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一个古老的民间传说
  宁德（县）漳湾南埕村林氏家族旧有“放鸭娘娘”的传说，称当地人林植德的女儿林氏是宋朝皇帝的妃子。清代乾隆年间知县卢建其主持修《宁德县志》，曾派人到南埕调查，林植德碑、墓犹存。但因无法判断这个“林植德”是否即宋神宗赵顼妃子林贞的父亲林洙，没有给予认定，却在该志书卷二《建置志·宅墓》的篇末作了一个特别的说明：“五都港尾旧有古墓，故老相传为南埕林氏帝妃之冢，妃父字植德，母吴氏，家庙有遗像焉。迄今谱牒既屡经兵燹，而碑碣亦无复存焉者，盖邑乘失传久矣。考宋神宗时有贤妃林氏，系闽人，父名洙，然史不载其字，姑阙疑以俟博识。”按照现在南埕林姓人家的说法，他们这一支最早是由林揆的儿子林延安（名保，字延安）在北宋初（989）迁居南埕村的，成为当地林姓始祖；这个林延安便是林特的父亲；林特有两个儿子林潍和林洙，林洙即字植德。这个传说或许不完全是空穴来风，但它究竟包含着什么样的真实史影，则尚待推敲。
  林特是北宋中央朝廷赫赫有名的大臣。对林特，旧版《顺昌县志》、《宁德县志》均未予立传。但康熙本、光绪本《顺昌县志》的“秩官志·名宦”皆有林揆（他是该县初设的第一任县令）。乾隆本《宁德县志》的“建置志·宅墓”中留下其家世情况的一点线索，它与民间口述史料有很大关系。南埕林氏后裔还说从林揆到林洙，四代人死后都归葬漳湾南埕。但《八闽通志》卷79“丘墓”载，顺昌“林司空墓在县东旧正识院侧，有石麒麟”。此“司空”即指林揆。四代归葬云云，恐怕是张冠李戴了。又据新近发现《宋故骁卫林公（倩）墓志铭》拓片，所载涉及林特家世。墓志全文一千五百字，称林倩“其先南剑州顺阳人，仕宦迁徙，今家于河南”；其“大王父讳揆”，“王父讳保图”，“父讳慎密”，“从父特事真宗朝”。那么，林揆的子孙辈是认南剑州顺阳（顺昌）为籍的。
  二、两种新编方志中的林特传
  林特是北宋前期著名的理财家，《宋史》卷二八三在“王钦若传”下附立其传，新编《顺昌县志》和《宁德市志》都据以改写新传。新传做了不少值得肯定的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以下先分别引介，再提出笔者的“简传”。
  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顺昌县志》卷32“人物传”载：
  林特，字士奇，生于南唐应历年间（公元约951～957）。其祖父林揆系后唐长兴四年（933）首任顺昌县令，故定居顺昌。
  林特小时聪明好学，十岁著文进谒南唐主李璟，李璟极为赞赏，“命作赋，有顷而成”（《宋史·卷二十七林特传》）。被授为兰台校书郎（管校勘书籍）。北宋开宝八年（975），南唐灭亡，林特降宋，先后任长葛（今河南省长葛县）县尉、遂州（今四川省遂宁县）录事参军、陇州（今陕西省陇县）通判、大理寺丞等职。端拱元年（988），宰相吕蒙正推荐林特为三司户部勾院通判。淳化三年（992），为永兴（今陕西省西安）军通判。咸平年间，度支使梁鼎“制置陕西青白盐，前后上议异同”（《宋史·卷二十七林特传》）宋真宗派林特等前往考察利弊。林特经过调查研究，认为制置青白盐，不利朝廷与百姓，上书请恢复旧盐商贩。此议正合真宗意，升林特为礼部员外郎、户部副使、盐铁副使。
  景德元年（1004），真宗北征，令林特为同知留司三司公事，司封员外郎。景德三年（1006）真宗谒陵，令林特为行在三司副使，参与制定新茶法，使朝廷每年能增加茶税收入，被提升为礼部郎中。由于他办事精干，理财有方，“据案终日不倦，真宗数访以朝廷大事”（《宋史·卷二十七林特传》），授命编撰《会计录》。
  大中祥符元年（1008），真宗封禅泰山，第三年祭祀汾阴，林特均任行在三司副使。七年，为行在三司使。天禧四年（1020）升任工部尚书兼太子宾客。乾兴元年（1022），仁宗即位，调林特为刑部尚书、翰林侍读学士。同年底，因其好友丁谓（官居宰相），勾结宦官雷元恭，遭贬职为崖州司户参军，林特亦被贬任许州（今河南省许昌县）知州，后调回任户部尚书。不久病逝，追赠尚书左仆射。
  林特“天性邪险，善附会”，与朝官丁谓、王钦若、陈彭年、刘承硅等，被时人号称“五鬼”。他的主要著作有《会计录》三十卷、《东封西祀朝谒太清宫庆赐总侧》三十六卷（732字）。
  传文七百多字，大抵撮译《宋史》本传而成，加注了公元纪年和今日地名，并尝试推断林特生年的范围。主要的不足是官称罗列多，生平事迹少，人物具体功过不明。另外，三处标示《宋史》卷数皆误（原文为脚注）。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南平地区志》卷49采录其文，删减百余字，称林特“约生于后周广顺元年（951）”，无实质性改动。
  中华书局1995年版《宁德市志》卷32“人物传”载：
  林特（生卒年月不详），字士奇，号余波，漳湾南埕人。
  其祖林揆，于唐末出任永顺场长。后唐长兴四年（933年）升永顺场为顺昌县，林揆为顺昌首任知县。其父延安于宋端拱二年（989年）赠朝奉大夫、徽州郡守，是年定居南埕，归籍宁德，为南埕林氏肇基始祖。
  ……
  咸平中（998～1003年），度支使梁鼎制置陕西青白盐，言陕西沿边解盐，请勿通商，官自鬻之。同制置陕西青白盐事杜承睿则言，禁青盐后，边民必冒法图利，私贩青盐，助寇资而结民怨。前后上议异同，真宗未能决断，于是命盐铁勾院判林特与永兴知军张泳详议此事。特、泳议后，“以为公私非便，请复旧商”，真宗纳其议，诏责鼎，罢度支使。
  景德二年（1005年），真宗命盐铁副使林特、崇仪副使李溥等就三司悉索旧制评定而召茶商论议，别为新法。茶法新制裁定后，为国库增加了许多收入。景德元年，施行旧茶法，课税得569贯；二年施行新法，课税得461万贯；三年得208万贯。林特说：“所增盖官本少而利乃实课也。”四年秋，林特等皆迁官，真宗仍诏三司行新茶法，“不得辄有改更”。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林特和李溥等编成《茶法条贯并课利总数二十三策》上呈真宗。自新茶法推行后，国家财政年增课税百余万贯。
  ……
  林特精于理财，忠于职守，真宗曾多次访林特并与之商议国策大计。特兢兢业业于吏职，据案终日不倦，积劳成疾。虽体质羸弱，然未曾一日告假。及得疾，才五日而卒。赠尚书左仆射，太后遣中使祀奠。
  特子二，潍、洙。潍亦有吏能，历官至三司盐铁副使；洙官至司农卿、知寿州。
  特之孙女林贞，为神宗皇妃。贞人品端庄，有凤毛麟角之姿，幼选入宫，既长得幸。生燕王俣、越王偲、邢国公主。死后诏用一品礼葬，赠贤妃。现漳湾港尾南崎山留有古墓，故老相传为南埕林氏帝妃父母（林洙、吴氏）之冢。南埕林氏宗祠门竖帝封联：“宋北贤妃光梓里，闽南国母耀邻封，横披“九牧芳香”。村前旧大路有榕树两棵，钦旨立碑：文官下轿，武将下马。故称“官落下”（1135字）。
  原文一千一百多字，除了引述《宋史》本传，还使用旧志、谱牒、民间调查材料，补写其父林延安迁居宁德，其女林贞为神宗皇妃，断定林特为漳湾南埕村人，号余波。主要问题是传主行迹录好不录坏；对资料辨析不精；对旧史记事缺乏必要的解释。盐法、茶法改革是林特的两大建树。市志林特传述其处理盐事纷争的背景，说：“咸平中（998一1003）度支使梁鼎制置陕西青白盐，言陕西沿边解盐，请勿通商，官自鬻之；同制置陕西青白盐事杜承睿则言禁青盐后，边民必冒法图利，私贩青盐，助寇资而结民怨，前后上议异同，真宗不能决断。”这里虽是简单抄撮史书，却混淆了解盐和青白盐。实际上，陕西沿边处在北宋与西夏交界地带，两方互有食盐交易，解州盐池在今山西运城地区，当时也属北宋永兴军路管辖；青白盐池在今宁夏盐池县，当时在西夏境内，有乌、白二池（湖）。作者没有真正读懂史料，传文便表达得缠夹不清了。该传文又述林特茶法改革之效果，说“景德元年施行旧茶法，课税得596万贯（原文漏“万”字），二年施行新法，课税得461万贯，三年得208万贯”，这些数据采自《宋史·食货志下》，与《群书考索后集》引林特《茶法条贯·序》、《宋会要辑稿·食货类》、《续资治通鉴长编》诸书的数字互有同异，重要的是这些课额数都无疑包含了虚估，而虚估的比例各年不同，单纯罗列这些数字毫无意义，甚至可能让人误会新法实行后政府收入反而逐年降低了。另外，林延安官称有误，严重影响“林特是漳湾南埕人”的说服力。
  三、笔者试拟的林特简传
  林特（约955—约1024），字士奇，顺昌人（一说宁德漳湾人，目前证据不足）。曾祖林嵩，霞浦人，唐末进士，闽东著名诗人。祖父林揆，五代时为顺昌首任县令，移家闽北，清康熙版、光绪版《顺昌县志》卷四都仍说他为长溪人。
  林特从小聪明好学，十岁就能写出好文章，在南唐治下，当过兰台校书郎。南唐降宋后，在宋太祖一朝，林特相继在长葛（今属河南许昌市）、遂州（今河北徐水县）、陇州（今陕西陇县一带）等地担任地方官，颇有一些政绩。到太宗朝，林特为京兆府（长安地区）通判。至道二年（996）在攻打西夏李继迁的战争中，负责筹措军需，提早送达，得到宰相吕蒙正的赏识，推荐为三司使户部勾院判官。在北宋英宗朝以前百年间，三司统管国家财政乃至全国经济事务，号称计省，长官三司使号称计相。其副职分设盐铁、度支和户部三个副使。户部勾院是户部的主要办事机构，主官称判官，主管审查各地向三司申报的属于户部方面钱粮出纳的帐册簿籍，复核有无差误，防止财赋进出上的漏洞。真宗咸平四、五年间（1001—1002），陕西度支使梁鼎建议不再允许商人参与售盐，对食盐实行完全官卖，引起诸多不便。林特受命乘朝廷专车入陕，会同当地（永兴军路）长官张詠商讨处理办法，恢复由盐商协助营销的旧制。林特回朝，升任三司户部副使，参加内朝议事，开了三司副使入内朝议政的先例。景德元年（1004），林特改任盐铁副使，对陕西军备粮草的入中办法作了一些改革。所谓入中，是北宋为沿边储备军用粮草和京师改善财政而长期实行的一种制度。商人将粮草和现钱有偿交纳到沿边政府或中央朝廷（入中），由政府根据入纳地远近等因素折算高出原价的幅度，发给钞引（即有价凭证，一般以盐、茶等物支付）到京师或其他地方兑付（称为折中）。“入中”与“折中”，实即一种特殊的易地兑付的期权交易。此中以溢价率的掌握最为困难，高了则政府茶、盐利润大量流失，低了则商人“入中”积极性严重受挫，但当时总的倾向是溢价率过高（常年二至四倍，战时可达十倍，极边地区甚而高至二十倍）。林特下令入中以现钱银锭为主，“入中粮草”按实价计算，发给盐引，并制定了《陕西州军入中钱文则例》，把支付各地“入中”钱物的盐价折算限制在一定的幅度之内。林特的盐法执行后也有弊病，但它毕竟为北宋实施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解盐改革——范祥钞盐法的基本精神提供了最初的蓝本（山西解州盐池位于晋南盆地，是世界第三大硫酸钠型内陆湖泊，自古为我国北方最重要的产盐区）。
  真宗时期对夏、对辽战争耗资巨大，沿边“折中”对茶叶的需求也急剧增长，政府以高额虚估价来招诱商人，虚实价之比达5：1至10：1，同时也造成茶引过剩，商人不能兑取当年的现茶。景德二年（1005），林特主持茶法改革。其主要内容，一是限制溢价数额。规定“入中”以实价计算，京师“入中”钱物实值50千的，给100千实茶；河北缘边给110千实茶，次边给105千；河东、陕西缘边、次边则给115千至106千实茶。这样，就把“入中”钱物的溢价率限制在100%—120%。二是以“时价”收购旧茶引。所谓时价，即当时已大大贬值的市价，初时100千钞引，官价19千，后一再下降至八九千以下。三是朝廷派提点官加强场务管理，根据管理实绩给予赏罚。四是茶税统一交到京师。五是对商人持茶引前往交易所“算茶”设立期限，逾期者每十分另外再交纳二分缗钱，称为“贴纳”。至大中祥符二年（1009），李特等人将改革的做法和成效编为《茶法条贯》。林特的茶法改革，只限于茶叶销售环节上的交易，旧有的整个茶叶产销管理体制并未发生根本上的变化；只是降低了茶叶的虚估溢价，并没有真正解决虚估问题。但它作为北宋朝廷针对茶叶虚估之弊而进行的第一次改革，毕竟将沿边“入中”的虚估情况从7：1左右降到2：1左右，大大减少了政府在茶叶利润方面的损失，又通过贴纳、收购旧引等措施，侵夺商人利益，使政府茶叶税利在一定时期中显著上升，从而扭转了三司使主官丁谓所说的“边籴才得五十万，而东南三百六十余万茶利尽归商贾”的严峻局面。据专家估算，实行林特茶法一年后，景德三年政府实际茶课收入就已经超过政府所立定额（此额沿用于咸平元年至嘉祐三年即公元998—1058），在年成最好的大中祥符七年（1014），茶课实际收入达到390万贯。此后，屡有大臣批评林特茶法产生的新流弊，朝廷也做过一些小调整，但基本格局不变。直到仁宗嘉祐四年（1059），朝廷废除榷货务山场制，允许商人与园户直接交易，官府收取茶租和茶税。这样虚估问题是彻底解决了，但放弃了专卖政策，政府的茶利并未增加多少。徽宗朝蔡京实行合同场法，政府通过控制茶引印卖，实行间接专卖，茶课收入才又有了很大增长。
  由于林特的茶盐法改革成效显著，表现出很强的理财能力，所以深得宋真宗的信任和重用。景德元年（1004）辽军大举侵宋，真宗率百官亲临澶州（今河南濮阳附近）前线，以林特留都主持三司公事。澶渊之盟签订后，真宗君臣为了粉饰太平，假造天降祥瑞，花费巨资大搞封禅活动，都把林特带在身边，以行在三司副使、权三司使、真拜三司使等职运筹财政大计，撰有《会计录》30卷。林特才佳而人品不佳，史书上说他“天性邪险”，善于揣摩迎合君主的心意，攀附权贵，宅心不仁厚，许多朝官担心受他攻讦中伤。他与品性相类的大臣王钦若、丁谓、彭龟年和宦官刘承珪结为一帮，权倾朝野，被时人指称为“五鬼”。“五鬼”道德伦理虽有严重缺陷，但都忠于赵宋，勤于吏职。史称林特“喜吏职，据案终日不倦”，身体羸弱，却“未尝一日谒告（请假），及得疾，才五日而卒”。“五鬼”文化素养高，而且各有专长，特别是在财政管理、工程技术方面，无人能出其右。他们适应了北宋偃武修文、重用技术官僚的政治体制转型需要，适应了宋真宗时国库耗费过半、理财矛盾凸显的特定形势要求，“奸邪”的“五鬼”遂成为真宗一朝最活跃、最能影响大局发展的一股政治势力。
  1022年仁宗继位时，“五鬼”中的刘承珪、陈彭年已经亡故，其他人也从此逐渐淡出政治舞台，林特曾受丁谓被贬官的牵累，而外放到许州（今河南许昌）当地方官。回朝后，升为尚书省长官（尚书都省判官）和吏部长官（勾当三班院）。史书没有记载他在仁宗朝有什么特别业绩留下来。