，简称“三明会馆”。
当时，废科举、兴学堂，但畲民上学多受刁难，浙江泰顺、景宁等处，均发生不准畲族学生入学的较大事件。泰顺畲民经蓝宝成介绍，来到会馆请求帮助，蓝文蔚便以“福宁三明会馆”董事律师名义，直接到泰顺起诉，顺利打赢这场官司。影响所及，景宁畲民入学官司亦获胜诉，畲族生员入学问题得到解决，山民会馆声望亦随之震扬闽浙畲区。
一时，许多畲族宗人纷纷要求加入会馆。至民国5年（1916）左右，有霞浦、福安、宁德、福鼎、寿宁、罗源、连江、闽侯、泰顺、平阳等10县，蓝、雷、钟、李、吴诸姓2000余人（户），先后成为会员。每户鸠金数角、数元不等，计集银元1000多元，谷物、食品等相当数量。“福宁三明会馆”便成为闽东以至浙南畲族主要聚居区畲族民间社会公益团体。
民国8年（1919）8月，仰仗名绅王邦怀（瑾卿、俊民。民初县知事、省咨议会员）帮助，购买下北社乘驷后境（今松城镇旗下街3号）的砖木结构六〓大瓦房一座（分前后二进，占地面积近700平方米）。经修整，前落大厅作为祭祀及重要聚会场所，中庭设大型神龛，安置从罗源大浿头祖祠分灵的木雕涂金大型神牌（“总牌”、“龙头牌”）。上端雕刻似龙非龙之首，正中刻“敕封盘护忠勇王神位”。柱上悬挂金字漆板楹联：“功建前朝帝喾高辛亲敕赐名垂后裔皇孙王子免差徭”。大厅两侧壁间大书：“盘蓝雷钟李吴”。前后落廊庑的其他房间多装修作为客间。门额大书：“福宁三明会馆”（蓝文蔚题）。此后，会馆真正成为一方畲族联谊及公共活动的中心场所。
民国9年（1920）春节，霞浦西乡（含今柘荣）、南乡、东乡、附城区以及福安、宁德、福鼎、寿宁、罗源、连江、闽侯、泰顺、平阳、云和、景宁等县均派代表前来聚会，并参加祭祖等活动。祭祖活动极为隆重，由雷天何等董事及各处族长轮流主持，连日分批举行。自此，祭祖成了会馆的一大要事，每年春节必有大祭，清明、七月半亦多有举祭。
会馆董事，只有蓝文蔚长期驻馆，其他虽不常驻，则都为“山民”义务服务。族内纠纷，以“都是自己人”调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外则为“山民”做主，代写诉状、代打官司，维护本民族权益。如福鼎浮柳村，畲汉蓝、高二姓发生山林产权纠纷，会馆出面干预，使蓝姓畲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霞浦南乡多起畲汉海埕纠纷，皆由会馆出面而得到解决。
驻会馆的，多是来霞浦办事或做生意往来的宗人，仍按老规矩，免费住宿、自办伙食。有几位来“福建省立第三中学”（闽东第一学府，原“福宁中学堂”，今霞浦一中）就读的外地畲族学生，常年寄宿。亦有个别无家可归的单身汉，在此落脚谋生。
山民会馆建立以来，各地宗人不时在此聚会，沟通信息，商洽兴办学校、修建祠堂、架桥铺路和救灾扶危等公益慈善事业。当时会馆经费来自会员交缴捐献，比较充裕，尚能给一些项目以若干资助，个别宗人遭遇天灾人祸，亦可获此救济。
会馆还是优秀畲歌荟萃与流传的重要场所。董事之一的钟学吉，利用会馆提供的客观条件，收集素材，编写歌本，有“歌王”之誉，为优秀的民间文学艺术家。爱歌成风的宗人，住馆期间，亦以歌为乐，大量转抄。致使钟学吉以至白露坑的畲歌，在闽东、浙南等畲区广为流传。
民国15年（1926），发生一起畲汉人命官司，董事蓝起斌代理原告，向县衙提出上诉，董事蓝文蔚为“状师”。不料被告通过亲戚买通法医，加之毕业于福建政法学校的县知事郭荦，对蓝文蔚怀有成见，遂致原告败诉。蓝起斌以“诬告罪”反坐，被判处徒刑半年。蓝文蔚等极力上诉，亦无法挽回。山民会馆的威望为之骤减。
民国16年（1927）4月，陆军退伍排长林宝琦叛乱，占据县城，自称“自治军”，向地方索饷，山民会馆亦遭劫难，蓝文蔚等逃避出走，常驻会馆的雷新甫等亦全部走散，会馆关闭。不久，海军陆战队从宁德三都派兵来霞剿办，县城收复后，会馆被其占驻。数年后，海军陆战队撤离，山民会馆仍无法恢复活动。
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在县境内蓬勃兴起，农村土豪劣绅设立“民团”进行对抗，收捐派款，敲榨勒索，并配合国民党反动军队，向革命根据地疯狂“围剿”，进行惨无人道的“清乡”、“移民”，不少畲村首当其冲，加上高利贷者逼债，土匪的骚扰，大批畲民背井离乡，逃至山民会馆避难避债者，常达百余人，厨房不够，四处结石为灶。会馆成了“山民”避难所。民国26年（1937），原主持董事雷天何去世，会馆由其子春华（春芸）、其侄春生（春荪）继续管业。
40年代初，雷新甫等4户先后住进会馆前落，二户每年向春华、春生交租谷二担，后落的二户租谷减免。
民国35年（1946），闽东畲族宗人商议重兴山民会馆，推举霞浦蓝玉轩（原凤平镇镇长）、雷春华、雷春生、蓝兴元（西乡人，保长）、雷金发（福安籍，新甫之子，霞浦中学毕业生）、钟学通（福鼎长岗人）等为董事，并分头发动、募集资金、木材。当年11月，主持董事蓝玉轩向霞浦县政府提交《修建三明会馆》申请报告。业经县长刘仇签署，呈报福建省政府核准在案，成为经官方注册认定的“苗夷民族”（按当时《福建省统计年鉴》之称）“公益团体组织”。经局部修缮馆舍，添置床、椅等零星用具，会馆恢复了对宗人来城缮宿的接待及祭祖等活动，并在神龛增设“本民族抗战阵亡将士灵位”神主牌，追祀其英灵。蓝玉轩常住会馆，各董事亦时有聚会，共谋宗人利益。如法华畲民李春荣设网捕鱼，长春几个汉人说海里的鱼是汉人的，将其鱼网夺去，蓝玉轩等以团体名义，致函闾京镇镇长厉亦和，要求主持公道，终责成肇事者交还渔网，陪礼道款，保证不再重犯。
新中国成立后，山民会馆活动基本中止，其房产则由老住户雷新甫等代管使用。唯逢年过节，各地还有些宗人前来拜祖或访问。1966年，“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将会馆的“盘护忠勇王”等神牌焚烧，神龛、匾额、联板等亦被捣毁。会馆完全变成普通民房。现房屋尚存，前后两落还基本保留原有格局。
近年来，随着民族政策的实施、民族文化的弘扬，“福宁山民会馆”日益引起畲族同胞的关注，有关地区的宗人不断前来寻访、探问，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研究人员亦不时前来视察、调查。这次结合修志，郁田写了《福宁山民会馆调查报告》。
第二章 物质生活
本章所记述的物质生活，包括服饰、饮食、居住、行履，及其所蕴含的社会经济习俗和所体现的人民生活水平。
第一节 服饰
服装
霞浦畲族传统服装，色重黑（青）、蓝（靛蓝），间以少量白色及其他颜色。式样因性别、年龄、地域而异。其中女子上衣、凤冠、长裙，男子礼服、鞋帽等尤为突出，长期被视为一方一族的标志。
女装 霞浦畲族妇女上衣传统式样，为古典右衽大襟式小袖服，最具一方民族特色。布色纯黑，比一般汉装稍长（75厘米左右）。襟角为斜角。服斗和领口、衩角，分别刺绣图案或花边，色彩红艳斑斓，工艺精细讲究，纹样华美而富有寓意。立领，领口有一金属圆扣（铜质或银质）。右衽角至腋下以布条制琵琶带系结。两侧衣衩内缘和袖口内有滚镶（重复缝纫）添条，袖口卷折外露。内有套肩，没有口袋。式样因地而异，分西路式和东路式。
西路式：是霞浦畲族典型的代表服式，故又称“霞浦式”，流行于县西、南、中部和东部一些畲村以及福安东部地区。其特点，在于前后衣片长度完全相同，内左衽也是大襟式，也有服斗和系带，可以两面翻穿，逢年过节或外出做客穿正面，平日在家或外出劳动穿反面。领口低窄，中部最高处约2厘米。大襟一般是20厘米，服斗12厘米。服斗的刺绣集中在上角，左侧延伸至中线，右侧尽襟边，斜长16厘米，垂直6.5厘米，宽1～10多厘米不等，由1～3组图案组成，每组称为一“池”，宽1～3厘米，以红色为主。习惯以所绣组数，分称“一红衣”、“二红衣”、“三红衣”，或按领口绣花，分为“花领”、“一行领”、“二行领”、“三行领”。青年妇女所穿的，服斗绣花偏宽，最宽的“三红衣”，三组花样并列达10厘米以上，领口多为花领，绣工特别精细，多作为盛装、礼服；老妇和少女所穿的则偏窄，多只绣一条1厘米左右的小花边，反面服斗及领口都没有绣花，只在袖口、两侧衣衩内缘添条、套肩、系带，和相应部镶蓝色（一九蓝）布块或布条，也具有明显的地方特征。
东路式：是霞浦畲族另一种重要服式，流行于县东部水门、牙城、三沙等乡镇大部分畲村，及福鼎县多数地区（故又称“福鼎式”）。式样、绣花与西路式基本相类似，但只能单面穿。其特点是有复领，分大领和小领，领口较高，中部最高处约5厘米。盛装，领口装饰两颗约2厘米大的红绒球（俗称“杨梅花”），球底托十几片布叶子。有的盛装背后还装饰银制小薄片。右边大襟有两条长过衣裾的红色飘带。袖口添边，配以红色布条，或加滚其他颜色或印花红布条，两侧衣衩内缘滚镶红色添条。有些少女装没有绣花，只用印花红布缝在服斗上。
全县畲族女子贴身一般都有红色或蓝色的兜肚（俗称“肚仔”）。结婚时一律穿白色衬衫一传说，唐代漳浦畲族祖先遭陈元光镇压，畲女被迫嫁唐军士兵，内衣尽白，以追念死去的亲人，遂相沿成俗。
女裤 与当地汉族类似，旧时是大裤头、大裤管，没有口袋的“便裤”（平裤），唯重黑色，有的长度稍短，称“半长裤长过膝下至小腿之半。
绑腿 又叫脚绑或脚暖，包扎于两脚小腿部。是畲族妇女过去独特的一种装饰，兼作防护、保暖之用。整幅呈三角形，宽28厘米，长55厘米，多以白色龙头布缝制，末端有红色缨络和紫红色长襟，打扎后将红色缨络垂于小腿上，穿长裤的，亦如此打扎。50年代尚有使用，60年代、70年代后已极少见。
围裙 即围兜，是霞浦畲族传统服装中重要的配套品。俗称“拦身裙”，东乡受浙江平阳话影响，则称“合手巾”。由裙头、裙身和裙带组成。裙身呈梯扇形（下端宽且呈孤形）或长方形，常刺绣有花样，长略过膝，质料、颜色多与其衣裤相同。式样也有西路式、东路式之分。
西路式，亦称“霞浦式”。裙身，色黑，呈梯扇形，长（高）33厘米，上宽33厘米，下宽60厘米，正中12厘米外两侧有对称的折迭，每侧5～7条，每条宽0.7厘米，长5厘米，或与裙身相等，折上有刺绣。两侧边缘，滚镶蓝色窄添条。做工讲究的，两侧和上方均滚镶红、黄、蓝、白、绿多种颜色相间的添条，排列成彩边，紧靠彩边往往刺绣丰富繁缛的图案。裙头，色蓝，宽6.5厘米，两端布耳，系以白色素面棉线织带，带宽约4.5～6厘米，长约2米，两端呈须穗状。系时，裙带先往后围，再转前围，在腰部正前方打结，余下部分垂于围裙正中央。相传，此象征宫服之“国带”。黑白分明，与两侧绣花相映，显得格外秀美庄重。少女用的围裙，以小红带系之，有的还要再系上宽边织花带。
东路式，大体与西路式相似。但裙身多呈长方形，长40厘米、宽47厘米。节日使用的，亦绣花；常用的，裙身上中部加一层淡绿色的绸布作为装饰。裙带一律是编织成有几何或文字纹样的花带。
大裙 即畲族妇女结婚时专用的长裙。黑色、素面，四褶，长过脚背，分筒式和围式两种，皆系于衣内，与上衣相配，显得古朴典雅、庄重大度。同时系束宽大的绸布腰带，或系佩大绸花，其色多蓝。现代有些地方受汉族影响，改穿红色或其他颜色长裙。
凤冠 原称髻（畲语“荟”，音géi），又称“公主顶”。是畲族妇女结婚和随葬的独具风格的专用冠戴。尖顶圆口，戴于发髻上，以红绸带或料珠串扣于下颏。其结构特殊、复杂，冠体内层以竹箨圈制，外蒙黑布或深色布，正中上部装一精致银框小方镜，并配微形剪、尺、书、镜等物件，传说是高辛帝皇后凤冠遗制，能趋吉辟邪，冠顶以竹篾编织成金字塔形骨架，外蒙红布，各面贴缀大小不一的银片，上部后侧及前两侧，各缀挂一蝶形银饰，上各缀挂五串各式小银片，两端饰玻璃料珠串，尖端装饰二片三角银片和红缨络。装饰的银片均凿吉祥纹样。
婚礼凤冠，还羁系遮面银饰，俗称“线须”（畲语，音siāngxū）：由一块长方形银牌（俗称“大牌”）和九串银饰薄片组成，整体若帘，垂于面前，银牌多双龙抢珠图案；银片则为鱼、石榴、梅花等寓意吉祥图案。由于凤冠银饰多，造价贵，一般人结婚均临时借、租，而入殓则改用简单的只作为象征性的凤冠，用竹篾做内层骨架，外蒙黑布，其上只缀若干廉价的金属片。据崇儒等处畲族老人说，先前新媳妇参加劳动仍然戴“荟”。改戴尖顶花斗笠，只是近百来年的事。
东乡畲族凤冠，别具一格。据说，较明显地体现着畲族图腾信仰的标志。其形似截顶牛角，上罩小块红布和滚有褐、白、红相间的方格纹粗布，正面镶两块长方形银片，装饰乳丁纹及各种花卉纹。两侧有垂叶，后部成一脊，末端垂两条细飘带，悬挂一块约11厘米长的木簪和各色料珠及三角银片。
畲族老年妇女，习惯包扎蓝印花布头巾。
男装 霞浦金族男子多“短服”、“褐衣”，穿着比较简单、朴素。日常衣裤与汉族相似，唯质料较粗，多〓布，色重靛蓝或青（黑）。劳动时，有的还套穿靛蓝〓布“?裆”，兼短裤与围裙之用，并披白色龙头布汗巾，有的还习惯包扎蓝印花布或蓝色素面头巾。
结婚礼服，颇具特色。通常为右衽大襟无领长衫，裾长过膝，色以靛蓝居多，亦有青黑或灰色，领口及大襟钉铜扣（或布纽）5枚，多为素面，有的在胸前刺绣方形盘龙图案，其四周滚镶红白相间的添边，衩口绣以云纹。婚礼中，以大红绸布从左肩至腰斜扎，在边上打结，剩余部分下垂作为飘穗。随葬礼服，同结婚礼服，但不扎红绸。“死人扮礼身”之俗，保留至今。
此外，旧时少数殷富者有短褂加穿于大襟长衫之外，对襟，无领，以蓝楷布缝制，正胸直列铜扣（或布纽）5枚，前后衣片以黑布厚添（5厘米×10厘米）相连于腋下，添上及相连处刺绣图案或花边。
鞋帽 畲族鞋帽，富有民族特色。传统鞋子，为圆口黑布厚底（千层布底或木底）有鼻鞋，其上有外突红色的中脊。中脊一道的，称“单鼻鞋”，女子专用，方头，鞋口边缘以红、黄、绿等色线镶制，或有绣花。中脊两道的，称“双鼻鞋”，圆头，男子专用。传统有鼻鞋，民国后逐渐少见，大多仅作婚礼与随葬的专用鞋，现在婚礼亦少用，惟随葬尚有所见，平时所穿的鞋子，与汉族完全相同，只是特别偏爱黑布鞋、黑布胶鞋和草绿色帆布胶底鞋（解放鞋）。此外，旧时还有一种以桐木为底，前上方钉3厘米宽桥状包布棕条的木履，和木底布面的木底鞋，多为雨天外出穿用。
黑缎宫帽，俗称“红缨帽”或“红包帽”，是畲族男子专用礼帽，整体青黑，宽沿外敞，顶缀以2厘米大的铜质圆球或红布球，球顶下垂以红丝线编成的缨穗。民国以来，逐渐改为圆沿礼帽（高帽），均专用于婚礼与随葬。
由于畲族服装，富有民族特色。清光绪年间，刑部主事钟大焜到福宁，发现“山民”“纳粮考试与百姓无异，惟妆束不同，群呼为’畲’，山民不服，时起争端”，便“向山民劝改妆束，与众一律”，并报请福建提刑按察使司发布专门《告示》，称“其妆束诡异，未免动人惊疑”，要求“山民男妇人等，务将服式改从民俗，不得稍涉奇讶……授人口实”云云，该告示虽称当时山民“无不踊跃乐从”，但实际上霞浦畲族中除南乡罗浮、赤沙等个别散居村改从民俗外，绝大多数畲乡仍保留其传统服饰。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畲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畲汉民族交往的加强，畲族服饰逐步趋向汉化。年青男女除婚嫁和重大庆典活动仍按传统服饰穿着外，大多都颇讲究时兴服装及各种装饰品，经济发达的社区几乎是畲汉不分了。但多数乡村老年和部分中年妇女，则基本保留着传统民族服饰。百年寿终服饰，基本沿袭旧例。现仍有不少成衣匠，专业缝制畲族传统服装。据调查，松城镇西关街两家畲族服装店，1989年加工的传统服装，即达580多套。其式样讲究大方，刺绣趋向简明，质料讲究精细，土〓布已为条绒、纯涤沦、呢、的确卡、假哔吱、真哔吱所代替。毛料和针织品已属常见。
80年代以来，连衣裙、茄克衫、牛仔衣、蝙蝠衫、健美装、迷你服等时装相继进了畲村。畲族传统服装，也出现了民族风格与时代气息相结合的创新品种。最有代表性的是，崇儒汴洋畲族女青年成衣匠雷英设计的大襟刺绣连衣裙，选用乌黑丝绒，上部吸收西路样式，衣领、服斗保留刺绣花领和三“池”刺绣图案，腋下仍以蓝色琵琶带系结，而两袖改短，袖口加绣花边，并改平肩为泡泡肩：下部结合“大裙”款式，但稍短，裙脚滚绣白色花边，腰间配以围裙，并挑绣图案，边缘加绣花边，再系以红缨带。把传统上衣、大裙、围裙融为一体，显得典雅端庄，在1989年宁德地区首届“金裳银饰”时装大奖赛中，获“畲族服装设计特别奖”，备受赞赏。闽东畲族革命纪念馆、地区畲族歌舞团，先后订制100余套，国家民委也特地购买、收藏。许多县、市民委和文化部门也纷纷订购。
发式
霞浦畲族发式，男子与汉族无异，女子传统式样则大有殊别，亦长期被视为一方一族的主要标志。
女子传统发式，婚前婚后亦大不相同。未婚少女较为简单，通常盘梳成扁圆形，以红色绒线（或棉纱线、毛线）两束，一束自上而下压于发角，一束自前往后围一围，压于发顶，形似红边黑绒帽，额前留“刘海”（齐眉）。或将红色绒线夹杂发中，编成辫子，挽盘头上成圆帽状。一般不佩戴饰物，有的夹有一两枚银饰或头夹。
已婚妇女，甚为特殊，且随地域服装之异，亦分为西路式和东路式。
西路式，亦称“霞浦式”，是典型的古典式畲族“盘龙髻”（又称“凤凰髻”）。发式复杂，云髻高鬓，夹以大量假发扎成。梳扎时，先把头发分为前后两部，后部约占三分之二，其间置放支长约20厘米、直径约3厘米裹着黑布的竹箨卷筒，用红绒线扎紧其中段，往上折，呈斜角，使后端头发膨松在后脑勺突出，呈瓜辫形，前端与假发用红绒线扎紧，让假发至前顶呈侧扁型垂下；前部头发分成左右两股，旋成小股，从左往右绕过头顶，至前顶与垂下的发束汇合缠扎，接着陆续增添假发，把整股头发从左往右盘绕于头顶，呈螺旋状，用发夹固定，最后用大银笄横贯发顶中央，形成昂扬屈曲、独具一格的盘龙状高髻。
东路式，有少、老之分。少妇发型，头发分前后两部分，前部右侧头发扎上一束红绒线，往右边拢，与左侧头发合拢，以发夹固定于耳上，后部头发用红绒线扎紧，从左往右，盘于头顶。额顶缠裹一黑色丝织头巾（俗称“青帕”）。中老年妇女发型，在脑后结一盘髻，类似汉族妇女“髻纽”，但较大而扁平，套以发网（俗称“髻纽〓”），插戴发夹和银花，过额前裹黑色丝织头巾。
50年代后，发式随服装逐步汉化。现在，绝大部分青少年，以至中年女子都改成了与汉族相同的发式，而相当部分45岁以上的中、老年女子则仍保留传统发式。在重大节日或一些特殊场合，青少年女子亦多有临时梳扎传统发式，或套戴用红绒线缠扎的假发圈，作为民族的一种象征性标志。
首饰
霞浦畲族妇女传统首饰，多为银制品，有头笄、头簪、头钗、头花、头夹、耳环、耳坠、耳牌、戒指、手镯、脚镯、胸牌、项圈、兜肚练等等。用量可观，仅1982年由有关部门分配的特需银饰品就达2000余件，折白银14.25公斤。
首饰中最具民族特色的是“盘龙髻”上的头笄（俗称“髻簪”或“横钯”），横贯髻端，长约10厘米，最宽处约25厘米，视呈弯弓形，正视呈变体扁方胜形，像两片相连的垂叶。上錾凿花纹。据老银匠说，这种头笄样式，系古代相传的，不容有丝毫更改。凌纯声《畲民图腾文化的研究》认为：“此非普通的头饰，而是自古代传下的一定图腾装饰。”
东路有特色的首饰是头花，插于发上，婚礼上用的头花，三朵一组，上镂人物、动物图案，制工精细，为银饰之珍品。还有一种“金针花”，形体细长，末端连五朵小银花，内装小铃铛，颇为别致。
大耳环，也很有特色。它与“盘龙髻”相配套，且有东、西路之分。西路的形若翻转的问号，约3厘米，近耳处有小倒弯；东路的则略小。小耳环，形同大耳环，系西路少女所戴。耳牌，近耳处为曲形钩，银牌垂其下，系东路少女所戴。
其余手镯、戒指等佩戴饰品，均与汉族大同小异。
另外，有一些利用自然原料自制的饰品，山区以〓猪针为簪、溪珠（野生禾本植物果实）串为项练、小石串络为佩饰……沿海以鲎尾为簪、贝壳制饰件等。50年代后渐次改用玻璃料珠串、丝绸花、塑料发夹、头箍等饰件。80年代以后，高档次的金首饰也逐渐进入畲村。
此外，霞浦畲族男子多不留须，女子爱修细眉。近现代曾一度在青年男女中，时髦镶嵌金牙齿。现在不少青年男女十分注重美容。
第二节 饮食
主食
甘薯俗称“番薯”或“地瓜”、“山芋”。自明代传入福宁，因适应山地种植，“山民”普遍种植，并长期是主要粮食。
境内畲族，在秋收时，将大部分甘薯用“甘薯推”推制成丝，放置竹?上晒干，成为“甘薯米”，储藏供常年食用。食用时或焖、蒸干饭，或煮成稀饭。蒸饭，先将番薯米放在开水里煮半透，然后捞起沥干，置于桶状木饭床（“飰甑”），隔水炊蒸至透。青黄不接时，每有提前挖掘新鲜甘薯度饥，俗称“鲜食”，鲜甘薯既可切块，或刨丝，煮或蒸成饭作为主粮，又可生食充饥解渴，还可烧、煨和煮薯汤，或小甘薯煮熟晒成“番薯干”作为零食。
据《闽峤輶轩录》载：霞浦畲民“耕山而食”，“田土瘠薄，稻谷不敷民食，多储山芋（甘薯）为粮”。但旧社会甘薯仍“不敷民食”，多数“瓜菜半年粮”，乃至缺粮八九个月，常以南瓜、萝卜叶、甘薯叶、豌豆叶、芥菜、芋头、米糠渗杂薯米充饥，甚至采集苦车（败酱草）、竹米、山皇后、土茯苓、山蕨、海青苔、贯众（旧头蕨）等野生植物以草代粮。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土地所有制变革：农业生产发展，水稻种植面积增加，主食结构开始变化。
“番薯米（与大米）对半抠（渗和）”，己不稀罕，加上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减免征购粮、供应回销粮、发放救济粮等多种优惠照顾，缺粮问题逐步缓解。80年代，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农业科学的推广普及，水稻产量成倍增长，主食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据1989年18个典型畲村的调查（详下页表），人均粮食消费量249.5公斤，其中甘薯米120.5公斤，占48.3％，已经退居第二位，只有7个偏远山区和海岛上的畲村，超过平均数，仍以甘薯米作主粮，占调查村数的38.89％。大多畲村生产的甘薯米只有部分留作食用，大部分作饲料或出卖，相当一部分人家，除偶尔尝新鲜外，已经多年不吃甘薯米了。
稻米 即大米（主要是秈米），为霞浦畲族主要食粮之一。其煮法或蒸、或煮、或焖，都与当地汉族基本相同。过去，大米饭（俗称“白飰”或“白米飰”）只在逢年过节食用，或作为招待宾客、照顾病人、产妇和少数老人、小孩的上等食品。有的在节日还以糯米或粳米，加工制成糍、粿、粽、糕（千层糕）、乌饭、汤丸、米〓（米饺）等，改善生活或馈赠亲友。食粮中，米类消费往往不及百分之一二。
新中国成立后，稻米在主食中的比重逐年增加。至80年代，大米掺和量大多已经达到或超过一半。在1989年18个典型村的调查中，人均稻谷消费量为129公斤，占人均粮食消费量的51.7％，已升居第一位。有11个畲村，超过这个平均数，以大米作主粮，占调查村数的61.11％。平原、沿海中等以上人家，常年吃纯净的大米饭，已不在少数。
稻谷，旧时多以人力加工，1958年以后，开始使用辗米机，80年代除西胜龙虎岗等个别偏远山村仍以人力加工外，已基本普及机械加工。
杂粮 以麦为主，大麦较多，兼有高梁（黍）、小米、玉米、鸭爪黍及南瓜（金匏）、薯、芋等。旧时，常赖以度春荒，除玉米、南瓜、马铃薯、芋外，均用人工磨成粉，煮成糊状掺入蔬菜、野菜成粥充饥，或制成丸状作为零食。小麦则换成面条，以黄面、赤面、线面居多，多作点心，或作馈赠礼品。
此外，畲族群众较常食用“米粉”（亦称“炊粉”，呈粗线状米制品）。溪南特制的“米烂”，比一般米粉粗韧耐煮，更受喜爱。逢年过节不可缺少，或煮、或炒，亦可飧客，或加淀粉煮成糊汤佐餐。另外畲族群众在甘薯收成时，把甘薯丝经清水漂洗，取得淀粉，通过加工成“番薯粉扣”（亦称“番薯粉溜”，呈细条状食品），多作飧客点心，或佐餐菜。
副食
霞浦畲族多数杂散居于沿海半山区，菜肴一向“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基本上自给自足。
菜类 竹笋，山区几乎常年不断，有“竹笋半年菜”之称。春季有毛竹笋（春笋未露土的称“白芽笋”）、黄竹笋、金竹笋、赤竹笋、花壳笋、箭竹笋、雷竹笋、秧竹笋、石竹笋，夏季有绿竹笋、毛竹笋（六月麻），秋季有芦竹笋，冬季有毛竹笋（冬笋）。尤以白芽笋与绿笋为佳。竹笋，多用清水加食盐煮食，或与醃菜、酒糟混杂煮食，或佐以猪肉、香菇，为酒宴佳肴。有的，还晒成干品，待用或出卖。
蔬菜，畲族地区因自然条件限制，品种不多，数量亦少。常见的有萝卜、芥菜、芋艿（芋蛋）、苋菜、茄子、豇豆、御豆（耳豆）、空心菜（蕹菜）、牛皮菜、白菜、包菜、丝瓜、白匏等。马铃薯、黄豆、蚕豆、豌豆、花生等粮油作物，通常也充作常年菜肴，大多鲜吃。其中黄豆常加工为豆腐，萝卜则加工成萝卜脯、萝卜咸、萝卜吉、萝卜干或酱萝卜、萝卜丝等，除脯、干、丝外，皆可即食。芥菜多腌成酸菜（糟菜），或与竹笋、马铃薯和跳鱼等海鲜共煮，或同虾蚵（虾皮）共煮，或加些米粉并以甘薯粉芡为糊汤。
野菇与野菜，也是畲村群众的常用菜肴，尤以松菇、红菇、鸡肉菇等为多，但误食毒菇，轻者中毒，重者致命，故有“有菜莫食菇”之说。野生百合、苦车、炊菊、野金针、野苋菜、山皇后、马齿苋、蕨的嫩芽等，多在缺菜季节或荒年采集充菜。
油、肉、蛋类 植物油山区较多，多是茶油、菜油。但旧社会除年节外，平时多吃“没油菜”，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油类消费增加，且多以动物油（猪油）煮菜。肉类，以猪肉为主，且普遍喜爱，尤其逢年过节或红白喜事，销量颇大，酒席间的大扣肉一桌常达十来斤。且民间“食补”（如补冬），又以肉为主：猪脚、猪肚、羊、鸡、鸭、鹅、兔肉，通常加入“羊仔耳”等青草药，掺以米酒煮食。时或有狩猎所获的雉鸡、水鸭、山兔、山猪、山麂之类的野味肉食。鸡蛋、鸭蛋，多用于飧客送礼，或产妇“做月里”、小孩满月“吃蛋酒”，平时食用甚少。
水产品 濒海畲村，“讨小海”十分普遍，滩涂的“土头货”、浅海的“犁膝货”、“缣仔货”，有弹凃鱼（跳鱼）、蟳、蠘、鳗、章鱼、虾姑、白虾、刺虾、虾苗、龙头鱼（水〓）、梅童、只鱼、花蛤、剑蛏、蚶、海蜇（蚱）、鲎、岐蛎、岐戟、岐乳、土丁、土肠、土刺、土蜞、酥螺、沙螺等等，多以出卖营利，自食的多是不很值钱的小杂货。或鲜用、或腌制、或晒干，但煮法素不讲究。山区畲村，多以蛎竹、笋、柴片、木炭等土产与沿海渔区直接交换鱼干、虾蚵、虾苗等腌制品或其他小杂海鲜，以往中等农家，常在农历五月间到松山、小皓等渔村，腌制咸虾苗，作全年佐餐，只有殷富人家才能购买咸带鱼、咸白鳓、咸黄瓜之类咸货。至于新鲜的大鱼大虾，是极少数人问津的。此外，溪涧田间，捕获的少量淡水鱼虾、田螺、泥鳅、蟹、黄鳝等多供自食。偶有所获的淡鳗、水鸡、石，多作宴席珍肴或滋阴补品。
烟 酒 茶 其他
烟 吸烟，男子多成嗜好，女人、小孩间或有之，“烟民”比例大于汉族。所吸的多是自产自制的“旱丝烟”，即在干烟叶上涂些茶油，卷紧压实，用柴刀（柴〓）削成的烟丝，故又称“柴〓烟”。烟具也是自制的“竹头吹”，用竹头制成，装配竹烟头、烟嘴。近年烟叶逐渐少种，多改抽外地产的“水烟”。50年代后，卷烟（香烟）渐入畲村，但档次很低。80年代以来，销量增多，档次也不断提高，过滤嘴香烟逐渐流行。多数人在家抽早丝烟、水烟，外出抽卷烟，在家抽劣烟，外出抽好烟。
酒 饮酒相当普遍。男子尤好，常在晚餐饮喝，乃至以酒代饭，常量0.5公斤左右，畅饮则无限额，多达五六公斤。女子也不逊色，通常“做月里”得饮四五十公斤；小孩往往七八岁便开始学饮了。所饮的多是自酿的糯米酒，加白粬的称“白酒”，调红粬的称“红酒”，均属原汁酒，酒精度较低，一般在10度左右。年酒和“月里酒”多是红酒，较讲究，斗米斗水，清洌香醇。时酒稍逊，俗称“白酒仔”或“过溪溜”。80年代以来，葡萄酒、啤酒、高度烧酒逐渐增多，尤其逢年过节，销量更大。同时，“可乐”、“雪碧”等饮料，也在畲村广为推销。
茶 畲家素重饮茶，俗有“茶哥米弟”之说。习俗中，正月出行要饮“新年茶”，祭祀要饮“敬神茶”，婚礼要饮“新妇茶”（还有一套相当讲究的“茶礼”），待客亦以茶为先（“人客落寮茶敬待”），这些场合都要用较好的茶叶（“茶米”）。至于平时，家家户户灶头都置有陶制的大茶壶或茶缸，茶水常年不断，但所用茶叶较粗（多是“茶袍”）。劳动时，茶水常随，带竹制“茶筒”（粗约10多厘米，长约60厘米）或茶桶。夏季，则多以夏枯草、鱼腥草（草乙）、蜈蚣草（过路蜈蚣）等青草药熬汤，作清凉解暑饮料。
水果 早先只是在房前屋后种植桃、李、桔、梨之类，或从山野采摘的山杨梅、稔籽乌、米椎等野果。现在，大量种植桔子、枇杷、芙蓉李、柿子等水果，不仅自食，还可以销售应市；而外地的苹果、香蕉、梨等，也常销到畲村，消费量逐年增加。
第三节 居住
霞浦畲族称房屋为“寮”，或随当地汉族称为“厝”。其房屋种类、居住形式，以及建房（起厝）、乔迁（搬厝）的有关礼仪、习俗基本与当地汉族相似。
草房
草房，俗称“草寮”或“草寮厝”，是霞浦畲族旧时主要的传统民居。当地汉族所称“畲寮”者，多指此。
入迁初期，只是搭盖极为简陋的山棚，通常以数根竹木为支柱和主架，用小竹或竹片缚成框格屋架，其上覆盖茅草（“茅蓁”草）、菅芦、稻草等编制成的草帘片，以葛藤或小竹扭扎固定。屋墙多以小竹或菅芦杆篱笆围成，俗称“千枝落地”墙，屋内隔墙，以竹篾或菅芦杆编成，有的涂上泥巴，但大多没有隔间。前、后开门，不开窗户，没有烟囱。这种草房，一般占地面积只有20平方米左右，寮高3米左右，墙高2米左右，屋面坡度在45度以上，檐、地相距1.5米左右，出入都要低头弯腰。使用几年后，大多废弃，另行择地重建。
定居后，逐渐改进为土木结构，诛茅为盖，砌石为基，筑土为墙，以较粗的木料为支柱，但大多没有安放柱础石（据传，这是以畲民为客居人的缘故），屋架有的沿用旧式竹缚框架，有的则以梁、桁、椽等构成，柱、梁、桁间皆凿榫相接，所覆盖的草帘片，多用茅草酌加稻草，以绳索固定，且层层重叠，厚度每达10厘米以上，使用几年，再行翻新。菅芦、杉树皮之类，只充铺盖畜栏、厕所之用。
结构形式，大体有三种，皆四面筑墙。“个”字形结构的：俗称“孩儿掏伞”，正中立一木柱，屋面为4个等腰三角形组合的四角攒尖顶，屋架放置墙体上；“介”字形结构的：竖立两根木柱，顶端安一横梁，屋面为两个等腰梯形和两个等腰三角形组成的四坡顶，房架撤置于墙体上；复合“介”字形结构的：骨架由若干组“介”字形的梁、柱构件（相当于汉族瓦房的“〓”，详后），与桁、椽等组合而成，起先多是只用四柱组成的两个“介”字构件，建构整座房子，俗称“四脚亭”，至晚清、民国时期，多用四组“介”字形构件，每组木柱三、五、七根不等，屋中隔壁为间，屋面多为两个长方形组成的双坡悬山顶（俗称“人字栋”），除以茅披盖外，实际已具四瓦房格局。
这些草房，平均占地50平方米左右，墙高2.5～2.8米，多为统间，或以竹?遮隔分为卧房、厨房。开有前、后门，极少有边门，仍多没有窗户和烟囱（檐下留有较大间隙，以通风排烟），高寒山区的灶间，设有火炉塘，以供冬季烧火取暖。
瓦房
瓦房，俗称瓦寮，或瓦厝，是近代以来本境畲族最主要的传统民居。
瓦房以屋顶披盖瓦片为主要特征。屋体旧时大多是土木或木结构，80年代后则多是砖木或石木结构。人们习惯以墙体材料分类，称以土筑墙者（土木结构）为“土墙厝”，称以木板为墙壁者（木本结构）为“板壁厝”或“柴厝”，称以砖砌墙者（砖木结构）为“砖墙厝”或“火墙厝”，称以石垒墙者（石木结构）为“石墙厝”或“石厝”。构建时，多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故上水、西胜、长湖等山区多是木结构，白露坑、墓斗、霞坪瓦窑头等平原或盆谷地带多是土木或砖木结构，关门瓮里地处海岛，则多是石（块石）木结构。
传统瓦房，以柱、梁等木料榫合组成纵向单元骨架构件，称为“〓”或“井架”（畲族专称），并以所用〓数，分为四〓厝、六〓厝、八〓厝、十〓厝和12〓等。
四〓厝，霞浦畲族又专称“四井寮”，是普遍居住的代表性瓦房。由4组“〓”架组成（少数土墙厝只用2〓木料），“〓”中木柱因建房规模用三、五、七根不等，立〓后，置扁鼓状石础上，整座房高度以中柱为准，习惯以“鲁班尺”（1尺＝29厘米）计量，末位数必寓吉带“六”（禄、摝、顺），如9尺6、1丈3尺6、2丈零6等。〓间以横梁联结，屋架为拾梁式，其上铺椽（正中两条称“子孙椽”）披瓦，屋面多为悬山顶，亦有硬山顶、歇山顶。四周筑（或砌）墙，中隔木板壁或石灰壁，大多还在上层铺楼板，作为“楼上”。
“单间四〓”者，三间平列，正中为厅堂，左右为卧房和厨房；“双间四〓”者（属“明三暗六式”住房），前后各三间平列，前面正中为正厅（前厅），左右为卧房，后面中为后厅，左右一为厨房，一为卧房或堆放杂物。正厅中庭两侧上方设有神龛，左供神明，右供祖宗。楼上，旧时所建偏低矮，只作粮仓或堆放杂物；80年代后所兴建的，高与楼下差不多（3～3.5米），装璜比较讲究，多作为卧房。
“正座”之外，附于左右者称“撇舍”，多作厨房、畜舍或堆放柴草。附于前后者称“廊庑”（霞浦畲族称后廊庑为“火厢”），多作卧房厨房或杂物间。溪南白露坑、盐田瓦窑头、崇儒霞坪等地的房屋周围，还多筑有围墙。其典型格局，如图所示：
六〓厝、12〓厝，均按相应的〓架组成，形式与结构与双间四〓厝相似，都是四〓厝的扩展，多以大家庭或“房支”建造，发族较多的畲村尤为多见。据1989年调，全县畲族六〓以上大厝计92座（现存68座），集中分布于上水、霞坪塆里（废村）、岚下清水壑、笕下樟坑，瓦窑头、茶岗、大龙岗、白露坑、牛胶岭、南门山、半月里，青福洋当厝、鲤鱼山、西坑、斗门、鹧鸪岗等畲村。其中樟坑的蓝氏大厝最有特色，该厝建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经后代续建，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完竣。地处山腰，座北朝南，背岗面谷，左右坑壑，周以砖砌风火围墙，仅一小径通行，房宽52米，深60米，占地面积3282平方米，由三座双间12〓厝及其廊庑、天井、梯弄组成，抬梁穿斗式悬山顶双层木结构，廊前木柱12根，屋顶为“凤凰翘翅式”。内室90间（厢房48间，厅房18间，厨房24间），楼上为统间。为大家族群体建筑，基本上厝就是村，村就是厝。1989年，尚住17户、63人，均属蓝姓宗人。此外，现存较好的还有半月里举人厝、瓦窑头秀才厝、大龙岗大厝等。
大厝的装修大都比较讲究。正厅高大，中庭壁、神龛、窗棂等多有相当精致的缕空雕或浮雕装饰，门口、天井等多有石雕装饰。大厅、台阶、墙体多用“三合土”筑成，围墙多为空斗砖墙（俗称“火墙包栋”）。大门多有“门楼亭”，匾额上有彩绘或灰塑装饰。前有照墙（天地墙）后有回照墙（太极墙），墙上多有“福”字和吉祥寓意装饰。
现在全县畲村中最大的瓦房，是牙城斗门鹧鸪岗的群体木结构大厝，多达108间，占地总面积4700平方米。这是1965年人民政府救灾扶贫拨款建造的，当时上牛道与鹧鸪岗2个自然村的村民，都居住在这座大厝里。
霞浦畲族传统瓦房，注重实用，朴实无华，除少数大厝外，旧时的建筑都不甚讲究，极少有装饰品，也少设边门，窗户大多比较低矮、窄小、阴暗、潮湿。人畜混居、厨厕不分、天井沤肥的现象相当普遍，连大厝也不例外。这种状况到80年代，才大有改变。此后新建造的瓦房占地面积100～200平方米左右，几乎全是砖木或石（方整石）木结构，立、上梁后，即以砖或方整石砌墙，以砖隔间，有的不用木〓，只用木屋架。通常盖两层，层高3～3.5米，楼上有出廊，有隔间。都注意采光、通风、美观、适用，大量使用水泥、玻璃、机制平瓦等新建筑材料，还逐渐使用油漆、涂料、瓷砖等，内装修比较讲究。有的前廊庑用钢筋混凝土建造平台屋面，逐渐向平台房过渡。这些新瓦房，大多以“户”为单位建造，通常是一座房住着一个小家庭。
平台房
平台房，俗称平台厝，通常以钢筋混凝土（水泥）建造平台式屋顶为主要特征，是80年代后畲族家庭逐渐出现的新型民居。
平台房，多类似于双层“单间四〓”格局，占地面积150～200平方米左右，屋体大多以砖或方整石砌成，除门、窗框外，基本不用木料，层高3.2～3.5米，楼上多作卧房，楼下有厅堂（多兼会客室）、厨房、杂物间（多兼客房），有的还有卫生间。各房间光线充足、空气流通，粉刷、装饰越来越讲究。
平台房相继出现在松城镇、竹园、下岐山、茶岗、新村等比较富裕的畲村，大部分为干部和先富起来的农户所建造，通常也是一座房住着一个小家庭。
此外，东冲半岛的下浒四斗、北壁盘前、牛角湾等畲村，有石结构的单层平台房，就地取材，以块石、方整石砌墙，以3.5米左右的条石铺成屋面，以水泥填缝或盖面。房屋占地面积80平方米左右，高3米左右。
第四节 行履
步行 霞浦畲族多居住于丘陵重迭、山岭崎岖、道路羊肠曲折的山区半山区。受地理、经济等条件的制约，畲区人民要赶圩进城，贩卖山货，购买生产、生活用品，或走亲串戚，盘歌聚会，需翻山越岭，足穿自编草鞋（70年代后，多改为硬塑拖鞋或解放鞋），肩挑背驮。时行五六公里，日行50多公里，仍是心不跳气不喘。50年代前，即使有一些山货、药材、茶叶等要运往省城或外县贩卖，也多靠肩挑足涉。直至1989年，一部分住在深山僻壤畲区的人们还需徒步几公里，才能在公路或乡村大道上乘车。
坐轿 本县畲区的轿有竹轿、花轿两种。
竹轿（又称篼、马夫轿），用毛竹片编成，靠椅式前有一小横梁蹬脚，两旁装上两条竹杠，由两轿夫抬。竹轿适用于山区小道，全县畲区不上5架，能坐竹轿的只是几个有钱的财主和头面人物。此轿一直沿用至新中国成立前夕。花轿较为考究，轿身全部上了红漆，并雕有花鸟之类的吉祥图案。四人抬，专为迎娶新娘坐的。百来户人家的畲村都有一二顶。
搭船 本县濒海畲区的载人运货船舶有舢舨船、小木帆船、机帆船等。
舢舨船，木质，船体小而两头尖，装有舵、橹、桨，装载量吨许。小木帆船，平头、有篷、有门楼，载客约30人，承较量三五吨不等。这两种船均以人工橹桨为动力，配有舵工、水手三五名不等。可出海捕鱼，可运货，可载客，多在内海行驶。本县畲村二坑、后岐山、青?垄、瓮里、青岐、盘前、牛角塆、四门桥等均有此船，畲族人民出海捕鱼或过渡多乘坐此船。70年代后，木帆船改为5匹、7匹、8匹、12匹马达为动力的机帆船。
乘车 霞浦畲族人民乘坐的车辆有汽车、三轮卡、四轮卡、自行车等。
霞浦汽车客运始于1956年4月，1964年霞沙公路通车，1967年霞闾公路通车，80年代后各乡镇、部分畲村修了公路。但因畲区公路简易，通客车的路较少，畲族人民进城多带有土特产出卖，又需购回生产用具和生活用品，往返所带货物较多，所以，乘坐运货的三轮卡和人货混装的手扶拖拉机较多。
自行车，本县畲区80年代才有，多是新媳妇陪嫁的，在道路较平坦的畲族村落比较普遍，多是畲族青年使用，不普及。
50年代后，本县畲族部分人晋京开会、观礼或到外省读书的学生乘坐过火车，只有一些人坐过飞机、高级轿车、的士等。
第五节 生活水平
迫于天灾人祸，畲族颠沛流离，部分“移居福宁”。其早期，仍保留游耕生活，“随山散处”，“崖处巢居”，“刀耕火种，采实纳毛”，“耕猎以自食”，“食尽一山即他徙”，“率数岁一徙”，漂泊不定，极为艰辛。
陆续定居后，或在穷乡僻壤“结庐山谷”，“赁山种植”、“垦山为业”，或杂散跻身汉族村落附近，租种地主田地，或出卖劳力当长工、打短工，成年累月，付出极大的劳动代价。由于自然条件低劣，耕作技术落后，封建地主剥削残酷，加上官府的横征暴敛，绝大多数“山民”，“男女并力田，尚被饥寒迫”，生活相当贫困，往往“镰〓挂壁、腹肚碰脊”（收割完肚皮就碰贴到背脊），常年都要缺半年以至八九个月口粮。衣服质料粗劣，“无寒暑，皆衣麻”，常年都穿〓（苎麻）布衫，而每人只有一两件，且多是补丁迭补丁，褴褛不堪。跣足居多，夏季赤膊不少，冬季不少人用麻袋为衣，以稻草、棕衣凑被盖。房屋“大多利用植物为掩蔽”，“编荻架茅为居”甚多，低矮阴暗，潮湿肮脏，寮内陈设简陋，多“不设几案”，家具、用具每是自己粗加工的竹木制品，衣物之类，多放置篮篓里。民谣“火笼当棉袄，竹篾当灯照，瓜菜半年食，薯薯米食到老”，是其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遭遇天灾人祸，境况更惨：卖妻鬻子，典房当地，躲债避难，沦落为乞，四处流浪……皆屡见不鲜。尤其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武装对广大畲族革命根据地发动疯狂的“围剿”，实行“三光”（烧、杀、抢光）和“移民并村”政策，下西区、上西区、上东区、小南区等地相当部分畲村遣到严重摧残，数十个畲村被迫迁移、13个畲村被夷为平地，大批畲族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八年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抓丁派款，畲村亦首当其冲，生产受到影响，生活每况愈下。直至40年代末，绝大多数畲族群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居不安身，难以维持作为人的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在冻馁交困之中苦苦挣扎。以自然条件较好的青福为例：解放前150多户人家，就有36户卖妻鬻子，10人漂流外乡当乞丐，51人替地主做长工，21人被抓壮了（其中15人下落不明），21人无家可归，长年在祠堂、宫庙栖身。
新中国成立后，霞浦畲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经济生产得到空前发展，人民生活得到逐步改善。得到人民政府的特殊照顾，许多人住进大瓦房。据调查，西胜村至1957年就盖起新瓦房35座、221（其中13座78间，是人民政府为6个革命根据地基点自然村拨专款建造的）；许多人穿上细布新衣、卫生衣（绒衫）、羊毛衣、棉衣、布胶鞋，戴上了呢帽，有了棉被、蚊帐；草岗村解放后每人每年平均增添两套新衣（冬夏各一套），1957年全村（48户119人）添置新衣服380套，人均3.2套，其中民族服装92套、棉衣14件、毛衣46件，妇女普遍配置全副的银首饰；许多人有了热水瓶、搪瓷脸盆，用上了煤油灯、手电筒等。《霞浦县畲族社会调查报告》（1958年）称：“在畲族地区，解放几年来，人民生活水平有极其显著的变化，富裕中农和中农，生活水平比解放前提高了1～2倍，贫农和雇农，约提高2～4倍。”“南塘海边村畲族雇农蓝佬细，解放前一家3口，头顶青天，田无升合，用麻袋做衣服，拿稻草当被盖。解放后分到田地，1952年加入互助组，1953年加入初级社，分红304.81元，1954年分红411.94元，1957年分红599.32元，新建一座房子，计有前后厅2间，住房4间、厨房1间、猪舍1间，还增添了全家衣服、被子，夫妻俩各有1件羊毛衣、1支钢笔，农具也齐全。而这些都不是个别一村一户的例子。”由于历史、地理、思想观念、文化素质等多方面的原因，加上“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政治路线的若干失误，经济体制有弊病、产业结构不合理，霞浦畲族地区在60年代和70年代经济发展相当缓慢，人民生活比较困难，贫困面还比较大，全县畲族中，有40％左右口粮不足，缺粮2～3个月，多至半年，且无法添置衣服、棉被，群众的温饱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以生活中等水平的畲村为例，崇儒新村1976年人均纯收入54元，人均口粮178公斤，比全县同类平均数，分别低11.23和13.8个百分点；长春1978年，“全乡畲族累计超支有200户，占当年畲族总户数的70％，超支金额达22141元，平均每户超支111元”，“多数家庭一年缺粮三四个月，穿衣盖被、建新房、娶媳妇就更困难了，许多农民常年靠借赊度过难关”。全县畲族地区“生产靠货款，生活靠救济，吃粮靠回销”的现象，仍比较普遍。这一二十年间，基本没有盖新房，居住状况没有大变化。
8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贯彻实施党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政策，和对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的特殊照顾，霞浦畲族地区农村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变化，人民生活水平相应有了较快的提高，尤以1987年中共中央第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的提高幅度为最大。畲族人民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大部分畲村开始登上脱贫致富的第一道阶梯，有的甚至跨上几道阶梯。
据调查，30个畲村的人均纯收入，1982年为115元，比1976年净增91元，增长168.51％;1985年为231，比1982年净增116元，增长59.3％;1989年为370元，比1985年净增139元，增长60.1％，年递增率为19.2％。其中，崇儒新村自1976年至1989年，历年人均收入（其数字近似于30个畲村历年相应的平均值）的变化情况，如下表：
30个畲村人均口粮，1982年为226公斤，比1976年净增17公斤，增长7.52％;1985年为252公斤，比1982年净增26公斤，增长11.5％:1989年为309公斤，比1985年净增57公斤，增长22.61％，年递增率5.2％。（详见左页：霞浦县30个畲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口粮统计数字表）18个典型畲族自然村的总平均值：人均纯收入507.3元，人均口粮339.4公斤。（详见左页：霞浦县18个典型畲族自然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口粮1989年统计数字表）80年代，“吃粮靠回销”的状况逐渐扭转改变，大部分畲村全年人均口粮占有量，已经达到或超过实际消费量（1989年，30个畲村人均口粮为309公斤，全县人均口粮实际消费量为248.3公斤）。吃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畲家也逐渐注意吃好：饮食结构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主食淀粉类食品质量提高，大米摻和量大多已经达到或超过一半；副食品中高蛋白食品（肉类、水产品、蛋品等），蔬菜、水果、糕点，以及酒、烟、茶等等，消费量都逐年渐次增多。人们开始讲究口味，注意营养，调味品从以往单一的食盐，到虾油、酱油、糖、醋、料酒，味精普遍使用。烹调技术也相应改进提高。除了一日三餐之外，农忙季节还常有点心，点心的质量口味，也愈来愈好。但是从总体来看，食物质量还不高，食谱也比较简单，饮食结构还不够合理，消费水平还比较低。
人民政府对畲族困难户尤为关心。1984年，有关部门赊销供应棉布服装1838件、棉布355322米、卫生衣裤2811件、被单1146床、线毯1838床、被单布17152米、棉被853床、絮棉9321床、蚊帐纱布25598米，为7402户畲族困难户（1.45万人，占全县畲族当年总人口42％）增添了温暖。至1989年，大部分畲民服饰数量与质量都进一步提高，其消费水平已经基本接近当地汉族。
80年代，各畲村普遍大兴土木，或新盖，或修缮，居住状况明显改观。尤其是城镇与经济发展较快的平原、沿海地区，不但建造大量新房，而且建筑质量也大有提高，出现许多比较新式的砖木、石（方整石）木结构的瓦房，以至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平台房。据调查统计，全县畲族9184户中，有8962户住瓦房（4792座），占总户数97.59％，其中1785户新盖瓦房1826座（占瓦房总数38.11％）；有118户住平台房（102座），占总户数1.32％；有104户住草房（98座），占总户数1.13％。而据典型抽样调查，1989年每户年末使用房屋4.98间、93.35平方米（其中，生活用房78.01平方米、生产用房15.34平方米），价值3036元。用房数量、面积均接近当地汉族，但房屋价值却较其略低。
与此同时，人们还从各个方面改善生活条件，较高档次的耐用家庭器具逐渐进入畲家，其数量和质量，均与日俱增。
第三章 风俗习惯
霞浦畲族有着相沿久积的风俗习惯。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其独有的民族特点和形式，这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之一。
随着社会历史的进展，这些风俗习惯或保持、或发展、或改革、或摒除，在不断变化，而由于长期的杂散居处，深受当地汉族多方面的影响，不少风俗习惯已与其渐趋接近。
霞浦畲族风俗习惯，表现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以及生产活动的诸多方面。有关章节已记述的，本章便不再重复。
第一节 婚丧喜庆
霞浦畲族十分重视人生礼俗。在每个人诞生、成年、婚嫁、丧葬等重要时刻，往往举行庆贺、祈祝、纪念活动。这些活动大多具有相当浓郁的民族特点，尤其是婚嫁礼俗中“做亲家伯”、“做表姊”等以唱歌为主要内容的活动，生动活泼，充满情趣，流行既广且久，又有成套规矩、程式，在全国畲族中最为突出，为许多涉及畲族风情的书籍所津津乐道。
诞生 诞生，是人生的开端，其礼俗内容，既包括从怀孕到生育的一系列祈祝、禁忌，又包括满月、周岁，以至每年诞辰的纪念活动
生育 “一家珍重是生孩”。生育本属大礼，但由于生理的特殊性，其礼仪只在小范围，以某些神秘的方式举行：既为新生儿祝福，又为产妇驱邪。
俗称怀孕为“带身”、“有喜”。人们对孕妇普遍尊重、关心，尽力给予照顾。孕妇虽照常参加劳动，但多滋生荣耀感，并有诸多禁忌约束：不看戏、不钉钉、不吃田螺、回避红白喜事、不进别人产房……。
产妇习惯“坐盘”生育。待婴儿降生后，他人才能进房帮忙。如果胎盘迟落，还要“圆盘”（将脐带绕于木屐或凳脚）。断脐，男婴用剖开的毛笔杆，以期习文兴业；女婴用剖开吹火筒，以期理事旺家。旧时，不少地方“生女留长，余悉溺之”。新中国成立后，推广新法接生，产妇大多改坐式为卧式，旧俗陋习亦基本得以改变摒除。
孩子诞生后，家人持油煎蛋24个、黄酒一瓶，向外婆家“报生”，外婆家回赠葱与醋（以方言谐音取“千孙”之吉）、小石（寓结实平安、祈石神护祐之意。小石常被保藏，作小孩日后镇惊之用）以及蛋、鸡等物，俗称“送诞”或“送脱腹”。其他亲友、邻居若有馈送鸡、蛋等物，则在“三旦”后，主家回请“吃蛋酒”。
产妇“坐月里”期间，产房门口悬挂仙人掌、竹弓、锯子之类（或系抱裙于房柱），以“避邪”，且禁生人、闲人（包括丈夫）进入产房。产妇亦不擅自离产房，更不过家串门。
满月 生男30天，生女29天为“满月”。多备有“满月饭”（午饭），宴请外婆家、姑姨等亲戚，如果是头胎男孩，更为隆重。外婆家要送一整套衣服鞋帽，以及锁、牌、镯等银饰。当天为孩子剃胎发，并以“剃头蛋”（染红的熟蛋）分馈亲友、邻居。有的要抱满月儿到路口，以期“男大通州府，女大认嫁路”，或到厕所，“以秽破秽”并期有“肥”。有的人家要为孩子算命卜卦，命若“带剋犯煞”，必延巫过关。
周岁 俗称“做晬”。馈贺、宴请比“满月”更加隆重。但大多只为头胎男孩宴庆。有些地方还有“〓晬”（抓周）之举，试占孩子前程。
生日纪念 每年逢诞辰，多有纪念，俗称“做生日”。通常是食面一碗，外加鸡蛋两只，以祝太平长寿。
寿诞，俗称“做寿”、“做十”。专门庆贺五十以上逢十的诞辰，是“做生日”的特例。但庆贺、宴请之日，多不在诞辰，而在当年春节初二至初五。除夕前，女儿女婿要奉送一整套棉袄、鞋袜、帽子，以及猪脚、线面、鸡蛋等物。戚友亦多有送寿幛、寿面等礼物，邻居则送“寿面”一碗。有些人家，有唱吉利歌之俗。
成年
俗以年满十六岁为成年，称“上丁”，并以“做十六岁”（十六岁生日纪念）为成年礼仪。旧俗，男子届时可举行“醮明祭”，隆重祭祖，以“度身”、“入录”，成为“盘护忠勇王”的正式传人。但此活动，手续繁琐，花费巨大，一般人财力难胜，故自清代晚期以来，渐不再举行，有的则规定每家兄弟只许一人醺名，且父亲做过醮的，儿子才能再做。因此，举行醮明祭，已非每个男子成年时所必需的成丁礼仪，而逐渐变成少数巫师、族长等人物，获得某些特权或提高社会地位的一种途径。
一般人“做十六岁”，只是筹备酒菜，宴请亲戚朋友，尤其是义父母（宴席上尊请义父母坐首席大位），共同祝贺其长大成人。有的还有“冠”、“笄”仪式，即家长为其成丁的男子加冠，或为其女子扎笄。女子还有用两条交叉的花线绞额、面部汗毛、把眉毛修细的例俗。旧时，有的家长、亲友，往往利用“做十六岁”的聚会，为其议定亲事。
婚嫁
霞浦畲族长期以来，相当普遍相当严格地实行宗族外婚制和民族内婚制。同姓不能通婚，后来同姓不同香炉（不同宗族）、或同香炉五服以外亦可通婚，但都比较少。几乎不与汉族通婚。50年代后，畲汉通婚已不受限制禁止，但其趋势主要是畲族女子外嫁，且多是从欠发达地区流向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地区。
霞浦畲族保留着古老的婚俗，显得比较自由，尤其是“俗不离歌”的传统，在婚俗中得到最充分的表现：以歌传情、以歌结交、以歌述怀、以歌欢娱——几乎以歌贯串从恋爱到完婚的全过程。不过，其婚俗受当地汉族封建买卖婚姻的影响也相当明显。
议婚 男女双方通过唱歌、对歌，产生爱情，或由父母亲戚相议、熟人介绍，有意结亲的，由男家托媒到女家提亲。继而，女方随其母到男家“看寮”，了解男方人品及家境，男家也趁机观察女方的容貌举止。双方满意，男家便春糍粑让女方带回。此后，男家即可遣媒携面、糖之类礼物，到女家“讨庚贻”（女方的生辰“八字”），按俗例媒人要“讨”三次，才能取得庚帖，（庚帖忌女方父母亲写，要请“开笔”先生代笔），男家得到庚帖，就请“阴阳”先生“合婚”，即据男女双方“八字”推算生尅冲合。“合婚”后，一般还要把庚帖放家里三天，如无出现人畜不宁或其他不吉利征兆，才算和合。
订婚 合婚后，男家择定吉日，再次遣媒送些礼物到女家
“回帖”（“完帖”，亦即“小定”）。不久，便是“下定”（“大定”），向女方送聘金、彩礼。旧时，聘金视家境而定，多少不一，一般是银元20元左右，需取双数，图“好事成双”之吉，有的还讲究取“6”数以祈“顺”，且与方言“摝”（捞取）谐音，图“得财进喜”之吉；彩礼一般是礼饼（下定饼）、猪脚、公鸡，和一些衣服、饰品。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婚姻法》，禁除买卖婚姻，聘金一度取消。70年代后期，聘金重新恢复，起码600元，且不断加码，彩礼也相应增多，衣料要10套以上，且讲究质料、式样，还要手表、缝纫机等等。至1989年，聘金3000元以上，外加高档彩礼，整个婚礼通常要花上万元。聘金彩礼，在成亲前分期付送，而礼饼、猪脚、糖果则要在下定日先送，以让女家分馈亲威，相告婚事。公鸡（足系红绳，俗称“红线羁脚”，喻明媒正娶）2只亦在下定日送，女家收彩礼后，回赠若干礼品，其中有“红线羁脚”的公、母鸡各1只。接着，男家再择日，定“某月某日迎娶要大吉”，遣媒报送女家。
做表姊 霞浦畲族姑娘。出嫁前流行着“做表姊”这一陪客唱歌的特殊风俗，时间短则半个月、一个月，长则三个月，借以探望亲戚和学歌会歌。姑娘的母舅，在收到礼饼、猪脚，得悉嫁期后，便安排外甥女及其母亲前来做客。届时，姑娘按婚礼的盛装打扮，穿着漂亮的传统风凰装、绣花围裙，佩带手镯、耳环，有的腰上还系结婚所用的长绸带，来舅家做客，舅村年青小伙子相聚陪姑娘对畲歌。对歌每每通宵达旦，且有严格程序：开头唱《路经》之类邀请歌，然后便是对唱，对唱内容多是正统的小说歌，亦穿插一些杂歌，结束时还得唱《送神》之类歌（迷信说法：鬼神会来听歌，黎明前须送走）。唱歌本事大的姑娘，“观音对罗汉”，一“娘”对众“郎”，有时一连唱几夜。如果姑娘善唱，而舅村又没有好对手，还可以由母舅介绍到有亲戚的另一村落唱对。畲族以能唱为荣，姑娘尤须善歌，不善歌是一种耻辱。善唱的姑娘人人夸奖，不善唱的姑娘，则会道到不客气的奚落讥讽。“做表姊”，实际是敦促姑娘在出嫁前学歌、练对，以便婚后有更多机会，参加各种赛歌社交活动。此俗经久不衰，今犹习见，只是现在有些地方受电影、电视等现代文化冲击，青年人学唱传统畲歌的相应减少，“做表姊”逐渐成为姑娘婚前走亲访友、休息休整的一种形式．对歌规模渐小，大多只是在离开舅家的前夕，象征性地随意唱几十条。
做亲家伯 霞浦畲族婚嫁过程中，还流行着“做亲家伯”这特殊的礼俗与歌俗。男方在成亲前两天，请一名机智出色的歌手作“亲家伯”，与媒人一起把“盘担”（礼品担）送往女家，并在女家会歌。“亲家伯”要处处规矩，事事谨慎，表现得恭顺谦和，而又机灵老到。一进村，村里的妇女们便热情相迎，并作善意的戏弄（如交接“盘担”时，稍不留神就会被满脸抹黑）；到达女家，见板凳放在厅堂左首（大边），就应将其挪到右首（小边）而后坐下，以示谦卑礼让，否则，妇女们就会毫不客气地点着鞭炮相轰，接着要主动向女家亲友敬香烟，每人两支，见者有份，连小孩子也不例外。与此同时，新娘则把印花头巾套在媒人脖子上，边哭边唱边“难为媒人”，有的甚至用杉枝针叶包在头巾里，勒扎媒人，媒人忍受着，任其戏谑。
在当晚酒席上，照例要“抓石”。据传，原先是抓真石，即放一只活石，用火把照着，让“亲家伯”去抓，石蹦跳到哪里，“亲家伯”得奔扑到哪里，直至抓到。后来，改为象征性的嘻闹，由女家选派一妇女，手端盘子装着大虾、豆腐、肉骨（分别象征〓刀、磨石、草揇，意为磨好刀，劈除路草，好让新娘上路），并放两条红带子，一手执火把，至“亲家伯”席位，把火把伸进“亲家伯”胯下，说是要找石，实际是讨喜钱。经过一番进袭退避，讨价还价（皆以歌代言），“亲家伯”将预备的喜钱（“红包”）用盘上的红带系好，让她带去，分给席上亲友。如果不够，还会再要，几经折腾把“亲家伯”所带的喜钱掏光才罢休。
酒席一散，便进行人们最感兴趣的会歌。主人（妇女们）开唱“歌头”，“亲家伯”马上答唱。按照老例，要先唱《祖公歌》，以感颂祖德。接着“亲家伯”往往唱《上东来望》之类冷僻歌，来个下马威：这类歌，称为“九重十八合”，每条开头的词，与前一条最后的词，都紧密相关连接，如果没有经过专门学习，必然对答不上，然后，唱“一念”、“一度”、“一口”、“一结”、共5段50条。再下来就可以随意唱答了，但照例不唱含有生死离合不吉利的小说歌，也不唱难登大雅之堂的杂歌，通常都是唱内容正经的“十条起”和各种“字歌”。
在素有歌名的白露坑、青皎、水漕垄、草岗等大村落，会歌有更严格、更繁媷的套例，安排得相当精当：当夜互相盘唱几十段（几百上千条），天快亮时唱《奴娘嬲夜》（男女乐夜），作为结束。次日晚上接着唱，先唱《茶歌》、《嫁女歌》，再唱不同内容的“十条起”，到下半夜唱《起书堂》、《大读书》、《上大人》等过渡性歌，而后接唱“字歌”，字歌的首篇多半是歌颂祖德的《功建前朝》，天快亮时则唱《天干地支》、《分散歌》、《感谢歌》而完满结束。如果女家备有夜点心时，还要唱《头夜点心歌》，或《二夜点心歌》等。如果只唱一夜字歌就安排在当夜唱。
会歌，每段多由“亲家伯”起头，妇女们如果答对不上，可一换再换，连续答不上，村里的男歌手也可以帮答，如果实在答不上，就算输了，歌会告停，“亲家伯”便会备受敬重款待，到第三天随花轿凯旋而归，如果“亲家伯”不善歌，盘对输了，妇女们便会不客气地起哄喝倒采、戏谑作弄：用烟灰抹脸，或罚做牛扛犁，或背猫背狗在厅堂转圈，甚至弄得“亲家伯”狼狈不堪连夜跑回家。
现在，“作亲家伯”之俗还保持着，但是会歌逐渐减少，通常只是随意唱几十条，作作热闹。
成亲 霞浦畲族原先的迎娶礼俗，相当简朴。由新郎率若于宾相漏夜提着“百子千孙”灯笼，亲往女家迎亲，新娘则穿着自己编织的草鞋（鞋帮系饰红带，鞋面串珠饰），打着雨伞，由兄弟与伴娘相陪，徒步跟新郎于午夜离开娘家（俗称“走嫁”）。一路上夫妇以歌代言互诉衷情。一些偏远地区，长期保留此俗，只是迎亲多改在白天。后来，盛行花轿迎娶，礼仪随之繁媷。男家派出花轿，组成一二十人的迎亲队伍，吹吹打打前往女家。到达时，女方在门前横凳“拦轿”：妇女们与轿夫盘唱吉利歌，儿童们乘机“讨轿包”（喜钱）。也有先迎花轿进门，再与轿夫“比肚才”，直至开饭。饭后，移花轿上厅堂（提前一天到者，置左首轿厅），等待新娘上轿。女家便将陪嫁的嫁妆搬至厅堂，先行抬送男家（此不同于当地汉族嫁妆由男家派接之俗）。嫁妆，旧时多是本民族的凤凰装、新娘亲手织的纻（紵麻）布、崇儒水漕垄精工特制的花斗笠，以及锄头、〓刀、蓑衣、犁、耙等农具用品，以及三只红布袋子（寓传三代），经济较充裕的，还陪送牛、羊以至田产。50年代实行土地改革后，不再陪田产，其余则基本不变。60年代，逐渐由民族服装加农具、牛羊，转变为民族服装加竹木家具，以及被帐、简单日用品。70年代后，受当地汉族影响，逐渐增添手表、缝纫机、自行车之类。80年代后，则有电风扇、三用机、电视、洗衣机等家用电器，而多数地方仍有民族服装、花斗笠，或农具、牛羊陪嫁，但数量不如往昔，仅选一两件作为象征而已。
花轿进门、嫁妆搬移时，新娘开始“哭嫁”：边哭边唱《哭嫁歌》，感戴长辈的抚育疼爱，迷恋即将离开的娘家。哭唱罢，由“福大命好”的长辈妇女为其梳妆：盘高髻，穿礼服，戴凤冠，垂面帘，打扮成“公主”模样。梳妆时，新娘或其他歌手，还要唱《梳妆歌》。梳妆毕，由伴娘护送至厅堂，首先跪拜祖先与父母，然后坐或站在竹匾上，与兄弟“分”：弟兄捧上米饭，先自咽食一口，再让新娘含一口，吐到弟兄衣襟上（有的是弟兄含一口饭朝内吐，新娘含一口饭往外吐）。继而，边唱诵《祝福歌》，边登上凳子或桌子，“分五谷”：将五种谷物及竹钉、钱币、扣子、筷子、鲜花等寓意性物品，先内后外抛散四方。礼毕，全家“啼发家”（“啼分散”）、新娘“啼上轿”，都是边哭边唱。最后，由母舅抱或牵新娘上轿。轿帘放下，新娘停止哭唱。轿后悬挂镜子、米筛、弓箭等物，以“避邪”。
花轿出门，鞭炮大发，鼓手欢奏。新娘向轿顶抛酒“五谷”，以示祝福。新娘未成年的弟弟、伴娘等，陪同上路。一路上，吹吹打打，喜气洋洋。花轿几经溪流、桥梁、矴步、宫庙，新娘都要抛丢五谷、红蛋（俗称“过溪蛋”），以敬神明。80年代，不少地方改花轿为拖拉机，或改为小汽车，但一些姑娘说“花轿一生只能坐一回”，仍然保留花轿迎娶习惯。
花轿抬到男家，全家人按习俗先得暂时藏匿，村中怀孕、服丧者及一些所谓属肖“犯冲”的，均要回避。新娘抛完五谷、红蛋，即由接姑和陪姑嫲（亦称“阿婆”），搀扶下轿，遮伞、踩红布袋徐行步入大厅（红布袋轮番收铺，俗称“传袋”，寓传代之意）。厅堂贴大红“囍”字，上书“凤凰到此”，左右贴“祖公联”或“燕尔当思高辛宠，鹏程应念祖公功”之类对联。中设斗灯、香案、祖图。盐田西胜等处畲村，新娘“进门”风俗别具情趣：花轿到时，由一人手执柴片敲男家门槛呼喊：“绝人种啦？送人种来了！”家人才群呼而出，鞭炮、鼓乐鸣奏，新娘被引至厅堂下轿，新郎穿着礼服盛装，由伴郎、“暖房头”（以上有父母双全下有子女的男子充当）引到厅堂与新娘同行“拜堂”大礼，旧俗一拜天地，二拜祖宗，三夫妻交拜，新郎行跪拜礼，新娘只揖纳“万福以显其“公主”之尊贵。礼毕，新娘向夫家舅父母敬茶，向观礼的人群抛散“果子豆”、糖果等（寓子孙满堂之意）。接着，踩着红布袋由新郎引入洞房。新郎随即出房奉茶敬茶请女家送嫁妆者，并招待宾客。
酒席以厅左第一桌为首席（俗称“阿舅桌”），敬请母舅（坐大位）、“亲家伯”、媒人以及尊亲贵宾（个别地方由义父坐大位，母舅退其次）。酒宴至半席，新娘被搀出厅“认客”：自首席大位起，依次献红枣糖茶，女歌手随其后，代唱《敬茶歌》，被敬者需馈赠“红包”（俗称“百家银”，旧俗以此钱储蓄为儿孙打制首饰最为吉利）以示祝福。
客席散后，开设“新郎酒”，又称“暖房酒”、“佳期酒”、“八仙酒”，由“暖房头”（或称“八仙头”）和“暖房脚”8名，陪伴新郎入席。入席者通常都穿戴长衫礼帽，席间每个程序都要唱诵歌令，且边吃边轮番与洞房内的新娘及其陪伴者盘对喜歌。水门茶岗等处的“会八仙”别具一格，入席者有“驸马”（新郎），“八仙”、“阿乐哥”等十名，席中还有丰富精彩的舞蹈表演，有的再加10男10女相伴盘歌陪唱，十分热闹。
新郎酒至“下四盘”（最后四道菜），即暂停，转入“闹房”：“闹房”从“叫门”起，每个程序都要唱诵歌令。如进门唱“脚站洞房八字开，观音送子天送才”，翻床唱“枕头床被翻一翻，子子孙孙会做官”等等。最后，到“凤凰山”寻取“凤凰蛋”（藏放在洞房各处的红蛋、桔子等），找到“凤凰蛋”后，大家合唱《喜庆歌》，结束闹房，再上酒菜吃“下四盘”，宴罢，送新郎入洞房（称“麒麟送子”），整个宴会即告结束。
第二天，“新妇下灶前”（下厨房）。起火、洗碗。郑重地“开金”：切开金匏（南瓜），取出籽来（民间传说，人是金匏籽变成的），用围裙包好，在晋见翁婆时交给婆婆（俗称“阿嫲抱孙”）。
第三天，新婚夫妇回娘家做客，认妻系亲属，俗称“做头客”住两天或四天（取双数）回返，随即下田劳动，整个婚礼结束。
卅日行亲 这是霞浦畲族早年流行的一种婚俗。新郎在大年三十日，到新娘家带新娘“走嫁”，接回新娘，同吃过年饭后，举行简朴的婚礼。此时，家主（主婚人）鸣铳三响，表示既迎新年又迎新人，邻里乡亲前来庆贺；行过“拜堂”大礼后，新娘沏茶，新郎敬烟，并以“果子豆”之类招待，大家欢欢喜喜，热热闹闹，宾客通常都即兴歌唱，祝愿新郎新娘婚姻美满幸福。在新年期间，至亲戚友轮请新婚夫妇吃一餐“新客饭”。
此俗不讲排场，不设宴受礼，不需大操大办，却同样隆重而亲热，诚一方良风美俗，尤受家境不裕者欢迎。
其他婚礼 霞浦畲族婚嫁，除男娶女嫁的正常“大婚”外，还比较盛行女招男赘的招赘婚（“招年婿”）。据崇儒霞坪1983年调查，全村82对夫妇中，有19对属招赘婿，占23.1％。其婚礼仪式与大婚有所不同：成亲时，赘婿徒步到女家，一般没有或很少有陪带“嫁妆”（倒往往是女家给男家送一定数量的财礼）。此外，童养媳在旧社会相当普遍，其完婚礼仪与大婚同样隆重，但多无迎娶仪式。50年代，童养媳现象一度消灭，60年代后，在一些偏远畲村重新出现。还有一些“姑换嫂”、“女换婿”（嫁出女儿，把亲家的儿子招为婿）、“回头亲”（姑表亲）、“桃花夹竹”（鳏寡者与子女同时寻配结婚）等等，婚礼大都比较简单。
丧葬
霞浦畲族的丧葬礼俗，据《闽峤輶轩录》载，曾有“人死，刳木纳尸其中，少长群相击节，主丧者盘旋四舞，乃焚木，拾骨置诸罐，浮葬林麓间，将徙则取以去”。这大概是其迁徙初期的情况。《盘瓠王歌》有：“广东搬来去下南（闽南）”，本地民谚有“下南骨瓮捾捾转（到处搬动）”，与畲族入迁初期的迁徙生活和火葬习惯，均有联系。定居以来，受当地汉族殡葬习惯影响，废火葬，实行土棺葬（拾骨“二次葬”仍相当普遍），其丧葬礼俗，亦逐渐与汉族相似。
丧殓 人一断气，孝子在死者口中置冰糖一粒，随即到溪边烧纸钱“买水”，为亡者“浴尸”（擦洗）。浴尸照例“前三后四”（胸前擦三布，背后擦四布），随即更换“寿衣”。“寿衣”，外衣多按婚礼服式。凤冠，比婚礼所戴者简单，而无（或少）银饰。寿衣必是单数，即三、五、七、九层不等。更衣时，亲人边哭边唱，交待“亡灵”所穿衣服的式样、质料、层数等等。更衣毕，将尸体抬到后厅停放，头向外，脚朝里，面盖草纸，身盖“度被”，手执桃枝与粽子（包着草木灰、泥士、大米，谓供亡灵在冥途驱鬼、饲狗）。并在死者头旁置灯火碟。
与此同时，亲属得即向亲戚“报丧”。男亡，径告亲房叔伯；女故，得先报知娘家亲人，报丧者到亲威家，不必声张，只要将雨伞靠放在厅堂中庭壁边，人们即知噩耗。奔丧者至，孝子礼迎，若是母丧，孝子须携家人跪迎舅父。经舅父搀扶，孝子起立，如实禀报死因及殓殡情况，棺木、衣服等普遍从优，经舅家许允，始可收殓，葬礼亦较隆重。
收殓 必择日择时。届时，将死者移置棺内，孝子跪于尸旁“辞棺”，继而亲人环棺与遗体告别；族戚、乡里亦依次拜殓，俗称“拜视殓”。若死者是女性，定须经娘家亲人见最后一面，才能封棺。封棺毕，孝男女、孝媳及至亲小辈绕灵枢跪行三匝俗称“环柴”，最后棺盖用木米槌敲紧。
畲族丧俗最大特点在于以歌哭灵，除死者直系亲属子女、媳妇外，六亲九眷的女客，均着素扎白，围坐棺旁，边哭边唱，以歌追念死者，寄托哀思，祈祷安宁，疚悔对其照顾不周等等。通常轮番哭唱，直到“出殡”、“下葬”。
超渡 殓前后，旧俗多有“做功德”或“做殓暝”（亦称“做会暝”或“做道大”）等迷信活动。前者由和尚或法师主持，后者由文科巫师（道大）主持，皆设置斋醮，诵经拜忏，且歌且舞。一般人只一夜“殓暝”，祭过祖度身入录者，可做三天三夜“功德”，若是自杀、他杀、舟车祸等非正常死亡的，还要加请武科巫师“拔伤”，以驱鬼求得“超升”。
不同于当地汉族的是，“做殓暝”，通常是由习“畲家道”的“道大”用畲语请“师爷”（本道神明），有的上半夜用当地汉族方言请神安灵，下半夜才用畲语招魂劝灵，对“亡灵”交待祖先曲折的历史，并请祖先照料、庇祐。
新中国成立后，这些迷信活动逐渐革除，以至一度消失。而80年代以来，个别地方又重新出现，但规模较小，套例亦简。
殡葬 要择吉日，凡遇上所谓“重丧”、“三丧”、“七丧煞”等不吉利日子，就停棺家中，待吉日再行殡葬，而出殡“拜柴”礼仪更为隆重。是时，由孝男主丧（旧俗孝男如未度身入录，则需延请已入录之族人主丧）。孝男头戴秆环，身穿麻片，脚穿草鞋（旧俗跣足），手执火把，率孝媳、孝女及其他至亲晚辈（各依辈分、亲疏分别戴孝）拜别灵柩，俗称“拜柴”。仪如“殓柴”礼俗，有的还手舞足蹈，有比较规范的动作，孝子孝孙直系亲属绕棺脆拜行先进三匝，后回头退绕三匝，其余哭灵女客，则从旁哭唱相伴。
出殡。往往请所谓学过“法”的先生作前导，以驱鬼“开路”，孝子、孝女、孝媳相随“护柩”。亲戚、朋友、乡邻则随后相送（俗称“送葬”或“送柴”）。多在途中设“路祭”，俗称“拦马祭”。灵枢上路沿途散发“纸钱”，俗称“分路钱”。
安葬。多土葬。一般选择园地的高壁挖洞穴，俗称“土圹”，置棺其中，石块封口，俗称“土埋”。有的土葬后经若干年（以三五年居多）后，择清明或冬节日，启穴劈棺收拾骸骨，放入“金瓮”（长鼓型陶瓮）再移置于山崖、岩穴，或土洞中，并以砖石封口，有的做瓮墓重葬，俗称“补葬”。家境宽裕的则直接修墓安葬，俗同当地汉族。
第二节 节日习俗
霞浦畲族注重节日。节日遍布各月，其名称、时间，与当地汉族节日大多相同，而其习俗则每有独特的内容。
50年代后，传统节日多有改革，一些法定的新节日逐渐进入畲村，成为节日文化的组成部分。
春节 俗称“年”。霞浦畲族以农历岁首为“新年”，非常注重。其俗以正月初一至初五为正年，称“五日年”。节日活动则往往延续到元宵，或至月底，有“元宵（或正月）未过都是年”之说。
初一交子（零时），家家争先“开正”：开大门，放鞭炮，且争点第一枝香、争挑第一担水，以喻事事领先吉利，小孩争先上山“摇毛竹”以期快快长大；主妇则早起拨开“隔年火种”，堆上干枝叶，不吹不扇，让其自燃（俗称“做热年”），以望自然兴旺。早餐先食糍（白棵）汤，俗称“行时”，以求“彩头”；或吃面条，寓意“长命”。当日，邻里相互“过家”串门，晚辈向长辈“拜年”，长辈则赐予“压岁钱”、桔子。家长一般不离家，以接待来访的亲友邻里，客至互相道好祝福后，以糖茶和自制糖果（炒米、籺〓、酥豆等）、花生、蚕豆等食品招待之。80年代后，多以瓜籽、机制糖果、桔子、苹果等待客。主客围集在旧年生起的火堆旁，边吃边烤火，俗称“看家火”。间有唱吉利歌以助兴。80年代后，收看电视节目，则成了一顶新的活动内容。
初二，青壮年男子往往扛火药铳、带猎狗，上山“发铳”，报祝猎神，求大发大利。旧俗“五日年”内不捕杀，现在，倒有真正打猎的。
春节祭祖，是畲乡一项重要习俗，俗称“做头祭”。日期各地不一，多在“五日年”内，或在“上八日”（初八）、“上元节”（十五），有的是择吉日。祭祖，同祖男女老少必须集中，按祭仪举行，祭毕，多有聚餐，俗称“食太公飰”。旧制，费用由“祖宗田”收入中开支，现在多按参加人丁分摊。
春节结束，畲乡还有“开年驾”即送年之俗。或由族长率本族男女在祠堂烧香焚纸钱，礼送祖宗神回驾。或由家长领小孩清扫庭院，从大门到内室，以及厨房、牛栏、畜舍，扫毕，将垃圾送到村外焚烧。
春节期间，对歌是青年男女一大活动内容。三五成群相邀结伴，赴会赛歌，或串门唱和，或拦路盘对。皆尽兴尽情，乐在其中。请吃甚为普遍，亲朋好友，互相邀请，吃年饭，喝年酒，猜拳助兴，或各带酒菜吃夜宵，宵宵不断。
走亲作客，此际最为频繁。作客得随带“手薪”（面食、时鲜果品等礼品）。还有禁忌规定，如某日不出行、七出八不归、初八不回家等习俗。男子在此期间多主动操持家务，以示对妇女的尊重。姑娘则偷空编织彩带，准备作为情人的礼物，或趁机学习技艺。
俗例，新年期间，不接火种，不讨债，不讲示吉利的话，不打骂小孩。有的乡村还举行体育竞技活动或延请戏班演出。50年代后，政府有关部门还专门组织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慰问活动。
元宵，俗称“做十五”。各地歌手相邀赶赴水门半岭“观音亭元宵歌会”。这一天，又是道教三官大帝中的“上元赐福天官紫微大帝”生日，牛胶岭等畲村尤信此神，敬神敬祖活动更为隆重。极早供起净面（清面），祈“天官”赐福。
拗九节（二十九日），亦称“后九”。中午，各家都以糯米、红枣、花生、桂圆、芝麻、糖、豆等九种食品，混合煮饭，供自吃或送赠亲友。俗谓食之能除晦气，却百病。
二月二 民间传说，本日为“土地公”（福德正神）神诞，亦为“七圣真君”、“巡海将军”等神诞，又为“百花生日”、“种竹日”。畲族信奉神明，各畲村多有“祭土地”和种竹活动。尤以东安岛瓮里畲村的二月二“神节”隆重，节前家家户户都得酿酒、蒸粿（年糕）、造糍（加碱染成黄色，称“黄金糍”或“黄碱糍”），办饭菜，租渡船，迎接客人。各地畲族宗人云集（多有非亲非故者），参加“神节”活动。当日，抬出宫中“福德正神”、“巡海将军”、“西法灵师公”、“郑师公”、“乌江元帅”等塑像、神牌，巡游村境，各家在门前焚香烧纸，燃放鞭炮或摆设供品，虔诚礼拜，祈求平安。晚上，举行家庭歌会，此起彼伏，乃至道宵达旦。50年代后，抬神游境极少举行，而延请亲友来村多以盘歌聚会代之。80年代后，节日会亲赛歌，则每况愈盛。
三月三 俗为“上巳节”，敬天地、祖宗。霞浦山区畲民有煮食“乌饭”（乌飰）的习俗。乌饭，即乌米饭，取乌捻树叶（俗称大号捻子乌），捣烂，挤汁或熬汤，浸糯米，置木甑蒸熟即成。其由来，诸畲村传说不一。崇儒一带畲村称：从前畲族人民在抗击敌人时，米饭常被敌人抢吃，于是把米饭染成乌黑，敌人怕中毒不敢食用，畲族人民能吃上米饭，有了气力，终于把敌人打败。或说：唐代有个畲族英雄叫雷万兴，有次被关进监牢，其母送来的米饭常被狱卒吃掉，万兴叫母亲把饭染黑，狭卒见状再不敢吃，万兴才得一饱，恢复了体力，后来越狱，战死沙场，后人在其忌日染食“乌饭”以示悼念。盐田一带畲村则说：祖先当初居住深山，曾以“乌饭丸”（乌捻树的果实）充饥。南乡、东乡畲乡则相传，始祖盘匏王爱吃这种饭，其子孙便以此做祭祖供品。后人又发现，以乌捻树叶做“乌饭”，色泽乌里发蓝，带有油光，色佳味香，且能开胃、防馊，于是，每年三月三都煮以祭祖。且有缅怀先人，准备春耕，祝福平安、丰收之象征，便成特有的习俗。以至称此节为“乌饭节”。
清明节 清明扫墓祭祖，俗与汉族相似，但畲族较普遍，且隆重。其特有的“三陀冥斋”供品，以糍制成，呈锥形、饺形，有的还捏成盘匏形象。
四月八霞浦畲族以此日为“牛王”生日，作为牛节，让牛休息。民间传说：古时田里只生五谷不长杂草，人们过于清闲而惹出事端，于是玉皇大帝命牛王到人间，按一定距离散放草籽，让人们有事可做，不料牛王贪图省事，一下子把所有草籽全酒落人间，结果杂草丛生，田园荒芜，人们苦不堪言。于是，牛王被罚永留人间，带罪服役，驮犁耕作，以草为食。后来，人们便以四月八牛王下凡之日，作为牛王生日。这一天，让耕牛解除缰绳，休息、洗浴，有的还给耕牛喂饲浸泡着泥鳅的米酒。修有“牛王庙”的金村，当日都上香礼拜。
五月节 节在端午日，是畲家一年之中仅次于“年”的大节日，插艾悬菖蒲、饮雄黄酒，辟邪祈福之类习俗多与当地汉族同。而族中或有民间传说，以本日为“盘护忠勇王”神诞，故畲家多在厅堂摆设香案，险重祭祖，所敬奉的祭品是此节专用的“菅粽”或“横巴粽”。菅粽，以菅草叶（野生或人工种植，割回后经沸水烫软）裹制成圆柱状，扎以棕叶丝，通常是五节，意寓五月节得五福，或言此似“龙首师杖”，或言以此象征先祖“征番”有功所得的皇上赐物：横巴粽，以竹箨或裸叶包制成横枕式，亦有一定寓意。这两种粽，米亦糯，而碱独佳（以“猴梨柴”烧灰泡开水滤制），加之制成后用大灶猛火煮熟，再以文火煨透，故质地特别柔韧，胶糯清香，分外可口，且可久置不馊，非平常白箬裹制的三角式粽所能比及。霞浦畲民，除敬祖之外，还常将这具有独特风味的节日食品，作为厚礼赠送汉族亲友。
封龙节 亦称“分龙节”，节在夏至后的第一个“辰”日（俗谓“夏至见辰就封龙”）。民间传说，玉皇大帝在这一天分派各处龙王，按时按量行雨。人们则在这一天，祈祝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旧俗，节日禁用铁器下地，以免误伤龙体；禁挑粪桶，不做秽事，以免冲渎神龙。爱唱山歌的畲族男女，利用歇节，每每举行赛歌盛会，以至“封龙节”逐渐失去本义，而成为畲家会歌的又一专门节日。
六月六 天贶节。民间传说，“土地公”在这一天曝银，人们在这一天曝晒衣服，俗称“曝霉”。
七月半 中元节，俗称“做半”，亦称“敬祖节”、“祖宗节”。汉族以为“鬼节”，畲族则为“神节”，祭祀十分隆重。各家筹办鸡、肉、鱼、米粉、面条、饭、笋、豆等，置于木盘，集中陈列于宗祠祭祖，俗称“祠祭”，或摆供自家厅堂祭祖，俗称“家祭”。
在节日前后，有结伴上山打猎之俗，称“秋社”或“秋猎”。
中秋节 霞浦畲族原无过中秋节惯例，后受当地汉族影响，也蒸米糕、买月饼、糖塔赠亲友。唯逛中秋时多有赛歌活动。或以中秋为祖宗秋祭日，举行祭祖。
重阳节 农历九月初九，霞浦畲族多成群结队登高，举行歌会。尤其南乡“小洪山歌会”和近郊“目莲山歌会”最为著名。另外，多有蒸制米糕，俗称“重阳糕”。
加冬节 立冬日，畲乡俗有杀鸡宰羊（每加滋补草药）、合家饱食的“补冬”习惯。同时时值小阳春，畲族习俗有登山、巡田，或到神庙卜问来年丰歉。俗称“探宝”。
谷神节 霞浦畲族传说：稻谷有“谷神”、“谷娘”和“种子仙”、“稻秧仙”、“青稻仙”、“黄稻仙”等“谷仙子”，分司各期生长。于是，每在收割完成时，在堆放稻谷的“楻埕”（禾场）庆丰收，举行娱神、谢神活动。俗称“谷神节”。
仪式在田头安放谷神剪纸或红纸条，摆设米饭、米酒，点香供奉，敬谢谷神，人们在楻埕歌唱嘻闹。水门一带畲村则别具一格，东家在割完最后一场禾，便备自酿米酒、肉炒米粉，邀请帮过工的乡亲参加，在田头设供，敬过神后，尽情地吃喝、歌唱、嘻闹，还推选青年男女各一名扮作“谷神”、“谷娘”，未婚男女皆扮“谷仙子”，且歌且舞，忘情狂欢。
冬节 节在冬至日，民谚：“冬节大如年”。畲乡普遍以糯米粉和水，捏制半月式的“米〓”（以萝卜丝、或肉、菜为馅），作为馈赠亲友礼品。前夕，家家团聚，人人动手搓“汤圆”（无馅），俗称“搓圆”，节日晨煮熟，先供神祖，后各食一碗，意寓佳节团圆。还有将汤圆粘于农具、粮仓，以祝丰年的习俗。
旧年 霞浦畲族以农历岁终“除夕”为旧年。每至年关，外出谋生的都得回家。民谣有：“有钱没钱早转厝，莫做葛藤踉路边。”腊月下旬前后，各家办年货、置家具、扫庭室（俗称“除旧”或“扫椽”），备办年货、造米酿酒、春糍，炊棵、烰炸蒸煮，准备“过年”。此期间，亲友还要互相馈赠礼品，俗称“送年”。一年间的债务都要加以理清，旧时无力偿债的往往得躲债，俗称“屈豆芽菜”。
“祭灶”农历十二月或二十五日，或二十四日。民间传说，“灶公”本日上天向玉皇述职，各家祭祀，俗同汉族，唯有些人家将破烂衣服或药碗，在深夜悄悄抛弃野外，俗称“送穷”或“送病。”大年三十（“除夕”）做“旧年”，最为隆重。年饭，俗称“长岁馒”，特别早而丰盛，合家团聚，吃年饭，祝吉祥。饭后，结彩张红，贴春联、门神、窗花，橱柜家私、篮篓，以至猪栏鸡笼都贴上红纸条，以示吉利。仓库里贴“银母”（纸箔）。家庭主妇得在灶膛里煨埋“隔年火种”（用燃而无明火的大块柴段。寓家庭年年不断炊不断火）。崇儒、水门、盐田等山区畲村，还在火炉塘，煨埋1米左右的粗树干或树根，燃到初一，以至元宵还烘烘作热为大吉大利。俗称“煨大猪”，或称“煴家火”。家长则给孩子们准备初一拜年的压岁钱。入夜合家团聚“守岁”，焚香放爆竹接祖宗神。村人相互串门走访，吃糖果点心，唱吉利歌，长夜不眠。80年代后期，“春节联欢晚会”电视节目，伴随大家渡过这个美好的夜晚。
第三节 信仰习俗
霞浦畲族普遍、长期地有着相当浓厚的图腾、祖灵和神鬼观念，因而有着多样性、多重性、神秘性和功利性的信仰习俗。这些信仰习俗，是其传统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对其社会文化的建构和发展，有过深刻的影响，但现在都已逐渐淡化、消失。
盘瓠崇拜
霞浦畲族留存着最具本民族特色的、古老的盘瓠崇拜－－一种揉合着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神灵崇拜的特殊信仰。
盘瓠，一作槃瓠、盘护，讳称“龙麒”（亦作“龙奇”）。崇拜者度视其为神奇降凡的天上星宿（亢金龙）、威灵显赫的民族英雄，推崇其为至高无上的民族始祖与保护神，尊称其为“忠勇王”。
霞浦畲族家喻户晓、代代流传着反映盘瓠崇拜的《盘瓠传说》，且郑重其事地将此整理加工成书面文字，作为族谱重要内容。较有代表性的有雷、蓝二姓族谱普遍刊载的《广东盘瓠氏铭志》、《帝喾高辛氏敕封图》、《盘瓠王坟图》，以及盐田洋边《雷氏宗谱》等刊载的《盘瓠王敕书》，溪南牛胶岭《蓝氏宗谱》等刊载的《帝喾高辛皇帝敕赐盘瓠王圣榜》等。
《盘瓠传说》，被改编成“祖公歌”，在特殊场合唱诵。其中《盘瓠王歌》流传最广、最久、最有代表性，而本县白露坑等处歌手改编的《高辛氏》、《陈锋氏》、《祖公出朝》、《高辛王》、《想歌》等，皆在县境主要畲族社区传唱。
《盘瓠传说》，还被绘制成连环画或组画，作为宗教偶像式的“祖图”，在特殊场合张挂，且施以极虔诚的祀奉。其内容大体相同，但情节繁简不一。其形式多为中堂式直幅，或长卷式横幅，画幅有多有少，画面有大有小，通常是每个情节绘一幅，并加简短的汉字说明。有的还另外加绘“三清图”（上清、玉清、太清之神像）。较大的宗族，旧时多有集资延请画匠精工绘制，有些畲村至今尚有珍藏。崇儒霞潭里珍藏的是清嘉庆四年（1799）绘制的宣纸本工笔重彩连环画，计4轴，每轴215×104厘米，30图（现存25图）；溪南白露坑珍藏的是清同治三年（1864）绘制的宣纸工笔重彩连环画，计4轴，每轴180×100厘米，20图；州洋梨坪湾珍藏的是清光绪三十年（1904）绘制的绢本工笔重彩组画，计4轴，每轴150×80厘米，4图（分别绘“揭榜”、“平番”、“封官”、“殉难”4个情节）。
祖杖，又称师杖，是盘瓠崇拜的神圣象征物，每在特殊场合与祖图配套受祀奉。杖以树根或树木雕刻制成，其首似龙非龙，杖长约与常人身高等。崇儒樟坑《蓝氏宗谱·龙首师杖志》称：盘瓠王游山狩猎，坠树桠而卒，同朝奏于帝，帝思功臣既非怀于人胎，死复不归乎中土，命将树砍回，召工匠刻盘瓠颜像，称为“师杖”。旧时，各房、族多有祖杖，有些畲村至今犹有珍藏。霞潭里珍藏者，首为龙，口含珠，系柚木所雕，涂以金色，身由自然树根略加修饰而成，涂以红漆，全长1.7米。
神牌，又称总牌，木制，上圆雕似龙非龙之首，中浮雕（或书写）“敕封盘护忠勇王神位”，置祠堂正中神龛内，作为祀奉礼拜对象。其两旁柱上每有悬挂（或张贴）楹联（俗称“祖公联”）：“功建前朝帝喾高辛亲敕赐名垂后裔皇孙王子免差徭”。这些，都是盘瓠崇拜的标志。此外，在霞浦畲族日常生活中，诸如妇女发型、首饰、服装、舞蹈，尤其是以盘瓠为中心的祭祀活动，及其山羊、乌饭、菅粽、横巴粽、黄金糍、三陀冥裔之类特殊祭品，都或多或少地保留着盘瓠崇拜的遗迹。
霞浦畲族盘瓠崇拜，还有好些禁忌。在旧社会，这种崇拜常被外族“借资口实，群相诟骂”，遭受歧视、侮辱、诬蔑、伤害，以致本族人长期以来，多不愿公开承认这种由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独具民族特色的特殊信仰，祭祀盘瓠的仪式及其有关活动，大多秘密进行，不向外族透露，祖图、祖杖、族谱、神牌等，更是秘而不宣，绝不轻易示于外人，从而染上相当浓厚的宗教式神秘色彩。
这种崇拜，本族中意见亦不甚一致，县内多数钟氏宗谱，都不记述与盘瓠传说有关的内容。《福建福宁府颍川钟氏宗谱·序》还指摘盘瓠之说“荒诞无稽”，是“愚陋”之“敝俗”！雷、蓝二姓畲族宗谱在刊载《广东盘瓠氏铭志》的同时，亦刊载《解盘瓠说》等专文，认为“盘瓠为狂谬之说”。
新中国成立后，实施民族平等，消除民族岐视，作为一个民族特殊社会意识形态的盘瓠崇拜，得到正确对待，具有族特色的祖图、祖杖、族谱、祖公歌、祖公联等等，一般不再保密，而被公开作为有特殊文化价值的民族、民俗研究资料受到重视。在本族中，随着社会主义物质、精神“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盘瓠崇拜的宗教式神秘心态，普遍日渐淡薄，其祀奉仪式及其有关活动亦相应日渐简单以至消失，有关盘瓠崇拜的禁忌均基本革除。
祖先崇拜
霞浦畲族素重祖先崇拜，普遍认为“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为人子孙当尽“报本追远之深心”，列“敬祖宗”为族规条训的首要内容，重视“明世系，昭祖恩”的有关活动，且普遍相信祖先有灵，能够庇祐福荫子孙，以至将祖先视为保护神，虔加崇拜、敬奉。其所崇拜、敬奉的祖先，不但有本郡头（蓝姓“汝南堂”，雷姓“冯翊堂”，钟姓“颖川堂”）的“历代远近一派宗亲”，还特别有从盘瓠崇拜意识所认定的全民族共同“始祖”：“敕封盘护忠勇王”。
“九族推尊缘祭祖”。长期来，祭祖是其最隆重、最虔诚最普遍的信仰习俗活动，形式主要节日祭、醮明祭和修谱祭等。
节日祭，按有关节日，定期例行祭祀。地点因地制宜，或于祠堂，或于众厅，或于家族中较大的私宅厅堂举行。挂祖图、立祖杖、启宗谱、设供馔（大祭牲供，必有山羊或家羊，以奠“始祖”狩猎山羊殉身），焚香点烛、燃箔放炮（爆竹），由族长（或推辈分高、年齡大的长者）主持，并领唱《祭祀歌》、《祖公歌》（或讲述祖宗传说）、瞻仰祖图，宣读祭文（或诵请先祖大名），而后按辈分先后，分男、女一一向祖先礼拜，有的还有施行程式化的舞蹈动作。大祭通常还有聚餐或巡乡游行。
醮明祭，俗称“做醮”、“做序头”，或“学师”、“奏名”，是一种最特殊、最隆重的祭祖仪典。民间传说，盘瓠王曾历尽艰辛，前往闾山、茆（茅）山学法，练就一身战胜精怪、灾害的高超本领。人们认为通过醮明祭的仪典，学师传法，度身入录，成为盘瓠王的正式传人，就能增强战胜邪魔，免受欺凌。于是，早先凡年满16岁的本族男子，均要单独或联合举行这一仪典。届时（多择冬季吉日），挑回祖担（雅称“游祖”，即放置祖图、祖杖、香炉、法器的竹箱），挂祖图、立祖杖、摆香案、设法坛，供牲具醴、焚香烧纸，由“本师”（学过师的前辈）且唱且舞，进行一系列“教度授法”仪式，受醮“弟子”则相应进行有关礼仪，应答礼拜，典毕，醮者得法名（如：钟学吉法名法宁），并将写有法名、祭期的红布条系于祖杖，谓正式“入录”。入录者在本族的地位、身分、待遇，无论在世与否，均高人一等。醮明祭，仪式甚繁，多延续三昼夜，且要大宴亲友，花费颇巨。此外，水漕垄、霞潭里、青皎、白露坑等处，畲族妇女还有做“西王母”之俗。祭祀程序与此略同。
修谱祭，俗称“封谱”，是宗谱编修完竣时的祭祖活动。合族聚会，仪式与节日大祭同，另每有设坛“做功德”之俗。旧例，“封谱”的谱牒，由辈分最低者缄封，由辈分最高者收藏。
20世纪以来，霞浦畲族的祭祖活动逐渐减少。醮明祭，在20年代已少见，50年代后基本消失；节日祭，在50年代后，仪式渐减，多按家庭举行，70年代后，绝大多数青年人已不参加这种活动。惟修谱祭，至80年代犹时有所见，但规模亦大为减小。
鬼神崇拜
霞浦畲族有相当部分人，相信“万物有灵”，鬼神观念在其精神世界中具有很大的统治力量。这些人崇拜、信奉着多种神灵，其中有道教的神仙、佛教的菩萨、自然界的精灵，而更多的则是土生土长的民间神祇，如大帝、大圣、大王、侯王、元帅、将军、先师、师爷、娘娘、夫人、仙娘、婆神，仙公、洞主、童子、童郎等等，数以百计，来路纷沓。对一方“土主”、一业专神礼拜虔，而据说与本民族有关的雷海青（田公元帅）、钟景琪、雷万春（兴）、钟老公、李仙娘等，更受推崇。这些“神明”，通常只是用红纸写成“香火榜”，供在住宅的神龛（左上方。右上方神龛供奉祖宗）或厅壁上，有的只供在野外，极少塑绘偶像、建筑宫宇。崇儒笕下樟坑大厝的正厅神龛供的是用整张红纸写的“香火榜”（右上图）：溪南瓮里的一条小渡船上（1989年见），则只有压三枝香，插一竹筒（代香炉），不足一尺见方的红纸“香位”（左下图）：足见其所奉祀的神灵无所不在，随遇而安。
近现代受汉族影响，始见少量宫庙。溪南牛胶岭1985年所建的“龙顺宫”，奉祀着当地洪山“灵华洞主”李仙娘，以及平水王、柳将军、马将军、镇洞将军、王将军、陈夫人（靖站）、婆神、林师公、罗师公等10尊塑像，另附田公元帅、郑二等两尊小像，前列10只香炉（中六，边各二），集众神于一堂。
畲族的鬼神崇拜习俗，贯穿于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节日敬神极频繁，斋供香火不断，农历每月初一、十五，多有焚香礼拜，以期赖神明庇祐；神诞祭祀特别隆重，多以一村或一族举行迎神巡乡，由族长主持，少则一天，多则数日；“做福”也相当普遍，其名有天地福、平安福、保苗福、完满福、还愿福等等。
人们若有遭灾患病，动辄指为神责鬼犯，基于此，求神驱鬼的巫术，在霞浦畲区颇为流行。巫师（俗称“王师”。师，音sāi），大多是经过“醮明祭”，传得“畲家道”“真法”者。其法事活动，基本与当地汉族相同（据说，当地汉族巫师之祖师为陈靖姑，也是传学闾山、茅山法术的），有文科与武科之分。文科要义是“求”，以歌为主，唱诵经咒，请求神灵护祐，以祈免灾难，各种“祈福”、“还愿”、“祝星”、“过关”、“度关”、“收惊”、“镇宅”、“做殓暝”、“做功德”皆属此；武科要义是“驱”，以舞为主，拟神腾跳扑打，“行兵动法”驱赶邪魔，解救危难，大凡为重危病人“做王”（包括“半场”、“全扬”）为非正常死亡者“拔伤”，以及遇特大自然灾害所进行求雨等的“超三界”皆属此。
霞浦畲族的鬼神崇拜还有种种禁忌习俗：神明下界日期，不做秽事；时交节气日子，不宜动土；恶煞当道日期，不宜出行；红白喜事，生肖相冲，必须回避；女人不能跨越犁耙、锄头、扁担、鸟铳等农具、猎具（因其各有神明所司）；迎娶期间，服丧者或孕妇不能接近等等。同时，还迷信算命、卜卦、看相、求签、看风水等方术，红白喜事要择日子，盖房造基要择坐向，甚至有情人因“八字”不合而告吹、建房因流年不利而拆改等等不可思议之事。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70、80年代以来，鬼神观念在霞浦畲族精神世界的统治力量逐渐丧失，不少迷信习俗已经逐渐革除，“人没神明跳跳走，神明没人翻跟斗”的俗话，在这里普遍流行，除少数偏远山区的老年人，大部分青少年，甚至中年人，都不再崇拜鬼神了。
宗教信仰
霞浦畲族杂散居处汉族社区，受汉族宗教信仰影响，极为明显。道教、佛教，都从汉族区传入，与畲族原有的一些信仰习俗揉合起来，而凡在汉族社会流传的一些佛诞神节及其活动，在畲族地区也同样流行。
霞浦畲族信仰佛教的为数不多，而出家为僧、尼的，更寥寥无几。（1989年，僧4人、尼1人）。旧时，在族聚居比较集中的地方，亦建有佛教寺庙（多由汉族所建）。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西胜寺、法华寺、半岭观音亭寺（以上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目连上、下寺（在马洋）、宝仑寺（在大京茶场）、占潭寺（在梨坪湾）老佛寺、龙居寺（均在墓斗）、白叶兰寺（在白露坑）等。
霞浦畲族信仰基督教，始于30年代初，由英籍牧师到草岗村传道，并利用当时县盐务局诬指村民贩卖私盐、来村抓人抢物的“私盐事件”，出面解决，而致全村大部分人信教。但数年后中止。80年代后，牙城田家心南墘、柏洋敖岭盖有教堂，有畲民百余人信教，据1989年统计，全县畲族基督教徒500多人。
第四节 社会风尚
霞浦畲族勤劳朴实、团结友爱、文明礼貌、热情好客、热心公益、安份守已，许多优良的传统礼俗，成为“家风”（门风）、“族风”，得以世代传承，社会风尚淳美亲靖。新中国成立后，在物质文明建设成就卓著的同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更是新风蔚然。
本节侧重道德习俗作择要记述。
团结友爱 霞浦畲族道德规范，“以孝悌忠信为本”（族规），以团结友爱为重，所流传的《盘瓠王歌》尾声称：“蓝雷（钟）三姓好结亲，都是南京（或广东）一路人，今日分散居各处，有事招顾莫退身。”流露浓厚的亲情意识，有着强大的凝聚力量。敬祖尊宗、孝顺和睦、亲善谦逊、互助合作、文明礼让、济难扶危……都理所当然地被视为社会公德和美德，其家庭、宗族、村落，大都构成重情感、讲礼貌、同甘苦、相帮衬的亲密共同体。“夫妇耦耕并作，朝夕与偕”、“其俗诚朴……男女相助力作”（傅恒：《皇清职贡图》），“家人嗃嗃，妇子嘻嘻，各食其力，亦无阋墙之事”（范绍质：《瑶民纪略》），与这里绝大部分的家庭状况相符，而宗亲、乡里间的人际关系也同样是相当融洽的。
问好让路。是最普通的规矩。平均熟人相遇，每每亲热地招呼问好（俗称“借问”），相问：“食去未（吃过饭没有）？”，“去哪里？”对老人还要请安，相问饮食起居，有的还鞠躬、揖拜。彼此称谓，严格按行第辈分，俗忌直呼长辈名字。且以见熟人、客人不理不睬为不礼貌、“没嘴鼻”、没家教，本人受责连及家长。若是路遇，不管熟悉与否，都主动缓步或止步，为对方（尤其是老人、挑担者）让路，通常是让对方行走左侧（俗以左为尊）或靠里安全的一侧（俗称“让路里”），挑担肩柱杖的，要放下柱杖，把担子转向路旁；若是经过小桥、矴步，则主动让对方（尤其是老人、孩童、妇女）先通过，危险地段往往伸手加以援扶、牵引。
互助合作。素有惯例。通常红（婚）、白（丧）、喜（诸庆）寡，修建房屋，必相帮协助。一家“做事”（或称有“好事”），只要打个招呼，甚至不必通知，各家都会主动前来，男女老幼凡能帮得上的，都尽力帮忙，一律不计报酬，主人则供给茶、烟、点心，以至饭、菜、酒。遇上白事，亲邻除帮工之外，还按照定例主动赠送钱物。对贫穷的死者家属援助更多。此外，农事活动中，多有帮工与换工，主要是落春或收冬季节，亲戚朋友、邻里乡亲互相帮助，彼此提供技术工、强劳力、辅助劳力和耕牛、大农具等，所提供的天数、工值，一般不作斤斤计较。50年代，“组织起来”的生产形式，适应这种固有的习俗，好些畲村人家百分之百地率先入组入社，当时草岗雷大钗互助组、路里蓝成财互助组，都是全省著名的模范互助组，青皎和墓斗片组织的畲族合作社，则是县里有名的先进合作社。1958年后的20年间，人们在人民公社大集体中，更是大互助大合作。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各农户、专业户、联合体之间，农事及其他经营活动的帮工、换工空前频繁，彼此提供帮助的范围更扩大了，所提供的天数、工值，一般也不大计较，而先富起来的一些专业户，则不忘大家的帮助，每每回头扶持以求共同致富。新村畲族青年蓝大福，成为名闻遐迩的畲乡“香菇大王”之后，为大家提供香菇等食用菌种植技术、资金、生产、加工、销售等多方面方便与帮助，自1986年起，每年提供无息赊贷的菌种和有关原辅材料，价值均在5万元以上，1989年达8万元，每年都有100多户菇农得到帮助，发展了食用菌生产。
勤劳耐劳 霞浦畲族热爱劳动，俗以勤劳耐劳为美德。男女老少，凡能劳动者，无不主动、刻苦参加劳动。少年儿童在六七岁便开始放牧、打猪草、砍柴禾……老年人只要还能走动，都尽量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全半劳力常年参加劳动多在300天以上，每天劳动则多在10小时左右。
人们评价一个人，以至民间嫁娶选择对象，每以是否勤劳耐劳、“肯做又会做”、“放下锄头就拿〓”为主要标准。劳力精强，难活能揽、重活不惧的“全把式”、“村人家”备受赞赏、器重：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懒汉，普遍被鄙视。
妇女更是素以勤劳称著。旧时，“福宁府属，妇女皆裹脚”，只有畲族“乃因耕作之便”一概例外。她们“日与男子同耕耘”，除风俗所禁忌的部分农活之外，所从事的劳动“内外悉如男”，而在家里所操持的家务、所进行的家庭副业生产，则大大超过男子。有些畲族家庭，内部家务反而由男子料理，户外劳动，包括砍柴、赶集都由妇女承担。一位成年女子，挑上百把斤担子往返几十里地是习以为常的。她们一年之中难得有几个体息日，乃至“生子愈月，服农事如常，日止哺儿一次。”新媳妇下田，也是司空见惯之事。新中国成立后，不少妇女破除旧俗，犁田、耕地、插秧，样样都干，出现了全国农业劳动模范蓝品妹为代表的一大批劳动能手。50年代，当地汉族普遍以“劳动嫂”作为畲族女子的尊称。现今，畲族女子保持劳动本色，不让须眉，活跃在劳动生产第一线，顶着发展畲村经济的半边天。
热心公益 霞浦畲族风俗视公益事业为善举，人们对宗族、村落的公益设施，如道路、桥梁、水井、公共建筑物，皆乐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主动积极地参加兴建与维护，即使是族外、村外的公益事业，只要有所相关或力所能及，也会踊跃乐从。这在明、清定居以来，早已成为传统良风。县境内现存古道，古桥、古建筑的石碑（如，溪南“霞浦大路”碑，牙城杨家溪桥碑）集资名录上，每每有雷、蓝、钟姓人氏，而未留下姓名的出资、出力者，更是不计其数。“福宁山民会馆”（三明会馆），所以能办成“同臻宗人于福利”的民族民间社会公益团体，自始至终都赖于以各地宗人对公益事业的热心。
新中国成立后，畲族人民把公益范围不断扩大，热心所及至整个中华民族。1950年畲族人民还非常贫困，而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大家“有多少力量，拿出多少力量”，纷纷把做工、卖柴、织布、编斗笠、打草鞋所得的钱、粮食，以至把家里仅有的金属器皿、平时不轻易戴用的银首饰等都慷慨捐献出。当时只有21户畲族人家的墓斗片石塔里村，也尽心尽力捐献了1465公斤谷子、500只鸡蛋和一些现金。
合作化以后，人们生活在集体（合作社、人民公社）中，对公益事业更为热心，大凡修公路、建水库、盖会场、办学校、建设水（自来水）、电设施，往往不计报酬，出大量义务工。县里修建溪西水库，好些非受益区的畲族社员，也自带粮食、被盖，去当义务民工。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后，人们对公益事业的热心，有增无减。据3个畲族乡统计，从1984年6月至1988年底，群众集资办学金额即达150多万元，其中崇儒、盐田两乡，都是集资60万元以上的全县集资办学先进单位。而修建乡村公路、安装自来水、照明电之类，更是出钱、出工，不遗余力。食用菌专业户蓝大福，致富后为家乡兴办公益事业，至1989年捐资达1万多元。
对于公益事业，共产党员、基层干部更是以身作则，带头奉献。水门大浿村党支部书记蓝其宋，1986年为建造小学校舍奔忙，连女儿患重病送医院抢救也顾不上；1987年为修建水电站，摔断左腿，伤未治愈就上工地，当线路架到各自然村还差2万元资金时，便毅然卖掉两头大猪，把1000多元全数投入。在其带动下，村民主任蓝有金献出女儿陪嫁的1000元，家家户户也都再次集资把钱凑足；1989年修村际公路，蓝其宋全力以赴，在山洪暴发时，带一位党员，顶着狂风暴雨连夜赶到石拱桥工地，冒着生命危险排除积物，随即卖掉1000公斤谷子，垫付修桥师傅工钱，并包下师傅的吃住，终于修完石拱桥。他从1986年至1989年连续被评为县优秀党员，1989年被评为县先进工作者。
对于公益事业，老人们也普遍热心，素有清理环境卫生的习惯。州洋洋当厝、长春路里、水门后山等畲村，都有几位老人常年把公共场所、路径打扫得干干净净。
热情好客 霞浦畲族从来十分热情好客，俗以敬重客人为常礼，居处越是偏远者，待客越是真诚热情，来客无论亲疏远近，甚至毫无沾亲带故，都会受到欢迎。会讲“山哈话”的，更是被视为“自己人”，显得特别亲切，不管走进那个畲家，都不愁吃住。汉族客人则倍受优厚礼遇。过去，有些畲村在正月初，尚有鸣放爆竹“啸客”之俗，即来客先在百步外以燥竹声为号，主人必倍其数以应，喧豗不绝，声震村野，甚为隆重。
客人一到，主人马上移凳请坐（俗以进大厅为尊贵，入厨庖为亲热），端汤洗尘，随即敬茶敬烟，茶必定是新沏的好茶，有的给稀客贵宾奉上双碗茶，表示特别敬重，请客也尽量用好烟，若是稀客贵宾或比较亲近的戚友，还要请糖煮荷包蛋（多是鸡蛋，2～4只因地因人每有定例），或米粉、粉扣、面条之类作为点心。一家来客，近邻往往都会送点心。
来客后，主人连忙筹米买菜，有的还特地上山猎取野味，或下海捕讨小鲜，有的则拿出贮藏的好东西，以至杀鸡宰鸭，即使十分贫困的人家，亦不吝罄其所有，以至赊借，三餐都尽量以好饭好菜好酒款待客人。旧时“有客傍客边，客去断臊腥（荤味）”的情况相当普遍。吃饭时，客人先上桌、坐大位，由家长相陪（旧时，妇女、小孩都不上桌，或待客人吃完才上桌），近邻也常会自带酒、菜，与客共聚。客人端饭、添饭都由主人代劳，吃罢离桌，主人便端热水请洗漱。夜间，往往还要请客人吃点心。住宿，也是以一家最好的房间、被盖招待客人。此外，各畲村大都盛行陪来客唱歌之俗，尽情尽兴，极为友好欢快。
若逢节日歌会，更是以能多请客、请好客引为荣耀与快乐。水门“观音亭元宵歌会”，半岭及其邻近畲村，各家各户历来都尽力接待各地的来客，近年每户一天之中请客多的达七八十以至上百人次，少的也不下二三十人次，一餐花费往往会是全家好几个月劳动所得。溪南白露坑、瓮里、州洋墓斗、青福等畲村，各户节日歌会请客亦每以数十人次计。
遵规守法 霞浦畲族温顺安份，恪守法纪。对政府颁发的法令及民间制订的规约，每每奉为行为准则，遵从不逾。
家庭、宗族、村落对其成员训戒、管教甚严，社会治安相当宁靖“间有茛莠之徒，其长老父兄谆谆告诚，以为败类，深自愧耻。”偶有发生不轨、忤逆之事，通常都有习惯法处理，视其情节，轻者受责备、赔礼道歉、罚放鞭炮、挂红布，重者“合族攻之”、“谱内削名”、“革逐治罪”，以至“鸣官究治”。因此，在畲村中很少发生丢失东西、虐待妇女、恃众逞凶之类违法乱纪现象。即是县境城乡屡禁难止的赌博，在畲村也不多见，下岐山等畲村，素有“赌风吹不进”之誉。
新中国成立后，霞浦会族更加遵规守法。50年代，普遍订立“爱国公约”、“听毛主席的话，走共产党的路”，“增加生产、励行节约、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拥护人民政府，响应政府号召。主动交公粮、纳税收，维护社会治安。
在“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中，霞浦畲族亦不瞎起哄，极少有人不生产“闹革命”，参加所谓“造反”活动，社会治安基本稳定。
80年代后，民主法制深入人心，茶岗等畲族村普遍订建设社会义精神文明、民族团结、普及法制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治安管理公约》、《文明之家守规》、《护林防火公约》等乡规民约，增强守法观念。茶岗村实现“六无”（无打架斗殴、无聚众赌博、无偷盜行窃、无投机诈骗、无乱砍山林、无买卖婚姻），成为全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单位”（1987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1988年）。
现在，霞浦畲族人民进一步把自己的行为纳入社会主义法制规范，更加增强民族政策观念、民族团结观念，祖国观念和爱国意识。
第四章 语言
全国畲族说两种语言：居住在广东省博罗、增城、惠东、海丰4县约1000多畲族人，说的是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的语言，它接近瑶族布努语炯奈话（毛宗武、蒙朝吉：《畲语简志》）；占全国畲族总人口99％以上的畲族人说的语言，接近汉语客家方言，但跟现在汉族客家人说的客家话又有所不同，它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均有自身的特点。现在，这种语言是99％以上畲族人通行的交际语，畲族人称这种语言为“山哈话”或“畲话”，霞浦畲话就是它的一个地方变体。
霞浦畲话属于闽东片畲话中的一支，跟闽东片的福安畲话、福鼎畲话比较，霞浦畲话受当地汉语方言影响较大，保留的古成分也相对少些。语音方面，福安畲话声母〓在霞浦畲话中已变成θ，现在，不少霞浦畲族人更进一步用s来代替θ了；韵母中，福安畲话－m、－n，－?，－p、－t，－？全套保留，而霞浦畲话－m已消失，部分地区－n、－?已经相混，－p已基本消失（仅在个别词语中保留），－t、－？亦有部分相混。词汇方面，除了当地汉语方言—霞浦畲话的借词还渐增多外，用霞浦畲话词语代替霞浦畲话中同义的古词语的现象也逐渐增多。此外，语法中用霞浦话结构代替霞浦畲话原结构的现象也有所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